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中世纪晚期的历史从13世纪末开始到15世纪中叶天主教双王登基结束，仍然是一个个独立王国以不同方式寻找自己前途的历史——阿拉贡的地中海征服，卡斯蒂利亚的半岛霸权——同时面对彼此紧密交织的王朝野心。两国之间的这种竞争所导致的冲突往往与当时的欧洲局势有关，特别是英法百年战争。

然而，伊比利亚王国——卡斯蒂利亚、阿拉贡、葡萄牙、纳瓦拉——只是正在寻找平衡的西方秩序（或者无秩序）中不太重要的伙伴。

就像斯坦利·佩恩指出的，虽然西哥特人统治的西班牙参与了罗马和后罗马文明的核心，把伊比利亚半岛提升到几乎和意大利一样的文化高度，但一个漫长的穆斯林占领阶段某种程度上把半岛上的王国推至欧洲外围，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对正在形成的欧洲力量，西班牙仍然扮演着边缘角色。

尽管它享有收复失地的荣耀，在好战的基督教世界中占一席之地，但被分割的西班牙受到公元8世纪以来西欧历史后遗症的困扰：大规模人口流动，向因战争而荒芜的区域重新引入居民，以及防御新的穆斯林威胁。

这些障碍“不能让它声称和其他西方国家处于同一个文化、教育和经济水平”，不过这些障碍也让强人应运而生。在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包括王国统一，西班牙终于作为伙伴在欧洲树立起了威望。它在欧洲舞台上主导了一个半世纪，直到不那么愉快的转变发生。

重新收复安达卢斯绝大部分土地的这段历史在很多方面是光辉灿烂、充满活力的。三位不同名号的卡斯蒂利亚统治者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上半叶享有盛誉：塞维利亚的“征服者”圣费尔南多三世（1217—1252年），“智者”阿方索十世（1252—1281年）和“正义者”的阿方索十一世（1311—1350年）。

三种文化的卡斯蒂利亚

正如历史上时有发生的巧合，唯一被罗马封圣的卡斯蒂利亚国王与唯一被教会封圣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统治几乎是同时的。

但可能只存在一半巧合，因为圣费尔南多和圣路易是日耳曼表兄弟，分别是两个德行高尚、性情刚烈的姐妹——卡斯蒂利亚的贝伦加丽亚和布兰卡的儿子，她们都是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胜利的主导者阿方索八世的女儿。

在未成年的路易九世登上王位的初期，布兰卡王后出任摄政，她通过与教会势力结盟，挫败了由英王支持的贵族所发动的政变以及劫持国王的计划。

和布兰卡一样，贝伦加丽亚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毅力以早逝的弟弟恩里克一世之名摄政。她为自己与莱昂国王联姻所生的儿子费尔南多争取王位，当时两个王国已经分开，父亲与儿子争夺卡斯蒂利亚的王位。通过强有力的外交手段，贝伦加丽亚虽没能让两个君王和解，却也设法让他们为征服安达卢斯南部和埃斯特雷马杜拉而联合在一起。

关于贝伦加丽亚，有个小故事。贝伦加丽亚是在最不稳定的情况下生了费尔南多这个孩子，这让人联想到耶稣诞生的情景。当她在萨莫拉和萨拉曼卡之间的田野骑马时剧痛袭来，她把孩子生在了一个叫瓦尔帕莱索的地方。后来这里立了一块小碑，将这个神奇事件记录了下来，今天还能看见这块碑……

圣费尔南多和圣路易像他们的母亲一样，有着坚强又宽厚的性格。他们都表现出一种不容置疑的正义感和慈悲心，但有时也会对王国的敌人下狠手。费尔南多三世没有和路易九世、“狮心王”理查一起参加在圣地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那是因为他要对付自己国家里的撒拉逊人。

加冕31年之后，费尔南多三世的大军经过15个月的围攻进入了塞维利亚，其中有阿拉贡人、加泰罗尼亚人、纳瓦拉人，甚至还有一支格拉纳达穆斯林部队。其埃米尔已经承认自己的国家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的附庸，据当时的编年史记载，塞维利亚泰法的10万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重新出发回到了非洲。但对决定留下来的人，费尔南多三世提供保护，就像对犹太人一样，这与安达卢斯时期对“齐米”轻蔑的宽容性质不同，而是基于真正仁慈、理性的信念，他让乡村的穆斯林耕田，让犹太人尽显才能。

圣费尔南多打算统治一个公正、和平的王国。这样他就可以像阿方索六世曾经做的那样，在没有过多欺骗世人的情况下，宣称自己是“三个宗教的国王”。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他对未被制服的摩尔人恢复敌对行动。夺回赫雷斯和加的斯后，费尔南多三世甚至准备追击撒拉逊人直至马格里布，然而1252年他在塞维利亚猝死。

他的儿子“智者”（el sabio）阿方索十世，从1252年到1281年统治了将近30年，尽管这位君主比起“智者”称号更应该被称作“学者”，即使在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影响力光辉中也能找到他的位置。

作为诗人和音乐家，他是名作《圣母玛利亚歌曲集》的作者，这些迷人的圣母赞美诗充满着新鲜的灵感，是用邻国葡萄牙的加利西亚语写出来的。

科技方面，他是研究天文学的学者，著有《阿方索星表》，书中犹太、穆斯林和基督教学者将星表和从阿拉伯人那里继承的托勒密知识做比对。他还著有《法典七章》（las siete partidas），确立了王国的法律体系，还有作为乡村战斗指南的《军事艺术纲要》。他也是托莱多翻译院高尚工作的继承者，这个学院把《圣经》，还有《古兰经》和《塔木德经》翻译成通俗语言。而且，他决定换掉劣质拉丁文，即仍然在公共文件中被使用的罗曼语，臣民们普遍讲这种中世纪卡斯蒂利亚语。他使西班牙语成为新的文化语言。

可惜的是，如此开放的精神伴随着一些怪癖，这或多或少地破坏了他的政治行动。他浪费了很多时间和金钱去寻求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他索要加斯科涅，把他的王权统治徒劳地强加给纳瓦拉，最终还和自己的孩子关系不和。他的儿子“勇者”桑乔四世（“易怒者”）被剥夺继承权，后来自立为王（1284—1295年），在他那充满了严厉镇压宫廷叛乱的统治结束时，打开了卡斯蒂利亚历史上一个更加动荡时期的大门。

尽管圣费尔南多和阿方索十世试图统治三个宗教——更准确来说是三种文化——很有趣也值得赞扬，但要承认他们以政治失败而告终。并不是因为城市里的基督徒、穆斯林、犹太人在他们的统治下个人之间、各社区之间不能友好相处，而是因为他们的地位不平等；实际上更有可能是因为这两位君王从不相信会有严格的、相对“文化”的措施。

是不是就像某些历史学家指出的“穆斯林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各种表现形式中都会发生冲突”？可能是……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当时的基督徒精英很适应那些可以让他们愉快的东方生活艺术。因此，我们应该寻找族群间长期共处政策失败的真正原因：外部的穆斯林敌人造成威胁，内部的穆斯林也隐藏着威胁，特别是在乡村。

1264年，一群马林王朝的柏柏尔人在海峡岸边登陆，造成严重的穆迪札尔人叛乱，迫使阿方索十世大规模驱赶留在西班牙的穆斯林。他们像费尔南多三世时代那样租用船只，不是提供给有意愿回国的人，而是为了把这些没逃到格拉纳达王国的人驱逐到马格里布。

1291年9月，发生了另一场穆迪札尔人叛乱，当时的埃米尔试图从塔里法发动政变，这使得桑乔四世围攻并夺取了该城，以确保他们最脆弱之地的海岸防御。随后又有更多的穆斯林被驱逐。依约瑟夫·佩雷的说法，在8世纪末，穆迪札尔人只占瓜达尔基维尔河谷乡村人口的0.5%。事实上，安达卢斯正是在北方基督徒的帮助下重新被垦殖的。顺便说一下，如今把这个美丽的地区当作是“安达卢斯伟大文明”民族保护地的观点是不可靠的。从收复失地运动起，人们就产生了对使用穆斯林农奴的安达卢斯大庄园的想象，但考察中世纪的现实情况后，会发现这个想象似乎站不住脚，因为用很少的人占领、开发重新征服的土地存在着种种困难。

西班牙不进行土地开发，而是大力发展畜牧业，其中一个原因是农业劳动力稀缺，人力成本高。因此著名的梅斯塔荣誉会诞生了，它是一个由美利奴羊【1】饲养者组成的协会。阿方索十世在1273年授予其合法地位，并成立了一个日益强大的理事会。

13世纪经济的突飞猛进

实际上从13世纪起，羊毛出口就成为王国财富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布尔戈斯，其财富主要来自高原的牧群和坎塔布连港口。那里最富有的大商人往往是贵族，能够在国家行政体制内坐到特别高的位置，将网络扩展到整个欧洲。特别是佛兰德斯，它能和塞维利亚相媲美。后者是一个商业和金融中心，这要归功于***银行家家族（如斯宾诺拉家族将在西班牙扎根）为那里引入了先进的行业（信贷、汇票）做法。

13世纪经济的快速增长引起了西欧其他地区之人对西班牙的兴趣，伴随着西班牙艺术修养及人文精神的提升，西欧各地涌现出哥特式教堂。在卡斯蒂利亚最漂亮的那些教堂中，很多是因法国建筑大师丰富的知识而建造起来的。这些建筑师追随克吕尼和西多会修士的脚步，虽然隐姓埋名，但在布尔戈斯、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莱昂、托莱多和西班牙其他城市的建筑工地上都有他们的身影。除了伊斯兰长期的威胁，瓦勒度派和纯洁派的异端势力也增加了，与此同时，卡斯蒂利亚的圣道明、阿拉贡的雷蒙·卢尔正在布道，他们都成为14世纪西班牙神秘主义的先驱。

同期，1218年兴建了以索邦大学为范本的萨拉曼卡大学，同时阿方索十世的编年通史也已面世。13世纪末，卡斯蒂利亚的《熙德之歌》（el cantar de mio çid）完成，而伊塔主神父（1285—1350年）也写出了《真爱之书》，这本书将苦行者的禁欲主义和对世俗的挂念以极为有趣的方式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个时代的卡斯蒂利亚为我们展开了与阿方索十世的《圣母玛利亚歌曲集》或者创作于1283年塞维利亚的《失败之书》有关的缩影，有我们熟悉的人物——从国王到商人，从骑士到犹太人、穆迪札尔人，从贵族妇人到被关在修道院的修女。在这幅宏大的社会画卷中，商业和手工业资产阶级开始占有一席之地。

阿方索十一世的卡斯蒂利亚：中世纪的民主制度？

卡斯蒂利亚的权力结构随着迫切的利益需求开始变化，这使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可能出现得比其他欧洲国家更早。在西班牙有去中心化的趋势，每个城市都渴望自治。他们的居民习惯聚在实际独立于封建领主的开放的议会（consejos abiertos）。

在国家的顶端，国王本人除宣誓遵守阿方索十世统治下颁布的《王室法典》（fuero real）和《七章法典》中确定的共同法律外，还必须考虑按照君主习惯召开的、在13世纪被称作“科特斯”（cortès）的议会。

直到1169年，卡斯蒂利亚的议会似乎只包括了贵族和神职人员代表。到了13世纪，获得特权的市镇代表进入议会，这些“第三等级”【2】的作用随着会期的推移而增强。

虽然君王没有严格遵照他们的看法，但必须考虑议会的意见，特别是在税收方面。议会必须就平民缴纳的直接税和间接税额度达成一致，包括阿方索十一世提出的占商品价值10%的商品交易税（alcabala）。

城市的力量——市镇代表的崛起，是中世纪卡斯蒂利亚的一个显著特征。但它表现出的寡头政治特点很快就受到指责。贵族和富裕的资产阶级占据了“开放议会”的首要位置，事实上把越来越多的城镇变成他们自己的“领地”。在14世纪上半叶，阿方索十一世开始进行市镇改革，但除了承认这种演变之外，几乎没有更多的措施。城市的权力从此到了国王任命的地方长官（regidores）手上，由他们组成仅限高层人物参加的理事会（consejo cerrado），为了利益平衡，这些代表往往是从城市里互相竞争的大家族里选出来的。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种临时性的职务变成世袭制，他们的权力勉强由来视察的王室行政官员，或者选举出来代表平民的司法官补充。

这种卡斯蒂利亚国家组织有时候被说成“纸上民主”，不太能说明问题。但至少它没有忽略中间团体的功能，加上议会和给地方或个人的自治权（fueros），无疑比同时代其他地方更有公民自由的观念。

此外，国王必须考虑的另一个政治团体就是贵族。贵族没有享受到西欧建立强大的封建制度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很不安分，它将利用王权衰弱的时机为自己牟利。

正如奥特加·伊·加塞特遗憾地指出，如果封建制度不能在西班牙（特别是在卡斯蒂利亚）发挥它在法兰西或英格兰等其他国家所起的作用，那么人们就需要从11世纪中叶到13世纪中叶伴随着收复失地运动而从未停止的垦殖运动中寻找原因。由于需要迅速地对被征服的土地进行重新填充和分配，卡斯蒂利亚的君主为了灵活控制而不把重要的任务委任给封建领主。后者失去了本可以从权力转移中获得的利益，同时对抗穆斯林的敌对行动减少使他们缺乏从战争中获取战利品的机会，这都令他们感到很沮丧，因此越来越喜欢向君主阿谀谄媚以得到赏赐和报酬。但如果君主实力弱，他们就毫不犹豫地通过讹诈或武力使之让步。

这就是不久后在卡斯蒂利亚王国发生的事。

阿方索十一世（1312—1350年）是这个光明、充满活力的卡斯蒂利亚时代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在更早之前的桑乔四世统治时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王朝动荡，预示着由阿方索十一世之后王位继承所带来的内战。

桑乔四世之子费尔南多四世的登基要归功于他顽强的母亲。为了维护她未成年儿子的权利，玛利亚·德·莫利纳不得不与贵族和阿拉贡王国斗争，更不用说与摩尔人作战了。费尔南多四世从马林王朝手中夺取直布罗陀后突然死亡，后者又很快夺取了那块土地，重新登陆。费尔南多四世的儿子——第十一位阿方索获得“复仇者”或“正义者”的绰号，要归功于他对贵族骚乱的镇压，以及1340年在萨拉多战役中对抗摩纳哥穆斯林的重要胜利。

这场军事行动几乎可以与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会战相媲美，加上随后其他战役的胜利以及1344年夺取阿尔赫西拉斯，使得在阿方索十一世时期的卡斯蒂利亚对海峡的控制画上句号。之后，黑死病【3】肆虐欧洲。1350年，阿方索十一世在围攻直布罗陀时患上了让他父亲费尔南多四世离奇死亡的病（黑死病）。

阿拉贡王权扩张

面对不停扩大的卡斯蒂利亚统一王国，南至除格拉纳达埃米尔国外的安达卢斯地区，北至最初阿斯图里亚斯-莱昂王国以及加利西亚过去所有省份，未来的西班牙还有两个独立王国——纳瓦拉，以及在阿拉贡王权保护下从比利牛斯山中心到地中海沿岸建立的联邦——仍然编织着分离的命运。

11世纪初桑乔大帝统治的纳瓦拉王国是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母国，由于经历了王朝分割，它的领土范围已收缩至最初的边界。

1234年，纳瓦拉（王国）的王位传给了一个法国男爵蒂波·德·香槟，他的后代——香槟家族、埃夫勒家族和福克斯家族——统治范围跨于比利牛斯山脉两侧，直到16世纪初。巴斯克（区）附属于这个自愿分散的纳瓦拉王权。阿拉瓦省的省会维多利亚是今天巴斯克自治区（euzkadi）的首府，1200年它是第一个自愿与卡斯蒂利亚联合的城市，接着是吉普斯夸省（首府为圣塞巴斯蒂安），再来是比斯开省（首府为毕尔巴鄂）。1379年，这个独立的封建领地在卡斯蒂利亚的胡安二世统治下最终进入卡斯蒂利亚的管辖范围。

阿拉贡王国本想把势力范围扩展到从卡尔卡松到尼斯的法国中部地中海地区，1213年米雷战败后它的野心受挫，退回到广阔的西班牙领土，不过很快就欣然与巴塞罗那伯爵的加泰罗尼亚联合。

瓦伦西亚王国也落入阿拉贡的势力范围，成为其王冠上的第三颗珍珠。对阿拉贡来说，前穆斯林王国穆尔西亚并入卡斯蒂利亚并不重要，因为它现在感到有新的“使命”召唤自己，这个使命就是征服地中海。尽管在收复失地运动中的“勇士”阿方索很英勇，但如果不是拉米罗二世出了个好主意，在1137年把他的女儿佩特罗尼耶嫁给大胆的加泰罗尼亚独立伯爵雷蒙·贝伦格尔四世，对比利牛斯山小国阿拉贡来说，大概也没办法顺利地在这片广阔的行动区域大展拳脚。

阿拉贡的王冠传到他们的儿子阿方索二世手里后，直到14世纪中叶才形成王国的最终版图。但它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在唯一君主的统治下，以去中心化、共同联邦的方式组织，每个部分都可保留他们自己的制度和自治权。阿拉贡国王们在萨拉戈萨的阿拉贡议会，接着在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议会，最后在瓦伦西亚的议会轮流宣誓。此外，海外领地代表也加入议会，它们一点点增加着阿拉贡王冠上的珍珠。随着1287年夺取梅诺卡岛，阿拉贡对巴利阿里群岛的征服取得了完全胜利，并诞生了昙花一现的马略卡王国（首府：佩皮尼昂，因为它还包括了鲁西永、塞尔达尼和蒙彼利埃）。“征服者”海梅一世决定将马略卡岛从他的王国中分离出来，让他的小儿子继承；1344年，它重新并入“礼貌的”佩德罗统治下的阿拉贡。

佩德罗大帝（1239—1285年，即佩德罗三世）于1282年在西西里岛站稳了脚跟，在这之前发生了著名的西西里晚祷起事，赶走了安茹家族。在加泰罗尼亚佣兵团开始征服这座大岛屿之前，它相继落入拜占庭人、阿拉伯人、北欧人、霍亨斯陶芬家族、神圣罗马帝国王侯家族手中，在罗马教廷的祝福下，由圣路易的弟弟——安茹的查理一世统治。在这部伟大的史诗中，加泰罗尼亚征服者将在罗杰·德·弗洛尔的领导下帮助拜占庭对抗土耳其人。而他们的首领罗杰被拜占庭人杀死之后，他们通过在希腊占领雅典和尼奥帕特拉斯公爵的领地来报复这次背叛。

在1325年，海梅二世统治时期，撒丁岛被归于阿拉贡王国统治之下，这一占领在它的西岸，尤其在阿尔盖罗留下了一些深刻的痕迹。那里的人至今还说加泰罗尼亚语，但这也引发了加泰罗尼亚和***共和国的长期冲突。后者是巴塞罗那控制西地中海贸易的对手。

这个地中海帝国后来又纳入了那不勒斯王国，给西班牙带来了相当丰厚的遗产，更具体地说，是加泰罗尼亚地区带来了财富。从14世纪起，加泰罗尼亚就发挥着无可争议的引擎作用。

当时，尽管14世纪中叶起黑死病肆虐，但巴塞罗那的繁荣却让其他邦联黯然失色。它是一座拥有四万人的城市，军火库满负荷运转，工匠占了劳动人口的近八成；它也是一个工业中心，专门从事帷幔生产；它还是一座贸易城市，汲取腹地的农业和矿业财富，与意大利、法兰西、佛兰德斯乃至英格兰都有贸易往来。

阿拉贡统治者从此找到了自己的天职。伴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大型贸易重心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

在社会和政治计划方面，阿拉贡整体相对卡斯蒂利亚来说是比较薄弱的。

如果说在哥特街区拥有最漂亮建筑的巴塞罗那，其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有效控制了市政当局，那么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的乡村则受到比卡斯蒂利亚乡村更有力的封建制度控制。不同小国自治以及强大领主特权抑制了王权，它们有时候阻碍了行动自由。

领主的强大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阿拉贡农民的命运无疑比卡斯蒂利亚农民更艰难。从某种角度来说，阿拉贡更为“民主”，因为王国有不同的议会。但它们将决定强加给君主，并过分偏袒贵族和教士，特别是瓦伦西亚以及加泰罗尼亚的农村，封建领主强迫实行农奴制（remensa，加泰罗尼亚模式的奴隶制）。穆斯林农业工人数量特别多，尤其是在瓦伦西亚的乡村，不过他们作为穆迪札尔人群体直接依附国王，因此待遇比任领主摆布的基督徒农民要好得多。

阿拉贡王国虽然与加泰罗尼亚合并后以海洋为发展方向，但它并没有放弃在大陆的影响力。由于它在这片土地上缺少与卡斯蒂利亚竞争的实力，就打算利用王朝联盟和政治联盟在伊比利亚舞台上大施拳脚，甚至在卡斯蒂利亚的权力中心建立自己的势力。这个计谋有时成功，有时会反噬自己。在阿方索十一世死后，一场内战撕裂了卡斯蒂利亚，让阿拉贡有机会在西班牙舞台上实现自己的野心。

悲剧时刻

从1348年开始，黑死病【4】破坏了欧洲人口结构，西班牙也不例外，阿拉贡更是第一个被疾病侵袭的王国。多年的坏收成使得它的人民身体衰弱，死亡人数更多。某些区域甚至失去了一半的人口。

这种灾难反复发生，至少每10年一次，直到15世纪中叶。灾难加剧了卡斯蒂利亚的社会问题，在乡村表现为无政府主义。法国的“自由佣军”在半岛也有了行动。各大城市组织起了自卫兄弟会（hermandades），拥有自主的民兵，声称要弥补中央权力的不足。因农民惨死而失去收入的贵族也开始躁动不安，每次都向国家索要更多的援助或者补贴。同时，卡斯蒂利亚王权争夺气氛因一场大的继承危机而恶化。

阿方索十一世在直布罗陀死于流行病后，他的大儿子佩德罗一世于1350年继位，其权力很快受到挑战，屡次犯罪的他获得了“残忍者”佩德罗这一不光彩的绰号。某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诽谤，但也不是不可能，因为以今天的判断来看，当时的编年史经常被其他政权书写，目的只是控诉一位耻辱的前任统治者。他为一系列谋杀案负责，包括他父亲的情妇埃莉诺·德·古斯曼的死亡，而她为阿方索十一世留下的五个私生子也被他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佩德罗所杀。这些罪行足够阐释他的恶名。

佩德罗一世还是一位有才能的军事家，也是玛丽亚·德·帕迪利亚的忠诚情人——为了她甚至不顾自己的政治利益——她是西班牙中世纪历史上几位标志性的女强人之一，这些传奇女性包括希梅娜、玛利亚·德·莫利纳、天主教徒伊莎贝拉，还有玛利亚·帕契科。

“残忍者”佩德罗是否也是依靠着资产阶级和人民的力量进行政策煽动，给他招来贵族的憎恨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王位争夺战的赢家、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的政策再来讨论，他和他的继任者们几乎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用同样的手段加强王权。

这位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是“残忍者”佩德罗最后一位同父异母的兄弟。我们可以猜到在“残忍者”铲除了他母亲和他兄弟之后，复仇的渴望刺激着恩里克。十五年间，两个对手在此消彼长的战斗中精心积蓄力量，各自逃往外国寻找同盟，一个到了法兰西，一个到了英格兰；阿拉贡则立即与特拉斯塔马拉联合。

1366年，内战席卷了卡斯蒂利亚，这是英法百年战争的插曲，人们可以在过去法国学生的历史书上看到法国民族英雄贝特朗·杜·盖克兰【5】发挥的作用。

关于这场战争的细节就不多说了。1367年，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被布尔戈斯的议会承认为卡斯蒂利亚的合法君主，他们将佩德罗称为“邪恶的暴君”。恩里克获得了法兰西瓦卢瓦王朝的支持，后者不能接受佩德罗一世的合法妻子——波旁的布兰卡所受的可耻待遇。为了确保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获胜，查理五世给西班牙派了以贝特朗·杜·盖克兰为首的“自由佣军”。“残忍者”佩德罗则获得了英格兰“黑太子”爱德华的武装支持，后者以其父亲爱德华三世之名统治着吉耶讷。起初，1367年英格兰雇佣军在纳赫拉打败了贝特朗·杜·盖克兰的雇佣军。但两年之后，风云突变。佩德罗一世被围困在蒙蒂埃尔要塞。为了引诱他出来，足智多谋的陆军统帅贝特朗·杜·盖克兰假装向他提出会晤，讨论暂时休战的问题。

但1369年3月27日至28日夜，“残忍者”佩德罗刚刚钻进后者的帐篷时，就撞见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一场肉搏中两人滚到地上。佩德罗似乎快要胜利之时突然被踢了一脚，布列塔尼人（breton）贝特朗·杜·盖克兰逆转了形势，让恩里克把短剑插进了对手的喉咙。

内战结束了，作为勃艮第家族分支的特拉斯塔马拉家族一直统治到查理五世登基，自此哈布斯堡家族登上西班牙的王位。这场斗争对阿拉贡来说有一个幸运的结局，阿拉贡王室很快将继承卡斯蒂利亚王国，同时打算将其势力渗透到邻国。

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优势竞赛

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卡斯蒂利亚的恩里克二世——被证明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君主，他希望恢复王权以及实现国家和平。然而历史则批评他对亲属和支持者毫无顾忌的慷慨，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俗语“恩里克的礼物”（mercedes enriqueñas）正是形容他的这一做法，很多历史事件也证实因为他的慷慨使王国变得贫穷。

其实，恩里克打算通过增加荣誉封号和职位的方式在他周围建立一个比之前更顺从、忠诚的新贵族群体。这种手段很冒险，不过他册封的“领主”没有完全占有土地。他慷慨地增加职位，至少在他的意识里，新贵族是在不侵占国家资源的情况下自己创造收入的。实际上这两者都可以世袭，并没有改变旧秩序。这些“领主”大部分直到今天都是西班牙大人物的新贵族，不会比旧贵族更服从于王权。

恩里克二世的继任者——胡安一世和“病弱者”恩里克三世小心翼翼地加强着国王特权：设立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头衔，以保障王位继承人的权利；建立一个国王委员会，成为政府的重要机关（这不利于议会，他们越来越少聚集召开会议，贵族和神职人员也放弃了在此的职务）。

然而，国王这些重组尝试并没有破坏“二十几个大家族寡头们的胃口”，他们想与国王分享权力，最坏的情况是剥夺他所有的实权，把他置于监管之下。

虽然法兰西与瓦卢瓦家族有机会看到长期而连续的统治者一个个登基，决心建立并确保人民服从他们的王权，但上次内战表现出的权力不连续使卡斯蒂利亚处于欧洲协同的边缘，不管这个欧洲是多么不和谐、多么战火纷飞。

随着恩里克三世的儿子胡安二世登基，卡斯蒂利亚的格局又发生了变化。胡安二世的父亲去世时，他只有一岁。他的叔叔费尔南多在1406年被召来摄政。费尔南多是一个讲究排场的亲王，在一次对格拉纳达王国的骑兵作战中，他赢得了英勇战士的美誉。他还存有卡斯蒂利亚最终收复失地的幻想，但没有骑士真的相信。

在1410年的夏季战役中——战争总是在糟糕的季节中断——他英勇地夺取了摩尔人的重镇安特奎拉，从此人们以这一军事成就来称呼他，他变成了费尔南多·德·安特奎拉（fernando“el de antequera”），或者更简单地说，安特奎拉的费尔南多。这位卡斯蒂利亚的摄政者一直梦想着戴上王冠。六年后，1412年他获得了阿拉贡的统治权。这顶王冠来自加泰罗尼亚-阿拉贡联姻产生的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礼貌的”佩德罗的次子——“仁慈者”马丁一世（两年前他去世时没有后代）。

在莱万特海岸的卡斯佩，一个由多明我会圣文森特·费里尔主导、代表阿拉贡王国三个组成部分的长老委员会同意任命安特奎拉的费尔南多以“礼貌的”佩德罗外孙的身份统治阿拉贡（费尔南多战胜了巴塞罗那资产阶级候选人乌格尔伯爵）。加泰罗尼亚和这个阿拉贡的新卡斯蒂利亚王朝之间已经出现了裂痕。

费尔南多在1416年去世，之前他一直将卡斯蒂利亚的事务视为自己的责任。在他统治期间，有充分的时间将他三个儿子安置在王国的关键职位上：桑乔是阿尔坎塔拉骑士团的大团长，恩里克是圣地亚哥骑士团的大团长，胡安是皮亚菲尔公爵，后来成为阿拉贡国王。这些阿拉贡王子兴风作浪，他们也像其父亲一样铺张浪费。

人们对这些奢侈王子的记忆随着阿拉贡的优势一起消失了，也不值得经常回忆。只有在骑士诗人豪尔赫·曼里克的《纪念父亲的诗》，以及在西班牙和法国都很有名的弗朗索瓦·维隆的《昔日女人们的歌谣》中可以看见：

que se fizó el rey don juan？/唐·胡安国王做了什么？

los infantes de aragon /阿拉贡的王子们

que se fizeron1？……/发生了什么事？……

1420年，在胡安二世与拉瓦纳国王卡洛斯三世之女布兰卡联姻获得拉瓦纳王位的一年后，王国的贵族开始起义反对阿拉贡王子，呼喊着“把卡斯蒂利亚还给卡斯蒂利亚人！”他们找到了忠诚之人阿尔瓦罗·德·卢纳，他是个性强硬的教皇本笃十三世的侄子，在教皇的支持下成为了年轻国王的宠臣。

起初，尽管有阿拉贡的军事干预，阿尔瓦罗还是赶走了这帮从“外国”来的王子，这让他的资助者很满意。十年后，情况完全变了。阿尔瓦罗·德·卢纳疏远了卡斯蒂利亚贵族，试图恢复王室和他自己的权威。1437年，阿拉贡王子卷土重来，再次占据了卡斯蒂利亚的政治舞台中心。直到1445年，阿尔瓦罗·德·卢纳在奥尔梅多起兵击败了贪得无厌的王子们。在他权力的巅峰时期，阿尔瓦罗·德·卢纳寻求与葡萄牙结盟，以对抗阿拉贡的影响势力，并声称要用丰厚的报酬与卡斯蒂利亚贵族和解，不过无济于事。贵族们哄骗王储——未来卡斯蒂利亚的恩里克四世，他们用阴谋诡计使软弱、易受影响的君主利令智昏，不仅让阿尔瓦罗·德·卢纳蒙受耻辱，还卑劣地判处他死刑。1453年4月，这位前宠臣被证实犯有多种渎职和大逆不道之罪，被骡子拖到巴利亚多利德大广场的绞刑台上，只能向行刑者抬起喉咙。但忘恩负义的国王也只比他多活了几个月。

犹太问题的出现

回首这段时期，在天主教双王统一的统治之前，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保持独立的命运，两个王国各自的结局未定。

乍一看，阿拉贡更有优势。当安特奎拉的费尔南多的长子阿方索五世（阿拉贡的费尔南多一世）于1452年将9年前征服的那不勒斯王国与西西里岛纳入他的统治之下时，阿拉贡已经在意大利形成海上帝国的雏形。但这些新的王朝属地也会分散王国的力量，使其运作更加烦琐。地中海贸易中产生出企业家精神的加泰罗尼亚伯国在阿拉贡联邦的影响力逐渐减小，而萨拉戈萨和瓦伦西亚实力增强。随着卡斯蒂利亚王朝崛起，曾经作为王国推动力的巴塞罗那的衰落已不可避免。

在征服方面，卡斯蒂利亚可以夸耀其征服了加那利群岛。这座岛是由法国水手发现，被约翰·德·贝当古征服，最终在胡安二世和阿尔瓦罗·德·卢纳时期实现殖民。另一方面，在1385年阿勒祖巴洛特战役失败后，卡斯蒂利亚失去了兼并葡萄牙的机会。因这一胜利，葡萄牙的阿维斯王朝建立了一个长期独立的统治政权，直到被费利佩二世打断。

卡斯蒂利亚像阿拉贡一样，遭受黑死病和由此造成的人口减少，不过程度略轻。中世纪的西班牙与北方邻国一样，在13世纪到14世纪初经历了领土、人口、经济扩张的美好阶段，但此后开始陷入衰退。折磨最贫困人口的灾难——内战、饥荒、流行病——在中世纪强烈的宗教气氛中成了神圣诅咒的征兆，需要寻找替罪羊。一场可怕的暴力运动即将爆发。

教会的反犹主义在前一个世纪的西班牙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共鸣，现在却成了新的困难时代的典型现象。在此之前，天主教神职人员所施加的处罚纯粹是形式化的，而如今，一些传教士在施加惩罚的时候转向了激进。但后者只不过是跟风一场运动，它来自群众对一个外来的、比异端更甚的群体的愤怒。它本质上是一个大众性的、非理性、自发的国际现象，早在1320年法国“牧羊人十字军”中就表现了出来。1321年至1328年间，他们经纳瓦拉进入西班牙，纳瓦拉的犹太人被追捕和杀害，房屋被洗劫一空，犹太教堂被烧毁。

二十年后，轮到了加泰罗尼亚受到破坏。1391年6月，塞维利亚的反犹暴乱发生了悲剧性的转变，在一个不负责任的神职人员的煽动下，暴动蔓延到整个卡斯蒂利亚。人们摧毁犹太教堂，洗劫了雷阿尔城、托莱多和昆卡的犹太人群体（aljamas）。暴动传到阿拉贡、萨拉戈萨、瓦伦西亚、巴塞罗那、赫罗纳和马略卡。犹太人到处都被指控犯有极恶劣的罪行：他们献祭新皈依的基督徒，亵渎圣物……犹太人获取不义之财的名声助长了仇恨。正如约瑟夫·佩雷所解释的，这实际上是社会民众把对富人的反抗转移到犹太人身上了。

无论是在社会最高阶层负责收税，还是小额贷款给邻里的基督徒，犹太人都不可避免地被误解。当税负重大、经济困难，甚至贫困变得难以忍受时，他们就更被憎恨。

除了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在内战期间通过煽动反犹运动来对抗他的敌人——以东方化生活方式和摩尔随从著称的“残忍者”佩德罗，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统治者们则试图尽可能地遏制这些反复出现的民众狂潮，甚至有时会惩罚他们。除了其他考虑外，君主们认为他们需要犹太人来管理财政，并提供国库所需的贷款。虽然这些服务只能为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提供，但君主的弱点使他们需要保持谨慎态度来对待犹太人群体。因此，我们在西班牙没有看到——至少尚未看到——法国从腓力·奥古斯都到查理六世所采取的激进反犹措施。

1391年的这些悲剧事件—1412年还将重演——导致半岛的犹太社区出现了大规模皈依天主教的现象。据估计，超过半数的犹太人在1391年至1415年间受浸，包括许多拉比和知名人士，这导致低微平民跟随他们走上叛教的道路。

这种因恐惧或谨慎而决定的皈依，将给西班牙社会带来一个新的、持久的问题：人们如何知道他们真正面对的是谁？怎么能确定这些改宗者在弥撒后不会继续在家做犹太教的礼拜？

西班牙用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消除这种荒谬、不必要的猜疑。然而两三代人之后，又会有多少基督教高层人物从这个模棱两可的过去中脱颖而出？！

【1】美利奴羊：原产于西班牙的一种细毛绵羊。因其高昂的价值，西班牙曾严禁美利奴羊输出，违者除国王外均处以死刑。

【2】第一等级指教士（即祈祷者），第二等级指贵族（即征战者），第三等级指市民和农民（即耕作者）。

【3】黑死病：1347—1353年席卷整个欧洲的大型鼠疫，夺走了约2500万人的性命。

【4】20世纪以来，欧洲学者一向认为14世纪的黑死病来源于东方，如巴黎医学院认为其可能是来自印度，英国人则咬定其来自中国。到了现代，经过科学家们的研究，发现“黑死病来自东方”这一结论有很多疑点。这一结论体现出更多的是西方人固有的地域歧视，而不是追溯疫情根源的科学精神。

【5】贝特朗·杜·盖克兰（1320—1380年）：法国民族英雄，被称为“布列塔尼之鹰”，英法百年战争初期杰出的军事领袖，从1370年到他去世一直任法国骑士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