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时代中，失望往往都源于无知。如今我们随时都会接收到海量信息，即使需要花费很多力气，也要好好去了解、思考。而在不久之前的那个时代，一堵由盲目天真形成的墙向沉醉在爱国情绪中的西班牙人掩盖了专制君主的欺骗性。

这种沉默的帷幕或不实的消息恰好掩饰了费尔南多七世在瓦朗赛流亡的耻辱。许多以渴望君主回归之名的流血牺牲只能滋生出灾难性的幻想，接着是最危险的失望，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混乱以及它的根本对立立场——自由派对抗专制者——让西班牙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一个双面的雅努斯（罗马神话中的门神），戈雅在他乡间“聋人屋”（quinta del sordo）绘制的壁画中的绝望象征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泥潭里盲目斗争的两个人。它对比了走在理想进步道路上加的斯的大多数抵抗者所采取的大胆但没有立足于普通民众的变革，和1813年12月被拿破仑释放的费尔南多七世重获控制权后让这个国家陷入的白色恐怖。

加的斯宪法：自由宪章

加的斯成为避难所，庇护“中央洪达”、接替它的摄政理事会，以及由其召集的代表或被占领国家和海外领土代表（每5万公民选一名代表）组成的议会。在这个长期受到国际贸易和世界潮流影响的城市中，抵抗运动仍然在坚定的自由主义基础上继续进行。

毫无疑问，在半岛的其他城市中，被进步潮流主导的议会都无法轻易发展起来，也不可能宣布以国家主权原则对抗合法国王原则。此外，一场争执还致使摄政理事会第一任主席奥伦塞主教辞职（他被托莱多大主教路易斯·德·波旁枢机主教-亲王取代），并使议会分裂为属于旧政权的少数派和属于自由主义的多数派，后者被接受了法国大革命最初理想的代表们的口才所感染。

这个制宪议会从1810年10月24日起在圣费利佩·内里的盖迪坦教堂召开，虽然参加会议的代表中三分之一以上由宗教人士组成，但在进步的道路上已经走得相当远了。并且它对摄政委员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领主特权和异端裁判所，同时宣布天主教的唯一权威。他们还选择了单一议会制度，与君主共享立法权，君主的作用从此在主权国家中消失。

这部宪法是那个时代欧洲最先进的一部宪法，甚至有一些宪章补充法律的神圣性——被通俗地称为“佩帕”（pepa），因为它在1812年3月19日圣约瑟日颁布（“佩帕”是西班牙人对圣约瑟的昵称）【1】。“佩帕”不只是重复了《巴约讷宪法》的许多规定，它还与产生于维也纳会议的神圣联盟的反动精神剥离，成为进步主义者幻想的手册，拿破仑的倒台却让一切变得矛盾又过时。

这就解释了格雷戈里奥·马拉隆所说的“错位”，他把议会的自由派代表称为脱离现实的“雅各宾派”，他们渴望革新，但陶醉于自己的浮夸言论，与现实割裂。

代表中有许多是诗人或剧作家，如曼努埃尔·金塔纳、弗朗西斯科·马丁内斯·德拉罗萨或里瓦斯公爵，律师如阿古斯丁·阿盖尔斯或何塞·玛丽亚·奎波·德·拉诺，还有代表阿斯图里亚斯洪达谈判英国援助事宜的托雷诺伯爵。所有人在一个矛盾的运动中，庆祝新时代的曙光和合法国王的回归。

有些人没有被骗。霍维利亚诺斯回到阿斯图里亚斯，警告他们不要过度幻想。在加的斯的议会，那些仍然支持绝对君主制、被称作奴才的人保持沉默，而与1789年温和革命者关系密切的自由派占据上风。

这两派在1813年9月法国军队彻底失败后分开，并于次年1月15日在解放的马德里举行会议。有多少人可以想象到费尔南多七世将让他们多么痛苦失望？除了厚颜无耻、纯粹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这个国王什么都没有学会。

费尔南多七世的政变

1813年12月，费尔南多七世签署了《瓦朗赛条约》，恢复了他在西班牙的王权，尽管他父亲卡洛斯四世在1808年退位后一直不承认费尔南多的统治权。费尔南多七世承诺保证他前任的臣民之自由、职务和财产。摄政理事会和议会在马德里的设立也意味着他承认《加的斯宪法》。不过，1814年1月至5月，费尔南多七世缓慢地前往首都，就是为了给他的亲信足够的时间准备政变。

摄政委员会免除了他被监禁时做出的承诺。在他眼中，拿破仑的退位（1814年4月6日）能让他摆脱所有的承诺。路易十八于5月3日进入巴黎，在法国血腥报复拿破仑皇帝的追随者：这给了费尔南多最好的示范。

当天真的议会准备为费尔南多七世凯旋归来举行的庄严仪式，让他承认他们的宪法时，费尔南多七世却在准备复仇。他通过加泰罗尼亚边境进入西班牙，但绕过了拥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巴塞罗那，途经赫罗纳和萨拉戈萨这两个在独立战争中激烈抵抗的殉难者城市，最终直抵他的亲信埃利奥将军牢牢控制的瓦伦西亚。5月4日，他确定拿破仑皇帝流亡国外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但在他到达马德里之前一直保密。他废除了宪政制度，并宣布摄政理事会三名成员中的两人以及大约三十名最妥协的议员有亵渎君主罪。由狂热的专制主义者起草的所谓《波斯人宣言》支持这些措施，宣言回顾在大流士统治时期，当国王去世时，通常会让混乱持续一段时间，唯一目的是让人民相信恢复控制、摆脱无政府状态的好处……

5月10日至11日，马德里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王室政变：议会被暴徒驱散、洗劫并关闭，议员们被捕，而有组织的群众涌上街头，庆祝光荣的“烈士国王”（roi martyr）庄严回归。受摄政理事会的委托，凯旋门和其他装饰物——其中包括戈雅创作的两幅歌颂“五月二日起义”“五月三日殉难”的巨幅油画，欢迎一位尊重过去制度的君主回归。游行的马德里人高声呼喊：“议会下台！国王万岁！”甚至高喊“我们的锁链万岁！”这种带着阴郁幽默、用于回应法国占领下的革命话语。

首都百姓在一时的亢奋中，他们是否拿捏好了看喜剧的尺度？这不太可能。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1814年5月11日之后，费尔南多的固执和报复给西班牙社会带来的破坏将逐渐显现出来。

在1814年至1820年的6年里，西班牙进行的猛烈镇压不仅针对留在西班牙的亲法者，更针对加的斯的自由派，国王认为他们更为危险，这导致精英阶层不断逃往国外。超过一万五千名的自由派人士因想用国家主权原则取代君权神授原则而获罪，加入已经被驱逐到法国的两万名约瑟夫主义者的行列。其余的人就算没被残忍处决，也会被幽禁在偏远的省份，大多数被投到监狱，或者被送到摩洛哥当苦役犯。

反抗运动依然进行着。在维多利亚战败后，图卢兹已经被盟军占领，威灵顿看到许多西班牙军官的遭遇，对费尔南多的行为感到愤怒。1814年9月，信奉自由主义的强大游击队领导人埃斯波兹·伊·米纳试图夺取潘普洛纳的要塞，后来他逃到法国，路易十八因他“过去为波旁家族事业服务”给他年金。一年后，特拉法加战役和独立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迪亚兹·波利尔将军打算在加利西亚发动起义，最后被处以绞刑。1816年，其他官员策划“三角阴谋”，准备暗杀新“暴君”，计划在费尔南多前去寻找他最喜欢的妓女、马德里贫民窟的“佩帕拉马拉盖亚”时下手。1817年，另一位武装抵抗者路易斯·德·莱西将军在马略卡岛被处决，他想发动加泰罗尼亚起义，但被同僚出卖。最后，1819年在莱万特的首都，维达尔上校煽动军队起义失败，并引发了一场血腥镇压，埃利奥将军因此获得了“瓦伦西亚屠夫”的绰号。

这么多夭折的尝试显示了一个失去控制的国家的深层动荡。它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府，任由国王的奸党管理，随着国王的心血来潮特别是在他的恐惧下，官员们很快就被提拔或被赶下台。军队在兵变中的作用反映了一定程度的沮丧：他们并不是为了回到旧秩序而战，在这种秩序中，军官需要有贵族血统。许多人加入了在西班牙迅速发展的共济会，费尔南多本人在瓦朗赛流亡时似乎也加入了共济会，这完全是出于机会主义，不过现在他在追捕那些挑战他权威的共济会弟兄。

在这种政治、经济和财政衰败的氛围中，只有一位在流亡中被召回但很快被解职并被逮捕的财政部长马丁·德·加雷曾试图挽救这个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极端自由派的冒险开始了，但从根本上来说，它还没有做好准备，维也纳会议和神圣联盟的构建欧洲新秩序也不准备容忍它。

列戈起义及后续

1820年1月1日，在安达卢西亚的卡贝萨斯·德·圣胡安，阿斯图里亚斯上校拉斐尔·列戈在他前辈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他指挥的军队本来要与其他军队一起出发，去平定美洲殖民地接连不断的起义。受他们的母港加的斯自由主义风气的影响，他以宪法被藐视为由，煽动他的军团起义。这次运动很顺利，来自北方的重要军队跟随他，从法国流亡归来的埃斯波兹·米纳再次在萨拉戈萨、巴塞罗那、潘普洛纳发动起义。在马德里，抗议者入侵王宫，胁迫费尔南多恢复1812年制定的加的斯宪法。

此时的费尔南多两次丧妻，没有继承人，刚刚娶了第三任妻子——他的表妹，萨克森选帝侯的女儿。他又恬不知耻地立刻屈服，宣布：“在我的领导下，让我们坚定地走在宪政的道路上！”在咖啡馆、俱乐部和街道上，人们激动地朗诵这句话，相信法国大革命的伟大岁月会再来。

由前摄政官路易斯·德·波旁枢机主教领导的咨询委员会恢复了议会和新闻自由，允许亲法派和自由派人士回国，并于7月将权力让给一个由阿古斯丁·阿戈斯领导的政府，他本人从休达驻防地归来。阿古斯丁建立了国家民兵组织，即宪法护卫队，因此再次废除了异端裁判所，关闭了成员超过24人的修道院。

1821年，温和自由派政府执政，新领导人是托雷诺伯爵和前浪漫主义作家马丁内斯·德·拉罗萨，他们感到无法应付左翼，于是向费尔南多提出王家卫队的起义计划。这也说明君主的恐惧是无法克服的【2】。

两支保王党军队接近首都，准备解除国家民兵组织的武装，但在温和自由派的调解下避免了冲突。他们进行谈判，人们假装相信费尔南多的善意抗议，因为他再次毫不犹豫地谴责他的支持者。

狂热者和共济会里最极端的新成员，不再愿意被温和自由派出尔反尔地愚弄。他们公开要求逮捕和罢免国王。拉斐尔·列戈被任命为萨拉戈萨上将，这个任命唯一的目的就是列戈远离首都，他成了极端分子们的偶像。即使“共和”这个词没有被说出来，但每个人都知道“1820年的英雄”心之所向何方。

新的列戈公社成员将被指控犯有专制主义阴谋罪的国王的神父维努埃萨神父从地牢中带出来，并把他交给将要杀了他的群众，这体现了他们的极端主义：他们认为对维努埃萨判处10年监禁显然过于宽大。一年后，在一位著名的自由派军官兰达布鲁被暗杀后，王家卫队和国家民兵组织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导致马约尔广场上数百人死亡。

在城镇和乡村，由狂热的专制主义者引发的动乱同样严重，我们看到老游击队（时而自由派，时而保王派）重新出现，转变为大匪帮。领取半饷的修道士又回到游击队，比如神父梅里诺或一个被称为特拉普派苦修会士的人在加泰罗尼亚横行。他骑在骡子上，一手挥舞着十字架，一手拿着血淋淋的鞭子。法国逃兵乔治·贝西埃雷斯加入了他们的使徒抵抗组织，而乌格尔主教在“圣三一”的召唤下也把他的教区变成一个极端保守分子的领地，煽动加泰罗尼亚的保王党起义，骚扰宪法护卫军队，后来他们逃到比利牛斯山边境另一边避难。

埃姆佩西纳多也在公社（comuneros）的旗帜下恢复了职务。不管右派或左派，秘密团体都有着可怕的名字。“灭绝天使”进行反动报复，1819年“瓦伦西亚屠夫”埃利奥将军——这个费尔南多的忠实追随者，做出了回应：镇压维达尔上校的起义，将其抓走并处决。

1822年7月，温和的内阁不得不放弃竞争。极端主义者在选举中获得胜利，使列戈成为议会主席。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自称革命者的西班牙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振奋，他们歌唱赞颂列戈，后来这首歌一度成为未来共和国的官方国歌。而在王宫的窗户下，西班牙卡马尼奥拉的复仇之歌回荡：“狗，来吞下它！”（traga-la，perro！）请费尔南多彻底消化宪法这块骨头。他在1814年撕毁宪法，在1820年又被迫恢复它。温和自由派政府曾试图将议会的上议院代表的人数增加一倍来缓和其过于激进的特点。但又有谁考虑过让这个根本法被所有西班牙人接受呢？

由于担心西班牙事态转折，神圣联盟随时准备做出反应。路易十八担心革命蔓延到法国边境，以加泰罗尼亚霍乱流行为借口，向边境部署了军队，以建立“防疫线”。费尔南多七世自1821年12月以来一直向外国宫廷求助，同时支持国内的极端保守分子，挑起自由派阵营的纷争。他被迫在对手面前屈服了三年，采取了和瓦朗赛流亡时一样的假装顺从策略。如果说虚伪、懦弱和复仇精神是他的特质，那么固执、耍诡计推行他的计划则证明他不是那么愚蠢。

圣路易十万之子：对西班牙的另一次入侵

维也纳会议注意到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气氛，以及合法国王认为自己被议会胁迫、要被罢免，于是准备插手西班牙事务。维莱尔政府的新任法国外交部长、杰出的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在《墓畔回忆录》中写道：“对西班牙的干涉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重大政治事件。”

当然，令人惊讶的是，一个既重视自由又坚持君主合法性原则的人，竟然会成为西班牙新一轮战争的工具，而这场战争的公开目的是重建路易十八本人鄙视的暴君的权威。夏多布里昂对西班牙的了解是来自1807年的印象，与浪漫的娜塔莉·德·诺艾勒斯一起，从巴黎到耶路撒冷，延伸到格拉纳达的东方梦境，这位魅力四射的人既没有忽视矛盾，也没有低估这样的军事行动对开明的温和君主制造成的道德风险。但历史并没有事先写就，无政府的气氛让人对刚刚上台的极端分子无法抱有信心。另一方面，新的欧洲平衡不能容忍这种反常情况。从夏多布里昂的角度来看：“君王正统性将在白色旗帜下点燃火药，继响彻后世的帝国炮击之后，发射第一炮！”

这一美丽奔放的言词说明：除了迷失在政治中的大作家的自我满足之外，这个伟大事业是展现荣耀的独特机会，让复辟的波旁君主制重新获得以前伟大统治的军事威望，成为欧洲新秩序的武装力量，让法国重新在欧洲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让怀念皇帝的军队忘记领半饷士兵的沮丧。

1823年1月27日，路易十八庄严地在议会前宣布，由他的侄子昂古莱姆公爵（他的妻子是圣殿塔监狱唯一幸存者路易十六的女儿）率军参战：“十万法国人，在我的家族王子、我心欢喜称他为儿子的人的指挥下，准备出征，祈求圣路易之神保佑，将他的王位留给恩里克四世的子孙，使这个美丽的王国免受毁灭，让它与欧洲和解！”

于是历史出现惊人的转向，我们将看到同一批元帅率领同样的士兵，在法兰西帝国雄鹰最后一次战斗的十年后返回西班牙。老兵的鬓角刚刚花白，1808年的年轻新兵也获得晋升，中尉成了上校。至于他们的领导人，是那些不知道“百日王朝”之后没有遭受内伊那般命运的人，他们在不同颜色的旗帜下，怀着明显对立的观念为国效力，见证这个军事国家的“奴性和伟大”。无论是三色旗还是白色百合花旗，不都是法国的旗帜吗？

贝伦公爵维克多从1810年至1813年用3年时间轰炸加的斯，后来成为路易十八的战争部长，如今正是他在巴黎主持召开会议，参会的有费尔南多七世秘密委派的西班牙将军，包括男爵埃罗斯和查理·德·埃斯帕尼。正直的科内利亚诺公爵蒙塞拒绝主持处决他战友内伊的战争委员会，他从哈姆堡垒被释放后，把在加泰罗尼亚和萨拉戈萨的长期作战经验用在带领“圣路易十万之子”出征中。乌迪诺和莫利托还与福伊将军、豪特普尔将军、布尔蒙特、劳里斯顿、卡斯特兰一起参加了这次远征，他们都曾是拿破仑的追随者。还有杜埃雷上将，他带军再次围攻西班牙反叛者的避难堡垒加的斯，以防对法国远征军怀有敌意的英国人向西班牙叛军提供补给。

1823年4月7日，昂古莱姆公爵路易斯·安托万·德·波旁和他的元帅们及其训练有素的军队越过比达索亚之后，再没有遇到任何激烈的抵抗，这并不令人感到非常惊讶。绝大多数的西班牙人民对所谓的“自由派”革命已感到厌倦，混乱、嘈杂和无效的革命没有解决任何重要问题，甚至在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贫苦农村，本可以吸引农民的土地改革也无法成功实行。尤其是半岛北部的农民，仍然坚定不移地忠于传统的君主制和宗教信仰，但他们的信仰一直被高高在上的反教主义者所威胁。

西班牙被分成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一直到1936—1939年内战。双方的驱逐行动已经提上日程，比如可怕的绞刑架宗教游行或反教狂热分子挖修女的墓。然而，在1823年，双方力量对比是不平衡的。曾迅速起来反对拿破仑军队的修道士和教士这次把法国军队当作救星来欢迎，而忠于列戈的军团和埃斯波兹·伊·米纳宣称动员的两万名自由派游击队员则在新入侵者面前溃散。

与此同时，在马德里，议会决定将政府撤回到塞维利亚，并将王室带入恐怖的境地。在没有武装的首都，比起法国正规军队，人们更害怕突然涌现的团伙，如“信仰游击队”“使徒”，以及可怕的“公社”。佩雷斯·加尔多斯在《国家轶事》中描绘了这样的场景：在托莱多的路上，他们看到一群穷人高喊“宗教万岁”，再喊“我们的锁链万岁”。马德里上流社会的两个人物概括了当下的矛盾——一位是拥护君主的伯爵夫人，但她爱上了一个年轻的自由派革命者；另一位是共济会高层。在责备革命团体嘈杂冒失导致混乱后，伯爵夫人听到她的情人、“伟大东方”（共济会）的成员回答：

“让我们看看这群民众敢怎样对付那些试图遏制民主和煽动的‘体面人’！”

“好吧”，她反驳道，“我不会在乎你的命！”

“我也不会！”他笑着说，“我明天就打包好行李去塞维利亚。”

这位贵族女士、故事的叙述者说：“第二天，我看到太阳门广场上有军队，有人告诉我，阴谋家贝西埃雷斯的团伙，也就是那些我称之为‘信仰杀人犯’的人就在马德里的城门口。整个城市的人都受到了惊吓。大家能听到远处的大炮声，随时都能看到大街上肆无忌惮的人群，到处是鲜血和劫掠。刚刚与法国人签署投降书的扎亚斯将军设法用武力驱散他们。当马德里的居民都明白了所面临的巨大危险时，我们只希望一件事：十万圣路易之子最终到来，他们才能建立一个正规的政府，并控制这些被愤怒的保王派所激起的恶棍。”

还好昂古莱姆公爵的力量阻止了形势蔓延，而费尔南多七世很快就要进行残酷的镇压。

5月23日，法国军队进入马德里，尽他们所能阻止“使徒”的暴行。6月24日，他们未遇到任何强烈抵抗，他们来到加的斯前扎营，那里的政府和议会最后带着他们的人质——国王及其家人——逃走了。

费尔南多虽然曾尽量避免离开马德里，他希望在那里等待法国人救援，但他还是到了塞维利亚，宪政主义者把他拖到加的斯，要宣布把他废黜，指控他叛国，甚至可能杀掉他。在1812年一位伟大的演说家和未来编年史作家阿尔卡尔·加利亚诺发表有说服力的演讲后，议会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即称国王有精神问题，不得不用摄政理事会来代替他。列戈把费尔南多推到车里，把他当怪人对待。乔瑟菲·阿梅利王后数着念珠喃喃祷告。在闷热的天气和充满敌意的人群中，费尔南多开始了从塞维利亚到加的斯的旅程，就像从瓦朗塞返回时一样……与十年前的情况相反，位于连接大陆的地峡尽头、以攻不破的城墙出名的加的斯于9月23日投降。一个月前的8月31日，法国人占领了特罗卡德罗要塞。他们在1810年未能成功攻下这座城市：这证明抵抗精神已不可同日而语。这场温和的战役几乎是“神圣国王之子”唯一的战斗情节。至少它值得巴黎最美丽的广场之一以它的名字命名。但今天有多少法国人有好奇心去探寻这个被遗忘的、光荣的远征历史呢？

在释放费尔南多之前，被击败的政党幻想从他那里至少获得大赦的承诺。然而国王一回到马德里，就展开对自由派的残酷追捕，无论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昂古莱姆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很愤怒。当他得知波旁表弟背信弃义后，严厉地说：“从陛下重新获得王权之后十四天里，就一直逮捕反抗者和下达专横敕令。焦虑、恐惧和不满开始蔓延到各地。我曾向陛下要求大赦，安抚民心，但他没有！”

随后，昂古莱姆公爵下令禁止西班牙当局未经法国许可逮捕任何人。在马德里，这只会引起被狂热修道士煽动的群氓愤怒，而负责首都秩序的乌迪诺却很难控制他们。不管夏多布里昂喜不喜欢，绝对君主制有它的逻辑。对费尔南多来说，唯一的逻辑就是复仇。

感到厌恶的昂古莱姆返回法国，不想参加为他举行的庆祝活动，并拒绝了向他授予的名号和宫殿。他们把他当成谁了？庸俗的威灵顿？他给维莱尔的信中写道：“法国的儿子是高于一切的！”

“不光彩的十年”

在西班牙的历史上，1823年到1833年费尔南多七世去世后的十年，后人一致称它为：“不光彩的十年”（década ominosa）。

议会任命的摄政理事会三名成员之一的加布里埃拉·西斯卡尔被判死刑，多亏了布尔蒙特德将军的干预，将他秘密带去直布罗陀，才保住性命。而拉斐尔·列戈就没这么幸运了。11月7日，他在哈恩被法国人抓获，至少避免了被暴徒私刑处死。当日，一头骡子拉着黄麻袋把他拖到刑场，费尔南多将他吊在塞巴达的马德里广场上一个高高的绞刑架上，他的四肢被砍，在那些赞誉加的斯宪法的城市里展出。独立战争时期，著名游击队员埃姆佩西纳多像埃斯波兹·米纳一样支持自由主义事业，他被关在笼子里十个月，被带到革命政府曾让他担任上将的萨莫拉省的各个村庄里游行，最后于1825年8月被在他建功立业时崇拜他的群众杀害。

6年后的1831年，在格拉纳达，一名27岁的女孩被指控与在直布罗陀流亡的自由派保持联系，并在国旗上绣上宪法条文而被公开绞死。她的名字叫玛丽亚娜·皮内达，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为她写了一部戏剧。

当《在费尔南多七世统治的西班牙旅行略述》的作者阿斯托尔普·德·库斯汀来到马德里时，他见证了另一个中世纪的场景：在盛大的宗教仪式中，犯传播有害书籍罪的书商马亚德被执行绞刑。他是一个家庭中最年轻的孩子，但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库斯汀发现，在圣路易十万之子远征七年后，恐怖的镇压还未结束：“这是一种保王主义的恐怖。法庭及其官员在三天内逮捕、审判和处决罪犯，或者说是嫌疑人！西班牙国王因恐惧而成为暴君，革命者也一样。当感觉到自己的弱点时，专制主义是更令人害怕的。”

在费尔南多回到马德里之前，自由派甚至是温和派离开了他们的国家。阿盖莱斯、阿尔卡拉·加利亚诺、马丁内斯·德拉罗萨、托雷诺伯爵不得不流亡或重新回到他身边。其他人，如诗人金塔纳和埃斯普拉塞达受到严密监视。戈雅本人也感到了巨大的威胁（还有他的同伴莱奥卡迪亚·韦斯），为了投奔他在波尔多的自由派朋友，戈雅放弃了聋人屋（quinta del sordo）壁画的创作，这是他黑色绘画的证明。从1813年到费尔南多七世统治末期，据统计有86000名西班牙难民或流亡者离开西班牙，很多人被法国接收，另一些人选择了英国。

费尔南多的奸党让人充分感受到了他的低劣品行和这些年的愤怒。奸党和他们的主人差不多：塔德奥·卡洛马莱德，被称为“灭绝天使”的秘密组织的领导者，不久将成为第一国务大臣；还有检察官-警察弗朗西斯科·查珀龙，其罪行将众所周知，他的副手佩德罗卡拉多，被称为“查莫罗”；最后还有恶毒的阿拉贡公爵查理·德·埃斯帕尼，他是被国王封为贵族的暴发户，负责安排放荡的活动。费尔南多用表现良好和模范丈夫的外表来装饰自己，却从未停止与流氓恶棍来往，寻欢作乐。他是性无能吗？很多人这么认为。他的前三任妻子没有一个对他有美好的回忆……

第一位是两西西里岛的玛丽亚·安东尼娅，在费尔南多十八岁还只是阿斯图里亚斯亲王的时候嫁给了他。她大声抱怨，而她的母亲玛丽·卡罗琳、不幸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妹妹写信给那不勒斯宫廷驻马德里的大使：“我的女儿对丈夫绝望了，他愚蠢、自大、虚伪、懒惰，在妻子的凹室里消磨时间，表现得不像个男人。”不过，这位公主在卡洛斯四世宫廷的蛇窝里过得还算舒服。费尔南多在瓦朗赛流亡前，她刚好去世了，对讨厌她的玛丽-路易丝女王来说也感到快慰。

由于拿破仑没有意愿让费尔南多与波拿巴家族成员结婚，他的第二任妻子是布拉甘斯的玛丽亚·伊莎贝拉。她和妹妹玛丽亚·弗朗西斯卡从巴西来，后者在同一天与费尔南多的弟弟唐·卡洛斯·伊西德罗结婚。据说年轻的王后厌倦了丈夫与马德里贫民窟的妓女“佩帕拉·马拉盖亚”的关系，有一天晚上她在卧室里等他，打扮得像个街头女郎，这除了引发费尔南多的轻笑和低级的侮辱外没有其他效果。她也死于流产，年仅21岁。

第三个是乔瑟菲·阿梅利，萨克森选帝侯的女儿，我们在1820年看到她和丈夫共度在塞维利亚和加的斯的悲惨时光。这个温柔的女孩用她创作的圣歌韵律逃避现实，倔强地拒绝她丈夫残忍蠢笨的攻击。宫廷和教皇本人不得不插手，说服她履行婚姻义务。1829年，这个可怜的王后也死了，没有给西班牙留下王位继承人。

这些历史逸闻在坊间流传，被有才华的编年史家记录下来：阿尔卡尔·加利亚诺、索内罗·罗马、马里亚诺·何塞·德拉哈，还有小说家佩雷斯·加尔兹，后世称他们为风俗派作家。他们丰富多彩的作品当然无助于记录君主国的衰落，只能帮人们忘记真正的不幸：七年战争和长期土匪肆虐破坏了城市和村庄，政府疏于管理，国家濒临破产，不得不放弃无力维持的殖民地。

法国在大革命末期、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后使其繁荣之前也经历了这些创伤和类似的不安全感。至少它被看作一个胜利的、征服了境外领土的国家。拿破仑失败了，但在欧洲列国的协调中能一直听到法国的声音。相反，人们感到困惑的是，在1815年西班牙人民的英雄气概为盟国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但西班牙的外交却无法让自己树立真正的强国威望。费尔南多七世似乎没有考虑让西班牙在维也纳会议或其他欧洲团体中发挥作用，而是沉迷于报复自己的人民。库斯汀用他简明的风格写道：“他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甚至也不是他那个思想时代的人；他眼里什么都没有，除了他自己的利益。”

在帮助费尔南多重返王位的远征后，路易十八亲自写信警告他：“盲目的专制主义远远不能增加君王的力量，而是削弱力量。因为如果他们的权力没有规矩约束，不尊重任何法律，他们很快就会被自己的任性压垮。”可是费尔南多为什么这么偏执呢？他蔑视各样常识和文化，他关闭了大学，随着他的措施实施，思想在堕落，博学而怯懦的教授这样辩护：“远离让我们反思的危险创新！”

戈雅的伟大画作《菲律宾公司会议》是卡斯特雷斯博物馆的重要收藏，画作用象征手法表现了费尔南多统治时期的另一场灾难：美洲殖民地的丧失。

半明半暗、漂浮着灰尘的巨大房间里，费尔南多坐在正中间主持会议，无精打采的高官和富商列席大会。在衰败的帝国暮色中，所有人都显得呆滞和懒散。未来几十年中，在被皮萨罗、巴尔博、索托、门多萨或瓦尔迪维亚征服的前总督区和都督区中，菲律宾、古巴是仅剩的两个殖民地。美洲怎么能不抓住机会，从如此可怜的宗主国中分离出来呢？解放者为曾经的征服者挖掘了坟墓，我们从这幅画作的构图和气氛中所看到的，不过是一日之终的幽光里舞动的尘埃。

告别美洲

公平地说：费尔南多七世不是唯一为埋葬殖民地负责的人，勉强算是掘墓者，更公平地说只是盛大葬礼的组织者。1808年至1813年，法国入侵西班牙，无疑触发了这些和宗主国切断联系的辽阔领土的解放。在大西洋另一边的美洲，对被占领和分裂的西班牙，要承认其什么合法权力呢？它们又怎能抵挡为其商业企业开辟广阔市场的英国的笼络和压力呢？为了西班牙港口（尤其是加的斯）利益而小心翼翼维护的贸易垄断已经失效，而成了海上霸主的英国却暗中支持克里奥尔精英的叛乱。

的确，克里奥尔精英有充分的理由抱怨，他们受到已经过时的殖民制度的限制，成了二等公民。行政和军队的最高职位是留给从伊比利亚半岛派来的公务员和军人的，这些人往往只为发财而留下来。曾经受人尊敬的正规和在俗神职人员道德败坏，费利佩五世时期的探险家安东尼奥·德·乌洛亚和旅行者豪尔赫·胡安已经在一份令人震惊的机密报告中对这种堕落进行了谴责。少数来自美洲的代表参加了加的斯议会，他们试图向宗主国的同胞解释这种情况是无法维持的，宗主国必须要做出妥协。他们这个港口城市遭遇了不理解，因为加的斯的繁荣靠的是跨大西洋贸易特权，它必须不断对王室表示忠诚。事实上，美洲殖民地还没有到叛乱的地步，只是希望事情有所改变，而这一点是议会和约瑟夫·波拿巴政府就算承认也无法做到的。

这个群体依然很忠诚。他们以合法国王费尔南多七世的名义，用宗主国模式在海外殖民地建立洪达，而非宣扬启蒙运动的解放理念。

许多美洲的洪达甚至公开宣称自己是保守派。如约瑟夫·佩雷所说，克里奥尔精英对宗主国中突然出现的政治真空时期也有同样的反应：“他们在当地掌权是为了保障社会秩序，但很少认为自己独立于西班牙。”

然而，渐渐地，美洲殖民地开始出现了分离的想法。在国王缺席的情况下，洪达不愿意承认摄政理事会和加的斯议会的权威。他们可以在解放后获得经济利益，而伦敦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尽管如此，1806—1807年，拉普拉塔河的克里奥尔人还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德奥英勇击退英国的两次入侵。另一方面，克里奥尔寡头政治集团担心印第安人、混血者、黑人占压倒性优势的地方（特别是在秘鲁、墨西哥，甚至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分裂的呼声使白人精英更加不受信任：对人数众多的保王派来说，这是一次喘息的机会。

在委内瑞拉，第一个玻利瓦尔共和国，实际上仅限在加拉加斯，暴乱民众长期对抗傲慢的统治阶级，富有地主玻利瓦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新西班牙（墨西哥），情况正好相反：教士伊达尔戈在1810年发出独立第一声，接替他的教士莫洛斯在瓜达卢佩圣母的旗帜下，带头开展了一场弱势群体运动，克里奥尔人和宗主国的军队毫不费力地遏制住了这场运动，并将两人送至行刑队。这些保守派，无论是墨西哥人、秘鲁人还是哥伦比亚人，最害怕的是印第安无产阶级的全面起义。比如1780年利马总督区的起义，还有图帕克·阿马鲁的起义，以及1791年在圣多明各大岛杜桑-卢弗图尔特的起义。

然而，人口更加同质化（至少在城市）的地方，如拉普拉塔总督区，包括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直到玻利维亚高原，在1815年成为西班牙永久失去的领土。1816年7月9日宣布独立后，布宜诺斯艾利斯总司令何塞-弗朗西斯科·德·圣马丁领导的军队在安第斯山脉的查卡布科和迈帕打败了保王派军队。他们占领了智利，并在1820年进入西属美洲帝国的心脏——利马。

但话又说回来，圣马丁并没有打算与宗主国彻底决裂，甚至设想让秘鲁成为君主制国家，并委托给西班牙王室成员统治，这就像巴西在布拉甘斯的里斯本之前组建了一个与葡萄牙联系的王国。但这个计划没有在秘鲁议会中通过，玻利瓦尔也在拒绝之后，才决定在1821年7月宣布国家独立，并获得“护国公”的头衔。

前一年，在西班牙拉斐尔·列戈的领导下爆发的自由派革命进一步加速了解放运动，增援了西班牙驻美洲军队的兵变。这些兵变被认为是对宗主国的背叛，鼓励了仍在犹豫的克里奥尔寡头们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使其摆脱陷入无政府状态的西班牙，从而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社会特权。

也是在1821年，一个极端保守的克里奥尔军人，曾与反叛教士伊达尔戈和莫洛斯作战的阿古斯丁·德·伊图尔比德宣布墨西哥独立，并自己加冕为皇帝。然而，他在第二年被另一位将军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达安纳推翻并枪杀，后者自立为共和国独裁者，并在1824年向西班牙宣战。

在委内瑞拉，西蒙·玻利瓦尔也趁机重整旗鼓，结果与西班牙将军莫里略达成了临时停战协议。1821年和1822年，他打破了协议，并将西班牙军队从委内瑞拉大部分地区和新格拉纳达（哥伦比亚）赶出去，这些部队因其首领突然被召回马德里而士气低迷。然后，他打着大哥伦比亚共和国（1819年）的旗号继续征服了从波哥大到今天厄瓜多尔的领土。

另一位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同胞——安东尼奥·德·苏克雷，帮助西蒙占领了基多和瓜亚基尔。科克伦上将的舰队从秘鲁带来的圣马丁部队刚刚在那里登陆。两位伟大领袖，一个来自加勒比海岸，另一个比他先通过安第斯山脉南部沿秘鲁的拉普拉塔而上，他们惺惺相惜，但无法达成一致。两位都“怀有同样的帝国梦想（西属美洲帝国的王权），并小心不让它表现出来”，但他们相反的气质总是让他们远离对方。玻利瓦尔是一个狡猾、卓越的政治征服者，圣马丁是一个蔑视荣誉和妥协的孤傲战士。后者回到利马，在返回智利和欧洲之前辞去了所有职务，甚至放弃未来在阿根廷发挥作用。他于1850年在布洛涅-苏尔-梅尔去世，被很多人遗忘。

委内瑞拉解放者现在在秘鲁可以放手做事了。但“护国公”的撤离导致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和饥荒之中。在西班牙，费尔南多七世恢复王权，在总督拉塞纳的有力领导，以及阿尔瓦拉多将军和坎特拉克将军的支持下，被驱逐出利马的秘鲁保王党军队收复了首都在内的几乎整个国家。

当时，委内瑞拉本身也受到收复失地的莫拉莱斯将军率领的西班牙军队的威胁。由于哥伦比亚的增援，决心不惜代价完成事业的玻利瓦尔和苏克雷在秘鲁高原的胡宁（1824年8月）赢得了胜利，再次打开了利马的大门。那里的局势非常不稳定，玻利瓦尔只能维持不动，让苏克雷指挥他装备不足但热情且熟悉地形的登山者（montoneros）军队。1824年12月9日，他们在阿亚库乔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苏克雷击败了保王军，俘虏了总督、将军和几乎所有的军官。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残余势力崩溃了。在费尔南多七世统治下，西班牙失去了天主教双王和查理五世的帝国。

在宗主国内部疯狂镇压的环境中，这场发生在美洲的大灾难几乎没有占据人们的心思，远不如1898年失去古巴和菲律宾那样引起强烈反响。英国人已经达到目的：垂涎已久的南美市场对他们敞开了。而那著名的“门罗宣言”（1823年）：“美洲人的美洲”已经让美国成为他们唯一真正的竞争对手。

西属美洲帝国的解放运动是不可避免的，但它是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发生的，这让宗主国与附属国双方产生了痛苦和怨恨，分离造成各共和国混乱及彼此间的长期冲突就证明了这一点。玻利瓦尔自己也承认“我在风浪中挣扎”，拉丁美洲没有为独立做好准备，经过战争以及随后的流血动乱，最终保住了独立战争的成果。

与北美洲的英国殖民地不同，西属美洲殖民地的人口按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种族分为不平等的社会群体，只有在西班牙国王的权威以及征服后颁布的古老法律才能遏制殖民者的虐待行为，保持一定的凝聚力。这些民族有共同的语言和宗教信仰，但阶级利益阻碍了真正的民族团结。尽管殖民制度极不公平，印第安人、最穷困的梅蒂斯人（混血）等能感受到君主国法律的保护。然而，除了少数例外，克里奥尔寡头政治集团会让人们忘记这些保护。他们因白种人的肤色，认为自己与土著同胞的距离比从宗主国移民来的西班牙人（gachupines）离他们的距离更远。

长期以来，秘鲁、玻利维亚甚至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会令人困惑地怀念西班牙王室的统治，仿佛相信他们共和国的总统只是出于一位神秘的西班牙君主的意志才在那里。胡安·卡洛斯国王在今天西班牙语世界享有民众威望，就是这段记忆鲜活的证明。

统治末期的闹剧

费尔南多七世临终前的一幅肖像画，是由戈雅的追随者维森特·洛佩斯所绘，向我们展示了一位身患足痛风、堆积着厚重脂肪的统治者瘫在他的宝座上。当他近50岁时，统治之初虚伪、恐惧和怨恨的形象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柔和的脸上带着愚笨和恶意的微笑。

这位暴君的爪子并没有真正松开，但伴随着他的第四次婚姻，一股清新之风进入了宫廷。第三任妻子尸骨未寒，费尔南多便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侄女，他姐姐玛丽亚·伊莎贝拉公主的女儿。两西西里公主玛丽亚·克里斯汀·德·波旁那年23岁，而他则是47岁，并且身体保养得很差。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奇迹，或许是圣灵进入，这个年轻美丽的小妻子给他生了两个女儿，一个是1830年出生的未来的伊莎贝拉二世，另一个是后来的蒙彭西耶公爵夫人——路易莎·费尔南达。从此，西班牙的历史再次转向宫廷阴谋斗争和闹剧般的转折，不能免除未来的悲剧。

在即将到来的死亡前，这位可悲的君主被日益严重的痛风折磨。王位争夺在两个派系之间上演：一派由年轻的王后领导，保护她大女儿的权利；另一派围绕着费尔南多的弟弟唐·卡洛斯，在伊莎贝拉出生之前他自认为是王位继承人。

共同经历过瓦朗塞流放的两兄弟长期以来形影不离，弟弟在伪善、反动、不宽容方面比哥哥有过之而无不及。费尔南多固执地准备让女儿继承王位，这使得兄弟二人的关系发生改变。唐·卡洛斯脾气火暴的妻子玛丽亚·法兰西丝卡在国王再婚生子后也参与到王朝冲突中。

根据西班牙传统中被称为“parties”的法律，在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女性不会被排除在王位之外，而天主教徒伊莎贝拉的光荣统治证明了这一点。相反，波旁家族则使用只有男性继承王位的萨利克法典。费利佩五世在西班牙也遵循了这部法典。卡洛斯四世在1789年撤销了它，以恢复“parties”法律，但官方没有记录他的决定。1830年，在女儿出生后，费尔南多七世赶紧宣布并授予伊莎贝拉阿斯图里亚斯公主称号，使她成为王位继承人，这立即激起了唐·卡洛斯和他妻子带领的“使徒”组织的愤怒。

1832年9月，后者认为他们不用再沮丧了。在拉格兰哈城堡，中风的费尔南多陷入昏迷状态，即将死亡。“使徒”组织要挟他：如果国王不撤销他颁布的诏书，就要发动内战。从加泰罗尼亚到纳瓦拉和巴斯克地区，北方省份已经准备拿起武器支持唐·卡洛斯和宗教的权利……王后被身边的教士说动，拒绝承担这样的责任。和王位觊觎者一样有绝对主义观念的第一国务大臣塔迪奥·卡洛马莱德来到费尔南多的床边，把垂死的国王叫醒，让他追加遗嘱，在恢复萨利克法典并剥夺其女继承权的法令上签字。

王后玛丽·克里斯汀的姐姐挽救了局面。路易丝·夏洛特是波旁-西西里两位公主中较大的一位，她在西班牙结婚，嫁给费尔南多最小的弟弟弗朗索瓦·德·保勒亲王（就是他被绑架引发了马德里五月二日起义）。她也是一个强势的人物，关心妹妹的利益，很久以前就看穿唐·卡洛斯和他妻子的野心。唐·卡洛斯夫妇恨她，是因为她牵线了国王最后一次婚姻。

夏洛特从安达卢西亚赶到马德里，突然闯入汹涌的阴谋现场，在这座山间的“凡尔赛”，宫廷成员殷勤围绕在唐·卡洛斯和玛丽亚·法兰西丝卡周围。

但费尔南多没有这么快死去。他甚至逐渐从麻木中清醒过来。一直照看他的王后重获希望，而卡洛马莱德开始感到地面塌陷。路易丝·夏洛特的一记耳光让他回到现实，滑稽的奴才反应被写在西班牙历史上著名的戏剧选集《白嫩的手不伤人》（blancas manos no ofenden）中。路易丝·夏洛特拿回国王的遗嘱，愤怒地撕碎扔在地板上，让宫廷的傀儡们害怕得颤抖。现在可以肯定，国王还不会死。

费尔南多刚恢复精神，就发表了一份宣言，谴责“阴险可怕的叛乱”。卡洛马莱德被驱逐，唐·卡洛斯和他的妻子被禁止留在宫廷，不得不流亡到葡萄牙。虽然王后的姐姐夏洛特看到她在敌人面前退缩很生气，不过玛丽·克里斯汀从此将在政府中担任领导角色。1833年6月20日，虚弱的费尔南多在杰里莫斯王家教堂里召开一次特别议会，唯一目的是让议会庄严宣誓效忠由玛丽·克里斯汀牵着的3岁的未来女王。

王后没有任何经验，但至少她知道她和女儿的未来取决于自由派的支持。在她提拔的总理弗朗西斯科·塞亚·贝莫德兹的帮助下，她启动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巩固了立宪派的支持。大学重新开放，大赦允许1814年和1823年的流亡者回国，且不是感到羞辱的“被原谅”，而是自豪地被召唤来支持伊莎贝拉二世复兴国家。

事实上，在费尔南多统治的最后几年，人们可以察觉到这样的变化。从1826年起，费尔南多开始担心极端分子的活动以及他兄弟唐·卡洛斯的野心。只把宪法支持者当作敌人会不会弄错目标？那一年，在较为温和的大臣（已经是国务大臣的塞亚·贝穆德斯和财政部长巴列斯特）的影响下，王室和政府之间达成和解，因为他们必须处理日益沉重的国家债务，这些债务只能通过向外国，或向刚收回投往美洲资金的工业资产阶级（特别是在巴塞罗那）借款来解决。

这个阶层从费尔南多那里获得了一些温和且开放的政策保障，足以让极端团体在“纯粹保王派的宣言”中谴责其政权的现代主义过激行为，这是名副其实的“对君主暴*和恶习”的控诉！纯粹保王党人提出建立王权专制，打算恢复王国古老的机构：旧政权的议会，旧省份丧失的特权，保卫宗教，反对共济会、烧炭党和亲法者。这已是“卡洛斯派”计划的雏形，费尔南多把它看成是他兄弟操控的。1827年8月，“使徒”组织采取行动，在加泰罗尼亚发起一场了所谓“不满”的起义，也预示着未来玛丽·克里斯汀王后摄政和伊莎贝拉二世统治时期的内战。

1832年在拉格兰哈发生的悲剧性事件让唐·卡洛斯及其支持者的野心暴露无遗，两派从而无法和解。于是，在一个奇异的悖论下，“两个西班牙”因更换伙伴而出现了新的转机。这位从来没有停止过分裂臣民、拒绝自由派阵营的国王，在环境变化下改变了初衷。

1833年9月29日，费尔南多七世死于中风，最终离开了历史舞台，而西班牙准备进入另一场自相残杀的长期战争。西班牙君主曾顽固坚持的事业在他之后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就算称不上典范，至少更加和蔼可亲，与19世纪的浪漫主义精神和谐共融。

【1】1812年3月19日，西班牙独立战争（1808—1814年）期间，加的斯议会颁布了《西班牙君主立宪制宪法》，该宪法分为10章，共有384条，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特征。这是西班牙历史上第一部规定了国家主权和君主权力分立的宪法。该宪法的主要特点是公开宣布根据自由主义原则彻底重建国家政体。

【2】事实上，费尔南多有些焦头烂额。此前不久，即1821年11月，在被迫签署了解散修士团和没收教会财产的法令后，他曾试图重新控制局势，从埃斯科里亚尔解雇了指挥马德里守卫部队的中将。然后，民兵们把王室成员带回了东方宫，就像1789年底层民众涌到凡尔赛宫找“面包师、面包师的妻子和小伙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