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人从任性的女王手中解脱出来。自此，西班牙人干劲十足地翻开军事篇章，但他们并没有衡量“光荣革命”将使国家置于长期紊乱的风险。
从1869年至1875年，西班牙经历不少于4个政权，一个临时摄政，一个外来王朝的君主立宪制，一个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连续换了4位总统的第一共和国，更不用说第二次卡洛斯战争、无政府主义革命和古巴独立运动的开始。与此同时，它无意中扰乱了欧洲的平衡，挑起了1870年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的战争，而普法战争又导致拿破仑三世垮台、德意志帝国诞生、巴黎公社诞生，由此产生了真正坚定的革命者，必将对西班牙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伊莎贝拉二世到巴枯宁：风云突变……
虽然只是巧合，但新时代的轮廓已显现出来，人们在1868年初秋见证了一场奇特的轮替。当伊莎贝拉二世带着过时的世界经亨达耶离开她的祖国时，俄罗斯革命家米哈伊尔·巴枯宁【1】的门徒，很快成为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的意大利人朱塞佩·法内利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在当地排版车间工人先锋的帮助下，在西班牙建立了工人国际第一批支部。这场运动从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开始，经过瓦伦西亚和莱万特，逐渐蔓延到安达卢西亚，得到了愤怒的无地农民的支持，早于卡尔·马克思的女婿保罗·拉法格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后者直到1871年才到达马德里，传播《共产党宣言》，并播下种子，后来这些萌芽发展成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和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ugt）。
无政府主义者以蒲鲁东【2】和巴枯宁理想的名义废除国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而自由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一个红色和黑色的西班牙已经出现，而资产阶级正在寻找一个立宪君主，同时武装对抗旧政权的最后支持者。
这种矛盾并不是西班牙特有的。在尚博尔伯爵的努力下，巴黎公社之后的法国不是也给自己准备好一个合法君主了吗？无论这种共存多么引人注目，都只能为整个欧洲大陆勾勒出一幅图景：一个随着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诞生而迅速变化的社会，让缓慢的旧时政策过时。何塞·奥特加·伊·加塞特在下个世纪对开始进入历史舞台的“群众起义”进行了很好的分析。
在这场来自于工业世界的剧烈变革中，西班牙凸显出自身结构的落后，特别是在没有经过任何真正改革的农业领域，仅仅为了传统大地主或受到很大限制的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出售宗教或公有财产，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使农民的状况更加恶化。“光荣革命”的主导者不会改变任何事情。他们仅满足于在宪法中引入普选来掩盖这些失败和不公正的结构。当然，它本身是一个进步，但就目前情况而言，只不过是虚幻的、对现实过早的美化！
寻找一位外国国王
托雷公爵弗朗西斯科·塞拉诺将军曾经是女王伊莎贝拉二世的宠臣，然而是他推翻了君主，主持临时政府，之后成为王国的摄政者，直到找到一位新君主。塞拉诺出生在加的斯，自1858年以来，他已不是第一次改变政治立场。他在帮助埃斯巴特罗和进步派回归掌权后，又离开了他们。随后他被任命为古巴将军，在那里他娶了一位富有的妻子。直到最近，他果断而血腥地镇压了圣吉尔的军士叛乱，这使得他与同僚胡安·普里姆一起掌权，并一起策划政治阴谋。简而言之，他是一个勇猛的军人和熟谙权术计谋的政客。今天，马德里最别致的街道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胡安·普里姆·伊·普拉茨比他小4岁，出生在鲁斯，他对波旁家族的仇恨可能源于他的加泰罗尼亚血统。他在墨西哥就已经预见到拿破仑三世将陷入绝境，这说明其有过人的政治天赋。他在摩洛哥战役的功绩为他赢得了卡斯蒂莱霍斯侯爵的称号，在军队和全国各地都广受欢迎。
在颁布1869年新宪法后，塞拉诺就晋升为摄政者，主持政府。两个任务摆在他面前：恢复在他革命后诞生的革命军政府破坏的公共秩序，并寻找一位由主权国家代表选出的新国王。
1869年1月，第一次通过普选和小选区制选出了（或声称选出了）制宪议会。在大城市的选票支持下，69名共和党代表（占1/5的席位）进入议会。议会多数仍然赞成实行两院制的议会君主制。
宪法于6月1日以214票对55票获得通过。这无疑是西班牙1936年宪法之前最先进的宪法。它重申国家主权原则，规定满25岁可正式参加普选，将公民身份和婚姻世俗化，保障信仰自由，但没有走到政教分离的地步。这个宗教问题是议会辩论中被讨论最多的议题。
然而，在宪法颁布后的几个月里，阿拉贡、莱万特甚至安达卢西亚都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这些地方对改革寄予厚望，但改革未实施，也没有列入议程。激进的共和党人和被称为“坚定自由者”的民兵煽动暴乱，导致普里姆暂停了宪法保障。另外，寻找新的王冠持有人让他忙得不可开交，这项工作更加紧迫，因为面对着空置的王位，卡洛斯派已经准备重新开始战斗。但在哪个王朝找到这种稀有的人选呢？
伊莎贝拉二世的儿子、未来的阿方索十二世被自动排除在外，蒙彭西耶公爵的候选资格也因一些缘由被取消。几轮筛选下来，还剩下一位可靠的候选人：34岁的霍亨佐伦亲王利奥波德，普鲁士国王的表兄弟，也是一位布拉甘斯公主的丈夫。秘密程序正在进行中，他们审查得很快。在法国，谈判很难进行。法国外交部长格拉蒙特公爵在立法机构前表示，“法国政府从来不打算打破欧洲目前的势力平衡，这对自己不利”。人们看到古老的幻想又出现了，从比利牛斯到莱茵河，一个被哈布斯堡雄鹰钳制的法国，就像查理五世的时代一样！被狂热民族主义报纸引导的公众舆论，对侮辱国家荣耀的行径表示愤慨。面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共和主义反对者和甘贝塔的一致意见，普鲁士的威廉一世敦促他的亲戚霍亨佐伦亲王撤销自己的候选资格。但为了安抚法国不妥协的爱国主义情绪，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巴黎现在需要保证。格拉蒙特要求西班牙的保证，他还要求普鲁士的保证。
唉！这就是俾斯麦等待的借口，他已经战胜奥地利，为了背着法国完成德国的统一，他需要一个借口。清醒的梯也尔警告过这位鲁莽的大臣：“你刚刚是把手套扔在一个人脸上，逼他决斗！”普鲁士首相懂得拾起手套送回法国，答应决斗。著名的“埃姆斯密电”是引发这场灾难性冲突的陷阱。普鲁士国王打算向拿破仑三世写200来字的客套话来回应他的要求，结果只剩下20字的粗暴信息，这是俾斯麦紧急篡改后的版本。由于错误的动机，法国向普鲁士宣战！最令人惊讶的是，一个月前，在就霍亨佐伦亲王候选人资格进行辩论的议会投票前夕，法兰西皇帝接见了西班牙大使，对他说：“你能想象长期组织这一切来挑衅我们的俾斯麦伯爵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吗？”如果拿破仑三世在这件事上像阿道夫·梯也尔那样清醒，嗅到了陷阱的味道，那么人们会惊讶他如此轻易地被公众舆论和身边的文武官员牵着走，不负责任地去打仗。他对自己的武装力量过于自信，又因疾病侵蚀使他体力衰退，致使他为了一个奇怪的动机走向失败。这是历史上继费利佩五世和拿破仑一世之后，西班牙王位继承第三次使法国陷入不幸的战争！
与之前的事件不同，西班牙至少不必遭受苦难：由于少了霍亨佐伦，普里姆将军突然选择了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的次子奥斯塔公爵阿玛迪奥。这当然不是合教会和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口味的候选人，因为这位王子就像整个萨伏伊家族那样，与教皇争夺世俗权力而被开除教籍。相继发生的事件（1870年9月20日，罗马在色当之后成为意大利王国的首都；11月16日，西班牙议会选出一位萨伏伊家族成员做国王）甚至挑衅了西班牙天主教徒。但这对普里姆和他的进步派多数派来说并不是障碍。恰恰相反，1870年秋季的一天，议会以191票支持对73票反对，使阿玛迪奥一世成为西班牙第一位选举出的国王，蒙彭西耶、埃斯巴特罗和未来阿方索十二世各有30来票。这位26岁文雅王子、真诚的民主人士，来到一个他一无所知，甚至连基本语言都不会的国家，更多的是忍气吞声，而不是相信自己能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在众多党派里左右为难，不可避免地要冒着被叫他来的人挟持的危险”，也许首先就从普里姆将军开始，他给了自己王冠，并承诺成为新王国的主要支持力量。
然而，12月26日晚，在阿玛迪奥到达卡塔赫纳的3天前，胡安·普里姆在马德里被暗杀了。在首都一条狭窄多雪的街道上，马车因交通堵塞而停下，透过车窗开枪的杀手已经逃之夭夭，幕后指使者的身份一直没有查清，警方调查记录随后也神秘地消失了。不过，当代西班牙历史学家同意当年流传的一则谣言，强烈怀疑是蒙彭西耶家族和塞拉诺将军合谋除掉了普里姆。
阿玛迪奥国王短暂而痛苦的统治
1871年1月2日，阿玛迪奥在严寒中抵达马德里，在那个使他成为西班牙国王的人——胡安·普里姆的灵柩前沉思，他独自一人在西班牙的危险中心，决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担任立宪君主的角色。他的妻子玛丽亚·维多利亚，一个美丽、有活力、慷慨的女人，精通卡斯蒂利亚语，文化功底扎实（她一听到丈夫与已故作家马里亚诺·何塞·德拉的女儿有私情的传闻就来和他团聚）。国王夫妇展现出的简单生活方式遭到怀念波旁王朝的贵族蔑视，人民对他们也很冷漠，加上他们在没有随从或护卫的情况下到处走动，最终他们不再受普通民众关注。
更严重的是，统治者惊险地躲过一次无政府主义者的攻击，那时他们正郁闷地从雷蒂洛公园一场礼拜唱诗会回来，他们低调地混在人群中，没有看到他们所期待的热情和尊重的迹象。1873年1月，他们第三个孩子在马德里出生，还发生了礼仪上的荒谬意外，加剧了国王和塞拉诺将军之间的紧张关系。
1872年6月，当后者想再次中止宪法保障时，阿玛迪奥非常在意自己的职责，断然拒绝。国王与本想依靠的两党领袖之间的关系不再变化无常，促进他们协调轮替：由普拉克斯德斯·马特奥·萨加斯塔领导的“立宪派”和曼努埃尔·鲁伊斯·佐里拉领导的“激进派”轮替。很快，这位君主因无法让这场虚假的西班牙变革的政治生活文明化而筋疲力尽，这场变革和他自己的统治一样不自然，他最终找了一个借口——政府与被威胁解散的炮兵军队之间的冲突，来退位。面对指责阿玛迪奥“背叛了忠于民主的萨伏伊家族”的激进派政治家，在两人之间担任翻译的玛丽亚·维多利亚王后直言不讳地反驳道：“先生，请不要混淆：这里没有民主，只有滑稽的模仿！”
在两年的君主生涯中，阿玛迪奥在各省长期动荡的情况下不得不6次主持组建政府，两次解散议会。从莱万特到安达卢西亚，与“光荣革命”一起诞生的民兵队并没有解除武装，北部省份的卡洛斯战争战火重燃。唐·卡洛斯的继承人怎么可能不利用伊莎贝拉二世倒台和这位外国来的国王周围薄弱的民族凝聚力而从中获益呢？
1872年5月，第三个王位觊觎者，蒙特莫隆伯爵的侄子自称“查理七世”，从日内瓦号召起义，然后在纳瓦拉和他的支持者队伍会合，后者一直活跃在巴斯克地区到加泰罗尼亚。起初他们没有成功，为了不被莫罗内斯将军的部队抓住，他不得不逃跑。但不到一年，阿玛迪奥国王的退位将使他有机会卷土重来，他重新组建了一支由职业士兵组成的军队，有着比前辈们更少的思想背景。西班牙建立的新政权还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遏制这种死灰复燃的现象。
第一共和国的诞生和结束
国王阿玛迪奥意识到他“无法为西班牙人民创造福祉”，决定于1873年2月11日返回意大利。同一天，议会以258票对32票宣布建立共和制。代表们可能大多是君主主义者，但这是唯一剩下让他们实验的政体！“君主制死了，除了天意之外，没有人能做什么”，真诚的共和党人埃米利奥·卡斯特拉尔承认。法国也是如此，从第二帝国垮台到1875年1月30日，共和制一直处于搁置状态，直到以一票之高的微弱优势通过著名的瓦隆修正案。
在西班牙，对内心仍支持君主主义的多数派来说，决定赞成波旁王朝和伊莎贝拉的儿子一同回归还为时过早，他们在等待一个更有利的时机。卡洛斯派也用战斗搅乱局势。不能像法国一样，在尚博尔伯爵的主持下，两个王朝分支（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之间重新和解。新的王位觊觎者——“查理七世”一直打算单枪匹马行事，用武器来强行夺权，他从来不掩饰狭隘的绝对主义和前任们狂热的天主教观念。卡洛斯派现在的重点是保卫贫贱的群体，反对贪婪的自由派投机者，强调为农民和工人服务的国家保护主义，反对“灾难性的贸易自由”，注重公共财政的合理和社会管理，强调西班牙的统一，但尊重其多样性及古老王国的传统和特权。约瑟夫·佩雷认为，这个“查理七世”至少在精神上与贝里公爵夫妇的儿子“亨利五世”（他只是因为国旗的颜色而无法登上法国王位）所计划的纲领没有太大不同。王位觊觎者再次发动内战，但这并不是让西班牙人与卡洛斯派和解的最好方式【3】。
1849年的战争遭到失败，从1873年至1875年，唐·卡洛斯遥远的继承人又旧事重演：在埃斯特拉建立一个小宫廷，在附近的奥特市建立一个国家的雏形，设立它的政府、法院、大学，最重要的是一支职业军队，使毕尔巴鄂遭受了新的围攻，米格尔·德·乌纳穆诺将是其中最年轻的见证人。
但对共和国最大的打击将来自无政府主义左派和巴黎公社的奇怪模仿者、小行政区主义革命的“绝对混乱”。
在第一共和国的四位历任总统中，第一位是埃斯塔尼斯劳·菲格拉斯，他是一位有教养的加泰罗尼亚知识分子，然而他却不具备他的法国好友甘贝塔的品质。他甚至谦虚地承认自己连家庭都指挥不了。他组建的第一个政府，由于军营不守纪律，只持续了13天，第二个政府也没有持续更长的时间。当他的妻子去世时，他请假后便不再回来。接替他的临时总统弗朗切斯克·佩伊·马古尔也是一位加泰罗尼亚人，他翻译了蒲鲁东的作品，是联邦主义国家概念的理论家，在无政府主义酝酿时期，他支持由巴枯宁的效仿者发展的分解理念。在他的总统任期内，一部共和国宪法草案规定，承认不同地区的主权，并让它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在伊比利亚联邦内联合起来。
这些含糊的梦的结果很快就出现了：一个从未经议会投票的联邦制共和国在不受控制的压力下成立了。不仅如人们所想的那样，而且加泰罗尼亚刚刚在前任总统任期内树立了榜样，建立了加泰罗尼亚国（lestat catalá），还有大批城市、城镇或村庄都宣称自己拥有主权，甚至连拉曼查的小村卡穆亚斯都效仿马拉加、加的斯、塞维利亚和瓦伦西亚宣布独立。当格拉纳达市宣布与哈恩市开战时，由无政府主义乌托邦所产生的狂热小行政区主义运动达到了顶峰。在卡塔赫纳事态更严重，当地领袖安托内特·戈尔韦兹劫持了一艘军舰努曼斯号，并威胁要攻击舰队其他成员。之后，他带头向马德里进行志愿军行军，不过这次行军没有超过阿尔巴塞特。
军事领袖没有合法授权就进行干预，他们造成的混乱让许多官员厌恶，而此时“查理七世”的军队正在经过。马丁内斯·坎波斯将军寻思着，究竟是什么奇迹让卡洛斯派没有利用机会发动总攻，这有可能把他们带到首都去呢！
佩伊·马古尔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仍坚持他的人文主义理想，提出通过向“卡塔赫纳或其他地区起义的同宗教团体”让步来解决市镇暴乱的问题。1873年6月，佩伊·马古尔辞职了，更现实的安达卢西亚人——尼古拉斯·萨尔梅龙教授接替了他。萨尔梅龙决定派遣军队镇压安达卢西亚和莱万特的市镇暴乱。不过，他拒绝在军队给他的一些死刑判决书上签字。他将权力移交给了埃米利奥·卡斯特拉尔，后者是狂热的共和主义者，对这样的事无所顾忌。当卡斯特拉尔上一年9月担任“有行政权力的总统”时，唯一要做的就是打击卡塔赫纳军事港口顽强的叛乱，他们刚刚轰炸了邻市阿利坎特。在洛佩斯·多明格斯将军的围攻下，卡塔赫纳直到1874年1月12日卡斯特拉尔下台后才投降。当地叛乱领袖乘坐努曼斯号逃往阿尔及利亚……
共和国的第一年是灾难性的，不出所料，最后以军队恢复武装力量而告终，并得到被革命鼓动的广大公众舆论的赞同，因为他们对当权知识分子的无用言辞感到厌倦。联邦民主派为了寻找“另一种方式思考西班牙”，却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释放出不受控制的力量。卡洛斯派曾一度夺取新卡斯蒂利亚的昆卡，而小行政区主义自由派则与他们联合进攻，却没能把一个强烈自我怀疑的中央国家打垮，这确实是一个奇迹。
然而，共和国的结束是很突然的。1874年1月3日，在安达卢西亚领导行动的曼努埃尔·帕维亚将军突然闯入了议会，不像传说中那样骑着马，而是带领一支民兵分队，驱散了议会代表，他们中大多数人准备罢免卡斯特拉尔。107年后，1981年的一个戏剧性夜晚，同样在这个半圆会场，特耶罗上校企图领导后佛朗哥时代的军事政变。事实上，尽管两次政变在形式上相似，但把二者联系起来是错误的。卡斯特拉尔的共和精神使他“宁愿死去，也不愿向刺刀屈服”。他不必这样过激，因为他的议会军队已经溃散，有的人从临街窗户跳出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第一次由一个将军而不再是政党领袖在军队的默许下介入。在经历了6年的无序动荡和混乱之后，这几乎是政治困局的必然结果。这也是军队第一次表现出集体意识，也为今后的干预打开了一扇大门，不再像以前个人军事政变的方式，而是像1924年普里莫·德·里维拉和1936年对抗人民阵线的将军那样，在军队内部很好地协调一致。
1873年的乌托邦共和国就这样被军事监督下的共和国所取代，第五任总统是已经衰老的塞拉诺将军。它被称为单一制共和国，而不是联邦制共和国。它只是向君主制复辟的过渡，1868年失望的革命者最终团结起来。
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和阿方索十二世的复辟
1870年，伊莎贝拉女王在巴黎决定退位，她支持她的儿子阿方索王子。后者在斯坦尼斯拉斯学院学习后，又在维也纳的特蕾莎纽姆学院学习，并前往欧洲其他地方进行各种启蒙旅行，刚刚加入桑德赫斯特英国军事学院。她将复辟的希望和政治阶层的利益寄托在最优秀的宣传者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身上，他是当时唯一一位真正具有政治家气质的人。
卡斯蒂略1828年出生于马拉加，是一位历史学家、有手腕的议员，也是一位有成就的“诚实的人”，他比他阵营中其他著名成员都更明白，他所在的自由派右派分子如果不遵守明确的民主规则和开放政策，就永远找不到稳固持久的立足点。这种精神曾使他支持奥唐奈尔和自由联盟的事业，反对纳尔瓦埃斯独裁保守主义。他深信，传统的自由君主制是唯一能够恢复国家迫切需要的稳定的政体，只要一位受人尊敬的君主知道如何统治，他准备用议会和自己的说服才能，从新的角度恢复与传统的联系。
由于卡诺瓦斯的精心安排，年轻的王子于12月从桑赫斯特发出的宣言在阿方索派圈子里广泛流传，这份宣言也朝着同样的方向走去，即自由主义和宪政，作为对国内所有政治潮流的善意呼吁。理想的情况是，军方暂时不要走在议会代表们的前面，以使运动得以顺利进行。可惜，这不是他们一贯的做法。
塞拉诺将军在经历了这么多政治动荡之后，被人们视为起到了麦克马洪元帅在法国所起到的梦寐以求的作用：一个恢复了王位的共和国总统【4】。另一位更年轻、不太妥协的将军阿塞尼奥·马丁内斯·坎波斯刚刚压制了莱万特的小行政区主义者，他抢先于塞拉诺，效仿英国将军蒙克（促成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主要人物），拥立阿方索十二世，恢复波旁王朝统治。
1874年12月29日，他选择了西班牙古代历史中的神秘城市萨贡特，在两个营前面宣布拥立阿方索十二世。而卡诺瓦斯则对这场军事政变感到震惊，他赶紧组建一个摄政政府，尽快为君主制提供法律保障。当塞拉诺离开他的总统职位去流亡时，共和党人只是在言辞上有一些保留意见。
1875年1月14日，阿方索十二世乘坐一艘来马赛接他的西班牙护卫舰，抵达瓦伦西亚，并进入马德里。这位友善、自然的18岁青年骑着白马走在阿尔卡拉大街上的景象，与4位轮替总统严厉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首都对他的欢迎程度正如卡诺瓦斯所预料的那样：灰暗的共和时期过后，这座城市又恢复了生机。然而，编年史作者注意到了有意思的小趣闻——一个在首都的皮条客（chulo）靠在灯柱上，聒噪地表达他的热情，年轻的国王提醒他小心嗓子，当事人回答说：“这不算什么，陛下，您的母亲被赶走时，您可能听过这种声音！”
无论真实与否，民众开朗是这个国家的特质。自18世纪末以来，这个喧嚣、被背叛国家没有失去对领导者的尊重。但正是由于漫长的历史中断，卡诺瓦斯声称要在新的、更健康的基础上重建君主制，而议会制度围绕两个主要政党交替执政，国王则有尊严地履行象征性的职能。这位历史学家曾经写过精彩的文章论述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末期衰落的统治，他梦想着恢复1788年因波旁王朝的卡洛斯三世去世、启蒙运动消失而中断的历史脉络：“现在我们将复兴西班牙的历史！”
复辟后建立的新秩序至少有两个优点：第一个是恢复体制稳定，第二个更紧急，是恢复各省的和平。在南方，战争将死灰复燃，而从未解决的农业不公正问题将助长气焰。但在北方的卡洛斯派喘不过气来，最终解除武装。
把他们赶出曾经占领的国家中部的最后阵地后，1875年7月至1876年2月期间，由马丁内斯·坎波斯领导、后来由国王亲自领导发动总攻，说服卡洛斯派军事领袖卡布雷拉，他是第一个响应阿方索十二世在次月向他们呼吁的联盟。第三个“唐·卡洛斯”没有等到这些效忠行为，就带着他的合法性原则到法国避难了，这些原则只有在1936年7月“民族主义者”起义中，才会以军事形式出现——但这次是由莫拉和佛朗哥精心操控，以一种简单的辅助部队的方式出现。
伊莎贝拉二世的儿子的统治由此迎来了一段政治复兴时期，议会保守主义伴随着波旁君主重新受欢迎而恢复生机。这位年轻的统治者，有着王国和平缔造者的形象，特别是两年后他的个人悲剧更让民众关心。1878年1月，他刚和蒙彭西耶公爵的女儿、表妹玛丽-梅塞德斯·德·奥尔良因爱结合。5个月后，他就成了鳏夫。一个优雅动人、充满爱心的年轻皇后，在她人生的第十九个春天被肺结核带走，国王陷入难以平复的痛苦：没有浪漫主义哀伤的西班牙，在这场不公正的不幸中，以古老民谣锻造了统治者的感伤传奇：阿方索去哪儿，哪儿就有悲伤！（donde vas alfonso trece，donde vas triste de ti！）
摄政王后和伊莎贝拉二世时期的旧时宫廷诡计似乎已经属于遥远的世界。老卡诺瓦斯明智地确保前女王远离王国事务，如果可能的话，尽可能在西班牙以外的地方呆上一段时间。至于玛丽·克里斯汀·德·波旁，费尔南多七世灾难性统治的最后见证人，也是动荡摄政时期的主角，她于1878年孙子结婚后不久，在她隐居的勒阿弗尔附近圣-阿德雷塞的蒙迪西尔别墅去世。卡诺瓦斯复兴不仅要与过去一刀两断，而且坚决文官化，从政治家将军的掌控中解脱出来，就在不久前，他们还想将复辟带到军队的洗礼池中。
1876年7月2日，由普选的议会快速起草和批准的新宪法，是卡诺瓦斯所期望的英国式议会的基础。尽管创纪录的弃票率反映了国家在政治上的疲倦，但必须承认它有一定的优点，直到1931年第二共和国宣布成立之前它一直被使用。
这是一部保守的宪法，因为它根据陈旧模糊的用语“las cortés con el rey”（议会与国王）将行政权和立法权赋予了一个主权国家和国王，并且只说明议院的议员是被选举出来的，但在宪法文本中没有确定具体的投票制度。它还将参议院一半的席位给了应得的成员或由王室任命的终身议员，另一半席位只保留给通过限制性和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然而，它并没有宣称与1869年宪法中更先进的理念决裂，它在序言中重新采用了大多数有关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原则。在当时的教皇庇护九世在通谕中加了《谬误举要》（syllabus），谴责自由主义和整个“现代主义”为“罪”的时候，这部宪法重申了信仰自由，但天主教仍然是国家的官方宗教。事实上，这是一部相当灵活的基本法，接近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和英国的议会制度，给国王留下一定的行动自由，条件是不滥用它。阿方索十二世和他的遗孀在漫长的摄政期间就是这样，阿方索十三世的自由则少得多。卡诺瓦斯还打算让君主成为武装力量的最高领袖，授予国王军队最高指挥权，以防止未来的军事政变。
但真正确保系统稳定的因素是来自于西班牙自由主义两派之间的协调轮替：温和派和进步派轮替，它们从此都遵守有组织的政党内部纪律，类似于伦敦议会的托利党（tories）和辉格党（whigs）。卡诺瓦斯，作为他创立的保守党第一势力范围的领袖，毫不费力地说服他的老对手、共济会的普拉克斯德·马特奥·萨加斯塔组成立宪-自由党（从1880年起也被称为“合并主义者”），体现了“左派”和“右派”仅在一些细微处上有所不同：自“狂热者”时期以来被削弱的反教权传统，以及在社会问题上略微先进，但条件是他们不质疑贵族之间持续拥有霸权的基本原则。最初是非正式的，随着阿方索十二世离世，双方订立所谓“帕尔多协议”，交替协议具有了准宪法的性质，从而更好地巩固了摄政地位。不复存在的共和国的孤儿们只能在激进和阴谋者的立场之间做出选择，比如鲁伊斯·佐里利亚，他的军事共和行动试图招募年轻官员，以及卡斯特拉尔非常个人化的姿态，他和卡诺瓦斯一样喜欢友好的竞争。
卡诺瓦斯制度的优缺点
聪明、现实的政治家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建立的这个制度，在他于1897年被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暗杀后，其良好效果依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它的首要优点是为国家提供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不曾有过的稳定和政治和平。由于避免了将军们突然发动的流血事件和破坏性极强的民众示威，西班牙呈现出一个可敬的民主政体的面貌，即两党中一方权力耗尽后，可以和平移交给竞争对手，直到后者反过来显示出力不从心的迹象。
这种系统性交替的弊端之一，就是在各级公务员制度中引入盎格鲁-撒克逊的政党分肥制（the spoils system，亦译政党分赃制），每次政府换届时都会有一批公务员下岗。这种“轮流坐庄”的做法并不新鲜，但往往将收买人心制度化，而不与腐败做斗争。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高度文明的议会民主制不可避免地与国家的社会经济现实之间脱节，这个落后的国家还远远未赶上来，也没有解决其根本问题，特别是它的土地结构问题。
在西班牙，特别是南部——安达卢西亚、埃斯特雷马杜拉，那里的大庄园政权猖獗，大量农场短期工（braceros）、无地农民的雇佣取决于土地所有者的善意，所有的实权都掌握在当地“酋长”手中，这个词借用了殖民地语言，不仅包括了大地主，甚至包括他们的代管人和许多省的贵族，他们或厚颜无耻或仁慈地统治着广大文盲和贫困群众。这些农村群众的生存不仅要靠封建老板给他们提供的不稳定的工作；在大多数日常生活中的意外里，他们还要依赖这些大小领导的善意，后者能让法律变得更好，因为他们是农民与遥不可及的政治权力之间唯一的中间人。与“酋长”网络相比，一些前工会领袖没有多少分量。然而在1907年普选时，正是由卡诺瓦斯不太信任的“酋长们”参加选举。选民们被严峻的生活状态麻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不考虑他们处境的少数人的政治游戏漠不关心。
确实，在法国或英国被贵族支配的“腐烂村庄”或“死水塘”与同时代对民主的否定有关。但西班牙在教育、农村生活水平，特别是农业结构方面的落后扩大了差异：适合迅速、和谐的社会变革的土壤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荒芜的。
从加利西亚到加泰罗尼亚等北部地区，这种威胁没有那么严重，因为那里的小地主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这个群体很可能由于过于分散、经济实力薄弱，无法促进公民意识，在民主进程中表达自己。或多或少经历工业化的大城市也不太容易管理，对复辟时期经历它们黄金时代的新闻界所传递的舆论运动更敏感。但同样，在此实行的制度往往会控制选举，并在必要时伪造名单，塞进投票箱。
从这个角度看，美丽的卡诺瓦斯制度就像在不合适的身体外包裹着民主制度的虚假外衣。人们还指责它未能利用政治稳定期进行必要的实质性改革。
后代——首先是经历1898年殖民危机的几代人，会毫不犹豫地对它提起这一诉讼，这意味着复辟派不得不承担起远高于自身的责任。在这种质疑的氛围中，西班牙社会的主题充满了焦虑和幻灭，奇怪地恢复了那些在黄金时代的暮色下悬而未决的问题，当时的颓废感已经入侵了西班牙的灵魂。
【1】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1876年）：俄罗斯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者，著名无政府主义者。他主张个人和社会的绝对“自治”。他的信条是“自由即至善”。巴枯宁的主张19世纪在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广泛传播。
【2】蒲鲁东（1809—1865年）：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之父，首先使用安那其（anarchy）一词表述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蒲鲁东的学说和政治活动对巴黎公社前的法国工人运动颇有影响。
【3】卡洛斯七世是费尔南多七世的弟弟卡洛斯·马里亚·伊西德罗（即唐·卡洛斯）的孙子，唐·卡洛斯是那些反对伊莎贝拉二世担任西班牙国王的“卡洛斯派”所拥戴的西班牙国王，被称为卡洛斯五世。1845年，唐·卡洛斯“退位”，其子唐·卡洛斯·路易斯成为卡洛斯派首领。1860年，卡洛斯派发动叛乱，试图夺取王位，但未获成功。1868年，唐·卡洛斯之孙唐·卡洛斯·马里亚成为该派首领，称“卡洛斯七世”。在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二世被废黜后，卡洛斯派两次起事（1869年和1872年）均告失败。1873—1876年，卡洛斯派又发动第二次卡洛斯战争，再次遭到失败。
【4】麦克马洪在1873年梯也尔辞去总统之后被选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但他在任内颁布通过了1875年宪法，让拥护君主政体者占据政府的大部分部长席位，并直接干预议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