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领地状态
天主教双王留下的西班牙虽然没有完全统一，但却是一个拥有约800万居民、相对繁荣的国家（人口规模是当时法国的一半，英国的两倍）。虽然如此，过去一个世纪，西班牙却没有像意大利和佛兰芒那样经历城市、乡村的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
1507年的瘟疫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安达卢西亚特别严重，此后，西班牙人口又恢复稳步增长。这让聚集了西班牙80%人口的卡斯蒂利亚可以为意大利的军队补充兵力，而不破坏农村中的农业和美利奴羊养殖业（掌握在强大的梅斯塔荣誉会和同样强大的布尔戈斯生羊毛出口组织手中）的平衡。
在许多城市，纺织业依然蓬勃发展。土地足以养活它的人民。好年景时，谷物、橄榄油和葡萄酒有大量盈余以供出售，销路极广，市场遍布欧洲；此外，还有伊比利亚半岛的特产，如大米、柑橘、香料、干果、染料等，还有珍贵的矿物明矾。卡斯蒂利亚的主要集市——梅迪纳·德尔·坎波（每年两次为期五周的集市）、巴利亚多利德、梅迪纳·德·里奥·塞科，比利亚隆，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商人，他们不再背着大量硬币，因为在那里可以用汇票交换货物。
然而，西班牙有一些弱点让人对未来感到不安。人们已经注意到土地要么是被大地主垄断（特别是在贵族大量从事经济活动的安达卢西亚），要么是被卡斯蒂利亚梅斯塔的畜牧业者垄断，这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制造业和高端商品贸易不再是布尔戈斯羊毛商人的特权，而是往往掌握在外国人手中：长期定居在塞维利亚的制呢商、丝绸厂厂主、德国印刷商、银行家、保险人和***船东，还有意大利或佛兰芒的工人和老板。随着与“新世界”交通往来，他们的殖民地规模将翻倍。
蓬勃发展的造船业也主要掌握在股份公司手中，其中***股东占多数。大型造船中心集中在阿拉贡最富有的城市瓦伦西亚，那里有7万人。而一个世纪前就已领先的巴塞罗那当时的人口还没超过25000人。
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地中海强国之一的加泰罗尼亚为什么会急遽衰落呢？
加泰罗尼亚的衰落，瓦伦西亚的繁荣
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一直责备1410年根据《卡斯佩妥协方案》而继承巴塞罗那伯爵家族阿拉贡王位的卡斯蒂利亚王朝。在他们眼中，这些“外国”国王——安特奎拉的费尔南多一世、胡安二世和他的儿子、天主教徒费尔南多，都没有打算向在妥协中站在乌尔赫尔伯爵这一边的加泰罗尼亚赠送礼物。
现实似乎更加复杂。加泰罗尼亚在1380年至1420年受到了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领主和农民之间的长期冲突也要为加泰罗尼亚走向衰落的不幸负主要责任。
新的阿拉贡君主希望促进更公平的社会秩序，支持农民，改革农奴制（remensa），而加泰罗尼亚城市和农村的财阀、甚至巴塞罗那的权力机关在1462年发动了一场为期10年的反对胡安二世的内战，这迫使费尔南多的父亲到赫罗纳避难，并接受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帮助，后者借此侵占鲁西永和塞尔达涅。直到1472年，巴塞罗那的顽固抵抗被击败，加上老国王的温和措施，局势才重新恢复了稳定。
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认为，这场加泰罗尼亚贵族为了捍卫其特权而引发的内战确实是其没落的原因，两个世纪以来，加泰罗尼亚沦为次要地位。如果我们想到，直到1477年，在胡安二世的倡议下，巴塞罗那才在其港口修建了一座石堤，那么就不奇怪这个曾经辉煌的城邦会这么快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瓦伦西亚。
一个意料之外的命运
西班牙，这个才开始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新兴强国准备好接受命运赐予它的下一任统治者——未来的皇帝做它的君主，并在同一年开始征服比其本土面积大20倍的海外领地了吗？
等待它的冒险是如此宏大，以至于人们有时会忘记了代价。卡斯蒂利亚再次以征服者和殖民者的姿态踏上了“新世界”。毫无疑问，从这个神奇的来源提取的巨额财富让这个国家养成了坏习惯（人们反复说这是西班牙未来衰落的原因），但这是“它的事业”，可以说是它在海洋上通过大胆无畏的行动所获得的财产，就像上个世纪意大利是无畏的加泰罗尼亚-阿拉贡人在地中海通过征服获得的回报一样。
另一方面，西班牙王位传给哈布斯堡家族后代将被证明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将把西班牙拖入无止境、毁灭性的战争中。西班牙不得不支持这些事业，几乎独自提供征战所需的物资和人员，对它而言，除了其武器发展之外没有其他好处。
帝国遗产如此诱人，但要以昂贵的生命和金钱为代价，从长远来看，它与建设更稳固的国家理念相悖，会让西班牙耗尽人财。这些危险很快被许多有远见卓识的人察觉。然而，1519年至1522年间在“雄心壮志的空间扩张”面前，西班牙人民也体会到了与1492年完成征服时相似的飘飘然。因为在这短短的三年里，最杰出的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征服了墨西哥，在阿兹特克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新西班牙；巴斯克胡安·塞巴斯蒂安·埃尔卡诺指挥着麦哲伦探险队最后一艘幸存船舰，完成了第一次英雄式的环球旅行，并顺利返回塞维利亚港；而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国王卡洛斯一世仅用了两年时间，就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王冠，成为查理五世，并继承了哈布斯堡家族和勃艮第公爵的共同遗产。为了“日不落”帝国的荣耀，西班牙增加了新领土的负担，从米兰到尼德兰，经过弗朗什-孔泰，构成了“从比利牛斯山到北部平原”著名的钳形地带。无论如何，这都让法国国王们担心。
勃艮第王子
根特的查理【1】只有16岁时，他的外祖父、阿拉贡的费尔南多就去世了。1500年，他由天主教双王的女儿珍妮和美男子费利佩（他本人是勃艮第的玛丽和哈布斯堡王朝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儿子）所生。因此，查理有一半西班牙血统，四分之一勃艮第血统，另外四分之一奥地利血统。
查理在只说法语的布鲁塞尔宫廷里长大，他认为自己首先是勃艮第王子，是路易十一的伟大敌人的曾孙。因为祖传领地被路易十一剥夺，查理长期梦想着收回勃艮第，追随着他的祖先、法国国王们的对手——西方大公爵。
在考虑他被召唤去统治（只要他母亲仍然活着，就要以他母亲的名义）遥远的西班牙之前，他的目光已经自然而然地投向了帝国。
他的祖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年事已高，该考虑找接班人时，在所有这些尊贵的皇帝候选人中，包括弗朗西斯一世和英格兰的亨利八世，查理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为了让他有更多机会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的参谋们认为没有必要等待“疯女”珍妮去世或让位，就宣布他为西班牙国王，并在布鲁塞尔举行登基仪式。因此，查理甚至在踏上自己王国的土地之前，在摄政者西斯内罗斯红衣主教和议会没有表明态度的情况下，于1516年3月14日，在异国土地上成为阿拉贡国王和卡斯蒂利亚国王。
在大多数西班牙人眼中，尤其在认为王位并没有真正空缺的卡斯蒂利亚人眼中，这是一场真正的政变，是羞辱和不必要的挑衅：他们国家的命运是在自己国家之外被决定的。正在准备起义的领导人首先关心的是拜见仍然被关在托德西利亚斯的卡斯蒂利亚合法女王，希望看到她带头反对她的儿子。
西斯内罗斯红衣主教更聪明。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他向既成事实低头。这位在信仰问题上不宽容、行动上不妥协、践行苦行生活的伟大人物在别人都退休时进入了政界，在这个危险升温的王国里，成为从费尔南多到他外孙之间和平过渡的主导者。更难能可贵的是，当时他的权力有限，很难维护自己的权威。
查理最终决定在1517年10月到达半岛。年事已高且身怀疾病的西斯内罗斯赶忙到拉雷多的坎塔布里亚港口迎接他。然而80多岁的红衣主教在途中去世，这位年轻的君主失去了最好的顾问来指导他在未知领域迈出第一步。
他乘坐的船被暴风雨吹得偏离航向，最终，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卡洛斯一世在维拉维西奥萨（阿斯图里亚斯）码头上岸，随行的有他宫廷里的“佛拉芒”大领主们（大部分是讲法语的瓦隆人）、还有像格兰维尔父子这样来自现在弗朗什-孔泰的勃艮第人、萨瓦-皮埃蒙特（前阿尔勒王国的继承人）如加蒂纳拉大法官，另外有一些西班牙人，其中包括许多在费尔南多重新掌权后流亡尼德兰的美男子费利佩的支持者。
这些上流社会的外国人上岸，凶恶的样子立即让查理的新臣民感到寒意。反观查理本人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他被认为是一个借来的王子，刚刚走出青春期，甚至懒得好好了解卡斯蒂利亚。
查理短暂拜访了托德西利亚斯，亲吻他的母亲并接受她的祝福，但这并不能让他在卡斯蒂利亚人眼中拥有更多合法性。西斯内罗斯的工作似乎被否定了：他信任的人被赶走，他排除的腐败官员又被召回。新强人是布鲁塞尔人——傲慢的纪奥姆·得·克罗、奇夫雷斯勋爵，他任命自己20岁的侄子为托莱多大主教，也就是伟大的红衣主教留下的重要职位，这个任命引起了人们的愤慨。
14个月后，1519年1月，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去世。在查理的巡回法庭上，唯一的议程就是选举出下一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的爱国情绪，以及银行家福格尔的财富，都支持哈布斯堡家族继承人做皇帝，似乎只差卡斯蒂利亚提供加冕礼的费用了。
议会提出抗议：除了提供特殊的补贴，他们还被要求投票支持新皇帝。他们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直觉，这位被赋予帝国尊严的新君主将带领西班牙进入超出自身利益的冒险之中。萨拉曼卡的方济各会教士撰写了一份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宣言，支持议会的强烈抗议，该宣言在全国广泛传播，成为公社的“圣经”。
但这没有什么用。起初，在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召开的议会拒绝了王室要求的增税计划，然而一个月后在科鲁纳召开的新议会在巨大的压力下接受了这个计划。1520年5月20日，查理终于扫平了一切障碍，开始奔赴属于他的帝王之位。他以前的宗教导师乌特勒支的阿德里安红衣主教——未来的教皇阿德里安六世，将在王家委员会的协助下代替他管理伊比利亚半岛。
公社对抗帝国
当西班牙的卡洛斯一世（根特的查理在西班牙即位后为“卡洛斯一世”，1516—1556年在位）还没有到达即将举行加冕仪式的亚琛，卡斯蒂利亚的主要城市就爆发了第一次起义。托莱多在4月份率先赶走了国王委派的市长（corregidor），并建立了一个名为“公社”（comunidad）的城市公社政权。塞戈维亚、萨拉曼卡、托罗和阿维拉很快效仿，8月，第一个起义军政府成立。
受到一连串暴动影响，这个旧卡斯蒂利亚中心地带的城市为了控制麦地那·德尔·坎波火炮库与摄政者阿德里安的军队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导致城市被烧毁，整个国家几乎被火光照亮。
9月底，在卡斯蒂利亚议会拥有席位的18个城市中，13个处于战争状态。然而，刚起义不久，起义军就遭受了第一次失败。为了寻求起义的合法性，其军事领导人把军政府移到了托德西利亚斯，强行打开了幽禁珍妮女王的城堡大门，他们恳求女王夺回王权，并加入他们的事业。但查理的母亲没有顺从。起义军不得不独自走在自由的道路上，一个词不断出现在他们的宣言和战争口号中：圣地亚哥自由！
那么，这些公社成员（comuneros）到底是谁？他们给自己起的这个名字被翻译为“公社”，不可避免地让人联想到法国的巴黎公社，以及1873年西班牙第一共和国领导人打开了联邦制闸门后不得不面对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小行政区革命”（révolution cantonaliste）。
16世纪初的公社运动从某种角度来说出现了现代革命的特征：在城市中发生，以及影响相当广泛。
正如何塞·安东尼奥·马拉瓦尔和约瑟夫·佩雷所指出的那样，“el comin”一词是“普通”的意思，指的是普通民众，而不是特权精英；正如公社是指由爱国主义情感驱使，反对统治者个人和王朝利益，向城市、地区或国家社群提出建立“第三等级”的思想。
总之，这就是推动这次起义的思想，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工匠、小商人、文人【2】（letrados）、世俗和正规神职人员最为活跃。萨拉曼卡方济各会宣言中表达了一种真正的早期民主思想：人民通过城市公社代表更真实地参与王国治理。也许这些公社社员也在向意大利城市共和政体独立的理想看齐，却没有思考这些极端化的城市自由理念与他们宣称要寻求的民族凝聚力不相容。
我们是否应该更进一步，从这场武装起义中看到他们的真正意图是推翻天主教双王建立的稳固秩序，将君主置于议会的监督之下？这是事件的几个直接目击者所表达的观点，并被一些作者引用来谈论“现代革命的流产”。
这场资产阶级和民众的运动中，中小贵族成员担任了军事首领的角色。然而，除了少数大领主，如佩德罗·吉隆或因佛兰芒人利益而被剥夺财产的萨尔瓦蒂埃拉伯爵，其他大贵族态度谨慎，对这场运动持怀疑态度。在查理五世回到西班牙后颁布的赦免令里没有受益的三百多人中，只有63名贵族，其中大部分只是绅士或城市寡头势力。
然而，公社最杰出的领袖胡安·德·帕迪拉是托莱多大贵族，他的妻子玛丽亚·德·帕切科是强大的滕迪拉伯爵的女儿。在他身边还有两个英勇的绅士，和他一样成为国家烈士：塞戈维亚的胡安·布拉沃和萨拉曼卡的弗朗西斯科·马尔多纳多。
1521年4月23日，在比利亚拉尔平原上，公社的英雄事迹结束了。在取得一定成功后，他们的势头被抑制，乌特勒支的红衣主教阿德里安的保王军在他们面前集结军队，构建起了严密的战线。最后摄政者的“白十字”军战胜了帕迪拉的“红十字”军，后者在溃退中，其手中举起的红色十字架也被扯掉了。战斗的第二天，3名起义领袖的头滚落在塞戈维亚行刑者的斧下。
在沃尔姆斯宗教会议上，查理刚刚在一场戏剧性的听证会中接见了马丁·路德，除了对持不同政见的教士下达禁令外也没有其他的结果。查理皇帝明白了他的前导师给自己的慎重建议：他已经吸取了教训，不再把西班牙视为他政治中的次要问题。
为了给丈夫报仇，玛丽亚·德·帕切科又组织了持续10个月的托莱多抵抗运动，从而登上了西班牙历史上女性反抗英雄的殿堂。1522年7月，查理返回西班牙，又处决了十几名官员，但承诺尊重卡斯蒂利亚各城市的特权（fueros），并于1523年11月颁布了一项相当广泛的大赦令来安抚民众。
鲜为人知的是与卡斯蒂利亚公社运动同时发生的阿拉贡日耳曼人起义，同样轰轰烈烈，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与卡斯蒂利亚赫尔曼达人关系密切的日耳曼人的起义是对抗贵族和富人的“兄弟会”：连续的社会动荡支配了加泰罗尼亚，并蔓延到巴利阿里群岛和瓦伦西亚，在那里1519年的瘟疫和野蛮海盗入侵造成了严重破坏。
这场运动的中心是被贵族遗弃的大城市瓦伦西亚，自治组织控制了该市。1521年7月25日，公社在比利亚拉尔战败3个月后，日耳曼军队在甘迪边境起兵击败了王家军队，并赶走了被派来恢复秩序的总督。起义军不满足于破坏贵族的领地，还袭击他们的穆斯林劳动力，称他们是蛮族的间谍，会屠杀或强行施洗平民。
在反领主、反税收的起义中，工匠行会扮演了主要角色，不过他们没有像卡斯蒂利亚的起义者那样表现出明确的政治意图。另一方面，它代表着民众面对人口压力，甚至对劳动力市场上来自摩尔人竞争时的恐惧，有时还带有弥赛亚的色彩，这点体现在《杰蒂瓦》（jetiva）中一个奇怪人物——隐秘的王子（el encubert）身上。他自称是1479年去世的王子唐·胡安和他的妻子勃艮第的玛格丽特的儿子，他听从上帝的旨意回来重建王国。
瓦伦西亚的战争一直持续到了1521年11月首都投降之后。直到次年9月，在领主和王家军队的打击下叛乱才真正结束。冲突期间和冲突后造成的伤亡人数比公社运动更多。
在阿拉贡的领地上，领主经常施行暴*，地方起义仍然还会爆发。卡斯蒂利亚的公社运动和莱万特的日耳曼人运动，无论多么不同，都可被列入中世纪西班牙最后的挣扎，此后这个国家将进入现代时期。
动乱贵族的驯服者、费尔南多和伊莎贝拉统治时期留下的印记，被证明是帮助他们的继承人巩固统治开端不稳定时期的宝贵优势，军队“为国王效力”将日益成为体现西班牙荣誉的强制规定。
因此，法国在纳瓦拉的进攻为许多公社社员提供了展现他们爱国主义精神、迅速赎罪的机会。入侵者被猛烈地击退到了芬塔拉比。
卡洛斯一世这个阴沉的孩子进入西班牙时失败了，而查理五世则成功回归了。皇帝与西班牙的联合是伴随着1526年他与一位西班牙-葡萄牙公主、他的表妹（她是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的女儿，也是天主教双王的外孙女）的婚礼一起进行的。
容光焕发、美丽恬静的伊莎贝拉皇后比他小3岁，是温暖的南方能提供给欧洲北部孤儿最珍贵的礼物。查理忠贞不渝地爱着皇后，直到她于1539年去世。他在格拉纳达的蜜月，正如迷恋一位葡萄牙女士的士兵诗人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所见证的那样，是不可磨灭的记忆，把他的身体永远和一块不太接纳他的国土绑在了一起。
在欧洲各条战线上
皮埃尔·乔努写道：“如果要我用一个词来定义查理五世，我会说他是传承之子，他的血统里虔诚地保留着父辈的记忆。”这解释了皇帝为何执着于紧握王朝的机遇，保持脆弱的“纸牌屋”的平衡。
在这个记忆中，神话般的勃艮第遗产，同样神话般的金羊毛秩序【3】，以及一点点强加给西班牙的奢华的宫廷礼仪（查理本人口味简单，更多的是他的继承人喜欢繁文缛节）可能占了大部分。查理在去世前不久对着完全是西班牙人的儿子费利佩二世交代：“不要忘记勃艮第，我们的祖国！”
对神圣遗产的绝对尊重——哈布斯堡家族拥有的帝王头衔以及基督教根深蒂固的观念，似乎使查理五世与同时代的弗朗西斯一世和亨利八世相比，表现出更加复杂的特点，他既有中世纪欧洲骑士的价值观，又对所有现代之风保持开放态度。
人们还没有看到，有两次他不让士兵冲锋陷阵，而是拿着剑或匕首独自走到军队前线，要和法国国王决斗，解决他们的纷争。我们强壮的“骑士王”的提议就像另一个时代的突发奇想……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理想君王，虔诚地捡起提香掉在地上的笔刷，就像法国国王在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床边一样。面对路德派的反抗，他的态度是宽容的，他懂一点伊拉斯谟主义，千方百计防止基督教的分裂。
他还主张对教会进行深度改革，反对美第奇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后者顽固地拒绝了召开宗教公会议，担心会议转而审判教皇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对查理来说，圣彼得宝座已经落入一直与敌人建立联盟的政治家手中：实际上，罗马已不是真的在罗马了。这就是为什么在1527年波旁陆军统帅带来德国雇佣兵（很多人是新教徒）洗劫“永恒之城”时，他没有感到内疚。
如果我们粗略浏览查理的战争事迹，首先要数向弗朗西斯一世开放米兰公国的马里尼亚诺战役10年之后，在帕维亚之战（1525年）的辉煌复仇。它展现了“佛拉芒人”洛诺伊和西班牙-那不勒斯的佩斯卡拉指挥的帝国武器令人眼花缭乱的优越性，现代战略家们和伟大的将军组建的卡斯蒂利亚大方阵（tercios），打败了用老式方法战斗的敌人——年轻热情的统治者身后“像比武一样”的法国重型骑兵。
弗朗西斯一世被迫把他的剑交给了洛诺伊和小他6岁的查理五世，这有多么辉煌的象征意义啊！他长期以来与查理激烈地竞争着。更丢脸的是，当不幸的法国国王发现自己被囚禁在马德里阿尔卡扎尔“可怕的笼子里”时，他需要达成查理所期待的条件：首先归还勃艮第，此外还要交一大笔钱，再交出他的两个儿子做人质，并且为了统治，这位法国国王和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的遗孀、查理的妹妹埃莱昂诺尔夫人举行了和解婚礼。
然而，这只是帝国和王国之间荒诞消耗战的第一幕，查理和弗朗西斯的私人恩怨使情况更加恶化，瓦卢瓦王朝的“好人”约翰的两个后代，一个来自法国，另一个来自勃艮第，仍然沉浸在（特别是在皇帝的家族记忆中）一场可追溯到一个多世纪前的双重谋杀的记忆中：勃艮第的约翰在蒙特劳的桥上（1419年）
被杀，是对12年之前奥尔良的路易在巴黎被杀的回应！
这段复仇故事就像科西嘉的仇恨一样历久弥新，不过从当时的战略考虑来看，显然只是传闻。
冲突的核心是查理五世需要从意大利北部坚固的军事基地确保他与尼德兰、德国的联系，而从西班牙到安特卫普的海上航线仍然受比斯开湾的变化无常和英格兰仁慈中立态度的影响，因此在杜夫尔的中途停留地实际上是必要的。
至于法国，我们以前在学校学过，长期以来总在思考如何避免南翼被由西班牙控制的帝国延伸土地包围。然而确有此威胁吗？我们可以按照皮埃尔·乔努的建议，先消除我们记忆中的传说。在他眼中，中心位置和周围王国密集给查理五世带来问题，而弗朗西斯一世以及后来的亨利二世决心在洛林切断它与外界的联系。
因此，人们必须在狡猾的借口中寻找他们当时一直有冲突的原因。结构迥异的两个大国在欧洲的中心互相较量、寻找对方的弱点。这可能是几个世纪以来唯一重要的现实。
斗来斗去的结果是双方几乎打成平局。经过无数次的曲折后，在1547年弗朗西斯一世去世时，局势实际上回复到了最初状态：查理五世管理米兰人和阿图瓦人，但哀悼着他从未打算进攻的勃艮第。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确实已属于法国了。
令人比较失望的是皇帝与他帝国里进行宗教改革的王公们的斗争。
在耗尽所有的外交资源之后，查理五世决心解决灵魂死亡的问题。当时，路德派势不可挡，他似乎有一个时刻说服了梅兰希顿，以路德教徒的名义避免基督教的分裂。加尔文也参加了其中一场辩论。但皇帝不是神学家！他年轻时在根特甚至没学过拉丁语，对此他深感遗憾。他很可能与他的交谈对象们一起谴责“赎罪券”，但肯定不能取代主教会议来讨论神的恩典、存在的问题，甚至是教士的婚姻！当特伦特主教会议在1545年3月最终召开时，分裂最终形成：它是反宗教改革的会议。
我们可以观察这个时期皇帝查理五世的特征，在普拉多博物馆提香所绘的骑马肖像里，他挥舞拳头，下巴紧收，眼神看上去比他征服者的形象要显得悲伤。这就是他在1547年马尔贝格战役中与信奉路德教但最终引起基督教分裂的臣民作战时的样子。
他取得过辉煌的胜利，但很快又遭遇了残酷的挫折。直到5年后，在因斯布鲁克，查理设法从萨克森公国的莫里斯那里逃脱。后者是路德派诸侯同盟的领袖，得到了法国新国王、信奉天主教的亨利二世的支持。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4】宣告了这次的失败：查理永远不会成为新的查理曼。现在，在帝国中心，每个人各得其所：教随国定。他一直维护的宗教团结从此属于基督教的过去式。
十字架和新月
在西班牙帝国的东部边界，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海岸受到了日益严重的威胁。1453年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后，这个自12世纪起成为地中海“基督教湖泊”的地区开始活跃起来。
从1521年至1526年，苏莱曼一世【5】占领了巴尔干半岛和匈牙利。匈牙利的国王，也就是查理五世的妹妹玛丽的丈夫在莫哈茨（今天匈牙利的希克洛什）灾难中丧生。1529年，他在维也纳的门口，而他北非的海盗盟友巴巴罗萨兄弟【6】很快将任为他的海军将领，成为地中海的真正主人。
从此西方国家与奥斯曼帝国的对抗不再是因宗教问题，而是出于紧急的国家安全需求。查理五世在谈判桌上说服西方国家做出反应。从1528年起，他唯一的重要盟友是伟大的***海军上将安德烈亚·多里亚，后者离开了弗朗西斯一世为自己服务。
1534年，查理五世对突尼斯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行动，他亲自带领军队驱逐了巴巴罗萨安插的苏丹。他胜利地进入拉古莱特，释放了两万名基督教俘虏，但很快就不得不放弃被巴巴罗萨再次侵入的地方。
1541年，他在阿尔及尔遭到失败，其舰队被猛烈的风暴驱散。他又一次亲自指挥远征，由墨西哥著名的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7】陪同。正是查理的这两次尝试使弗朗西斯一世在1536年选择与海盗的保护者和直接雇主苏莱曼一世结成军事同盟，目的是再次切断查理五世的通信，即西班牙港口和***之间的连接。与此同时，弗朗西斯入侵了皮埃蒙特和萨伏伊，这激起了查理五世在普罗旺斯的报复战（包括从马赛陆路和海路发起的攻击）。结果又是一场平局，互相攻击的两个君主在艾格斯·莫尔特斯达成了休战协议，查理甚至穿越法国到达尼德兰，在巴黎歇脚……
但在1543年，由于法国国王支持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新教诸侯之后，两年前的敌对行动又恢复了。由巴巴罗萨指挥的土耳其舰队和112艘双桅战船在马赛受到国王代表阿迪马尔·德·格里尼昂的隆重欢迎。恩希恩伯爵的法国舰队加入奥斯曼帝国舰队，一起轰炸萨瓦的尼斯，科西嘉骑士保罗·西莫尼英勇地保卫这座城市。
继马赛之后，土伦的民众会长久地记得他们被残酷地驱逐出居住地，以安置凶恶的巴巴罗萨的3万名海军和陆军。法国舰队甚至受邀陪同其盟友到达金角……并对它的新盟友在利帕里群岛和卡拉布里亚实施的大逮捕和屠杀视而不见。
许多法国军官都觉得这些不光彩的事件对法国的威望毫无帮助。西班牙人对当时巴巴罗萨的恐怖行径极其敏感，因为与他一起的叛教基督徒——德拉古特、艾登、哈桑·帕沙经常在西班牙领土的海岸作战，特别是在巴利阿里群岛。据一位穆斯林编年史作家说，光在阿尔及尔，也就是塞万提斯未来待过的监狱所在地，就有那么多西班牙人被奴役，“一个俘虏的价值还不如一颗洋葱”！
查理五世的许多顾问和他心爱的妻子伊莎贝拉皇后本人都曾坚持认为，皇帝应该为了满足国家的重大需求，而暂时忘记他的帝国目标，甚至在对抗苏莱曼之前就应该与巴巴里海盗作战。“对西班牙来说重要的是非洲。其他一切都是过眼云烟！”托莱多大主教、塔维拉枢机主教向另一位皇帝的亲信倾诉，当时海盗巴巴罗萨尚未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上将。
智慧的话语反映了人们对西班牙从事超出自身利益的事业的恐惧，有时甚至是愤怒。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仍然不得不同意查理五世的计划“万事俱备”，而后者到最后总是防守大于进攻。
但征服“印第安人”纯粹是西班牙的事业，或者说是卡斯蒂利亚的事业，查理五世对此无法忽视。有些历史学家可能怀疑，那是因为他们误判了在谨慎的基督教皇帝眼中，他无法真正掌握这些问题。
印第安人史诗
在1519年至1540年间西班牙完成了对新世界的征服。埃尔南·科尔特斯，一位有文化、有胆识的埃斯特雷马杜拉绅士给他的国家带来了一个新西班牙——从危地马拉延伸到北加利福尼亚，后来发展出生机勃勃的一流城市，足以配得上宗主国的辉煌。
在他之前，瓦克斯·努涅斯·德·巴尔波亚在1513年9月就通过达里安丛林穿越巴拿马地峡，到达太平洋，从而结束了哥伦布已经到达亚洲的幻想。此前，胡安·庞塞·德莱昂坦承发现了佛罗里达，这成为后来潘菲洛·德·纳尔瓦埃斯、努涅斯·阿尔瓦·瓦卡·德·卡贝扎和埃尔南多·德·索托探险的一个致命陷阱。
1531年，意大利战争老兵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开始征服秘鲁。皮萨罗比科尔特斯更粗鲁、残暴，还利用印加帝国内部的分裂和冲突，在安第斯高原建立了自己的权威，并于1535年在利马海岸建立了“诸王之城”。6年后智利圣地亚哥的建立者迭戈·德·阿尔马格罗命令他的朋友暗杀了皮萨罗……
在南美大陆北部，新格拉纳达（后来的哥伦比亚）征服者冈萨罗·希梅内斯·德·奎萨达在1538年建立了波哥大的圣达菲。在南部，巴拉圭的亚松森早在1537年就建成，而布宜诺斯艾利斯直到1776年才成为拉普拉塔河南岸的首都。
这些人往往冒着毫无意义的风险，却不一定会成功。比如弗朗西斯科·德·奥雷利亚纳到达了从未被开发过的亚马逊，洛佩·德·阿吉雷则来到了埃尔多拉多附近，或是卡贝萨·德·瓦卡连续几年在佛罗里达的印第安人部落中迷了路。这一代冒险家发挥着奇迹般的能量，因为他们渴望财富、爱慕虚荣，但现实往往很残酷。
尽管如此，除了美洲的土地外，菲律宾群岛也很快被征服，征服者自豪地献给了祖国一个“日不落帝国”。
当有些人根据当代敏感性问题对这一征服行为做出严厉的评判，将其视为历史上第一次“种族灭绝”时，至少应该回顾几个明显的事实：
首先是西班牙帝国殖民地土著人口骤减。事实证明，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被殖民的印第安人估计减少了2/3。《新世界史》一书的作者谢尔盖·格鲁尼茨基估计，墨西哥人口在17世纪和18世纪恢复持续增长之前，仅其一国人口就从大约2500万人减少到75万，这样的大批死亡是由于他们遭受致命的生物冲击造成的，没有免疫力的当地人无法抵御从欧洲输入的即便是最温和的疾病。这种现象在如今白人和亚马逊原始人部落的第一次接触中仍然普遍存在。征服者和殖民者的横行掠夺以及土著遭受的文化剥夺必然会导致灾害，但尚达不到“灭绝”的程度。新来者并不愿意失去他们在当地找到的劳动力。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法国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将西班牙人和相隔几个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土著的态度做比较，他用冷幽默的笔调写出：“西班牙人无法消灭印第安人的种族，甚至没有成功剥夺他们的权利。北美人以罕见的风度成功实现了这一目标：冷静、慈善、守法、不流血、不违背世人眼中伟大的道德原则。”
还应该指出，这位《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在1845年左右发表这些文字时，不知道美国西部荒野从卡斯特将军和他的同伴在印第安战争中歼灭苏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部族）和阿帕切族（美国西南部一个印第安部族）开始的一系列事件。
西班牙对新殖民地的态度和信仰问题
西班牙对新殖民地的态度，最令人惊讶的是信仰问题上的认真，这在欧洲殖民史上没有类似的情况。
早在1511年的圣诞节，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今天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座教堂里，在征服了这片封闭大陆之前美洲的第一个西班牙机构，多米尼加的安东尼奥·德·蒙特西诺斯布道时激昂的声音在教堂回荡，人们称之为“争取正义的第一声呐喊”。
这位神父有充分的理由让他的同胞感到羞愧：在哥伦布的主持下对该岛进行殖民统治，这对当地人来说是灾难性的，他们受到了各种虐待，甚至已经濒临灭绝。他在这么远的地方讲道，完全有可能被宗主国忽视。然而，天主教君主费尔南多和摄政者西斯内罗斯与他有所共鸣，并在次年颁布了《布尔戈斯法》，明确谴责对印第安人的奴役。《布尔戈斯法》的条文指出，印第安人是“国王的自由臣民”，同时在新设立的《恩科尼亚》法律框架下构成了为殖民者服务的劳动力，这些土著的雇主和宗教团体有义务向他们传福音。
这一制度不排除强迫其劳动，也无法防止虐待行为。在征服墨西哥后，萨拉曼卡学派始祖、神学家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对这一制度提出质疑。在1539年，他根据基督教教义提出“殖民权”这一关键问题。在当时，这样的精神是大胆独创的。他面对不公正的征服战争，以及不得不服从非正义命令时人类良知面临的问题进行讨论。我们可以同他一起，来探究这个在当时来说还太过先进的观点。这种思想以伊拉斯谟探索的福音价值为基础。与那些将之视为异端裁判所的盲目打击工具的表象不同，西班牙教士也深受这个观点影响。
关于殖民化，神学家朗西斯科·维多利亚接受我们现在所说的用“介入权”防止危害人类的罪行发生（食人或活人献祭）。这就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一个文明的民族有什么优越的权利来征服另一个民族？
查理五世被如此大胆的言论激怒了，但当萨拉曼卡大学拒绝为平息他的怒火而谴责维多利亚的教导时，查理五世只是优雅地鞠躬，沉思这一课。
然后是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在他第一部著作《西印度毁灭述略》中揭露了西班牙殖民者的种种暴行。这位多明我会教士在职业生涯晚期先去殖民伊斯帕尼奥拉，后来又殖民古巴。他很快被任命为玛雅人的国家所在地恰帕斯州的主教。这个脚踏实地的人，为着印第安人的利益不知疲倦地奔波，来回横渡大西洋超过20次，以支持他们在宗主国的利益。
人们以为他会被当作一个难以忍受的讨厌鬼。实际上一点也不！皇帝尊敬他，并任命他为“新世界所有印第安人的代理人和保护者”。这位宫廷宠儿甚至成功地请阿尔卡拉大学和萨拉曼卡大学禁止出版神学家、人文主义者胡安·吉内斯·德·塞普尔维达的作品，因为后者从法律角度为殖民原则辩护。在查理五世的要求下于1550年召开的著名的巴利亚多利德辩论会上，德拉斯·卡萨斯成了没有反对者的红人、公认的既成事实的辩护者！
这个信仰学者会议的关键点很简单：现在不是要去质疑印第安人灵魂的存在，即使他们是食人者……而是为了辩论11年前由神学家朗西斯科·维多利亚提出的德拉斯·卡萨斯支持的观点。毫不奇怪，巴利亚多利德辩论会既无法赞成赛普尔维达的论点，即为亚里士多德正义原则辩护，为自己的利益将下等人民置于监管之下，又无法支持德拉斯·卡萨斯的论点，即一个人总有可能“对某人来说是野蛮人”。在官方的评议会上，没有人能想象人们可以回到过去，停止殖民和撤离西印度群岛【8】……这场辩论只能引导王室朝着海外属地政策的正确方向前进，而很大程度上它成功了。因为尽管君主们很难始终在当地控制其殖民政策的公正适用，但后者纠正了许多虐待行为。当这种保护在19世纪初停止时，人们将会对其看得更清楚。这些贫困的殖民地区居民，在西班牙衰落之后被称为“印第安人”的这个群体，实际上由于落入他们的新支配者——自称是共和党人和进步派的克里奥尔人和梅蒂斯人【9】的直接控制下，几乎什么好处都得不到。
让我们补充一点，这本是为了结束当时事关西班牙名誉的信仰危机，但不幸的是，一个残酷的悖论却让它名声扫地。
德拉斯·卡萨斯的见证在欧洲广泛传播，在费利佩二世这个著名的“黑色传说”统治时期，它确实将西班牙表现成了一个狂热、残酷的恐怖国家。德拉斯·卡萨斯的可怕谴责所投下的阴影也遮蔽住了宗教界其他许多弟兄在新世界的伟大冒险中所做的令人钦佩的工作，他们的献身精神、勇气和智慧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征服者和跟随他们的殖民者的贪婪和残暴。
多明我会，特别是方济各会，在耶稣会于巴拉圭建立“印第安缩减地”之前，最常浸透在12世纪从菲奧雷的约阿基姆（意大利神秘主义者和神学家。神学家伯纳德·麦金认为，费奥雷的约阿希姆是整个中世纪时期最重要的世界末日思想家）继承的千禧年文化中。德拉斯·卡萨斯也像许多多明我会教士一样，追求回归福音书中所祝福的自然秩序。在这个秩序里，印第安人，甚至欧洲人将摆脱扭曲社会的生产约束。这些都是思想上的规定，使宗教倾向于真正同情那些未被污染的灵魂。至少他们中很多人是这样。对一些决心以偶像崇拜的名义摧毁整个文明的狂热分子来说，还有多少人沉浸于他们的文化中，制作20种不同的方言词典，开始进行具有不可估量价值的人种学和人类学研究，同时完成了他们传福音的使命！多少名字在历史上几乎被忽视（安德烈斯·德·奥尔莫斯、马丁·科鲁阿、托里比奥·德·贝纳文特），在这个只关注其黄金或白银价值的时代，他们把生命献给了理解思想并拯救这些前西班牙的文化宝藏！
从布鲁塞尔到尤斯特：放弃的满足
“拥有一切的人唯一能尝到的快乐就是放弃一切。”金匠莫里斯·巴雷斯美丽的雕刻艺术品，很适用于形容查理五世的壮观退位。想到1555年10月22日和25日的仪式，人们不能不引用这句话。那时欧洲或者说世界最伟大的君主，自愿放弃了自己的所有尊位。
他选择在童年生活的布鲁塞尔结束政治生涯，不过他在母亲和他唯一所爱的皇后伊莎贝拉的故乡保留了王位，几个月前，母亲在托尔德西利亚斯的死亡终于使她从双重监禁中解脱了出来。
这个从布鲁塞尔到卡斯蒂利亚深处的尤斯特的最后行程，表现出查理五世深思熟虑的选择。这位伟大的人物有一个总是在追寻意义的灵魂，谨慎、忧虑、健康、热衷骑行、阳刚，并且爱逢场作戏和饕餮美食。
然而，查理五世退位之时只有56岁，这个年龄的人即使在他所在的时代也不算是一位真正的老人。大他24岁的德拉斯·卡萨斯常年在旅途中的生活方式同样自感疲惫。查理五世一直在前面带领许多人，无论他多么英勇、疲惫，最后结果都令人失望，因为他既没有维护基督教的统一，也没有成功地把土耳其人永久地赶回去。
再加上剧烈的关节疼痛，他再也受不了了。骄傲的穆尔贝格骑手骑着一匹短小精悍的骡子首先前往布拉班特公爵的宫殿，在佛兰德斯华丽的挂毯下，低地国家【10】17个省的代表聚集一堂。
不太情愿地与玛丽·都铎结婚的、未来的费利佩二世从伦敦来到布鲁塞尔与父亲相聚。查理五世身着黑色服装进入国家大厅，他的手臂搭在年轻的威廉·奥兰治的肩膀上，后者很快就会成为其儿子的劲敌。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亲切的姿势，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姿态，也许是出于某种预感的不信任，也可能是为了驱走不详预兆。
威尼斯大使弗雷德里克·巴多尔仔细观察着查理五世，皇帝戴上眼镜，查阅了一些笔记后才开始发表演说。
“陛下身材中等，外表严肃，宽额头，蓝眼睛，显得精力充沛，鹰钩鼻有点歪，下颔长而宽，使得他的牙齿难以紧合，让人们不能好好听完他说话。他没有几颗门牙，短胡须洁白毛躁，气质冷静、忧郁。他几乎一直都患有痔疮，双手因为关节痛而僵硬。”
就像连声祷告一样，皇帝数着他奔波的一生服务过的许多国家：“我去了德国9次，去了意大利7次，我到过尼德兰10次；在和平或战争时期，我4次进入法国，2次到英国；我南下非洲2次，总共40次旅行，还没算上我去我别的王国的岛屿。我横跨地中海8次，西班牙海洋3次。现在我要第4次越过它，埋葬自己……”
因此，费尔南德·布劳德尔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权力的苦役犯”。当他请求宽恕“无意对其他人所犯的错误”时，受他儿子费利佩邀请的英国大使注意到整个会场充满怜悯的情绪：“此刻他开始哭了起来，看到全场都在流泪，他很感动！”
查理现在放弃了所有：对金羊毛骑士团的掌控、勃艮第公爵和弗朗什-孔泰勋爵的头衔、低地国家的统治权。帝位最终移交给他的兄弟费尔南多，比起查理五世，他们的祖父、天主教国王更视费尔南多为西班牙的统治者。
剩下的就是他把卡斯蒂利亚、阿拉贡、西西里岛和西印度群岛的统治权交给他的儿子（费利佩在与玛丽·都铎结婚时已登基为那不勒斯国王）。这将在1556年1月（没有盛大的仪式）完成。
但低地国家的情况就不太一样了，查理皇帝曾想将它们从帝国中分离出来，以便将全部主权交给费利佩二世，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决定，需要得到王室会议的同意。
查理为了说服他们，不得不辩解，他儿子与玛丽·都铎的婚姻使他们与英国的关系更加密切，这符合低地国家的最佳政治和经济利益。一些省份（未来将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没有批准这种向西班牙新国王移交主权的做法。
正如他所宣布的，他迈出了微小但痛苦的一步选择在埃斯特雷马杜拉退位。他等了两个半月，哈兰迪拉的临近奥罗佩萨城堡（现为旅游胜地帕拉多酒店）的住所才完工。1557年2月3日，他带着铺盖到尤斯特修道院前。然后，他的哈利巴迪护卫排成两排，将武器扔到地上，以表明他们主人的退隐生活不再需要军队。
他住在希罗尼米特修道院延伸而出的部分，这里既不是宫殿也不是隐居修士苦修的小室，而是一栋惬意的意大利式别墅，几间客房只有中午开放，在美丽的果园里有一个巨大的凉廊。
这个靠近普拉森西亚的地方坐落在冬季温和宜人的山谷，到处是活水，风景如画。他在这里真实而朴素地隐居着，只需一个做教士日课和单调仪式的小庭院，还有从他最忠实的同伴中选出的几位贵族：他的医生玛蒂斯，和他的日常神父胡安雷格拉神父。后者是一个勇敢谦虚的人，这位前皇帝经常喜欢戏弄他，直到看到他脸红。
这个地方距离权力中心约250公里，道路难行，与世隔绝，但这并不妨碍这位顽固的隐士对从前帝国传来的所有消息做出反应。他最后一次勃然大怒来自于对宗教改革派的深恶痛绝，那是1558年春天，正值费利佩二世被扣在英国和尼德兰，胡安娜公主在兄弟缺席的情况下在西班牙摄政。查理五世得知在塞维利亚和瓦利阿多里德发现了路德教派，他一直坚定地叮嘱他儿子，以他自己的经验，认为在德国过于宽容，他敦促他们“在祸害蔓延到西班牙之前，尽可能快速努力地打击”。从1559年至1562年的火刑，用可怕的印记标志他儿子统治的开始……查理五世既宽大又严厉，当他认为有必要时，这位老皇帝仍然知道如何咆哮。
在露台上的空中花园里，他很开心地跟一个12岁的金发男孩玩游戏，男孩还不知道父亲在看着他。他被称为杰罗尼莫，很小时被托付给了皇帝最忠实的同伴之一、比利亚加西亚的领主路易斯·基哈达上校和他的妻子多阿·马格达莱娜。两位都住在他的套房里，在附近的夸科斯镇定居。
查理和德国的芭芭拉·布隆伯格有一个儿子，从孩子一出生就承认了他，并在一封秘密信件里把真实情况里告诉费利佩二世，让他在宫廷里为孩子保留一个王子应有的位子。这个在老皇帝面前惊慌的私生子随着时间流逝将成为奥地利的唐·胡安，勒班托海战的杰出胜利者，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船长之一。
1558年8月，查理抵达尤斯特6个月后，身体状况严重恶化。他只能靠仆人搀扶才能行走。然而，让他痛苦的并不是他患的慢性疾病，而是在这个田园诗般的山谷中肆虐的疟疾热。
根据传说，当他感觉大限将至，决定躺在棺材和蒙上罩单主持自己的葬礼。如果说他非常虔诚，可皇帝既没有病人的胃口，也没有苦行者的气质，从他的菜单中就可以证明这一点，鹿肉、肉酱、青鱼，几乎到最后他都有好胃口。事实其实很简单，他只是手拿着一支蜡烛参加了葬礼的彩排。为了家人、朋友做了这么多次弥撒，他怎么会不好奇参加一次为自己准备的弥撒呢？
在西班牙发现新教教徒以来，查理皇帝倍感不安。异端裁判所让皇帝的随行人员，包括雷格拉神父非常满意，并开始进行调查和审判。
在查理五世生命的最后时刻，来到他床边的是伟大的神学家巴托洛梅·卡兰萨神父，也是他亲自任命的托莱多大主教。查理五世在简单而深刻的虔诚中死去，他把亲爱的妻子最后一次弄坏的银色十字架放在胸口。他要求将自己埋在尤斯特的祭坛下，以便祭司在做弥撒时走在他的面容上。费利佩二世将他的棺木移出，将他埋葬在了一个更荣耀的墓地——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
时代已经变了。一个仍然沐浴在侠义幻象、由基督教的谦卑构成的帝国在荣耀之后，留下的是缺乏精神力量的西班牙君主制霸权的自豪。
【1】即查理五世（1500—1558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首位国王，也称卡洛斯一世，1516—1556年在位。同时也是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1520—1556年在位）、尼德兰君主（1506—1555年在位）和德意志国王（1519—1556年在位）。统治期间，先后和法兰西王国、奥斯曼帝国爆发战争，最终都以胜利告终，使西班牙盛极一时。作为西班牙国王，在1518年重用在葡萄牙受冷遇的航海家麦哲伦，出资助其进行环球航行。他先后来到南美洲占领智利和秘鲁两国，扩大了西班牙的殖民地，使西班牙成为当时的“海上霸主”，奠定了其在欧洲大陆的地位。
【2】文人（letrados）：字面意思是“文人”，与律师和法官同义。letrados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相当于骑士和贵族，他们占据了政府的大部分司法和许多行政职位。
【3】金羊毛秩序：16世纪，勃艮第公国因“大胆的”查理战死且无嗣，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查理五世接管了勃艮第公国金羊毛骑士团。作为宗教改革的坚决反对者，查理五世规定只有天主教徒才拥有加入金羊毛骑士团的资格。
【4】《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全称《奥格斯堡国家及宗教和约》，1555年9月25日，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与德意志新教诸侯在奥格斯堡的帝国会议签订。该和约提出“教随国定”（或译“教随君定”）原则，在德意志224个诸侯国里，该诸侯国的君王信仰什么教派，臣民就必须追随君王的信仰。此原则施马尔卡尔登战争暂停。
【5】苏莱曼一世（1494—1566年）：也称苏莱曼大帝，16世纪奥斯曼帝国君主，他亲自统率奥斯曼军队征服了基督教重镇贝尔格莱德、罗得岛和匈牙利的大部分，奥斯曼人的扩张态势一直到1529年的维也纳之围时才被暂时遏制。在他的统治下，奥斯曼帝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进入全盛时期。
【6】这里指著名海盗巴巴罗萨·海雷丁，15世纪的著名海盗，也是阿尔及尔的苏丹，史称巴巴罗萨二世，因脸部长满胡子，与哥哥奥鲁奇雷斯被称为巴巴罗萨（意指红胡子）兄弟。
【7】埃尔南·科尔特斯（1485—1547年）：以摧毁阿兹特克古文明，并在墨西哥建立西班牙殖民地而闻名。
【8】西印度群岛（the west indies）：北美洲的岛群，位于大西洋及其属海墨西哥湾、加勒比海之间，北隔佛罗里达海峡与美国佛罗里达半岛相望，东南邻近委内瑞拉北岸，从西端的古巴岛到委内瑞拉北海岸的阿鲁巴岛，呈自西向东突出的弧形，伸延4700多公里。
【9】克里奥尔人：指16—18世纪时，出生于美洲而双亲是西班牙或者葡萄牙人的白种人，以区别于生于西班牙而迁往美洲的移民。梅蒂斯人：法语中métis这个词的意思是“混合”，这意味着梅蒂斯人是混血人，他们是欧洲探险家在北美和土著妇女结合的产物。
【10】低地国家：包括今天的比利时、卢森堡、尼德兰和法国的北部-加来海峡大区，查理五世生于根特，在低地国家被抚养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