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王朝出现危机以来，从1808年拿破仑入侵到费尔南多七世统治结束，西班牙遭受的灾难使这个国家付出了整整一代人的牺牲。1830年，在经历了本土6年的战争和15年暴*带来的内部动荡之后，王国正在努力恢复接近本世纪初的活动水平。卡洛斯三世统治时期的急剧上升态势早已被打破，现在西班牙不可能恢复其舰队被摧毁和殖民地丧失之前在欧洲的地位。

不过，随着玛丽·克里斯汀王后的摄政，人们开始感受到一股更健康的风气、政治稳定和经济复苏的希望。1833年颁布宪章，接着1837年又出台了真正的宪法文本，该文本可以看作一年前以武力恢复1812年宪法的进步派与打算为君王保留更多权力的温和派之间的妥协【1】。

工业发展和社会动荡

西班牙当局希望与其邻国，特别是路易·菲利普的法国保持协调一致，这为玛丽·克里斯汀赢得了“菲利波娜”（felipona）的绰号。英法资本通过伦敦和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对西班牙的工业潜力产生兴趣。濒临崩溃的西班牙财政也因银行贷款和对矿产、工厂或铁路的投资而获得拯救。反对者质疑各行各业发展受到外国资本控制，而后者几乎在国家不知情的情况下，更多地参与投机而非生产性投资。1855年之前，在半岛投资的主要受益者是武力更强的英国人，而法国人因其过去的态度吃了苦头。

西班牙这次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外围地区受惠：特别是巴斯克地区以及阿斯图里亚斯，那里的铁矿和煤矿投资主要为英国工业服务。加泰罗尼亚地区受到从英国引入的新技术刺激，巴塞罗那周围的纺织业，尤其是棉花工业繁荣发展。但这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当地资本主义的兴起，正如我们所见，他们将投资在失去的美洲领土上的资本转移了回来。

一个属于工厂和无产阶级的新世界在西班牙中部的卡斯蒂利亚、安达卢西亚——这个仍然深深扎根于农业传统的地区边缘诞生了。毕尔巴鄂和巴塞罗那以及马德里更缓慢地向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即企业家、商人或投机者开放，旧贵族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大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前者是国家新自由主义的获利者，后者依旧依附于反动的教会和旧的王权形式。他们将其视为躲避现代性冲击的避难所，这种现代性威胁着他们的信仰和“温和而诚实”的生活方式，甚至威胁着他们“祖传的自由”。

令人惊讶的是，正是在巴斯克地区、纳瓦拉和加泰罗尼亚，“卡洛斯派”运动将选定它的据点。或许在这些北方省份加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城乡差距才最为明显，人们对已被限制的古老特权有一种发自肺腑的依恋，特别是在奥利瓦雷斯和波旁家族控制的加泰罗尼亚。西班牙浪漫主义的第一抹色彩，唉，又将是为失落的事业而洒下的血色。

马德里动乱和宫廷革命

从葡萄牙退位后，唐·卡洛斯一直表达对哥哥的忠诚和热爱，只要费尔南多没有男性继承人，他的王位继承权就不会被取消。

就在国王去世两天后，他在里斯本的阿布兰提斯宫以“西班牙卡洛斯五世”的名义向他的追随者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其中一项给军队的声明中承诺凡是愿意加入他军队的人，都可以自动提升军衔。这有点为时过早，因为这支部队还不存在……但随着一名高级军官托马斯·祖马拉卡雷吉的到来，这支军队很快就在纳瓦拉的舞台上形成了。

这个大胆杰出的组织者是唐·卡洛斯手下在潘普洛纳组织的一次不成熟起义的幸存者，在1834年夏初，他在潘普洛纳以南的埃斯特拉建立基地，并控制直到法国边境的广大土地来迎接王位觊觎者。

而唐·卡洛斯，说实话，磨磨蹭蹭的，懦弱、优柔寡断的性格与他对王权的顽固追求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从葡萄牙启程去英国，然后用假名穿越法国，接着通过山路进入西班牙。7月12日，在他的军队和纳瓦拉平民的欢呼声中，“卡洛斯五世”开始组建政府，并在埃斯特拉这个小镇拟定宫廷礼仪，这里因其风景和地理位置而被称作“北方的托莱多”。

从那时起，与保王党的战斗开始了，由于掌握易守难攻的领地，形势几乎完全利于绝对主义反叛分子。从一开始，他们就具有意识形态战争所特有的空前凶猛的特点。因为这确实是一场宗教战争，类似对拿破仑军队、所谓异端法国人进行的，而卡洛斯派以同样的方式对抗他们的自由派同胞。一个村庄被怀疑通敌，祖马拉卡雷吉毫不犹豫地让整个村的人都挤进教堂，之后放火烧毁了它。而在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的边界，另一位卡洛斯派领袖拉蒙·卡布雷拉证明了他“梅斯特拉斯戈之虎”的称号，为报复枪杀他70岁母亲的克里斯蒂诺人（玛丽·克里斯蒂娜王后的支持者），有计划地屠杀他的所有俘虏。

与此同时，在马德里，摄政王后刚刚在1833年12月秘密地嫁给了与她相爱的男人费尔南多·穆尼奥斯——他是一个英俊的保镖，是拉曼查省一个村庄塔兰康烟草店主的儿子。而此时她的迷人笑容在严重的事态面前逐渐消失了。除了蹂躏国家北部的内战中相互之间的暴行层出不穷之外，还出现了新的混乱，在她自己的阵营里“温和派”和“进步派”为争取影响力而进行斗争。

她的首相马丁内斯·德拉·罗萨更关心他的浪漫主义戏剧能否成功，而不是维持秩序。他无力镇压1834年1月仅由一名中尉在太阳门广场中央邮局发动的军事起义，起义要求撤回王家法令，并恢复1812年宪法。然而，驱逐这些叛乱者却让数人付出了生命代价，包括试图与他们谈判的坎特拉克将军！

7月，当唐·卡洛斯抵达埃斯特拉，激励祖马拉卡雷吉的红色贝雷帽士兵时，霍乱正肆虐首都，造成数百人死亡。一个愚蠢的谣言加剧了无知民众的恐慌：传言“全心奉献给王位觊觎者”的神父和修道士在喷泉的水里下毒。7月17日和18日，来自郊区的一小撮愤怒群众在进步派领袖的煽动下冲进教堂和修道院，屠杀了80多名教士，甚至杀到了回廊和祭坛脚下。国家民兵队有时加入抗议者的行列，直到点燃的大火烧尽后，军队才介入，这让当局与共济会共谋的言论变得可信。

1835年，摄政王后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她怀着费尔南多·穆尼奥斯的孩子（8个孩子中的老大），在骚乱发生后的一周内勇敢地赶到马德里，冒着霍乱和纵火的危险主持了议会的开幕。人们为她的胆量欢呼，群众是善变的。

在北部，唐·卡洛斯的军事成功增加了。他们的一位将军、“战地元帅”戈麦斯甚至推进到安达卢西亚，在沿途播下恐怖的种子，使首都恐慌，而卡布雷拉则蹂躏了阿拉贡南部和瓦伦西亚地区。祖马拉卡雷吉想借机进攻马德里，唐·卡洛斯阻止了他，并命令他围剿保王党军队控制的毕尔巴鄂。他的国际债权人要求他至少攻占一个主要城市。不情愿的将军服从了命令，但在进攻前受了致命伤，卡洛斯失去了他最好的战略家。接替他的军事领袖再也无法成功占领比斯开的首府，反而被自由派将军巴尔多梅罗·埃斯帕特罗反攻，后者将有一个伟大的政治前途。

双方朝着用谈判解决问题的方向迈进。摄政者玛丽·克里斯汀厌倦了进步派政客对她施压，甚至敲诈勒索。她不得不与马丁内斯·德拉·罗萨和托雷诺伯爵分道扬镳，1835年9月把权力交给她讨厌的胡安·门迪兹巴尔。门迪兹巴尔以前在伦敦流亡，很懂得国家事务，也是共济会会员，并且拥有高于普通人的身材和禁得起任何考验的精力，很是粗鲁傲慢地进入了政治舞台。登台后，门迪兹巴尔用一些不太讲究的手段迫使她批准一系列法令，废除宗教修会（除了少数例外，特别是收容机构），并没收他们的产业，作为国家财产出售。1836年夏初被解职后，门迪兹巴尔酝酿着他的报复计划。8月12日，在邻近的塞戈维亚的拉格兰哈城堡发生了一场宫廷革命。

当天，王家卫队的军官们都应邀参加了马德里的一场戏剧演出。只有中士和有些醉醺醺的士兵留在圣伊尔德丰索，他们被前首相收买并发动了军事政变。这些入侵玛丽·克里斯汀住所的低等军官威胁道，如果她不听从他们的要求，就要砍掉她的手，或射杀她的“烟草商丈夫”。摄政王后不得不签署他们交给她的法案：废除王家法令，重新确立1812年宪法。

进步派对温和派发动的这场内战以“拉格兰哈”兵变（sargentada de la granja）之名被载入史册，它蔓延到首都，立即引发了严重的骚乱。首都总司令奎萨达将军靠着当时士兵的残忍风气努力镇压暴乱者，但还是应付不过来，除了逃跑，看不到任何希望，最终，他被愤怒的暴徒抓住，被砍成碎块。编年史家甚至确认他一只断手在马德里一家咖啡馆被狂热暴徒当勺子用……

唐·卡洛斯在马德里门口

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在危险面前表现出了镇定，但只梦想在费尔南多·穆尼奥斯的陪伴下享受甜蜜爱情的摄政王后还是试图与唐·卡洛斯和解。在她自己的弟弟、那不勒斯的弗朗西斯二世的斡旋下，并在教皇的祝福下，她准备秘密签订和解协议。唐·卡洛斯将统治国家，但他的儿子会娶年轻的伊莎贝拉，从而结束王朝战争。财力耗尽的卡洛斯只看到了其中的好处。

因此，他以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进入马德里。1837年5月，他带着他的主教、他的“大臣”以及支持他事业的外国大使共15000人向首都进发：在这支所谓的“信仰军队”中，受难的圣母是他们最高的精神统帅，他们在受难圣母的感召下，整个宫廷队伍缓慢前行。因为速度慢，以及与自由派军队发生冲突，直到9月中旬才到达马德里东南部的阿甘达。这段时间足够让埃斯帕特罗在首都的另一边集结他从比斯开带回来的部队，数以万计的应征士兵和大炮壮大了军队实力。当然，这足以让摄政王后放弃她以婚姻为承诺的和解计划。

唐·卡洛斯徒劳地等待玛丽·克里斯汀的使者向他敞开王宫的大门。双方都远远观察对方，衡量实力。让马德里人松了一口气但让卡布雷拉大为光火的是，卡洛斯畏惧了，并决定折回。

消耗战在北部重新开始，但对卡洛斯派而言不再有什么好处。“卡洛斯五世”错过了他的机会，他的国际支持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1839年，卡洛斯派领袖对卡洛斯的犹豫不决和缺乏魅力极为失望，于是他们站在其中一位拉斐尔·马罗托将军一边，决定签署对手埃斯帕特罗阵营提供给他们的和平协议，条件是由王室国库提供大量捐款。

韦尔加拉和平协议：玛丽·克里斯汀的离开

会议于8月31日在巴斯克地区的韦尔加拉举行，按照精心策划的安排进行：两军排成排，面对面，两军将领庄严拥抱之后，双方开始友善往来。“韦尔加拉的拥抱”（labrazo de vergara）以一个轻快的方式结束了难以调和的内战。

不幸的是，这不是最后一次。接下来的事也是可以预见的。埃斯帕特罗声名大噪，加官进爵，摄政者玛丽·克里斯汀授予他金羊毛骑士、西班牙格兰代、维多利亚公爵和韦拉加拉王子称号。而埃斯帕特罗却想把这位只考虑摆脱进步党和共济会监管的摄政王后推出门外。

温和派和进步派的意识形态分歧是在西班牙历史上经常反复出现的特征，特别是在1931年，在市政选举之后阿方索十三世倒台那一年。而早在1839年，主导议会的温和派与掌握主要城市的进步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已经存在。议会通过的一项法律承认君主有任命市长的特权，成了摄政者和埃斯帕特罗的进步派支持者之间拉锯战的借口。

比起自己的权力，玛丽·克里斯汀更关心女儿伊莎贝拉的未来。1840年夏天，她前往萨拉戈萨、巴塞罗那和瓦伦西亚（这是一个真正的陷阱），她和她的两个女儿不得不面对进步党组织的敌对示威，接着马德里发生了一场小型革命，迫使她任命埃斯帕特罗为首相。摄政者认为，在公众眼中，让反对党在公众眼中对她的退位负责，这符合王国的利益。1840年10月，她深信国家很快就会厌倦围绕着埃斯帕特罗的“煽动家”的力量，于是从瓦伦西亚启程到马赛，准备到路易·菲利普国王那里一起等待更好的日子。

但为了确保王位的延续，她只能把小女王和她的妹妹留在西班牙，交给把她赶下台的将军照看，但她不想质疑他为国家照顾“神圣寄存物”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在这两点上，她的打算将被证明是正确的。孩子们将委托给阿古斯顿·阿盖尔斯保护，他是1812年的老兵，但效忠这个还没有人想过挑战的机构。埃斯帕特罗成为王国的摄政者，不过还是注重找更接近自己党派的人作新政府官员。

埃斯帕特罗的摄政与军事政变之风

在这段时期，玛丽·克里斯汀的主要弱点是她作为一个秘密再婚的摄政者身份很不明确：她的对手威胁要把她的秘密公之于众，这确实有可能剥夺她的权利。门迪萨瓦尔和埃斯帕特罗继续要挟她，使她屈从于他们的要求。在平民失败的地方，将军成功了。内战刚刚敲响了西班牙军人政权的钟声：连续的军事政变在很长一段时间支配着国家的政治生活。

军事政变不一定要宣布政变。当一个将军“表态”时，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以个人身份夺取政权，也不会以军队的名义建立军事独裁政权。长时间以来，这些军事领袖会以他们所代表的或打算体现的政治派别的名义行事，以迫使文官力量改变倾向。

47岁时夺取摄政权的巴尔多梅罗·埃斯帕特罗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他尊重合法形式，得到议会承认，并保留君主制的权威，因为人民仍然对君主制很有感情。

他是一个粗鲁冷酷的人，拉曼查车匠的儿子，在独立战争期间迈出了第一步，接着与秘鲁的叛乱分子作战。但他也是一个后起之秀，意识到自己的缺点是在遇到障碍时很快就退缩。作为自由派最突出的武装势力，他最终在政治世界中感到不舒服。他的暴脾气和肆无忌惮导致他把一个战友，击败过卡洛斯派戈麦斯的拉蒙·马利亚·德·纳尔瓦埃斯送上军事法庭，而拉蒙除了支持温和派的做法给他蒙上阴影，其他没有什么可责备的。因此，毫不奇怪，当一位将军在合法性脆弱的机构中有缺口时，其他将军们很快便冲了进来。

那些用阴谋对付他的人是狂热的保王党，无疑是与被流放的摄政者共谋。他们计划夺走两个小公主，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埃斯巴特罗的人质。4名将军参与了阴谋：迭戈·德·莱昂在宫里行动，把玛丽·克里斯汀的女儿带离马德里，蒙特斯·德奥卡在维多利亚等待她们，奥唐奈尔将带她们从潘普洛纳带到边境，纳尔瓦埃斯最终在安达卢西亚起义。前两人立即被武力制服，投入监狱。后两人将很快在西班牙政治中发挥主导作用。

1842年10月7日发生的这个事件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因为迭戈·德·莱昂和他的步兵分队意外遭到警卫队的抵抗，而且他们也没有找到女管家埃斯波兹·米纳伯爵夫人（著名游击队将领的遗孀）藏匿伊莎贝拉和她妹妹的地方。尽管如此，埃斯帕特罗强硬狠辣的作风影响了他的威望。迭戈·德·莱昂穿着宽大的轻骑兵制服，在托莱多城门口向行刑队亲自下令处决自己。这种潇洒的态度非常符合当时的浪漫主义情怀，也对摄政者的声望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他也没有抵挡住加泰罗尼亚工业家和纺纱厂失业工人公开的敌意，他们反对英国人强加的自由贸易政策。埃斯帕特罗轰炸巴塞罗那进行报复，最终名誉扫地。他被过去的支持者抛弃，又被叛军追捕，最终逃往南部，不免想起安达卢西亚，又向塞维利亚投下了几枚炸弹！1843年7月30日，他终于从加的斯港登船前往伦敦，而从国外短暂流亡归来的新星纳尔瓦埃斯在另外两位前途光明的年轻将领普里姆和塞拉诺的陪同下胜利进入马德里。

大约10年后，人们再也看不到埃斯帕特罗了。另一方面，玛丽·克里斯汀可以回到马德里和她的女儿一起。虽然她被剥夺了摄政权，但这次正式嫁给了晋升为里亚萨雷公爵的费尔南多·穆尼奥斯。她受到西班牙人的热烈欢迎，他们厌倦了那些手握重权却不知如何表现得像贵族一样的人。

西班牙自由主义的变形

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问几个问题：西班牙的政治力量关心的是什么？它对国家日常生活的影响是什么？自由派胜利所产生的进步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对立点是什么？

有着古老的专制主义和教权主义背景的卡洛斯运动处于沉寂状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发出声音。政治生活本质上是城市的，实际仅限于那些派系，无论他们多么动荡，甚至有时很血腥，但对大多数公民来说只有表面的影响。

1835年，法国-瑞士旅行者查理·迪埃尔见证了受卡布雷拉势力威胁在瓦伦西亚爆发的骚乱。激昂高涨的情绪驱使国家民兵队对被他们俘虏的卡洛斯派叛乱者进行报复。但查理·迪埃尔也注意到城市居民对政治的冷漠，他们更关注周边地区的农民突然闯入城市偷盗劫掠。他们反抗城市当局的原因与政治无关。由于长期存在的威胁，国家民兵在决定公开枪毙绝对专制叛乱者时，瓦伦西亚人对看到的场面无动于衷：

“人们同意以牙还牙，那些支持光荣的1808年十字军的人民并没有参与行动。”查理·迪埃尔继续说，“此外，正值海水浴的季节，一架架马车不断穿越城市到达港口，美丽的沐浴者裹着长帆布袋浸泡在海里，出水时才能显出她们的轮廓。”

有太多悲剧的西班牙，它永恒的日常生活生机勃勃、无忧无虑，但随时可以被点燃，之后又以和平愉快的精神恢复节日或日常活动，这往往打破了外国人的认识，米歇尔·德尔·卡斯蒂略确切地表达这一点：“西班牙拥抱了许多个世纪，因为它轻视时间。”

对西班牙长期政治不稳定、突然的狂热情绪和暴乱，我们需要正确认识这些特点。这种不稳定与同时期的法国（或意大利）不同吗？两国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与其说它们都一样在反复试验着不同的国家政体，不如说是由于西班牙的中央权力薄弱，以及有活力的群体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在没有其他方式让他们的意见被听到且被接纳的情况下，自觉没有前途的人们只能在暴力中找出路。

不久前的极端紧张局势和最近的卡洛斯战争也扭曲了“政治自由主义”（liberalismo político）的实质，这个词诞生于1812年西班牙的起义，但缺乏理性的概念。面对这个国家的社会现实，我们看到“自由派”猛烈地反对教权，甚至反对宗教。“进步派”把最初和他们属于同一阵营的温和派推向了保守的方向，从而远离了《加的斯宪法》的初衷，这样做无疑是很不成熟的。

“由于与旧的传统精英以及普通民众隔绝，西班牙自由主义的基础不可避免地非常薄弱，分歧成为持续不稳定的根源。”朱利安·马里亚斯总结道。然而，正是这种偏保守的自由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际上一直到1923年）主宰了西班牙的命运，因此不能否认它的长期性，以及它有着作为政治稳定最起码要素的真正受众。

1843年，纳尔瓦埃斯将军开启了自由-保守主义稳定化的局面，他比埃斯帕特罗更具政治家风范，这为他赢得了近1/4世纪的政治财富。他致力于君主制事业，通过议会让13岁的伊莎贝拉成为摄政女王。她成了1845年新宪法的守护者，这部宪法比前一部更保守，不幸的是，新宪法赋予了她更多的权力，这不是她这个年龄的女孩所能承担的，因为她的教育一直被忽视。

梳妆台上的伊莎贝拉二世肖像

如果少赋予她特权，伊莎贝拉二世会成为一个可以接受的女王。政府的主要举措会绕过她，因为它们是由不断变化的政治力量关系所决定的。然而，制度非但没有监督她，反而还给她太多机会，让她自由释放任性的冲动。

这很可惜，因为她的性格从根本上来说是可爱的。她对周围的人充满好感，不记仇，过于慷慨、真诚，憨直到不计后果，她表现出的许多品质对感性的人来说很有吸引力。除此之外，她辩思敏捷、妙趣横生，对流行事物有品味，这接地气的一面迎合了笨拙效仿18世纪末贵族的新兴资产阶级。

虽然女王不算很漂亮，但年轻优雅，这些魅力增加了她的受欢迎程度。但随着时间的磨损，她的过度随意变得让人难以忍受，当君主的行为不再与她享有的特权和被要求的职责相匹配时，民众态度也转变了。其中也有夸张和诽谤的抨击文章。这就是她24年统治的全部历史。1868年的一场革命把她赶下台。随着她的年龄增长，我们只能看到一个肥胖的女人，放纵的奴隶，并受到旧时代伪神秘的影响。

可以为她性格辩护的理由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常年不在身边，她的青少年时期也没有喘息的机会。玛丽·克里斯汀在遥远的地方为女儿们策划婚姻，而当权政客只把她当作国家工具。她被剥夺了任何情感自主权，最后一个娃娃被抢走，被要求立刻加冕，并在16岁违背意愿与不喜欢的表哥弗朗西斯·阿西斯结婚。在她眼中，悲惨的命运需要得到补偿！

这个弗朗西斯·阿西斯（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是费尔南多七世最小的弟弟弗朗索瓦·德·保勒和玛丽·克里斯汀的姐姐玛丽·夏洛特的儿子。在巴黎流亡期间，前摄政者和法国国王曾计划，不征求伊莎贝拉的意见，将她嫁给路易·菲利普的第五个儿子，年轻的蒙彭西耶公爵。但伦敦内阁反对巴黎对西班牙施加影响。与其他的王朝结合也被排除了，包括与卡洛斯派、葡萄牙和德国。如此，不得已之下，在同一天举行了两场婚礼：伊莎贝拉嫁给了波旁家族的表哥，他对年轻热情的女王而言太过阴柔了；而她的妹妹路易莎·费尔南达嫁给玛丽·克里斯汀偏爱的蒙彭西耶公爵。

1846年10月10日，他们在阿托查大教堂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庆祝活动持续了两周多。亚历山大·仲马参加了活动，他对“似乎从路易十四的马厩”牵出的华丽马车感到惊奇，又对马约尔广场的壮观景象目瞪口呆，在那里破例举行了3场极为精彩的斗牛表演，还有普拉多广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出：“任何人看到晚上的游行，都不会怀疑什么叫灿若星河；任何人看到光影中若隐若现的20名迷人女子，都会觉得她们是仙女！”

这是一个美好旅程的开始，它将继续吸引众多杰出的法国和其他外国作家到西班牙。更加亲民的是，所有人都被邀请品尝葡萄酒或牛奶喷泉。马德里的小市民们以一贯的幽默，表达了对这项市政措施的喜爱：“伊莎贝拉的酒，帕吉托的牛奶！”（帕吉托是弗朗西斯科的缩略语）

婚后不久，女王和配偶就不再住在一起了，她住在东边的帕尔多殿内，和她形影不离的秘书梅内塞斯一起。这个有教养的美学家是个相当虚伪的人物，有些老男人的不良习惯，他曾妄想分享女王的政治权力，但徒劳无功。伊莎贝拉既不想在权力上，也不想在床上给他机会。然而，弗朗西斯·阿西斯仍然得到了一位影子人物的无条件支持，也就是著名的修女索尔·帕特罗奇尼奥。女王的姑姑玛丽·夏洛特将宗教教育托付给她，而她在获得伊莎贝拉的友谊之前，就已经对女王的妹妹和摄政王后施加影响了。

由于其浪漫的性格，这个“圣女”的故事非常符合时代潮流，不能被简单归为逸事。玛丽亚·德拉斯·多洛雷斯·伊·特罗奇尼奥（索尔·帕特罗奇尼奥）是玛丽亚·何塞法·德·奎罗加的教名。在1834年她24岁时，西班牙发生了霍乱和弗里尔屠杀。异象以及她身体上出现的基督圣伤痕让这个美丽温柔的修女变成焦点。她远离俗世财富，决心向重要人物施加精神控制。以这个身份，索尔·帕特罗奇尼奥在说服伊莎贝拉接受与自己门徒的这次联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算不能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夫妻，她也会时不时拉近他们的距离，改变他们的看法。

由于圣伤痕带来的“超自然光环”，索尔·帕特罗奇尼奥顺利摆脱了在埃斯帕特罗时期的法官和医生对她的诉讼。而她前追求者、家族的朋友、反教的进步派人士萨尔士蒂安诺·奥尔扎加作为马德里的民政官员参加了审判。奥尔扎加对这个女人很着迷，但遭到修女的蔑视。

索尔·帕特罗奇尼奥对于一些人来说是骗子，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是奇迹，她成为富裕社区的女修道院长，长期出入宫廷，参与大臣们的任命和罢免，给平淡、事务性的公共生活注入了笼罩在世纪初的神秘主义气息。

这种时代的色彩受到奥西安传奇故事和沃尔特·斯科特小说的滋养，他们在西班牙的浪漫主义潮流中被佐里拉、埃斯普雷塞达，以及1837年自杀的马里亚诺·何塞·德拉·拉哈效仿。

但对女王的指责更多的是她将作为女人的反复无常与政治生活混为一谈。她给了塞拉诺光明前途，但这位早年她迷恋的好看的将军后来背叛了她。据说，她会让大臣“随着里戈顿（一种交谊舞）的节奏”跳华尔兹，有时找纳尔瓦埃斯，有时找奥唐奈尔。她的私情更是公开的秘密。这是让她这个“麦瑟琳娜【2】”渴望露水情人的原因吗？可以肯定的是，她在年轻时因国家原因而情感受挫，她的情绪通过不断把爱情变成友情来表达出来。

麻烦的是，伊莎贝拉众所周知的不检点行为让已经因她父亲的放荡和玛丽·克里斯汀的秘密生活而受到考验的君主制声誉雪上加霜。伊莎贝拉著名的情人除了塞拉诺之外，都是相当谨慎的人物，他们对她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的存在让女王孩子的合法性令人质疑。女王配偶在官方上可以承担所有的亲子关系，不过公众谣言更希望未来的阿方索十二世是女王与当时的宠臣恩里克·普伊格托上尉的爱情结晶。说实话，西班牙已经不再那么看重未来统治者的蓝血（高贵的血统）！

纳尔瓦埃斯和奥唐奈尔：伊莎贝拉统治时期的主要人物

两位主导伊莎贝拉二世统治的政治家是军人，如前所述，他们体现了西班牙政治的特点，即从一开始就转变为政党领袖。二人都或多或少代表了自由主义运动的温和潮流。

拉蒙·马利亚·纳尔瓦埃斯（1800—1868年）是一位具有保守思想的将军，在卡洛斯战争期间表现突出，主导了埃斯帕特罗的倒台，随后加快了伊莎贝拉二世的多数派的形成。他是一个清醒、高效、专制的安达卢西亚人（绰号el espadon de loja，“洛哈的剑”）。他认同自由派的右翼，有时直接掌权（1846年，1847—1851年，1856—1857年，1862年，1866年到其死亡），有时在议会的选票，更在王党暗中施压下被迫让位给他的对手奥唐奈尔将军，或平民技术官僚——布拉沃·穆里略、何塞·萨托里乌斯、冈萨雷斯·布拉沃。

王党围绕在伊莎贝拉、弗朗索瓦·阿西斯或王太后玛丽·克里斯汀的周围。而王太后玛丽·克里斯汀继续在各种阴谋中发挥她的能量，以得到丰厚回报给予她为费尔南多·穆尼奥斯生的众多后代。尽管纳尔瓦埃斯对那个时代有不可否认的影响力，但他并不是一个执着于权力的独裁者形象，相反，他开创了一个议会交替的制度。

第二位是利奥波多·奥唐奈尔（1809—1867年）。他是两个世纪前移居西班牙的爱尔兰古老军人家庭的后代。他在古巴发了财，还与卡洛斯派作战。他在1843年打败摄政的埃斯巴特罗将军后，于1854年6月带领部分温和派反对纳尔瓦埃斯那些被认为反动的政策。这次议会、民众和军队的反叛获得了马德里附近维克瓦罗的驻军军事政变的支持（这个悲剧情节被称为“vicalvarada”），却矛盾地导致埃斯帕特罗回归和进步派组成政府，这吓坏了温和派。两年后的1856年7月，作为战争事务大臣的奥唐奈尔与塞拉诺共谋又发动了一次政变，结束了埃斯帕特罗短暂的执政。

同年10月，女王让纳尔瓦埃斯重新掌权。奥唐奈尔再次成为中间派，领导自由联盟，旨在将进步派和保守派结成一个中间立场的联盟，同时保持对女王不容置疑的忠诚。他在1865年再次代替纳尔瓦埃斯，但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很快，更年轻、更有野心和冒险精神的将领——塞拉诺和普里姆到来，他们将毫不犹豫地结束了伊莎贝拉二世的统治。

寻求国家平衡的温和派

然而，这种通过两位主要人物对这一时期的动荡进行的简短而又难免混乱的概述，并没有考虑到当时西班牙社会发生的影响深远的变化。尽管表面动荡，但西班牙的政治局势正逐渐变得稳定，自由派的各派系之间只有细微差别。

1846年至1849年间，在卡布雷拉的倡议以及与伊莎贝尔二世联姻失败的唐·卡洛斯的儿子、继承人蒙特莫隆伯爵的旗帜下，第二次卡洛斯战争打响了（特别是在加泰罗尼亚）。但这次战争没有像第一次卡洛斯战争那样获得大规模支持。从1854年至1856年，埃斯帕特罗和之前的进步派重新掌权，也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措施，如新出售永久管制业，主要是市政财产；同时起草了1856年宪法，把主权交给国家，并通过普选选举市长：这和因奥唐奈尔倒台而流产的改革措施一样。因此，伊莎贝拉二世统治的总基调是保守的平衡，这也有利于经济复苏，让西班牙在经历了这么多年残酷斗争和连续动荡之后可以稍稍喘息。

西班牙恢复秩序的最初标志之一是1833年在玛丽·克里斯汀和塞亚·贝穆德斯政府领导下进行的行政改组。它的主导者是一位务实的人文主义者哈维尔·德·布尔戈斯，他成功地将西班牙历史传统与法国省模式结合，将西班牙分成49个省，每个省都以省内最重要的城市命名（除了纳瓦拉和巴斯克区三省保留原有名称）。这种重新划分一直保持到1978年建立区域自治。虽然设计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王权更加集中的王国，但它将促进新的行政中心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长，这些人正是被建筑、工业和贸易领域的新就业机会所吸引到城市里的。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巴塞罗那从1818年8万居民增加到了1860年近20万居民。从1859年起陆续实施的城市扩张和城市化计划（巴塞罗那、马德里的扩展区），由与奥斯曼男爵同时代的人设计，他大胆的现代主义风格不输拿破仑三世时期的巴黎市长。

伊莎贝拉二世统治时一些重大工程相继开工，包括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运河，将为首都近30万居民提供清洁流动的水源。1845年的重大财政改革废除了国内海关边界。1849年，在西班牙所有领土上采用十进制公制和统一的刑法和民事法（1851年），加速了中央集权。1844年成立的国民警卫队加强了公共秩序和农村的安全，尽管在有大量无地农民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它往往被视为土地寡头集团的工具。

政治上，1851年西班牙与梵蒂冈签署了协约，暂时结束了进步派政府与罗马教廷之间持续紧张的关系。西班牙试图通过参加军事行动重新获得在国际舞台上失去的位置。这些行动有的是与法国联合进行的，例如交趾支那远征（1858—1863年）或墨西哥远征（1861—1862年），有的则是单独将舰队开到秘鲁和智利海岸，或派兵到摩洛哥。奥唐奈尔将军和普里姆将军于1860年夺取得土安，这次武装行动没有下文，因为普里姆迅速结束了这场形势逆转的战斗，并签下协议，把两位将军占领的区域还给了摩洛哥。西班牙对摩洛哥的第一次入侵，旨在恢复其军事地位，但未来会造成不幸的后果，让军队陷入长期灾难性战争，破坏阿方索十三世的君主制。从眼前来看，对一个军事领袖来说，这是一个增加光辉的机会，胡安·普里姆已经准备摆出国家救世主的姿态出场。

西班牙这个时期的图景是相对有希望的，它拥抱了伊莎贝拉二世的统治，两位忠实的将军纳尔瓦埃斯和奥唐奈尔守护着王权，仅仅这样描述还不算完整。还要加上外国人眼中突然重新发现的西班牙，以及西班牙人自己利用这次喘息之机，从过去的历史中解读自己的命运，建立自己的“民族小说”，如同时期的米切莱为法国做出的努力。

浪漫主义的新面貌

除了零星的文章外，自耶稣会胡安·德·马里亚纳（1536—1624年）以来，没有一个西班牙人为自己的国家编写通史，而是让外国作者来说明他们的过去，其客观性往往值得怀疑（我们已经看到某些十八世纪法国百科全书作者的论调）。当时自由派的优点之一是想唤醒同胞们的民族国家意识，让他们团结起来，以祖国为荣。从1843年起《西班牙作家作品集》各卷陆续出版，旨在弥补文学领域长期存在的教育缺失。1850年，摩德斯托·拉富恩特《西班牙通史》30卷的第一卷出版，接续了西班牙人书写历史的传统。

它的科学严谨性远比不上未来历史学家的作品，如梅嫩德斯·佩拉约、梅嫩德斯·皮达尔、桑切斯·阿尔博诺斯和阿梅里科·卡斯特罗。拉富恩特首先是一个与奥唐奈尔自由联盟关系密切的政治作家，以自己的历史观建立了一些符号形象，由此塑造了一批英雄典范，并用一些主导思想来凝聚人心：国家独立、领土统一、天主教信仰，同时也崇尚公共自由，另有对狂热主义和专制主义的谴责。它是“阐释历史”，服务于传统与进步之间的政治愿景，这是开明自由派的做法。法国的拉维塞也用这种方式，至少共和派是这么做的。但在西班牙，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公民，它无法产生同样的教育性和民众影响力。

如果说在几乎所有的事情上——时尚，艺术品味（包括伟大的历史画作）、想法和生活方式（除了细微的差别），比利牛斯山两边的精英是很相似的，并遵循着相同的发展进程，普通民众层面就不同了。1841年，西班牙的文盲率超过90%，1860年这一比例仍为75%。根据埃斯帕特罗第二次被赶下台后恢复的1845年宪法，一个拥有150万人口的国家在1865年能参加投票、可能被选的人数不超过41.8万人！4年后，由于实行了普选制，超过700万的法国人投票支持自由的帝国。

正是两国之间社会学意义上的差距，在夏多布里昂之后，库斯汀侯爵、维克多·雨果、亚历山大·仲马、泰奥菲尔·高蒂埃和其他浪漫主义旅行者一越过边境，就遇到了半岛的恶劣道路和粗野村舍。

毫无疑问，在第一次接触中，他们会发现普罗斯佩·梅里美在一封信中对马德里的判断具有煽动性：“它是仅次于维也纳的欧洲最文明的首都！”的确，《卡门》的作者长期是西班牙首都最好沙龙的常客，比如蒙蒂霍伯爵夫人的沙龙，她是著名的蒂奥·佩德罗的嫂子，还有她的两个漂亮女儿，从她们年幼时普罗斯佩就认识她们。

大仲马就不那么热情了，他在清晨到达还在睡梦中的首都，看到“昏暗中的人们衣衫褴褛，严肃而沉默”时，在笔记里写道：“另一个民族，活在另一个世纪！”他的判断也有点草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几个小时后，穿着五彩缤纷服饰的人群赶赴伊莎贝拉二世婚礼庆典的景象，让他发出“赏心悦目的彩虹”的赞叹。

在这些矛盾中，蕴含着著名旅行者们对西班牙的暧昧看法。他们很想居高临下地评判它，但毫不掩饰他们的好感，或对西班牙人一些崇高特质和性格的钦佩。特别是泰奥菲尔·戈蒂耶，客观而审慎的记者知道如何扫除此前流行的刻板成见。至少在他那里，不再有缪塞希望在巴塞罗那住满的“胸脯光洁的安达卢西亚人”：他在普拉多遇到的马德里人“几乎都是漂亮迷人的，和其他国家人印象中的西班牙人完全不一样。他们个子很小，身材匀称，挺着胸，肌肤白净，五官精致，衣着品味好。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一头浅栗色头发，在这条路上兜一圈就能遇到七八个金发碧眼的女郎。”然而，他认为，不存在统一的西班牙，它是由那些讲着不同方言、相互容忍的人组成的。

这些外国游客肯定会产生新的成见，有些“西班牙人”（如走私者、雪茄客、斗牛士和路上的匪徒）永远不会停止刺激着半岛上的开明人士。这些关于时代和生存的人物群像是否比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戏剧中描绘的形象更夸张？不过它们证明了这个国家的强烈个性，以及在浪漫主义时期【3】，人们对西班牙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

自从对欧洲，特别是对法国的文学和时尚产生巨大影响的黄金时代结束后，西班牙还没有恢复真正的威望。它想努力达到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水平，但没有被认可。幸存的法国士兵将经历了世纪初政治挫折和恐怖独立战争的西班牙描述为一片被诅咒的土地。浪漫主义回溯过去，为中世纪英雄和伟大时代重新赋予色彩，还塑造了其他人物——赫尔纳尼，鲁伊布拉斯，并且通过路易·维亚多特的翻译、道米尔的绘画和古斯塔夫·多雷的插图，让堂吉诃德在法国流行起来。

这些旅行者在西班牙追求的无疑是刺激的冒险，一个“落后”的多姿多彩的国家，保存着在其他地方逐渐衰落的传统和习俗，同时也纪念被路易·菲利普的资产阶级打压的骑士时代，追求着伟人和个性强烈之人，他们的热情没有因逐渐主导西方社会的统一的现代性而改变。“东方”依然很流行，西班牙，特别是安达卢西亚对他们来说是“近东”，阿本塞拉赫时代仍然充满了宫廷阴谋和再征服运动的伟大事迹。当它出现在带有偶像崇拜色彩的宗教美丽面纱下，这个被重新塑造的“东方”显得更迷人。

这些观念相当理想化和天真。但在两个世纪的冷漠或蔑视之后，这也是一种喜爱这个国家的方式。伴随着这场带着好奇心和移情的运动，西班牙人自己同时也在努力恢复他们的历史记忆。这种新的关注最终没有中断，在法国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文学领域出现了许多热诚的西班牙爱好者，如巴雷斯、蒙泰朗和海明威。

动荡统治的结束

浪漫主义的旅行者从“永恒的西班牙”获取灵感，而西班牙新的统治阶层更想像同时期的英国和法国那样，法国的模式，七月王朝、基佐、蒂埃尔的模式对他们破碎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来说很有借鉴意义。

在西班牙的背景下，国家资本主义尚未成形，几乎完全依靠外国投资和模式，比如像基佐这样的模式。“通过工作、储蓄致富”更容易被翻译成“以最快的方式致富”。换句话说：投机。由少数大地主、稀缺的制造业主以及众多投机者组成的西班牙新政治阶层，与受到选举审查制度和女王身边王党制约的政治阶层混合在一起，在投机活动中发现了共同利益。西班牙的投机活动和其他国家一样，但在一个更狭窄的框架内，表现得更明显。

财富上成功和社会阶层上升最杰出的例子当数何塞·德萨拉曼卡·伊·马约尔，未来的萨拉曼卡侯爵，今天马德里最优雅的地区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也是该地区的推动者。他1811年出生于马拉加，是一名律师，后来是家乡的自由进步派代表，在对西班牙铁路网感兴趣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佩雷尔家族的法国分支之后，他开始了自己的商业生涯。

1841年，和他关系密切的埃斯帕特罗授予他国家盐业垄断权，并创造了巨大利润。1844年，股市走势使他的财富翻了一倍。两年后，他获得了西班牙最初两条铁路线之一：从马德里至阿兰朱兹铁路的特许权。1847年，他担任财政部长，但纳尔瓦埃斯没有原谅他与进步党的联系，指控他渎职，迫使他在非常情况下逃亡国外。由于宫廷的干预，他悄悄返回马德里，恢复了他在“空闲时间”已经承担的演出活动，并将他与伊莎贝拉二世一起参加开幕典礼的亏损铁路卖给了国家，还在他建造的未来马德里扩展区进行房地产投机生意。他建造了一座特别的豪宅，至今仍屹立在卡斯蒂利亚大道上。然而，1883年随着他的去世，工程半途而废，但他留下了1871年投入使用的马德里第一条马车轨道，并在三年前伊莎贝拉二世被迫流亡时侠义相助。

当时的风气对推动国家进步的工业“骑士”是非常宽容的，而对当谋私利者就没那么容易饶恕。在这点上，纳尔瓦埃斯政府以及时间短得多的萨托里乌斯（因为被错误地认为来自波兰，所以被称为“波兰人”）政府和宫廷往往是一致的。

1854年，当奥唐奈尔将军站出来反对纳尔瓦埃斯时，奥唐奈尔向女王谴责了保守派大臣的腐败，以及他们“可耻地卷入国家丑闻”，即涉及采矿特许权和铁路线的丑闻。年轻的议员安东尼奥·塞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不是革命者，甚至成为了波旁家族复辟的保守派主导者，他重新采纳进步派的众多要求，谴责选举法的不公正，要求在公共生活中提高道德品行。他说：“保留王位，但不要玷污王位的王党。”

温和派政府回归后，特别是1865年后，分歧扩大，事态急速发展。新一代的政治家加入争论，比如了不起的演说家埃米利奥·卡斯特尔，他们毫不掩饰对共和制的赞同，并正面攻击君主。当伊莎贝拉决心向财政困难的国库提供一部分王室遗产时，卡斯特尔在他的报纸《民主报》（la démocracia）中宣称，“她只是把属于人民的东西归还给他们”。卡斯特尔因此被马德里中央大学开除，接着学生暴动出现数名受害者。曾逃离西班牙的普里姆将军在等待他的进步主义事业时机，1867年6月他在马德里煽动一场士官起义，得到了民众支持。但这场起义受到同僚塞拉诺的猛烈镇压：圣吉尔炮兵兵营的66名中士在叛乱结束时立即遭到枪决。

奥唐奈尔于同年9月去世，1868年4月纳尔瓦埃斯去世，伊莎贝拉失去了两位最忠实的王权支持者。文官冈萨雷斯·布拉沃主持大局，女王统治末期陷入了众多阴谋中。

女王丈夫、甚至蒙彭西耶公爵各自都在梦想行使摄政权。但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比利时的奥斯坦德，胡安·普里姆和议会的进步派领袖鲁伊斯·佐里拉及萨加斯塔达成一致，迫使伊莎贝拉离开。他们也不知道让谁来代替女王，但没关系：必须要摆脱她！普里姆将军支持君主制，但绝不会让波旁家族的人做君王。蒙彭西耶公爵（拿破仑三世不信他会成为君主）的亲信托佩特上将带来海军支援。塞拉诺手上依然沾有圣吉尔叛乱者的鲜血，他只想着主宰未来的政府。共和制尚且不是一个选项，但民主制度将体现在1868年通过的宪法上。

阴谋者一直等到9月份才采取行动。宫廷成员在巴斯克海岸度假，被废黜的女王离法国只有几步之遥。胡安·普里姆从他住的伦敦到达直布罗陀。托佩特在加的斯煽动舰队暴动，塞拉诺则带领安达卢西亚军队与忠于君王的将军诺瓦利切斯侯爵的军队作战。当月28日，两军在西班牙军事史上反复提及的瓜达尔基维尔河上游的科尔多瓦阿尔科利亚大桥上相会，这勉强算一场真正的对抗。

在马德里，有人唱着列戈的赞歌，有人高喊着“波旁灭亡！”几天后，女王在她脸色苍白的丈夫和她最后的情人卡洛斯·马福里的陪同下，在比亚里茨受到法国君主的欢迎，他们被安排在亨利四世城堡临时居住，然后搬到了巴黎的一座升为“卡斯蒂利亚宫”的豪宅里。这栋建筑后来成为豪华酒店，再后来成为国际会议中心。

这场被称为“光荣”的革命，可能没那么光荣，它明显缺乏社会基础，用权力阴谋结束了一个君主制，也结束了西班牙近代历史上相对稳定、措施丰富的时期。而它又开启了另一个6年时期，这只会积累体制上的失败，进一步延后解决国家真正遇到的重要问题。

【1】1837年的宪法抹去了费尔南多七世恢复的旧政权的最后痕迹，恢复了国家主权和尊重基本自由的原则。但选民人数仅限于约60万受过教育和富有的公民，仍有90%以上的人口被排除在外。

【2】麦瑟琳娜：古代罗马皇帝克劳狄的皇后，据说她曾经向罗马的妓女们发起挑战并取得了胜利，因此她成为”放荡“的代名词。

【3】欧洲的浪漫主义在发展历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1805年左右。第二次高潮则从英国诗人拜伦开始，他的作品在1815年至1825年间风靡欧洲，雪莱和济慈紧随其后。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三个高潮发生在法国，约从1827年至1848年，以浪漫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维克多·雨果为代表。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思潮也波及俄国、东欧和美国，在美国产生了梅尔维尔、惠特曼等浪漫主义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