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哲学家的偏见

有些西班牙历史学家认为，在西班牙统治了三个世纪的西哥特人建立了西班牙【1】，有些则认为这些西哥特人是未来国家不得不忍受的堕落民族。

对第一派观点，也就是学校里教的官方历史中，这个最初时代的君主更替就像一串冗长的老调。

胡安·卡洛斯曾讲述道，他和佛朗哥将军第一次会见学校里的孩子们时，将军想测试一下他们的学习进度，就让他们按顺序默写有着奇怪名字的日耳曼国王名单。他们的雕像和我们卢森堡花园里法国女神的雕像一样，装饰着马德里东方广场周边。

不过翻开著名的何塞·奥特加·伊·加塞特写于1928年的文章《没有主心骨的西班牙》，你会很惊讶地发现他如此攻击西哥特人：“是某种程度上罗马化的酗酒的日耳曼人，这个衰落的民族步履蹒跚地穿越过时空，进入他们认为欧洲最后一个可以栖息的角落——西班牙。法兰克人正好相反，在高卢被入侵时他们依然无可指摘，将百折不挠的生命激流倾注在那片土地。”

这种说法真是悲哀。从1898年和美国惨烈交战后失去最后一批西班牙殖民地到内战前的那些年里，知识分子一心坚持研究国家的悲剧命运，翻遍被遗忘的历史去寻找导致当代不幸的源头。

“智者”西哥特人的传奇

不过，与其问流淌在未来欧洲国家人民身上的蛮族血统的各自优点，我们不如先了解一下时代舞台。

4世纪，在亚拉里克一世（alaric ⅰ，395—410年在位）的统治下，西哥特人是一群伟大的战士，他们逐渐从斯堪的纳维亚下来，在罗马帝国边界的达基亚（今天的罗马尼亚）安营扎寨。公元410年，在亚拉里克一世的带领下，他们攻陷并洗劫了罗马。最终西哥特人在只想着离他们远一点的晚期罗马帝国（bas-empire）皇帝们的同意之下占领了整个西南高卢，从阿基坦到普瓦提埃，从朗格多克到奥弗涅。他们的国王狄奥多里克帮助埃提乌斯的兵团在公元451年的战役中抓住了阿提拉。那时法兰克人还没有离开莱茵边界，在其他君主管辖区之间的图尔奈建立了小王国，即克洛维的王国。

作为罗马帝国的盟友，西哥特人开始征服西班牙，驱逐或者吸收其他更早之前来的北欧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和阿兰人。

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洗劫了罗马城，随后占领了高卢南部阿基坦地区，公元418年以图卢兹作为首都建立了西哥特王国。在洗劫罗马四年之后的公元414年，纳博讷见证了一场有纪念意义的婚礼：西哥特的新王阿陶尔夫（athaulf，410—415年在位）娶了加拉·普拉西提阿，也就是狄奥多西大帝的女儿、西罗马帝国皇帝霍诺留的妹妹。

虽然新娘是和众多战利品一起被蛮族胜利者掳来的，但并没有减损这段婚姻的光辉和它的象征力量。纳博讷婚礼祭司吟唱着“罗马人、拉丁化日耳曼人和蛮族实现了统一”（更像是强迫的）。有些人，比如历史学家伊迪斯发现但以理（《圣经》里的一位先知）的预言“北方王和中部女儿”的婚礼应验了。

这些蛮族人穿着托加（古罗马人穿的宽外袍），说着拉丁语，他们最终会文明起来吗？如果人们看到之后的历史，就知道情况不容乐观。两年后，阿陶尔夫在巴塞罗那被他的士兵杀死，加拉·普拉西提阿惨遭凌辱，在交了一大笔赎金之后，被送回到她哥哥那里。就像人们看到的那样，西哥特人在完全衰落前还有一段路要走。

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些日耳曼国王先以罗马帝国的名义，在公元476年之后又为了自己的利益清理了半岛从北到南的敌对势力，不过他们迟迟没有在那里定居。这是因为克洛维克制了他们。公元507年，在普瓦提埃附近的武耶战役中，克洛维杀死了亚拉里克二世（alaric ⅱ，484—507年在位）。

这位图尔奈小首领一步步变成巨人，从在如今比利时边境的图尔奈建立政权开始，轮番清除其他法兰克小王，在对抗阿勒曼尼人和勃艮第人的战役中获得胜利，被东罗马帝国皇帝授予亲王头衔，通过与克洛蒂尔德的婚姻以及接受洗礼（498），树立起他作为罗马教会保护者的威信。对这位决心让整个高卢向他臣服的对手，西哥特人又能做什么呢？

在武耶战役之前，亚拉里克二世的父亲尤里克（euric，466—484年在位）已经表现出对半岛的兴趣，于是开始统一半岛。在亚拉里克二世死后，他的继任者阿马尔里克（amalric，526—531年在位）于公元531年在离他们仍维系的高卢省塞普提曼尼亚（今为朗格多克-鲁西永）很近的巴塞洛（巴塞罗那）建立政权。

西哥特人称自己的王国为“哥特”，就像高卢的法兰克人称自己的王国为“法兰西”、勃艮第人称自己的王国为“勃艮第”、盎格鲁人称自己的王国为“英格兰”一样。这个古老的伊斯帕尼亚-罗马名称，对新时期衰退的政治和文化来说，就像是来自富裕、遥远的过去的轻蔑。

这些哥特人就像法兰克人，建立政权时人数并不多，在伊比利亚半岛罗马化的几百万人里可能只占了20万。但他们是离罗马帝国皇权很近的首领，因而构成了西班牙-罗马社会阶层里的上层贵族。

大约在公元554年，西哥特国王阿塔纳吉尔德（athanagild，554—567年在位）选择托莱多作为首都。西班牙后来被公认为一个国家，说不定也源于这个选择。

西哥特人在托莱多

罗马人在公元前190年征服了托莱多，同时也占领了它的腹地卡佩坦尼亚的凯尔特-伊比利亚小王国。可是，这个城邦发展如此辉煌，为什么蒂托·李维却称它为“小城”？

这座“小城”傲然挺立在便于防御的塔霍河窄环，也处在半岛中部深入腹地的罗马道路的十字路口。罗马人把所有的优点都赋予这个小型都会：广场（现在的佐科多佛广场）、神庙、市场、能把采集的水引到城市最高处山上的三层引水渠、容纳三千人的赛马场、剧院，还有城墙外不再受到威胁的平原上广阔的农田。西哥特王就在这片新遗迹上安居，不过也按自己的口味使这些地方基督教化。

如果说罗马托莱图姆（罗马时期的托莱多）在今天几乎没留下什么遗迹，那是因为那些原始的石头不断被新的建筑者使用。它们随处可见，有西哥特式的、阿拉伯式的，也有基督教式的：它们是托莱多不断被重建的历史的坚实见证。

在托莱多，西哥特王阿塔纳吉尔德住在城墙之外配有罗马公共浴池的大型宫殿里，不过没有和他日耳曼表兄的广大世界隔离。他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的后代。大女儿，胆小的加尔斯温特和纽斯特利亚（法兰克王国西部）的继承者希尔佩里克结婚。她的丈夫感到厌倦后掐死了她，让情妇芙蕾德贡德取而代之。

妹妹布伦希尔德嫁给了法兰克王国东部奥斯特拉西亚的继承人西吉贝尔特。她带着不幸的复仇之火追赶着杀害姐姐加尔斯温特的凶手和芙蕾德贡德，她仇敌的儿子遭到酷刑——棕发被绑在烈马尾巴上（有大量的材料研究墨洛温王朝时期凶残的风俗）。这段可怕的历史被绘制在法国小学课本里，因而自很久以前，法国历史和西班牙历史就已经交织在一起……

不过，托莱多的西哥特国王们的主要对手，也就是让他们与法兰克人走得更近的，是拜占庭帝国。阿塔纳吉尔德受到敌对派系威胁去求援，后者则乘机在半岛的南部海岸和地中海东岸开辟了坚固阵地。

公元625年，苏因提拉王（suintila，621—631年在位）开始重新收复拜占庭人占领的格拉纳达，也预示着1492年天主教双王对此地的再征服运动。西哥特王莱奥维吉尔多德吸收了在卢西塔尼亚的苏维汇人王国的残余势力，并制服了长期受到与拜占庭人结盟诱惑的伊斯帕尼亚-罗马人，在军事上完成了半岛统一。

最终，公元645年，雷克斯文德（reccesuinth，649—672年在位）为王朝统一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废除了西哥特人和伊斯帕尼亚-罗马人之间所有不同的法律，颁布了直接受查士丁尼大帝罗马法启发的《判决法典》（forum judicum）。这对社会安宁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之前的《尤里克法典》是日耳曼人的法典。在他们的首领改用拉丁文之后，之前几个世纪的胜利者才最终成为真正的赢家。

西哥特人和法兰克人：两个不同的传统

在历史长河中，如果把这个时期和更粗野的墨洛温王朝历史发展相比较，会发现它是文明秩序中一条美丽的路径。

“征服半岛的机会降临到西哥特人身上；他们和法兰克或者撒克逊蛮族不同”，皮埃尔·本纳西写道。虽然西哥特人和其他蛮族一样，谋杀只是王室习俗的一部分，但还是要指出，西哥特人和法兰克人有两个明显差别：

第一点不同也许有利于西哥特人：日耳曼的规矩没有强制他们像法兰克人一样在已故国王的子孙之间分割王国领土，因此能保证西班牙土地统一。不过，在他们中间不是靠世袭获得继承权，而是通过选举。新选出的最高权威常常被对手反对、骚扰，甚至排挤。王朝不稳定的证明就是，冗长名单上君主在位时间越来越短。

第二点是宗教秩序。在这方面，西哥特人一开始没有做出正确的政治选择——未来在罗马天主教会时期，他们遵循着阿利乌教派的教义。在一个除了日耳曼贵族之外，大部分人民都没有同样信仰的王国，这将成为实现精神统一的障碍。

在公元580年左右，莱奥维吉尔多德试图将阿利乌派教义强加给他所有的臣民，直至处决他改宗天主教的儿子赫梅内吉尔德，后者从正统罗马教会所在地塞维利亚煽动反叛，不过很快因兵力悬殊失败了。他的二儿子雷卡雷德一世（reccared ⅰ，586—601年）吸取教训，决定将国家统一在信徒最多的天主教下。第三次托莱多主教会议（589年）采取和解的方式，为之前提到在王国所有侨民中建立法治平等的雷克斯文德《判决法典》的颁布铺平道路。

这个时期有绚烂文明和宗教艺术，其中保存最完好的证明在老卡斯蒂利亚的圣胡安·巴尼奥斯教堂（templo de san juan de banos，在瓦伦西亚）、圣佩德罗教堂（iglesia de san pedro de la nave，在萨莫拉）以及在加利西亚的圣孔瓦教堂（templo de santa comba de bande，在欧伦塞）。这三处7世纪下半叶的遗迹表现出卓越、原创的建筑特色，如受古代穆斯林美学影响以前就有小连拱廊“骑马铁像”，中楣、柱头以几何图案和笼中鸟形象作装饰，还刻有受拜占庭建筑风格影响的植物，甚至还有出自同时期阿斯图里亚斯人手稿的《圣经》人物情节（狮子坑中的但以理，以撒的献身）。

如果想到我们过去的墨洛温王朝没留下这样丰富的世界遗产，正如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强调，我们还要等待一个多世纪，等到加洛林王朝和修道院留下伟大的历史见证，才能认识到西班牙在文明发展方面的先进性是显而易见的。它的教会中的杰出人士同样令人惊讶。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就是证明。

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时代的工匠和见证者

伊西多尔大约于公元560年生在卡塔赫纳，他的博学对整个时代都有影响。其文学作品丰富，宗教和政治上的作为也毫不逊色，直到公元636年去世。

他哥哥圣莱昂德尔是塞维利亚教会的主教，他追随哥哥的足迹，在公元600年进入教会，接替哥哥成为塞维利亚教会的大主教。伊西多尔比查理曼早两个世纪在大教堂里建立学校，除了传授神学，还教授法律、医学和艺术。他在伊本·鲁世德（1126—1198年）之前就向西班牙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

罗马正统教派与阿利乌教派的斗争显然是他行动的中心。在他之前的圣莱昂德尔很可能启发了不幸的赫梅内吉尔德对抗阿利乌教派的莱奥维吉尔多德。在雷卡雷德主教会议之后，伊西多尔领导强大的罗马教会赶走了长发披肩的阿利乌主教和教士。他无可比拟的作品在这个西方基督教受阻碍的世纪确实是非凡的。他的20卷《词源》是一套百科全书，还写了论述世俗和宗教主题的文章。《哥特人、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的历史》使他成为一名编年史作家。伊西多尔影响了整个欧洲基督教世界，是中世纪读者最多、作品重印次数最多的拉丁文作家。

他取得的成就也受到所处时代的限制。伊西多尔憧憬上帝在地上做王，且没有被过多顾忌所束缚。在他那里，西班牙教会只是远离福音的神权国家使用的特权工具，一点一点地卷入各种政治权力的黑暗阴谋。

从那时起，选举国王的不仅仅是世俗贵族，还有主教。人们可以看到教会成员为了个人利益，或者是在暗自考量后站在其中一位王冠继承人身边为其辩论，甚至罪恶地支持篡权者，之后还要忍受他们亲自送上王位的君主那令人窒息的监督。

托莱多成为众多场主教会议的主办地——其中两场是阿利乌教派主持下的会议，还有十六场是雷卡雷德改宗【2】后的会议——在教会和亵渎神的政治之间维持着隐秘的联系。他们在圣玛丽亚大教堂高墙的遮蔽下举办奢侈的宗教和军事庆典，墙外是圣莱奥卡迪耶教堂或是现在已不复存在的彼得-保罗教堂。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些拥有三座中殿的宏伟厚重的建筑：筒形拱顶下神秘的礼冠让西哥特金匠享誉在外；镶嵌在祭坛上的黄金和五光十色的珍稀宝石闪耀生辉；烟雾缭绕的香炉在祷告的韵律和摩萨拉克礼拜仪式的吟唱中摇晃，微微光影中，蛮族璀璨的珠宝让这一切更添一丝神秘。

王国的灭亡和西班牙的丢失

这个比其他国家更早实现领土统一、没有受到来自北方危险威胁的王国，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在一小撮来自非洲的入侵者意外推动下急遽覆灭的呢？这是个历史之谜！

是因为这个民族的战士们疲惫不堪、生活腐化、公民意识崩溃？在公元7世纪中叶看不到任何明显的迹象。当同时期的墨洛温王朝王室昏昏欲睡，我们“懒惰的王”在马车慢悠悠的节奏中休憩时，托莱多强悍的君主，如“立法者”雷克斯文德的继任者瓦慕巴（672—680年在位）镇压了巴斯克的暴动，又在比利牛斯山另一边打了场胜仗，进军尼姆，化解了自封为“塞普提曼尼亚国王”的将军叛乱。

西哥特王国灭亡的原因，更好地解释为西哥特王室选举特征造成权力不稳定——没有采取世袭制而是由贵族选举产生，这导致了王位的争夺异常激烈，政权更迭频繁，内战不断。虽然墨洛温王朝的继承机制与西哥特王国不同，但也没能阻止最后的王族们丢掉王冠，让他们的宫相得利。

公元680年，排挤瓦慕巴的事件加速了西哥特王国的分裂。瓦慕巴在酒宴上被灌醉、剃头，被扔在他的敌人埃尔维希（erwig，680—687年在位）的修道院。后者的继承人埃吉卡（ergica，687—693年在位）发起了新一轮谋反。他的儿子维提扎（wittiza，701—710年在位）接任了埃吉卡，他是一个滥施暴行的酒色之徒。主教会议不顾维提扎让儿子阿吉拉继承王位的遗言，同时推选他的敌人贝提卡公爵罗德里戈做国王。阿吉拉企图通过武力获取权力，他可能逃到了摩洛哥。这是一切悲剧的起点。

在休达，朱利安伯爵正掌管着西哥特在摩洛哥领土上的“驻防地”，而他对罗德里戈恨之入骨。这位执政官将维提扎的哥哥欧帕斯主教和所有被放逐、充满仇恨的难民安置在他的宫殿。当阿吉拉与他们会合后，复仇的剧本开始谋划上演。大马士革哈里发的亲信（vâli）穆萨·伊本·诺凯尔负责最近刚征服的北非，正幻想着劫掠西班牙。还有他暴躁的将军塔里克·伊本·齐亚德，在公元711年4月27到28日夜里带领7000人的军队在直布罗陀礁石上登陆，其中绝大多数人为柏柏尔战士。西班牙塔里法港口的名称就来源于他，直布罗陀也因他而命名【3】。

这是一种令人吃惊的能量爆发，鼓舞着穆斯林的武装行动。之后几十年，这些狂热的沙漠之子在他们先知预言的宣扬下，成功占领了曾经被罗马文明浸染的世界，并让它改头换面。西班牙将是他们最后一个也是最棒的征服地，后来他们也成了那个使文明死亡的不可抗法则的受害者。

公元8世纪初是对西哥特人敲响警钟的时刻。围绕着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很多无法证实的谣言在组织抵抗的基督徒小镇上代代相传。有人说托莱多存在一座神秘建筑——赫拉克勒斯之屋，基督徒从不打开它的大门，这样就不会被永恒的诅咒降临。但倒霉的是，自大的国王罗德里戈试着用蛮力打开被他前任国王贴了无数封印的门。在这个秘密之地，他惊恐地发现有一本天书预言了穆斯林的入侵。

人们又同样给罗德里戈安了一个强奸的罪名：受害者是一个住在托莱多、在塔霍河一丝不挂沐浴的年轻女孩。传统上把她称作弗洛林达，或者是“卡瓦”（意思为不幸的、堕落的）。唉，她正是朱利安伯爵的女儿。由于受到奇耻大辱，朱利安伯爵从没有停止过报复的念头。

除了这些传说，还有一个因素尽管被后世过分夸大，却在这场突然降临的灾难里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摧毁，甚至在这之前，有一个重要的犹太社区在托莱多安居，就像分散在各地的塞法迪犹太人（是犹太人的分支之一，长期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上）一样。在信仰阿利乌教派的国王统治下，这些犹太人被宽容对待。当天主教成为国教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塞维利亚主教伊西多尔已经考虑让他们改宗，他甚至将此想法写在一篇给他姐姐的论著《反对犹太人》（contra judos）里。他的姐姐是佛罗伦萨修道院院长，她曾收留犹太孩童，以消除“他们父母的恶性影响”。在伊西多尔去世后，接下来托莱多大主教朱利安鼓吹任意虐待犹太人。埃尔维希国王（680—687年在位）在给主教的指示中强调“消灭犹太瘟疫”。主教会议从此增加了反犹太法。他们并没有顶撞公众言论，而是毁坏犹太教堂，没收“垄断者”的财富，让他们的家庭选择改宗或被奴役。

结果导致这个富裕群体产生了暴力和足够合理的复仇欲望。很多犹太人被流放到摩洛哥，他们只希望一件事：目睹穆斯林征服“安达卢斯”（穆斯林在中世纪对伊比利亚半岛的称呼），就像先知亲自邀请他们做的那样，同时除掉罗德里戈和他的亲信。

无疑，维提扎和他儿子的追随者们并不知道先知的目标，他们只想要一场简单的劫掠，清洗宗派分立的哥特王国，然后带着战利品撤离，就像穆斯林多次袭击安达卢斯海岸时那样。

最后一个导致王国灭亡的因素甚至与西哥特社会组织共存，也加速了其瓦解：这个社会内在的奴隶制传统，与当时许多其他社会一样，圣伊西多尔本人也认为这种制度是合理的。它并没有随着王国所有臣民的共同法律的建立而减少，反而在7世纪最后那些年，随着穷人或者被法庭判刑的人数增加而急速发展。我们看到更多的法律惩罚逃离农田的奴隶和那些给予他们庇护的人。这些比无产者还低等的群体不再接受命运，更不能指望他们会捍卫西班牙主人的利益。

这些消极因素结合在一起便可以解释瓜达莱特灾难。

塔里克登陆直布罗陀三个月之后，在这条赫雷斯和加的斯之间的河流流经的平原上爆发了瓜达莱特战役，不幸的是，结果是不平等的。在应被称作“第五纵队”的西哥特王国内部敌人的告知和帮助下，塔里克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派他的骑兵和步兵登陆。罗德里戈刚刚迎击了巴斯孔塞人的暴动，能参加战斗的兵力不足，因此他的士兵最终被歼灭或者溃败四散。这次战役彻底失败，王国任由侵略者肆虐。罗德里戈自己身披罗马皇帝的红色托加（长袍）神秘地消失在混战中，这和八个世纪后阿卡萨奎维尔战役中年轻的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如出一辙。当天晚上，先知绿色的军旗飘扬在塞雷特（赫雷斯）上空。陪同入侵者的欧帕斯、朱利安和阿吉拉相信这次胜利是属于自己的，却不知道他们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陷阱里。

穆斯林大潮很快涌入内地。但人数比一般人认为的要少。塔里克必须得到丹吉尔的5000名士兵增援，才能打败在贝提卡的西哥特抵抗军核心。穆萨将军没和他的下属一起，他自己带兵登陆西班牙，占领了埃梅里达-奥古斯塔（梅里达），在埃尔曼蒂卡（萨拉曼卡）抵达杜罗河，之后才在托莱多城墙下与塔里克会合。

对于首都沦陷，历史学家众说纷纭。有人说抵抗了一阵子；还有人说穆斯林在公元711年的秋天顺利地进入都城，大批基督徒跟在当时的主教辛德雷德后面逃走，是还驻留在城内的犹太人打开了城门。

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作为罗马帝国的蛮族和基督徒的延续还是生存了下来。几个世纪以来，伊比利亚半岛就像这片有大潮汐的海滩，让两个盛衰起伏的文明在此对峙。

尽管他们可能因为内部纷争、没有真正凝聚力的社会的衰败，以及最后的军事失败而变得软弱，不过退至阿斯图里亚斯的西哥特贵族却带着罗马和基督教的文化宝藏。反过来，他们会从悲痛和试炼中汲取营养，孕育出收复失地运动。

现代历史学家一直思考着，这批残余的宝藏和大量圣人遗物一起被带到北大西洋，是不是已经体现了真正的西班牙爱国主义情怀。

关于这一点，历史学家阿梅里科·卡斯特罗·拉蒙持与梅嫩德斯·皮达尔意见相悖。伟大的中世纪学者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博诺兹则称，他只能从公元10世纪收复失地运动时期开始谈西班牙。然而反对他观点的人主张“西班牙智人”的独特特征从最远古的时代开始就具有延续性。

这些西哥特人标志着一个边界。对某些人来说，他们已经是典型的西班牙人了；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对真正的西班牙人来说，他们是外人。

我们从塞内加或者图拉真的罗马时代是否存在西班牙身份意识开始，追随着卡斯特罗的脚步，质疑西哥特王国在半岛统一中的作用。

然而这些罗马化蛮族的成功是实实在在的。尽管他们有可怕的缺点，但在王国被穆斯林占领前，他们正在构建一个领土统一的整体，一个基督教的西班牙。

既然我们把克洛维接受洗礼看作法国历史的起点（也许太早了），那么又有什么理由不接受西哥特君主国是西班牙历史的起点呢？

至于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继拉丁语诗人马提雅尔之后，不是在他的《西班牙颂词》（laus spaniae）中已经创作了一首在那个时代还很不寻常的祖国赞歌了吗？

结论是中肯的。我们借用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维拉尔的话：在公元711年后（基督教历史文献里）之所以有这么多关于“西班牙丢失”的言论，是因为西班牙应该早已经存在于人们的情感之中。

因此，收复失地运动名副其实，它是西方基督教对外来入侵的自然反攻。但穆斯林占领时期，它成了一个含糊不清的领域，有时很难解读。

【1】西哥特是第一个以西班牙本土为统治中心的独立政权，史学家追溯西班牙的自我认同，认为其首先出现在这个时期，故有“西哥特人建立了西班牙”的说法。

【2】托莱多王朝第二任国王雷卡雷德一世选择皈依天主教，并在西班牙发动了一系列运动，使天主教成为国教，实现了宗教统一。

【3】“直布罗陀”是西班牙语，衍生自阿拉伯语“加巴尔·塔里克”，意为“塔里克的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