星期一早晨，钟轩仍然像往常一样，七点二十准时踏进了教室。他坐在座位上，看到高琳的座位空空的，显然没有来，他和周围的同学聊起了礼拜天去公园的见闻。七点三十分，马上就要早自习了，高琳才匆匆地走进教室。高琳走到自己的座位旁，把书包放在椅子上，然后一声不吭地坐在座位上，钟轩注视着高琳的一举一动。可是，整整半个小时的自习，高琳没回过一次头，甚至连和别人说话都是那么只言片语、稍纵即逝。钟轩偷偷地盯着高琳的后背，想从她一个细微的动作判断出她的想法。他担心高琳看到纸条生气了。要不为什么这么紧张。她会不会向老师告发呢？她要是告发了，自己该怎么办呢？钟轩感觉就像有两个自己，一个问一个答。可是，不管问答得多么仔细多么合理，他心里的慌乱总是平静不下来。下课铃响了，他心里一横，爱怎么着怎么着。反正自己没在那张纸条上写明要搭伴（搭伴是八十年代中期对早恋学生称谓）。
下课了，大家纷纷攘攘地站起身来，去厕所的去厕所，去楼道里放松的去放松，平常叽叽喳喳总是有话说不完的几个女生围在一起，继续叽叽喳喳。这时，高琳仍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趴在书桌上，一动不动。钟轩也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呆若木鸡似地，一会儿看看高琳的后背和后脑勺儿，一会儿向四周张望着。周围的同学几乎全都不在座位上，他俩这里异乎寻常地安静。猛然，高琳站起身来，转过头，眼睛盯着钟轩，脸上红扑扑的，问道：“书呢？”钟轩被问愣了，半天没回过神儿来。霎那间，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忙回答道：“哦！在这儿！”他麻利地从书包里拿出那本《笑话》，递给了高琳。高琳接过了书。
他小声儿地问：“你看见那个纸条儿了？”
“嗯！我给撕了。”高琳拿着书，绷着个脸，说道。
“啊？”钟轩惊讶地看着高琳，难以置信地问：“撕……了……？”
“啊！”高琳嗔怪道：“不撕了干吗？留着，回来让我奶奶看见，……。”由于高琳父母的家住在市内别的区。她从小一直都是爷爷奶奶看养大的，后来爷爷去世了，她仍然和奶奶在一起。
“噢！”钟轩如梦初醒似的点了点头，那幸福的感觉迅速传遍了全身每个细胞。
后来，二人约定好，高中不谈朋友。等高中毕业、考上大学，再正式交往。有了君子约定，二人分别在自己心底给对方保留下了那个最神秘最重要的位置。平时，他们会偷偷地传递纸条，纸条上是他们纯洁朦胧的感情流露。每当看到对方现出烦闷的神情，彼此都会立刻写上鼓励的话语，和对未来的憧憬和梦想，还有深切的关怀。尽管他们自认为做得很隐秘，但还是被同学们抓住把柄，招来大家的哄笑。此时，俩人红着脸，嘴上和别人辩驳着，心里却在偷偷品尝着这份甜蜜。
转眼，三年的高中生活结束了。一九八七年夏天，钟轩和高琳分别考进了本市的两所大学。两所大学都是名校，一所文科大学一所工科大学，两个学校的校园相连。可是，钟轩因为分数的问题，考取的是理科大学的外贸委培大专生，高琳则如愿以偿，考取了文科大学的英语专业本科。虽然有些遗憾，但对于门槛非常高待遇非常好的外贸系统，钟轩还是愿意牺牲掉自己能上个本科的分数，而投报热门的外贸大专委培生，这是他梦寐以求的。
填报志愿前，俩人曾偷偷跑到市中心的河边花园，商量了很多次。钟轩坚持报大专委培，他非常想进外贸系统，他觉得外贸系统待遇高、有发展，而且也体面。可是，高琳觉得钟轩的分能考上一个差一点儿的本科，如果那样，两个人学历差不多，她父母不会太瞧不起钟轩。钟轩生气地说：“我宁当‘鸡头’，不为‘凤尾’。我宁可上好的大专，也不上差的大本。”高琳也觉得进外贸的机会非常难得，应该抓住。可是看着钟轩那不上不下的分数，她抱怨钟轩考的分数不好，说道：“你当时要是再努力点，多考点分，跟我报一个学校，你报外贸专业本科多好，那将来不更有前途……！钟轩瞪了她一眼：“废话！你以为我不想多拿点分？分数多少是判卷老师给的，我的任务就是答卷，反正我能答得都答了，分数是变不了了。”过了一会儿，他看了看坐在一边撅着嘴一声不吭的高琳：“上了本科也不见得水平就高、将来的发展机会就好。有没有前途，关键在人，不在本科专科。懂吗？你个头发长见识短的……。”高琳有些生气了：“你再说我头发长见识短？我跟你玩命。……我告诉你多少次了，不许这么说我。再这么说，我真不搭理你了。一个落后生。哼！”钟轩觉得高琳是在挖苦他，他沉着脸，坐在那不说话。高琳一看，忙赔不是，这才风平浪静。
钟轩拼命要报大专委培生，他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他家一般偏差的条件状况是众所周知的。钟轩的父亲是名技术工人，母亲曾经有工作，但为了照顾好四个孩子，在钟轩刚满一岁的时候，就辞职在家，成了家庭妇女。钟轩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一家六口人曾经一起挤在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三级跳坑”平房里（意思是胡同比马路低、院子比胡同低、屋里比院子低），后来，两个哥哥大了，平房里实在难以容纳，两个哥哥就到姥爷家挤一挤。姥爷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两间屋。当时，钟轩的两个姨和大舅已经结婚成家，搬出另过，只剩下老舅。平时，姥爷姥姥住一间屋，老舅住一间屋。于是，晚上钟轩的大哥二哥去和老舅住在一起，家里才算宽绰一点儿。钟轩的大哥在乐器厂工作，人长得非常英俊，后来经人介绍交了一个北京女孩，女孩儿的父亲是北京房管局的一名高级工程师，成家以后，户口工作全都调到了北京。二哥成家以后留在本市，也已经另起炉灶。姐姐当年“五一”刚结婚。可以说，住房问题一直像块癣，贴在张轩家，怎么弄都弄不掉。因此，两个哥哥和姐姐相对象处朋友时，考虑最多的还是房子和对方的家庭条件，而不是相悦的感情比重的大小。虽然，他曾认为哥哥姐姐的婚姻里有太多的功利，是一种不幸，使他对爱情减少了信心，但是，他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希望尽早摆脱那长长的梦靥般的困境。
填报了志愿后，钟轩瞒着家里约上五个同学，骑着自行车去了一趟离家二百多公里的山海关。酷暑的时节，风吹雨打，日晒雨淋，路途遥远，常常风餐露宿，他心里却有一种与命运抗争的激情和快乐。过了一个星期，当钟轩妈妈看见晒得黝黑黝黑、疲惫不堪的儿子时，一边数落着，一边偷偷抹眼泪。后来，看到钟轩因暴晒而全身脱皮，钟轩妈妈骂道：“再这样，就别回来了。”钟轩咧着嘴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