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伟大国家的统治没有阴暗面呢？人们热爱奇迹般的1492年，从格拉纳达收复失地运动的最后荣耀，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再到《卡斯蒂利亚语语法》【1】出版，使之成为欧洲第一个从贵族语言变成世界各地使用的民族语言，增加了西班牙的文化声望。当然，人们希望这一年没有颁布将犹太人驱逐出西班牙的法令，也没有纪念一个机构成立十二周年，在接下来的五个世纪里，这个机构将成为西班牙的“黑色传说”，也就是不怎么“神圣”的异端裁判所。

事实上，在公元1478年，还不是天主教君主的统治者们——直到公元1494年，他们才从教皇亚历山大四世那里获得这个头衔——从西克斯图斯四世那里获得了教皇谕旨，授予他们在打击异端方面的全部权力。

异端裁判所

在此之前，欧洲一直存在为了镇压严重偏离天主教信仰的行为而设立的异端裁判所，它们受教皇的严格管辖。奇怪的是，在13世纪初点燃了阿尔比吉奥斯火堆（施行火刑的地方）的异端裁判所并没有得到西班牙的青睐。虽然在公元1461年之前，恩里克四世已经有了和他的继任者一样的想法，不过没有得到授权。

为什么伊莎贝拉和费尔南多如此执着地要求这些过分的权力，使世俗国家——甚至通过教会人员——成为宗教正统问题的最高审判者呢？显然，他们认为当时存在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他们眼中，异端不仅挑战基督教教义，而且颠覆了国家的社会制度。

这个由信仰审判者建立起来的国家组建了思想警察，追捕和惩罚在信仰领域出现偏差的人，甚至仅仅是有异端倾向的人。君主们意识到他们正走上极权主义的道路了吗？不用考虑这个不合时宜的问题。到了公元1483年，阿拉贡多明我会的弗雷·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被任命为第一任审讯长后，这个邪恶的宗教法庭程序才真正完善。他们只需考虑要达到的目标：按公众舆论的要求惩罚有“假改宗”丑闻的犹太人，结束他们造成的混乱，最根本的意图是整顿半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这是“三个宗教的西班牙”在欧洲基督教内部的任务。然而，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机构会存在超过三个世纪！一旦它的组织及调查方法确立，调查绝对保密，被告人也不知道告发的来源，这个针对个人信仰发动攻击的战争机器就会变成一个几乎坚不可摧的国中之国。

“现代化”的手段

众所周知，通往地狱的路是用善意铺成的。让我们给这些如此认真的君王们找一个借口，即他们想要使一个有着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特殊性的国家“现代化”。

法兰西、英格兰和德意志都不用面对类似的情况。欧洲各地的犹太人——除了在罗马教廷的土地上——在西班牙决定这样做之前早就受到了歧视和驱逐。很明显，两位君主的理想是跟上欧洲社会的步伐。在那个时代，欧洲只有天主教，在路德派分裂之后，欧洲社会在宗教统一的原则下重建，即君王的信仰决定了臣民的信仰。

因此，正如约瑟夫·佩雷所说，人们惊讶的不是长期以来作为宗教自由典范的西班牙突然出现不容忍的现象，而是这种不容忍现象出现得这么晚！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半岛上并不太在意犹太人和基督徒的种族差别，甚至似乎完全排除了种族因素。对和基督徒有很大不同的穆斯林群众的异域风俗、服饰、婚俗都可以置若罔闻，几乎从未提到以色列子孙的犹太血统。对欧洲北部的人来说，西班牙的宗教“拼凑”和君主们的宽容传统无异于丑闻。

在天主教国王采取措施几年后，西班牙未来的摄政王、西斯内罗斯枢机主教邀请鹿特丹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到埃纳雷斯堡的阿尔卡拉大学任教时，后者对伊斯帕尼亚说了“不”，这充分说明欧洲知识分子对这个仍有那么多不纯洁因素的国家的偏见，它有摩尔人和犹太人！

区分良莠，净化西班牙，这是异端裁判所的任务。它不攻击忠于自己宗教的犹太人——他们直到公元1492年仍可以自由礼拜——但攻击那些14世纪晚期大屠杀结束之后接受洗礼的犹太人，他们融入了基督教社区，同时继续秘密信奉他们的宗教。这些由恐惧导致的改宗人数庞大，很多人被怀疑。

历史学家根据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几个主要城市的犹太社区（aljamas）人口普查做出粗略估计，15世纪的西班牙犹太人数量在18万到25万之间，可能一半的人口都改宗了，甚至可能最得利、最富有的人也接受了洗礼。

叛教和圣洁之间

最著名的改宗案例之一是在公元1391年首席拉比塞缪尔·哈·利维和他的整个家庭改宗，教名为巴勃罗·德·圣马利亚。当时教会没有歧视这些“新基督徒”，只是让他们接受一段“试用期”，因此这位拉比没有理由改变他的职业，很快成为布尔戈斯主教，而且没有任何人感到不快！这些新基督徒中品德高尚的人的比例是很大的。

从15世纪到17世纪，在西班牙政治、文学和宗教历史的每一页都会出现一些杰出人物，他们的传记会隐晦地告诉人们，其祖先中有改宗者。

伊莎贝拉女王的忏悔神父及宗教顾问弗莱·埃尔南·德·塔拉韦拉来自一个犹太家庭，伊莎贝拉一夺取格拉纳达就任命他做这座城市的大主教，任职期间，他一直开明地宽容穆斯林。另一位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受到托莱多异端裁判所的轻微处罚，他是阿维拉的圣特雷莎的祖父！还有一个犹太人的后裔弗雷·路易斯·德·莱昂成为基督教精神领袖。与其把许多人皈依视为仅仅出于利益考虑而决定的叛教，不如把它看作犹太人信仰在与西班牙社会接触过程中被削弱的迹象。

然而，在目前西班牙神秘主义的强大潮流中，起源于希伯来的弥赛亚传统仍然存在，在其影响下，是否有铲除或限制其宗教发展的副作用？提出这个问题并非不合理，但要回答这个问题似乎会白费功夫。一些作家还希望把改宗者的悲剧——对某些人来说是真实的，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仅仅是旁观者——作为西班牙集体心理的根本动力，成为标志其历史的印记。

这当然想得太远了。或强迫或自愿皈依基督教的几千名犹太人的痛苦经历，尽管在当时的社会中被广泛传播，但其本身也不能影响国家的命运。它不是打开16世纪神秘绽放的西班牙诗歌和文学大门的唯一钥匙。许多作者已经表明，西班牙文学辉煌缘于其吸收了其他养分，特别是中世纪的养分。十字架上的圣约翰就不是来自一个改宗家庭【2】。

但如果这么多家庭改宗被证明是真诚的，同样也可以说，不真诚的改宗者可能更多。迈蒙尼德的文章为犹太人群体所熟知，他在自己的家族被阿尔摩哈德人迫害时就宣称，犹太人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很可能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然而，他不接受改宗者放弃在家的犹太教实践。大量改宗者都在用这种中庸和诱人的方式，大多数人甚至没有想到如果自己一旦被发现，在教会人士眼中就是犯了叛教的重罪。

然而，平民们怀疑并开始检举这种不诚实的行为，他们看到犹太人摆脱了以前的地位限制，或仅仅是因为接受了几滴圣水就抢占了自己的公职。在广大愤怒的“老基督徒”眼中，这些获得大量利益还无耻地吹嘘的特权人士只不过是marrano【3】。

在上流社会和权力领域，人们可能更倾向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时间会解决问题，一切都会井然有序。但丑闻已经曝光，他们不能再逍遥法外。在托莱多，有一个修道院院长被指控在圣餐仪式上说犹太教祈祷词，并庆祝结茅节。加西亚·萨帕塔神父是第一批被火刑处死的人之一。公元1480年，一位萨拉戈萨已过世的富有市政长官的案件被审理，他叫佩德罗·德拉·卡瓦列里亚，在1414年改宗，是《基督教申辩书》的作者，但他从未停止在家里做犹太教礼拜。一位证人讲述了他是如何厚颜无耻地吹嘘：“我继续做犹太人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我永远不会比拉比走得更远，所以啊，幸亏那个被放在十字架上的小男人让我成了这个城市的主人！”

无疑，我们必须考虑到诽谤性的检举，但它们不可能都是诽谤。公元1475年前后，针对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安达卢斯的改宗者行为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因此君王们决定到当地待上足够长的时间进行考察。费尔南多后来在他妻子去世后说，他们了解到的情况，特别是在塞维利亚的情况使他们无法不采取行动，“即使他们的儿子唐·胡安王子参与了这些事”（一个荒谬的假设）。

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

事实上，两位君主在公元1478年至1480年间已经考虑了很久，又犹豫了四年，才启动了教皇赋予他们的地狱机器。伊莎贝拉是不情愿的。她极力保护王国的犹太人，给了塞维利亚的那些仍偷行犹太教规的改宗者最后一次机会后，才和她丈夫一样实行严厉措施。在女王的要求下，弗莱·埃尔南·德·塔拉韦拉和温和的门多萨枢机主教开展传教和劝诫宣讲，遗憾的是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很多见证者，其中包括伊莎贝拉本人亲近的编年史家赫尔南多·德尔·普尔加，他本人也是一名改宗者，并且非常敌视宗教法庭，他们看到异端裁判所未来的受害者似乎没有认真对待智慧的劝诫甚至是威胁。

但普尔加和塔拉韦拉并不孤单。在这些“新基督徒”中，还有许多人，他们要么有新教徒的热情，要么急于和嫌疑犯撇清关系，声称自己准备带来柴火烧死犹太教徒。早在公元1459年，弗朗西斯坎·阿隆索·德尔埃斯皮纳写道：“我相信，如果进行认真的调查，会有无数人因为秘密信奉犹太教而被送上火堆！”于是，这事就定下了。公元1480年11月，由君主任命的米格尔·德奥里略和胡安·德·圣马丁两名审讯官搬到塞维利亚，他们的到来引起了恐慌，这一次，改宗者感受到了巨大威胁。许多人离开城市，逃到他们认为安全的大贵族庄园避难。人们找到他们并将其送去审判。从公元1480年至1488年，有数千人被定罪，其中有几百人被判处死刑。

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本人也被这一镇压的规模吓坏了，他试图取消赋予西班牙统治者的权力，将其交还给主教。但他输了，他不得不两次向费尔南多的政治不妥协低头。

异端裁判所的法庭很快在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收紧了网，有时会遇到来自民众的强烈抵制——在萨拉戈萨甚至有一名审讯官被谋杀——或者来自主教的抵制，他们认为宗教法庭调查员和法官的完全自主权是对他们教权的侵犯，是不可接受的。

那些由当局任命但往往出现在罗马教廷提出的名单上的审讯者更可怕，因为没有任何特权身份能阻止他们：主教和贵族可以像最卑微的小贩落在他们的网里。

事实上，异端裁判所的第一个“老大”是由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推荐的多明我会的弗雷·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并在公元1483年被君主任命为总审讯官，今天在我们看来是中世纪最黑暗的形象。还必须指出，这个冥顽不化的教士在其任职期间，惩戒和镇压造成的死亡人数是异端裁判所漫长历史中最多的。

高层的宗教法庭

正如当初设想的那样，在宗教与政治紧密交织的时代，西班牙异端裁判所在当地发挥了明显的效果，它有熟悉各种诡计的调查人员、虔诚的公职人员、雇来折磨人的打手及“亲信”组成的庞大圈子，在它周围还有阿谀奉承的仆人和告密者，这些人组成的法庭打算让任何政治势力都无法摆脱它。

随着时间的推移，庆祝堕落灵魂与教会和解的宗教仪式和世俗盛宴——火刑（信仰行为）——成为国家根深蒂固的传统之一，甚至再次激发了戈雅复仇的画笔。这些庄严的仪式让人重新找回基督的平安和教会的宽恕，却虚伪地无视那些不幸者的命运，这些人既没有因法官的同情也没有因自己的悔改而被赦免。对旁观者来说，这些点燃的柴堆要再远一点，以免破坏了庆典……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酷刑：所有欧洲国家普遍对异端罪都是这样的态度，西班牙比其他地方更罕见的是巫术般的审判过程。如果有外国人在17世纪到访西班牙，便会为此地上演的事而感到震惊。在一位比君主更高的大审讯者的注视下，教士们围在被幽禁的傲慢的受害者周围口出恶言，劝告他们忏悔，要求他们在这些可怖的支架上改过自新，效忠天主教和罗马教会。但没有人会相信，这些被定罪的自由思想者、犹太教徒、新教徒、光明派、寂静派教徒，会被异端裁判所教士们在审判中的狂热表现说服而悔改认罪。

毫无疑问，在大屠杀造成严重破坏的时候，用法律手段镇压异端是一种进步。异端裁判所细致的审判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似乎令人无法忍受，但至少为被告提供了最低限度的保障，有时还挽救了他们的生命和名誉。另一方面，异端裁判所逐渐向富有崇高精神榜样的西班牙社会灌输了胡乱惩罚的威胁、阴险的恶意和不断怀疑的毒药。异端裁判所的审判没有让西班牙摆脱尴尬的问题，只是转移了社会的焦点。

在追捕改宗者的同时，整个社会产生出一种顽念，即“血统纯正法”（la limpieza de sangre）。做一个无可指责的基督教徒，光经过神圣法庭的洗礼已经不够了，为了获得某些职位或工作，需要证明自己的祖先没有被异端裁判所指控过。不觉间，审判从宗教延伸到了种族。

这种歧视在本质上与古代政权中区分贵族和平民的歧视没有太大区别。不过它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毒害西班牙社会，为“黑色传说”再添讽刺的一笔，外国人将很快用这个传说来攻击西班牙王权。

不过，人们有时会准备一些技巧来应付生活的束缚。这种诞生于异端裁判所的道德暴*迫使人们不断保持警惕来绕过它，由此催生了西班牙文学天才最原始的表达之一：诗人和小说家通过绝妙的巴洛克技巧来躲避思想警察设置的陷阱。

后者在日常生活中引起的异化，在贡戈拉笔下绽放成罕见的隐喻、双重意义的图像和精致的圈套。同样经过编码的语言暗藏丰富的影射、隐秘的典故和模棱两可的解释，贯穿黄金时代的所有文学作品——从费尔南多·德·罗哈斯（另一个改宗者！）的《塞莱斯蒂娜》或《卡里斯托与梅丽贝娅的悲喜剧》到流浪汉小说，从塞万提斯到卡尔德隆再到洛佩·德·维加。

“通过判处许多虚伪的西班牙人”，米歇尔·德尔·卡斯蒂略写道，“异端裁判所把卡斯蒂利亚从尘世的光景、中庸之道中拯救出来。这是神经质附带的好处……”

驱逐未改宗的犹太人：告别塞法拉德

异端裁判所的建立只会导致更激进的措施。如果有这么多改宗者继续秘密信奉犹太教，那么在犹太社区的影响下他们并不会完全舍弃原先的信仰。为了促进王国统一，使其符合当时的欧洲规范，必须清理这种阻碍改宗者被完全同化的不纯洁遗产。1492年3月31日，在格拉纳达高涨的宗教狂热气氛下，君王在圣达菲颁布了驱逐犹太人的法令。约十万个没有弃教的犹太人被要求必须在四个月内离开这个国家。他们可以带着自己的财产离开，但不能带走金银或马匹。他们中许多人的房子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出售，意大利银行家以极低的成本获得了转让汇票。

仍然有些轰动一时的改宗事件，如亚伯拉罕·西恩和他的女婿拉比马耶，在民众的期待下，君主本人和红衣主教门多萨做他们的教父。但总体而言，与伊莎贝拉和费尔南多的预期相反，被驱逐的队伍在通往边境或港口的路上几乎未受损伤。许多人前往葡萄牙，在那里他们获得了为期6个月的居留证；或选择纳瓦拉（那里尚不属于卡斯蒂利亚王国）。其他人则去往法国西南部，特别是波尔多，还有意大利、英格兰、佛兰德斯，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建成了一个重要的移民地，未来一片光明。大批人定居在马格里布和奥斯曼帝国的城市——萨洛尼卡、安德里诺普尔、君士坦丁堡、希腊岛屿，苏丹巴耶赛特二世给他们提供了许多便利。他们将以非凡的恒心延续对塞法拉德——他们失去的家园的记忆，并忠实于在微薄行李中携带的民族文字；这种古老的卡斯蒂利亚语变成了“犹太-西班牙语”后仍在他们的社区中使用。

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迫害期间，西班牙通过向这些西班牙裔犹太人的后裔发放护照来弥补对他们的不公正待遇。这往往只是外交官的工作，不过受到了佛朗哥将军政府的鼓励或保护。

犹太人的流亡是否如许多人所说，对国家经济产生了持久的伤害？在1492年9月和10月这两个灾难性的月份里，在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尘土飞扬的道路上的以色列人的后裔不太可能成为王国最富有的人。从事国际贸易的犹太人，尤其是布尔戈斯的犹太人，早已改宗。费尔南德·布劳德尔说：“西班牙失去了有才华的工匠、有进取心的小商贩，但肯定没有失去充满活力的资产阶级。”最近一些作者认为，正是***银行家及其同行所体现的国际资本主义的有害植入，阻碍了西班牙像其他地方那样形成早期活跃的商业资产阶级。然而，在国外，贫穷的犹太人往往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在土耳其，西班牙裔犹太人家族繁荣发展，如19世纪返回西方国家的卡蒙多家族，他们对文艺、科学等各项事业提供了巨大的赞助。

无论如何，在当时问题的实质是一样的：人们假设“在这个人民只有通过宗教归属感才真正感到被联系在一起的时期”，建立一个现代国家需要信仰统一。持久存在的犹太社区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同样自收复失地运动以来形成的一些穆斯林社区在某些区域人口密集，特别是在瓦伦西亚周围以及埃布罗河谷。自从统一格拉纳达王国以来，原本只是民族凝聚力的问题就变成了一种几乎难以解决的殖民挑战。8个世纪以来，除了阿拉贡的8万和卡斯蒂利亚的25000多名穆迪札尔人之外，还有20多万的密集人口习惯于在他们自己的法律之下生活。

摩尔人的融合与民族身份认同

与犹太人融合是可能实现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而与生活在基督教领地上但普遍处于社会边缘的穆迪札尔人实现融合要困难得多。结果穆斯林在战败后，在格拉纳达和阿尔普哈拉斯建立了他们最强大的庇护所。

然而，博阿卜迪尔和天主教双王之间签署的投降书只谈到了宽容。他们保证尊重打算留在西班牙的新穆斯林臣民的信仰和财产。第一位被任命为格拉纳达大主教的弗莱·埃尔南·德·塔拉韦拉，以及第一任总督滕迪拉伯爵和强大的门多萨家族伟大开明的领主谨慎地实现着对值得尊敬的前对手的承诺。丧失王权的埃米尔家族成员主动转信基督教，获得了格拉纳达亲王的称号，并迅速被同化为卡斯蒂利亚贵族，他们在王室部门中担任要职。

不过，最终目的仍然是用福音教化穆斯林群众。弗莱·埃尔南·德·塔拉韦拉坚信温柔说服的功效，他向神职人员学习阿拉伯语，甚至在礼拜仪式上对慕道者说阿拉伯语。但这需要很多时间和极大的耐心去克服大量的阻力。

渴望结束王国里宗教差异的两位天主教君王无法忍受这个漫长的过程。最重要的是，费尔南多不相信这些穆斯林有被同化的可能，所以并毫不掩饰自己的意图，打算让他们快点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回到非洲，哪怕之后他要在那里追捕他们，由他自己或让大安达卢斯领主西多尼亚公爵的军队占领未来阿尔及利亚的几片区域。

因此，公元1499年，天主教双王在格拉纳达逗留之后，强硬的希门尼斯·德西斯内罗斯大主教，也就是西班牙未来的枢机主教接替了塔拉韦拉。他使用了完全不同的办法对付埃尔切人，即那些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前基督徒；而对付穆斯林家族，则不征求父母意见就给其子女施洗。随后在格拉纳达的阿尔拜辛山丘发生了骚乱，而阿尔普哈拉斯在公元1500年经历了第一次暴动。因此，君主们决定解除公元1491年达成的协议，并将摩尔人置于与犹太人同样的选择面前：改宗或离开。大多数人选择第一个方式来实现和平，但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宗教实践或习俗。

费尔南多无疑希望更大规模的人口外流，即使这会牺牲贵族的利益。后者想保留顺从的农业劳动力，并安慰自己这些穆斯林的子孙从长远来看会成为优秀的基督徒。这也是滕迪拉和封地所有者的论点。因此，对新改宗者摩里斯科人的驱逐期限推迟了。此后期限经常推迟，直到公元1566年，费利佩二世想要结束这种情况时，他的措施激起了阿尔普哈拉斯的全面起义。

在查理五世的私生子、费利佩二世同父异母的兄弟、奥地利的唐·胡安英明稳重的领导下，经过长达数月的征战，才平息了这场在格拉纳达以南沿海平原上发生的起义。然后，摩里斯科人被分散到王国的其他地方形成了社区，顽固地践行着他们的传统，就像已经定居在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的穆迪札尔人一样。这两个群体被怀疑与土耳其人与柏柏尔人勾结，在西班牙海岸偷袭劫掠，最终在1609年费利佩三世和勒马公爵政府的统治下被驱逐。无论是本着宽容精神还是武力镇压，与摩尔人的融合都以失败告终。

一个不那么天主教的西班牙

这个观察很显然是出于主导了西班牙构建的历史环境，约瑟夫·佩雷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也总结了费尔南多和伊莎贝拉走上不妥协之路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想象的西班牙形象——天主教正统的捍卫者——是错误的呢？”他想知道，“如果西班牙建立异端裁判所不是因为它比其他国家更天主教化，而是因为正统在那里比其他地方更受到威胁呢？对我们来说这很矛盾，但对16世纪的人则不然，他们对西班牙的看法与我们截然不同！”

有很多证据支持这个观点。我们举过伊拉斯谟的例子，尽管他对当时的西班牙精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他还是不愿意访问这个国家。佩雷斯，还有历史学家s.阿诺德森和i.s.雷瓦提出，公元1600年左右，大审讯者格瓦拉枢机主教在访问罗马后，为存在于他的国家一个世纪的异端裁判所和“血液纯洁”法规带来的坏名声感到担忧；并指出，其他国家和西班牙一样有很多犹太人和其他异教徒，但这些国家小心翼翼地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甚至认为西班牙之所以名誉扫地，是因为它是一个高度犹太化的国家。虚伪、自负，最重要的是“伪基督教”——这确实是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对这个有异端裁判所的国家的评价。

“伪基督教”国家能涌现出阿维拉的特雷莎、十字架上的约翰、洛约拉的伊格纳提乌斯、弗朗西斯泽维尔和其他许多超凡刚毅的圣徒吗？显然这是个悖论。但这种信仰热情掩盖了人们普遍的精神焦虑，这种焦虑可以在基督教的偏离，或是在西班牙灵魂的另一种诱惑，即神圣化的无政府主义中找到回应。

伟大的天主教历史学家马塞利诺·梅嫩德斯·佩拉约致力于研究西班牙异端——从普里西林到米格尔·塞尔维特，后者在火刑柱上为自己的“异端”行为赎罪。但抓捕、扼杀异端又能如何？！这些思想潮流几个世纪以来成为西班牙精神的巨大诱惑，也解释了天主教国王及其继任者不宽容的宗教政策。

“16世纪的西班牙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天主教化，它想要让自己看起来如此，而事实不是这么一回事。”

疯狂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一个安静的基督徒吗？五年来他一直围着伊莎贝拉转，直到说服了天主教君王，在西班牙刚刚攻占格拉纳达的欢欣鼓舞中，哥伦布率领三艘船出发了，经过大西洋，他们能到达马可·波罗描述的奇迹之地吗？

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他自己说的，确实最有可能。不过***人、航海家和银行家在西班牙非常受欢迎，因此一些人认为他在吹牛。他可能从马略卡岛来，那是一座犹太人的岛。他很显眼，不仅因为宏伟计划的神秘光环，还由于他在宫廷里的引荐人，拉比达的方济各会教士和一位尼布拉的隐修教士。安达卢斯海岸被大西洋的浪花拍打，那里的人们梦想着伟大遥远的十字军东征。

他是冒险家吗？毫无疑问。他已经尝试过在葡萄牙国王那里碰碰运气，后者忙着资助船队绕过非洲。哥伦布在马德拉结了婚，但很快就失去了妻子和经济来源。公元1486年，他转向西班牙，受到天主教双王的接见，但被送到萨拉曼卡的专家委员会时，专家们都认为他的计划行不通。他派哥哥去法国和英格兰说服各国国王，但他们都不感兴趣。公元1488年，他在里斯本宫廷的第二次尝试失败了。

公元1491年夏天，这位孤独、负债累累的人回到拉比达，他把小儿子迭戈留在那里，这时他的运气来了。他是否向天主教双王透露过如此坚信自己的星图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为什么他不承认自己确实有秘密呢？据说这个秘密是由一个“不知名的领航员”告诉他的：在遥远的大洋那边存在新的海岸。

哥伦布是一个优秀的航海家，但不是个好学者。事实上，他在许多方面都搞错了，从他开始判断吉潘各（cipango，即日本国）和中国的距离时就错了。因此，从他第四次航行后直到去世前，他仍然相信自己已经到达了亚洲，至少到了它的边缘，但他有点失望，因为他只遇到了半裸的野蛮人，而不是威尼斯人称赞的辉煌的大汗宫廷！

从哥伦布第一次尝试以来，除了拉比达的方济各会外，还有来自圣达菲宫廷的保护者：多明我会的迭戈·德萨、王位继承人唐·胡安的教官。很快一个有影响力的改宗者、费尔南多国王的财务官路易斯·德·桑坦格尔与德萨联合。格拉纳达刚刚沦陷。哥伦布也参与了这场仿若出于天意的事件：“我看到君王的旗帜飘扬在阿尔罕布拉宫上空……”这个世界被弥赛亚的崇高填满了，伊莎贝拉和费尔南多把它转换为更具有政治性的行动：他自己不是说要到耶路撒冷追捕异教徒吗？

这是命运之神眷顾的好时机。德萨说服女王再次接待了这个陌生的访客。哥伦布对自己相信的事如此肯定，也许他和圣女贞德一样，是神派来的使者。这个奇特的家伙竟大胆地提前要求荣誉和特权：除了从发现的财富中拿走十分之一外，他还要海军上将和被发现土地的总督的头衔！起初，女王的顾问们认为他异想天开，要打发他走。但他刚开门，伊莎贝拉就把他叫了回来。格拉纳达战争掏空了国库，他们一分钱也没有了。但桑坦格尔查了一下账目，得出结论：想做的话还怕什么风险？

15天后，即1492年4月30日，双方签署了协定。在文件中，哥伦布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不过君主们以后总有机会压低他的大肆开价。君主们承诺为这次行动提供200万铸币（maravédis），不过实际上他们自己不会花费太多。因为他们提供了难以兑换的债权，以及为了继续十字军行动对抗摩尔人，从巴达霍斯教区居民那里筹集的继续对摩尔人进行十字军东征的捐款，此外还有一些港口（帕洛斯港）违反与葡萄牙签署的非洲海域捕鱼协定的罚款，准确地说是港口的两艘快帆船。其余的由哥伦布自己想办法……

他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接洽平松兄弟【4】，他们是帕洛斯当地的船东，指挥尼尼亚号和平塔号。他又说服另一个船老大、巴斯克胡安·德·拉科萨把他的圣玛丽亚号加入船队，这艘较重的船将成为旗舰，最终招募了97名船员。在这次发现之旅中没有神父上船。1492年8月3日，船队终于从帕洛斯港启航前往加那利群岛，水手们在那里下船，然后再踏上征服未知世界的旅程。后来，兴奋的气氛变成了焦虑，再后来风停了，动不了的小船队成员认为自己被萨尔加索海的海藻缠住时，船上发生了叛乱。在这个被各种迷信所困扰的时代，我们怎能不佩服哥伦布面对《奥德赛》可怕传说时的坚定意志呢？正如《奥德赛》中所描述的，美人鱼之歌很快响起。这是见习舵手罗德里戈·德·特里阿纳的声音，他是平塔号上的瞭望水手，在10月11日至12日的晚上，他哽咽着喊道：陆地（tierra）！确实是陆地，和水手们离开已久的土地一样坚实。憔悴的水手们从船上走下来，发现岛上有着和他们差不多的人，赤身裸体，那是巴哈马人和印第安人（taïnos）。没有人怀疑这里是未知大陆的海岸，这片土地很快就会被探索、征服和开发，但到新世界能说服老世界它已经过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伊莎贝拉下赌注支持哥伦布，接受了他心怀的梦想。她早就被哥伦布吸引，但不太敢说，因为宫廷嘲笑这种宗教的幻象。她对他保持一种女性的感情，源于精神上的默契和共同的追求，在这一点上超越了她的丈夫，费尔南多更平淡，只想着平衡账目。

当哥伦布在第三次航行结束回到西班牙时，女王的尊重再次表现了出来。那时总督博巴迪拉以哥伦布对殖民地糟糕的管理为由，或者可能只是出于嫉妒，下命令要驱逐哥伦布。没有伊莎贝拉，很可能不会有哥伦布的第四次航行，也就是他的最后一次航行。从公元1502年至1504年，即女王去世的那一年，他在中美洲的地峡高处带领船队寻找通往另一片大洋的通道。

伊莎贝拉没有失去理智，她不会忘记自己赞助的事业的精神意义。当哥伦布提出，由于旅行中未能发现其他财富，作为补偿，要把印第安人卖到欧洲当奴隶时，女王出于道德原因拒绝了这项提议。她第一次意识到她的访客如此坚持，坚持到让人难以忍受，不过他仍然是她命运的信使，帮她实现了时代的征服和神秘的冲动。这个时代一切美好的希望似乎触手可及。

“疯女”胡安娜

对天主教双王来说，这些希望中最宝贵的是看到他们唯一的儿子、当时14岁的胡安王子继续他们的事业。五年后，即1497年10月4日，这位以强健身体和高尚品质为人称赞的年轻人在与奥地利公主结婚六个月后突然去世。他的家人认为王子的死因与夜晚和新娘过于火热缠绵有关。伊莎贝拉痛苦地体会到儿子死亡的残酷，她从来没有从打击中真正恢复过来，七年后，她也去世了。

因此，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最终合并为一个国家的前景似乎已经消退。公元1498年，他们的大女儿伊莎贝拉公主（也是葡萄牙王后）去世。1500年，他们的另一个儿子米格尔去世，他本可以统一伊比利亚半岛的三个国家。特拉斯塔马拉王朝只剩下费尔南多和伊莎贝拉最后的两个女儿。最小的女儿——阿拉贡的凯瑟琳嫁给了英格兰王储亚瑟，1509年丈夫去世后，又与她的小叔子——可怕的亨利八世再婚。1496年，年长的胡安娜【5】与奥地利大公、勃艮第亲王美男子腓力结婚，他是尼德兰的统治者。不幸的是，胡安娜此时已经表现出神经脆弱的迹象。

当伊莎贝拉于公元1504年去世时，费尔南多又成了阿拉贡国王，而他的女儿胡安娜则成为卡斯蒂利亚的合法女王，她的丈夫则成为女王配偶。在这种情况下，王朝的法律对西班牙不太适用，且这对西班牙来说是相当不利的。

为什么伊莎贝拉和费尔南多没有进一步推动两个王国的合并，使之成为一个王国呢？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一个谜，不过当时遗留的制度滞缓、对封建遗产的尊重、每个王室的特殊性、对封臣和子民的承诺等都可以拿来解释这个问题。尽管天主教双王在其他领域实行的改革措施很大胆，却无法跨越世袭领地和国家之间的界限。他们的继承人查理五世更不会创新，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保护甚至收回他的个人遗产上，即使是奇怪拼凑的碎片化土地。而其他更明智的君主们，特别是法国的君主，更愿意思考如何完善他们的“王室领地”，长远看其将发展成为“六边形”（法国本土）。

因此，卡斯蒂利亚的继承特别微妙。伊莎贝拉去世之前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写了一份遗嘱，这表现出她的智慧。她不质疑胡安娜的权利，但觉得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女儿让她担心：胡安娜病态地嫉妒她那太有魅力和太善变的丈夫。公元1502年，女儿和女婿在西班牙的逗留让伊莎贝拉感觉到：天资聪颖、有教养的胡安娜已经神志不清了。因此伊莎贝拉表明，如果她的女儿在自己去世时不在卡斯蒂利亚，或者如果胡安娜不能或不想接管治国大业，那么自己的丈夫阿拉贡国王费尔南多将以她女儿的名义统治和管理卡斯蒂利亚，以防止国家出现混乱和纷争。

公元1505年，卡斯蒂利亚议会在托罗召开，尽管代表们注意到胡安娜不能充分履行职责，但还是承认胡安娜为卡斯蒂利亚女王，拒绝宣布她丧失资格。事实是，公众舆论已经开始喧嚣起来。他们看到两个王，一位是丈夫，一位是父亲，已经在女王的背后争夺权力。民众们并不了解女王真实的健康状况，有些人甚至建议幽禁她！

事实上，美男子腓力并不想做女王的配偶，他为了在妻子的位置上统治，甚至称他的疯妻非常虚弱！他依靠卡斯蒂利亚贵族的支持，后者特别高兴摆脱天主教双王长期联合统治带来的枷锁。不管愿不愿意，费尔南多只能给女婿让位，他在公元1506年6月离开了卡斯蒂利亚。美男子腓力并没有以妻子的名义掩人耳目地摄政，而是变成了费利佩一世埃尔·赫莫索。

然而，在贵族要求的改革推动下，混乱开始蔓延到全国，以至于编年史家已经将美男子腓力的处境与“无能者”恩里克四世进行比较。腓力于公元1506年9月去世，死于心脏疾病，那时他只有28岁。

胡安娜女王绝望到了极点，她陪同丈夫的送葬队伍前往格拉纳达的王家教堂，她在火把的照亮下好几次打开棺材——因为人们为了躲避白天的炎热而在晚上出行。她的父亲从隐居之地那不勒斯准备回来。掌权的西斯内罗斯枢机主教要求费尔南德尽快返回，理由是只有他才能够恢复秩序。费尔南多知道西斯内罗斯是一个很有政治手腕的人，因此他在意大利逗留了一段时间。但当他在公元1507年6月抵达卡斯蒂利亚时，就把一切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些背叛他的还没来得及逃跑的人被逮捕，并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卡斯蒂利亚已经找回了它的主人。他不再只是以女儿父亲的名义摄政，而是作为国王执政。他必须采取一个痛苦但在政治上必要的措施：孤立胡安娜，以防她充当其他势力的旗帜，成为他敌人手中的工具。这位名义上的女王的神经错乱尽管是间歇性、不那么强烈的，但却因丈夫的去世而严重恶化。费尔南多决定在老卡斯蒂利亚的托德西利亚城堡幽禁她，给她以配得上她地位的生活条件，但严加管制。直到公元1554年去世，她才离开那座城堡，只比她的儿子查理五世去世早了四年时间。

费尔南多：武力的荣耀

伊莎贝拉死后，历史学家一般不怎么强调费尔南多的统治。她是明星，是有伟大直觉的女人。但真正的政治角色、外交和军事仪式的主人是国王。“既是狐狸又是狮子”（volpee leone insieme），同时代的尼古拉斯·马基雅维利描述和钦佩的就是他，阿拉贡的费尔南多。

阿拉贡本身就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国家，早在卡斯蒂利亚王国开始派遣船队开展伟大的美洲冒险之前就进行着面向地中海的外部征服。在两个王国中，只有阿拉贡的过去和命运由外交政策主宰，所以经常要解决纠纷。阿拉贡最早与法国有冲突，因为加泰罗尼亚边境从来没有长期固定下来。随着“大度者”阿方索一世征服西西里岛和那不勒斯，情况恶化，阿拉贡人赶走了法国人，但安茹家族仍然声称要维护他们的权利。正是在这最后一条战线上，也就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意大利战争中，费尔南多取得了他最大的成功。西班牙大方阵（tercios）将成为服务帝国的强大工具，直到公元1643年在罗克鲁瓦战役（battle of rocroi）中才被打破，这个事件在法国比在西班牙更出名。

当费尔南多从父亲阿拉贡的胡安二世手中接过比利牛斯山脉东部边境时，局面仍然很混乱。阿拉贡的卡斯蒂利亚王朝继承人曾经想将领地扩展到尼斯以至整个法兰西的野心落空，不得不面对10年的加泰罗尼亚叛乱（1462—1472年），该叛乱为路易十一提供了干预的机会，他表面上是为了帮助被臣民驱逐出巴塞罗那的胡安二世，但实际则借机占领了比利牛斯以北加泰罗尼亚的郡县鲁西永和塞达格内。费尔南多一直要求法国归还这些领地，他们最终达成交换协议。公元1493年，查理八世把它们还回阿拉贡，以换取更大的自由以插手意大利事务。费尔南多虽然能够回到佩皮尼昂，但保卫没有天然防御的边境，对卡斯蒂利亚来说将是非常沉重的负担。他花费巨资面朝阿格德（agde）建造了一座雄伟的萨尔塞斯堡垒，那是当时最先进的军事艺术杰作。

费尔南多的另一项伟绩是吞并了纳瓦拉王国。它曾经附属于阿拉贡，又再次独立，并在1234年到了法国香槟家族手中。对手又是法国，这次的利害关系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纳瓦拉跨于比利牛斯山脉西部，如果它倾向北方，在法西战争时就会非常危险。胡安二世与当时纳瓦拉统治者加斯顿·德·福克斯的女儿埃莱奥诺尔结婚，从而结成了联盟，促进了与法国的第一次和解。费尔南多本人在伊莎贝拉去世一年后，与路易十二最喜欢的侄女杰曼·德·福克斯结婚。但在此期间，纳瓦拉王国的王冠已经传给了另一个法国家族阿尔布雷特。公元1512年，福克斯家族衰落，路易十二和费尔南多在意大利恢复敌对行动，使后者下定决心让阿尔巴·潘普洛纳公爵占领该国大部分地区。法国人派出由劳特雷克元帅、让·德阿尔布雷特和拉帕利塞爵士指挥的三个纵队回击。他们被击退至潘普洛纳前，继续退至圣让-皮德港。纳瓦拉随后并入了卡斯蒂利亚。国王在那里任命了一名总督，保留其传统特权（fueros）和一定的自主权。由路易十二派出的阿尔布雷特只保留了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下纳瓦拉。从他们与波旁家族的联合中，很快就会诞生亨利四世——法国伟大的调解人、西班牙霸权激烈的竞争对手。

与此同时，两个敌对国家的争斗在意大利上演。费尔南多再次被证明是笑到最后的赢家。在对意大利的征服中，他的叔叔、著名的“阿拉贡王子”之一阿方索一世麦格纳尼姆把那不勒斯王国保留为他的私人领地，并将统治权交给了他的私生子费兰特，只留下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给他的兄弟胡安二世和阿拉贡王国。然而那不勒斯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在费兰特去世后，被阿方索驱逐的查理八世作为安茹家族的继承人宣称自己的权利。这一年是1494年，费尔南多同样宣称权利。法国国王首先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占领了这个阳光明媚的王国，迫使费兰特的继任者逃往西西里岛避难。天主教国王做出反应，派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由格拉纳达战争的英雄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巴率领。敌视法国在意大利南部势力的“神圣联盟”成立，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米兰、威尼斯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加入了该联盟。公元1495年查理八世首先在塞米纳拉取得胜利，但还是被迫退出占领地。他的继任者路易十二和他兄弟一样受到意大利的诱惑，接管此事。人们曾经想让西班牙和法国共同分割那不勒斯王国。但谁戴上王冠呢？边境争端使这个计划无法进行，战争到了决胜阶段，这次，有利于西班牙的武器发挥了作用。

公元1503年，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巴进行了一次闪电战，他赢得了“伟大将军”的称号。所有的辉煌胜利，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穿越同一战场的蒙哥马利元帅在他的《战争艺术史》中引用的例子。

路易十二不得不放弃。1505年他接受了失败。那不勒斯回归阿拉贡王室，作为王国的组成部分，像纳瓦拉一样由总督管辖，在卡斯蒂利亚的轨道上保持自己的独特性。

黄金时代的先行者

公元1516年1月23日，费尔南多在埃斯特雷马杜拉猝然离世时，西班牙已经成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大国，不过不能把欧洲的霸权争夺归因于他的外孙。在意大利的敌对行动又开始了，这次路易十二要求米兰成为其领地，因为他的祖母出身自米兰的维斯康蒂家族。费尔南多最后一个间接对手是法国年轻的弗朗索瓦一世，他在米兰战胜瑞士后成功夺取了米兰公国。但8年后的帕维亚灾难之后查理五世把他赶走了。在历史剧场里，人物不可阻挡地变化，但情节基本保持不变。

如果评估他的长期统治，天主教国王可以满意于自己完成的职责，安心离开舞台。在卡斯蒂利亚，在他的妻子去世和美男子腓力的短暂统治之后，他在西斯内罗斯红衣主教的坚定协助下重新获得了权力。他不满足于将摩尔人赶出格拉纳达来完成征服。他进行了几次成功的非洲远征，如远征梅利利亚、奥兰、梅切拉卡发（米尔斯克比尔港），甚至布吉，以排除来自北非的任何新威胁。

费尔南多更倾向于行动，而不是仅限于头脑中的猜测，他可能不如伊莎贝拉那样博学，后者的图书馆很引人注目。但费尔南多也欣喜地看到西班牙在欧洲文化界中占据着一席之地，尤其萨拉曼卡大学和阿尔卡拉大学享有很高的声望。西班牙在思想等各领域都有个性十足的人物，他们往往是宗教人士，也是大领主。如豪尔赫·曼里克或桑蒂兰侯爵这样的诗人，知道如何挥舞笔和剑。阿尔巴公爵在阿尔巴·德·托梅斯管理着一个由音乐家和戏剧家组成的宫廷乐队，其中有著名的诗人、剧作家、音乐家和人文主义者胡安·德尔·恩西纳，他常被人视作西班牙民族戏剧之父，也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最杰出的作曲家之一。而贝纳文特伯爵则自豪地拥有欧洲最美丽的书店之一。

我们可以品味那些从源头流淌出来的诗，简单而清新如歌，众多的诗集被称为“cancioneros”（西班牙语，意为由不同作者收集的歌曲和诗歌）。尤其是骑士小说，如瓦伦西亚人朱诺亚·马托雷尔著名的《骑士蒂朗》（1460），或1492年创作的同样著名的《高卢的阿马迪斯》（尽管标题如此，不过它确实是一部西班牙作品）。堂吉诃德醉心的这些小说是中世纪浪漫主义史诗的化身，其传统一直延续到了加西亚·洛尔卡。然而在1499年，这条脉络被费尔南多·德·罗哈斯打断了，他的作品充满大胆的现实主义和亵渎色彩，如《卡里斯托与梅丽贝娅的悲喜剧》，也就是《塞莱斯蒂娜》，比一百年后模仿它的悲情小说更辛辣。

公元1468年西班牙引进的印刷术成为知识和好奇心的驱动力量，并被广泛使用。它的出现恰逢经院哲学突然衰落以及胡安·路易斯·比维斯【6】所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想的蓬勃发展。

安东尼奥·德·内夫里哈在1492年出版的《语法》固定了卡斯蒂利亚语。这部杰出的作品首次在欧洲出版，不仅将促进西班牙前所未有的语言统一，而且将使西班牙语很快成为全世界最广泛使用的语言之一。内夫里哈没错，他在献给伊莎贝拉女王的序言中写道，在他眼中“一个民族的语言总是伴随着它的力量”（la lengua compañera del imperio，帝国的伴奏语言）。这一点毋庸置疑，在它蓬勃发展之前，甚至在它诞生之前，内夫里哈就已经给西班牙帝国提供了一种文化学说！

费尔南多无法猜到，所谓的西班牙“黄金时代”已经开始了。

他最大的遗憾之一是没有看到他最喜欢的外孙费尔南多王子继承他的王位。费尔南多王子是他女儿胡安娜和美男子腓力的第二个孩子，整个童年都在西班牙度过，在自己身边抚养长大。而他不熟悉的大外孙——根特的查理，费尔南多担心他不理解西班牙和西班牙人，这不是一件好事。

但他也无法猜到，小佛兰芒人在度过他的光辉岁月后，会自愿隐居到西班牙深处；而由自己抚养长大的小西班牙人将成为一个十足的哈布斯堡人，继承他哥哥的帝国宝座。

【1】《卡斯蒂利亚语语法》：第一部西班牙语的语法书，作者为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哈。

【2】十字架上的圣约翰（1542—1591）：西班牙神秘主义学家、诗人及教义师。1563年入加尔默罗会，并从事教会改革，其改革激怒了反对派。1577年被捕入狱，在狱中所作的《圣歌》和《灵魂之歌》被誉为西班牙神秘主义文学的佳作。1578年越狱，到达安达卢斯。1585—1587年任安达卢斯教区司铎。1926年被教皇庇护十一世追认为教义师。

【3】marrano：对改宗天主教但秘密保持原宗教信仰的犹太人的蔑称，西班牙语中的marrano是指猪。

【4】平松兄弟：马丁·阿隆索·平松和比森特·亚涅斯·平松。

【5】胡安娜（1479—1555年），费尔南多和伊莎贝拉一世之次女，人称“疯女”。有历史学家认为胡安娜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名义上，直到死去，她都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女王，这使得她所有的亲人——父亲、丈夫、儿子，都要利用她才能获得合法的统治权。

【6】胡安·路易斯·比维斯：西班牙人文主义者，生于瓦伦西亚，犹太人，伊拉斯谟的学生。代表作品有《论教育儿童的正确方法》《论纪律二十卷》《论心灵及生活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