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的黄金时代”这个术语有些模棱两可。它在其文学和艺术的意义上是最广泛流传的，涵盖了费利佩二世的最后20年（1582年，阿维拉的圣特雷莎之死，托莱多的古希腊艺术高潮），在费利佩三世统治下蓬勃发展，出版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1605年），并在费利佩四世在位时伴随着贡戈拉和奎韦多的诗作大规模发展，出现了洛佩·德·维加、蒂尔索·德·莫利纳、卡尔德隆的戏剧，里贝拉、穆里略、祖尔巴龙，特别是委拉斯开兹的绘画杰作。

当时是西班牙艺术和文学的黄金时代，在此之前或者与之同时还有丰富的宗教文学、哀歌或流浪汉小说，其影响力在费利佩四世统治结束时（1665年）仍在欧洲回响，当时西班牙军事威望已经崩溃，从而结束了西班牙的霸权野心。

因此，查理五世和费利佩二世治下全盛政治权力时代与其文明的顶点之间存在着相当明显的时间差距。在17世纪的前60年，当这个国家的衰落已经逐渐显现时，它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只有在他们最平淡的继承者统治下才能产生全面效果。

但用一系列已知事件给我们的历史视角来捕捉时代精神实在是太过轻率了。我们今天所判断的很少与那个时代的人的感受相吻合。然而，除了一些头脑特别有远见的人，如奎韦多，大部分人看到西印度群岛的财富大量涌入，肯定没有想到这个天降金库有一天会枯竭，更不要说会对经济或国家长期威望造成不良影响。

费利佩三世和费利佩四世的统治，西班牙学者将之称为“年轻的奥地利人”（austrias menores）——换句话说是“小哈布斯堡”。这与西班牙的荣耀和威望相对应（只有我们知道，这将是西班牙炫耀其威望的最后时刻了）。

这个“西班牙时代”，即所谓的西班牙黄金世纪，巴托洛梅·本纳萨未能用更简洁的方式勾勒它，他将其定义为“我们对一个时代的选择性记忆，那时西班牙发挥了主导作用，无论是在政治、军事、外交、货币、宗教、艺术或文学方面，都是如此。”当然在我们看来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因为从费利佩二世统治结束起，王国形势便已严峻。此外，我们还需要观察，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导致货币流入，以及对外部环境戏剧性变化的过度野心，究竟如何使情况恶化到如此地步？同时，以好奇的眼光看看这个西班牙赞美者笔下最后的哈布斯堡家族，它仍然是其邻国的灯塔。

伏尔泰在《道德》一书中承认，“西班牙人（当时）明显优于其他民族”，“他们的语言在巴黎、维也纳、米兰和都灵都能说；他们的习俗、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迷住了意大利人，从查理五世到费利佩三世统治期间，西班牙具备其他民族都没有的考量。”

历史的车轮将滚滚向前。有一半西班牙血统（母亲）的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的伟大世纪，浮现在这个黄金世纪的投影中，闪耀光辉，尽管它预示着哈布斯堡王朝的垮台。

“亲信”的时代：费利佩三世和勒玛公爵

费利佩二世和他的继任者之间风格变化的一个典型现象，就是随着天主教双王统治而消失的“亲信”回归了。西班牙统治者靠自己统治的时代从此结束，他们依靠的不是查理五世和费利佩二世推荐的贵族家族，而是来自小贵族或资产阶级的文官（letrados）、热心的仆人、称职的专家，他们往往是好顾问，但总是紧密顺从他们君主的意愿。

费利佩三世在父亲去世时已经20岁了，尽管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却未对公共事务真正产生兴趣。在费利佩二世的5个孩子中，他是唯一一个成年的、由费利佩二世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妻子，奥地利女大公安妮所生。

他是一个金发大男孩，他的容貌不像他的祖父查理五世或儿子费利佩四世那样有哈布斯堡家族的特征，而是显现出平常人家的神态，他爱幻想又优柔寡断，但留着征服者的胡子。此外，他是一个仁慈的统治者，天启论的信徒，喜爱狩猎和演奏，既不缺乏艺术品味，也没有天然的威严，喜欢美化马德里。他从1617年开始建立马约尔广场，这里建有未来举办大型活动的剧院，即使是在400多年后的今天，在其中心仍然还能看到他骑着青铜马的雕像矗立在广场中央。

他还喜欢向他的亲信勒马公爵弗朗西斯科·德·桑多瓦尔请教，这位公爵是一位比他大25岁的大领主，甚至是他“最喜欢的宠臣”。此外，还有另一位慷慨的贵族——罗德列戈·卡尔德隆，他将用他的性命来偿付在下一任统治初期，勒马管理时普遍的贪污和肆无忌惮收买人心的乱象。

自1598年签订《韦尔万和平条约》以来，西班牙与亨利四世统治的法国之间实现和平，直至1604年西班牙与英国间仍维持着和平，西班牙君主也很快与低地国家联合省的新教徒间实现和平，这归功于伊莎贝拉·克莱拉和她的丈夫阿尔伯特大公于1609年签署了12年停火协议，后者被赋予西属尼德兰的准统治权。这一休战证实了西班牙尽管取得了一些重大军事成就，但为了维持7万人的军队对抗加尔文主义叛军时遇到了财政困难，而这次休战使得尼德兰人加强了他们已蓬勃发展的海军和商业地位。

费利佩三世和平统治的重大事件中，有一个内部事件：在天主教双王驱逐犹太人107年之后，驱逐西班牙的穆斯林人数将令人吃惊，这是王国宗教正常化的最后一幕。

驱逐摩里斯科人

这里可以使用“种族”一词（尽管当时没有任何文字提到这种驱逐措施的种族影响），因为这些来自西班牙的摩里斯科人被认为全部改信天主教。即使没有人真正认为他们是基督徒，但他们毕竟接受了洗礼，根据教规，驱除他们就等于抛弃基督徒！

因此，罗马教廷甚至异端裁判所的神学家对这些法令提出了强烈反对，这一反对使费利佩三世在阿尔普哈拉斯战役后犹豫不决，让他更偏好在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的不同地区散布这些法令。

这些从格拉纳达驱逐出来的摩里斯科人大概有15万人，被认为是熟练的工匠、不挑剔的优秀农业工人，受地方权力机构欢迎，但不受普通民众欢迎，因为本地穷人在面对外国穷人时感受到的是超越道德和宗教差异的永恒的敌意！

然而，在瓦伦西亚王国，还有另外15万摩里斯科人一直集中住在那里，在阿拉贡大约有6万人，他们与基督徒的关系最为紧张。瓦伦西亚大主教胡安·德·里贝拉反对总审讯官尼奥·德·格瓦拉为其宽容和耐心地辩护，他挑拨离间：“不要说摩里斯科人，他们不断侵扰我们，他们是准备在同一宗教的兄弟的帮助下站起来的真正穆斯林人，是蹂躏我们手足的野蛮人！”

人们为了证明驱逐摩里斯科人的正当性，甚至提到阿拉贡的穆斯林和贝恩的新教徒之间的可疑接触，污蔑这是法国对纳瓦拉和比利牛斯山脉阿拉贡边境的威胁。

国务委员会在经过内部激烈冲突后，最终于1609年4月4日至8日以王国的安全为名做出总驱逐决定。勒马公爵宣布，在意大利的西班牙大方阵（tercios）已经前往西班牙进行军事监督行动，最终平息了任何争论。4月9日，一项简洁的王家法令规定：“我已经决定，驱逐我的王国内所有的摩里斯科人，将之运到柏柏尔人的聚集区。”这已经是一个进步了：一些顾问提议把他们送到新大陆！

由于与尼德兰停战协议提供的船只，大约有30万人被从西班牙港口运往马格里布。许多定居在摩洛哥的人，由于与驱逐出境相反的缘由导致他们不受当地人欢迎。于是他们建立了自治城市，如拉巴特-萨莱，有时甚至试图将他们重新置于西班牙的保护之下。在阿尔及利亚，特别是在突尼斯，他们尽可能融入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结构之中。一些团体到达了土耳其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我们甚至看到一小批摩里斯科人回到西班牙，近8个世纪以来，西班牙是他们唯一天然的立足点，这一点也反映在著名的《堂吉诃德》的情节中。

桑乔·潘沙在道路拐弯处，跌倒在一小群身着长袍（djellaba）的人身上，他急忙移开，一位老熟人说：“我的朋友桑乔，你认不出你的邻居里科特了吗？在你村子里开杂货铺的那个里科特！”

驱逐令的墨水刚刚干，塞万提斯谨慎而坚定地让一个摩里斯科人的嘴里说出官方宣传试图掩盖的悲剧，从离开的残酷到“重新发现家园的甜蜜感觉”，再揭示出流亡的辛酸……

人们质疑勒马公爵让费利佩三世通过一项触及良心的措施的原因时，不能否认了摩里斯科少数族群（约占西班牙人口的5%）所造成的问题：他们不愿意被同化，很容易被当作通过海岸劫掠来威胁西班牙的外部敌人的“第五纵队”（即间谍，混在内部的敌人）。作为瓦伦西亚王国的大地主，这位宠臣违背了他和阿拉贡贵族的利益，他们因劳动力的离开而立刻陷入贫困。尽管历史学家普遍拒绝谈论经济灾难，但瓦伦西亚的富裕地区需要一百多年的时间才能恢复1609年的人口规模和繁荣水平。但除了农业收入之外，勒马公爵通过掠夺和政策，积累了巨额财富！最有可能的是，他为了大众的偏见牺牲了摩里斯科人，因为他认为这种蛊惑人心的言论，可以让人们的注意力从西班牙经济与社会动荡上转移开。

50年后，驱逐是否正当的问题仍然使西班牙人苦恼，法国人安托万·德布鲁内尔和弗朗索瓦·贝塔乌的报告里证明了这一点。驱逐穷人的做法比基督徒背负的过去驱逐犹太人的历史更让公众舆论震惊，即使他们觉得有义务在费利佩三世的法令中添加一项“谨慎和英勇”的决议。同样的同情启发了卡尔德隆在1633年创作的戏剧《阿尔普哈拉的图扎尼》，他将1568年格拉纳达摩尔人起义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基督徒的报复行动。

地球之王和伯-公爵

在金银相继从西印度群岛涌入时（而西班牙面临着极其严峻的经济和财政形，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只有在长期的和平中才能找到弥补的办法。

但在1621年，16岁的费利佩四世继承他的父亲费利佩三世的王位时，各条战线上的战争都恢复了。在尼德兰，与联合省签署的12年停火协议即将结束；在中欧，与维也纳哈布斯堡家族团结一致的西班牙王朝也卷入了30年的战争，很快在这场由“德国争议”引起的冲突中西班牙再次面对法国，但这场冲突被一场无法阻止的连锁反应扩大至几乎整个世界。

不得不面对这些新危险的国家首脑人物无疑比他们的前任更有趣。特别是这个年轻国王的亲信奥利瓦雷斯伯-公爵【1】，他将面对法国可怕的“红衣人”黎塞留红衣主教。

加斯帕·德·古兹曼（gaspar de guzmán）——奥利瓦雷斯伯-公爵，很快成为桑吕卡尔公爵了，他是西班牙最古老的贵族家庭（梅迪纳·西多尼亚的家族）中年龄较小的一位，他的政治财富归功于他作为王储的贵族地位和坚定不移的野心。但与倾向边境和平与丰富自己特权的勒马不同，伯-公爵的雄心壮志彰显的不仅是个人荣耀，还有更崇高的品质。

他打算保持西班牙的伟大，正如当时他们所说，西班牙的声誉与它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分不开的。但意识到该国除了军事力量外，几乎在所有领域（民族团结、行政、制造业和商业活动税收）都落后，作为严厉且必要改革的推手，他行使了22年权力。他雄心勃勃的计划中，唯一缺少的就是和平，为了国家威望他无法维护和平，毕竟柔软的手很难伤害铁手套。

费利佩四世对他的这位肱股之臣的信任（奥利瓦雷斯轻蔑地拒绝“亲信”一词）是毫无疑问的。这位费利佩三世的长子还未成年时被奥利瓦雷斯伯-公爵安排娶了伊莎贝拉·德·波旁，即亨利四世和玛丽·德·美第奇的女儿，而他的妹妹奥地利的安妮与路易十三结了婚。这种信任没有丝毫阴影。伯-公爵很了解他的君主，总是把他放在最高级别来考虑，就算不是出于偶像崇拜，他认为西班牙国王应该享受国家最多的好处。被带到马德里宫廷的外国游客，难道没有看到这个标志性的统治者僵硬的雕像上，他的嘴唇似乎要动吗？

然而，这个被奥利瓦雷斯伯-公爵置于所有人之上的毫无生气的人，却带着给人一丝好感的脆弱。费利佩四世的御用画家及朋友委拉斯开兹所绘的大量肖像画中，他苍白的脸庞，稀疏的金发，无活力凸颌，忧虑仁慈的目光让人物熠熠生辉。在无动于衷的面具下（“地球之王”，就像后来人们称他的侄子和女婿为“太阳王”）富有同情心的智慧，充满了善意，但犹豫不决，仿佛被矛盾撕裂了。

费利佩四世的性格是双重的：感性到放纵，但每一次行为脱轨后都会被悔恨吞噬；意识到自己的国家职责，但无法长期遵守。费利佩四世是一个悲伤的享受者，一个艺术家国王，即使在王国遭遇财政危机的至暗时刻，他仍不停丰富他神话般的艺术画廊，他还是一个优秀的游行骑手以及戏剧和节日的爱好者【2】。而奥利瓦雷斯伯-公爵给他的所有关心从精美绝伦但昙花一现的布恩雷蒂罗宫殿开始，这座宫殿于1632年匆忙建成，作为皇室游乐的梦幻之地，却没能成功打碎他心中忧郁的坚冰。

即将到来的时代，亲信的失宠和1644年失去伊莎贝拉·德·波旁——这位不忠诚的君主非常欣赏的伴侣，使他越来越喜欢向一个受神灵启示的修女玛丽亚·德·阿格雷达寻求安慰，并与她保持大量通信，内容涉及各种主题，特别是关于一个困扰他的执念：他既不是一个好基督徒，也不是一个能胜任其职的国王。

在“闲话传播地【3】”流传着关于他的各种谣言。洛佩·德·维加、蒂尔索·德·莫利纳、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和其他剧作家也不能满足马德里剧院里观众们的好奇心，马德里的宫廷与别墅既坚不可摧，又变化无常，但若想去听一个想成为王国伟大革新者的告诫，它不是首都最好的地方。伯-公爵有热情也有能力，决心完成他为自己设置的任务。

奥利瓦雷斯：西班牙的某种观念

西班牙历史学家约塞·恩里克·鲁伊斯·多梅内克最近写道：“没有奥利瓦雷斯，西班牙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事实上，奥利瓦雷斯的政治计划总结了这个漫长的历史中的几个罕见时刻之一：一个将标志着波旁的卡洛斯三世统治的时刻。国家的命运本可以走向可维持的、可协调的选择。

这个有权势的大臣打算在所有领域振奋精神。最高层的腐败很普遍，在公开处决罗德里戈·卡尔德隆，以及没收勒马公爵的资产后，他责成所有官员在就职和离开时清点其资产。限定奢侈法旨在攻击大贵族的生活方式，遏制进口商品的消费狂潮，并让仆役回归有生产力的生活（社会寄生虫的数量一直都让外国旅行者大吃一惊）方面都显有成效。

这个国家无论是在行政部门还是武装部队，都严重缺乏训练有素的领导人。因此，他委托耶稣会管理的皇家学院培养新的精英。在收取租金似乎是最安全的致富方式的时代，他努力引导他的同胞向贸易、工业和农业发展。伯-公爵坚决进行“现代化”改革，他一直嘲笑费利佩二世时代将“血统纯正法”的要求引入无数兄弟会、武装团队、教士会议或协会之中，以排除过去有改宗者的家庭，这些要求让当时最悲惨的绅士（hidalgo）陷入了无所作为的境地。

最终他意识到卡斯蒂利亚实际上是战争中唯一的财政和人力贡献者，他打算通过削减君主国其他组成部分的特权书，迫使他们分担国家的开支，从阿拉贡王国开始，到巴斯克省，以及那不勒斯管辖区和葡萄牙。

1626年，在战胜葡萄牙和意大利之前，奥利瓦雷斯的最后一项措施被称为“武装联盟”，特别是在加泰罗尼亚，还有比斯开，能感受到这是对传统西班牙公民特权不可容忍的伤害。加上整个王国的税收压力增加，以及卡斯蒂利亚本身对城市寡头的顽强抵抗（他们是议会中的唯一代表，惯于让最卑微的阶级承受税收负担），几年后，这些因素导致了伯-公爵的倒台。

哲学家奥特加·伊·加塞特说过：“我就是我，以及我周围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环境阻碍了奥利瓦雷斯的行动，对一个因帝国战争而精疲力竭的国家来说，重新恢复针对“伟大西班牙”的敌对行动将不可避免地让环境更加恶化。

当战争恢复的时候……

西班牙与联合省新教徒达成的停火协议于1621年到期后不再延长，这也许不能归咎于奥利瓦雷斯，因为就在他获得权力之前，至少他支持停战。重燃的战火也不是因为尼德兰人拒绝保证北部省份天主教少数派的宗教自由，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在海上已表现出的商业侵略，这令西班牙感到担忧。

1619年，这些国际舞台上充满活力的新来者，已经是为了阿姆斯特丹的利益而遏制安特卫普的斯卡尔特河口的主人。尼德兰人在香料之路上，特别是在巴塔维亚创建了他们的东印度公司，其船只和银行威胁着这项贸易中葡萄牙昔日的霸主地位。很明显，尼德兰人计划去往巴西，他们的舰队开始骚扰天主教陛下在美洲的船队。

西班牙君主国要求他们从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撤军，使得公开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1625年，***人安布罗西奥·斯皮诺拉在攻陷布雷达时脱颖而出，这场战役因委拉斯开兹的著名画作《长矛》【4】被人永远记住。停战期间，尼德兰人全力发展其愈来愈强大的海军，终在1624年占领葡属巴西，消灭了西班牙90%的海上贸易，切断了西班牙那条在本土经济崩溃后所全盘依赖的最后生命线。1624—1629年，尼德兰人占领了巴西的巴伊亚和雷西腓，尼德兰海军为了财富而在海上兴风作浪，使西班牙与北欧的贸易陷入瘫痪。

三十年战争正是这种好战背景的一部分，并将其放大。已经派了斯皮诺拉去布雷达的西班牙在1634年更是果断地参与其中。那一年，费利佩四世的弟弟费尔南多红衣主教在巴伐利亚小镇诺德林根前粉碎了古斯塔夫·阿道夫率领的瑞典军队和德意志新教军队，然后进入尼德兰。正是在那时，黎塞留管理的法国担心西班牙帝国的这些胜利，也加入了战争。

法国对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敌意并没有抵挡路易十三与奥地利的安妮，以及费利佩四世与伊莎贝拉·德·波旁的婚姻，因此法国与西班牙开始和解；这种敌意也没能抵抗西班牙黄金时代文化对法国风尚和文学领域的强大吸引力。黎塞留总是谴责西班牙的虚伪态度，“所谓的捍卫天主教实则是为了伪装其帝国主义的本来目的”，他追随着与奥斯曼帝国苏莱曼一世结盟的弗朗西斯一世的脚步，并毫不犹豫地驰援那些他在法国打击的新教徒们。

这次冲突如之前其他许多冲突一样，西班牙捍卫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益远超过它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根据英国历史学家亨利·卡门的观点，人们可以看出，西班牙的这种态度本质上是防御性的，而法国继续削弱哈布斯堡、维也纳和马德里，是为了征服领土（在阿托伊、佛兰德斯、弗朗什-孔泰、洛林、鲁西永和塞尔达格），它认为有必要完善其自然边界。

毫无疑问，延续的历史使法国建立六边形领土的意图合法化，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法国。但这种意图对17世纪的人来说显而易见吗？在三十年战争中被与黎塞留结盟的瑞典人残酷蹂躏后，弗朗什-孔泰的人民抵抗路易十四的例子，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

黄金时代的知识分子以炽热的爱国情怀回应黎塞留枢机主教对西班牙帝国主义的控诉，为自己的侵略和非正统联盟辩护。特别是戈维多（弗朗西斯科·德·戈维多），这个爱管闲事的天才曾挖苦伏尔泰，他会用合适的语言，用对方国家的帝国主义来驳斥蔑视他祖国的人。

与法国斗争的形势开始转向有利于西班牙人。1636年，红衣主教费尔南多亲王在科比的胜利似乎打开了通往巴黎的道路，就像圣昆廷胜利之后一样。在马德里，他们策划着由费利佩四世和奥利瓦雷斯主导，通过从南部发动进攻入侵法国，将皮卡迪的进攻扩大一倍的计划。

然而，在1640年，两个影响深远的事件挫败了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削弱了已经遭受财政困难的西班牙君主制：葡萄牙的分裂，以及加泰罗尼亚的叛乱。3年后，人们将看到西班牙军事和政治野心的终结。这将以罗克鲁瓦战役中法国的胜利告终。

加泰罗尼亚分离：民族分裂

1640年6月7日，在巴塞罗那，来自周边地区的愤怒的农民在圣体瞻礼节当天参加传统的丰收游行时，重演了两周前曾发动的政变，将奥利瓦雷斯的反对者塔马里特议员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他们带着伪造品和一些步枪，杀死了科罗纳总督，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这是加泰罗尼亚与费利佩四世君主国破裂的信号。国家的一部分地区处于武装中，大区的议事司铎保·克拉里斯请求法国帮助对抗前来干预的王家军队。1641年1月，路易十三甚至被宣布为巴塞罗那伯爵，成为加泰罗尼亚共和国雏形的保护者。几个月后，巴塞罗那市政官员支持的这场群众起义把加泰罗尼亚从一个主权国家转交给了另一个主权国家。加泰罗尼亚的人们怎么会这么极端呢？

奥利瓦雷斯要求“武装联盟”的政策迫使阿拉贡王国在战争中向卡斯蒂利亚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并且随着西班牙与法国恢复战争状态，在加泰罗尼亚边界调动军队，这无疑是起义的导火索，但加泰罗尼亚的身份危机由来已久【5】。

正如约瑟夫·佩雷曾中肯地指出的，西班牙的统一本可以在天主教国王的统治下实现，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强力实施的话。但中世纪的环境并没有促使他们跨出这一步，他们的继任者更不会。西班牙的君主们没有试图将王国的所有组成部分置于同一个法律之下，因此阿拉贡王国从未感受到自己是卡斯蒂利亚政策的一部分。他们很少参与君主国的财政，但同样也很少分得卡斯蒂利亚的好处。因此，对西印度群岛的征服和殖民化仅由卡斯蒂利亚地区和政府进行，除了少数例外，只是卡斯蒂利亚政府的特权。西班牙中的这些王国的荣耀来自古代，以及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权——实际上掩盖了一种王国的沮丧。特别是在重大、必要的情况下，君主国会毫不客气绕过它们。

在卡斯蒂利亚开始匮乏的时候，奥利瓦雷斯以为能够唤起所有人的民族感情，但加泰罗尼亚人这个民族真的排斥了卡斯蒂利亚。加泰罗尼亚开始建立独立的身份认同，既基于对伟大过去的怀念（这也是阿拉贡王国的驱动力），又基于西班牙的衰落，它将衰落原因归结到继承了巴塞罗那伯爵家族和马略卡国王血统的卡斯蒂利亚王朝。

现在，加泰罗尼亚人抛弃了卡斯蒂利亚，繁荣的未来似乎再次向它招手。它的人口正在增长，特别是法国移民涌入，奥利瓦雷斯伯-公爵向它的议会要求的16000名士兵和适度的援款，被视为是对加泰罗尼亚人的自由的侮辱。

然而，黎塞留的军队威胁鲁西永。但加泰罗尼亚人只看到1635年以来一直居住在这个国家的卡斯蒂利亚军队在等待与法国人对抗时所犯下的暴行。曾经与不公正的贵族政权做斗争的“老加泰罗尼亚”的农民，特别是边境省份赫罗纳的农民，在与士兵发生严重冲突后带头发动了起义。在古老的歌谣（《土地颂歌》visca la terra）和新歌声（《收割者》els segadors）中：

grans cops de façc，defensors de la terra（“用镰刀来抗争吧，土地的捍卫者”）

农民们在著名的天主教“圣体瞻礼节”（corpus de sangre）成为巴塞罗纳的新主人。在今天，这个日子就像庆祝加泰罗尼亚作为一个国家诞生的节日，与纪念1714年巴塞罗那围困悲惨结束的加泰罗尼亚民族日（diada）类似。

加泰罗尼亚地方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古老的中央国家内部结构中出现混乱，地方长期向往独立发展。

虽然寻求了西班牙世代的敌人来帮助，但1640年起义的加泰罗尼亚人似乎并不担心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的一部分领土会因法国的利益被截去。这确实是这次加泰罗尼亚分离后会发生的事。在发动武装起义12年后的1652年，法国占领了比利牛斯山脉北部的加泰罗尼亚，并获得了佩皮尼昂（在《比利牛斯条约》中，西班牙正式放弃佩皮尼昂）。

皮埃尔·德·维拉尔（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主要将领之一）强调了这次事件和之前是不一样的。他指出，《比利牛斯条约》从西班牙那夺取的不只是加泰罗尼亚，还有占其人口和领土1/5的鲁西永和塞达涅，“巴塞罗那没有对西班牙外交有过多指责或绝望，而是喜迎和平。维持伯国（principat）的特权，赦免分离主义分子，安抚被分割领土上的人民。统治者（加泰罗尼亚）为法律特权和荣耀而战，农民们与国家的暴行进行斗争。”他补充道，激励了他们的动力“是对西班牙士兵的仇恨”。

军队在战场上的行为总是如此，加泰罗尼亚人不会记得他们所求助的法国士兵和他们的临时统治者、路易十三派来的总督（也是一个法国人）在他们的土地上对卡斯蒂利亚人发动的战争。

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48年），但加泰罗尼亚土地上的冲突仍在继续。虽然这些条约迫使西班牙承认联合省独立，但也使西班牙可以重新自由地控制加泰罗尼亚。最终，西班牙在1652年完全重新夺回了加泰罗尼亚……至少在比利牛斯山脉划定了一条新的边界，7年后，又以同名的条约（《比利牛斯条约》）确定了下来。

从西班牙的分离到面临的崩溃威胁

加泰罗尼亚起义后不到一年，葡萄牙又公开叛变了马德里。1640年12月1日，西班牙驻葡萄牙总督的所在地里斯本宫被布拉甘斯公爵的支持者包围，后者被称为“胡安四世”。虽然，3年前在埃沃拉由于奥利瓦雷斯的征税引起了农民骚乱（尤其是征收盐税），和其他地方一样，在葡萄牙农村也充斥着民众不满的声音——但这次的叛乱是源于贵族，是耶稣会士煽动了政变。

葡萄牙贵族急于恢复其影响力，选择了恰当的时机发动叛变。收复加泰罗尼亚是奥利瓦雷斯的首要任务，这位大臣无力开辟第二条内部战线。60年来，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的王冠都戴在三位费利佩王头上，而这段历史却在一场喧嚣中鲜有耳闻的宫廷革命中结束。

西班牙与法国签订《比利牛斯山条约》（1659年）之后，立马试图重新获得对葡萄牙的控制权。从1663年至1665年，西班牙派遣几支军队对抗葡萄牙。他们无法违背葡萄牙保持完全独立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在其与英格兰长期联盟后得到保证，1668年西班牙正式承认葡萄牙独立。

然而，并非所有葡萄牙人对西班牙君主国的控诉都令人信服。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联合可以更有效地捍卫它们在西印度群岛和东印度群岛的地位，也多亏了这个联盟以及托莱多唐·法德里克舰队的果断行动，定居在雷西腓和巴伊亚的萨尔瓦多的尼德兰军队才能从巴西被赶走。获得葡萄牙合法统治权的费利佩二世（尽管有些被迫继承），和他的继任者都没有侵害葡萄牙真正的自治权。人们不能用吞并来形容二者关系，两个王国在法律上是仍然分开的，葡萄牙的公职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给葡萄牙人。

但同样，西班牙内各王国为民族团结统一进行的合并来得太迟了。葡萄牙的独立不是在再征服运动的最初几年形成，并使它成为第一个在其境内建立的欧洲国家的吗？因此，奥利瓦雷斯的集权思想被葡萄牙当作一种威胁。而且这个大邻国有衰落迹象，不能再为里斯本的海外贸易提供安全和繁荣的保证。

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即将到来时，西班牙君主国内部以惊人的速度崩溃。“武装联盟”对国家结构是否坚实、是否团结一致是一项重要考验，然而它不仅导致了加泰罗尼亚的暂时分离，以及葡萄牙的永久独立出去，还造成了从比斯开到安达卢西亚的严重动乱。1641年葡萄牙起义后，安达卢西亚最强大的领主、葡萄牙新女王的公公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和阿亚蒙特侯爵也发起了暴动。只有在后者被处决后，局势才控制住。幸亏梅迪纳·西多尼亚和奥利瓦雷斯有亲缘关系，才得以逃脱同样的命运。但不久以后，在格拉纳达山脉和瓜达尔基维尔平原之间酝酿的战火复燃了，那里的人民已经被战争和与歉收导致的财政负担压垮，1648年，一场严重的鼠疫肆虐，导致塞维利亚失去一半的居民。

与此同时，在萨拉戈萨，希哈尔公爵策划了另一个贵族阴谋，他打算自封为独立的阿拉贡国王，但由于民众的忠诚和常识，他失败了。从那时起，阿拉贡人和瓦伦西亚人都不会被加泰罗尼亚人的分离主义言论所蛊惑。

意大利南部的管辖区也受到葡萄牙独立的影响。巴勒莫、那不勒斯和其他地方一样，在1647年和1648年经历了由高昂生活费用和税收增加引发的骚乱。马萨林治理的法国试图利用这种不满情绪，派遣海军远征队来支援暴动。最后这些解体迹象不仅仅是由于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分离的连锁反应，更是西班牙在1643年“三十年战争”最后阶段军力衰弱的结果。

罗克鲁伊转折

1643年，一个重大事件发生。年轻的昂基安公爵、法国国王的表弟、未来的孔代亲王【6】在罗克鲁伊战胜了“西班牙军队的可怕步兵”。这确实是两国在军事、政治力量平衡的转折点。但1648年孔代亲王在朗斯（lens）的第二次胜利更有象征意义，不在于灾难本身，而是更多地预示着西班牙已筋疲力尽。

不过西班牙仍然有卓越的战士。还是同一位“大孔代”，在投石党运动期间、1652年之后为费利佩四世服务，在瓦伦蒂安斯和康布雷两次打败了他的同胞。

在罗克鲁伊战役的前夕，黎塞留刚刚去世，路易十三病得很重，很快跟着去世了。在马德里和布鲁塞尔，人们相信法国北部发动新攻势的时刻已经到了。这场决定性的战斗于1643年5月19日在阿登内斯开始。

西班牙参战兵力在人数上有轻微优势：由效忠于费利佩四世的尼德兰总督弗朗西斯科·德·梅洛率领28000人，对抗由孔代指挥的23000名法国人。这位22岁野心勃勃的首领，博苏埃特在他的葬礼悼词中告诉我们，“他眼中闪耀着胜利之光”。

罗克鲁伊战役确实是无畏的热血青年孔代面对英勇但不如从前的西班牙军队取得的伟大胜利。西班牙曾经最杰出的将领都去世了。萨伏伊的埃马努埃莱·菲利贝托和阿尔巴公爵，很久以前就不在了。最近的杰出将领是奥地利的唐·胡安，接着是亚历山大·法尔内塞，再之后是安布罗西奥·斯皮诺拉，然后还有红衣主教费尔南多亲王……青年和人才流失改变了西班牙军队的士气。

西班牙著名的步兵大方阵，由贡扎尔夫·德·科尔多瓦在16世纪初在意大利战争中建立，主要由卡斯蒂利亚士兵组成，他们仍然是西班牙军事力量的先锋，但自世纪之交以来，士兵的数量不停缩减，既因为军队遭受了非常沉重的损失，也因为1620年后随着卡斯蒂利亚人口下降征兵工作日益困难。

这些精锐战士定期在伦巴第大区训练，不超1万人分为4个步兵方阵。在由老富恩特斯伯爵指挥的罗克鲁伊战役中，只有其中的5000人参战，而军队80%由各国雇佣兵组成，纪律性不强。由于越来越迟支付报酬，军队内部的不配合在尼德兰上演了好几次，特别是1576年在安特卫普的劫掠事件，以及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在罗马犯下的恐怖暴行。

在罗克鲁伊战役中，西班牙7000人死亡、1万多人受伤，一个刻板印象被打破，彰显出西班牙步兵的优越性及其高超的战斗技巧。法国军队的火炮威力和机动性强的轻型骑兵使得西班牙步兵方阵不得不激烈抵抗。1648年8月20日，朗斯战役中也上演了同样的场景，使得西班牙不得不签订《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条约让西班牙失去了对北方联合省的统治权。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较小的牺牲，因为它保住了天主教低地国家，现在的比利时。但它让西班牙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为在欧洲发挥主导作用而做出的努力化为乌有。“查理五世的战略和王朝梦想正在最终瓦解。”准确地说，它使西班牙走向衰落……可以回想，1520年在科梅内罗斯起义期间，西班牙全国大部分地区对预示的帝国政治的缄默是有原因的。

幻想的终结

1643年1月，在尼德兰人于加莱外海海军溃败后、于罗克鲁伊战败前的几个月的时间内，奥利瓦雷斯失宠。他想要制定政策，开展国内改革和战争，但结果却失败了。

奥利瓦雷斯伯-公爵来得太晚了，他的国家已经疲惫不堪，很快分裂，在17世纪中叶只有六七百万人口，却要对抗一个拥有2000万居民、全面扩张的法国。他输掉了与黎塞留的斗争，也没有从壮志未酬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他被流放到自己的土地上（旧卡斯蒂利亚），精神濒临崩溃，两年后去世。他的侄子哈罗公爵，接替他成为费利佩四世的宠臣。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新大臣实行内部平息政策，并专注于夺回加泰罗尼亚。

不幸而平庸的“地球之王”费利佩四世需要这种喘息的机会。1644年，他失去了贤明的伴侣伊莎贝拉·德·波旁。1646年，他唯一的儿子，14岁的王子巴尔塔萨尔·卡洛斯，成了他王朝的希望。他必须重新开始，以确保传位顺利。两年后，他与14岁的侄女奥地利的玛丽亚娜再婚，和前任一样都不顾近亲结婚的危险。他将有近20年的时间来品尝苦果。因此，修女玛丽亚·德·阿格雷达的精神支持对他来说是必要的。

费利佩四世统治时期的国家并没有变得更好，虽然没能用武力收复葡萄牙，但至少他的私生子奥地利的胡安·何塞平定了给王权带来很多麻烦的加泰罗尼亚。然而，战争仍在法国北部继续进行着，西班牙取得了一些胜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部分原因是大孔代背叛了法国。1658年，杜伦尼元帅、图伦恩元帅在沙丘战役【7】中复仇成功，并通过法英联盟占领敦刻尔克，最终为比利牛斯山脉的和平铺平了道路，《比利牛斯条约》最终承认了法国在欧洲政治和军事上的霸权地位。

《比利牛斯山条约》和割让领地

1659年11月7日，马萨林和唐·路易斯·德·哈罗在比达索亚签署的这项著名的条约不仅承认了加泰罗尼亚的军事局势——法国宣称放弃对全省的控制，但最终吞并了鲁西永和塞尔达涅吞，还重新拿回了阿图瓦和东北部佛兰德斯和洛林之间的几个地方。与此同时，经过谈判，被削弱的西班牙以公主玛丽亚·特蕾莎（费利佩四世和伊莎贝拉·德·波旁的女儿）和年轻的路易十四的婚姻以及付不起的巨额嫁妆作为和解的保证。在这个纪念性会面几个月之后，1660年6月，未来的“太阳王”和“地球之王”的王室家族相会于同一个边境小岛上，冉冉升起的新星向垂垂老矣的国王致以敬意，就像年轻人有时喜欢为过去褪色的荣耀致敬。

5年后，费利佩四世去世，他不用再体验领地被割让的痛苦。其第二任王后奥地利的玛丽亚娜摄政，在未成年的儿子卡洛斯二世统治下，西班牙将进一步遭受屈辱。它不仅在1668年官方承认葡萄牙独立，而且在前一年失去了路易十四和佛兰德斯征服的所有地方，包括里尔和杜艾。之后在1674年，弗朗什-孔泰第二次被入侵，尽管民众拼命抵抗，西班牙仍然无法做出反应。

《比利牛斯山条约》之后的冲突，蚕食了北部的法国属地和东部的西班牙属地，让庄严缔结的条约变成一纸空文，即使有婚姻联盟做保障。路易十四以玛丽亚·特蕾莎权利的名义，即没有付清嫁妆为由，使放弃费利佩四世遗产的声明无效，重新要求西属低地国家的的领土。结果，联盟逆转：我们将看到西班牙与其宿敌尼德兰有了共同利益，这让在它与“太阳王”的渴望之间保持一个缓冲状态。什么也做不了。很快，路易十四在最后一位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国王（卡洛斯二世）去世时被要求获得继承西班牙的统治权。

卡洛斯二世傀儡统治时期的冲突显示了西班牙是多么疲惫。战争的主导权不再属于它。如果尼德兰没有迫使西班牙坚守，它还准备放弃对比利时的主权，徒劳期望着以此换取鲁西永。

可怜的傀儡卡洛斯二世仍在统治时，欧洲列强已经计划分享他的帝国遗产。他在遗嘱中支持波旁，这个决定对哈布斯堡来说是不寻常的，之后他坚持着这个决定——在弥留之际的痛苦中醒来，最终示意把他最挂虑的整个国家遗产，委托给唯一能够保护它的王朝，即使不算持久。

变化的世界和美丽的遗产

西班牙最后一位哈布斯堡家族的国王卡洛斯二世的遗产真的是应有尽有！它从意大利（米兰、那不勒斯、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延伸到广阔的经济蓬勃发展的美洲领土，占据着整个欧洲都渴望的财富。君主国衰落，但帝国尚存。

1650年左右，世界变了，民族国家——法国、英国、尼德兰……新兴国家迅速显示出实力，旧帝国逐渐衰落：奥地利很快在维也纳的城墙下受到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威胁，西班牙正在缓慢解体。这些旧帝国的国家结构太分散，不能很好地适应新时代。虽然西班牙的威望被军事失败和经济疲软所破坏，但在其文化影响力的支持下仍然存在。西班牙的精英们可能已经感受到衰落将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挥之不去，他们根据西班牙伟大的程度来衡量这种衰落，并归因于“过去两个世纪里经过巨大努力之后的精疲力竭”。与其对将来的灾难感到惊讶，不如更诚实地指出过去长期辛苦努力的价值。

一个治理不善的世纪，接替了一个有着强大却有着过分野心的世纪。花岗岩的埃斯科里亚尔被布恩雷蒂罗宫的视觉陷阱派【8】建筑所取代，该建筑是献给继承人的庆典和西班牙文学的荣耀。艰难的经济现实跨越这两个看似相反的世纪。事实上，西班牙真正的困难始于费利佩二世统治结束之前，尽管有西印度群岛的宝藏，但也许是因为它才导致经济困难。

这么多看似矛盾的谜团，其原因和影响仍然让历史学家乐此不疲地争论着。在连接最后的哈布斯堡痛苦终结和波旁家族影响下诞生的新西班牙之间的历史线索前，这些谜团都值得我们注意。

【1】奥利瓦雷斯伯-公爵：即加斯帕尔·德·古兹曼（conde-duque de olivares），通称“奥利瓦雷斯伯-公爵”，西班牙17世纪著名的政治家，是国王费利佩四世的首相，和黎塞留同时代。他权倾朝野，力主改革，但同时也招致民怨沸腾。他深深卷入欧洲三十年战争，导致西班牙财政几乎崩溃，而且他的征税政策还引发了国内的叛乱。

【2】任人唯亲、高昂的宫廷开支、奢华的围猎与宫廷娱乐是费利佩四世统治时期国王日常生活的鲜明特征。此时的西班牙流光溢彩，文化之繁盛在这一文学与艺术的“黄金时代”达到巅峰，但经济和社会危机却不断蔓延。作为国王，他性格软弱，对执政的兴趣甚少，将大权交付宠臣。毫无疑问，他对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统治的结束和西班牙丧失欧洲主要强国的地位负有一定责任。

【3】闲话传播地：指在教堂庭院、剧院附近的广场、宫殿画廊这些地方，马德里人根据他们的亲近关系或职业，聚在一起收集、传播城市里的最新谣言。

【4】《长矛》（the lances）：又名《布雷达的投降》，是委拉斯开兹在1634年至1635年期间以费利佩四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军事胜利为题材创作的历史画。此画描绘了1625年7月25日西班牙军队攻占由尼德兰长期坚守的军事要塞布列达时的一个场景。

【5】加泰罗尼亚的文化语言和整个西班牙的文化语言并不相同，加之其因垄断西地中海贸易后经济发展远超西班牙其他地区，加泰罗尼亚人普遍对因联姻而被合并入的阿拉贡王国没有归属感，这种思想开始催生了加泰罗尼亚人的独立意识。

【6】路易二世·德·波旁（1621—1686年）：17世纪法国军事家和政治家，外号为“大孔代”（le grand condé）。当时年仅23岁的他指挥法军在罗克鲁伊战争中取得胜利，终结了西班牙在历史上的陆上优势，标志着法国陆地霸权的到来。

【7】沙丘战役：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以法国和克伦威尔的英国为一方，同以西班牙、法国孔代亲王的投石党军队以及英国保王党军队为另一方，在敦刻尔克进行的一次战役。

【8】视觉陷阱派（trompe lœil）：一种作画技巧，使二维的画给人以极度真实的三维空间的感觉。这个名词起源于巴洛克时期，但此技法在文艺复兴时期即广泛地被画家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