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卡洛斯三世没有患折磨他父亲和同父异母兄弟的精神疾病，但他也经历了家庭不幸。他的前两个女儿在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他的长子从小就患有癫痫；他的妻子萨克森的玛丽-阿梅利亚因13次怀孕而精疲力竭，在抵达马德里几个月后就死了。他自己出生时不太健康，但他一生都喜欢在户外，这让他身体变得更加强健。
他是一名勇敢的战士，从18岁起就和一位优秀的西班牙将军蒙特马尔伯爵在意大利战场上战斗。他日常热爱打猎，这项活动一直进行到了他生命尽头。他自己承认，身体和精神的洁净远比激情更重要。他似乎害怕自己会患上家族遗传病，一生都孜孜不倦地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为国家服务的身心自律。
他45岁丧偶时有足够多的后代，因而远离父亲那样的性瘾：他不仅决定不再婚，而且严格忠于亡妻。人们不知他有任何情妇。他的生活里没有心血来潮，只有有节奏的日常仪式。他对时间严格管理：早上勤奋工作，下午到黄昏狩猎。他钟爱的打猎方式和他法国表兄带着猎犬队的大排场完全不同。卡洛斯三世的形象在戈雅的画笔下被永久保持下来，这个孤独温厚的猎人，带着他的火枪和狗，身着加厚的军装，脸上布满卡斯蒂利亚阳光晒裂的纹路，虽不是很好看，但讨人喜欢。人们可以在普拉多博物馆欣赏到这幅全身肖像：粗犷简朴的形象勉强像个乡村贵族。不过这样的描绘没有恶意，国王自己也很满意。
有德行的“开明专制君主”
作为与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俄罗斯的凯瑟琳和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莎同时代的人，他是那个时代“开明专制君主”的典型，但也没有摆出“哲学家国王”的姿态。
他的“光辉”没有超过“公正者”的范围。他关注理性改革，喜欢精工细作、庄严的建筑、通风的城市规划以及“社会卫生”。他为了国家的声誉保护艺术和文学，但自己没有培养出艺术天分，甚至没有他父母的音乐品位，他把宫廷中著名的阉伶法里内利赶走，理由是“他看起来就像盘子里的阉鸡”。事实上，他只对服务于其统治威望的艺术品感兴趣。离开帕尔马去往那不勒斯的路上时，他并没有忘记把法尔内塞收集的珍贵藏品放在行李里（这对他以前的臣民和几年后接替他担任公国统治者的兄弟来说都不是什么难事）。当他成为西班牙国王时，身边的人要花很多心思才能阻止他毁掉王家画廊里某些冒犯他审慎态度的绘画和雕塑。
卡洛斯三世没有政治阴谋，如果不算权谋的话。他言出必行，厌恶迂腐，不像同时代其他许多开明统治者那样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又迅速把他们炫耀的高尚情操踩在现实政治的靴子下。人们所知他唯一的通信是写给留在那不勒斯指导他的三儿子和继承人的优秀大臣塔努奇侯爵的。有趣的是，信里的内容反映了他的好奇心和广阔视野。尽管他像先代君主们一样高度重视君主尊严，但它在卡洛斯三世心里所占的地位不会高于人人被要求的共同美德：“首先是卡洛斯，然后才是国王（primero carlos que rey）”，这是他最喜欢的句子之一。
卡洛斯三世不局限于某一套明确的学说体系。他需要的只是一些由他的常识、进步的理性观念、为臣民服务的家长式的关心所决定的政府原则。简而言之，这是一位出色的实用主义者的形象。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又知道在必要的时候如何让步而不感到愤怒。他有足够的信心将事务细节委托给大臣们，只要他们值得信任，同时他也不愿与已经习惯的人分开。
如果人们把一些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的偏见去掉，那么西班牙第三位波旁君主的肖像就不完整了。在19世纪，梅嫩德斯·伊·佩拉约差不多把他视为半个没有信仰、在外国成长的君主，他依附于法国政治以及“百科全书”思想，应为与最真实的民族价值观发生致命决裂而负责。这一描述得到了佛朗哥独裁政权的认可，后者只有在奥地利的帝国之鹰和国家-天主教十字军下才能看到西班牙的伟大。
相反，奥特加·伊·加塞特的悲观情绪会忽视掉卡洛斯三世统治期间为使国家“达到高水平”而做的努力，并会将西班牙启蒙时代的美丽冒险简化为一个不连续的梦想。
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种在西班牙反复出现的诋毁倾向是建立在不公正的论点上的。它们否认了西班牙启蒙运动的世纪，即卡洛斯三世统治的世纪最富有成效、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西班牙对现代世界更开放，社会理性世俗化，而不违背国家宗教传统。
西班牙的启蒙时代（远距离能看得更清楚），今天从我们和现代历史学家的角度看来是欧洲伟大启蒙运动潮流的低版本，但它更充满希望，因为它尊重过去，方式也更温和。如果不是被下一任统治者错误残酷地剥夺了其合法性，最终被边境外的法国大革命的过激行动冲走，西班牙本可以像在英国一样和平地发展壮大。即将到来的灾难也不会让我们认为，那些怀有理性主义理想的人，要么是将西班牙带入混乱的人，要么是与这个国家其他人分离的脆弱精英和胆怯的梦想家。
卡洛斯三世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早年（当费利佩五世的宫廷还在塞维利亚时）就特别崇拜一位方济各会的修道士塞巴斯蒂安。后者在街上传道，为穷人乞讨。这种谦卑善良的形象接近于朴实信仰，与玩弄阴谋、洋洋得意的耶稣会士相反，他尤其反对神职人员干涉国家事务。
因此，与欧洲同时期的君主一样，卡洛斯三世的“王权至上主义”是毫不妥协的，就像他对大贵族的态度一样。他们在宫廷受到尊重，但被剥夺了政治影响力。这种行动方针与他前任波旁君王一致，但卡洛斯三世强势的个性赋予了其新的基调。
果敢前进的愿望也使他打破了费尔南多六世的中立政策。后者有其优点，用明智和节俭的管理来补充国库。但它也使西班牙被孤立，无法参加世界竞争，并有可能加剧其边缘化趋势。卡洛斯三世统治时更积极参与当时的冲突，与法国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盟以遏制英国的殖民野心。从一开始，他的统治还表现在一系列内部改革的热潮中，但西班牙人不会像国王的前那不勒斯臣民那样顺从这种改革。
埃斯奎拉奇暴乱：统治之初的动荡
卡洛斯三世冷静且坚定地在所有领域强加了他的印记。首先是外交层面，1759年9月他在马德里掌权时，法国已在“七年战争”中与英国交战了5年，这对法国自己的殖民地来说是很糟糕的，尤其是在加拿大。同月，蒙卡尔姆侯爵刚刚在魁北克城保卫战中倒下。
英国人的侵略让卡洛斯三世担心自己的帝国。两西西里岛的前统治者没有忘记英国舰队在1742年让他遭受的屈辱。当时英国威胁那不勒斯，如果它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没有立即宣布中立的话，英国就会按惯例炮轰它。
他提出在法国和英国之间斡旋的建议被伦敦拒绝了。1761年8月15日，卡洛斯与路易十五缔结了第三份“家族契约”。路易十五的大臣乔西尔公爵和卡洛斯三世派驻在凡尔赛的大使、***裔资深外交官格里马尔迪侯爵签署了这份契约。
因此，西班牙在这场战争的最后两年被卷了进来，它短暂地失去了被英国人占领的哈瓦那和马尼拉，同时对英国盟友葡萄牙的战役也没有取得成功。1763年2月缔结的《巴黎条约》对西班牙造成的损失比对法国的小，因为法国不得不放弃在加拿大和在东印度群岛杜普勒瓦所征服的领地。英国人撤出了古巴和菲律宾，作为出让佛罗里达的补偿，西班牙从法国那里接收了路易斯安那。
这一失败并没有影响卡洛斯三世的外交政策，虽然部分导致了其统治初期不满声四起，但远不及国王及大臣们在不利经济形势下采取的措施所引起的反感来得强烈。
从1765年开始，由于长期干旱，一场严重的生存危机在王国中播下了焦虑和愤怒的种子。小麦歉收导致面包短缺，物价飞涨。在西班牙主要城市，特别是马德里，受到粮食匮乏影响的贫弱人群涌入收容所或贫民窟。人们责怪投机者，但更怨政府。后者刚刚打破了粮食市场的传统保护政策，取消了稳定价格的措施，并在国内建立了粮食自由贸易制度。这个想法是好的：消除受省、市、县受税收干预的市场阻隔，以创造广大的内部市场，用需求刺激生产，同时保护消费者。但这项深思熟虑的措施在最糟糕的时候出台，效果和他们想要实现的相反，反而偏袒了投机者。
该项制度的推动者是管理财政的国务大臣斯奎利亚斯侯爵（后称埃斯奎拉奇）。他是西西里人，是前查理七世（卡洛斯三世）在那不勒斯统治时期积极的合作者。国王委任他承担政府里最重要的职务，这个有能力的侯爵虽然敬业、诚实，却不受青睐，最主要的缺点即他是外国人。他没有什么好办法，其妻也有贪婪的恶名。在得知首都有动乱分子时，他采取了自认为有用的措施，结果点燃了火药。
从表面上看，这些措施是禁止戴长披风和宽边帽（chambergo）——它们被许多西班牙人，特别是在民众阶层中广泛使用，既是民间习俗，又没有危害。但此措施远不是像欧洲其他国家专制政权那样强行改变习俗，而是为了防止匿名人士隐藏警察怀疑的东西。
马德里的民众认为这是对传统的冒犯。此外，他们似乎没有赞扬市政当局最近为照明以及改善首都街道卫生条件所作的努力，那些散发着每日倾倒的垃圾恶臭的地方也是城中的危险之处。不是说他们对肮脏或有利于袭击的黑暗有奇怪的爱好，而是这些专制措施让人吃惊，尤其是当王家卫队在征募的裁缝的协助下开始裁剪违规者的披风和帽子，强行把它们改成短衣、把宽边帽变成三角帽时，他们极为恼火。
1766年3月23日棕榈枝节，骚乱在马德里街头蔓延，这就是著名的埃斯奎拉奇暴乱（motín）。仇外的语气与面包稀缺和高价引起的愤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场暴力的民众运动。与1789年10月法国人的经历相似，当时暴徒冲入凡尔赛宫，要将“面包师和伙计”带回巴黎。不过马德里的这场暴动中，人们高喊“国王万岁，埃斯奎拉奇去死！”并没有过分到威胁国王。
一位来自王宫旁圣吉尔修道院的教士戴着荆冠，脸上涂抹着灰，脖子上缠着绳子，试图安抚人群。人们要求这位圣人带领抗议代表向君主发出最后通牒，其中有若干要求：将斯奎利亚斯侯爵及其家人驱逐出西班牙，只任命西班牙人做政府里的大臣，废除在很多场合施暴的瓦隆卫队，降低食品价格，军队撤出他们的街区，保留宽边帽和大披肩，让陛下的臣民可以再次有尊严地披上它……否则就烧毁宫殿！
卡洛斯三世被迫在公共场合露面，但拒绝到达马约尔广场，在那儿他有被关起来的危险。他出现在阳台上，引起了示威者的情绪高涨，面对上述要求，他像“父亲般”地让步。但与路易十六在类似情况下的反应不同，卡洛斯三世只是回避问题，以重新获得控制权。当晚，他秘密离开马德里前往阿兰胡埃斯，而他的国务大臣，其住所已被洗劫，应君主要求通过卡塔赫纳港踏上了回西西里岛的路。
国王等待了几个月才回到首都，放出风声说他打算将宫廷和政府搬到塞维利亚或瓦伦西亚，这令马德里人民感到沮丧。7月，当埃丽莎贝塔·法尔内塞去世时，他仍然躲在维拉·伊·科特，直接去埃斯科里亚尔埋葬了他的母亲。当他最终回到曼萨纳雷斯河畔时，民众抗议的热情减退，这个事件似乎被遗忘了。
驱逐耶稣会士
1766年3月23日和24日这两天真的很危险。伤亡和骚乱扩展到了其他城市。特别是萨拉戈萨，几名头目因抢劫而被处决。在吉普斯夸，对峙的局面持续到了4月中旬。
在马德里，在国王不在的情况下，一位权威、坚定又灵活的统帅恢复了平静，他立刻被提拔到政府最高职位，即卡斯蒂利亚委员会主席，从此阿兰达伯爵进入了西班牙历史舞台。作为一位伟大的阿拉贡领主、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他与欧洲各个宫廷和学术团体打过交道，从普鲁士到法国，与百科全书派的阿伦伯特和狄德罗交好。
然而，必须从这些混乱中吸取教训。西班牙启蒙时代的另一位人物，律师佩德罗·罗德里格斯·德坎波曼斯作为该委员会检察官（税收领域）负责调查报告。其结论证实了已经通过警方众多线索猜测到的事：埃斯奎拉奇暴乱相当大程度上是被挑衅者操纵和资助的。贵族和神职人员都插手其中。特别是在马德里市中心那些点火、公然拒绝服从警察命令、在酒馆纠集无关人士、引起交通堵塞的人，是最常用宽大披肩遮掩的人。
事实上，特权阶层也有不满。埃斯奎拉奇对土地登记的修订是想重估贵族的财产和收入。而同时，他们失去了某些税的征收权，这些权利已经重新回到了国王那里。
在暴乱发生的前一年，坎波曼斯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一份“条约”，打算呈给“爱国的国王”（卡洛斯三世），以加强国王对教会的“王权至上主义”。在条约里，他坚持国王的权利，称“国家的繁荣需要它”，并限制教会过度扩张的永久财产。由此可见，民众遭受的生存危机显然不是骚乱的全部原因。
无论对错，恩塞纳达侯爵都涉嫌煽动贵族密谋重新掌权。他再次被软禁在远离马德里的地方。在教会这边，耶稣会士为触犯王家法律付出了代价。
有些人无疑受到了牵连，不过耶稣会不是这种情况。他们不被开明群体待见，后者给君主提供了一些计策。对君主而言，尽管他是一位天主教徒，却无法忍受耶稣会士只效忠罗马教廷。
1759年，耶稣会士因和大贵族串通被庞巴尔驱逐出葡萄牙。1764年，法国的耶稣会被解散，只因议会攻击其章程不符合王国法律。根据一个特别委员会的调查，以及1767年4月2日颁布的处决令，耶稣会被逐出西班牙，其财产被没收。
与法国的规定不同，西班牙的耶稣会士甚至不允许以个人名义留在国内。因此，6000名耶稣会士（其中一半居住在美洲）不得不流亡到帕斯卡尔·保利的科西嘉岛，他们一直待在那里，直到第二年该岛落入法国手中。教皇本人也不急着欢迎他们来罗马。那不勒斯王国的塔努奇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在西班牙驻罗马大使、未来的第一国务大臣佛罗里布兰卡伯爵的坚持下，罗马教廷最终于1773解散了圣依纳爵·罗耀拉【1】建立的耶稣会。
耶稣会士如影随形的神秘势力显然妨碍了决心让神职人员服从最高权威的君主们的“王权至上主义”。他们在美洲的传道中支持印第安人的模范行为并没有使他们免受怀疑。恰恰相反，他们的所有事业似乎都致力于自给自足式的独立，因而更加被怀疑。在帕蒂尼奥和坎皮略掌权时，他们寻求和平分享在拉普拉塔河广大地区的影响力，这令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感到不舒服。甚至术语“缩减地”（réductions）就是指是他们在巴西、巴拉圭和今天阿根廷之间建立的制度，即无国界的神权主义理念。这是国家法律无法复制的，也证明耶稣会士对这个世界的强大力量感兴趣。这项制度对西班牙和葡萄牙领地边境处的瓜拉尼人来说是有益的。
与舆论不同，耶稣会士驱逐行动的煽动者不是阿兰达伯爵，他本人是这些耶稣会士以前的学生。在耶稣会积极开办的马约尔学院（colegios mayores）中，往往有许多贵族子弟在那里接受教育。虽然阿兰达伯爵是异端裁判所的坚定反对者，也是法国哲学家们的朋友，但这位政府里冉冉升起的新星既不反宗教，也不是法国共济会成员，所谓的“阿拉贡派”的身份也是父母给他的。相对坎波曼斯和弗罗里达布兰卡这样从简陋大学出来的学生精英，阿兰达被认为代表了贵族和军人阶级的利益。
另一方面，有三个人在迫害耶稣会士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确切地说，卡莫纳兹，在捍卫“王权至上主义”方面是玛卡纳兹热心的接班人；曼努埃尔·德罗达，另一位阿拉贡人，他是司法部部长，同样参与了加强王权的政策，并且是马约尔学院的改革者；最后一位是国王的告解神父埃莱塔，一位改革派教士，他和耶稣会交恶，至少从其对耶稣会的坚定证词中可以看出。很少有措施像这次一样引起正规和在俗神职人员的谴责……
卡洛斯三世则很容易被说服，他认为耶稣会的阴谋继续威胁着他的权威。为了使他的决定不被罗马教廷质疑，他甚至拒绝说明理由。这样做，使他表现得和法国及葡萄牙的表兄弟一样放肆。除了耶稣会之外，君主独立于里斯本、凡尔赛、马德里和那不勒斯——政府都在追求君主独立于教皇权力。这也是对整个西班牙教会经济秩序的警告：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年金不再有保障，它们要证明自己的社会效用。
西班牙地中海沿岸的繁荣和莫雷纳山脉的垦殖
导致1766年暴乱的危机也揭开了西班牙农业形势和农民状况的面纱。虽然西班牙与其他欧洲国家没有根本区别，但它为人诟病的弱点是启蒙时代改革不能忽视的。
西班牙的乡村人口像城市人口一样蓬勃发展，但地区不同，增长速度也大不相同。卡斯蒂利亚高原的人口增长缓慢，坎塔布里亚海岸地区增长强劲，而地中海沿岸省份几乎呈爆炸式增长。人口普查（在这方面，西班牙当时是欧洲的先驱）显示整个18世纪加泰罗尼亚人口翻了一番，这与波旁家族统治下长期“惩罚”伯国的观点相矛盾。瓦伦西亚的“王国”也从王位继承战争之后的25万人上升到了本世纪末的80万人。同样，人口扩张也发生在穆尔西亚和加那利群岛，那里和加利西亚一样有长期持续不断迁往美洲的移民。
过去国家主要发展中心在卡斯蒂利亚中部产粮大平原上。而这个时期，贸易、工业甚至农业最活跃的中心越来越多地建在国家东部和北部的外围区域，但这种结构无法解决1790年将达到1100多万西班牙人的整体生存问题。
因此，阿兰达政府在1766年暴乱后优先进行土地改革是有必要的。这个措施能鼓励受到有地贵族和教会产业阻碍的农民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提高粮食出产量，从而远离生存危机。虽然欧洲的趋势是农业生产资料集体化，但启蒙运动的理论家在不忽视这种方式的同时，也把赌注押在了最发达的农民阶层身上，即劳动者、耕作者、有地者或大农场主。
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做到这点。公有土地被解放出来，交给熟练的农夫耕种。坎波曼斯领导了反对梅斯塔势力（美利奴羊饲养者协会）的斗争——这个有数百年历史、拥有羊群的富裕组织阻碍了可耕地的开发。1767年的一项土地法令针对土地租约的不稳定和在安达卢西亚、埃斯特雷马杜拉及新卡斯蒂利亚地区占重要地位的大农田负担进行改革。在卡洛斯三世统治期间，尽管土地拥有者以及他们在卡斯蒂利亚理事会的接班人都强烈反对，但伟大的土地改革仍被提上了日程。
启蒙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用他的名字命名了这项改革：阿斯图里亚斯的梅尔乔·加斯帕尔·德·霍维利亚诺斯（melchor gaspar de jovellanos）确定了“必须打破将土地所有权排除在商业交易之外的法律，因为这些法律将土地永久纳入某些机构或家族（如民间或教会的永久管业），永远排除了其他个人对土地的要求权”。遗憾的是这份报告发布得太迟，1795年改革者的伟大宏望被其他紧急事件冲走了。
农业领域最壮观的事业一定会触碰大地主的利益：对莫尔纳山脉荒地的垦殖。
在阿兰达和坎波曼斯的支持下和卡洛斯三世的默默关注下，垦殖方案基本是秘鲁的克里奥尔人巴勃罗·德·奥拉维德的杰作。他在自己的国家经历了一些司法上的挫折后，定居在宗主国，并到法国和瑞士旅行，成了伏尔泰的宾客，在一位普鲁士男爵的帮助下，他设想在瑞士、天主教德国、佛兰德斯，甚至西班牙北部地区招募几千名垦荒者，然后把他们安置在拉曼查和安达卢西亚之间人口稀少地区的中心地带，沿着连接马德里和塞维利亚的新公路建成新的生产中心。
这个“理想城市”是当时的梦想。卡洛斯三世想建立他自己的建筑，委托提耶波洛（1696—1770年，tiepolo）举荐了意大利工程师来设计圣卡洛斯·德·拉皮塔最初的基座（这是一个位于埃布罗河口的新港口，遵循了风行一时的法国建筑师克劳德·尼古拉斯·勒杜纯功能思维的标准）。但圣卡洛斯·德·拉皮塔从未完工。相反，在巴兰附近的拉卡罗莱纳和瓜达尔上游河谷拉卡洛塔的定居点没有提出任何“乌托邦”城市美学，虽然遇到许多困难，却在日耳曼裔垦荒者的驯化下繁荣了起来。
奥拉维德尽管有些狂妄自大，不过他把所有的精力和执着倾注在了他的事业中。他被指控不虔诚和放荡，受到他介绍到新教区的德国嘉布遣会修士的骚扰，不幸于1778年被异端裁判所审判，在逃往法国之前被关进了监狱，继而被软禁。如此，卡洛斯三世的改革最终到了极限。
各方面的改革
巴勃罗·德·奥拉维德在被任命为塞维利亚总督，并组织农业殖民之前，因热心于另一个同样珍视启蒙运动精神的领域而闻名：社会卫生。它被视为传统基督教慈善事业的世俗替代品。穷人和无业游民阶层的危险性在1766年的暴乱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为了补救，要建立国家收容所来照顾乞丐和流浪汉，教他们职业技能，哪怕把最顽固的人送去陆军或海军军队，或者给他们分配公共事业的工作。因此，奥拉维德受命在马德里的一家旧工厂里建立了第一批此类机构，并在3个月内成功地将数百名贫困者、失业的男人和女人、儿童转变为对社会有用的工人。
这些世俗措施很快因为取得成功而蔓延到外省，托莱多大主教洛伦扎纳亲自把查理五世的旧阿尔卡扎尔宫变成了一个繁忙的工厂，在那里纺织机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英国旅行家约瑟夫·汤森表示，巴塞罗那的济贫作坊可以与他国家里的工场（workhouses）媲美。
新的市民医院也正在建立，首先是巨大的马德里医院（现在是索非亚雷纳艺术中心的所在地）。与此同时，公典制度【2】以及接收孤儿和“贫困女孩”的学校正在首都各个地区开放，经过努力整顿清洁后，马德里最大限度上实现了合理化规划，在首都每个区（共有64个区）和其他主要城市的片区都有区长，从富有和热情的居民中产生，并配有警察部队和社会工作者。
这个如此个人主义、如此叛逆的国家可以转变成趋于理性的福利社会吗？说得太远了。但这至少是一群开明之人的梦想，而且由一位英明且精力充沛的君主领导，没有人想挑战他的权威。
卡洛斯三世在改革中混合了他的个人品味，特别是在马德里，这体现在一个不算太出彩但秩序井然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上，那是胡安·德·维拉纽瓦的作品，他打破了丘里盖拉兄弟的巴洛克风格。这座自然科学博物馆后来成为了普拉多博物馆，同名的散步小径上连接着费尔南多六世建造的珍稀植物园和圣费尔南多美术学院，而戈雅是该学院最杰出的院长之一。
清澈的水流入多个壮观的喷泉，西贝勒喷泉和海神喷泉被花径环绕。布恩雷蒂罗花园的入口处矗立着庄严的阿尔卡拉大门，卡萨·德·科雷奥斯（大型邮局）在太阳门广场上崛起，它神奇的时钟为首都报时。作为建筑者的国王最终把马德里改建成了清洁的都市，让人民享受到了这些所有的好处。
一个星状的新公路网络从太阳门广场延伸出来，多条运河被开凿，为了促进工商业发展，大型王家工厂诞生了。在宫廷画家拉斐尔·孟斯的指导下，圣塔芭芭拉工厂织造了一些戈雅擅长的且是流行题材的挂毯。刚从那不勒斯回来的卡洛斯三世建立了一家瓷器厂，和他在卡波迪蒙特创立的工厂相似。位于布恩雷蒂罗花园的瓷器厂很快被称为“la china”，然而不幸于1812年独立战争期间在威灵顿指挥的英国军队撤离首都前被摧毁了。另一个新颖之物——一座大型水晶厂，现在仍然存在，并作为塞戈维亚附近格兰尼亚的圣伊尔德丰索宫殿附属建筑开放。
比喜忧参半的商业成功更重要的是它们带来的干劲和国家发展的信心。在这个慈善世纪，君主的政府前赴后继热情地努力着。社会改革、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的观念在“国家之友经济协会”中发展起来。
第一个协会建立于1766年动乱前几年在吉普斯夸的一个叫阿斯科伊蒂亚的市镇上。在皮纳，协会在弗洛里达布兰卡伯爵培养的年轻贵族的倡议下成立。伯爵是一个特别有进取心的人，他在启蒙运动的法国旅行并没有使他远离具体的现实和对“小人物”最有用的应用，就像伏尔泰在建设费尼（ferney）镇所使用的方式。
这种模式既具有教学意义，又能积极改变具体的现实（图书馆、农业、工商业的专业技能培训，外国人的奖学金，创建实验农场）。我们看到第一个巴斯克协会（sociedad vascongada）发起的运动在西班牙各地蔓延，30年内协会登记申请数量达到100个。每个“协会”都力求改善其区域特色的技术：如瓦伦西亚的丝绸，马略卡岛的优质食用油。自费尔南多六世统治结束以来，一个非常活跃的贸易委员会在巴塞罗那扮演了类似的角色，棉织品工厂也在城市和郊区蓬勃发展。这些协会往往还会提供西班牙大学忽视的经济教育。
卡洛斯三世在推行他的改革的同时，还努力打击破坏国家经济生活的特权和垄断。1771年，他创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骑士团（ordre），不要求骑士的父母双方有贵族头衔。前一年，他告知贵族不能与资产阶级从事相同的商业活动。1778年，他正式废除了加的斯与西印度群岛交通的垄断权，并将这一贸易开放给半岛上其他11个港口（包括巴塞罗那、阿利坎特、卡塔赫纳和圣坦德）。从而彻底结束了前朝留下的让西属美洲领地成为卡斯蒂利亚和卡斯蒂利亚人独有物的特权。
西属美洲的巅峰和脆弱
继承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君主的王位后，波旁王朝君主一直关注着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16世纪征服者那继承的巨大帝国的防御和管理系统。“防御”实际意味着采取措施，在和平时期防止英国海盗对美洲港口进行骚扰，在战时抵抗英国皇家海军的进攻，同时不断加强港口防御工事。而卡洛斯三世统治时在西属美洲的驻军数量是过去的三倍。此外，还要保证财富从美洲自由流动到宗主国及其商业交易中，并需要打击将货物贩卖到其他目的地的陆地或海洋走私行为。英国除了让移民定居在伯利兹海岸的洪都拉斯开采坎佩切木材外，比起领土征服，更想从商业上渗透到美洲帝国里。他们的商人发挥聪明才智，利用各种资源，在伦敦的帮助下参与到了利益角逐中。
管理如此广阔的领土是另一个挑战。在18世纪，他们不断扩展到北美，将加州或得克萨斯州广阔的无人区作为前沿，以保护新西班牙的总督区【3】墨西哥免受印第安人入侵。在1769年，旧金山湾被发现，并在那里建立了防御工事，马略尔卡岛朱比诺·塞拉神父带领上加利福尼亚省的方济各会教士团在那里定居。1788年前后几次向阿拉斯加海岸的海上远征使西班牙人埃斯特邦·马丁内斯和冈萨雷斯·卢佩斯·德哈罗与这一北方地区的俄国当局建立了联系。
16世纪建立的两个总督区，新西班牙总督区极大扩展到北方处女地，秘鲁总督区最初控制了整个南美洲，而后被迫分开，以满足新的战略和行政需要。在费利佩五世统治下设立了新格拉纳达总督区（哥伦比亚），卡洛斯三世统治下设立了拉普拉塔总督区（首府布宜诺斯艾利斯），以满足该地区的特殊需要——该地区与葡萄牙竞争萨克拉门托殖民地（今乌拉圭），或是巴拉圭耶稣会教士团开展传道，以及控制秘鲁与英国人经常光顾的大陆南部锥形区域的走私活动。
同时，西班牙在古巴和委内瑞拉分别建立了都督区，在新西班牙总督、后任西印度群岛国务秘书何塞·德·加尔韦斯的推动下，于1776年以宗主国模式建立了一个由44个辖区组成的网络，以刺激经济活动，同时减少对印第安人的虐待行为。
在新世界，精神生活并没有被忽视。它的大学通常非常古老，可以与宗主国的大学媲美。异端裁判所就像波旁时代的西班牙一样，由国王任命的神职人员管理，他们温顺宽容，既不会干涉异端或印第安人中盛行的偶像崇拜，也不会阻碍自然科学发展。宗教审查制度是存在的，但很宽松，所接纳的书籍可以免于征税。各地也在按照宗主国的模式组织国家之友经济协会，各种各样的新报纸发行量也越来越大。
浪漫文学给我们留下了像曼努埃尔·阿马特这样迷人生动的总督形象，还有伶俐的佩里科莱和他华丽的马车。但更加光辉灿烂的是18世纪首都如利马和墨西哥城，如基多、库斯科、南美洲的波托西、库雷塔罗、瓜纳华托、卡奇科、普埃布拉、墨西哥的瓦哈卡等中型城市，以及其他众多拥有如欧洲地中海那般迷人的建筑和巴洛克式优雅的城市。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这么多美学证据一直都摆在我们眼前，可当代历史抹去了多少如此生动和丰富的殖民时代记忆！是无知、缺乏好奇心，还是对一切涉及西班牙人在他们帝国的出色行动进行本能诋毁？
似乎对一些人来说，混杂着征服者黑色传说和解放者（libertadors）壮举的漫长文明没有什么值得保留的东西。仿佛拉丁美洲一开始独立就是以牺牲土著居民的利益为代价，仅仅是为了克里奥尔人的利益！
同样，西班牙对18世纪海洋探险和科学考察的贡献虽不引人注目但却真实可靠，只是很多细节常常被人们忽视。例如，将测量地球子午线只归功于法国人拉·孔达明，却很少提及两位著名的西班牙水手和学者豪尔赫·胡安与安东尼奥·德·乌略亚，他们是珍贵的《南美洲旅行记》的作者，从1735到1740年积极参加了在基多的子午线测量工作。
在新大陆这片由西班牙统治的最富饶、最广阔的土地，并不是一切都是美好的。然而，只要读一读睿智而公正的德国学者亚历山大·冯·洪堡在旅行结束时对它的评价，就可以知道西班牙的管理是合理的，特别将其与同时代其他殖民国家作比较。
关于新西班牙，洪堡赞扬了其“就像是在巴黎、柏林或圣彼得堡最美丽的街道上的壮观建筑”，并指出“新大陆上没有一座城市，甚至包括美国的城市，都没有墨西哥首都那样庞大、坚实的科学机构”。随后，洪堡谈到了印第安人和非洲奴隶的状况。他打破关于西班牙殖民凶狠残暴的顽固偏见：“印第安农民贫穷，却是自由的”，他观察新西班牙的农民，“他们的情况甚至比欧洲北部大部分地区的农民要好得多。至少在这里，印第安人不用做苦役。事实上，如果将那些耕地的印第安人的命运与库尔兰、俄国和德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农奴相比较，我们会不会发现他们的人生更幸福？！”
无论他认为奴隶贸易的原则本身多么不值一提，这位严谨的普鲁士观察家强调，在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奴隶受到的非人道待遇是最少的。根据他的说法，对黑奴最残酷的要数英国和法国殖民的西印度群岛。“不可否认”，他继续说，“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的《黑人法典》相比，西班牙法律明显更宽容。”然后他指出，这项王家法律保障了奴隶在其他地方都享受不到的四项权利：寻求更好的主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结婚，以最低的市场价格赎回自己的自由，拥有财产并买回妻子和孩子的解放权。他总结道：“即使这些权利并不总能得到应用，但与西班牙最古老法律的人性和《黑人法典》每一页上都能找到的野蛮迹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这种诚恳的抗辩不能掩盖一个客观上仍然具有压迫性的制度在两个不同层面的局限性和缺陷。
最引人注目的是该世纪最后几年秘鲁-玻利维亚高山上的印第安人社区。在海拔4 000米的波托西银矿（现在位于玻利维亚）中，确实存在苦役制度，即米塔（mita）；在印加帝国的旧首都库斯科周围的乡村，官员的腐败和勒索司空见惯。不过暴*不是源于西班牙法律，而是地方行政官员滥用职权的结果，受害者没有任何机会提出申诉。
1780年11月4日，一个自称是最后一位印加帝王后裔的印第安人名流何塞·加布里埃拉·孔多尔（josé gabriel condor）绞死了其中一名官员，并将从库斯科到拉巴斯的整个高地地区都煽起暴动。“以西班牙国王的保护法令的名义，违反了不法当局。”6个月后，他被抓获，与家人一起被判处死刑，在库斯科的阿姆斯广场被处决。他的兄弟和其他酋长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接替了他，并和他们的追随者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尽管这些印第安人的起义受到了骇人听闻的惩罚，但他们对未来历史的影响相对而言是微不足道的：西裔美洲未来的解放不是当地人的事，而是渴望取代西班牙权力的克里奥尔精英的事。真正的当地人不会从中得到任何好处！
事实上，正是克里奥尔白人精英开始形成对宗主国的怨恨和欲望。克里奥尔人指责所受的歧视，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被认为的歧视，他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而宗主国官员坐享所有好处，因为最高的文职和军职是留给他们的。一场旧时代的争吵在殖民冒险结束后重新开始，并随着国家发展而演变，社会联系不可避免地被拉长，与最初的团结相去甚远……
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这是对英战争中的关键问题，1778年西班牙在这个问题上谨慎地与法国联手）但还是引起了连锁反应，最终有一天西班牙帝国将失去在美洲的殖民地。然而，直到近30年后，从1783年《巴黎条约》签订之日到1810年拿破仑入侵并在西班牙造成混乱，才引发了西属美洲第一次解放运动，这证明了它与宗主国的联系仍然是牢固的。阿兰达意识到，只有对这些关系进行深刻的政治变革，才有可能阻止未来的分离。因此，在《巴黎条约》签署，确认美国独立后，阿兰达就向卡洛斯三世提交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虽然很可能难以得到批准），该计划将把西属美洲的总督区变成自治的君主国，西班牙国王将成为西属美洲所有君主国的皇帝，其家族的王子将在那里统治。这个制度后来在葡萄牙和巴西之间取得了成功，但并没有避免后者在几年后的独立……
两个互补的对手：阿兰达和弗罗里达布兰卡
从1766年埃斯奎拉奇暴乱到1773年的7年间，阿兰达伯爵一直是卡洛斯三世政府的强人。他的性格有时让国王厌烦，比起他，国王更偏好另一位官员领导国内政治，即在驱逐耶稣会期间的驻罗马大使、后又晋升为弗罗里达布兰卡伯爵的何塞·莫尼诺。
这位更温和、更有韧性的改革者接替了阿兰达伯爵，后者的大领主脾气让他在驻凡尔赛大使领导外交事务上表现得更好，而他的前任、格里马尔迪因对阿尔及尔蛮族远征失败负责而失宠。
阿兰达和弗罗里达布兰卡无法和睦相处。不过疏远这位急躁的阿拉贡人至少会让他在与英国的新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争夺马岛（西班牙人称之为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英、西两国险些爆发战争。两百年来，即在1982年的行动使阿根廷维德拉将军的独裁政府和玛格丽特·***政府发生冲突之前，这座荒凉的群岛几乎没有引起法国的兴趣，它将其作为拉普拉塔河的天然附属弃置给了西班牙。但英国殖民者已经定居在那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督布卡雷利打算以引发与英国的公开冲突为代价把他们赶出去，而阿兰达正在推动这个计划。最终，马德里和凡尔赛赞成平息此事的派别最终占了上风。然而，这只是把冲突延期。与此同时，事实上，北美洲的英国殖民地已经开始反抗。1776年7月4日，费城的《独立宣言》为10年前受《巴黎条约》羞辱的两个国家提供了新的复仇机会。
然而，卡洛斯三世犹豫是否公开支持和法国同一边的美洲起义者，因为法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事件中并没有帮助自己。阿兰达自己也承认，“法国的野心根本上是想占有英国在美洲的商业地位，这不一定符合西班牙的利益。”因此，西班牙参与这场冲突相对较少：它基本上就为华盛顿政府提供了100万英镑的物资援助。在1783年签署的《凡尔赛和约》中，西班牙没有收复在法国帮助下围攻的直布罗陀，但夺回了佛罗里达，特别是两年前在服务卡洛斯三世的法国人克里隆公爵指挥下通过激烈战斗收复了梅诺卡岛。
与此同时，对阿兰达的敌意不敏感的弗罗里达布兰卡在国王的大力支持下确立了权威。1787年，随着“国家最高政务会”的建立，西班牙首次确立了一个围绕着国务大臣的集权政府。3年前，在巴约讷金融家弗朗索瓦·卡巴鲁斯的倡议下还建立了国家银行——圣卡洛斯银行。为现代国家服务的机构正逐渐被建立起来。
1788年，阿兰达从凡尔赛被召回到马德里。虽然他对他的对手和其“无名律师”团队不吝批评，但事实上，他已无法重新获得卡洛斯三世的青睐，不得不等到下一任君主统治时期。在充满危险的1792年，在已成为西班牙王后的帕尔马的玛丽-路易丝（唐·费利佩和“公主夫人”的女儿）的提携下，他才短暂取代对手的领导地位。但很快地，比起这位显赫、易怒的老人，王后更喜欢年轻的宠臣曼努埃尔·戈多伊那张更讨人喜欢的脸。在卡洛斯四世的宫廷里，有经验和能力的人没什么发言权。
西班牙启蒙时代：启蒙运动的“灰姑娘”
人们可能期待外国，特别是法国舆论更明确地承认西班牙在整个18世纪，特别是在卡洛斯三世积极统治下取得的进步。西班牙不也是仅次于英、法的欧洲第三大国以及欧洲第一殖民大国吗？其货币在当时世界经济中不也是占据着与当今美元相当的地位吗？
必须相信，两国之间由于长期而古老的竞争所遗留的偏见并没有那么容易消散，尽管它们在每一次“家族契约”中重新结盟。在参与比利牛斯山脉以北启蒙运动的人眼中，尽管西班牙为世俗化做出了种种努力，但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受到异端裁判所的教权专制。这种看法很不公平，因为法国当时宗教不宽容和残忍镇压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我们回顾一下，宗教法庭对“不信教者”巴勃罗·德·奥拉维德的监禁判决在欧洲成为丑闻的10年前，一名拉巴雷骑士不也是因为在仪式行列前醉醺醺地唱反宗教的歌，而被阿尔贝维尔议会判处割掉他的手和舌头后活活烧死了吗？经上诉，这个不幸的年轻人被允许先斩首，再被送上火堆……我们可以看到，为了摆脱最不公正的审判和最痛苦的折磨，仅仅避开在法国不为人知、被强烈谴责的异端裁判所的管辖是不够的。
在波旁王朝的统治下，异端裁判所逐渐失去了大部分的控制力。有人可能会责怪卡洛斯三世和他的前辈们不能完全废除它——毫无疑问，这会提高西班牙的声誉。但实际原因是，国王任命宽容、顺服于国王的人做总审讯官，就不再害怕它的过激行为。如戈雅和启蒙思想家的朋友胡安·安东尼奥·洛伦特，他自己是历史学家，也是管理异端裁判所的秘书长（他会夸大过去受害者人数），这足以证明当时异端裁判所的衰落。确实，在卡洛斯四世的软弱统治下，异端裁判所重新掌握了一些权力，甚至在1833年最终被消灭之前，在费尔南多七世时期获得了更多权力。然而，在卡洛斯三世统治下，它可以被视为“王权至上主义”的有效工具，成为世俗权力更好地控制教会的手段，比起真正具有伤害能力的专制暴*要好得多。
西班牙社会发生普遍的演变，自由之风开始扭转旧贵族阶层和新兴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将戈雅画作里美丽的公爵夫人转变为温柔的受普通民众喜爱的形象，不过并没有给我们的当代道德教授留下深刻的印象。孟德斯鸠本人就对伊比利亚半岛有偏见。从《论法的精神》到《波斯人信札》，在他的笔下，对西班牙特质的误解比比皆是：“没有被烧死的西班牙人似乎如此迷恋他们的异端裁判所，以至于将其夺走的话，他们会非常恼怒……你可以在他们身上发现智慧和常识，但在他们的书里却找不到。都说他们国家的太阳不会落山，但也不得不说，走过之路只能遇见被毁坏的乡村和荒芜的土地！”他在一封从里卡寄往乌兹别克的信里如是写道。孟德斯鸠的西班牙的仿作者之一、《谦逊学者和摩洛哥文学》的作者何塞·德·卡达西以同样带有偏见的诙谐语气回应他，以洗刷祖国的坏名声，就像奎韦多在他的《保卫西班牙》里回应对黎塞留红衣主教的严厉批评一样。
在他《一位父亲给准备出国的儿子的建议》中，可以读到这段对法国知识分子既尖刻又滑稽的批评：“忘掉你对你的祖国（西班牙）所了解的一切………买4本法国人写的书，这些书对我们的评价比对安哥拉黑人的评价还要糟糕，并真心实意地同情我们的作家，因为他们不幸出生在塞内卡、昆体良和马蒂亚尔的故乡……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声明你反复读过自己所引用的所有作品！”
基调已经定下来了。但最严重、也是最愚蠢的挑衅再次自法国而来，那是由一本针对西班牙的出版物所传达的——狄德罗和阿莱姆伯特编的《百科全书》因其反教会的论调被宗教法庭列入黑名单。
书商潘库克1783年出版的这本有条不紊的《百科全书》中有一个章节专门介绍了西班牙，其写作被轻率地委托给了一个叫马森·德·莫维利耶的人，结果满是荒唐和侮辱性的描述。对于“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对文明的贡献是什么？”这个问题，这个默默无闻的作者轻描淡写地回答说，“什么也没有”。“西班牙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最无知的国家，所有的东西在它那里都绝迹了：艺术、文学和科学，西班牙人只不过是‘侏儒的民族’。”
驻凡尔赛大使阿兰达伯爵立即向法国政府提出愤怒的抗议。在西班牙当局扣押了潘库克的书后，法国政府有些措手不及，同意暂停出版这些诽谤文字。但损害已经造成。马德里的丑闻远远超出了外交界，甚至在欧洲各地流传。弗罗里达布兰卡指示西班牙植物学家卡瓦尼莱斯神父用讽刺性的辩护词一条一条抨击着这篇《百科全书》里的文章。不久之后，一位皮埃蒙特出身的神职人员德尼纳神父也向柏林学院提交了一份同样报复性的文章，足以说明这个不幸事件影响之大！直到1876年，西班牙人仍然难以消化这个事件，一位民族价值观的伟大捍卫者、对抗反教人士的年轻天主教历史学家梅嫩德斯·佩拉约开启了他辉煌的职业生涯，他在《欧洲评论》（revista europea）发表了两篇文章，即《重塑马森先生》（monsieur masson réinventé）和《重新被埋葬的马森先生》（monsieur masson réenterré）。
尽管看起来有些像传闻，但《百科全书》引起的事件反映了一种法国知识分子对西班牙可悲的不理解和傲慢的蔑视。它加深了应该更亲近的两国人民之间的隔阂。不幸的是，法国知识分子似乎从未关注他们的傲慢对邻国造成的伤害。稍后，我们将看到悲剧的后果，更有远见的拿破仑也因为同样的偏见付出了代价。他忽视了西班牙人的激烈反应，认为他们只是在为一个腐朽的民族做口舌之争。
应该补充的是，这种怪异的无礼对西班牙启蒙运动者本身是一种危险。他们传播来自法国的“新思想”，即使远未采纳所有观点，却把全国大部分人民出于爱国主义的愤恨指向了自己，这些国民也许是最不“开明”的，但也是最骄傲和最容易受影响的！19世纪和20世纪的一些思潮指责启蒙思想家从国外引进的概念和思想与“西班牙特质”及其传统背道而驰。特别是佛朗哥政权在思想上依赖这种思潮，从而长久立足。
然而，当时最好的分析家让·萨拉雷（《18世纪下半叶启蒙时期的西班牙》的作者）、朱利安·玛丽亚斯（《卡洛斯三世统治下无限可能的西班牙》的作者）和约瑟夫·佩雷都表示，这些启蒙思想家并不是轻率地反对传统。他们热爱祖国的历史，一直生活在祖国永恒的遗产中，并渴望让人们记住黄金时代伟大的作家。他们的行为准则介于进步和传统之间，受到费约神父批判性思想的启发。费约神父一生都在与迷信和偏见作斗争，将现代科学的最新发展带到西班牙，同时不忘宣称自己虔诚信奉天主教。
坎波曼、霍维利亚诺斯、卡达西，费尔南德斯·得·莫拉顿都受惠于这位明智的改革派思想家，他们在法国大革命的动荡面前采取了非常现实而温和的态度。弗罗里达布兰卡则被法国大革命的激进吓倒，在拿破仑入侵后，很快加入了加的斯议会，该议会坚决走在自由之路上，为争取独立而斗争。霍维利亚诺斯同样也是“反抗者”，但他认为这场雅各宾派革命是自由和社会进步思想的反面教材，在他看来，它们应该是有序和渐进的：“自由、平等、共和、无政府……从中能得出什么？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他在1794年写道。
其他的西班牙启蒙思想家，如剧作家莫拉顿对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抱有好感，而后因恐怖手段感到沮丧，他认为支持“入侵者国王”约瑟夫·波拿巴的事业能更好地服务自己的国家，西班牙会从新的和平秩序中获益。戈雅本人强烈意识到不堪重负的西班牙在戏剧性的矛盾中痛苦挣扎——在面对不可能的选择时，戈雅表现出理性上的无能为力。
当启蒙运动的法国释放出可怕的革命火焰时，西班牙启蒙运动之火也将被扑灭。作为受外部环境影响的受害者，西班牙在走完平静、谨慎的道路之前，它的势头就被打破了。
它也有盲目的地方。从某些方面来说，启蒙思想家也是道德教化者，是知识精英的代表，他们抨击诸如斗牛等普通民众的娱乐活动，霍维利亚诺斯甚至希望禁止人们到剧院，他认为戏剧是“没有社会效用的娱乐”，对不成熟的头脑来说是有危险的。他们同样抨击当时流行的优雅、绚丽多彩的服装，督促贵族穿着群众的民族服饰，要求用“西班牙主义”表现民族意识。
他们更多是詹森主义【4】者而不是反教权者，他们不理解普通民众的宗教情感表达。如圣周游行，非信徒和信徒融合在超然之美中的狂热喜乐的朝圣。本着同样的精神，1765年的法令禁止那些曾经给卡尔德隆创作灵感的自主圣事【5】仪式。
人们看到一些东西慢慢衰落。尽管如此，这些和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同时期的道德改革者也是想让人民幸福的。
在它的多样性中，善意的精英也会被诱惑，从而离开这个以维护国家传统价值观之名站在进步对立面的反叛民族，就像在埃斯奎拉奇骚乱时那样，有一天保守势力会猛烈反击。当法国军队如洪水般涌入后，它真的发生了！
卡达西提出的“中间方式【6】”的理想并不总像看上去那样受到尊重。然而，在卡洛斯三世的领导下，西班牙经历了一段长时间充满希望的蓬勃发展时期。“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那时一样，西班牙如此团结、摆脱孤立状态、与欧洲的文明和文化价值观一致。”《卡洛斯三世统治下无限可能的西班牙》的作者朱利安·玛丽亚斯写道。
这位杰出的思想史学家认为，之所以取得这一成功，是因为西班牙改革的推动者性格非常务实：“西班牙的启蒙运动在思想和文学上可能不如法国的启蒙运动那么闪耀，也没有类似的社会支持和精心协调的政治宣传。但由于它更谨慎，不乌托邦，当然也不那么极端，就显得更理智、也更有效率。”
1788年12月，卡洛斯三世去世，享年72岁。他对儿子卡洛斯四世不是没有担心，但毫无疑问，弗罗里达布兰卡和他的改革团队将继续领导政府，这让他感到欣慰。与当时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们完全意识到西班牙不仅是他们的祖国（patrie），而且是一个国家（nation）。这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现在意味着西班牙国民意识觉醒的这个观念在西班牙诸多旧王国里变得成熟，西班牙人对卡洛斯三世“爱国国王”的称呼就证实了这一点。
“爱国国王”被奉为首都的“最佳市长”后，马德里政府进入了一个“国家象征不再仅仅由王权”代表的时代。正是在他统治期间，更显眼的血红和金色的旗帜替换了波旁家族的白色旗帜，高高悬挂在西班牙海军的舰艇上，后来在伊莎贝拉二世统治下成为国家象征。他在位期间，君主国也拥有了一首国歌，这首缺少歌词（经常因此受争议）的《王家进行曲》将王国的统一谱成了曲。这个高度集权、运行良好、领导着繁荣发展的殖民地的国家，可能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面对其边境上隐约可见的风暴。然而，只是几年时间，它的美好前景就消失了。
【1】圣依纳爵·罗耀拉：西班牙人，罗马公教圣人之一，耶稣会创始人。
【2】公典制度（monts de piété）：一种对因重大事项需要资金而个人收入低下的工人、商人及一般平民，通过共同集资贷给低利资金以对抗高利贷的制度。
【3】新西班牙总督辖区：也称新西班牙（nueva españa），是西班牙管理北美洲和菲律宾的一个殖民地总督辖地，首府位于墨西哥城。新西班牙总督的管辖范围包含今墨西哥、中美洲（除巴拿马）、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犹他州、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得克萨斯州以及亚洲的菲律宾，是西班牙帝国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4】詹森主义：罗马天主教在17世纪的运动，是由康内留斯·奥图·詹森（1585—1638年）创立，他是尼德兰乌特勒支省人。其理论强调原罪、人类的全然败坏、恩典的必要和宿命论，认为教会最高权力属于公议会而不属于教皇，反对天主教教皇的荒淫。
【5】圣事：基督教认为借助一定可见的形式可以赋予领受者不可见的基督的恩宠和保佑，具体而言，天主教的圣事有圣洗、坚振、告解、圣体、终傅、神品、婚配等七件；新教一般只承认洗礼（圣洗）与圣餐（圣体）为圣事。
【6】中间方式（juste milieu）：被用来描述试图在极端之间找到平衡的中间派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