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五月二日起义”（dos de mayo，1808年5月2日）是西班牙独立战争的导火索，也是在民众激情影响下书写的西班牙新历史。然而它源于一个严重的误解，民众不知道亲王的背叛，被费尔南多收买的挑衅者所利用。但这并未减损马德里起义的高度爱国意义。
马德里起义：从被操纵到自发的起义
仅仅住了两周，费尔南多便离开马德里前往巴约讷，留下一个军政府负责管理这个被“友好”、庞大的军队占领的首都。
编年史告诉我们，首都马德里的生活基本正常，咖啡馆里充满了热闹的交谈，剧院里上演着剧作家莱安德罗·费尔南德兹·德·莫拉廷、何塞·曼努埃尔·金塔纳或拉蒙·德拉·克鲁兹的作品，而伊西多罗·迈克斯的《西班牙塔玛》中和他的搭档女演员安东尼娅·普拉多的舞台表演则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在工人阶级中，人们普遍焦虑起来，甚至极度紧张，因为他们得到了费尔南多国王（自封）离去的消息。5月2日，星期一的前一天，伯格大公像每个星期天一样在普拉多广场主持了阅兵式，懒洋洋地吹着哨子。人群中的异样骚动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只有最警惕的人才会注意到，在这个拥有20万人的城市里正在举行反法示威。“神秘间谍散布危言耸听的消息刺激着被带进首都看热闹的人以及农民团体。”煽动者采取的策略与3月19日在阿兰胡埃斯成功实施的策略如出一辙。
然而，官方历史似乎忽视了这个细节。据说，周一早上7点，一小群好奇的民众聚集在皇宫前的武器广场（它由约瑟夫·波拿巴设计，比现在的东方广场小得多）目睹了王宫院内不寻常的骚动。已经满载行李的马车正准备在法国卫队的护送下带走最后一批留在马德里的王室成员。
伊特鲁里亚王国的前女王玛丽-路易丝和她的孩子们顺利离开。当轮到11岁的王子弗朗索瓦·德·保罗时，情况就不同了。从宫殿前拥挤的人群里爆发出叫喊：“叛徒！王子被带走了！”人们看到或者认为看到卡洛斯四世的小儿子（不确定是不是他亲生的）在阳台上流泪，而王宫仆人正在煽动人群。坚定的抗议者卸下马套具，并差点斩伤负责出发前准备工作的缪拉的副官奥古斯特·拉格朗日上尉。所幸的是，在法国人的哨所前，一名瓦隆卫队的军官艰难地挤进密集的人群，将他拉出来，救了他的命。
在宫殿附近的驻军基地里，缪拉见到半死不活的拉格朗日，在战场上冷静的他显然失去了理智，忘记拿破仑皇帝的命令，派出了不下于一个营的精锐部队——一个中队的波兰战士和两门火炮。他大概想起了过去1795年，波拿巴命他带着大炮到圣罗奇教堂前院镇压“葡月十三政变”的保王党人。
不能确定他们是否从一开始就开炮了，但确实发出了巨大的响声。聚集在广场的人群是第一批受害者，骑兵冲进来清理广场，在这个过去三周里一直处于紧张战争状态的城市引起恐慌和愤怒。
民众对王子的离开肯定有误解，但更有可能是被煽动的。因为这绝不是拿破仑皇帝下令绑架，而是卡洛斯四世希望他的家人们都聚在巴约讷。缪拉应该让他们在3月29日离开马德里，但政府政务会使得他们推迟了离开的时间。因此可以认为，费尔南多的手下以及煽动阿兰胡埃斯起义的人知道这个延期，他们可借此机会准备马德里的暴动。
这次起义完全由马德里民众自发进行的论点有另一个逻辑漏洞：为什么人们会因为一个王子离开而如此激动？况且几乎所有人一致认为他是戈多伊和玛丽-路易丝女王的私生子，因为他与这位宠臣长得很像。
卡洛斯四世在马拉克谴责他的儿子“策划了整件事”，这当然是对的，不过事实是，马德里的火药桶只需要一点火星就会爆炸。“五月二日起义”就是改变一切的导火索，由于缪拉的鲁莽和他的残酷镇压，西班牙各地民众起义反对外国占领者，法国士兵在潮水般武装力量的无情打击下倒下，而骑兵队从首都四面八方冲向太阳门广场，同样无情挥斩着一切阻碍他们前进的人。
这一系列事件被1814年戈雅绘制的杰出画作记录下来，以纪念年轻的同胞们绝望的斗争，他们的眼睛炯炯有神，将刀插入马穆鲁克骑兵的马肚上。大街小巷都有肉搏战和交火，混乱一直持续到下午，士兵和起义者随着双方损失增加而不分青红皂白地互相报复。
中午时分，冲突的中心转移到蒙特隆军火库，也就是今天“五月二日广场”的所在地。两名西班牙军官路易斯·达伊兹和佩德罗·韦德向人群敞开了军火库的大门，之后和许多其他马德里平民同时遭到法国人的反击。阿图罗·佩雷斯·雷泽在回忆录中用令人窒息、严谨的文笔记录下这一事件。文字中留下了血腥之日里两位女英雄的名字：年轻的绣工曼努埃拉·马拉萨和五个孩子的母亲克拉拉·德尔·雷伊。
除了已经提到的两名光荣的军官和他们的炮手，以及在另一次交战中受致命伤的哈辛托·鲁伊斯中尉之外，马德里总队长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内格雷特兵营里大约4000名西班牙将士按兵不动。政府政务会的军事部部长冈萨雷斯·奥法里尔将军仅仅作为调解者，下午从缪拉那得到禁用武器的命令，然而并没有削弱伯格大公的报复心。士兵巡逻队很快搜查了整个城市，寻找任何携带武器的人，甚至一些拿着剃须刀的理发师在店门前被当场抓住。由格鲁奇将军担任主席（拿破仑在滑铁卢拼命等待的那位将军）的军事委员会授命行刑队处决抓获的起义者。
在太子山上，一整夜都在枪决起义失败的俘虏，这个马德里悲剧传奇的下半段被戈雅的画作《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刻画出来，以此永远缅怀他的同胞。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马德里起义受害者人数的估计变得越来越不可靠。根据可靠资料，法国伤亡士兵有154人，每个兵团都有损伤。在战斗中丧生的西班牙人应该达到大约300人，伤者则超过800人。另外，据首都教区登记簿的记载，镇压的受害者至少有125人，全部为男性。
从五月二日起义到全面反抗
1808年5月，事态有了快速的发展。我们看到拿破仑皇帝的政策虽然迅速，但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来构建西班牙新君主制的基础，而反法起义——如拿破仑预料——立即得到英国人的支持，在整个半岛上席卷开来。
在五月二日起义之后的几周里，彼此间的心理战打响了。约瑟夫国王于5月19日抵达巴约讷，20日抵达他的新首都，直到7月初才离开。由波旁父子竞争的西班牙王权自3月无人继承到被人重新占有之前，西班牙没有自己的国家权力机构，没有引路者。人民被征服国土的外国军队激怒，尽管它表现出盟友的姿态。许多西班牙人甚至曾经认为缪拉和他的军队是来支持费尔南多反对戈多伊政府的。一种因背叛感加上合法王权的空缺而造成的舆论氛围在整个春天蔓延，谴责拿破仑发动的猛烈军事行动。
除了这些情况外，还有一个负面因素，即在那个时代尚未发明快速传播信息的手段。如果西班牙人了解费尔南多的卑鄙，了解到他们热切渴望的英雄屈服于皇帝，那么他们就会离开这个配不上其所得荣誉的人，转而更容易接受“欧洲主人”承诺的国家复兴。在哈布斯堡和波旁家族之间，西班牙不是习惯被外国血统的王朝统治了吗？
约瑟夫·波拿巴尚未向巴约讷宪法宣誓（1808年7月7日），而费尔南多一到瓦朗赛定居，就在6月22日给拿破仑皇帝寄了一封信，足以证明他的奴性：“陛下，我代表我的兄弟（唐·卡洛斯）和我的叔叔（唐·安东尼奥·帕斯夸尔）向陛下致以诚挚敬意，祝贺陛下满意地让您亲爱的兄弟登上西班牙王位。这个广阔国家的幸福是我等所愿，看到如此尊贵有德行的君主引领它，我倍感欣慰。获其友谊实乃荣幸之至，冒昧给陛下写信，祈求陛下阅后，俯允呈天主教陛下。”
这位亲王不仅篡夺他父亲的王位，还为新的“天主教陛下”祈祷。在他稍后给约瑟夫写的一封信中，他自称是其“亲爱的兄弟”，接受他宣誓称王以及后续一切所为。拿破仑皇帝向聚集在巴约讷的西班牙代表传达了这封信的内容，这些耻辱的信件显然说服了一些与会人士，即西班牙的格伦代，他们从边境的另一边赶来，在拿破仑皇帝哥哥的新宫廷中争取荣耀的职位；或是知识分子、启蒙思想家的追随者，他们获得了邻国传播的新思想。然而，西班牙的多数人认为这些屈服的证词是伪造的，敌方阵营毫不犹豫地编造虚假言论，归咎于受虐待的年轻国王，无异于要挑起战争。
在塔列朗的流亡期间，拿破仑每一次胜利之后，甚至对手是自己的同胞，费尔南多都要殷勤祝贺。他坚持请求拿破仑将侄女嫁给他，但总是白费功夫……在上一章的结尾，我们看到约瑟夫·波拿巴在前往他的新首都的路上充满忧虑，他在这个国家微不足道的优势也已经消失。在五月二日起义三周后，整个西班牙都效仿马德里旁伟大又滑稽的莫斯托莱斯镇，镇长宣布其村庄与法国之间进入战争状态。
从5月23日开始，以及5月30日圣费尔南多日，西班牙全国宣布起义，各地起义的地方“洪达”【1】夺取了权力，而且往往使用了极其暴力的手段。在他们迟迟没团结起来，或试图阻挡过激的暴徒来维持秩序的时候，负责军区的上尉、省长或市政官员就被残暴地杀害了。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卡斯塔尼奥斯将军、未来拜伦战役的胜利者在直布罗陀前指挥西班牙军队。此前他与法国参谋部关系密切，如今他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同样起决定性的作用是速度快、组织较好的北方军政府——特别是加利西亚和阿斯图里亚斯军政府，他们派使节前往伦敦寻求老对手的帮助。后者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在相当大的英国谍报网络的帮助下，英国的资金和武器持续流入伊比利亚半岛。由数万名英国士兵组成的第一批队伍在查理·斯图尔特爵士和布莱克将军的带领下，在6月底抵达加利西亚，与奎斯塔将军在老卡斯蒂利亚训练的西班牙步兵和骑兵会合。这支部队组织得并不好，于7月12日在梅迪纳·奥塞科被贝西埃雷斯击败。
“入侵者国王”（西班牙人给约瑟夫起的绰号）刚进入他的新王国，就有了更多需要担忧的理由，法国军队在安达卢西亚和葡萄牙遭受严重挫败。
拜伦和辛特拉：两次灾难
“灾难”——用这个词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因为在经历拜伦【2】和辛特拉【3】的两次战役后，法军的主要部队不得不向敌人投降。7月19日，在卡斯蒂利亚高原与安达卢西亚之间的莫雷纳山脚下，拜伦战败将产生非常严重的军事和心理后果。法兰西帝国的雄鹰第一次在开阔的战场上遭受屈辱的失败，拿破仑无法想象匆忙组建的西班牙军队可以击败他的军队。
国王约瑟夫进入马德里的前一天，半岛另一端的拜伦到底发生了什么？
曾在乌尔姆和弗里德兰获得荣誉的将军皮埃尔-安托万·杜邦·德·莱唐带领着陆军部队，从3月初就驻扎在马德里南边的托莱多，那时缪拉在西班牙部署了55000名士兵——其中大多数是年轻的新兵，皇帝称之为“他的大孩子”——分布在北部和东部。这个部署也让拿破仑感到担忧，他指责姐夫让杜邦行军过快，而阿兰胡埃斯（3月19日）事件则要求他们更加谨慎。
两个月后，当马德里起义已经蔓延到西班牙所有省份时，这支驻扎在新卡斯蒂利亚的军队被取代伯格大公的萨瓦里接收，他下令军队通过《堂吉诃德》中的传奇土地以及莫尔纳山脉的狭道夺取安达卢西亚，在加的斯救出被英国舰队围堵的罗西克斯海军上将的法国舰队。为了完成任务，杜邦必须与驻扎在直布罗陀前的圣罗克营地、由卡斯塔尼奥斯将军指挥的西班牙军队会合。
没有什么比这一特点更能说明1808年5月的最后几周，在群众的压力下西班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编年史起到重要作用，为接下来一连串悲剧赋予意义。
6月6日抵达科尔多瓦之前，杜邦将部分后备军和伤病士兵留给在拉曼查高原的圣克鲁斯·德·穆德拉。而在瓜达尔基维尔的阿尔科利亚桥上，杜邦意想不到地遭遇了一支由刚在塞维利亚掌权的“中央洪达”（“中央执政委员会”）派出的约4000人的军队，西班牙将领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卡斯塔尼奥斯部署的两万名士兵也聚集在此，这让杜邦感到不安。在科尔多瓦的战斗相当激烈，由于当地人民的抵抗，使得他们被无耻地劫掠，并开启了西班牙起义军和法国军队长达7年的战争。
杜邦的人听说了留在圣克鲁斯·德·穆德拉的远征军后卫被农村居民支持的游击队屠杀的消息。拿破仑两个月前给缪拉下达指令时表达的所有担忧都得到了证实。整个安达卢西亚奋起抗争，杜邦现在无法完成他的任务，决定带着在科尔多瓦和哈永（jaón）掳掠的沉重战利品，撤退到塞拉山脚下的安哈尔。他在那浪费了宝贵的几周时间，而且没有听从萨瓦里发出的紧急撤退命令，同时增补了大约一万人掩护他的军队通过德斯佩纳佩罗斯和卡斯蒂利亚高原后撤。领导增援部队的杜邦迟钝固执，不仅会失去自己的军队，而且会失去前来营救他的维德尔和戈伯特的部队。
卡斯塔尼奥斯将军——尽管出生在巴斯克地区，但因其晒黑的肤色而被称为“吉普赛人”。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大胆的战略家，但有保卫故土的坚强意志，而且在战场上有杰出的军官指挥，包括西班牙人和外国人，如瑞士人雷丁或法国移民库皮尼。他那被志愿民兵壮大的骑兵队伍——著名的安达卢西亚骑兵，握着他们的战戟（garrochas），骑在敏捷顺从的战马上——十分英勇善战。距离拜伦几英里外的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古战场上，1212年，对抗摩尔人的第一次收复失地运动在此上演，而此时拜伦的名字将被写入新的传奇。
每当拿破仑谈到这次失败时，他都要仰望天空，仿佛面前是“一次最离奇、荒谬、愚蠢的行动”。在法国阵营中，每个将军都不顾对方在哪里。7月16日，戈伯特在试图解救被安达瓦卢西亚牧民团团围住的重骑兵时意外被雷丁杀死。接替他的杜福尔与杜邦和维德尔都失去了联系，而维德尔离开拜伦，迎战他认为更北边、在拉卡罗莱纳的敌人。
7月19日上午，无法调动军队的杜邦和不到8000名士兵被包围了，其中许多人被分配去保护满载战利品的货物车。他领导的两个瑞士雇佣兵团变节，加入到同胞雷丁的敌方阵营，最终破坏了自己步兵团的士气。酷热的一天结束之际，经不起煎熬的法国军队在人数和战斗力上都被压倒，投降是不可避免的。更严重的是，杜邦将军在拜伦召回维德尔和杜福尔的军队，他们本可以逃脱敌人，现在也成了俘虏！
卡斯塔尼奥斯将军、塞维利亚“洪达”代表蒂利在战斗结束后光荣地到了拜伦，并和杜邦将军签署了协定：法国士兵在解除武装后经海路被遣返回国。但几天后，塞维利亚“最高”当局和安达卢西亚的投机官员托马斯·德·莫拉（几个月后他毫不犹豫地为约瑟夫国王服务）拒绝尊重代表们的签字。他们找各种借口，如这些军队抢劫是有罪的、没有船只确保遣返等，从而对被俘士兵，包括没有参加科尔多瓦和哈永劫掠的士兵施以最痛苦的折磨。疲惫的被俘法军在8月酷暑中被迫向南部港口前进，途中受到被煽动的群众粗暴虐待，比如在勒布里加（lebrija），带头的往往是修道士。在其他地方，被俘法军被武装帮派屠杀。只有约7000名幸存者被监禁在加的斯港码头，或挤在马略卡岛以南卡布雷拉的沙漠小岛。
而将军们和高级参谋官免受俘虏。这场灾难真正的罪魁祸首杜邦·德·莱唐在返回法国后被捕，直到1812年3月才被带到由坎巴切雷斯主持的高等法院，被判降级，并被关押在弗朗什-孔泰14个月。拿破仑本可以把他枪决，但考虑到他过去的功绩，认为“他真正的罪是相信敌人的话和签字，他只是为了撤出安达卢西亚才这么做，就像朱诺撤出葡萄牙那样”。
在拜伦战役一个月后，又发生了相同的军事投降，这一次是面对英国军队，这确实玷污了法兰西帝国军队的荣耀。8月30日，在里斯本附近的辛特拉，朱诺元帅几天前在维梅罗被登陆加利西亚的威灵顿击败，结束了于1807年11月开始的对葡萄牙的占领。他和凶恶的洛伊森将军领导的法国军队横行掠夺，可能比那些所谓与西班牙结盟的法国军队还要严重得多。但英国人没有进行报复，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尽快摆脱法国人，不战而进入里斯本。因此，朱诺能够避免杜邦军队被俘的命运，他们带着武器和行李（包括战利品）返回法国。葡萄牙人在这件事上没有发言权。
拿破仑在伊比利亚半岛发动的封锁战争前半段以两次投降而告终。
受到从安达卢西亚崛起的拜伦战胜者的威胁，马德里的法军也是防不胜防。在英勇抵抗的城市里到处是溃败的法军。埃布罗建起一道防御线，约瑟夫和他的大臣退到布尔戈斯以北的维多利亚。在7月的最后几天，当卡斯塔尼奥斯的前锋部队通过托莱多的城门进入首都马德里时，“入侵者之王”约瑟夫·波拿巴的最后一批车队借北边的路离开首都，随行的有宫廷成员以及约12000名合作的西班牙人，他们要么出于信任，要么由于他们的行政职务，希望逃脱“中央洪达”（“中央执政委员会”）以及在西班牙全面起义中应运而生的游击队，以避免他们及其家人被算账。
拿破仑到马德里：约瑟夫国王的喘息
然而，对尚处于权力巅峰的拿破仑来说，相信他不会甘心放弃西班牙和葡萄牙，从而让英国人得利。他的威望和战略野心迫使他要尽快抹去拜伦和辛特拉的污点。
“虽死犹荣！”在约瑟夫逃往维多利亚前，拿破仑向他的兄弟预言“他的荣耀将会落入自己在这个国家的坟墓里”：“我将到达西班牙的赫拉克勒斯大力神柱，而不是力量的极限！”
这次他御驾亲征领导反攻，招募了最好的士兵和精英元帅到伊比利亚半岛。1808年10月，他刚在埃尔富特与沙皇亚历山大和德国统治者达成的协议，让他得以向英国提出和平谈判。但伦敦拒绝谈判，并立即加强在半岛的军事部署。不管怎样，从1808年11月初开始，拿破仑皇帝与在维多利亚的约瑟夫会合，打乱了卡斯塔尼奥斯不协调的军队，越过布尔戈斯、杜埃罗的阿兰达，强行通过山道，前往马德里。而“中央洪达”自9月以来由卡洛斯三世的前启蒙运动大臣佛罗里布兰卡伯爵主持，决心不惜代价保卫马德里。
接下来是属于拿破仑皇帝军事辉煌的经典史诗。在组织了首都防御力量的瓜达拉马山脉的索莫拉利亚山口，势不可挡的波兰枪骑兵在很短时间内战胜了西班牙的炮兵连。拿破仑以炮轰威胁在马德里的高地查马丁，要求“中央洪达”的代表彻底投降。接着在12月2日，奥斯特利茨战役一周年以及他在巴黎圣母院加冕的纪念日，拿破仑给他兄弟统治的王国颁布了一系列法令。
随后拿破仑快速返回巴黎，在那里传出塔列朗和福切谋反的谣言，而且他也急于惩罚奥地利。拿破仑在马德里只逗留了一天，在王宫费利佩二世的肖像前短暂冥想了一会儿，并快速参观了首都。约瑟夫·波拿巴的侍从长米奥特·德·梅利托伯爵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卡斯蒂利亚人的性格从未像如今在骄傲和尊严中表现得如此不屈不挠”，皇帝本人为西班牙人没有对他本人以及庄严阅兵式产生好奇心而感到失望：占领马德里并没有产生他所期望的效果。
然而，从1809年1月到1811年12月三年时间，法国的军事成就让约瑟夫国王幻想着巩固他的权力。西班牙精英们的帮助是极为重要的。他们注意到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失权，在约瑟夫的政权中看到了启蒙运动理想的延续，也看到了在他们国家蔓延的混乱局面的唯一补救办法。
在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西班牙人在各条战线上的抵抗都同样激烈。但在1809年2月20日，萨拉戈萨第二次被围困，饥荒、瘟疫和地道战直捣城市中心，护城的帕拉福克斯将军不得不缴械投降，但获得了战争荣誉。在加泰罗尼亚地区，阿尔瓦兹将军和全体居民英勇捍卫着另一个“新努曼西亚”。然而在6个月的徒劳攻击后，他们在1809年12月12日屈服于雷耶和圣西尔的继任者奥热罗。
与此同时，苏莱特、莫蒂埃和塞巴斯蒂安尼在11月13日在拉曼查的入口奥卡亚击溃了“中央洪达”的正规军。这使得安达卢西亚的大门向拿破仑的兄弟敞开了一段时间。
从1810年1月至4月，约瑟夫国王由于西班牙人归顺于他的统治而能够进入科尔多瓦和被“中央洪达”放弃的塞维利亚（2月1日）。“中央洪达”正规军撤退到加的斯，应拿破仑皇帝之意，法国军队起初对加的斯围困过于松懈。两万名西班牙步兵在英国军队的支持下使这个抵抗军大本营坚不可摧。1812年，维克多元帅将加的斯攻下。虽然短暂、不稳定，但重新征服安达卢西亚还是满足了“入侵者之王”的虚荣心，并确保了索尔特元帅的财富。众所周知，他掠夺了很多艺术品。
回到马德里后，约瑟夫·波拿巴从此不会离开，除非有英西军队的逼迫。他努力保证王国行政的一致性，颁布政治或社会改革法案，进一步与旧政权的决裂，推动城市规划，在保证首都安全的同时展现他的统治威望。
随着1809年10月的《维也纳和约》【4】的签订，约瑟夫·波拿巴被众多欧洲统治者承认为西班牙国王，这不是给他带来国际合法性了吗？从塞维利亚回来后，首都马德里的人民甚至热烈欢迎他。许多被称为“亲法者”（afrancesados）的西班牙人注意到拿破仑皇帝的成功和他兄弟的慷慨，也加入知识分子的行列——他们是第一批决定通过法国大革命传播新思想、在皇帝统治下翻开祖国新篇章的人。
长期的亲法者和应时的约瑟夫主义者
亲法者（afrancesado）这个群体对反对法国占领的大多数西班牙人来说带有贬义、甚至侮辱的色彩。但这不是新出现的：在卡洛斯三世统治下，它伴随着受启蒙思潮影响的西班牙启蒙运动而生。
像弗罗里达布兰卡这样的改革者早在1789年就被过于激烈的法国大革命吓坏了，他仍然依附于旧政权。而更进步的霍维利亚诺斯是他们时代的亲法者。然而，两人都选择了人民抗争阵营。前者在1808年9月担任“中央洪达”领导人，后者在1808年12月弗罗里达布兰卡于塞维利亚去世时加入“中央洪达”，那时约瑟夫国王刚进入马德里不久。
当约瑟夫在1809年初希望霍维利亚诺斯归顺时，后者写信给传达圣旨的塞巴斯蒂安尼将军，这封信将作为崇高的典范：“将军先生，我没有参与任何党派，除了我祖国支持的神圣而正义的事业。不像你们所声称的那样，我们不是为异端裁判所，也不是为一些大贵族的利益而战，而是为我们的国王、宗教信仰和国家独立而斗争。我们热切的使命是复兴西班牙，有朝一日重建辉煌。”
这个骄傲的立场之所以为人称道，更是由于这位前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大臣是戈多伊专制主义和阴谋的受害者，他刚刚在马略卡岛的贝尔弗城堡被拘禁了很长时间。在1811年11月离世前他参加了加的斯议会，这个议会次年颁布的《加的斯宪法》回应了宣扬自由主义思想但同时归顺“入侵者之王”的自由主义者的愿望。
比起亲法者，后者可能更适合被称作“约瑟夫主义者”。使西班牙精英们产生分歧的并不是新思想所引起的进步意识形态选择，而是一些人意识到外国占领与国家复兴之间绝对不相容，另一些人担心反动势力或无政府主义会压垮他们的祖国，而约瑟夫国王的政权会给他们提供一种可能性，能立即终结徘徊在落后西班牙里的邪恶影响。
格雷戈里奥·马隆（《自由派试验》的作者）并不反对他们的观点，他在这两个对立的群体中看到两方都是进步主义的追随者，如敌人般的兄弟以相反的方式追求同一个目标。
“加的斯制宪议会成员几乎都对真正的自由主义有最可悲的歪曲。”他说得过于严厉，但未来的混乱可以证实他的判断有一定道理。
对这段让西班牙精英分裂的痛苦历史，西班牙共和国前总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更平静地看待：“我们不怀疑约瑟夫国王的政权比费尔南多七世的政权更人道、更宽容、更开明。然而，国家拒绝了约瑟夫·波拿巴，因为他的政府所能带来的好处无法与西班牙的尊严和独立这一最高利益相提并论。”
不过在那些年里，有些历史没有被写出来。在巴约讷目睹了其合法君主退位的西班牙人从一开始就选择合作或考虑与新统治者合作。他们包括大多数西班牙格伦代（顶级贵族）、一部分高级神职人员和启蒙运动的政治精英，都没想到1808年5月的群众反应。
大部分格伦代以及教会高层在拜伦战败后最先反水，逃到新统治者所在的维多利亚。约瑟夫·波拿巴政府长期依靠的是有巨大价值、忠心服务国家的人，即使曾服务于卡洛斯三世政府也没什么关系。
曾经接替戈多伊的马里亚诺·路易斯·德·乌尔基霍成为国务卿。圣卡洛斯银行创始人、塔利恩夫人的父亲卡巴鲁斯伯爵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墨西哥前总督佩德罗·德·阿扎接管了西印度群岛的事务，费尔南多七世短暂统治期间的3位大臣佩德罗·德·塞瓦洛斯、塞巴斯蒂安·皮亚埃拉和冈萨雷斯·奥法里尔将军分别被安排在外交、司法和战争事务部门。这意味着新国王没有与前政权切割的意思，也没有对来自西班牙前政权的人士有什么偏见。
1809年，让法国军方大为光火的是约瑟夫·波拿巴将塞维利亚“中央洪达”的叛逃者带入国务委员会。这个人就是托马内斯·德·莫拉，他应该为拜伦战俘的悲惨命运负责，1808年11月他受洪达委托负责保卫马德里。这个可悲之人被所有人鄙视，拿破仑怀疑他是一个英国间谍，但他的兄弟视之为与加的斯叛军和解的工具。
除了真诚的政客或机会主义者加入国王约瑟夫的阵营，还有被西班牙复兴的想法折磨的知识分子……几乎所有人都是戈雅的朋友，是启蒙运动的孤儿，他们都曾对异端裁判所有异议（但他们不是唯一的）。当时最好的剧作家、著名学者费尔南德斯·德·莫拉顿，前浪漫主义诗人胡安·梅嫩德斯·巴尔德斯，圣费尔南多学院的保护者贝尔纳多·德·伊里亚特，马德里市长曼努埃尔·西尔维拉，或异端裁判所的秘书长兼历史学家胡安·安东尼奥·洛伦特、阿拉贡大师留给我们的肖像画作毫不掩饰地展示了“入侵者国王”所创建的西班牙王家骑士团的绶带。
这些约瑟夫·波拿巴杰出的合作者在1813年他们支持的政权垮台时流亡国外。大多数人逃往法国，在巴黎或波尔多避难。1824年，其他西班牙自由派也来法国与他们会合。这些人没有与法国合作，甚至与之斗争，但遭到费尔南多七世专制政权的无情打击。这一次，戈雅也自愿流亡，他厌倦了在祖国看到的“理性沉睡孕育出的怪物”。
这些约瑟夫主义者或亲法者是否比他们在加的斯的对手更不爱国？毫无疑问，他们错误地忽视了由抵抗外国占领引起的民众运动。但他们中许多人焦虑地看到了伴随起义洪达而出现的血腥的无政府状态。有些人亲身经历了这一切，如梅嫩德斯·巴尔德斯在最后一刻从奥维耶多狂热的行刑队中逃脱出来。事实证明这些启蒙运动者是保守派，立足于约瑟夫·波拿巴政权所承诺的公共秩序，而该政权本身是以拿破仑所代表的欧洲新秩序为基础的。他们还意识到加的斯叛军与英国的联盟威胁到了西班牙美洲属地的完整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拿破仑在1811年计划破坏西班牙的领土统一，从半岛的南部和中部撤军，将埃布罗以北区域、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彻底并入法兰西帝国时，他们最终看到约瑟夫·波拿巴愤怒反对其兄弟的计划，约瑟夫·波拿巴成了维护他们家园完整的唯一堡垒。
约瑟夫主义者可能经历过良心的折磨，没有什么比梅林伯爵夫人在她的回忆录所写的更能体现出这种纠结。她是战争事务大臣奥法里尔将军的侄女，嫁给了约瑟夫国王阵营的一位法国将军，她讲述了这个复杂家族里，兄弟或表兄弟出于各自选择在战场上互相斗争的故事。她自己虽然受限于家族捍卫的事业，却不禁为西班牙人每一个军事成就而激动或为他们的失败而哭泣。她描述了在洪达武装于阿尔蒙西德（1809年8月11日）惨败次日她的叔叔奥法里尔的反应：“当时我们正在餐桌旁，我叔叔听到这个消息后脸色苍白，一动不动，不再吃饭。他认为西班牙人永远不会成功摆脱拿破仑的权力，每一次伤亡惨重后的成功让他们暂时重燃希望，却延长了灾难的时间。同胞遭受的不幸、失败、耻辱都让他辗转不安。一场可怕的风暴在他内心深处隆隆作响，而他极度苍白的平静面庞和几乎不可察的眼泪泄露了他内心的混乱。”
这些法国合作者精英在超过1100万的西班牙人民中代表什么？历史学家米格尔·阿托拉对19世纪的第一部悲剧（还包括许多其他悲剧）进行了权威性的研究，他只能观察到，在拿破仑反攻和1809年至1811年约瑟夫·波拿巴的王位相对巩固之后，这些亲法者的数量有了相当大的增长，当时拿破仑的帝国军队即使没能控制农村，也控制了几乎所有的西班牙城市。
当时的官方消息以及1814年编年史作者弗朗西斯科·阿莫罗斯证实，有200万西班牙人，包括公务员、法官、议员、商人、户主甚至世俗教士都同意向约瑟夫国王宣誓，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在劳动人口中占了很大比例。阿托拉指出：“宣誓者比亲法者多，机会主义者或恐惧的人比真正相信的人多。”但约瑟夫主义精英的数量和质量与那些投身于加的斯反抗组织及英国军事联盟的人差不多。当代西班牙历史学家大多没有对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时代中的“合作者”进行武断的谴责。1951年，保罗·莫兰在他的小说《塞维利亚的旗手》里以潜台词试图描写这个时代。他们很清楚，一旦费尔南多恢复王位，加入加的斯抵抗运动的启蒙思想家会品尝到怎样的失望！
战争发生以及它是如何失败的
这些新亲法者的幻想是徒劳的。约瑟夫·波拿巴的王国只是昙花一现，他对安达卢西亚的远征也只是提供短暂的喘息机会。这个情形很像在18世纪初费利佩五世被迫征服他的王国——但这次要面对的是整个国家的敌意。从1810年到1813年，农村的武装斗争此起彼伏，而法国这边的元帅们互相嫉妒，行为像独立的雇佣军队一样没有任何协调。国王约瑟夫靠着兄弟给的军事威望几乎无法控制他们。索尔特继续掠夺安达卢西亚，却没有真正控制它。雷耶理论上管辖纳瓦拉，麦克唐纳管辖加泰罗尼亚，苏切特管辖莱万特和阿拉贡的部分地区，内伊管辖萨拉曼卡地区。这些元帅们都直接接受来自巴黎的指令，但各行其道。约瑟夫为此向兄弟抱怨，但无法说服拿破仑给他任何超出首都狭窄范围的权力。此外，他还不断受到游击队入侵的威胁，在没有强大军事保护的情况下冒险出城当然会不断遭到拒绝。补给车队遭到袭击和抢劫，无法为首都供应物资，导致1811年冬天发生了可怕的饥荒，夺去了2万多人的生命。
一种新的全面战争形式正在西班牙全国范围内展开。普鲁士腓特烈二世在罗斯巴*战役中结束了苏毕兹元帅的花边战争【5】；拿破仑的军队现在遭遇的是更残酷的非传统战斗：武装民兵不断骚扰正规军，并快速从他们的重型设备前逃脱。
这种战争形式当然不是新的，它自古以来就存在，法兰西帝国军队在俄国战败前已在卡拉布里亚或奥地利经历过这种战争。但正是西班牙将给它命名：游击战（guerrilla），成为在国际上沿用至今的术语，就像“军事政变”（pronunciamiento）、“奸党”（camarilla），甚至是代表先进政治意义的“自由派”。
伴随游击战的恐怖是不可避免的。戈雅无情的凿子将《战争的灾难》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士兵被钉在谷仓门上，游击队员被砍成碎片，他们的四肢挂在树枝上，妇女与孩子一起被开膛破肚。肮脏的复仇无休止地回应着另一些泯灭人性的报复。法国士兵死伤近25万人，参与这场无休止战争的士兵大量的回忆录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只有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充满暴行的地方：“悲哀之地”。许多人将会失去他们的士兵灵魂，成为未来所提倡的“暴行—镇压”循环的奴隶。
整个地区都被自封为“军事首领”（caudillos）的集团控制，如教士梅里诺和塔皮亚，方济各会修士卢卡斯·拉斐尔，在老卡斯蒂利亚被称为“顽固的家伙”（el empecinado）的鞋匠胡安·马丁·迪兹，及其学生泽维尔·米纳，还有他的叔叔、贵族埃斯波兹·伊·米纳（他在1813年晋升为将军，在纳瓦拉拥有9个步兵团和两个骑兵团！）从1808年12月起，“中央洪达”在竭力监督的同时，实际上也承认了这些群体的合法存在，他们拥有类似于公海上私掠船的特权，这种地位是对手不能不尊重的。
毫无疑问，游击队的行动是使法国军队最终失败的决定性因素。纪律严明的英军在威灵顿独一无二的领导下增加了它的制胜砝码。1812年春天，拿破仑潜入俄国大草原时，威灵顿从葡萄牙进攻。在卡斯蒂利亚，法军被分成5个军团分散在西班牙各地，统一战线被突破；7月22日，法军在萨拉曼卡附近的洛斯阿拉皮尔斯战役中被击垮。通往马德里的道路再次被打通，引发了比1808年更艰苦的第二次逃亡。这一次，约瑟夫国王撤退到瓦伦西亚，在那里索尔特和维克多解除了对加的斯的围攻，还与他一起加入了安达卢西亚的军队。1813年1月，他们返回首都，威灵顿在8月11日进入马德里，他谨慎地判断不要在此耽搁太久。然而这已经是终曲的开始了。法国军队不得不放弃西班牙，转战其他战线。5个月后的1813年5月，英国以卷土重来的攻势，再次迫使约瑟夫和他的家人撤离首都马德里。
这是第三次撤离，也是最后一次。6月21日，约瑟夫·波拿巴和朱诺元帅的军队在维多利亚被击败，败得很彻底：大部分王家运货车甚至落入去年秋天被提拔为西班牙军队总司令的威灵顿手中。在这个月的最后几天，法军的残余部队又越过比利牛斯山，被入侵法国领土的英西联军紧追不放，在11月到达图卢兹。
12月，在俄国的撤退和法国的拼命作战之间，皇帝本人在莱比锡遭遇了的严重失败，他签署了《瓦朗赛条约》，释放了费尔南多，恢复了他的权利，从而结束了西班牙的噩梦。对他来说，通知哥哥似乎是多余的。后者可能是最后一个为此惊讶的人。
约瑟夫国王到奥伊塞的莫特枫丹庄园避难，在那里等着他的妻子朱莉·克拉里从未踏足过西班牙。约瑟夫国王很快将成为美国新泽西州富有的种植者苏维利耶伯爵，1844年他在佛罗伦萨离世。
这个和蔼可亲的人虽然不太突出，但头脑清醒，心地善良，他曾在险恶的环境下向自己保证做一个公正廉洁、受臣民赞赏的国王，如果可能的话，再多点独立于他的弟弟就好了。唉，他在溃退的时候也不太诚实。就像他经常谴责的那些掠夺的元帅一样。在他那些没有落入威灵顿手中的行李里，带走了一批精美的家具和名画，包括两幅提香、三幅鲁本斯、八幅穆里略斯、一幅维罗内斯、一幅委拉斯开兹的画作。除此之外，还有几颗皇冠上的珠宝，包括著名的“拉佩雷格里纳”珍珠和“池塘”（el estanque）钻石。他作为一名绅士的荣誉因这场残酷而肮脏的战争而受辱。
乱世的总结
拿破仑承认，他的“荣誉”受到了严重影响。
“我的所有灾难都与这个致命的结有关”，他在圣赫勒拿岛上承认，“整件事被我搞砸了。明目张胆的道德败坏、不公正的行为让人愤怒，一切都非常肮脏，因为我屈服了……这场不幸的西班牙战争是真正的祸害，是法国不幸的根源。”他坚持说，“它（西班牙战争）破坏了我在欧洲的声誉，给我带来很多麻烦。如果我能够想象这场战争会带来如此严重的灾难，我决不发动它。但在迈出这一步以后，再后退便不可能了。”
在拿破仑击败波旁王朝的同时，巴约讷的陷阱已经逼近了他。他考虑西班牙的情况了吗？怎么会没有呢！他看到了当时亲王们的荒凉景象，却没有衡量人民的抵抗力量，用奥特加·伊·加塞特的话来说，民众在精英缺席的情况下“完成了历史上所有的事”。历史学家们仍然经常批评拿破仑对西班牙的偏见——就像百科全书派的那些刻板成见。
早在1808年3月，拿破仑就警告缪拉要尊重西班牙人民，并担心他的军队稍有不慎就会让这个国家奋起抵抗，这证明了拿破仑对西班牙人心理有清醒的认识。如果没有1808年5月的事件，他有可能成功。拜伦战败的屈辱让这个和平缔造者变成了一个无情的征服者，尽管他一直担心马塞纳、伯西尔或他的兄弟汇报的其元帅和将领在战斗中的行为（虽然他兄弟的意见分量较轻）。除非皇帝本人在战场，否则他的军队已经不再如原来骁勇善战了。
拿破仑对清除西班牙波旁家族成员毫无内疚，如果不是费尔南多奴颜婢膝的让步，拿破仑本打算逼他屈服。费尔南多的懦弱会让他很容易服从法国的政策：因此拿破仑本可以避免为了合法国王而战的全面起义。然而对这位不忠亲王的蔑视决定了他的行为，尽管他的初衷与其说是征服半岛，不如说是封锁半岛与英国的商业往来。
当时，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皇帝承认西班牙战争毁了他的荣誉时，他在想什么？就是这种残暴的新型战斗导致士兵采用与狂热民众相同的方式厮杀，而他的将军们却放纵地劫掠。并非所有人都失去了荣誉，但对于苏切特、拉纳、莫塔尔、古维翁·圣西尔、蒙西，有多少人遭受掠夺和盲目报复？费利佩·德·塞古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很好地总结了这种“崇高的军人职业”的堕落，这场战争违背了传统规范，从根本上不正义：“西班牙的战争是新型斗争的第一个标志，在这种斗争中，角色将发生变化，真理不再在我们的旗帜下，所有的道德力量、正义、公众信仰、人民权利、民族自豪感都在对抗我们。在一个民族争取独立的战争中，类似于在我们的大革命中拯救了我们的势头现在在对手那边。”
西班牙人与敌人一样都付出了人性堕落的代价。武装团体通常由不择手段的投机者领导，其中包括走私者、逃兵、惯犯，大部分是不识字的爱国农民。在教会信徒、还俗修道士和狂热的乡村教士的鼓励下，他们学会了折磨和残害敌人。教士们还教导仇恨的教义，称任何杀害法国异教徒的行为在上帝眼中都是善行。
英国人在被征服的领土上焚烧庄稼、摧毁西班牙海军的军火库、炸毁可以与自己竞争的工业设施（特别是马德里的瓷器厂），还经常把自己的恶行归咎于法国军队。
除了从1810年起在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积极准备分割西属美洲帝国的英国人外，在这次不人道的战争结束时，任何进步力量都没有获得好处，无论是长期被谴责为背信弃义、压迫其他民族的法国，还是西班牙的自由派、约瑟夫主义者或加的斯议会的抵抗者。这是一个精疲力竭的被毁坏的国家，它与美洲领土和资源的联系被切断，大部分精英离开，导致专制君主费尔南多回归后最糟糕的国家倒退。费尔南多七世这个暴君已经被神圣化，人们却对他一无所知，包括不久前他要求篡位者授予他西班牙王家骑士勋章！佩雷斯·加尔达斯揭示，未来无政府主义的种子都在这个致命的熔炉中成熟，在这场混乱的磨炼中，最杰出的人失去了幻想，许多人则失去了生命。
【1】洪达：西班牙语“执政委员会”或“议会”的音译。1808年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派军进入西班牙，企图吞并西班牙，受到西班牙人民的强烈反对。5月2日马德里人民起义揭开了革命的序幕。拿破仑迫使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和其父卡洛斯四世退位，另立自己的兄长约瑟夫·波拿巴为西王后，阿斯图里亚斯首先成立地方洪达，以费尔南多七世的名义执政，并建立武装，对法宣战。各地纷纷效法，数月后西班牙成立的地方洪达达数百个。在英国军队援助下，西班牙军民打败法军，9月25日在阿兰胡埃斯成立由各省洪达代表组成的中央洪达，弗洛里达布兰卡伯爵当选为第一任主席。在拿破仑率大军进入西班牙后，11月中央洪达迁至塞维利亚，并于1809年10月宣布召集制宪议会。1810年1月，中央洪达迁往加的斯，在建立五人摄政委员会后自行解散（2月）。
【2】拜伦（bailén）：西班牙哈恩省的一座城镇，1808年在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这里成为西班牙人抗击拿破仑入侵的战场。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卡斯塔尼奥斯将军在著名的拜伦战役中打败了皮埃尔-安托万·杜邦·德·莱唐将军率领的法国军队。
【3】辛特拉（sintra）：西班牙里斯本北郊的一座小镇。这一带山峦起伏，宫殿、城堡和别墅坐落其中，被拜伦喻为“伊甸园”。
【4】维也纳条约（treaty of vienna）：是法国与奥地利签订的停战条约。条约在1809年10月14日于维也纳的美泉宫（schloss schönbrunn，音译为申布伦宫）签订，终结了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奥地利亦承认拿破仑一世对以往征服的地区的拥有权，同时承认拿破仑的兄长——约瑟夫·波拿巴为西班牙国王。
【5】花边战争：即1757年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战争的一方是普鲁士，另一方则是法国、奥地利和沙皇俄国。由于奥地利、俄国的执政者都是女性，分别为特蕾西亚和伊丽莎白，而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则非常听信其女友蓬皮杜夫人的话，蓬皮杜夫人和伊丽莎白都是特蕾西亚拉拢过来结成同盟的，因此这个同盟就被称为是“花边同盟”。因为当时欧洲贵族妇女穿的衬裙下摆都是花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