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711年开始，西班牙历史翻开了新篇章，到公元1212年阿拉伯化的西班牙领土被收复才基本合上。除了摩尔人的格拉纳达王国之外，这个时期提出了更有趣的问题，它们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发展总是引起人们的热烈争论。比如，在至少五个世纪的时间里，西班牙大部分领土的伊斯兰化是深刻的，还是应该被认为是一种表面现象，通过一种视觉效果，使我们把实际上是西班牙文化的原始表现的东西当作阿拉伯人的文化？
或者换个说法：
安达卢斯——阿拉伯人曾用它来指代西方——是否随着时间推移创造出西班牙化、西方化的伊斯兰文化，脱离了它的本土文化？
穆斯林社会经常夸耀的，在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完美和谐共处的“三个宗教的西班牙”中，宽容究竟是什么意思？
还有更细节的问题：有多少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多少人在融入穆斯林社会时保留他们的宗教信仰，最后又回到基督教王国？收复失地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宗教战争还是重新收复领土的政治斗争？
最后，如果基督徒体验到“失去西班牙”的感觉，那么反过来安达卢斯的穆斯林体验到对西班牙领土的归属感了吗？
通过不断地提问，人们就可以对这个不似其他西方国家、经历过漫长分割撕裂的西班牙形成大致概念。
然而从历史观点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不一定朝同一个方向发展（这样就算无法避免受常识支配的判断，也可以避免意识形态的先验影响）。有些答案支持西班牙被阿拉伯-柏柏尔人深刻同化的论点，另一些则支持相反的观点。
补充一点，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人们不能将8世纪初诞生的安达卢斯和它10世纪的顶峰比较，更谈不上和12世纪结束时相比。也不能将最初的阿斯图里亚斯小王的脆弱境地与1212年最终伟大胜利前的夕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辉煌征服相比。
微小的基督徒王国在艰难崛起后不停进步，同时西班牙摩尔人的命运开始变得光明，之后又经历多次颠覆，从一个哈里发统一体到分散的“泰法【1】”，接着遭受来自非洲“救世主”一轮又一轮浪潮的侵袭。
因此我们应该按照时间线一步一步往前走，看看西班牙的两张面孔。并且问自己一个被激烈争论的终极问题——是否可以认为西班牙人和那些收复失地运动的基督徒一样，参与了西方文化的演变。
穆斯林定居：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命运
从公元711年起，这片被阿拉伯-柏柏尔人征服的领土成为附属于大马士革哈里发的埃米尔国【2】。维提扎的儿子和他的盟友意识到自己失败了，于是殷勤宣誓效忠哈里发和他的代理人，以换取长久存留的庞大产业。以一般规矩，阿拉伯的贵族部落间共同分享最肥沃的土地，先是瓜达尔基维尔平原，然后是埃布罗河谷，把最贫瘠的土地给柏柏尔人。不过情况并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特别是在莱万特。现在正值安置期，征服者的军队人数不多，命令比较谨慎，不能太虐待顺服的民众。
被西哥特人驱逐的犹太人成为侵略者天然的同盟，他们是新秩序的第一批受益者：他们经常负责看守被穆斯林驻军清洗一空的城市以完成征服工作。这种态度之后经常被提到，导致在收复失地运动之后助长了民众的反犹情绪。新统治者在埃米尔国的官僚机构中给犹太人保留了一些待遇优厚的职位，特别是在税收部门。有些人还成了埃米尔的顾问。在安达卢斯的卢塞纳，犹太人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社区，阿拉伯的地理学家饶有趣味地说格拉纳达和塔拉科就像是“犹太城”。其余遵从一神论传统的异教徒群体，和基督徒一样属于“齐米”【3】，这些少数群体需缴纳一种特别税作为保护他们的报酬。
基督徒和犹太人都享有信仰自由，但条件是他们不得有任何外在表现，比如游行或在教堂敲钟。在早期的日子里，一些礼拜场所经常被几个宗教共享，比如科尔多瓦的圣文森特教堂。穆斯林将其从基督徒那买下来，改建成大清真寺。它在历史上被不停地扩建和装修，天主教和穆斯林都使用过。
不过，几乎构成半岛全部居民的伊斯帕尼亚-罗马人是如何接受穆斯林的占领呢？
关于这个问题，需要理解在两个世纪以奴隶制为特征的西哥特统治之后，基督徒们的反应不可能是相同的。尤其在农村，许多人是深受屈辱的奴隶，当然觉得他们的命运可以通过接受胜利者的信仰而得到改善，他们将获得自由，同时成为“穆瓦拉德人”，也被称为“穆拉迪人”，即新穆斯林。
在上层社会的另一些基督徒为了不失去他们的社会地位或者土地特权而改信伊斯兰教。萨拉戈萨的卡西乌斯伯爵就是这样的例子。尽管如此，至少在最开始的时候，数量庞大的基督徒仍然忠于父辈的信仰。在公元800年，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的比例不超过8%。随着时间流逝，他们一点点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即源于拉丁语的罗曼语（romance），而使用阿拉伯语，这部分人很快超过总人数的25%，公元900年左右已经超过50%，在10世纪初甚至已经有75%的人讲阿拉伯语了。
这些穆瓦拉德人如果在军事或行政上没有表现出个人才能，不能增强埃米尔国的实力，就会被流放到底层。他们的地位比柏柏尔人低，仅高于在北方王国的基督徒。后者被称为“摩萨拉布人”，在穆斯林奴役下保持基督徒身份一直到收复失地运动。老的西哥特习俗被塞维利亚的圣伊西多尔编成了法典，而独立王国的基督徒从公元11世纪起则采用克吕尼和西多会的修道士从法国引进的礼拜仪式。
柏柏尔人和穆瓦拉德人很早就用暴动来表达对阿拉伯贵族势力的不满，特别是在塞维利亚和托莱多，暴乱从土地分配的头几年起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在公元716年到719年之间的情况很混乱，大马士革的哈里发似乎打算在军事上放弃半岛。但随着从非洲来的援军抵达，在科尔多瓦执政的新总督可以向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进行圣战。
最初的入侵者分两次登陆，他们是由阿拉伯首领率领的约1.8万名柏柏尔人军队。据估计总共大约10万名战士——3到5万是阿拉伯人，其中很多人是叙利亚雇佣兵——源源不断如潮水般漫至整个8世纪，冲没了西班牙。
征服最初那些年，穆萨和塔里克带领撒拉逊人（广义上则指中古时代的阿拉伯人）的部队夺取埃布罗河谷，拿下萨拉戈萨和巴塞罗那，并经加利西亚渗透到坎塔布连海岸。除了一些北方多山地区的河谷，整个半岛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
这些军事扩张不仅仅是被征服领土的梦想驱动着。对这些信奉《古兰经》的战士来说，消灭或减少异教徒是他们神圣的宗教义务。然而圣战很快遭到抵抗，第一次于公元722年在阿斯图里亚斯山区；第二次更决定性的战役是10年后在普瓦提埃山丘上。
从科瓦东加到普瓦提埃
阿斯图里亚斯的情节，即著名的科瓦东加战役（公元722年5月28日，伊斯兰历103年）有时会被反对过于形象化或者狂热民族主义历史的研究者认为是来自传说，或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轶事。
即使基督教统治者出于宣传目的而将其放大，不过战役的真实性也毋庸置疑。关于那场战争的描述在公元10世纪初被卡斯蒂利亚阿方索三世的编年史记录了下来，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博诺兹通过深入的研究也证实了它。
不幸的国王罗德里戈的贴身护卫队中有一位名叫佩拉约的成员，他是西哥特贵族，逃进阿斯图里亚斯最难进入的河谷后，对着坎塔布连山里的粗野山民宣扬起义，反抗驻扎在海岸、在首领穆纽扎的命令下横征暴敛的柏柏尔士兵。
佩拉约被抓后被送到科尔多瓦监狱，后来又从那儿成功逃跑。他的动机可能既有个人因素，又有被爱国情感驱使的成分；一开始他的目光并没有那么高远，还没看见落到他及其继任者身上的解放者和称王的命运。
但在欧罗巴山脚下、坎加斯德奥尼斯河谷尽头的科瓦东加山洞，抵抗和进攻精神一步步被锻造，五个世纪之后形成了几乎席卷整个半岛的收复失地运动。
佩拉约的游击队战士逃进悬于德瓦野河谷的洞穴里，对跟随他们进入山间的穆纽扎率领的柏柏尔人军队展开埋伏。这场斗争被阿拉伯编年史学家描述为一场小规模武装冲突，阿斯图里亚斯人巧妙地主导了这次交战。游击队战士利用地理优势，设法分散了攻击者的部队，让他们陷入洪流峡谷。冥冥之中似乎有天意，突然风雨大作，激流变得更加狂暴。基督徒编年史家指出，虽然科瓦东加战役的细节可能是杜撰的，但它表现了在屈服于侵略者的时代背景下这场胜利的重要性。
在对峙前，穆斯林已经派出一个谈判官去劝降佩拉约。被埃米尔挑选的密使是塞维利亚主教，即维提扎的哥哥——叛徒唐欧帕斯。佩拉约嗤之以鼻，立刻打发他走。如果佩拉约像其他人一样妥协，事情的进程就会完全不同，因为虽然从纳瓦拉到加泰罗尼亚各郡另一个抵抗中心将很快出现，但收复失地运动基本上是从阿斯图里亚斯开始的。
在这次奇迹般的成功后，那些一直在险峻的山间河谷里反抗外国入侵者的西哥特流亡贵族也加入了佩拉约的部队。穆纽扎的军队受到骚扰，被迫撤退时在山口迷了路，行军到普罗阿萨山谷中（从前的奥拉利斯，olalies）又遭遇了一场大屠杀。“在这次灾难之后”，桑切斯·阿尔博诺兹写道，“坎塔布连山里已经没有活着的穆斯林了”。
法国人的编年史更是详细记录了十年后查理·马特在普瓦提埃近郊的胜利。当时穆斯林军队不准备与在半岛上遇到的小簇抵抗团体过多交战，特别是在他们认为骑兵无法进入的地方。他们一心想在比利牛斯山另一边继续圣战，向富饶的塞普提曼尼亚和阿基坦平原前进。穆斯林军队刚蹂躏完整个加龙河谷，向卢瓦尔河进军时，遭遇了墨洛温王朝最后一个国王的宫相、赫斯托尔的丕平之子查理亲王火速集结的武装。后者在数量上少于摩尔人军队，但武器更精良，离自己的大本营更近。法兰克人“像一记铁锤”粉碎了撒拉逊人的猛攻，胜利者查理·马特的名字被载入史册。
查理曼和法兰克边境省
接下来，“矮子”丕平（查理·马特之子）追击撒拉逊人的部队直至加泰罗尼亚的阿尔巴拉，但没有成功解除长期威胁法国中部（即从比利牛斯山到普罗旺斯，甚至北上至罗纳大区的河谷）的武装。不过查理曼（“矮子”丕平的儿子）的远征跨越了比利牛斯山，他比出发时更有野心，最后的结果是从纳瓦拉到加泰罗尼亚，查理曼建立起一张基督教缓冲网来保护边界。
巴塞罗那的摩尔人总督苏莱曼·伊本·阿拉以反叛科尔多瓦的埃米尔为借口，向查理曼求助。查理曼的军队随即渗入到潘普洛纳、韦斯卡、赫罗纳，如果他成功地夺取萨拉戈萨并向前推进，那么收复失地运动则可能成为加洛林王朝的功绩，但这样中世纪早期法国文学就会失去一部史诗巨作，这部《罗兰之歌》描述的隆塞斯瓦耶斯隘口战役中，“布列塔尼边境长官”重新吹响象牙号角，成为首次英雄主义灾难的第一幕。
虽然只取得一半成功，但公元778年加洛林王朝征讨西班牙的战役并没有失败。在法兰克人的保护下，很快就在赫罗纳、塞尔达涅、乌尔赫尔建成了基督教的郡县。为了守住边界，查理大帝把阿基坦公国提升为分王国。在公元801年，阿基坦的国王“虔诚者”路易指挥了一场新的远征，图卢兹伯爵和赫罗纳伯爵占领了不到两千人的巴塞罗那，不过没有征服加泰罗尼亚的南部。两个世纪以来，经常被穆斯林劫掠者跨越的边界被固定在城门口的略夫雷加特。
被加洛林王朝管辖的加泰罗尼亚的比利牛斯山地区产生了一个新词：“法兰克边境马克”（marca franca）。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在19世纪完全复兴时，甚至以此提出一个重要论点来证实乔迪·普约尔所称的相对其他西班牙地区“加泰罗尼亚的不同特征”，以及它作为国家孤儿有合法权利去组建“民族国家”。
尽管在公元870年，第一个统一北加泰罗尼亚的伯爵、卡尔卡松的哥特人乔夫尔维卢认为这片区域附属于法兰克王国，但他的君主们似乎一直将比利牛斯山之外的这片领土视为西班牙的一部分，把它的居民视作“在塞普蒂马尼亚或服从我们的西班牙地区逃避异教徒和难民枷锁”的西班牙人。这个在西班牙被称作“法兰克边境区”的地方在比利牛斯山北面更常被称作“西班牙边境区”。外交上承认其存在的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就是这么称呼它的。但随着收复失地运动的推进，它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也就不这么命名了。
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和安达卢斯的鼎盛时期
8世纪的下半叶，大马士革改朝换代使科尔多瓦埃米尔国摆脱了中东的束缚。在公元749年的大马士革，倭马亚王朝统治家族被他们的敌人阿拔斯家族屠杀。只有一个年轻人逃了出来，在马格里布流浪的那些年里谋划着复仇。他带着一些追随者在公元755年登陆马拉加和阿尔梅里亚之间的阿尔穆涅卡尔，重新召集了一帮支持者在其麾下，巧妙利用地区纷争打败了当地最后一位总督的抵抗，成为科尔多瓦的新埃米尔。
这位阿卜杜勒·拉赫曼的成功统治持续到他于公元788年去世，之后又有6位埃米尔继任，他们的光辉顶点是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他在独立之路上走得更远，在公元929年，获得哈里发头衔。实际上安达卢斯已经拥有完整主权，因此与已迁都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彻底决裂。
科尔多瓦的倭马亚王朝统治直至11世纪初（1031年），它的独特之处不在军事野心上，而在于巩固边界和领土管理。在两百多年里，倭马亚王朝满足于将基督教王国的进军遏制在一条稳定的线上——从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到杜罗河谷，北上远至萨拉戈萨，从纳瓦拉北部扩展到加泰罗尼亚的“西班牙（或法兰克）边境区”。
这个政权也没能幸免于严重的内乱。这一时期，倭马亚王朝不得不面对柏柏尔人和穆瓦拉德人这些“二等”穆斯林的地方叛乱。从公元741年开始发生的定期叛乱也影响到曾经罗马化、没有被阿拉伯人完全征服的马格里布。
公元807年的一个事件，在历史上流传为“托莱多之夜”或者是“城壕畔大惨案”【4】，说明了其中一些叛乱被凶残变态地镇压，它的目的是为了惩罚骄傲的“王都”图莱图拉（穆斯林托莱多）。这里的人曾起兵反抗暴虐的总督——年轻的优素福，并将其处死。暴乱遍及整个城市：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穆瓦拉德人混合在一起。
科尔多瓦哈里发国的哈克木一世在来势凶猛的攻势中，把受害者的父亲阿穆卢斯派到现场。后者以狡猾的手段赢得了托莱多精英的信任，同时也在准备复仇。他对民众的良好态度为他在城顶建造新的防御工事（一座以壕沟为界的堡垒）争取到了充分的时间，我们可以猜一猜他将如何使用它。
王位继承人阿卜杜勒·拉赫曼二世在前往萨拉戈萨的途中访问了这个堡垒，使得这位被称为“反叛者”的阿穆卢斯有机会在托莱多所有重要人物参加的盛大节日中为这个新建筑揭幕。
信以为真的客人们兴高采烈地跑来，一跨过他们想象中的欢乐场大门，就一个接一个倒在行刑者的斧头下，他们残破的身体逐渐填满了沟渠。编年史中对受害者的人数统计有分歧——在400到5800之间……
历史并没有停在此刻，20年后一个叫哈希姆·达拉布的人，他的亲戚在这场大屠杀中遇难，为了复仇，他炸了阿穆卢斯的堡垒，之后藏到远离城市的丛林里。他的武装力量维持到了公元837年。在英明的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于公元932年登上王位后，城市才恢复和平，人民得享安宁，一个我们熟悉的托莱多基本建成了。
不过更难镇压的是欧马尔·伊本·哈弗森闹的分裂，在9世纪和10世纪初之间这种分裂持续发生。他来自一个富有的基督教家庭，早年改信伊斯兰。他第一次崭露头角是在一起谋杀案发生后，隐藏在隆达山的丛林里，在伯巴斯特罗要塞前牵制住了埃米尔的军队。不过，穆罕默德一世还是接受了他的投降，给了他军队中重要的职位。但就像同时代其他本土叛乱分子一样，他无法忍受阿拉伯政要对改宗者的轻蔑无礼。于是，他重新回到伯巴斯特罗，很容易便找到一支反抗武装，并逐渐将他的力量扩展到哈恩和穆尔西亚地区，甚至在攻占了瓜达尔基维尔平原的埃西哈之后，还威胁到科尔多瓦。但在达到权力巅峰时，他决定背弃原先的信仰，重新回归天主教。这个失算让他的军营陷入混乱。摩萨拉布人鼓掌欢迎，但有很多穆斯林抛弃了他。他死于公元917年，因为他抵挡不住年轻的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的进攻。后者在11年之后彻底消灭了他最后一批支持者的抵抗运动。
人们挖出伊本·哈弗森的尸体，钉在面朝科尔多瓦的阿尔卡扎尔宫的木桩上，这似乎让精神敏感的新哈里发非常厌恶。他的前任阿卜杜勒·拉赫曼二世同样易受刺激，据说他在参加了可怕的“托莱多城壕之夜”后，染上了神经性抽搐的毛病，直到去世。
在10世纪，尽管有地方暴乱，科尔多瓦哈里发国的统治还是达到了顶峰。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是一位奢华的统治者，被称为“太阳王”。在他和继任者哈克木二世的统治下，安达卢斯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强大国家，与拜占庭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交换大使，通过港口与东方和西方基督教世界进行贸易。条顿骑士团把从易北河外偷来的斯洛文尼亚奴隶（sakkaliba）卖给它，由犹太商人经罗纳河谷和大海运送到宫廷。
公元936年，哈里发的宫廷搬到了科尔多瓦近郊壮观的阿尔扎哈拉宫，这座宫殿由10000名工人花了25年建成，在那里长期居住的有25000人，其中包括13000名苏丹护卫和各族男仆、6000个女人、3000个年轻侍从和宦官。据让·笛福拉回忆：“同时期加洛林王朝洛泰尔国王的宫殿是一座木质‘别墅’，他所居住的博韦不超过53户人家。”
科尔多瓦有多少人呢？有人说有100万人。那个时代，甚至在穆斯林世界的城市扩张时期，10万到20万居民在都代表非常多的人数。人们估计这个时期托莱多的人口达到37000人，阿尔梅里亚的人口有27000人，瓦伦西亚有15000人。
这些伊斯兰世界的大都市，主要交通干线从撒马尔罕到科尔多瓦，经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凯鲁万和巴勒莫，也包括靠近西班牙海岸的非斯。当时如此多的经济和文化驿站彼此紧密相连，“一个巨大的共同市场，从中亚延伸到印度洋、从苏丹到比利牛斯山，见证了一种文明的统一，人、商品和思想在此间流通”。
虽然政治独立，拥有西班牙裔臣民，哈里发和埃米尔常常是混血儿【5】，但安达卢斯在收复失地运动之前完全属于伊斯兰世界——当然它也有一些特殊性。尽管它的人口具有混合的特征，甚至能与基督教邻居保持罕见的和平接触，但它只属于伊斯兰世界。
在哈里发时期，安达卢斯出现了许多穆斯林文化中的伟大名字——科尔多瓦的西班牙裔诗人伊本·哈兹姆（著名抒情诗集《鸽子的项链》的作者）、波斯哲学家及医生阿维森纳（980—1037年）、公元936年出生于科尔多瓦的外科医生阿布尔卡西斯，另外还有杰出的数学家们。这个时期阿拉伯语成为摩萨拉布人和犹太人的语言。东方的习俗和时尚也被强加给每个人，无论他们的出身和宗教信仰如何。
随着迅速的阿拉伯化，附庸风雅的社会高层里有人感到痛心，公元840年左右，科尔多瓦虔诚的基督徒阿尔瓦罗在一封经常被引用的信中表达了他的失望：“啊，真可惜！我的同胞们连拉丁语都忘了。年轻人只知道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学。今天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能够阅读《圣经》注释的在俗教徒呢？相反，他们热衷于阅读和研究阿拉伯书籍，并且不惜花费巨资建立一个图书馆。和他们说基督教的书，他们会傲慢地反驳你，这些书不值得关注！”
科尔多瓦哈里发国的权力结构完全是东方化的，照搬了伊斯兰世界其他地方，比如叙利亚和埃及的做法。阿拉伯和柏柏尔精英小心翼翼地在一个比想象中更强大的国家的官僚制度中保持他们的部落和氏族结构。
这也是一种男权文化，女性不扮演任何政治角色，这与同一时期继承罗马和哥特文化的基督教王国不同。在谨慎对待少数群体的仁慈期之后，这个专制组织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压迫更严重了。这个时候征服者再也不像对待“奥里韦拉小国王”图德米尔那样到穆尔西亚的基督徒伯国与西哥特人的首领谈判了。
在倭马亚王朝统治下，“齐米”虽然可以悄悄地进行礼拜，但被限制穿属于自己宗教的衣服。他们被禁止骑马，只能骑骡子或驴，而且必须把自己的位置让给所有提出要求的穆斯林，不能和穆斯林结婚，在法庭上不能享有法律平等，还要缴纳比穆斯林重的税金。
因此，可以理解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那些不属于西哥特人统治时奴役阶层的人——至今还在抵抗。伊斯兰教在他们国家兴起令其心灰意冷，中间大多数人无法移民到北方，除非他们居住在边境地区。他们看不到穆斯林占领的尽头，只好选择穆瓦拉德的身份，这样就没有太多宗教限制，还有更舒服、更自由的生活诱惑，也包括性方面，一夫多妻制和多妾制是不可忽视的额外吸引力。
在9世纪中叶，为了反抗这些改宗行为（就像在罗马迫害第一批基督徒的时期，出现了一股新的殉道者浪潮），他们用同样激烈的意志表明自己的信仰，甚至挑衅穆斯林。
以科尔多瓦的圣帕图斯为例，他毫不犹豫地公开对抗在街上质问他、与他争辩耶稣和穆罕默德各自功绩的穆斯林。他因大力攻击先知，而被判刑处决。
一些年过去后，大约在公元848年，还有一个科尔多瓦的尤洛格成为圣尤洛格。他来自一个古老的伊斯帕尼亚-罗马的元老家族。皮埃尔·吉夏尔如此描述尤洛格的个人冒险经历：就像一束光芒照向当时摩萨拉布的富裕阶层。
尤洛格的一个兄弟在埃米尔行政部门工作，其他两个兄弟是商人，因经商到了德意志，他本人则希望成为神职人员。由于很长时间没有哥哥们的消息，这个年轻人就开始了漫长的旅行，希望在加洛林王朝和他们重聚。由于“秃头”查理和巴塞罗那伯爵的斗争，他被禁止从现在的加泰罗尼亚地区过境。在纳瓦拉海岸，他也遇到了过境问题。很幸运，有一位到过法兰克王国的商人在美因兹遇见了他的兄弟，并把其境遇告诉他，让他安心。尤洛格利用这个机会在纳瓦拉的修道院学习，特别是在潘普洛纳附近的莱尔修道院，从那里把不为人知的珍贵拉丁文手稿带到科尔多瓦（不亚于维吉尔的《埃涅伊德》、尤维纳利斯的诗歌和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证明古代学问没有完全掌握在阿拉伯人的手里！
他被那些抨击穆罕默德的小册子弄得头脑发热，于是回了到家乡。关于这些流通到莱尔的小册子，人们发现全文在他的《殉道者的卫道词》里，他和一个叫阿尔瓦罗的朋友领导了政治抗议，这也是一场神秘崇高的运动，并让摩萨拉布群体效仿，许多成员挑衅哈里发当局，甚至经过思考后接受殉道。未来的受害者毫不犹豫地假装改信伊斯兰，以使他们随即的弃教行为得到理想的宣传，从而坚定基督徒们动摇的信仰。马利和弗洛拉蔑视法官，因此遭遇了和他们的领袖尤洛格一样的命运，在859年被斩首。
这些极端的态度有时还伴随着暴力对抗清真寺，但在穆斯林的统治下，这些对抗行为似乎并没有为基督教事业服务，也没有真正减缓人们皈依伊斯兰教的速度，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浮于表面的抗议。它也没有引起哈里发方面对摩萨拉布人大规模的复仇（如果后者被证实犯有劝人改宗罪，将会被判处死刑）。但他们仍然能秘密信奉自己的宗教信仰。基督教信仰分布在三个教区（托莱多、梅里达、塞维利亚），但这些教区不是都有主教，特别是从10世纪起。尤洛格的情况则是被托莱多的摩萨拉布社区推选为托莱多大主教，却始终没能拥有自己的教区。
摩萨拉布人在安达卢斯的衰落不仅仅表现为主教区和登记的基督教皈依者数量减少。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这也是由于随着安达卢斯边界的退缩，越来越多的人向基督教王国移民。可能在收复失地运动的前夕，摩萨拉布人只代表相当弱小的东方化少数群体，像很多穆瓦拉德人一样说的是混有拉丁语词汇和表达方式的阿拉伯语：这种“西方的阿拉伯语”，穆斯林语言学家称之为“al-garbya”，因为这种语言尤其在阿尔加维（如今葡萄牙的南部）说得多，西班牙语中称它为“algarabia”（喧闹，嘟哝），用法语来说就是“莫名其妙的话”。
如果说人们或多或少能了解到城市里摩萨拉布人的境遇的话，而关于偏远地区摩萨拉布人的资料则是很少的。通过之前提到的伊本·哈弗森造反片段，我们知道，乡村摩萨拉布人在他们的穆瓦拉德弟兄对倭马亚王朝发动叛乱时参与其中，但似乎一直是辅助力量。
从哈里发时代末期地理学家伊本·豪盖勒所说的话来看，这些乡村基督徒的生活状态似乎非常不稳定：“在安达卢斯有不止一个农业垦殖区，集合了成千上万对城市生活一无所知的农民，他们是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他们会反抗、不断增加实力。镇压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他们骄傲、固执。一旦他们甩掉奴役的枷锁，要想抑制就变得极为困难，除非将他们彻底消灭掉，但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那些仍然会把这个伊斯兰教的安达卢斯想象成与西方基督教世界隔绝的人会看到令他们惊讶的细节：在新穆斯林阿尔吉利奇（加利西亚人）的煽动下，公元828年，梅里达爆发了反对哈里发政权的起义，我们看到“虔诚者”路易给这座城市的摩萨拉布人（也加入了这场运动）写了一封鼓励信，许诺以一切手段帮助他们，并将在巴塞罗那边境区进行军事施压。
他无疑和起义发起者一样既虔诚又一厢情愿。但这说明在早期关于对手的细微信息已经流传开来，同时也表现出一位加洛林王朝的统治者能对哈里发国的事件给予多大的关注。
从哈里发国到泰法，从伊本·鲁世德到克吕尼教士
就像许多从王朝急剧扩张中诞生的文明一样，当王朝的人才耗尽时，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开始衰败。它最后的荣耀体现在一位“宫相”曼苏尔身上，他被称作阿尔曼索尔，是第三位无能哈里发希沙姆二世的年轻侍从。他从979年任职，直到1002年去世。这个厉害的战士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阿拉伯学者，他把军队推进至基督教王国的中心，掠夺了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给他们的军队造成惨重的损失，之后他自己在索里亚近郊的卡拉塔尼亚索尔战场上被打败。
在卡拉塔尼亚索尔他丢失鼓的地方，
骄傲的阿尔曼索尔唱着古老的西班牙歌谣……
比这个失败还严重的是哈里发国的灭亡，这可以用领土收复主义运动来解释。在未来的西班牙，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会经历这场运动。随着阿尔曼索尔的离世，哈里发国的凝聚力抵挡不住二十多个地方领主的野心。他们把自己的封地建得像独立王国，各管各的，封地里的制度和哈里发国的官僚制中央集权一样。其中一些封地相当大，就像萨拉戈萨、瓦伦西亚、托莱多、巴达霍斯、格拉纳达；其他的封地比较小，如那些在安达卢斯和莱万特中碎片化的地块。
统一的科尔多瓦哈里发国统治持续了两个世纪后，“泰法王国”将在另一个世纪嵌入新的西班牙版图。这张一直被一分为二的版图很快将被基督教王国统一。尽管某些泰法小国的居民主要是阿拉伯人或柏柏尔人。
但如果把泰法时代看成是文化乃至政治迅速衰败的时期，那就大错特错了。科尔多瓦哈里发国（从此已成为首都）文明延续了很长时间，甚至在碎片化的君主国时期再次绽放。例如，阿尔马蒙统治下的托莱多在知识领域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在这个后哈里发时代的框架下，出现了科尔多瓦的穆斯林伊本·卢世德和犹太人迈蒙尼德，他们分别生于1126年和1138年，两位都是神学家、医生、法学家、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阐释者。在阿拉伯征服期间，他们的著作被收藏在过去希腊罗马世界的图书馆中。不幸的是，这些文本一经翻译很快就被销毁。它们肯定是不完美的，添加了过多注释，相当一部分还歪曲原义，但仍然通过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传到了西方，在那里，自由精神在宗教框架内努力调和着信仰和理性，不过经常会被忽视或否定。
然而我们不要因此而得出结论，认为穆斯林西班牙在知识领域有压倒性的持久优势。实际上，与它的“黄金时代”同一时期（甚至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圣尤洛格），基督教西班牙向克吕尼修士和西多会文化敞开了大门。
11世纪末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在西班牙基督徒王子们的召唤下，这些教士在比利牛斯山外建立了众多修道院，为使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成为中世纪伟大的朝圣之地做出了贡献。
这些教士学者有足够的好奇心和智慧去获取安达卢斯智者们掌握的一切知识。特别是1125年占有托莱多大主教区后，他们立即跟随着一些西班牙先驱（通常是改宗的犹太人）的脚步展开工作——佩德罗·阿方索、休·德·桑塔拉、胡安·德·塞维利亚，还有托莱多大主教雷蒙（1125—1152年）都已经在进行阿拉伯知识清点。克吕尼的修道院院长、尊者彼得在1143年奔赴西班牙，促进这些知识在西方传播。其结果是，托莱多被基督徒重新征服后，建立了一个基督教智者学院，学者们将伟大的东方古典知识文本翻译成拉丁语，继而是罗曼语（romance），这种早期西班牙语在北方王国被广泛使用。伊本·卢世德、迈蒙尼德以及他们同时代的人也都在进行翻译工作。
在漫长的泰法世纪里，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有时仍会发生激烈的战斗，不过在不稳定的边界两边也会有近乎礼貌的比武。封建骑士遵守着一种共处和忠诚的原则。在这个“冒险家”时期，一位理想人物——勇士熙德的形象脱颖而出，体现了整个时代风情。
熙德时代
大约1040年，唐·迭戈·迪亚兹的儿子罗德里戈·迪亚兹·德·维瓦尔【6】，在离布尔戈斯不远的维瓦尔或比瓦尔出生。这片没被摩尔人占领的卡斯蒂利亚崎岖地当时还是一个简单的边境郡，先是附属于佩拉约建立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国，后来依附纳瓦拉国王桑乔大帝（1000—1035年）。后者被公认为是当时独立的西班牙王子们里个性最强的人。从佩拉约到桑乔大帝，这些基督教王子们艰辛但不停地发展实力。
8世纪初，佩拉约仍然以一种粗野的方式生活在坎塔布连山区，他的继承人法维拉在狩猎中被熊杀死，另一个继任人拉米罗一世在9世纪中叶仍住在寒酸的“宫殿”，那里后来成为珍贵的圣玛丽亚·德尔·纳兰科罗马教堂（santa maría del naranco church），坐落在同名的纳兰科山坡上。
10世纪初，在阿方索三世的统治下，这个最初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国已经囊括了加利西亚，从朝圣地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到杜罗河谷，从波尔图到萨莫拉。它的首都曾在坎加斯德奥尼斯，接着在奥维耶多，后又迁到坎塔布连山以南的莱昂城，王国更名为阿斯图里亚斯-莱昂。
卡斯蒂利亚的郡县，北边有建于882年的布尔戈斯，南面是942年被重新收复的萨拉曼卡，它们和阿维拉、塞戈维亚一样，被基督教王国当作周期性的战场，在此起彼伏的撒拉逊人武装蹂躏后，这片区域有必要增加移民。
因此，王国大力鼓励任何想展示自己骁勇善战、想向社会上层爬的人定居在那里。这批西班牙西部拓荒者带着刀剑耕地，扔下犁头跳上马背就能奔赴战场，他们得到了封建欧洲还不了解的特权（fueros）作奖励，无论是授予集体还是个人。
卡斯蒂利亚有很多防御堡垒，自诩为自由人的国度，那里的封建农奴制一直不为人知。这样一个国家，用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喜欢引用的谚语来描述就是“nadie es mas que nadie”（没有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人人平等）。大部分城市和村庄有权力选择自己的领主，如果不合适的话可以把他们撵走。有一些城邦，比如塞普尔韦达，在1076年获得特权，成为一块所有犯了法的人，甚至在杜罗河北部犯罪之人的庇护所！
一个领主制政权最终建成，这个政权没有封建等级制，而封建等级制在别的地方，尤其是比利牛斯山以北的地区则非常盛行。国王对贵族的授权很少，他自己就是人民和贵族之间冲突的仲裁者，就如黄金时代洛佩·德·维加和卡尔德隆的史诗及通俗剧中描绘的那样。
因此，11世纪的卡斯蒂利亚社会等级制度是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在顶部是“富人”（ricos hombres），代表着大贵族。接着是小贵族（infanzones），他们后来成为绅士（hijos de algo：“某人”的儿子）。最后是乡下人（villanos），即朴实的平民。他们可以摆脱现状，成为骑兵（caballeros villanos，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骑兵），只要这些淳朴的农民或手艺人会养马、装备武器就行。就像《熙德之歌》描写的片段，他们在战役中成功地夺取了敌人的坐骑。
何塞·奥特加·伊·加塞特在他那篇精彩的文章里对西哥特人的评论非常苛刻，稍后还自称是“共和派”。他在这个民主的社会流动中看到导致国家衰弱的主要原因之一，即西班牙缺乏封建政权的结构性力量，致使精英流失。
在了解了年轻的罗德里戈·迪亚兹·德·维瓦尔所处的时代背景后，我们再花点时间看看在11世纪前半叶基督教王国的发展，这时小国纳瓦拉刚刚摆脱了加洛林王朝的管辖，似乎准备领导收复失地运动了。
尽管它的国王桑乔大帝把边界推至加泰罗尼亚的“西班牙边境区”，在1029年兼并了卡斯蒂利亚，甚至在1034年占领了莱昂，但他忍不住要享受传承的乐趣，把这个强大的新生国家分给了他的三个儿子。
他为长子格雷西保留了纳瓦拉的祖传封地；为了老二拉米罗，他通过东部的征服在纳瓦拉和加泰罗尼亚之间建立了一块新的比利牛斯封地，后成为阿拉贡王国；他把卡斯蒂利亚立为王国，交给三儿子阿方索。这对纳瓦拉来说无异于自取灭亡，注定继续维持为小国，尽管它是半岛未来三大王国其中两个——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前身。这种分割导致了骨肉相残的战争，最终阿斯图里亚斯的继承者卡斯蒂利亚-莱昂王国将从争斗中获益。
正如口口相传、两三个世纪之后写下来的史诗中讲述的那样：熙德的故事开始于费尔南多一世在卡斯蒂利亚统治时期。罗德里戈刚刚20岁时已经在许多战役中大放异彩，尤其是俘虏了五位摩尔人的国王。他的声望和荣耀配得上“勇士”（campeador）的头衔，这使他成为卡斯蒂利亚最出众的骑士。在17世纪法国作家高乃依的《熙德》中，罗德里戈有朝一日要面对着两难局面。他在决斗中杀死了爱人希梅娜的父亲戈尔马斯伯爵，因为后者曾有一次严重冒犯了他的父亲。她向国王辩解，与其说他是杀死父亲的凶手，不如说父亲的死是正大光明决斗的结果。熙德来嘲讽她，拳头上的猎鹰破坏了她的鸽舍，白鸽的血溅到天真纯洁的姑娘的裙子上。英明的国王费尔南多还是决定让他们结婚。这位年迈的统治者自己大限将至时重蹈了纳瓦拉国王桑乔的覆辙，也把自己的属地分给自己的儿子。
他把卡斯蒂利亚给了长子唐桑乔；把莱昂给了唐阿方索；把比斯开和加利西亚给了三儿子唐加西亚。他的女儿乌卡获得了最近从撒拉逊人手中夺来的富饶的萨莫拉城。起初桑乔和阿方索联手攻打弟弟的北方封地。接着两兄弟失和。然而桑乔在围攻乌卡的萨莫拉时，乌卡和她的哥哥阿方索结盟，熙德的新君主因而被背信弃义地杀死了。
卡斯蒂利亚的王冠就这样到了莱昂国王阿方索那里。但他必须在卡斯蒂利亚的骑士们面前洗刷自己的嫌疑，澄清他与他们的国王、他哥哥的死亡无关。很多人还在犹豫要不要给阿方索难堪时，罗德里戈坚决要求他发誓。在布尔戈斯圣阿格达教堂的门廊下，卡斯蒂利亚-莱昂的新国王阿方索六世气得嘴唇颤抖，向罗德里戈发誓。
但这位阿方索六世是一位英明神武的君主。事实上，1085年重新征服托莱多就是他的功劳。
最开始被他哥哥桑乔打败时，阿方索在托莱多泰法的奢侈统治者阿尔马蒙国王那里避了几年难，并在这个精致的宫廷里学到了很多关于敌人的习惯和心理。
这些摩尔小国国王之间的冲突和基督教王子们之间的一样频繁。成为卡斯蒂利亚国王的阿方索利用这一点，帮助阿尔马蒙的继任者、他的孙子阿尔卡迪尔对抗巴达霍斯泰法国王。作为帮助和秘密协议的回报，他从这位缺乏气魄的埃米尔那里获得了一份令人惊讶的礼物：出让西哥特人的前首都，那是一座充满象征意义、拥有3万居民的繁华城市。
这样，阿方索就可以在佯装攻城后毫不费力地占有托莱多。当摩尔小王秘密通过阿尔坎塔拉城门悄悄离开这里的时候，阿方索从比斯格拉大门进城。基督教的卡斯蒂利亚不仅赢得了富有历史、文化、商业重要威望的伟大城邦，而且其边境也沿着塔霍河向外极大扩展了。
实际上，阿尔卡迪尔在得到卡斯蒂利亚-莱昂国王军事援助的承诺后，秘密地用他的托莱多王国换取了瓦伦西亚王国。阿方索六世忠于诺言，支持他的盟友对抗闹事的邻居，围攻萨拉戈萨，然后继续向南行军，通过瓜达尔基维尔进入塞维利亚，驱马直到塔里法的海滩，面向非洲，“在海岸边的潮水泡沫中奔驰，就像预言收复失地运动的天使”。
我们从这段插曲中回头再来看罗德里戈的命运，这个国王的英雄臣民，他的忠诚却让自己备受侮辱。
不出所料，阿方索六世没有原谅罗德里戈在布尔戈斯逼自己发誓的事。他被驱逐出王国，在向君主傲然辩驳后，罗德里戈抛弃了自己的财产，把妻子希梅娜和女儿埃尔维拉、索尔留在布尔戈斯附近的圣佩德罗·德·卡德纳修道院后，开始了冒险之旅：
只有我的怀抱才能让自己重新振作
不需要你们的怀抱
从此以后我便更富有
因为我流放只为自己的胜利
在我为你失去自我的时候
于是他开始了作为雇佣兵的旅程，还得到了很高的报酬。一个摩尔王子欣赏他的高贵，给他起了绰号“熙德”，意指老爷（sidi）。
这是一个奇怪的时代！罗德里戈和他忠实的部队为了萨拉戈萨的穆斯林君主穆克迪尔作战，对抗他的敌人列伊达国王，并生擒了支持后者的巴塞罗那伯爵雷蒙·贝伦格尔。他还将自己的剑——所向无敌的“提泽纳”借给了塞维利亚国王。
人们会确实惊讶于基督徒骑士如此殷勤地服务于泰法国王。但不为人知的是他们中大部分人成了基督教君主的附庸，他们的报酬成了充实卡斯蒂利亚国库的贡金（primas），那些钱又反过来资助他们对抗穆斯林敌人。在哈里发时代，情况确实完全不一样。基督教王国把贡品进献给科尔多瓦的强大君主。从11世纪中期，力量平衡逆转后就再也没有改变。
正如预料的那样，罗德里戈为了他自己而努力，很快便得到了财富，在加泰罗尼亚和莱万特等很多个城市树立威望。它们之中最美、最富有的当数瓦伦西亚，这座城市很快俘获了他的心。被阿方索六世保护的前托莱多国王阿尔卡迪尔刚被自己人、篡权者伊本·哈法德杀死。熙德对这个叛徒毫不留情，仅仅在围城20个月之后就夺取了瓦伦西亚，并被伊本·哈法德的抵抗激怒，最终他让后者缓慢痛苦地死去。这就是我们的男子汉，能大度地对待忠诚的对手，也懂得对叛徒狠下心来。
罗德里戈占领了瓦伦西亚，并拥有了大量的财富后，就给阿方索六世送去100匹身披靓甲的马、100个摩尔人奴隶和被攻占城邦的钥匙。这是他对曾经流放他的人在道义上的回报，其实他一直尊敬阿方索，视之为君主。
希梅娜和她的女儿们现在在俯视橘树海的莱万特城和他重聚。他作为绝对主人统治着那里，把大清真寺变成教堂，但尊重臣民的宗教信仰。他在1099年作为基督教君王死在那里，那时阿尔摩拉维德人【7】的侵略大军突然出现，很快到了瓦伦西亚城下。在断气前，他把保护这座城的使命委托给希梅娜，并立下遗嘱。在一系列关于穷人和他所爱之人的仁慈叮嘱之中（包括他的忠诚战马巴比卡，他要求把它埋葬在圣佩德罗·卡德纳门廊前，他自己也要葬在那里）提到了一件让他愧疚的事，此事一直折磨着他的虔诚之心——他在离开卡斯蒂利亚时，为了买装备，从两个“可敬的布尔戈斯犹太人”那里借了一笔钱，用两个大箱子作抵押，里面装的不是漂亮的贵重物品，而是沙子和废金属。因此，他想以一个大领主的身份补偿自己的诡诈给他们带来的伤害。
在1002年，希梅娜无法抵抗新的马格里布征服者对瓦伦西亚的围攻。她必须让步，但拒绝投降。为了确保她顺利逃跑，同伴们把盔甲穿在用香料保存的罗德里戈的尸体上，把他吊在巴比卡身上，直立在马鞍，夹在马右肩和下巴处两块紧贴的木板中间，右手腕牢牢地绑着宝剑“提泽纳”。他们打开朝向北方的比萨格拉城门，让这个令人震惊的幽灵迎战，敌人被吓得魂飞魄散，慌忙散开让它飞驰而过，在这位熙德领主的旗帜后面是他遗孀的马车！
阿尔摩拉维德人的通道
所有的细节都显示出《熙德》洋溢着天真率直，一个有活力的世界在我们的眼前被创造出来。这些展现当时风俗习惯的珍贵资料见证了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暧昧的关系。虽然伊斯兰征服者势头已尽，但收复失地的基督徒还在犹豫不决。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宗教在摩尔人和基督徒的冲突中只发挥了次要作用。比如雷蒙·贝伦格尔伯爵在写给囚禁他的熙德的信里责备后者蹂躏摧毁了许多基督教堂和清真寺。
然而这些泰法的小王，就像是纸牌游戏里的王，似乎在甜美闲适的幸福中悠然自得。在基督教君王的持续前进中，他们感到一股弥漫着的、无法克制的恐惧向之袭来。
人们怀疑，他们是不是受到了什么启发，才向马格里布同教派弟兄求救？如果他们最终愿意融入自称为“两个宗教的国王”的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六世提供给他们的方案中，他们的衰落无疑会更缓慢一些。事实上，阿方索六世刚得到供其享乐的托莱多战利品，他喷着东方香水，热情地披上长袍，包上摩尔人的头巾，既是为了个人享乐，同时也是为了符合包括摩萨拉布基督徒在内的新臣民的习俗。
第一个触发新一轮马格里布入侵的是塞维利亚泰法小王蒙达米特，他几乎即刻被那些他所请求援助的人戴上镣铐。因为1086年这些在西班牙打仗的阿尔摩拉维德人（穆拉比特王朝的人）“就像一群蝗虫”，绝非善类，我们已经看到他们5年之后围攻了熙德的瓦伦西亚。他们用黑色头巾将自己裹起来，兴奋地高呼咒语，在可怖的滚滚非洲鼓点声中，骆驼骑兵杀入愤怒、恐惧的欧洲人队伍中。
这个来自塞内加尔河畔的毛利塔尼亚的柏柏尔部落是马拉喀什的建立者，在征服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部分地区之后打算革新伊斯兰教。安达卢斯的居民是爱喝酒的穆斯林，很少有正统教学者，是这些粗野的道德矫正者的理想目标。他们首要考虑的是在塞维利亚重新建立一个多少有些中央集权的王国，在他们的首领优素福·伊本·塔什芬和他的儿子统治下，让泰法王们臣服。他们把那些来自于马格里布第一批征服者的财宝送给了那些不幸的泰法国王，而这笔财富则是711年那些持不同政见的西哥特人送给第一批征服者的。
阿尔摩拉维德人在对阿方索六世的第一场战役中取得了彻底胜利。阿方索六世的军队冲到离巴达霍斯不远的萨拉卡，试图抓住他们，他们砍下西班牙人和前来支援的法兰克骑士的头颅，搭建了恐怖的人头金字塔。
优素福被宣布为埃米尔，继续前进，为自己的利益实现了西班牙穆斯林的统一。在西边，阿尔摩拉维德人将葡萄牙人赶出里斯本；在东边，瓦伦西亚于1102年沦陷。很快，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六世的军队在托莱多附近的乌克莱斯（uclès）再次被击溃，托莱多受到直接威胁。
阿拉贡进入历史舞台
历史学家很难解释阿尔摩拉维德人为什么、怎么会在一系列的成功——将所有的泰法王国置于他们的控制下、从基督徒手中夺回领地——之后，其势力在50年后崩溃了。约瑟夫·佩雷的解释“他们仍是少数群体，是外国人”是有道理的。但不能忽视从1118年起新崛起的阿拉贡国王阿方索一世（1104—1134年在位）的反击，这也是导致他们衰落的因素之一。
阿拉贡这个不久前由纳瓦拉的桑乔大帝分割封地而来的小王国，只是一个以哈卡为中心的微型国家。那里有一个在征服者中第一个当之无愧被称为“武士”的王子，而同时期卡斯蒂利亚的君主阿方索六世却命运未卜。这位阿拉贡的“武士”阿方索也是第一个得到教皇授予“十字军战士”名号的半岛君主，他把西班牙军队对抗摩尔人提升到与重新征服圣地的伟大十字军战役一样崇高的地位。
阿拉贡接过卡斯蒂利亚暂时放弃的火炬，这些十字军（the crusaders）从穆斯林手中重新夺取了埃布罗河谷的所有城市：韦斯卡、图德拉，最后还有萨拉戈萨。其中，夺取萨拉戈萨产生了重要的精神影响，和35年后夺取托莱多一样。
在锐不可当的士气中，阿拉贡的阿方索一世带着一众被安达卢斯新君主迫害的摩萨拉布人和犹太人继续向瓦伦西亚和边境区进军。他穿过穆尔西亚，放弃进入防守极为严密的格拉纳达，转而向马拉加挺进。当他们发现了海峡之外的非洲海岸时，甚至体会到阿方索六世曾经的狂喜之情，从四个世纪前“西班牙丢失”起，那里一直被荒废着。
1164年，阿方索一世在他唯一一次失败中死去，这时阿拉贡已成为一个数得着的国家。他的哥哥和继承人“虔诚者”拉米罗一世把女儿佩特罗尼耶嫁给巴塞罗那的雷蒙·贝伦格尔四世，由此将加泰罗尼亚统一到他的王权之下，阿拉贡才真正成为一方强大的力量，很快就会征服庞大的地中海地区。
穆瓦希德王朝和安达卢斯的灭亡
就像所有泰法王国那样，阿尔摩拉维德人仓促建立的埃米尔国，却在谢里夫帝国【8】的设计下灭亡了，这再一次体现出摩洛哥和西班牙历史有着古老而紧密的联系。
穆瓦希德王朝的柏柏尔人就像他们的先辈一样，是来自阿特拉斯山脉的马赫迪（救世主）的信徒。他们成功劝服了巴格达的哈里发阿卜杜勒·穆明，说阿尔摩拉维德人丢失了真正的信仰，他们被安达卢斯的有害风俗玷污，神会遗弃他们。
在赶走马拉喀什的阿尔摩拉维德人、全面征服摩洛哥之后，他们从1147年全力跨越海峡，现在轮到他们在塞维利亚建都，并在那里赶紧修建了一座新的清真寺。这个建筑后来被改建成哥特式天主教堂，其主塔是如今著名的吉拉达。
阿尔摩哈德人（穆瓦希德王朝的人）的埃米尔国并没有比阿尔摩拉维德人的国家持续更久：如果我们把它的灭亡最终定于卡斯蒂利亚在1248年攻占塞维利亚的话，他们统治了100年；如果认为他们失败于1212年，基督教徒在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会战中取得了伟大胜利，那么他们的统治只维持了60年。
这些来自非洲的柏柏尔人是否像先辈一样，随着时间流逝被安达卢斯安逸的生活方式传染了？很有可能。不过，他们那些栽植橘树的迷人庭院、留给塞维利亚的大清真寺遗迹并不令人讨厌……
然而，我们还注意到他们长期的宗教不宽容，不仅基督徒或者犹太人感受得到，而且穆斯林自己也能感受到。在他们统治初期，迈蒙尼德家族甚至不得不决心离开科尔多瓦。同时，穆尔西亚的埃米尔伊本·胡德为了逃离他们的专制独裁，直接臣服于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这个让伊斯兰世界震动的事件最重要的结果是，它在西班牙北部王国和所有西方基督教世界激起了决定性的反应。
当成功夺回瓦伦西亚之后，阿方索六世的第二任继任者阿方索八世于1195年在阿拉科斯，在亚库布埃米尔的阿尔摩哈德士兵手中遭遇了一场严重失败。收复失地运动中分散的基督教君主们真的害怕了，在教会推动下他们决定将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
这个联盟中真正的主导者是精力充沛的托莱多主教，也就是大教堂的建立者、纳瓦拉人罗德里戈·希门尼斯·德拉达，还有他的主要支持者“黑衣修道士”克吕尼。11世纪初他们大量地在加泰罗尼亚安家，随后又定居于卡斯蒂利亚，并率先根据罗马教廷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里制定的拉丁规范对西班牙神职人员进行改革。
勃艮第的明谷修院和加斯科涅的莫里蒙德西多会的“白衣修士”紧随其后，多亏他们，才有了在圣殿骑士团和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的模式下建立的军事骑士团。于是相继诞生了卡斯蒂利亚的卡拉特拉瓦骑士团（1164年），他们是最早的一批边境守卫者，睡觉时必须穿戴整齐；还有阿尔坎塔拉骑士团（1177年），接着是圣地亚哥骑士团（1179年），以及阿拉贡的摩特萨骑士团。他们的统帅由政要、将军和骑士选举产生，在收复失地运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他们的任务是从摩尔人手中夺回领土（从新卡斯蒂利亚到埃斯特雷马杜拉），并在这些分封给他们的领地上重新安置居民，让广大土地产生出更多价值。
许多法兰克骑士涌入西班牙，他们不止来自法兰西，还从意大利甚至德意志或英格兰而来，参加对抗撒拉逊人的战斗，为公元1211年集中在托莱多、准备猛攻安达卢斯的军事部署增加力量和威望。这是基督教世界的另一场十字军战役，就像熙德在瓦伦西亚去世同年（1099年），耶路撒冷落入布永的戈弗雷（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将领，耶路撒冷王国的创立者）之手一样充满希望。
三个国王——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八世、阿拉贡的彼得二世和纳瓦拉的桑乔五世——带着他们的军队，通过德斯皮纳佩罗的小道进入莫雷纳山脉中心。托莱多首席主教希门尼斯·德拉达和纳博讷大主教随军前行，在林立的军旗中高举着十字架。
1212年7月16日，这支庞大的军队在拜伦附近与亚库布的柏柏尔人相遇。从前汉尼拔和西庇阿在这个战场上对峙过，很久以后在对抗拿破仑的独立战争初期，西班牙将军卡斯塔尼奥斯在此接受了法兰西将军杜邦和维德尔的投降。
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的胜利是决定性的。在基督徒骑士的冲锋下，阿尔摩哈德士兵被砍得七零八落、四处逃窜。然而要再过30年，阿方索八世的继任者费尔南多三世，即圣费尔南多才会一个接一个地征服城市，直至占领安达卢斯的心脏——整个瓜达尔基维尔平原。1236年，科尔多瓦沦陷；1246年，哈恩沦陷；塞维利亚也在1248年被占领。
除了一些阿基坦和朗格多克的骑士外，法兰西骑士最终没有分享他们西班牙兄弟的胜利。实际上从他们到达西班牙那一刻起，就和西班牙人之间存在很严重的误会。他们对这个国家东方化的情况一无所知，特别不能理解西班牙君主承诺保护穆斯林顺民的做法。他们攻击说，讲阿拉伯语和穿穆斯林服饰的人还经常在犹太人或摩萨拉布人经过的路上抢劫。
在西班牙，利欲熏心以及对屠杀的渴望刺激了他们，不幸的是，在法国中部讨伐阿尔比派的十字军时他们又表现了出来。1213年，西蒙·德·蒙福尔率领法国北部骑士在米雷战役中击溃了图卢兹伯爵雷蒙六世以及阿拉贡国王彼得二世的联合军队，后者梦想建立一个从埃布罗到普罗旺斯的统一大国。由于我们法国同胞的背叛，加上其在西班牙表现出的狂妄，造成比利牛斯山这一边强烈的仇恨心理。这些事和他们在朗格多克的无差别敲诈一样，成了法兰克人的污点。
在塞维利亚投降后，只剩下一个要去征服的埃米尔国，那就是摩尔人刚刚建立的奈斯尔王朝的格拉纳达埃米尔国。不过此时，依附于卡斯蒂利亚的葡萄牙在1139年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其领土一直延伸到圣文森特海角。至于阿拉贡，人们看到米雷战败后，它在比利牛斯山北部的野心随着其君主彼得二世战死而消失了。他的继任者海梅一世（1213—1276年），人称“征服者”，把从穆斯林手中夺来的马略卡岛并入加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的属地，以此巩固他对地中海的控制。
在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会战胜利之后，随着半岛上各个王国的领土利益和某些关注问题的凸显，十字军精神（已经被法兰克人的态度所压倒）改变了。有几个最重要的问题：一是被征服区域的秩序问题；二是重新引入人口定居问题；三是给予众多留下来的穆斯林以地位，让摩萨拉布人融入新的基督教社会（事实上他们融入得相当快）。考虑到任务艰巨，收复失地运动需要一个较长的暂停期，这也确保了格拉纳达的摩尔人王国存留至1492年。
安达卢斯的记忆：西班牙意识的辩论
当今最有才华的西班牙小说家之一安东尼奥·穆尼奥斯·莫利纳在一本关于科尔多瓦倭马亚王朝的书中，将其描述为“贫瘠土地上的一根孤柱，有着毫不掩饰的优雅”。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也说“科尔多瓦，遥远而孤独”（córdoba，lejana y sola）。
“但倭马亚王朝的统治长达275年，历经九代人，然而这个统治在今天的我们看起来几乎是稍纵即逝的。”小说家又说。
这种由穆斯林往事唤起的感觉就像从一个旧瓶子里逸出的香水味一样挥之不去。
在五个世纪中影响了大半个西班牙的阿拉伯-柏柏尔人文化会不会这么快就蒸发了？除了保留了浪漫时代的一些东方印象，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吗？
这样断言是荒谬的。东方不会被忘记，它存在于安达卢斯最美的遗迹中，存在于它的热土和香气里。在我们看来，西班牙的魅力不正是一个缓慢被驯服的“近东”形象，一个既有异域风情，又让我们感到亲切的东方吗？
在卡斯蒂利亚词汇里有很多源自阿拉伯语的词语显示出东方文化对其深刻的影响，甚至有一些延续到了17世纪的西班牙社会和政治习惯，比如女人把垫子搬来坐在地上，甚至不与男人同桌吃饭的习俗。或者再比如说，“valido”这个词可能来自阿拉伯语的“vâli”或“wâli”，意指埃米尔信任的、管理领土的人，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指卡斯蒂利亚和后来西班牙统治者身边管理王国事务的宠臣。
然而不能责备伟大的智者——那些西班牙杰出的中世纪学家，从拉蒙·梅嫩德斯·皮达尔到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博诺兹——有着敏感的民族主义思想，倾向于减弱伊斯兰的文化控制。他们有两个论点：减少在西班牙的阿拉伯-柏柏尔居民，以及通过与半岛人民旧时的伊斯帕尼亚-罗马文化接触，同化这些外国元素。
这些论点说明伊比利亚特质里最深刻的也是最被指责的特点存在于所有入侵者身上。没有什么比桑切斯·阿尔博诺兹举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他提及科尔多瓦新穆斯林诗人伊本·哈兹姆，这位作家不是认为鸽子的项链犹如“从塞内加尔到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的长链中摩尔人的一环”吗？
另一个中世纪史研究者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反对这种论点，他强调安达卢斯的居民在这几个世纪经受的文化（包括宗教）浸透的重要性。他的结论是，只有在收复失地运动的背景下，才能真正谈论西班牙人的身份。
这场争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学家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它可以被列入皮埃尔·吉夏尔所说的“纠缠不清、没有结果的安达卢斯文明中的西班牙问题”。今天谁能跟我们说清楚伊本·哈兹姆这样的人的想法和感受呢？他觉得自己更接近他的拉丁祖先还是阿拉伯诗歌作者？
总的来说，正如我们看到的，不可否认安达卢斯听话的西班牙人很快接受了东方化，无论他们转向伊斯兰教或者保持基督教信仰。
一方面，在安达卢斯这样一个更文明、且仍受其古老文化熏陶的特殊环境里，伊斯兰教可以展现出自己的特点，并带有中东或非洲的特征；不过另一方面，两种文化差别太大，以至于它更多地呈现为西班牙化而不是阿拉伯化的特征。
从公元8世纪到13世纪，安达卢斯的新穆斯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感觉比起基督教王国同胞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他们更接近于阿拉伯世界的思想潮流和生活方式。这是两个对抗的世界，一个世界顺从了入侵者，在很大程度上被外来文化同化了；而另一个世界警惕地守护着拉丁和基督教遗产，在西班牙与入侵者斗争，直到13世纪初。
关于西班牙皈依伊斯兰教的人是如何“重新融入”基督教西班牙的，我们知之甚少。应该相信，如果人们很少说起这个，说明它没有构成什么严重问题。这些穆瓦拉德人就像他们成为穆斯林一样，很容易被重新基督教化。随着基督教王国的前进，摩萨拉布人大幅度减少了，与旧的西哥特礼仪有关的摩萨拉布特殊之处也很快消失了。他们没有经历太多文化上的不适，就沉浸在重新找到共同信仰的愉悦之中。
除了对一个新的少数群体“穆迪札尔人”之外，收复失地运动没有带来其他的文明冲击。
“穆迪札尔人”是那些在基督教王国里仍忠诚于自己宗教的穆斯林。这个少数民族的存在对基督教西班牙来说是沉重的负担，直到采取一些激进的驱逐措施，17世纪的摩里斯科人（在基督徒王国的摩尔人）就是这个措施的受害者。至于犹太人群体，他们在13和14世纪大量改宗天主教，这从西班牙政治和宗教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犹太裔大主教或者神秘主义者可以看出。1492年，在天主教君主的统治下，忠于自己信仰的犹太人遭到驱逐。
在这些极端措施之前，尽管西班牙中世纪盛行反犹“大屠杀”，但在基督教西班牙，却可以找到一种与穆斯林统治仁慈时期差不多的对少数民族的宽容。犹太人往往具有实实在在的经济实力，而且他们是东方文明的继承人，这种文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优于基督教文明，因此他们特别受到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和葡萄牙国王的欢迎，这些国王甚至将犹太人召为高级官员。地位较低微的穆迪札尔人也在新社会的农业和手工业领域找到了工作。这些基督徒统治者仍然迷恋于东方的魔力，甚至在他们的新宫殿中——比如14世纪中期增建的塞维利亚阿尔卡扎尔宫——效仿着埃米尔留下的建筑和装饰的崇高典范。
古代知识的传承：伊斯兰学者和克吕尼教士
三个宗教的文明状态持续到了14世纪。然而它经历了和安达卢斯同样的限制：学者以为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之间在人际交往方面可以和平共处，但主流文化有压倒性的优势：先是穆斯林文化，接着是基督教文化。归根结底，宗教容忍从来不会真正实现，除非迫于形势。
我们注意到，至少在13世纪基督教西班牙里，存在某种文化综合的政治意愿。特别是在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世的统治下。实际上这位英明博学的君王在1252年到1284年在位期间领导了通史写作行动，他对其指导思想做了如下解释：“我们打算为西班牙写一部通史，记载所有国王和他们的一切行为，不管他们是属于过去还是现在，不管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必要时甚至还要加上犹太人。”
在他遥远的穆斯林前辈身上，确实很难发现同样开放的思想。无疑，他们中的一些人有时会让自己的学者走上偏离伊斯兰教正统的道路。但就总体而言，《古兰经》的文本性质及本质上对行为的关怀是反对任何哲学辩论的。
阿拉伯人传来的希腊或东方学问很难打开其他大门。因此，他们的文化根本上是一种传承的文化。约瑟夫·佩雷指出，虽然西方重新和古代学者、思想家建立联系，从阿拉伯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有一个领域无法引起穆斯林的好奇心，那就是宗教间的人文主义对话。
如果基督徒方面不再只关注天主教启示的唯一真理，并且对其他宗教有好奇心的话，其他文明就不会遇到同样不可逾越的障碍。
莫里斯·勒让德用敌对的眼光看待伊斯兰文明，甚至否认其在安达卢斯建筑、农田灌溉、园林艺术等方面的丰硕成果，他只把这些学问归功于本土的建筑师或者罗马文明的经验。至于阿拉伯人为了快速征服而传播的从其他民族借来的知识，他认为这是很表面的：“真相是阿拉伯人开始放慢甚至停止了由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及其追随者开始的如此丰富的知识传递。”
换句话说，没有他们，知识同样也能传到西方，甚至会更快。
争议较少的是阿拉伯人的发明以及确实让世界受益的传播工作。胡安·韦尔内在一本书中列举了这些发明或传播，此书旁征博引、客观且有权威性。他列举了阿拉伯人在数学科学尤其是代数、天文、医学、药理学、航海等领域里的辉煌成就，其精湛技术难以超越。还有文学，他们特别醉心于诗歌，毋庸置疑的才华得益于丰富的人性，但这没有削弱他们在西班牙，还有别的地方以纯粹神权主义的世界观表现出的专制独裁。
神话和现实：三个宗教的黄金时代？
西班牙的安达卢斯存在着一个“黄金时代”神话，这个神话已经成为浪漫主义的基础。然而20世纪末在“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启发下，西班牙研究专家、美国历史学家斯坦利·佩恩在他最近的著作中称那是天真的乌托邦。
他解释道，这是关于自治时代安达卢斯主义者所提倡的愿景，他们梦想自己的“民族”有一个独立于半岛其他地区的命运，就像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地区或者加利西亚的地方主义者一样。佩恩不是一个反动分子，他谴责这种独特见解和思维方式对西欧特别是北美的文化和教育机构造成破坏。有时人们应该回到古典研究，就算是梅嫩德斯·皮达尔（menéndez pidal）和桑切斯·阿尔博诺兹（sanchez albornoz）的支持者，也可以在这个领域重新找到理性支持。
最后，如果人们问，在分裂已久的西班牙里，穆斯林和基督徒有什么本质区别，即每个人各自对他们生活的土地的感觉，以及对自我的想法，没有人比皮埃尔·吉夏尔更能回答这个问题：“（西班牙的穆斯林）不认为自己是西班牙人。”他们用“伊斯帕尼亚”一词称半岛的基督教区域。阿拉伯文献中，从征服时代起，总是用“安达卢斯”来称呼它……他们与北方王国基督徒的观念截然不同，这些北方王国从西班牙的概念出发，系统地扩展到穆斯林居住区，甚至超出了宗教考虑，有半岛政治—领土统一的诉求，“收复失地运动”的意识形态正是基于此。相反，对穆斯林来说，伊斯兰箴言中对基督徒的圣战优先于半岛统一。
那些靠着凶狠、顽强精神赢得这一功绩的人因为抹去了“西班牙的丢失”阶段而受到赞扬，却不了解这个阶段也是他们历史的一部分。西方的历史是如此奇特，以至于约瑟夫·佩雷有充分的理由写道，西班牙（就像葡萄牙一样）自收复失地运动以来可以自诩为是“最欧洲的欧洲国家”，因为它和其他国家不同，面对伊斯兰教，它可以选择服从还是拒绝既成事实。“但西班牙没有服从，它选择以基督教国家的身份重新回来。”
为了完整说明，胡安·韦尔内借用意大利的西班牙研究者e. 塞鲁利在其著作的序言结语里提到的话：“西班牙在收复失地运动的七个世纪里是第一个保卫基督教欧洲的国家。”
【1】泰法：11世纪早期后倭马亚王朝解体后出现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一些穆斯林小王国。
【2】埃米尔：或译酋长，埃米尔国指穆斯林统治的国家或地区，是一种君主国。
【3】齐米：伊斯兰教称“被保护民”的术语，指在伊斯兰国家的非穆斯林。
【4】公元807年，托莱多总督为了平息该地区人们对穆斯林当权者反抗所策划的一起屠杀事件。托莱多地方长官以设宴招待王储阿卜杜勒·拉赫曼到访托莱多为名，宴请托莱多当地名流（许多反抗当局的暴乱都和这些地方名流有关联），结果这些前来赴宴的名流都被托莱多地方长官诛杀，埋在地方长官住宅的壕沟之中。
【5】很多人的母亲是嫁给西班牙穆斯林的欧洲俘虏，这对他们的身体外貌有一定影响。
【6】罗德里戈·迪亚兹·德·维瓦尔（1043—1099年）：西班牙斗士，人称“熙德”（el cid）。西班牙英雄史诗《熙德之歌》中的不朽人物，曾为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六世的陪臣，1081年被国王阿方索六世流放。长期为西班牙和摩尔人与敌方作战，因对国王效忠，召回后受宠，成为护国公和瓦伦西亚的统治者。
【7】阿尔摩拉维德（almoravid）是柏柏尔人建立的王朝（1056—1147年），也称穆拉比特王朝。阿尔摩拉维德人来自撒哈拉，占有了整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部分地区，都城是马拉喀什。他们于1086年击败了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六世，从而夺取了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
【8】谢里夫帝国：也称谢里夫王朝，是在摩洛哥的阿拉伯人建立的政权，因统治者自称“谢里夫”（穆罕默德的后裔）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