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章中提到，在西班牙国力的顶点和它通过文学艺术以及时尚在欧洲所产生的文化影响力之间，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落差，这个落差同样可以从西班牙人对自己本国真实状况的认知中看出来。

挥之不去的衰落感一直伴随着西班牙的黄金时代：它就像葬礼的宴席，滋养着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如洛佩·德·维加和卡尔德隆，都展现了对荣耀伟大西班牙的怀念。

虽然17世纪初，路易十三时期的巴黎热衷于看堂吉诃德的冒险，也为高乃依（1636年）受吉勒姆·德·卡斯特罗和朗布依埃启发而作的《熙德》喝彩，虽然有芬芳的西班牙香水，有贡戈拉的巴洛克繁复装饰，有马德里的耀眼华丽，但弗朗西斯科·德·奎韦多甚至在罗克鲁伊战败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前就为他祖国失去的伟大流下了眼泪：

我看到家园的城墙，

曾经无比坚固，如今断壁残垣，

屈服时代的脚步，

从此英勇不再……

知识分子和失望的士兵反复思考奎韦多与奥利瓦雷斯的争论。这话说得太快了。1618年，托莱多大学向未来的费利佩四世呈现了卡斯蒂利亚各城市以及旧帝国城邦令人沮丧的图景：

“生活在这里的人有2/3没有工作可做，由于缺乏实业，他们忘记了西班牙各行各业经历过的巅峰状态。贸易和工业曾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制造的商品销往整个欧洲和西印度群岛。而今天外国人在西班牙销售他们的商品，尤其是用布料换走大量金银。他们带来的所有产品如果像以前一样都在王国内生产的话，会为王室国库带来可观的收入。今天我们意识到，在人数比过去少一半的情况下，宗教、神职人员和学生人数是之前的两倍，因为人们再也找不到其他生存方式。”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抱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且主要是关于农村的衰败。甚至在登基之前，年轻的费利佩二世给他父亲查理皇帝的一份报告中就表达了对农村情况没有好转而感到惊慌。而在他自己的统治末期，困难不止如此。17世纪上半叶，城市也受到影响。城市人口，特别是卡斯蒂利亚的人口减少了1/3，有时甚至是一半；各项经济活动减少，许多地方产业消失了。

在奢华的宫廷、广泛的军事部署和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辉煌舰队等欺骗性的面纱下，我们能把西班牙丧失活力归咎于什么因素呢？一部分是本世纪的时代宿命；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帝国政策，以及没有选择靠人民努力获得财富，而是通过非生产性的财富去制造海市蜃楼。

西班牙人口减少

气候恶劣、反复出现的流行病和自相残杀的战争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从16世纪末起，这些恶劣因素似乎就在同时发生着，考验着欧洲的承受能力。

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西班牙的出生率仍然很高，费利佩二世时期亦然，随着鼠疫肆虐，人口骤减，1596年至1600年间，卡斯蒂利亚六七百万居民少了近一百万人；1647年至1654年间，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和瓦伦西亚受到影响；1678年、1682年至1685年间，卡斯蒂利亚的人口再次骤降。

里卡多·德·拉西尔瓦在他的《西班牙通史》中指出：“人口减少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西班牙的衰落。居民人数超过10万的大城市塞维利亚、托莱多和巴利亚多利德的街区变得空旷，这导致街道上杂草丛生。塞戈维亚的居民从1591年的22000人减少到1693年的9000人！只有宫廷和政府所在地的马德里居民人数才有明显增加：哈布斯堡家族的最后一位西班牙国王统治期间大约有25万居民，而很大部分是无业游民。卡斯蒂利亚的制造业和手工业已经崩溃。梅迪纳·德尔·坎波举办的博览会曾经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的贸易商，如今它成了一个荒芜的小镇。布尔戈斯的羊毛市场也已成为世纪末的回忆，著名的梅斯塔荣誉会（美利奴羊饲养者协会）在1530年左右达到顶峰，曾拥有350万只羊（这往往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随着国内纺织业的衰落，甚至连原毛出口都减少了。”

征兵不是导致人口减少最重要的原因，前往美洲殖民地的移民也不是。西班牙的美洲总督区有一千多万居民，包括西班牙人、印第安人、混血者和非洲奴隶，正趋向于恢复殖民前的大陆人口密度。

税收压力和寄生社会

更为严重的是，财政压力对最贫困的人群来说越来越沉重。在查理五世的统治下，帝国的政治需要远远超过了它几乎唯一的贡献者卡斯蒂利亚的收入，主要通过对普通百姓征收直接税（servicios），或者收缴更多的间接税（alcalabas）。费利佩二世时期对包括生活必需品在内的食品销售征收新税。勒马公爵管理腐败，任人唯亲，为上层贵族谋取利益，使得17世纪初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恶化。奥利瓦雷斯伯-公爵为向“武装联盟”提供资金而采取征收新税的措施，最终导致了民众不满情绪的爆发。

受压榨的乡村和城市一样，由于外国竞争，一间间作坊关闭。人们因为养不活孩子而不再结婚。也是出于这个原因，神职人员数量增加——在俗神父，特别是教士和修女的数量一同增加。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之间，很多人加入了托钵修会。

同时激增的还有最富有家族的仆人数量，这是另一个让所有外国来访者吃惊的现象。出于仁慈（他们从不会辞退仆人），更是为了炫耀，这些显赫家族雇佣大量佣仆，后者欣喜地发现在主人的宫殿里能丰衣足食。宫廷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在费利佩三世统治期间，宫廷里的仆人是费利佩二世时期的3倍，当然，他们都被过去的职业抛弃。宫廷里的规矩变得越来越愚蠢僵化，1621年巴松皮尔驻马德里大使通过最可靠的消息来源打听这位君主去世前的情形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炙热的火盆让身患重病陷入昏迷的国王极不舒服，他房间里的一位贵族想把它搬出门。但这是属于膳食总管乌塞达公爵的特权，他只好放弃移动火盆，只因为他没有找到乌塞达公爵！

配餐室和修道院都挤满了人，而田地和作坊空空如也。与此同时，失业导致更多的流氓在街上游荡，扒手、无所事事的好斗者、妓女（《塞莱斯蒂娜》）成为流浪汉文学的丰富素材。例如从佚名作家《小癞子》（la vida de lazarillo de tormes）到奎韦多的《骗子》（buscón），再到马泰奥·阿勒曼的《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当然还有塞万提斯《训诫小说集》的主角们。

社会演变似乎在各个层面上注定产生懒散的寄生群体，但它不能仅仅用一个国家突然失去往昔创造力后的疲惫状态来解释。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金银也要为这种恶劣情况负责。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历史悖论，但它并不是这段让人苦恼的历史最基本矛盾。

西印度群岛的钱到哪里去了？

第一个答案包含在萨伏伊的埃马纽埃尔·菲利伯特在1565年访问费利佩二世宫廷时向布兰特梅爵士透露的思考中。后者刚从塞维利亚回来，在那里目睹了两年一次、从西印度群岛运送黄金的船队的到来：“圣昆廷战役的胜利者和《风流女子的生活》的友善作者（皮埃尔·德·布尔戴尔）说，不要如此赞美这些壮观的舰队，因为它们给西班牙国王带来的负担比回报还要多！”

被称为“铁头”的萨伏伊大人可能有些夸张。但也许他已经猜到了这种周期性的贵金属流入西班牙带来的反常后果，其有害影响远远大于它为国库提供的财富。

实际上，美洲运来的财富通过“五一税【1】”只有一部分充实到了国库中。在查理五世统治期间，这笔钱（每年大约30万杜卡）从没超过间接税带来的收入。它只是国家预算的补充，勉强满足帝国军队的需要。从繁荣时代开始，查理皇帝在位40年间，从银行家、富格尔家族、韦尔瑟家族那里借了2800万杜卡（还了3800万），是从美洲运来财富的两倍多。

费利佩二世统治期间，从秘鲁和墨西哥矿山获得的收益仍在增加，而且是“五一税”，但比起王国的需要，数量还是严重不足。不断增加的财政压力使得他统治末期接连发生了两起严重的破产。

在这个时代，政府只能通过借款来偿还之前的欠款，而国库里的债务是其收入的7倍。长期住在塞维利亚的***银行家被请求重新持有债券（les juros）。

17世纪，在费利佩四世统治时期，由于佛兰德斯、德国、法国重新燃起战火，西班牙军费开支增加到占国家预算的65%。众所周知，西印度群岛运来的贵金属（长期以来白银多于黄金）减少了。究其缘由，不是因为印第安人劳役轮替（mitas）导致了矿产减少，更多的是因为资源转运到了西班牙以外的目的地，或是因为船队在塞维利亚卸货期间做假账目，或因为海盗抢劫，或是因为与英国、之后与尼德兰之间的海战造成了财富损失。

除了上述原因，还要加上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经济繁荣的自然结果。运到西班牙的贵金属很大程度上是购买宗主国商品的等价物。然而，这些交换随着海外领地越来越自给自足而明显减少。

食利者经济

相对西印度群岛的金银对王国资源的影响，它们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又如何呢？当然，这种贵金属流入转化为货币，大部分落在私人手中，使少数人受益。

不幸的是，“少数人”基本上是外国银行家，首先是德国人，然后是意大利人，后来是葡萄牙人，一个花费巨大且资源紧张的国家必须不断求助于他们。

如果说起初殖民地的利润使得西班牙商人富裕起来，鼓励他们再投资到贸易中，那么第二代商人已倾向转变为富有的地主，以获得同胞羡慕的贵族地位。同样，为了树立威望，征服者和第一批殖民者开采的白银也转化为宫殿、艺术品、虔诚的捐助、银器和珠宝。

西班牙政府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鼓励这些人进行刺激经济活动的投资。国家为确保对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垄断和控制其财富，早在1503年，就将这项任务委托给了塞维利亚的交易所，但这间具有多种职能的著名商行却完全没有将从殖民地运来的财富用于合理的生产性投资。

可以想象，在天主教双王时代，建立国家银行的想法还不成熟。但在17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不可同日而语。尼德兰人于1609年创立了国家银行，西班牙却不得不等到18世纪末才有一间类似的机构。

因此，正是这些银行家，特别是***的那些银行家，从为数不多的几家西班牙公司手中，将大部分从西印度群岛攫取来的财富反过来借给需求最大的一方——国家。很多时候，他们会收回在国库中的债权，而这些债务是国家用未来的税收或来自美洲的预期税款做担保的。

当然，这些做法能够使王室在国外以当地货币获得维持军队所需的直接补贴，并将以西班牙货币偿还利息。但它们也是一个重要的逃税来源：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白银，或多或少缓慢地，通常只经过西班牙。

但这样做会让西班牙人变富裕吗？是的，至少其中一些人会，但这是以把他们变成食利者、牺牲实体经济活动为代价的。【2】

为了资助战争和西班牙末代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日益奢侈的生活方式，国家不只求助于银行家，它还向公众发行（有时甚至通过收走属于他们的西印度群岛财富份额来强迫个人认购）债券（juros），其利息为7%至10%，比工业或商业证券更有利可图，对有闲置资金的食利者来说诱惑很大。至于银行家，他们自费利佩二世统治结束以来一直没能幸免于国家定期使用的停止付款和“浮动债务合并”，但他们的风险是可以衡量的，因为他们接受与私人客户交换债权，这种现象进一步增加了国库里这些有利可图的债权数量。

在滥发债券破坏经济活动之前，这些金融机制未能阻碍西班牙的发展。虽然果子里有蛀虫，但正如最近的历史研究表明，国家贫困化是直到费利佩二世统治时期最后15或20年才开始的，其标志是西班牙经历的两次破产，以及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平衡逆转。这种变化不仅由于美洲殖民地的经济摆脱了宗主国束缚，还因为西班牙本土物价大幅上涨。

从这个时代开始，令人恐慌的物价上涨既是西班牙国内生产量下降、外国进口商品增加的结果，又是其原因。这些商品中有些是不必要和过度生产的产品，但很多也是必需品，比如小麦，由于卡斯蒂利亚乡村人口减少或加泰罗尼亚农村被毁坏，不再能够提供足够数量的粮食。

西班牙人沉浸在与现实相反的幻想中太久了，终于走向幻灭。西班牙人一直认为“取之不尽的金银潮能解决国内军需和财政问题”，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将财富都浪费在非生产性的活动以及国际竞争的经济战役中了。

“别国的西印度群岛”

皮埃尔·维拉尔的这句话概括了许多外国人可能有的一种看法：西班牙坐在金山上，但致力于让邻国富裕。

金银铸造的货币（杜卡托、埃居、叠板轧制的真金）是自天主教双王统治以来欧洲最强的货币，西班牙成了邻国眼中的黄金国。因此，许多外国人，如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德国人，特别是贫穷的法国人被远远高于奥弗涅山区或西南高原的薪水所吸引。面包师、锅炉制造师、搬运工、农业工人或仆人纷纷涌到西班牙，就像20世纪中叶许多西班牙移民被吸引到法国一样。

1626年，法国大使馆的一份报告估计法国移民到西班牙的人数至少在20万左右，都是来自底层和被奴役的人民。他们在这里被称为“gabachos【3】”，是一个相当嘲讽的绰号，无论我们的法国同胞来自何方，都会保留这个绰号，是他们给自己起的名字。少数人在西班牙扎了根，但大多数人赚了不少钱后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至少西班牙货币在市场上依旧是最重要的。直到费利佩四世统治伊始，大量的铜币开始发行，用于内部流通，由于人为地高估了铜币的价值，逐渐赶走了良币的市场流通。

随之而来的是通货膨胀以及生活费用飞涨，但工资也伴随着价格上涨而提高，这两种变量之间的差距也在欧洲其他地方扩大，从而产生收益，为贸易和工业投资带来资本。对外国劳动力来说影响不那么大，但对西班牙本国的经济发展却没有好处！

继经济学家e.j.汉密尔顿之后，一些历史学家想从“西班牙的特殊性”、从这个国家的巨大失败中看到阻碍它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原因。但并不是说当时的西班牙人自发开始这样的冒险。唯一可以再次得出的结论是，从天而降终难守——更准确地说是从西印度群岛轻易得到的财富无法促进国家的持久繁荣。

停滞的社会

17世纪，食利者心态成为西班牙的社会特点，至少有办法致富的心态并没有刻在民族基因中。正如约瑟夫·佩雷指出：“人不是天生的食利者，而是变成食利者；如果说许多卡斯蒂利亚人更喜欢安全而不是风险（多亏从国债中获利），那是因为他们发现了这对他们有利。”

至于其他社会阶层，从16世纪末，流行病、外部冲突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滥收税费，以及因精英放弃生产经营而造成的高失业率导致他们走投无路。不过还要考虑其他带来精神压力的消极因素。

费利佩三世于17世纪登基，大贵族回归王国事务。天知道为了报复查理五世和费利佩二世的文官，勒玛公爵的政府有多么贪婪！贩卖公职、领主、贵族头衔，致命懒散不工作的人数成倍增加（士绅过度增加），其恶果已经从充满偏见的土壤中生长出来。

犹太人是靠着他们经商的才能富裕起来的吗？他们和所有联系划清界限，甚至远离自己的社区和信仰，不仅是出于对严酷的异端裁判所进行明智的预防，更是受“血统纯正法”（limpieza de sangre）的制约。自费利佩二世统治以来，越来越需要靠血统纯洁来获得令人尊敬的职位，或仅仅为得到社会的认可。奥利瓦雷斯本人虽然向改宗的葡萄牙犹太人征税，却未能有效对抗这些宗教或世俗的约束。

1609年驱逐摩里斯科人是一项反经济措施，也是对同一种妄想的回应。社会理想——与对年金的狂热投机相矛盾，满足于为军队和教会服务的闲逸状态。当然，在那个时代这不是西班牙独有的特点，但国家“不洁”的过去强化了贵族对劳动的排斥，这种想法蔓延到了资产最少的士绅，他们宁愿放弃一切，也不愿不体面地去工作。

众多西班牙知识分子已经通过许多流浪汉小说和清晰的分析来谴责其恶果了，那么是否有必要坚持这些被外国人所讽刺的特质呢？

衰退意识

“西班牙是唯一一个衰退思想成为真正困扰的西方国家”，斯坦利·佩恩评论道。事实上，很多在西班牙境外鲜为人知的作家把黄金时代大文豪的愤怒和失望转化为经济和社会批评。

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多产的政治作家迭戈·萨韦德拉·法亚尔多在1640年左右看到他的国家站在其他欧洲国家的对立面时，提出了一个两难的问题：“或上升或衰落”，以呼应他朋友奎韦多的诗句：

有些东西来自远方，召唤我们，然后消失一切又重归静默，永恒存在。

与不太相信宿命论的奎韦多的反抗相反，在历史宿命面前，还有许多像这样安静、不显露感情、逆来顺受的诗句：“当最勇敢的人与懦夫都在炮弹中死去，国家的声誉有什么价值呢？”人们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

在宗教精神秩序中也有同样的危机。阿维拉的特蕾莎、十字架上的约翰、洛约拉的伊格纳提乌斯的刚强已不再受欢迎，取而代之的是伟大世纪的“奥秘派”和“寂静派”、芬乃伦的西班牙启示者米格尔·德·莫里诺斯顺从天意的温顺和放弃……

在西班牙思想危机（从哈布斯堡王朝的末日到《乌特勒支条约》）带来的批评和哀叹中[与保罗·阿尔1935年的《欧洲思想的危机（1680—1715）》不谋而合]，《批评家》的作者巴尔塔沙·葛拉西安（baltasar gracián，1601—1658年）微弱的声音又一次响起。作为马基雅维利式的基督徒，葛拉西安这个与政治人物交往的耶稣会士懂得如何拥抱未来的时代。他用相对主义道德观来呼吁人们用精妙的沟通艺术打破对西班牙昔日荣誉的执着。他打算与“国家道德败坏”做斗争，努力提醒同胞“真相明了，而很少人倾听”，请人们对旧有价值观进行必要的更新，他在国外的影响力甚至比在西班牙更大。

同样对灵活高效的现代性的向往也体现在议会改革者、即所谓的“规划人”（arbitristas）身上，他们自称为政治经济计划顾问，虽然有的计划很古怪。他们经常像塞万提斯在《狗的对话录》中所写的那样被人嘲笑，但往往是有远见卓识的。因此，塞略里戈的马丁·冈萨雷斯（martin gonzalez）将美洲的钱视为“比瘟疫更糟糕的祸害”。他在1600年左右写道：“使我们的人民远离对公共利益如此重要的合法活动的，是赋予人们不用工作的权利和荣誉！”

有很多政治散文家如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纳瓦雷特、桑乔·德·蒙卡达、胡安·德·桑塔马里亚谴责贵族社会似乎期待获得一切财富和荣誉，从皇室到教会只想着带领无数仆人或排场豪华的随从队伍。他们不一定把它们解释得很清楚，就从附加值在生产活动中扮演的决定性角色出发，发展出货币定量理论。

这些散文家的作品可以在某些精英的图书馆找到，尤其是奥利瓦雷斯伯-公爵的图书馆，那是欧洲最好的图书馆之一。人们重视这些知识分子，有时听他们的话，但听得不多。不过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年金严重破坏了企业家精神，荒废了工农业活动，资产阶级向往奢侈的生活，让国家陷入贫困，迫使西班牙向其他地方购买越来越多它不再生产的制成品。

桑乔·德·蒙卡达看得很清楚：奢侈本身不是一种罪恶，只要能促进国内生产，它甚至是可取的；反之，当它不再依赖商品加工而只会让外国人富裕时，就应受到谴责。不幸的是，已经太晚了：工具已经坏掉，唯有恶习仍在（loutil est cassé，ne restent que les mauvaises habitudes）。

从费利佩四世到卡洛斯二世

然而，在费利佩四世和卡洛斯二世统治期间，西班牙宫廷和贵族奢侈的生活方式得到了遏制。令外国访客好奇的是，法律中增加了条文来管理大家族的仆人（甚至王家文书也评论“从手工业和田间偷来这么多劳动力”），法律规定了在马德里行驶的马车数量或者每个贵族女士有权要求作随从的乡绅不超过4人……

宫廷本身往往被不得已的需求所困。“地球之王”费利佩四世以及他最后一位妻子奥地利玛丽亚娜的编年史作家巴里奥努埃沃抱怨在桌子上找不到蛋糕时被告知，糕点师因为没拿到薪水已经离开了……在1660年，即费利佩四世去世的前几年，伟大的宫廷画家，也是身为宫廷总管（aposentador de palacio）的迭戈·德·委拉斯开兹就恭敬地向费利佩四世表示自己被拖欠了将近两年的工资。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的主人送他到意大利游历，进一步丰富王家收藏。

在这种情况下，“限制奢侈法”只是一纸空文，困于繁文缛节和失去经济动力的僵化社会。1678年，路易十四的间谍奥诺伊伯爵夫人与她的母亲——另一位间谍古丹纳侯爵夫人在马德里重聚。这次，奥诺伊和之前的外国观察者一样惊讶【4】。

侯爵母亲的府邸一般有4间房，每个季节换一间住，房间悬有20个拱顶，4个年轻侍从屈膝向她献上巧克力。大家族的仆人包括众多侏儒、黑人或摩尔人奴隶。还有矫揉造作的宫廷礼仪，在晚宴上异性分开坐（男士坐在桌旁，女士坐在“方砖”地板上）。而回应此繁复礼节的自由纵欲实则更热烈，因为它必须是秘密的，至少是非常谨慎的。在旅途中，在简陋的客栈和萧条的乡间，人们有着意想不到的信息，乐此不疲地谈论宫廷逸事。

对写故事和回忆录的作家来说，西班牙占据着一个突出位置，他们惊叹于路上的普通农民会问凡尔赛宫的消息，以及如何看待路易十四和他侄女的婚姻。

卡洛斯二世刚刚奇迹般地进入了他人生的第17年。在费利佩四世1665年去世时，这个年仅4岁的孩子参加了盛大的登基仪式，王朝最后的希望就寄托在他的身上。那时似乎什么都没有变，连装饰都是完好无损的。但在帷幕后面，其他欧洲国家已经准备瓜分西班牙。

缓慢的末日

哈布斯堡家族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垂危过程：35年来，人们不断威胁要废除可怜的卡洛斯二世，欧洲的统治者们在为继承西班牙王权而斗争；与此同时，一个经验不足的摄政者用尽一个比一个更不得人心的亲信。

奥地利的玛丽亚娜是费利佩四世的最后一任妻子，也是卡洛斯二世这位皇室早产儿的母亲。卡洛斯二世的身体虚弱，无法长时间站立，他先后将政府的领导权委托给他的告解神父和同胞——奥地利耶稣会的尼塔德。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但对西班牙很不熟悉。于是卡洛斯二世让出生在那不勒斯的富裕贵族费尔南多·德·巴伦苏埃拉来管理政府。他是一位沉默寡言的野心家，但缺乏政治才能，甚至比他的前任还让人难以忍受，很快在1677年被王国的贵族赶了出去。

第三个亲信是嫉妒巴伦苏埃拉的奥地利的唐·胡安·何塞，他是费利佩四世与女演员玛丽亚·卡德龙的私生子，即卡洛斯二世同父异母的兄弟。但他并不服摄政王后。另一方面，他在那不勒斯王国武装镇压暴乱（1648年）以及1652年在加泰罗尼亚设法赶走法国人的功绩让他颇受欢迎，赢得了贵族的支持。除了这些早先的功绩外，他还从巴塞罗那出发进行军事恐吓，迫使玛丽亚娜解除了尼塔德的职务。几年后，当摄政王后任命他为阿拉贡总督，自信已经摆脱他的威胁时，他却在玛丽亚娜和她第二个宠臣行至马德里时，从萨拉戈萨带领了15000人的军队对他们重新展开了同样的恐吓行动。

这是西班牙近代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军事政变”（pronunciamiento），接下来的历史中不乏这类政治军事计谋。巴伦苏埃拉被流放到了菲律宾，王后母亲被软禁到了托莱多的阿尔卡扎尔宫。于同年（1677年）成年的卡洛斯二世并没有对此说什么，他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唐·胡安·何塞的管理：西班牙已习惯了没有这个瘦弱苍白的矮小儿的统治，桑切斯·科埃洛或卡雷诺·德·米兰达创作的肖像画反映了他对周围的世界来说只是一个可悲的缺失。

这第二个奥地利的唐·胡安（他的名字和王家私生子的身份让人们回想起第一个唐·胡安的荣耀），本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希望。然而他的性格使其缺乏真正的政治意愿。两年后，即签订《奈梅亨条约》那年，他突然去世，历史学家们也没多解释当时的情况。

10年前的1668年1月19日，在路易十四的倡议下，希望除掉当时7岁的卡洛斯二世的欧洲列强们已经秘密分享了西班牙的蛋糕。奥地利皇帝接收了西班牙、西印度群岛和米兰。法国则分走了纳瓦拉、西西里岛、那不勒斯、低地国家和弗朗什-孔泰，加上菲律宾和西班牙在北非的领地。在“太阳王”的眼中这不太公平，但他至少得到了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对玛丽亚·特蕾莎王后继承权的认可。

1679年，路易十四将一枚新棋子放到棋盘上，他让卡洛斯二世娶了他漂亮的侄女奥尔良的玛丽-路易丝。面对要牺牲青春年华、与西班牙最后的哈布斯堡家族的国王一起度过绝望的一生，她苦苦哀求。她将在那里抵抗玛丽亚娜对奥地利的影响。然而，她无法为丈夫生下孩子。（这个假设当然是有可能的，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

玛丽-路易丝在16岁时成为西班牙王后，马德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但她丈夫的精神和身体都有缺陷。这位公爵之女于1689年去世，享年25岁。随后谣言四起，说她被奥地利的玛丽亚娜毒害，玛丽亚娜王后已经重新找回在唐·胡安·何塞时代所失去的对她儿子的影响力。事实是，两个不幸的年轻人遭受痛苦——卡洛斯二世爱上了王后，而她也被丈夫笨拙的体贴感动。法国大使比利亚尔侯爵却称他可怕地着了魔。与其承认国王卡洛斯二世无能，不如先宣布他“中邪”了。后来，“中邪者”（hechizado）的绰号一直跟随他进入埃斯科里亚尔的坟墓，那里也埋葬着他荣耀的祖先。

卡洛斯二世的磨难并没有结束。他母亲在1690年为他选择了第二任妻子，一个名叫玛丽亚娜的德国女人，她的家族——诺伊堡家族（neubourg），因女性生育能力强而出名。事实证明，她像婆婆一样专横，但政治才能平庸，也没能带来王朝期望的继承人。

自从奥地利的唐·胡安·何塞去世后，新的大臣（第一国务大臣）——梅迪纳公爵，特别是奥罗佩萨伯爵，试图利用更好的人口和经济形势来重振国内局势（就算不在卡斯蒂利亚，至少在西班牙外围的加泰罗尼亚、莱万特和安达卢西亚）。加的斯接替了塞维利亚与美洲贸易往来，坎塔布里亚和加利西亚海岸的主要港口也发展了起来。

这些努力值得称赞，有些是成功的，但在两个玛丽亚娜的诡计下也没有起到多大影响。她们摈弃任何有损教会或宫廷利益的经济改革。而死尸般的君主给西班牙人带来令人沮丧的场面，他神经质地迷信阿利坎特的神秘主义，产生了病态的幻觉，被悲惨的画面和不可抑制的恐惧感折磨，让他变得更加可悲。

捕食者轮番登场

然而，最严峻的问题当数西班牙周围的邻国暗潮涌动。1668年，奥地利和法国缔结了第一份秘密条约，旨在未来瓜分西班牙遗产。20年后的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由新教徒奥兰治的威廉三世统治，他非常敌视路易十四的主张。在尼德兰，尤其在英国的压力下，第一份条约被第二次瓜分协定取代了。

1698年，刚刚签署了《雷斯威克和约》结束了奥格斯堡同盟战争的“太阳王”显得格外谨慎。法国和奥地利在海牙达成一致，认为拥有海外属地的西班牙王位应该属于一位中立的统治者——巴伐利亚年轻的选帝侯约瑟夫·费迪南，也就是委拉斯开兹的画作《宫女》（las meninas）中玛格丽特（margarita）的外孙。人们可以在委拉斯开兹的画作《宫女》中看到他。奥地利将继续割走米兰公国，法国则分走吉普斯夸（首府为圣塞巴斯蒂安）、那不勒斯、西西里岛和托斯卡纳。

路易十四当然（早在那一天之前，可能就在卡洛斯二世与奥尔良的玛丽-路易丝结婚时）就有了把他母亲和妻子后代中的一个王子安置在马德里的想法。然而，他谨慎地估量着撇开整个欧洲、建立新的海洋大国要承受的风险。直到最后一刻，他采取的行动都是回应着对放在棋盘上卒子的担忧，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推动事情进展。

当年年初，这位巴伐利亚小王子突然去世，从根本上改变了竞争胜负的关键。经过妥协而决定的候选人消失了，奥地利和法国再次带着两位候选人面对面，其继承权旗鼓相当：“太阳王”的次孙安茹公爵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的小儿子查理大公。

因此，第三份秘密条约于1699年在英国和联合省的注视下起草：它计划将西班牙王位留给查理大公，其他属地瓜分则对路易十四更有利。但利奥波德一世希望将整个西班牙遗产归入囊中，因此拒绝签署协定。

在西班牙，这些围绕着一具“尸体”的秘密谈判泄露了。它们让国家最高层中真诚的爱国者不寒而栗。外国人继承西班牙王位已不可避免，但不是以分割领土为代价！那么问题来了：欧洲哪个家族最有能力维持西班牙君主国统一和领土完整？

“中邪的国王”最终放弃

围绕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双方发生了冲突。其中一派有玛丽亚娜王后（1696年去世）、奥地利大使、哈拉赫伯爵、当时统治加泰罗尼亚的黑森-达姆施塔特亲王（在奥格斯堡同盟战争期间为再次追击法国人而被召到那里）以及国务委员会的几名成员，如奥罗佩萨伯爵和阿吉拉尔伯爵，卡斯蒂利亚的海军上将勒加内斯侯爵。这个哈布斯堡派主张家族利益，也为了简单方便，因为卡洛斯二世已经任命查理大公作为他的继任者，如果年轻的巴伐利亚王子去世，国王不用改变他原来的遗嘱。

支持路易十四计划的一派由其大使哈科特公爵领导，后由继任者布莱库尔侯爵领导。他们巧妙利用人们普遍的倦怠，在经历糟糕治理后对王后党派产生的反感以及渴望变革的心情。这一派围绕托莱多大主教路易斯·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德·波托卡雷罗主教、西西里前总督与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维莱纳公爵和马德里市长维拉加科亚公爵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团体，很快在理事会中形成多数席位。教皇诺森十二世谨慎考虑后也宣布了安茹公爵的候选资格。

也许正如伊夫·博蒂诺所指出的，国务委员会的显要们有自私的计算：他们认为自己的特权受到法国贵族的威胁比受奥地利-德国人的威胁要小。但他们无疑更加敏感地感受到了将会导致的激变的民族情绪。尽管奥地利摆脱了1683年维也纳差点被土耳其占领的危险，但这个遥远而弱小的国家似乎无法保护西班牙免受它所担心的领土分割。只有多次受到法国蹂躏的加泰罗尼亚担心在法国人统治下中央集权会加强，因此仍然非常敌视波旁王朝的解决方案。

尽管抵触，沉浸在悲伤中的卡洛斯二世还是在去世前一个月（1700年10月2日）的时候选择了退位，并改变他的遗嘱，转而支持安茹公爵。

在这份文件的第十三条中，卡洛斯二世国王回顾说，他的姑姑法国王后奥地利的安妮和他的妹妹玛丽·特雷莎放弃继承王国（西班牙），是为了避免她们与法国王室联合。“如果没有这种因素，继承权仍归近亲所有。如今法国王储的次子也是如此，我宣布他为我的继承人。”如果安茹公爵不能继位，将由贝瑞公爵（王储的第三个儿子）继承，如果后者也不能继位，那么继承权交给查理大公，最后是萨伏伊公爵。

所有关于君主维护哈布斯堡王朝全部遗产的必要性的论述都改了——这是不言自明的，它是王室行为的根基。另一方面，遗嘱里提出一个新要求（至少是重申），即西班牙和法国不能合并。很显然，成为王后的公主们就是为了这个原因而放弃继承权的，不过这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国家分离的问题已经得以解决。

1700年11月1日，39岁的西班牙最后一位哈布斯堡家族的国王在老马德里阿尔卡扎尔宫中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那里比生气勃勃的布恩雷蒂罗宫殿更适合他最后黑暗的遐想。

一个多月前他签字的遗嘱是否被夺走？它是伪造的吗？今天没有一个严肃历史学家怀疑文件的真实性或忍气吞声的立遗嘱人的可靠性。也没有任何司法部门质疑其法律效力。欧洲列强的反应稍迟了一些，也许是路易十四的鲁莽或失误造成的。

告别黄金时代

18世纪初，哈布斯堡家族两百年的统治落下帷幕——前一个世纪充满霸权主义和帝国野心的辉煌，后一个世纪则缓慢走向衰落。西班牙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随着1660年委拉斯开兹去世，1681年最后一位大师卡尔德隆去世，黄金时代的文学艺术辉煌也逐渐消失。

仿佛为了伴随末代奥地利家族统治者葬礼的结束，1690年去世（于塞维利亚的慈善医院）的画家胡安·德·瓦尔德斯·莱亚尔【5】在塞维利亚卡里达医院绘制的死亡寓言，戏剧性地哀悼着西班牙黄金时代即将熄灭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艺术之光……不过丘里盖拉风格建筑（巴洛克晚期风格，常被称为洛可可艺术风格，在西班牙和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则成为丘里盖拉风格）的优雅很快给伟大的巴洛克世纪带来盛极的辉煌。

太多幻想破灭的西班牙在新的王朝统治下重新开始了民族命运常见的发展进程。直到不可避免的十二年战争为止，它的文明一直具有创造力，在美洲大陆上延续着它的辉煌，而在欧洲也不会消失。伟大的自豪感、价值感、从未抛弃的自尊仍然存在于每个人的精神和身体里。孟特斯鸠在思考西班牙的衰落时，把它与罗马的颓势相提并论，还有比这更糟糕的比较吗。

【1】五一税（quinto real）：即国王的五分之一，是1504年西班牙对贵金属开采征收的20%的税。该税是西班牙君主国的主要收入来源。1723年，该税降至10%。政府不是根据生产的金银数量来征税，而是跟据汞的使用量。汞对在天井工艺中提炼银和金是必不可少的。

【2】西班牙由于西印度群岛的巨量财富注入和近代化金融方式的兴起，越来越走向金融经济。可失去了实体经济金融的西班牙，只能是冒险和投机，最终掏空社会的财富，导致其走向衰落。

【3】gabachos：奥克语”gavache的西语翻译，西班牙语中贬低法国人的蔑称，是法语的贬义同义词。词源存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这个词起源于西班牙16世纪，意思是“粗鲁的山民他说的当地语言很糟糕。

【4】1691年，奥诺伊伯爵夫人的《西班牙宫廷回忆录》出版，取得了巨大成功。有人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并声称它只是从当时法国大使维拉斯侯爵的回忆录中汲取灵感。但毫无疑问的是，1678年到1680年间，她在马德里过得很好，是路易十四在西班牙宫廷的代理人。在一次能够把她送进监狱的谋杀案中，她妥协了，选择了一种奢侈的间谍生活，在这种状态下，培养了她奢侈的品位。

【5】胡安·德·瓦尔德斯·莱亚尔（1622—1690年）：巴洛克时代的西班牙画家和蚀刻师。他的画作多以短暂的生命和永恒的死亡为主题，以至于被称为“死者的画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两幅在塞维利亚卡里达医院绘制的，被视为“死亡寓言”的画作《眨眼之间》及《尘世荣光的终结》，这是两幅涉及虚无主义的寓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