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利佩二世【1】，这个人物身上背负着严酷而持久的负担，单单是他的名字就仿佛点燃了火堆，加速了埃斯科里亚尔王宫尸体的腐烂，并激起了各地狂热主义受害者的复仇喧嚣，他们会忍不住回忆维克多·雨果的话，那是浪漫主义者喜欢的“宏大而简单”风格的杰作：“费利佩二世，那个可怕的家伙……”
说到这里，还要补充点什么呢？
这个“可怕的家伙”是爱情的结晶，是查理五世3个已经成年的孩子中的长子，是葡萄牙公主伊莎贝拉皇后在独一无二、堪称典范的婚姻中送给她表哥查理五世的礼物，可惜她过早地离世了。
费利佩二世于1527年5月21日出生于巴利亚多利德，除了在他12岁时母亲去世外，这位王位继承人没有缺过什么。他的教育由最好的大师监督【2】。这位文艺复兴时期以博学著称的王子一生热衷于应用科学、经济学、水文地理、统计学，保护艺术家——鲁本斯接替提香成为其宫廷的贵宾，还修建了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这是一个伟大的建筑作品，集王家先贤祠、办公场所、公共图书馆于一体，也是一个有着无比丰富研究和文化影响力的中心）。
这位西班牙王国新统治者在性格方面被老专制君主的苍白肖像掩盖，他像网中的蜘蛛一样挤在他的修道院小房间里，他是一个挑剔的官僚和偏执狂……人们忘记了，在安东尼奥·莫罗或桑切斯·科埃洛的笔刷下，这位“阴郁的人”有着吸引女人的性感魅力，受到威尼斯大使的赞扬。他与外敌谨慎而又热情的联络让他看起来像一个不择手段的人。他甚至还无耻地重婚，当他与第一任妻子曼努埃拉公主结婚时，就已经与他的情妇伊莎贝拉·奥索里奥结了婚。
两场婚礼和两场葬礼
尽管婚姻生活上浪荡，但他的生活乐趣从未减损他的政治责任。他对关心自己却经常缺席的父亲深感钦佩，早在他16岁，父亲查理五世就把西班牙的统治权托付给他。从那时起，一切在他眼中都变成了国家事务，这首先从他的婚姻开始。
与他的葡萄牙表妹玛丽亚·曼努埃拉的婚姻让他在18岁时成了鳏夫，并有了一个发育不良的孩子。这孩子是著名的卡洛斯【3】，他的出名不仅是因为席勒的音乐剧和威尔第歌剧中的自由主义英雄，而且是因为他的“十字架之路”。费利佩二世的第二任妻子是玛丽·都铎，亨利八世和阿拉贡的凯瑟琳（她本人是天主教双王的小女儿）的女儿。按辈分上来说，玛丽是他的姑姑，并且比他大11岁。
这次费利佩二世与英国女王的联姻是查理五世想象的政治运作，他正努力地处理着自己复杂的王朝遗产，以此回应他对欧洲和平的真诚愿望。
这个想法是合理的。因为他无法说服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分支和德国诸选帝侯将皇位传给他的儿子西班牙国王，所以他的想法是有朝一日将尼德兰和西班牙的继承权分开，同时在两国都保留一位哈布斯堡家族的君王。费利佩二世与英国女王玛丽·都铎的结合可能诞生英国和尼德兰未来的统治者，而费利佩二世的长子唐·卡洛斯王子（此时其缺陷——不稳定的精神状态尚未被人知）将继承西班牙、意大利和西印度群岛的统治权。
皇帝查理五世的心中仍然充满封建法律，遗产要完整地传给流淌着他血液的继任者。而现实是这些遗产在未来会被分割。传统观念已经与时代精神以及对立的新兴国家力量相悖。不过至少这是保证欧洲持久和平的愿景。
费利佩二世作为这个时代的君主（但也是受环境综合影响）会有不同的看法。他和他的继任者们将会获得很大的好处，因为摆脱了已经处于叛乱边缘的尼德兰。不过查理五世的父权梦并没有机会实现，因为玛丽·都铎没有生育就去世了，只留下英国女王配偶费利佩，他在31岁再次成为鳏夫。
圣昆廷战役：深居简出的王子的厌恶
费利佩二世总是顺着父亲的意愿，1548年10月他开始了漫长的旅行，遍访欧洲，也参与过战争。
他在***与老海军上将安德烈亚·多里亚会面，在米兰与提香会面，并且参加了他姑姑匈牙利的玛丽在埃诺的班什举办的聚会；尽管他对这些会面的印象一般。他很喜欢所见的意大利和佛兰德斯的艺术和建筑作品，特别是那些欧洲北部的小钟楼，于是在马德里和埃斯科里亚尔大量仿制这些作品。他不讨厌蒂罗尔或德国南部，像慕尼黑、海德堡和莱茵河畔，对啤酒和日耳曼人狂饮的记忆尤深。这个佛兰芒人似乎很喜欢开通俗“玩笑”。他听不懂日耳曼语。尽管1559年接管西班牙王国前也曾长期居住在布鲁塞尔，可以听得懂法语，但不太会说法语。因此，在独特的“大巡礼”中，这个年轻人几乎每到一处都给人们留下一个疏远甚至傲慢的印象。
为了逃避英国宫廷无聊的生活和不讨人喜欢的年长妻子的热情，8年后（1557年），已戴上王冠的费利佩主导了圣昆廷战役。圣劳伦斯日（1557年8月10日）当天，萨伏伊的埃马纽埃尔·菲利伯特在佛兰芒伯爵埃因蒙特和霍内斯的协助下，在这座围困法国军人和政治家科利尼的边境城镇战胜了被派来解围的法国军队。
如果没有伴随着劫掠屠杀，这场战争本应该是美好而光荣的。西班牙军队（其中80%是外国雇佣兵）在城里犯下了罪行。护城军经过17天的顽强抵抗，大多数人被剑刺死，妇女被强奸，房屋被洗劫，圣昆廷学院也陷入火海中。
费利佩二世，他当时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命令就是什么都不阻止：这些都是惯例。但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并承诺“不再领导这些恐怖的行动”。他没有利用父亲的将军们为他带来的巨大优势，只是占领土地而不追捕敌人，而他的父亲在尤斯特退位后，相信他已经在巴黎的大门口了！费利佩明确表示不发动战争。他做了很多，但都是从远处做的，他明智地避免亲自指挥行动。
人们可以看到几年后鲁本斯为费利佩二世画的这幅奇特的骑马肖像。他戴着一顶小圆帽，盔甲隐藏在黑色风帽下，形状像一个“去了毛的小宠物”。他看起来像某个花园王子坐在一匹小马上，与战士形象形成惊人的反差！大胆、坦率的皇帝查理五世的继任者是“谨慎之王”，是一位和他父亲一样复杂的人物，纠结、一丝不苟，不过和父亲完全不同的是费利佩二世的内心充满秘密、算计、压抑和怨恨。
在费利佩二世身上可以看到一个饱受折磨的灵魂。他在1563年至1584年马德里外几十公里处的瓜达拉马山坡上建立了“宏伟的纪念碑”——圣洛伦索·德尔·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这不仅是为了纪念圣昆廷战役的辉煌胜利（那天也是教会纪念圣劳伦斯殉道的节日），也是在表达悔恨：位于皮卡迪市的合议庭教堂被士兵洗劫和焚毁。在他身上，荣耀和喜悦无不伴随着愧疚感。
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冷漠是费利佩二世表面的性格，后来他与女儿伊莎贝拉·克莱拉和凯瑟琳·米凯拉（法国瓦卢瓦王朝的公主，伊丽莎白所生）的通信揭示了一个温柔细心的父亲形象。在她们面前，费利佩二世毫不犹豫地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他在信中描述了自己在大自然的奇观，夜莺的歌声中所体验的快乐，或者经过26年的分离再一次见到他妹妹玛丽时的感受。这个男子是这样描述的：心爱的妹妹，我不能将她带回西班牙，根据欧洲先例，她作为奥地利皇后，应该和她的丈夫在一起！
然而，当面对国家利益，或者一些在他看来可能会损害其尊严或暴露他身上弱点的问题时，这位固执的君主会立刻恢复他的冷漠，穿上他的盔甲。也许正如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哥伦布传》的作者）所说，人们会发现在费利佩二世僵化的背后是缺乏自信，害怕配不上自己的地位。这些特质会让他做出懦弱甚至不公正的决定，而作为一个普通人，无疑他又会感到良心受到责备。
施火刑的国王——费利佩二世和卡兰萨案
从费利佩二世行使君主职权起，厄运就开始了。在欧洲人的眼中，他是一个凶恶的迫害者。
1558年和1559年对塞维利亚和巴利亚多利德发现的新教徒进行的严厉镇压和数不清的火刑处决，与其说是他的决定，不如说是老皇帝查理的决定。后者在尤斯特做着与德国宗教改革者对峙的噩梦，他敦促他的儿子（当时仍然在尼德兰）和在西班牙摄政的女儿胡安娜尽其所能打击异端，以避免王国被异端思想污染。
从1559年10月起，费利佩一回到他的王国，就亲自主持火刑（不是后来的处决）。其妻子玛丽·都铎已经在伦敦去世一年了，他刚刚将低地国家的管理委托给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查理五世的亲生女儿帕尔马的玛格丽特，她是意大利人，但她出生在佛兰德斯，非常了解这个国家。她先是和一个美第奇家族的人结婚，后来又嫁给了一位法尔内塞家族的人。
1557年夏天以来出现了震动西班牙的反新教运动，这位新国王还是用异端裁判所的判决体现他对父亲建议的服从。他甚至牺牲了与巴托洛梅·卡兰萨枢机主教的友谊，这位见证了查理五世在尤斯特最后时刻的主教，已面临异端裁判所审讯的威胁。
卡兰萨主教以前是王子的忏悔神父，曾陪同费利佩前往英国，并获得了王子的充分信任。1557年，他刚刚被任命为托莱多大主教，就遭到了西班牙国王首辅候选人、总审讯官费尔南多·德·瓦尔迪斯的起诉。异端裁判所之所以指控这位著名的神学家和传教士，是因为他在塞维利亚时，没有谴责那些向他倾诉的所谓宗教改革者，他还委托安特卫普的一家印刷商出版了一本教理书《慕道书》，其中一些主张是不可接受的。事实上，瓦尔迪斯作为异端裁判所的领导者在10年来极端严格的管理之后，处于快失宠的状态，这个阴谋家担心卡兰萨的朋友费利佩二世一回到西班牙就会把自己赶下台，于是迅速采取行动，让国王面对既成事实。很巧的是，新教徒事件出现了。他毫不犹豫地把对手卡兰萨卷了进来，并在1559年8月费利佩二世回来的两个月前逮捕了卡兰萨。费利佩二世可以且应该做出反应，但他不敢插手，这就是形势的矛盾之处。
卡兰萨被囚禁在巴利亚多利德，审判官断章取义地判断他的著作：一个不精通神学的信徒来解释它们……几年后又故技重施地将莱昂的弗雷·路易斯赶下讲坛、投到监狱。这位萨拉曼卡杰出的神学家、诗人、托莱多大主教没有遭受火刑处决，但受到了长年的折磨和屈辱。
卡兰萨请求教皇庇护五世将自己调往罗马。随后，西班牙国王在原则问题上（涉及西班牙人的异端事务由西班牙异端裁判所全权负责）和罗马教廷之间爆发了拉锯战。从那时起，国王费利佩二世对他的老朋友卡兰萨就没什么善意了。他呼吁教皇谴责卡兰萨，直到被威胁取消“圣”的头衔时才让步。卡兰萨受到第二次教会审判，直到1576年在他去世前几周才被释放，代价是做些轻微的忏悔。国王费利佩二世的这位朋友在监狱里待了17年！
从宗教君王的西班牙到“国家天主教”
卡兰萨案这件事对费利佩二世的名誉来说并不十分光彩，它表明西班牙的君主们无论多么“绝对”，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天主教双王设立的可怕审讯机器的囚徒。然而，他们仍然是最高领袖，因为他们是任命总审判官的人。但在现实中，为了不损害该机构的威望，他们觉得有义务不阻挠异端裁判所的决定，因此，每一次火刑都成为以捍卫天主教信仰的名义对异端裁判所代表的临时权力宣誓效忠的机会。
正如约瑟夫·佩雷所指出的那样，权力的转移将在西班牙历史上造成“政治领域与宗教领域之间的混乱”。让我们补充一点，这种混乱未来几个世纪里将在这个国家激起反教权干预公共事务的运动。
卡兰萨案还揭露了在嫉妒、野心或同行仇恨的驱使下审讯者手中过分有害的权力。如果大多数总审判官都“诚实地”完成工作，那么昨日的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4】、今日的瓦尔迪斯就足以使得王国司法体系瘫痪。
然而，当人们普遍认为国家的宗教遵循君主的宗教信仰时，这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信仰问题。天主教君王主持建立西班牙异端裁判所不正是出于民族凝聚力的要求吗？因此，虽然没有任何论点可以支持神学事实（始终存在争议）应该高于王子的正义，但存在三种宗教力量、有着独特历史的西班牙却越来越成为所谓“国家天主教”的捍卫者。
欧洲其他国家没有把他们的司法特权交给自己的异端裁判所，也没有停止焚烧异教徒。但他们这样做时没有那么多华丽的形式，不像西班牙人那样被指责为狂热主义和残忍。
有人会想到用弗朗西斯一世于1535年在火刑柱上的烧死的路德派教徒，以及1546年被认定宣传日内瓦文学的印刷商艾蒂安·多莱，以他们为例来攻击法国国王的统治吗？（尽管这位法国国王曾公开帮助德意志新教诸侯对抗他的敌人查理五世）。而在加尔文的神权共和国【5】中，西班牙人米格尔·塞尔韦特【6】和许多其他宗教改革异议者又会面临怎样可怕的命运呢？
不过费利佩二世的形象已经被抹黑：被“残酷暴君”点燃的西班牙火堆用可怕的火光遮蔽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灿烂天空！
“谨慎国王”的幸福时光
查理五世和费利佩二世的统治有很大区别：费利佩不是皇帝，他只是西班牙、西属美洲、那不勒斯和尼德兰的统治者，拥有勃艮第遗产。他的父亲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西班牙裔；而他就是一个西班牙人，尽管他有着苍白的肤色和哈布斯堡家族的相貌特征。这使得未来西班牙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在他的肖像前感叹道：“他完全像一个德国人！”
因此，一个帝国（其中卡斯蒂利亚以人力和资源储备成为关键）变成了在欧洲土地上扩张的“西班牙君主国”，费利佩二世越来越宣扬半岛中央集权主义，不过只能怪西班牙位置太偏远，导致领土逐渐分离。
弗朗什-孔泰是一个忠于远方统治者并尊重其自治权的省份，从未给马德里找过麻烦，以至于后来它尽力抵制路易十四的吞并。尼德兰的情况则不同，尼德兰的民族感情和宗教改革精神都在发展。从长远来看，没有了帝国印记，纯粹以世袭及封建制度作为连接的南北两地最终只能分离。
在这个北部边境上，法国也守护着它的天然防线。然而，与西班牙圣昆廷胜利预示的光辉未来相反，在意大利、洛林和皮卡迪的战争已经让这两个国家疲惫不堪，他们已经做好了停战的准备。1559年4月3日，双方在法国的卡托-康布雷齐（cateau-cambresis，今法国北部诺尔省的勒卡托康布雷西）签署了和平协议《卡托-康布雷齐和约》。亨利二世统治的法国放弃了对意大利的要求，但保留了加莱，它是吉斯公爵从费利佩二世的英国盟友那里意外夺取的，还保留了著名的洛林主教区梅兹、图尔和凡尔登。
在这种情况下，婚姻可以巩固和平。本来设想王位继承人唐·卡洛斯和瓦卢瓦的伊丽莎白（亨利二世和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小女儿）联姻，但王子已经患有精神障碍，导致宫廷更倾向由他的父亲来完成婚姻使命。于是35岁、两次丧偶的费利佩决定迎娶这个14岁的迷人公主。
在巴黎圣母院，阿尔巴公爵在威廉·奥兰治和埃格蒙特伯爵的陪同下，作为费利佩二世代理人和伊丽莎白举行了婚礼。1559年6月30日，在盛大庆祝活动的骑士比武中，法国国王被蒙哥马利领主的长矛刺中，造成了致命伤。哀悼的时间过去后，伊丽莎白在西班牙成为伊莎贝拉，由未来亨利四世的父亲、纳瓦拉国王安托万一世率领的队伍陪同，经过5个月漫长而艰辛的旅程到达了西班牙。
会面于1月3日在奥雷亚加举行，暴风雪阻止了仪仗队伍前进。据说，在等待年轻王后的队伍中，由因凡塔多公爵带领的蒙面骑兵悄悄溜了进来，其中一人正是国王。还有人说在瓜达拉马，公爵给他们提供了华丽的宫殿，费利佩在1月29日上午他们正式会面前一直躲在走廊的角落里悄悄地观察着他年轻的妻子。
然后，伊莎贝拉就盯着丈夫，他就像她的父亲一样。“你是在看我有白头发了吗？”他半喜半忧地问她。一年多来他行为尊重且得体，等小王后进入青春期后才和她同床。
历史没有告诉我们瓦卢瓦的伊丽莎白对费利佩二世的第一感觉是什么，但一连串事件证明了她对丈夫的尊敬，她为费利佩生了两个心爱的女儿。毫无疑问，国王也爱她，西班牙人民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她。
她进入阿尔卡拉和马德里，凯旋门上装饰着描绘国王和王后爱情的彩绘，而标语和横幅则祝福“欢迎带来和平的人”。1568年10月，23岁的她感到死亡将至，她最后一个愿望是召唤法国大使富尔屈埃沃，让他向她在法国的家人转达，她希望看到法国和西班牙保持和平和友谊，在天主教信仰中团结起来。费利佩二世非常信任她，在1565年夏天，他委托她执行一项重要任务：在巴约讷与凯瑟琳·德·美第奇和她的弟弟查理九世举行首脑会晤，目的是让法国对新教徒采取强硬政策。伊丽莎白捍卫丈夫不妥协的宗教政策的激烈态度让她的母亲大吃一惊，凯瑟琳突然发现女儿“有一颗西班牙的心”。
这些只不过是历史逸闻，不过它们至少驳斥了“这个在布洛瓦华丽光明的宫廷长大的法国小女孩”是嫉妒心强又暴虐的丈夫的受害者的传闻。在西班牙的宫廷，查理五世设立的勃艮第仪式（路易十四后来在凡尔赛宫也安排了这些礼仪）似乎并没有改变她向亲戚传达无忧无虑的欢快的事实。自从费利佩二世提出将现在的西班牙首都作为王室行政所在地后，王室青年们都挤进了位于马德里的阿尔卡扎尔宫的内宅里。查理五世的私生子、国王同父异母的兄弟、年轻的奥地利的唐·胡安，以及帕尔马的玛格丽特的儿子、他的朋友亚历山大·法尔内塞，或是费利佩二世的其他侄子（如哈布斯堡的罗多尔费和欧内斯特），都没有表现出伤感忧郁的情绪。
唐·卡洛斯的悲剧
这些年轻人中只有一个人开始出现严重的问题，唉！这位王储卡洛斯，在席勒戏剧和威尔第歌剧里被描绘成一位浪漫的英雄【7】，反对父亲的暴*，宣扬佛兰芒自由。
由于哈布斯堡家族的传统，在那个时代宫廷间的近亲婚姻中，这种基因赌博不可避免地失手了。
巴托洛梅·本纳萨能够证明，尽管皇室婴儿被悉心照顾，但他们的死亡率还是远远高于普通西班牙人，包括最贫贱的群体。患精神疾病的皇室成员也有很多，如天主教徒伊莎贝拉的母亲或者查理五世的母亲。
两位表兄妹（费利佩二世和葡萄牙玛丽·曼努埃尔）的孩子唐·卡洛斯虽然不是怪物，但他的头部与身体不成比例，肩膀半瘫痪。16岁时，他追着女佣时摔下楼梯，不得不接受穿颅治疗。他本来不稳定的性格更加恶化，经常做出荒唐的事。有一天他下令（幸好没成功）把一座房子连同里面的住户都放火烧了，因为房主不小心把污水溅到了他身上；还有一次他让一个倒霉的鞋匠吞下弄坏的鞋子的皮革！
奥地利的唐·胡安和亚历山大·法尔内塞的关系很好，他们是阿尔卡拉大学的同学。而唐·卡洛斯，虽然王后向他投以深情，但也无法拯救他内心的恶魔。这位精神病患者很气愤自己被排除在国事之外，对自己的父亲费利佩二世耿耿于怀，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嘲弄费利佩二世（一本充满白页，吹嘘在马德里、托莱多和塞戈维亚间“国王伟大旅程”的书）。很快事情就变得更加严重了。他声称要指挥被派往反叛地尼德兰的军队，当他得知阿尔巴公爵被委派执行这次任务时，他冲向阿尔巴公爵，试图刺伤对方。之后他改变伎俩，人们怀疑他与佛兰芒领主勾结，让世人承认他们是独立的捍卫者。他向已成为王家舰队指挥的唐·胡安要求派一艘船到尼德兰；又向宫廷总管要求备好用来秘密逃跑的马……费利佩二世得知卡洛斯心血来潮的计划，决定把他从危险中拉出来。1568年1月18日，他将卡洛斯锁在阿尔卡扎尔宫殿内宅里，没收了他所有的证件，并钉住了门窗。
当年7月24日，唐·卡洛斯死了，他强迫自己不规律地饮食，绝食和猛吃交替，用生李子和“雪水”灌满自己的肚子，暑天赤身裸体裹着湿漉漉的冰床单睡在房间地板上。当然，卡洛斯迅速、适时的死亡在舆论中产生了阴谋论的观点，甚至到后来铸就了费利佩二世的“黑色传说”。然而，在现场的法国大使富尔屈埃沃，他没有理由放过费利佩二世，但他的秘密报告从来没有显示唐·卡洛斯可能被毒死，或在逃跑时，以及在被定为叛国罪的秘密审判中被处决。相反，这位外交官赞同王子死于发烧、呕吐和腹泻的官方说法，这个版本也得到了编年史家卡布雷拉·德塞尔多瓦的证实。后者报告说，费利佩二世注意到情况严重，低调地为儿子做临终祝福，混合着“父亲的痛苦和国王的如释重负”（con as dolory menos cuidado）。
毫无疑问，费利佩二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他当时唯一的男性继承人的死亡。但正如约瑟夫·佩雷指出的，让他死有什么好处呢？把唐·卡洛斯监禁并宣布其丧失能力就能够维护君主制的未来：这两个简单的措施在“疯女”胡安娜的例子中被证明是有效的。费利佩二世的继承权已经在两年前由他的大女儿伊莎贝拉·克莱拉获得，他在这把年纪仍然期待年轻的王后能再给他生一位男性继承人。她不是已经准备第三次生产了吗？
不幸的是瓦卢瓦的伊丽莎白在唐·卡洛斯悲惨死亡几个月后死于难产。也正是因为这样，在连着两场葬礼上，诽谤者发现了一种连贯性：叛逆的儿子被暗杀后，费利佩二世有预谋地毒害了有罪的妻子！
1568年对费利佩二世来说是可怕的一年，悲剧事件层出不穷。如果说他曾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幸福的可能，那么家族的命运只会让他的心变得更坚硬，加重了他身上的孤独和冷漠，这些特点都与追求和平不相称。此时，西班牙的外部环境亦是四面楚歌，各个战线上爆发了战争。在地中海，土耳其和蛮族的威胁死灰复燃；在王国内部，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发动了起义；在尼德兰，加尔文主义改革和民族主义诉求越来越明确。
在一个饱受宗教冲突蹂躏的欧洲，处于内战泥潭的法国给了费利佩二世一个契机，让他不适当地干涉法国内政，这和他在卡托-康布雷齐事件后获得的谨慎名声相悖。而稍晚时，佛兰芒的危险情况让他同样鲁莽地挑战英国，使西班牙的舰队和声望受到巨大损害。
第二次格拉纳达战争
虽然彼此是不同国家，政治和文化环境也大不相同，但在格拉纳达和荷兰几乎同时发生的事件至少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费利佩二世觉得在他的权威中，其狭隘和专制的观点被叛逆的臣民所蔑视。在这两种情况下，他的处理方式都显示出了他内心的卑贱感和僵化，这也许是被粗暴对待后的不耐烦，以及受到屈辱而故作傲慢的表现。
驱赶安达卢西亚的摩里斯科人【8】的政策是由他建立的官僚政府出台的，能干和勤勉的文官往往被死抠法律条文和吹毛求疵的领导者使唤。
正如人们所料，让15000多个摩里斯科人像其他人一样待在西班牙古老的格拉纳达王国肯定是不容易的。在摄政者西斯内罗斯时期，被迫接受洗礼的摩里斯科人反对同化政策，这是被动但顽固的抵抗，他们集中在城市的某些地区，如阿尔拜辛山丘，特别是首都以南的阿尔普哈拉斯山脉。
1526年在格拉纳达成立的异端裁判所曾对他们比较宽容，因为与犹太人不同，他们生活在基督教社会的边缘，不太可能“污染”它。但他们保留了穆斯林穿着习惯，包括女性的面纱，和习俗、节日等，并且或多或少地继续秘密进行着他们的崇拜，没有为了做出改变而停止参加弥撒。虽然两个宗教信仰是并行的，但他们与基督徒不同之处与其说是宗教的，不如说是文化的。
阿罕布拉军统帅（总督职能被交给了强大的门多萨家族）和这个地区的封建领主保护了这些摩里斯科劳动力，他们认为这个群体对国家经济和他们的利益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在1567年1月在王家国事机构的鼓励下，当地法院官员打算严格执行已成一纸空文的同化法令，包括禁止说阿拉伯语。从此，表现出穆斯林血统的特征不再被容忍。摩里斯科精英代表试图为他们的同胞辩护，认为在半岛的省与省之间都存在服装或其他传统的多样性，然而这样的辩护毫无结果。
1568年圣诞节，早在1501年已经起义的阿尔普哈拉斯人开始进入分离状态。尽管仅限于农村地区，但这次情况很严重。洗染工本·法拉杰领导的叛乱分子犯下暴行。暴乱已成定局，摩里斯科人给自己选了个国王——格拉纳达的前长老费尔南多·德·库尔多巴。他是乌马亚德哈里发的后代，穆斯林名字是穆莱·穆罕默德·阿本·乌梅亚。甚至有人担心，在非洲同宗教人士和土耳其人的帮助下，他将重建过去的格拉纳达埃米尔国。
由蒙代尔总督带领当地民兵进行了一年没有成果的军事行动之后，特别是受到当地领主间敌对势力的阻挠，费利佩二世最终将一支正规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奥地利的唐·胡安，这位才华横溢、充满人性的伟大将军开始了他最初的战役。
唐·胡安于1569年3月接受任命，尽管摩里斯科人内部因阿本·乌梅亚及其继任者阿本·阿布（自称为“安达卢西亚国王”）被暗杀而起内讧，这位未来勒班托战役【9】的胜利者依旧不得不战斗到1570年10月。这是一场激烈的战争，查理五世最忠实的同伴之一、唐·胡安的养父路易斯·德·基哈达上校丧生，皇帝曾委托他把自己的私生子培养成为真正的骑士，而他以慷慨和高贵的品行完成了这一任务。
然而，最顽固的修道士和司法部的文官得到了费利佩二世大力支持，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尽管当地贵族和唐·胡安本人恳求不应实行镇压，但费利佩二世仍坚持不公正的镇压措施，几乎所有的摩里斯科人，甚至没有参加过起义的人都被迫离开家园，在安达卢西亚的其他农业区或城市定居，要么在拉曼查和托莱多地区，要么仍然留在穆尔西亚地区。
尽管如此（费利佩二世没有批准），他们还是逃过了王室会议于1581年提出的将他们完全驱逐出西班牙的主张。于1492年驱逐犹太人对应的驱逐行动直到28年后费利佩三世统治期间才实施，摩里斯科人将成为受害者。
低地国家已经如此遥远……
格拉纳达战役结束之际，查理五世在布鲁塞尔庄严退位（1556年），他靠在年轻的威廉·奥兰治的肩膀上，查理五世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12年后，低地国家的17个省，北起弗里斯兰和尼德兰，南至阿托亚和卢森堡，皇帝的出生地如今再次成了“孤儿”。它们认为自己现在受制于一位西班牙国王，而这位国王与这些北部地区的感情联系既不自然也不明显，尽管他的世袭统治权是不容置疑的。
查理五世曾预见到，有朝一日将这些家族产业的南部和北部分开才是明智之举。他寄希望于儿子费利佩与玛丽·都铎婚姻的结晶，从而使英国和尼德兰在他们后代的统治之下。然而这个计划被证明和英国女王本人的一样没有结果。
计划失败后，费利佩二世在伦敦和布鲁塞尔度过了4年时间，他本可以在位于欧洲中心地带的布鲁塞尔建立他的王国首都，而不是马德里。由于种种原因，除了他强烈的个人喜好之外，改变他的权力重心也会让西班牙和伊比利亚半岛边缘化。因此，费利佩二世似乎根本没有考虑它。
虽然新教仍然是少数派，但其各种形式（路德教、加尔文教、重洗派或其他异端）早在1520—1530年就进入了低地国家。伟大的人文主义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或布鲁日的瓦伦西亚人路易斯·比维斯【10】在这些省份树立起了一种宽容传统，没有严格执行特伦特主教会议的决定，更没有引入异端裁判所。尽管17个省彼此可能存在差异，却代表着一个由300万居民组成的经济和文化繁荣的集合体在西班牙境外欣欣向荣地发展。尤其与欧洲北部的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有利于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等地的港口，而不利于西班牙商人群体仍然庞大的佛兰芒地区。
因此，低地国家与西班牙君主国的决裂无法避免，这种决裂将分阶段、缓慢但猛烈地进行着。
第一次（从1565年至1566年）双方都在演习中寻找自己的标记。一方面，佛兰芒贵族的代表——拿骚的威廉奥兰治亲王、埃格蒙特伯爵和霍恩斯伯爵都是查理五世忠实的侍从和英勇的队长，他们声称会像帝国时代那样继续在他们的国家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费利佩二世在返回西班牙之前，和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帕尔马的玛格丽特建立了一个更加集权和专制的思想控制机构，当然奥兰治、埃格蒙特会参加，但由国王的三个文官所控制，包括红衣主教安托万·佩雷诺·德·格兰维尔，他是弗朗什-孔泰人，佛兰芒代表们称他为“西班牙的红龙”。
佛兰芒代表在打发走格兰维尔时，相信已经说服费利佩二世恢复其1559年之前帝国的状况，而当埃格蒙特伯爵从马德里回来后，更是如此，他去那里向国王恳求支持佛兰芒自由，特别是适应各省的宗教政策。但他们错了，更糟糕的是，他们愤怒地感受到自己被欺骗了。
费利佩二世不愿意当面谈事。像许多胆怯者害怕人与人的冲突一样，他当时下达命令，反驳了请愿之言。毫无疑问，当他稍后决定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处决一个关押在西班牙的佛兰芒大使时，他们也不敢反对。
如果说他还没有下定决心在低地国家使用强硬措施的话，那么这些省份的加尔文教徒犯下的暴行为他提供了镇压的借口。而查理五世的“标语”威胁要对异端施以最严厉的惩罚，但却没有采取后续行动，并没有实行真正的镇压。
1566年8月，狂热的破坏圣像者开始抢劫、损毁和焚烧教堂，从南向北直到格罗宁根。面对加尔文主义者的愤怒以及几个月前佛兰芒贵族对女总督的公开叛乱，国王费利佩决定派遣阿尔巴公爵带领从意大利调来的一万人军队，让各省恢复秩序。
1567年9月，第三代阿尔巴公爵、托莱多的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与他的“除暴委员会”（不久被称为“血腥委员会”）进行的惩罚行动标志着镇压到了第二阶段。不幸的是，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1568年6月在布鲁塞尔大广场被斩首的两个金羊毛骑士团的骑士——圣昆廷战役中带领军队彻底打垮了法国军队对佛兰德地区的入侵的英雄埃格蒙特伯爵和霍恩斯伯爵，让西班牙在欧洲人眼中变得更加阴森可怖【11】。
阿尔巴公爵被赋予了充分的权力（他一到帕尔马的玛格丽特就撤走了），不顾总督府的反对，毫不犹豫地在财政压榨低地国家诸省。经过部分地区两年的休战，于1572年尼德兰和泽兰省战火重新燃起。这次是在英国和法国胡格诺派（加尔文派教徒的贬称）的支持下，奥兰治的威廉发起的军事行动。
这是真正的武装冲突的开始，一直持续到费利佩四世统治时期，并立即采取残暴的战争并包围了哈莱姆，双方互相扔被斩首囚犯的头，迷路的西班牙商船在敌对的水域中被“海盗”骚扰。
从1572年开始的第三阶段，费利佩二世意识到阿尔巴公爵的失败，于是用温和的总督来取代他，先是加泰罗尼亚海军上将唐·路易斯·德·雷克森斯，接着是奥地利的唐·胡安。他们像前任一样，对低地国家对西班牙事业造成的破坏无可奈何。事实证明，挽救和平的任务太艰难了。
奥兰治的威廉于1568年逃离其国家，1572年回来发起军事行动，并公开宣称自己是加尔文主义者，他联合了低地国家北方各省，特别是已经改革的尼德兰和泽兰省。1576年，通过“根特和解协定”后，整个低地国家联盟“为了重新获得传统自由和赶走西班牙军队”紧密团结在一起。
然而，低地国家的完全分裂被抑制住了。来自南部省份（后来组成比利时）的天主教徒担心加尔文主义的发展，在接替唐·胡安的亚历山大·法尔内塞的巧妙操纵下于1579年1月成立了“阿拉斯联盟”，7个北方省组成的“乌特勒支同盟”立刻在改革后的领土上作出回应。
这次分治宣告了一个新独立国家的诞生，联合省将迎来黄金时代。对费利佩二世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失败，即使有点安慰：他不必再统治异端了。
葡萄牙和勒班托战役：一半机会
我们能预见到这些挫折远未结束，但不能忽视西班牙君主在40年的漫长统治中所取得的功绩。
它们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勒班托和葡萄牙的王冠。人们可能还会注意到，奥地利的唐·胡安率领的海军打败了阿里·帕沙的土耳其舰队，在希腊水域取得了辉煌胜利。特别是和教皇庇护五世组建神圣同盟，几年后，葡萄牙的遗产落入了费利佩二世手中，不过比起主动征服的意识，更多的是因为他的王朝权利。
尽管勒班托战役没有完全击溃奥斯曼的海上力量，但它也沉重地打击了土耳其，减轻了其对西地中海的威胁，它也是基督教联盟对苏丹占领塞浦路斯、威尼斯以及连续袭击马耳他骑士的反击。威尼斯和罗马教廷是真正推动者，而长期犹豫不决的费利佩二世则更关心追捕蛮族，因为他们一直在侵袭海岸。
不过，西班牙舰队将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奥地利的唐·胡安在教皇的要求下，接管了神圣联盟所有船只的最高指挥权。10月7日，在奥克塔维安和安托万的罗马舰队曾经发生冲突的亚克兴角不远处，26岁的唐·胡安率军进行激烈海战，大约500艘舰艇针锋相对，包括两艘敌对双方海军上将战舰，雷莱号和苏丹号。在对峙的当晚，阿里·帕沙的头悬挂在了雷莱号的桅杆上，50艘土耳其战船船底朝天漂浮在海面上，100艘船被俘，其余船只溃散逃遁。
那天在船上激烈战斗的3万多士兵中，就有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火枪袭击使他失去了左臂。这场胜利的英雄唐·胡安，荣耀归于其同父异母的兄弟，而他自己却失去了幻想。费利佩二世怕他功高盖主，就把他赶出了舰队。甚至在两年后突尼斯之战胜利后，把掌管低地国家这个几乎毫无希望的任务委派给他，而唐·胡安再也没有回来。
费利佩二世并不是对这位杰出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充满敌意，而甚至可能是用自己的方式爱他。不过，在这位充满魅力的兄弟面前他感到局促，唐·胡安慷慨，像太阳般耀眼，在各方面都与他相反。
几年后，费利佩二世获得葡萄牙的统治权，他并非主动要求，不过也欢迎这个机会，认为这是一份神圣的礼物，值得他去把握，哪怕是使用武力。
他的外甥、24岁的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也就是他妹妹唐·胡安娜的儿子，像唐·卡洛斯一样精神不太健全。他因十字军的构想兴奋不已，不顾费利佩二世的善意提醒，把所有葡萄牙骑士都拖进了征服摩洛哥的疯狂事业中。1578年夏天，他在丹吉尔以南的阿尔卡扎基维尔平原上彻底失败，结束了这场灾难。
战斗结束时，人们说年轻的国王阵亡，但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在这个容易产生救世主降临说的时代催生出了整个“回归神话”，卢西塔尼亚人丰富的想象力不容小觑。
由于塞巴斯蒂安国王没有孩子，费利佩二世是和他血缘关系最近的亲人。因此，费利佩二世主张自己有权继承葡萄牙王位，不过王位暂时落在了死者的叔公、红衣主教-亲王多姆·恩里克身上，虽然他也没有直接继承人。西班牙国王最强劲的对手、至少是最顽强的对手，是红衣主教-亲王的侄子克拉托修道院长多姆·安托尼奥，他本人是阿尔卡扎基维尔战役的幸存者。他在1580年多姆·恩里克去世时，试图通过葡萄牙议会和包括里斯本在内的3个重要城市的议会，率先宣布自己为葡萄牙国王。
当时，费利佩二世决定使用武力。他得到了一些葡萄牙贵族和精英支持，后者被两个王国联盟所带来的海外前景所吸引。他派了阿尔巴公爵和凶神恶煞的佛兰德斯人，在里斯本前粉碎了克拉托修道院长仓促组建的军队。
1581年4月16日，费利佩二世被承认为葡萄牙国王，7月进入葡萄牙首都。他答应尊重新王国的所有制度、法律和习俗，他也遵守了自己的诺言。
在60年的时间里，伊比利亚半岛的3个王国首次统一在一个王权下。有时费利佩二世甚至考虑让里斯本成为首都，让他的领地越来越向广阔的大西洋扩张。
不可否认，新形势给两国的殖民贸易带来了好处，可以使葡萄牙能够抵挡尼德兰人对巴西东北部的入侵，但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民族情绪的抵抗，而费利佩二世显然低估了这种情绪的力量。
尽管在两国合并那年去世的卢西塔尼亚伟大诗人路易斯·德·卡蒙斯说：“卡斯蒂利亚人也好，葡萄牙人也好，我们最终都是西班牙人！”但葡萄牙人并不打算放弃自收复失地运动以来就与卡斯蒂利亚分离的民族发展。此外，我们将看到几年后阿拉贡人以他们的特权（fueros）来做要挟，提醒费利佩二世天主教双王并没有在真正统一的政权下结婚，葡萄牙人民又怎么会失去独立的意愿呢？
西班牙舰队联盟：没有皇帝的帝国
1580年后，费利佩二世获得葡萄牙统治权时，个人满足感似乎鼓励他推行越来越多干涉和好战的外交政策。
他派无敌舰队对英国发动的著名行动不完全是他的过错，这个事件也是他失望后的反应。他一直相信英西联盟的可能性，甚至娶了容貌不佳的女王玛丽·都铎，后来计划与伊丽莎白一世结婚，同样不带有个人感情因素。
这一英西联盟的关键是低地国家的安全问题。然而，从1568年起，信奉新教的英国女王毫不吝惜地帮助皇家海盗和奥兰治的威廉，鼓励私掠船在来往西印度群岛的海路上攻击西班牙运输白银的船队。
英国港口是佛兰芒叛军的避难所。很快，西班牙的港口继美洲后成为私掠船德雷克号的目标，并在1585年和1586年先后攻击了维戈号和加的斯号。1585年，法尔内塞带领的西班牙士兵夺取安特卫普，伊丽莎白一世以此冲突作为理由，让她更加坚定地站在威廉的继任者拿骚的莫里斯一边。
对这场尚未公开宣战的战争，费利佩二世用他最好的水手圣克鲁斯侯爵向他提交的入侵英国的计划作为回应，这是西班牙结束低地国家叛乱的唯一途径。
他原计划派500艘舰艇和10万人进行远征，却发现只有130艘商船，便匆忙地在船上安装了火炮，64艘商船编为一队。更糟糕的是，圣克鲁斯在出发前几个月就去世了。舰队指挥权转交给了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他不得不依靠他的下属，因为他对海战几乎一窍不通。至于大部分入侵部队由亚历山大·法尔内塞在陆地部署，必须在最后时刻从尼德兰的一个港口登船开火。
然而，一切不利因素都汇集在了一起，使这次行动变成了一场惨败：气候条件使得舰队推迟了一个半月启程，而无能的麦地那·西多尼亚不知变通地等待着与法尔内塞部队的会合，他无法抓住机会在普利茅斯港压制英国舰队。他不可能与法尔内塞会合了，因为佛兰德叛军封锁了深水港，使得法尔内塞的军队无法登船。
费利佩二世的舰队到达加莱后，在1588年8月20日在格拉沃利讷附近进行了一场“不对等的战斗”，他们在英国海岸执行着无望的海陆两栖作战，甚至都无法与武装更精良、总是保持一段距离的英国舰队进行接舷战。阿玛达号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海岸被风暴驱散，只有16艘船只在9月22日返回桑坦德港。正如人们所说，这虽不是西班牙海军力量的终结，它仍然能够确保其舰队的安全，但这场战败对王国威望的打击是致命的。
1589年，亨利四世皈依天主教（他声称：“巴黎值得一场弥撒！”）登上法国的王位时，法国边境同样面临激烈的冲突。费利佩二世打着捍卫天主教的幌子过多地参与邻国的事务，然而这又是一个失败的冒险政策。低地国家问题和法国北部边界问题加剧了法西两国间的冲突。
不要忘记，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的法国，他们通过胡格诺派成员，尤其是科利尼上将，与佛兰芒叛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584年奥兰治的威廉被一个弗朗什-孔泰的狂热分子刺杀后，低地国家的联合省首先关心的是将它的统治权交给向法国国王亨利三世，尽管他是天主教徒，而且时间还是在圣巴塞洛缪大屠杀的12年之后！这件事证明了宗教往往只是掩盖政治谋划的借口。
这也说明了在那个时代一个新生国家如果不向另一个强大政权求助，是很难使自己反抗“天然领主”的行为变得合法。亨利三世一直小心翼翼地拒绝发表意见，但西班牙在这种情况下有理由怀疑邻国，特别是如果新教在法国占上风的话。
这是费利佩二世如此肆无忌惮地参与法国宗教战争的其中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法国支持克拉托修道院院长）：他在财政和军事上支持天主教联盟，其领袖吉斯的亨利于1588年在布洛伊斯被亨利三世的卫兵暗杀，而一年后，亨利三世死在多明我会修道士雅克·克莱门特的刀下。
危险的是纳瓦拉的亨利（信奉新教）尚未改宗，但亨利三世想指名他成为王位继承人。法国当时正处于被瓜分的边缘，一个强大的天主教联盟在巴黎呼吁西班牙帮助围攻首都，对抗未来的亨利四世。从那时起，佛兰德斯战争在费利佩二世眼中变成了一个次要计划，而投入所有资源干涉法国事务，将是他统治末期的伟大事业。
在被收买的法国省份中，布列塔尼已经表示愿意接受他的统治。在尼德兰的法尔内塞被下令调配一切所需兵力开进巴黎，在天主教联盟的号召下，已有一万二千名西班牙士兵进驻巴黎。三级议会的召开让代表们的爱国意识爆发，特别是1593年亨利四世改信国家主流信仰，法国才免于灾难，不过未能挽救两国之间的持久和平。
正如亚历山大·法尔内塞曾恭敬地向费利佩二世指出，他抵抗不住疯狂的诱惑，冒着损害他对低地国家的统治的危险，将他的王朝控制范围扩大到了邻国，而黎塞留和马萨林管理下的法国会记住这一点。
与亨利四世缔结的《韦尔万和平协议》（peace of vervins，1598年5月2日）带来的和平实际上是在持久敌对气氛中的一个停顿。越来越不“谨慎”的浮躁国王也逐渐缺乏远见卓识和帝王应有的气质和灵活性。
国家丑闻和“黑色传说”的诞生
费利佩二世统治的最后几年和患有痛风定居在埃斯科里亚尔、在文书工作和祈祷之间等待死亡的老君主查理五世一样悲伤。
一切似乎都在加速毁灭。首先是王国的财政，西印度群岛不断流出黄金白银无止尽地填补外部战争花费的巨坑，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对向卡斯蒂利亚缴纳更重的税收，阿拉贡从1590年起开始了另一个时代的反抗，凸显了西班牙作为一个国家的脆弱性。
这场叛乱的首要原因是国家丑闻。1590年，文官之一的安东尼奥·佩雷斯在权力的庇荫下发了财（先是作为费利佩二世的儿时伙伴和长期亲密顾问埃博利王子鲁伊·古梅斯·德席尔瓦的秘书，在埃博利王子去世后，又做了国王本人的秘书）并被怀疑于1578年在马德里暗杀了唐·胡安的亲信胡安·德·埃斯科贝多。
佩雷斯被指控与埃博利迷人的公主（据称是他的情人）合谋，隐瞒其活动中非法买卖、贪污和背叛行为，埃斯科贝多发现了他们的同流合污，并准备向国王举报。
佩雷斯被囚禁，他散播谣言说自己是按照国王的命令行事，不过这对他的案件毫无帮助。然而，他还是设法逃脱，并逃到萨拉戈萨，成为阿拉贡的臣民，将自己置于特权领主及保障特权的最高法官（justicia）的保护之下。
由于费利佩二世总是担心合法性，无法将他“引渡”，于是启动了没有司法管辖范围边界的异端裁判所，这在萨拉戈萨引起了严重的骚乱。1591年11月，一支12000人的大军被派去恢复阿拉贡的秩序！另一方面，安东尼奥·佩雷斯已经远在国外了。
其他专制君主借此机会结束了这些中世纪的特权（尽管外表看起来并不那么民主），阻碍了王国的统一和现代化。虽然费利佩二世处决了阿拉贡的大法官——年轻的胡安·德拉努扎，但第二年在塔拉佐纳举行的阿拉贡议会上，这个王国的“自由机构”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因此，伴随费利佩二世统治结束的是一种恶劣的氛围，由于他不善于掩盖这一系列残酷的证据，被其他国家怀疑有宏大的霸权主义目的。
正如1596年的一份文件所描述的那样，卡斯蒂利亚的乡村揭示了一种比年轻的费利佩二世（当时为王储）为说服他的父亲而描绘的画面还要黑暗的情形——唉，多么讽刺！费利佩二世应该多照顾点西班牙，对世界其他地方少管点！
阿拉贡的乡村萧条，人民倍受领主压迫，路上抢劫的案件频发，就像意大利南部一样。而西班牙的外交政策也是失败的。尽管费利佩二世的统治扩张到了葡萄牙和美洲，也取得了一些辉煌的胜利，但在各条战线的情况都令人沮丧。费利佩二世在法国事务上的笨拙处理，会很长一段时间都让人记得，他打着捍卫天主教的幌子，试图获得统治权。他更无力解决低地国家的问题，无法阻止其分裂，甚至在他去世前夕，为了他的女儿伊莎贝拉·克莱拉和她的丈夫奥地利大公阿尔伯特的利益，最终给予了忠于他的南方很大的自治权。他的帝国统治在被压制的情况下，做出一连串放弃权力的行为，就像他父亲在权力鼎盛时期光荣退位的反面。
然而，费利佩二世像其父查理五世一样，在仔细思考后实行了相似的欧洲政策，不过失败多于成功。但费利佩二世没有荣耀和光彩，他摆脱了民众，以紧握公函的专制君主之姿，越来越对他臣民的怨言和世人传播的谣言充耳不闻。
正是在他统治末期，外部敌人攻击他的“黑色传说”在欧洲和西班牙本土形成，他甚至没有在有生之年揭露那些明显错误的谣言，而历史让诽谤者哑口无言。
这场无法抑制的运动，如预料的那样，由分离出去的联合省民间发起。无论周围的君主国怎样同情佛兰芒，王子反抗其君主统治的叛乱行为仍然令人不快，奥兰治的威廉不得不援引非常严肃的事实来证明他的行动是正当的。1580年12月13日，他向低地国家所有省份发表了题为《威廉王子对废黜西班牙国王的道歉和辩护》的演说，并在欧洲广泛传播。
他不只谴责异端裁判所的骇人性质（他指出，大多数西班牙人不是天主教徒，他们几乎全部来自摩尔人和犹太人的种族），或“他们灭绝了新世界的2000万印第安人”，塔西特利还非常明确地谴责费利佩二世，描述他为“邪恶的暴君”和“正午的恶魔”，谋杀了自己的儿子唐·卡洛斯，毒死了他年轻的妻子瓦卢瓦的伊丽莎白，甚至和他的妹妹摄政者珍妮有乱伦关系。
他们对异端裁判所的谴责主要基于在欧洲流传的西班牙新教徒的控诉，例如弗朗西斯科·德·恩西纳斯，特别是冈萨雷斯·蒙塔诺（塞维利亚著名的圣杰罗姆修会教士），他的著作自1567年以来被翻译成法语和英语。
那些关于屠杀印第安人的内容是根据1552年在塞维利亚出版的《西印度群岛毁灭略述》所编写的，当时这本书在西班牙境外还不出名。得益于“奥兰治的威廉的道歉”，1579年在安特卫普出版的德拉斯·卡萨斯的这本书在法国、尼德兰、英国大获成功，改革缔造者特奥多雷·德·布里用插图和醒目的标题提醒人们：西班牙人的暴*和残忍……作为低地国家17个省的例子和警告。
像这种宣传程度的历史上首场心理战已经打响。极其神奇的是安东尼奥·佩雷斯在阿拉贡播下混乱的种子之后从中脱身，现在又成了这场战役的第二个指挥。
这位相继在波城、伦敦和巴黎流亡的国王前任秘书加入反对费利佩二世的队伍，说“他的残暴像对着婴儿笑那样自然”，他还称卡斯蒂利亚人是“恶毒、居心叵测和傲慢的人”，他得意地翻译这些讽刺文字，在所有欧洲国家出版。他主要的言论集回忆录（relaciones）在巴黎首次出版后，从1592年至1598年又出了6个不同版本！
这种媒体上的虚张声势对王国内部的影响是什么？异端裁判所的警察密切监视着那些已经被判定的禁书或是在西班牙境外出版的作品，早在1559年，就对西班牙年轻人在外国大学的研究提出了非常严格的限制。但谁能真正封闭边境呢？特别是走私者的国家。
另一方面，虽然王国不需要外来的精神食粮，来刺激人们担心其经济和社会状况，但西班牙人越来越想知道费利佩二世的帝国主义政策会把他们推向何方。在费利佩二世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千禧年的恐惧和灾难性的预言再次出现。这些预言是由能优先与神对话的“真福者”（beatas）传达的。年轻的卢克雷西娅·德·莱昂预言，由于不称职的国王的罪过，她的国家将像711年穆斯林入侵时那样被毁灭。西班牙国王下令异端裁判所以异端和煽动的罪名逮捕她，她被审判和监禁了两年。
而另一个骗子米格尔·皮德罗拉，被卡斯蒂利亚议会严肃对待，他们正考虑官方承认他是一个先知。已经变得宽大的异端裁判所只判处了他两年监禁。
同时，在被吞并的葡萄牙，一个“圣母访亲”效仿者，出现了圣伤痕和进入心神迷醉的状态，将自己表现为她国家不幸的化身；人们认为她是骗子，把她流放到了巴西。
费利佩二世在他的晚年似乎已经失去了对手的控制，同样他也将失去对身体其他部分的控制。他因痛风而行动困难，又患上水肿，被伤口的疼痛折磨，他生命的最后几周在埃斯科里亚尔普德里多，身体出现腐烂，健康状况非常糟糕。1598年9月13日，他带着虔诚的信仰去世了，但“散发出地狱的味道”。他的敌人能想到比这样的终结更符合他们恐惧和怨恨的阴险形象吗？
可能人们对这个国王的负面印象太深刻，所以没有产生坦率的同情。但他绝不是“可怕的家伙”，这位狂热的君主有很多轶事，甚至之前还有浪漫传说。现代历史学家给他正名，他不是天才，甚至没有与他的权力所匹配的才能，只是一个完全被他的义务和责任重压的君主。
他的继任者们情况各不相同。然而，正是他们，费利佩三世和费利佩四世，将收获黄金时代的文学和艺术荣耀。不过就像庄严尊贵的拖裙随时间流逝渐渐移开，伟大的力量也会开始减弱。
【1】费利佩二世（1527—1598年）：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国王，在其治下，西班牙帝国的国力达到颠峰。在1542年，西班牙人以其名将一个位于西太平洋、中国东南沿海以外的群岛命名为“las filipinas”，成为“菲律宾”名称的由来。
【2】托莱多严厉又学识渊博的大主教“西里西奥”胡安·马丁内斯、塞普尔韦达的人文主义者胡安·吉内斯等负责监督他的教育；贵族胡安·德·祖加负责把他训练成为一名战士和完美的贵族。
【3】卡洛斯（carlos de austria）：阿斯图里亚斯亲王，亦被称作唐·卡洛斯，1545年—1568年，他是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的长子和法定继承人。因为不稳定的精神状态被费利佩二世于1568年软禁，半年后死于囚禁状态之中。他的命运成为西班牙的“黑色传奇”之一，也激发了剧作家如朱塞佩·威尔第的歌剧等作品的创作。
【4】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15世纪西班牙天主教多明我会修道士，西班牙异端裁判所首任大法官。托尔克马达说服天主教双王发布阿兰布拉诏书宣布驱逐犹太人。
【5】神权共和国：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时期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的政教合一的政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神权共和国。
【6】米格尔·塞尔韦特：西班牙神学家，他参与了新教改革，后期因为反对三位一体论，被天主教和新教控以异端之名。最后被新教加尔文派的日内瓦理事会以异端的名义火刑烧死。
【7】《唐·卡洛斯》是由朱塞佩·威尔第作曲的五幕歌剧，其法语剧本由弗朗索瓦·约瑟夫·梅里和卡米尔·杜·洛克改编自弗里德里希·席勒的戏剧《西班牙王子唐·卡洛斯》。
【8】摩里斯科人：一支改宗基督教的西班牙穆斯林及其后裔。
【9】勒班托战役：指在1571年，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强大海军向欧洲发起进攻时，由西班牙殖民帝国、罗马教廷和威尼斯组成的联合舰队与奥斯曼舰队在勒班托海角发生的一场大战。最终联军大获全胜，极大地增加了天主教国家的士气。
【10】胡安·路易斯·比维斯：犹太人，西班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的学生。反对经院主义，强调用归纳法作为研究方法。1523年到英国，任亨利八世王后凯瑟琳（阿拉贡）的老师，反对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离婚。一度被国王软禁，获释后去了尼德兰，死于布鲁日。
【11】埃格蒙特伯爵和霍恩斯伯爵是16世纪尼德兰贵族，都曾效忠于费利佩二世。两人因公开反对费利佩二世对尼德兰地区新教徒的迫害，而被阿尔巴公爵处死。值得注意的是，两人身为天主教徒，虽从信仰上与新教徒对立，却为了维护他人的信仰自由而慷慨就义。歌剧作家歌德被这种精神打动，以埃格蒙特伯爵为原型，创作了歌剧《埃格蒙特》来歌颂自由和宽容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