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位继承战争让西班牙伤痕累累，但在新王朝的领导下，准备继续进行国家的重建，总体经济形势也良好。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地中海的这些省份，特别是加泰罗尼亚重新获得他们在冲突期间因错误选择所损害的活力。卡斯蒂利亚虽然发展速度缓慢，但也恢复了光彩。王国的人口经历了上个世纪的骤降之后，18世纪末从700万人增长到了大约1200万人。社会平衡向着有生产力的阶层倾斜。
这些进步很大程度上是在“保护国”法国的帮助下由奥里和阿梅洛特开始的行政和金融改革的成果，是在训练有素、才华横溢的西班牙新政治阶层共同努力下实现的。
西班牙在1714年领土被割让后，野心有所减弱。虽然它继续以外交和军事手段参与欧洲舞台上风云变幻的利益角逐，但不再担任领导角色，而且常常被迫签署在不知情时谈判好的条约。但行动能力的局限使它能更好地评估自己的实际兵力，更有效地实现目标，修复《乌特勒支条约》和《拉什塔特条约》造成的损害。
18世纪中叶，西属美洲在积极和闯劲十足的总督的领导下崛起，并在宗主国重建了一支可以执行帝国任务的舰队，这些无疑都是整个世纪复兴时期的明确标志。同时它还重启了自费利佩二世以来废弃的发展农业现代化、垦殖荒地的“大工程”：通过建立大型航运公司来刺激港口活动和海上贸易，如与可可贸易有关的加拉加斯航运业。并振兴制造业，巴塞罗那从18世纪中叶起成为向现代资本主义开放的第一个受益者。
这一新势头使西班牙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占有一席之地，在卡洛斯三世卓有成效的统治下到达了顶峰。在这个时代，启蒙精英推动下的理性进步和画家戈雅【1】的光辉画作中优雅地展示着的大众传统间达到了堪称典范的平衡。
而后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动荡，这个发展势头不幸被阻断了。尽管后来拿破仑的帝国野心被粉碎了，但改革时代的辉煌还是深深地刻在西班牙人的记忆中，即使经历了这些残酷的现实，西班牙人依然保留了对卡洛斯三世黄金时期的幻想，比如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朱利安·玛丽亚斯在佛朗哥将军独裁统治末期充满不确定的时刻写的一部著作，其标题《卡洛斯三世统治下无限可能的西班牙》展现了本来可以出现的辉煌。
我们再回到波旁世纪。尽管在1789年至1808年间卡洛斯四世以糟糕的方式结束统治，尽管第一批君主（从费利佩五世到费尔南多六世）不是总能实现他们提出的设想，满足那些为他们服务的杰出人物的期望，但这个漫长的时期反映了一个积极的现实，即西班牙人民自己逐渐重新占有了他们自己的国家。西班牙摆脱了前朝（哈布斯堡王朝）使社会僵化的命运，从异端裁判所、滥用权力的神职人员，以及过时的管理系统和行政制度中解放了出来。
从哈布斯堡家族末代继承下来的低效率的主教会议、自费利佩二世死后被废弃的多个王室会议以及有法定权力的贵族政治逐渐被法国模式取代，即由国务秘书、总督（intendances）和都督（capitaineries）组成的网络，这不是将西班牙置于中央集权的束缚之下，相反，它将“获取各省的活力”，使王国适应当代世界的挑战。
然而，在制度进步的同时，费利佩五世统治的西班牙开启了一段优柔寡断的冒险时期，它混合了国王的梦想——他无法真正哀悼在他看来触手可及的法国王位，也不愿西班牙的丢失意大利这颗西班牙王冠上的明珠，他的新妻子帕梅桑·埃丽莎贝塔·法尔内塞的家族野心让他更纠结。1715年9月1日，“太阳王”路易十四的离世将导致一场巨大的外交混乱和联盟逆转。
埃丽莎贝塔·法尔内塞：对意大利的执着
由人类激情所支配的小历史与大历史之间有那么大分别吗？费利佩五世已经拥有男性继承人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唐·路易斯，还有唐·费尔南多，即未来的费尔南多六世，他们都来自于他与萨沃伊的玛丽-路易丝的婚姻。但他无法在没有合法妻子的陪伴下生活。王后去世7个月之后，他就让一个老练的知己、温顺的性伴侣取代了一直支持他的小王后。
他选择的是一位母亲为德国人的意大利人埃丽莎贝塔·法尔内塞，她是帕尔马摄政公爵的美丽女儿，也是诺伊堡玛丽亚娜的侄女（这位末代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卡洛斯二世的遗孀，被流放到了巴约讷）。这是帕尔马驻马德里大使阿尔贝罗尼神父向他推荐的王后人选，老路易十四对此无异议。有影响力和善意的乌尔辛亲王妃看不到这个选择背后的恶意，然而，她已经是阴谋的指定受害者，诡计多端的神父儒勒·马萨林和专横的22岁公主在总督府的顶楼密谋出一个残酷的计划。同样还有让·奥里，一旦他被赶下台，阿尔贝罗尼将取代他的位置受到国王的青睐，他们很清楚国王无法拒绝妻子的要求。
对乌尔辛亲王妃的处决就是他们的“杰作”。那是在1714年圣诞节前夕的黄昏，在离瓜达拉马不远的哈德拉克城堡，费利佩五世第一次见到他的新妻子。像前王后那样，她通过代理人结婚，再经法国抵达西班牙。
忠实的亲王妃玛丽-安妮在那里迎接新的主人，她还不知道等待她的命运是什么。以她的年龄来说，她没有表现出相应的谨慎或尊重。两个女人之间私下短暂的谈话激起了埃丽莎贝塔佯装的愤怒。根据与阿尔贝罗尼设计的剧本，她公开宣称不幸的玛丽-安妮是多么的傲慢，并命令西班牙军官让一个护卫立即把她扔进车里，将她带回了边境。有必要征求国王的同意吗？没有必要，埃丽莎贝塔坚称：唯一的命令就是在各方面服从王后……
因此，乌尔辛亲王妃没有任何行李，在阿拉贡和纳瓦拉被雪覆盖的道路上被冻得半死，径直走向流亡的命运。费利佩五世不能或不愿干预。因而玛丽-安妮先到了她不曾忘却的凡尔赛，但并没能成功引起路易十四和曼特农夫人对她可耻遭遇的关注。然后又去了罗马，8年后她逝于斯。她梦想通过乌特勒支的谈判在尼德兰建立一个公国。费利佩五世为了安抚自己的悔恨，打算授予她加泰罗尼亚海岸的领地，不过之后又放弃了，他害怕激怒埃丽莎贝塔。
虽然新王后的脸被天花严重损坏，不过外表仍然讨人喜欢。她知道如何向丈夫展现他在乎的既温柔又优雅的性格：她从一开始就找到了控制国王的正确方法。他们成为一对关系牢不可破的夫妇，像国王以前的婚姻一样……
随着埃丽莎贝塔·法尔内塞登上西班牙的舞台，阿尔贝罗尼掌权，晋升为首席大臣，并很快成为枢机主教。在法国人的时代之后，意大利人时代的政策都旨在重获它丢失在其他岛屿上的西班牙领土。
在她为费利佩五世生的6个孩子中，两个年长的孩子，唐·卡洛斯生于1716年，唐·费利佩生于1720年。他们“要得到位置”。因为不能宣称继承父亲的西班牙遗产（虽然未来出乎意料，唐·卡洛斯将成为波旁的卡洛斯三世）。若想在意大利找到最有可能配得上他们出身的基业，他们的母亲会投入所有精力和坚韧来做成这件事。
尽管费利佩五世的复仇意愿占一定比重，但阿尔贝罗尼领导的冒险行动，以及王位继承战争中西班牙与法国组成的“神圣联盟”3年之后失和而引发两国之间的严重冲突，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上述情况。的确，现在是奥尔良的菲利普领导法国，他在西班牙的行动虽然辉煌，但充满了阴谋，并没有给费利佩五世留下美好回忆。路易十四侄子的摄政不是已故国王的孙子宣称法国王位的主要障碍吗？
法国摄政王对西班牙发动战争
尽管不谨慎、不注重实际，但阿尔贝罗尼不缺乏坚韧和胆识。最初他的好战政策是灾难性的，不过应该承认，经过艰苦的努力，最终取得了成果，并让西班牙的波旁人在意大利重新站稳了脚跟。刚刚从10年战争走出来的国家，在短暂的时间里，通过两支舰队和船上4万人于1717年8月夺回了撒丁岛，次年6月又夺回了西西里岛。这是值得骄傲的战斗。但它也损害了在《乌特勒支条约》中付出高昂代价所换来的欧洲和平。摄政王与英国的乔治一世有共同的利益，两人在一些公众眼中都缺乏合法性【2】。1717年1月，摄政王与英国及尼德兰结盟，在意大利受到威胁的奥地利的查理六世也加入了联盟。英国舰队没花很大力气就在西西里海岸驱散歼灭了西班牙人。
与此同时，为了使西班牙和法国不和，“切拉马雷秘密协议”（以由费利佩五世派往凡尔赛的意大利裔大使的名字命名）被曝光。这只不过是一个秘密行动，来检验前安茹公爵在他祖国的受欢迎程度，希望可以挫败奥尔良的菲利普。这个普通的阴谋可能牵涉到路易十四使其合法化、摄政者使其“失去合法性”的子女——特别是曼恩公爵（路易-奧古斯特·德·波旁，路易十四和蒙特斯庞侯爵夫人的私生子）和他的妻子，而变成一项国家事务。它被巧妙利用，并使针对法国的舆论转向反对西班牙，接受奥尔良的菲利普和他的大臣杜布瓦主教与英国、奥地利结成新联盟。1719年1月8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路易十四的侄子向路易十四的孙子宣战。
随之而来的事件鲜为人知：阿尔贝罗尼组织了斯图亚特的詹姆斯三世【3】的支持者登陆英格兰，并支持了由庞卡莱克领导的布雷顿贵族的独立阴谋。这些冒险都以巨大的失败告终。但最糟糕的是阿尔曼萨战役的胜利者贝里克元帅带着军队返回西班牙，占领了圣塞巴斯蒂安，并有计划地摧毁了巴斯克地区的军火库，而那里正以高昂花费试图重建西班牙海军。从荣誉的角度来看，这个为英格兰利益服务的举动实在是难以理解！
费利佩五世只有立刻解雇阿尔贝罗尼，才能实现和平。后者被指控为两面派，被打发做了仆人，他报复性地形容他的前君主“只会从祷告台到婚床”，这并非完全不符合事实。
圣西蒙描绘的费利佩五世
事实上，当费利佩五世没有被周期性的病痛扰乱他的统治，他被个性难辨的神经衰弱侵袭时，他可以通过定期工作，体面地完成为其职责和为了王室尊严所做的构想。即使在这段筋疲力尽的时期，“如果任何应该决定和行动的要事出现，他的病就会停止，他将再次成为国王。”
圣西蒙在1721年至1722年的冬天被他的朋友法国摄政王派到了西班牙，为了通过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唐·路易斯与奥尔良的菲利普的女儿蒙彭西耶小姐的婚姻来巩固和平，以及为给年轻的路易十五和只有4岁的玛丽-安妮·维克托瓦尔公主定下婚约，圣西蒙给我们留下了对君主及其随从的生动描写。
自1701年费利佩五世离开凡尔赛宫，圣西蒙就一直没见过他。20年后，他记下了君主允许的第一次私人会面中自己对费利佩五世不知所措的感觉：“我看不到任何安茹公爵的痕迹。他背弯了，身形变短了，脸拉长了，下巴向前，走路时双脚会交叉。”费利佩五世刚40岁就已尽显老态！穿着也不讲究，“讲话拖沓，我很惊讶他的举止会如此笨拙。”接着，他再次提及这个令人遗憾的印象时描述道，在庄严的会面时，发现国王的话“如此公正、明智、有分寸”，仿佛他祖父的声音在回荡：“我想我听到了已故国王的声音，因为西班牙人的君主从未停止表达他的法国之心。”
“法国之心”是凡尔赛宫廷对西班牙波旁君主的期望。唉！这种保护国心态的自发表达，常常会扰乱两国之间心理上的关系。但我们承认，圣西蒙带给西班牙的是真正的尊重和友谊，说这话并非显出法国一贯的轻率，而是带着新鲜感的天真和激动……
那时，与法国的战争让费利佩五世的疾病发作。在这段黑暗时期，这个被恐慌和焦虑折磨的虔诚的国王于1720年7月20日宣誓退位。这让他的灵魂得到救赎，尽管王后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同意了。
他为自己安排的疗养地当然不是查理五世结束光辉岁月的尤斯特修道院那种简朴偏僻的地方，而是住在塞戈维亚附近格兰尼亚迷人的圣伊尔德丰索城堡，虽然国王夫妇来访时它还在建设中。马利和维赛尔的水很快在山侧的法式花园涌出，卡斯蒂利亚山脉生机勃勃的粗犷线条衬托出洛可可建筑的典雅高贵，意大利的优雅与西班牙庄严的布局在此完美融合。这只是国王建造的第一座宏伟宫殿，之后，他对通往托莱多路上的阿兰胡埃斯国王行宫进行了彻底翻修，在1734年圣诞夜里的火灾烧毁首都老阿尔卡扎尔皇宫后，在马德里又兴建了华丽的皇宫。
不安的国王的退位及回归
自从圣西蒙返回凡尔赛宫两年后，1724年1月14日，费利佩五世公开宣布让位给他的长子唐·路易斯，这位16岁的王子与奥尔良公主了结婚。这位新王后表现出了让人无法忍受的任性和对一切约束的不屑。
在此期间，编年史家称杜布瓦红衣主教很久之前就被英国收买了，几个月后，法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在1723年去世。因此，人们会猜测摆脱王位的西班牙国王准备返回法国。但以什么身份呢？路易十五虽然还没有继承人，但年龄已经达到了法定成年，死于中风的奥尔良的菲利普只是他的国务大臣。
像费利佩五世这样焦虑痛苦的人，他让贤的意愿是否真诚令人疑惑。总之，禅位之后在格兰尼亚度过的几个月里，那些花园让他想起在凡尔赛的青春年华。费利佩五世一直关心国家事务，继阿尔贝罗尼之后，他的国务长官是贤明的格里马尔多侯爵。后者是奥里和阿梅洛特所办学校中受训的优秀行政官员之一，是一位出身贫贱的比斯开人，圣西蒙很欣赏他镇定明理、观点中肯。
费利佩五世的退位时间不长。8月刚刚登基的年轻国王路易一世便被天花带走了。法国画家米歇尔-安热·胡塞留给我们的优雅的、泛着银光的肖像中，他纤弱的身影仿佛已经被抹去。他的弟弟——未来的费尔南多六世，萨沃伊的玛丽-路易丝的二儿子还太年轻，无法接替他。让埃丽莎贝塔·法尔内塞欣慰的是，费利佩五世不得不重新戴上王冠。这一次，他一直坚持了22年直到去世，成为西班牙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君王。
不幸的是，在他回归王位后，与法国新一轮的争斗立刻开始了。王后急于在意大利为她的两个儿子寻求基业，这对国王夫妇被一个成为西班牙天主教徒的尼德兰阴谋家里珀达男爵愚弄，他说服没有儿子的查理皇帝把他两个女儿（其中有未来伟大的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莎）分别嫁给唐·卡洛斯和唐·费利佩，从而保证他们梦寐以求的王位。这对曾要求西班牙王位不得因此怀恨在心的前大公来说简直太好了，他对波旁家族在他授封的意大利领地上的任何介入都怀有敌意。
1725年，马德里和维也纳之间缔结的没有任何具体婚姻契约的联盟被证明是一场骗局。里珀达被开除后变成了一个穆斯林，跟随摩洛哥的苏丹继续着他古怪的冒险……
西班牙与哈布斯堡家族的蜜月只会惹恼法国。事实上，此前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激怒了西班牙，促成了它与奥地利的联合。1724年10月，在圣西蒙使团完成交换公主的任务的两年后，许配给路易十五的幼小的玛丽-安妮·维克托瓦公主被退回到她父母身边。这并不是说幼小的她有过错，而是出于高度的政治原因：法国有必要尽快获得法国王位继承人。年轻的国王正值15岁，他的健康状况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无法让他等待这个小女孩长大再结婚。时任法国国务大臣的波旁公爵没有注意方式，便把公主送回了她的祖国，随后路易十五与波兰国王的女儿玛丽·莱什琴斯卡订婚，这被马德里的宫廷视为侮辱。两国之间再次出现裂痕，导致大使们被召回，路易一世的年轻遗孀被驱逐回法国，她被下令在西班牙以外的地方继续她那吵闹的任意妄为。
夺回意大利诸国
法国波旁王朝与西班牙波旁王朝之间的不和没有持续太久。1729年9月，一位王太子在法国诞生，彻底消除了费利佩五世对凡尔赛的念想。明智谨慎的弗勒里枢机主教的法国外交政策促成了1733年第一个“波旁家族契约”。波旁两个分支重新结盟，法国承诺帮助西班牙收复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并支持法尔内塞的孩子追回《乌特勒支条约》之前西班牙在意大利的领地。
1731年，西班牙军队在利沃诺登陆，年轻的唐·卡洛斯被当地参议院承认为帕尔马公爵。同时他也在争取托斯卡纳大公国的产业，埃丽莎贝塔·法尔内塞声称他们作为美第奇家族的后代有权继承它。但西班牙最终重返意大利的关键仍然取决于法国外交手段或军事实力。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8年）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1—1748年）中，西班牙军队将神圣罗马帝国的士兵赶出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1734年4月，唐·卡洛斯在比顿托战役中获胜。1736年西班牙军队第二次登陆后，他得以长久地在那不勒斯建权。在接下来短暂的和平时期，法国和西班牙之间达成了第二个“波旁家族契约”。之后，双重婚姻进一步加强了两国联系。年轻的王太子于1739年娶了西班牙统治者的第二个女儿玛丽亚·特雷莎公主，而未获得意大利王位的唐·费利佩则娶了她的姐姐，被称为“公主夫人”的路易十五的大女儿。
1748年，在因8年前查理六世皇帝去世及有争议的王位继承而爆发的第二次国际战争结束之际，英国和法国缔结了《亚琛和约》【4】。对法国来说，结果是苦涩的。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是法国在欧洲大陆的盟友，但当他实现了从奥地利手中夺取西里西亚的目标后，就背叛了法国。在海洋和殖民地的地位被英国削弱后，法国醒悟了过来，意识到自己错误地与奥地利为敌，只是“为了普鲁士国王工作”【5】。
只有西班牙才真正受益于这个“愚蠢的和平条约”。在全身心地投入到保卫和巩固它在意大利的地位后，西班牙又为波旁-帕尔马王朝的建立者唐·费利佩赢得了帕尔马公国和帕滕提亚公国，并明确承认唐·卡洛斯是两个西西里岛的统治者。
除了米兰和托斯卡纳留给奥地利管理以外，和约中还有一项条款规定，即交给埃丽莎贝塔·法尔内塞孩子统治的国家不能并入西班牙，不过费利佩五世和他的妻子仍然可以认为他们的家族目标已达成。《亚琛和约》洗刷掉了《乌特勒支条约》所带来的耻辱。不过如果西班牙无法从英国手中夺回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它就要抵抗英国对其海岸的攻击，特别是在西印度群岛的卡塔赫纳和圣地亚哥（圣地亚哥-德古巴）。
西班牙新一代政治家
这些成功不仅是因为在和约缔结4年前去世的费利佩五世的毅力，以及22年之后随他离去的埃丽莎贝塔·法尔内塞作为母亲的顽念。它们更要归功于西班牙最有价值的大臣推行的连贯且有效的政策。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由法国人建立的政府中，西班牙人占据着低调但不可忽视的位置，梅尔乔·德·马卡纳兹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他是费利佩五世“王权至上主义”（regalist）政策的倡导者，不顾自己利益反对异端裁判所和高级神职人员干预世俗国家事务。
在阿尔贝罗尼和里珀达任期之间的何塞·加林多，也展现了在奥里和阿梅洛特的学校受训的新一代官员值得期待的素质。他们普遍来自外省，身份低微，王国统一的政策让所有人才可以不论出身，在马德里大展宏图。
从1730年起担任第一国务大臣的何塞·帕蒂尼奥已经在加泰罗尼亚负责执行“新计划”（nueva planta，也译作“新基本法令”），然后到了海军和西印度群岛做国务秘书。他是加利西亚人，出生于米兰，其父精通军需管理，他自己在建造新造船厂和重组舰队时展现出了非凡的管理者天赋。他将财务管理加入到首次分配中，并通过良好的管理以及更公平的分配税收负担使国家资源增加了3倍。他为国鞠躬尽瘁，一生未婚，也没留下财产，甚至1736年他的葬礼费用都是由国家承担的。
何塞·德尔·卡姆皮洛是一名阿里斯图亚小贵族，和帕蒂尼奥在同一个学校接受培训，并于1741年接替后者成为第一国务大臣。他是一个行动派，也是西班牙长期衰退的敏锐分析师，以及西属美洲经济文化发展的热情理论家。
在西班牙波旁王朝第一任统治者费利佩五世的统治结束时，拉里奥哈的一个贫穷士绅泽农·索莫杰维拉·伊·本戈切亚获得晋升，被授予更广为人知的恩塞纳达侯爵之名。这个那不勒斯封号是为了褒奖他两次成功的行动：攻克奥兰，标志着西班牙对巴巴里海盗的回击。特别是1736年海军远征，代表唐·卡洛斯夺回了两个西西里岛。这位费利佩五世和费尔南多六世的第一国务大臣，像帕蒂尼奥一样没有结婚，完全献身于国家，堪称西班牙波旁王朝君主时期最杰出的国家事务管理者。除了有发迹者爱花费的嗜好，他还有今天人们所说的闪闪发光的一面——幽默感，他把自己的贵族头衔说成“恩-塞-纳达”（en-si-nada，意思为“他，没什么”），充满自嘲。
这位由量才录用体制培养出的耀眼政治家，让人联想到与其个性截然不同的何塞·德·卡瓦哈尔。从1748年到他去世的1754年，卡瓦哈尔与超级大臣恩塞纳达侯爵配合，一起领导着西班牙的外交事务。
卡瓦哈尔来自埃斯特雷马杜拉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和恩塞纳达侯爵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虽然政见不同，有时意见分歧，但不会影响两人共同致力于维护和平，以巩固国家发展的决心。
“因为他们，西班牙复兴的宏伟蓝图得以连贯，不像费利佩五世统治之初那样碎片化。”其他热忱的国家公仆和所有西班牙人为这个已经明显预示着启蒙运动即将到来的时期感到骄傲。同样还有两个在统治者之间经历了过渡的官员卡洛斯·德·阿里扎加，以及卡瓦哈尔的前任——比利亚里亚斯侯爵，他负责外交事务，还是王家行政事务的文件总管。
正是在这些人的有效领导下，西班牙国家实现了复兴。军队逐渐按法国军团模式进行重组，取代了西班牙步兵大方阵（tercios），从军再次成为社会阶层流动的工具，特别是在骑兵中。新的征兵方式“五一制”（quintos，即五分之一的人入伍）仍然遭到民众抵抗。军队还以外国士兵（瑞士、瓦隆、佛兰芒、意大利）作为补充，其中一些人和西班牙精英士兵一起服务于王家卫队。
西班牙舰队在百年内不断扩张，最终在卡洛斯三世统治结束时拥有200艘战舰，这与恩塞纳达侯爵任第一国务大臣时期的70艘战舰形成鲜明对照。海军军官是贵族们非常重视的职业，从1730年的300人，增长至1790年间的1600人，军官配备大大超过了同时期的法国海军。
在国家组织方面，从前朝继承的某些机构——特别是曾作为哈布斯堡王朝时期政府基石的卡斯蒂利亚委员会，仍然保留，以保证国家统治的连续性。费利佩五世和他的继任者都没有打算将其抹去，但它的政治作用被削弱，比如在其内部大贵族势力被弱化，有利于中小贵族。随之，决策中心也转移到了国务秘书处。
以上就是1746年7月9日费利佩五世去世，他的二儿子费尔南多六世登基时的大致情况。
精神病王子与开明君主
西班牙波旁王朝统治初期的两任君主的疾病极为相似。费利佩五世在生命快走到尽头时，时常有精神错乱的症状。他周期性发作的神经衰弱表现为意识上的不安，甚至转变成了一种固执的念头：他想象是自己篡夺了王位，并再次执着于退位的想法。王后无法在最后时刻追回传递到国务大臣府的放弃王位的声明，只好把他的墨水锁起来，以防他再次做出类似的行为。最后，费利佩五世日夜混淆，陷入衰老糊涂的状态。
这确实是一种遗传性疾病，比起波旁或萨伏伊家族，更可能是由维特尔斯巴*家族传下来的——因为费尔南多六世从1746到1759年（紧跟着他妻子芭芭拉·德·布拉甘斯之后离世）13年统治期间，也有几次狂暴的精神错乱发作。他两次试图自杀，在人生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把自己关在比利亚维西奥萨-德奥东城堡里，从没有离开沾满血脓的床。法国大使证实，他威胁着要拿自己的粪便砸偶尔冒着危险打扰他的来访的客人。
这两位君主天性懒散，但都有正义感、明事理，有高尚的追求，对艺术有自己的品位，但也都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抑郁搅扰，随着年龄增长并加重为精神错乱。然而，他们都没有让自己的缺陷影响到国家政治，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慧眼识珠，让最有能力的人领导国家。
费利佩五世统治下，伴随着西班牙国家复兴，文化领域创造出了一系列最重要的作品。他的私人图书馆藏书量巨大，许多作品来自凡尔赛，他利用这些著作建立了皇家图书馆，并仿照法国模式建立了语言、医学和历史学院，吸引了当时最开明的头脑聚集于此，如历史评论家格雷戈里奥·玛雅，本笃会的萨尔门托和费约，后者是巨著《戏剧批评》和《文学》的作者，其影响力对启蒙运动精神在西班牙传播有决定性作用。
一个世纪以来，音乐一直被忽视了。直到宗教旋律与托马斯·路易斯·德·维多利亚的非凡作曲相结合，才给西班牙波旁王朝初期的两任君主的宫廷带来愉悦的享受。费利佩五世离开法国时还带来一位优秀的音乐家亨利·德斯马雷斯特。
当芭芭拉·德·布拉甘斯还是阿斯图里亚斯公主的时候，也是一位优秀的竖琴家。她从里斯本宫廷抢来了那不勒斯的多梅尼科·斯卡拉蒂，后者在马德里展现了作曲家和演奏家的天赋，直到1757年去世。他的同行、著名的法里内利在1736年被埃丽莎贝塔·法尔内塞召进宫。据说，他唱的圣歌是费利佩五世狂躁抑郁症的最好的解药，并也成了国王的专属乐师。他还扮演王宫总管，有时甚至是政治顾问的角色。但他的最重要的“职业”是作为费尔南多六世和芭芭拉的亲密朋友。他们将他安顿在布恩雷蒂罗宫一座豪华剧院，甚至授予他卡拉特拉瓦骑士徽章。
古老的马德里所热衷的戏剧也随着黄金时代伟大剧作家的离世而相对被遗忘。但这不妨碍由过去露天戏剧院改建的现代化剧院成倍增长。最著名的是洛斯卡诺斯·德尔·佩拉尔歌剧院（coliseo de los caños del perral），1738年由意大利人巴托利尼开设，靠近今天皇家剧院的位置。巴洛克歌剧与新颖的剧种交替，后者顺应了时下流行的趋势，已成为典型的西班牙歌剧：小品（滑稽歌剧）或哥尔多尼流派的场景剧，很快通过拉蒙·德·拉克鲁兹为人熟知的作品表现出来。轻快小歌剧（tonadillas），它之于喜剧歌剧（opéra-buffa）就像小品（sainetes）之于古典戏剧（comedia）。这些穿插歌曲是18世纪末期的典型剧种，预示着说唱剧（zarzuela）的诞生，它与从奥芬巴赫到梅萨格的法国轻歌剧类似，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将在西班牙大众戏剧中占据重要地位。
“纯粹主义”的幻想
这些文化领域的变革是突然打破了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继承的品位和习俗，还是仅仅对当时其他欧洲社会风尚的适应？在这方面，人们提出了许多观点，描绘了所谓不可调和的两个西班牙神话，一个根植于“纯粹主义【6】”（casticisme ），另一个则指责民族传统元素阻碍进步。
西班牙某些被新王朝动摇了利益的社会群体抵制变革[被剥夺了在宫廷的世袭职权的人，或在王国理事会有影响力的西班牙权贵；查理大公过去的支持者；反对“王权至上论”（régalisme royal）的神职人员；仅仅是怀念帝国的伟大，以及和国家深层精神相融的天主教的人]，而且这些抵抗不可小觑。但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西班牙的中心卡斯蒂利亚对费利佩五世不可动摇的忠诚表明，这些反对是微不足道的。恰恰是被认为最不“纯粹”的西班牙会尽一切力量延续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事业，而同时最“纯粹”的西班牙也会从地理和历史上证明它会真诚、快速地归顺新王朝。
除了一些粗暴措施会让传统捍卫者感到震惊（例如解雇了侏儒、弄臣和其他给哈布斯堡宫廷活跃气氛的“国王的傻瓜”；或者解散德意志卫队的弓箭手团，“以便完全删除德意志名字，使其在西班牙不受欢迎”），路易十四的孙子还是会相当谨慎地保持对这个国家风俗习惯的尊重。
费利佩五世在出发去往他的新王国之前，在海辛特·列戈面前穿着一身黑色的西班牙服装，披着圣灵骑士团织有金色羊毛的天蓝色绶带。当然，法国服饰很快取代了马德里宫廷里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朴素的男士紧身短上衣；在萨伏伊王后（拖曳裙摆扬起灰尘让她不舒服）和乌尔辛亲王妃（一直是巴黎“高级定制”的宣传者）的影响下，妇女们逐渐放弃了她们厚重的裙撑（tontillos），让装束不再死板。但这些改变是受潮流影响的，而不是强制规定的。当欧洲所有的宫廷都像凡尔赛一样系饰带时，谁会相信西班牙宫廷的人会一直在脖子上戴着费利佩二世时代僵硬的大翻领（golillas）呢？
马德里宫廷真正的变化是通过其他迹象表现出来的：君主们不再贴着严肃的标签，举止谈吐更加亲切，这也符合他们简单甚至深居简出的偏好。他们以开放的心态迎接国外的新风尚，尤其是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
波旁家族的西班牙化是愉快和进步的综合结果，当费尔南多六世接替他父亲统治时，已经前进了很多。他对为庆祝他登基而举行的斗牛表演没有好印象，但在1737年，小公主玛丽·安娜·维多利亚回来时，在马约尔广场举行了一系列斗牛比赛庆祝她的回归。6年后，他批准在阿尔卡拉城门附近建造可拆卸的竞技场，不过是在首都的城墙外。费利佩五世能猜到，接下来的几个世纪这个措施将转变青年贵族血腥的骑士决斗习俗，斗牛会更民主化，规则也会被一点点调整吗？正是在这些新的竞技场上，斗牛将成为专业人士从事的活动，获得真正的艺术声望，并被提升为国家庆典级别的定期表演。
费尔南多六世统治下的西班牙中立主义
如果说法国出生的费利佩五世仍然能引起西班牙公众的不信任感，在马德里出生的费尔南多六世，在所有人眼中是真正的西班牙君主。事实上，他自己也这么认为：除了和波旁王朝的血缘关系，他对法国没有别的依恋，甚至会被凡尔赛的傲慢和路易十五某些大臣的放肆态度惹怒，如弗里的继任者达根森。
虽然他把国事交给大臣恩塞纳达侯爵和何塞·德·卡瓦哈尔打理，但他的对外政策明确表达了他想脱离法国影响的意愿，哪怕要立即和另一个联盟的英国、奥地利和撒丁岛签署《亚琛和约》。
新国王性格脆弱，不是太突出，但他是个“正直的人”，和他的父亲一样，非常了解他王权的神圣。当凡尔赛宫廷提出将他的小女儿玛丽亚·安东妮亚嫁给王太子，也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玛丽亚·特雷莎的鳏夫时，他感觉受到侮辱。1748年两个实力不平等的伙伴之间举行了和平谈判，又引发常见的动怒，但这并没有让法西关系更加不稳定。然而，当法国声称将西班牙拖入与英国新的冲突时，它断然拒绝了。费尔南多六世曾发誓不签订“家族契约”。他不想再谈论战争了。
这是一种符合他的大臣和王后意愿的理性态度。现在是时候翻过以前君主打开的意大利篇章，寻求和平，努力发展王国和美洲帝国的时候了。芭芭拉·德·布拉甘斯来自于与英国结盟的葡萄牙，且是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莎的表妹，她支持这些外交变革。这位王后因其体形粗壮、无法生育而不受西班牙人民喜爱，但她是一个善良聪明的人，她对丈夫的影响被卡瓦哈尔利用。在其与恩塞纳达侯爵组成的管理二人组中，卡瓦哈尔是倾向于与英国结盟的人。
当然，英国想让西班牙与法国疏远，但不想以直布罗陀和梅诺卡为代价。为了长期渗入西属美洲市场，它继续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向西班牙施加压力。正如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哥伦布传》作者）所说明的，英国人追求的目标绝不是他们宣称的著名的“贸易自由”，而是用他们自己的垄断取代西班牙的垄断。
恩塞纳达侯爵清楚地看到了这一中立政策的局限和危险。西班牙和法国应该重新认识到它们在面对英国殖民侵略时有共同利益。如果法国有一天被击败，西班牙将会孤立无援，无法抵抗英国这一贸易大国的贪欲。卡瓦哈尔去世后，恩塞纳达侯爵被亲英派指责想破坏与伦敦的和约。1754年7月，他突然失宠，取而代之的是里卡多·沃尔，他是爱尔兰移民后裔。相反的，他对英国政府倍加殷勤。
1755年6月，在完全和平的时期，英国海军对往加拿大运送部队的法国船只进行了海上攻击，并在其港口和公海扣押了300艘商船，这触发了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敌对行动，但没有引起西班牙的反应。在这次的“七年战争”中出现了惊人的联盟逆转——伦敦和柏林将并肩对抗与奥地利、俄国结盟的法国。
因此，1756年4月，路易十五派黎塞留公爵代表自己从英国人手中抢走了梅诺卡的基地。威廉·皮特威胁西班牙要么保持中立要么加入到自己的阵营来，西班牙对此感到不安。这次西班牙的缺席是政治局势的显著特征。1759年8月10日，费尔南多六世的妻子去世一年后，他变得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最终在隐藏他发疯事实的阴森城堡里离世。
从那不勒斯的查理七世到西班牙的卡洛斯三世
费尔南多六世去世时没有继承人，他在遗嘱里将王冠传给了同父异母的兄弟查理七世——那时他已在两个西西里岛当了25年的国王。埃丽莎贝塔·法尔内塞从费尔南多六世登基后被打发到了拉格兰哈宫殿，如今重新搬到布恩雷蒂罗宫，享受着复仇的愉悦。她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但总是精力充沛地摄政，准备迎接她的儿子回归。唐·卡洛斯早就知道自己会继承已故国王的王位，他已做好掌控西班牙事务的准备。然而，他自己在那不勒斯的接班人还是出现一些问题。不是说他缺少孩子，他的妻子玛丽-阿梅利亚给他生了6个儿子和2个女儿！但长子天生残疾，无法治理国家。他的兄弟唐·费利佩和“公主夫人”想用他们的帕尔马小公国来换取两西西里岛的王位。正如1748年的《亚琛和约》预料的那样，国际外交反对这个计划。此外，唐·卡洛斯也想把他的一个孩子放在他被迫放弃的王位上。他选择了三儿子费尔南多，把他托付给忠臣贝尔纳多·塔努奇来监管；二儿子，这位给西班牙留下糟糕回忆的未来的卡洛斯四世跟随他到西班牙做了阿斯图里亚斯亲王。
因此，1759年10月6日，两西西里岛的查理七世、现为西班牙的卡洛斯三世带着家人登上了母亲派来的舰队中的一艘军舰，船上扬着帆，桅杆挂着旗帜驶向西班牙。而那不勒斯人民悲伤地看着统治了整个世纪四分之一的杰出君主离他们远去。
这是第一次，长期由西班牙总督或奥地利官员管理的那不勒斯成为一个王国，在两西西里岛查理七世父亲般的统治下，甚至成为意大利启蒙运动精神的典范。他的家庭生活是庄重而简朴的，他的政府诚信并促进了开明的改革。他懂得刺激国家的经济生活，积极建立制造业体系，如卡波迪蒙特致力于瓷器生产，又如增加大型建设工程（从波尔奇和卡塞塔的王家遗址到阿尔巴戈·迪·波威或圣卡洛剧院），同时鼓励对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古城的挖掘。他不炫耀，近乎谦卑，是那个时代理想、完美的典范：“开明的专制君主”。
卡洛斯三世尚未在一个更难治理的国家——他在出生地西班牙证明自己，但他没有忘记它不顺从的芒刺。事实上，他经常后悔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半岛，在前者实行的有效政策不一定适用于后者。
【1】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1746—1828年）：西班牙浪漫主义画派画家，代表作有《裸体的玛哈》《着衣的玛哈》《阳伞》《巨人》等。
【2】这里摄政王指的是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二世。乔治一世是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外孙女索菲的儿子，1698年他继承了自己父亲德国汉诺威选帝侯的头衔。1714年，英国的安妮女王驾崩无嗣，而索菲则是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直系后裔，因而乔治便根据英国的王位继承法（1701年颁布），成为英国国王。乔治一世是德国人，他不会说英语，也不愿意去学习，但他执政时期是英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他开启了英国从汉诺威王朝到维多利亚王朝的黄金时代。
【3】詹姆斯三世：即詹姆斯·弗朗西斯·爱德华·斯图亚特，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之子。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詹姆斯二世被废黜，他那信奉新教的长女玛丽二世及其夫奥兰治的威廉三世成为共治君主。1689年的《权利法案》和1701年的《继承法案》颁布，将天主教徒排除出英格兰及不列颠的王位候选。詹姆斯·弗朗西斯·爱德华在欧洲大陆被抚养长大，在父王于1701年去世后在詹姆斯党追随者和表叔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支持下要求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王位，称英格兰和爱尔兰国王詹姆斯三世、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八世。14年后，他在1715年詹姆斯党起事中试图夺取不列颠王位，但并没有获得成功。
【4】历史上有《1668年亚琛和约》与《1748年亚琛和约》，此处的《亚琛和约》是1748年的，也称《第二亚琛和约》，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终结，使哈布斯堡王朝得以延续，直至1918年奥匈帝国的覆亡。
【5】在法国，“为普鲁士国王工作”是一句谚语，即为另一个人的利益而战。
【6】casticismo：来自于形容词castizo，被认为是castizo的东西与纯粹的西班牙传统有关，例如斗牛，舞蹈，自豪感。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人们最熟悉的精神方面的事物，与最真实的西班牙有关。米格尔·德·乌纳穆诺在他的文章《en torno al casticismo》中很好地探讨了”casticismo，“声称它反映了西班牙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