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生曾经在历史教科书中了解到，路易十四接受西班牙卡洛斯二世的遗嘱时，更多考虑的是王朝威望，而不是国家利益，即遵守欧洲瓜分西班牙的秘密条约。如果遵守条约，法国可以收获新的领地，同时省去一场战争，而这场战争后来被证明是路易十四在位时持续时间最长、最引人注目的战争。可是，历史不总是接受敌人之间的这些小安排，有时它更喜欢伟大的冒险。
1700年11月9日，当“太阳王”在枫丹白露得知马德里的西班牙最后一位哈布斯堡家族的国王去世，并确认了他的遗嘱后，他克制住得意的情绪，并深思将孙子安茹公爵扶到西班牙王位上的风险。同一天，在夫人的府邸举行的理事会会议上，每个成员们就接受遗嘱的好处和坏处进行了辩论。
从枫丹白露到凡尔赛：决定性选择的一周
有些人，如未来费利佩五世【1】的总督博维利耶公爵，他倾向于谨慎拒绝（西班牙的提议），维持与英国、尼德兰的最后协议。他们认为，通过分割西班牙各属地的协议，法国的领地可以扩大到洛林（以米兰作交换）、西属低地国家和巴斯克地区的吉普斯夸，同时会扩大至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但不要忘记，神圣罗马帝国的利奥波德皇帝没有同意这所谓的第三次秘密条约，他打算让儿子查理大公继承整个西班牙遗产。
因此，法国与奥地利的冲突不可避免。也许只有那些在这件事上对欧洲没有领土野心，但在海外贸易及殖民地贸易方面表现出相当大的野心——特别是英国，这样的海洋强国才会垂涎于西班牙的海外市场。不过它忽视了法国政策的一个历史特点：允许维也纳的一位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者再次定居马德里，或者恢复法国自弗朗西斯一世以来放松的钳制。
这无视了西班牙人明确表达的意愿，即不接受分割他们的王国。这个基本原则使国务委员会和卡斯蒂利亚委员会向卡洛斯二世施压，说服他把遗产委托给最有能力以军事实力和威望维护西班牙完整性的王朝。
人们经常批评“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战争热情、霸权野心和阴谋诡计，这些特点使路易十四无法用恰当的方式处理西班牙王位继承的事宜。
正如让-克里斯蒂安·佩蒂特菲尔斯所言，在接受卡洛斯二世最后安排的事宜上，路易十四的诚意毋庸置疑。无论法国游说团体（lobby）如何向马德里宫廷施压，都是西班牙的爱国精神决定了垂死的国王的遗愿。直到最后一刻，国王卡洛斯二世在马德里的代理人布莱古不是一直担心看到遗嘱指定奥地利大公（继承王位）吗？当幸福的惊喜过后，路易十四只是在风险程度差不多的选择中挑了不那么糟糕的一个。
圣西蒙在他的《回忆录》中，着重叙述了法国王储以他母亲玛丽亚·特蕾莎王后遗产的名义（令人惊讶的是，王太子平日极为冷漠）要求接受遗嘱。因为要继承法国王权，他和其长子勃艮第公爵都不能要求西班牙的王位，但他不会让小儿子失去这个机会！
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看来，如果逃避他的王朝责任，以及忽视西班牙人的民族感情，他将失去他的“名誉”和法国的声誉。这一切都是为了幻想的和平以及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利奥波德曾拒绝给他的领土补偿。在这种情况下，“和西班牙一起发动战争比对抗西班牙好，而且可以继承整个西班牙，而不是它的一部分”。
在最终犹豫之后（在此期间路易十四打算迫使利奥波德加入与英国缔结的分割领地的协定，这样可能使后者保持中立），路易十四决定服从上天的安排。因此，1700年11月10日，经过两场会议后，法国国王决定为他的孙子接受西班牙全部遗产的继承权。
接下来的发展，至少仪式广为人知。11月15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离开枫丹白露前往凡尔赛宫。16日，他首先带来了安茹公爵和大使卡斯特尔·多斯·里奥斯（加泰罗尼亚语为“卡斯特尔多斯”）。“你可以迎接你的国王了”，他指着这位17岁的王子对外交官说。当大使亲吻已经成为君主的费利佩五世的手后，用一长串西班牙语赞美祝贺他，路易微笑着打断他：“来吧，先生，他还听不懂你的语言。由我来回答……”
接着，房间两扇大门敞开，朝臣鱼贯而入：“诸位”，路易十四宣布，“这是西班牙国王！他的出生呼召他继承这个王冠，这也是已故国王的遗愿。西班牙人民希望并请求我同意，我很乐于履行，这是上天的旨意！”
然后转向他的孙子：“你要做一个优秀的西班牙人，这是你目前的首要职责。还要记住，你生来就是法国人，要维护我们两国之间的联盟，让两国人民感到幸福。并且你还要维护欧洲的和平。”
这一幕既亲切又光辉的高潮似乎留给了卡斯特尔·多斯·里奥斯，他对这个害羞的金发年轻人热情到了极点。后者被召来领导一个濒临深渊的“日不落”王国。就像在路易十四的婚礼时那样，卡斯特尔大声喊道：“多么让人高兴啊！没有比利牛斯山了，它倒塌了，我们是一体的！”
世纪之初还未知道……
法西两国的历史当然否认这种地理上的混乱，甚至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快，国家利益的逻辑可以迅速使最得到肯定的家庭团结变得一文不值。但对峙了两百年的两个国家第一次发现他们开始了同样的征程。18世纪，西班牙无论好坏都是进入了属于波旁家族的时代，“家族契约”起起伏伏，然而必须指出，这些契约还不如查理五世在维也纳和马德里之间缔结的联盟稳固。
最糟糕的情况将开始。十二年的欧洲战争中，新的盟国取得了胜利，但代价是法国险些经历灾难，而西班牙的再一次放弃已经使其失去的一流强国的地位。
人们认为西班牙人经由卡洛斯二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但他们忘记了这位末代哈布斯堡家族的国王留给西班牙一个多么虚弱无力的状况。西班牙期望与法国结盟，是因为法国是欧洲第一大国，人口密集，资源丰富，军事实力雄厚，国内改革振兴经济，可以保护其海外帝国免受新兴海洋大国的威胁。这种选择在当时合乎逻辑，也是明智的。然而，它没有考虑到欧洲形势即将逆转。
在1700年，当路易十四的统治仍然处于巅峰时，巴黎和马德里的人民怎么会想到刚刚开始的世纪将是未来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世纪，也是它通过制造业、贸易、金融和舰队所带来的第一次全球化的世纪？它宏伟的计划由来已久。也许从1651年克伦威尔独裁统治下的“航海法案”，英国就赋予自己“闻所未闻的控制海上所有航线的权利，藐视最古老、最基本和最无可争议的权利”。
虽然古老的欧洲仍然从领土征服的角度思考历史，但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刚刚赶走了斯图亚特家族，将奥兰治的威廉三世及其继任者送上王位，为其极度膨胀的野心开辟了道路——强加“欧洲平衡”，这样最符合其在全球的利益。英国与法国、西班牙的持久对抗，就像葡萄牙作为英国势力范围内的卫星国一样不可避免。
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乌特勒支条约》最终留给法西两国波旁人胜利的幻觉。作为直布罗陀和梅诺卡下一个世纪的永久主人，英国海军很快就支配了地中海。整个欧洲的面貌将发生改变。当然，这些考虑属于对未来的预测。然而，它们显示了大不列颠在这场将整个大陆卷入的战争前夕就已经发挥着主要作用。
正是英国在“巴达维亚号”之后掌握着战争与和平的钥匙，也让决心对抗帝国【2】的路易十四仍然在等待，即使不是为了中立，至少也是为了不交战。“太阳王”当然不会低估奥兰治威廉三世内心的敌意，但他寄希望于后者与托利党控制的下议院遇到困难，以及共和党的尼德兰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倾向。
其实一开始，只有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把“太阳王”接受遗嘱当作冲突的借口。威廉三世仍在等待路易的反对者大肆抨击讽刺，出版反法宣传册。正如他在11月16日给盟友尼德兰大议长海因斯的信中所吐露的那样：“整个争夺都在谨慎进行着，让我的人民在不知不觉中卷入战争。”他自身顽强地抵抗着法国，然而1701年4月他的保守派大臣逼他必须承认费利佩五世。
马德里的波旁：“太阳王”的鲁莽
12月4日上午，安茹公爵由他的两个兄弟勃艮第公爵和贝瑞公爵护送到边境，走上通往马德里的道路。由于外交原因，他们在法国的行程很慢，在进入西班牙之前需要等待两个月，好让利奥波德皇帝在收到卡洛斯二世的遗嘱正式通知后做出最终决定（最后期限是1701年1月18日）。22日，在圣-让-德吕兹，大使哈科特和西班牙政府委员会的重要代表一起等待年轻的君主，三兄弟就此作别，再次上演与在凡尔赛、索城和路易十四告别时一样“令人心碎”的场景，费利佩五世不得不和他的兄弟，特别是最喜欢的勃艮第公爵分离。博维利耶抓着一个，而哈科特拉着另一个……这些芬乃伦的学生已经习惯了卢梭和格列兹的感伤世界：“决堤的泪水”并没有吓到他们。
安茹公爵在成长过程中一直顺从他的哥哥——唯一一个被要求在王太子后统治法国的继承人。安茹公爵接受了严肃的教育，远离自由放纵的宫廷，但仍然保持整洁和相对自由。虔诚使他后来的耽于声色严格限制在夫妻关系中，这与其说归功于忒勒玛科斯的作者、他那受流行的静谧主义影响的温和的老师，不如说是王子在面对脾气比他硬的人时会显得更加温顺和胆怯。幸运的是，他先后两位妻子，年轻的巾帼英雄、萨伏伊的玛丽-路易丝·加布里埃拉和专横的埃丽莎贝塔·法尔内塞弥补了他天性中缺少的力量。他的软弱和犹豫不决并不是从坚强正直的博维利耶那里学到的，相反，他的两位老师因为各种考虑，不停向他灌输王室和个人道德。他天生仁慈、充满善意、缺乏毅力，这些特点被他青年时期病态的忧郁所掩盖，并且这个心理疾病后来始终折磨着他。除了王太子父亲的法国-西班牙血统，费利佩五世还有他母亲巴伐利亚的玛丽·克里斯蒂娜的维特尔斯巴*家族血统。他的母亲，这位患有神经衰弱和忧郁症公主从小就成为孤儿，这使得她在婚姻里一直寻找着被人呵护的感觉。
1701年2月18日，费利佩五世在热情的人群簇拥中抵达马德里，在布恩雷蒂罗宫的门前受到这次王位继承的主导者波托卡雷罗红衣大主教的欢迎。新国王年轻、谦恭、充满威严，在臣民面前脱帽，这与他们以前的君主们遥远如偶像般的外表形成鲜明对比。费利佩五世充满自信地发现卡斯蒂利亚人民欢天喜地、生机勃勃，却没有想到他愉快的心情无法与整个西班牙分享。
4月14日，当费利佩五世庄严地进入首都，通过凯旋门到达政府所在地阿尔卡扎尔宫时，他还不知道在他的土地上将面临一场内战，并且欧洲王位继承战争的第一轮战役很快就要爆发。
考虑周全的路易十四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他变得十分鲁莽。他的孙子安茹公爵前往西班牙时带着保障自己及其后代获得法国王位继承权的文件。如果西班牙波旁王朝国王费利佩五世心中并不存在卡洛斯二世遗嘱中禁止让两个王国合并给一位君主的问题，而只是在家族长子去世的情况下（事实也是如此），允许王位从原来的继承人传到另一个人手中。那么这些由议会在1701年2月1日根据路易的要求所记录的文件在欧洲产生了挑衅的效果，这让他们严重怀疑“太阳王”的真实意图。
更严重的是，几天后，他仓促决定以西班牙新国王的名义在北部屏障（阿纳穆尔、查勒罗伊、蒙斯、考特赖）派驻了法国军队，那些是1698年尼德兰人从西班牙夺取的地方，他们在此保有军事力量。他在没有花时间废止协议的情况下，就在此派军队驻扎，即使没有交战，也显示了路易十四对他与马德里关系的看法：“法国自视西班牙及其国王为可爱听话的孙子，自视为还没站稳脚跟的费利佩五世的监护者！”
1701年9月海牙、英国、尼德兰和奥地利缔结的大联盟于1702年5月14日向法国和西班牙宣战。
两个月前，奥兰治的威廉三世去世了。继承他王位的新女王安妮来自斯图亚特家族，她皈依了新教。她对路易十四同样怀有敌意，詹姆斯二世在圣日耳曼莱昂流亡时去世后，路易十四承认他的天主教儿子以詹姆斯三世之名（伪）成为英国国王。
一个最佳论点赢得了英国议会的支持：他们担心法国控制英国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即使是地下的，也会损害乌木商人和贩运者的利益。这种恐惧并非毫无道理。在几年后，路易十四向驻马德里大使阿梅洛发出的指示中，不是也向他指出“这场战争的主要目的就是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及其产生的财富”吗？尽管法国国王遵循“上天的旨意”，却没有更脚踏实地的考虑！
统治之初的混乱
费利佩五世统治初期历经坎坷，不过幸运的是没有失去卡斯蒂利亚对他的信任，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位年轻的国王缺乏自信，宫廷礼仪和习俗包括饮食习惯的改变，特别是随行法国官员对行政部门的直接控制打乱了西班牙以往根深蒂固的习惯，冒犯到了贵族的某些特权。
此时的西班牙人发现自己或多或少正经历与1519年根特的查理和他傲慢的佛兰芒斯顾问到来时类似的状况。不过查理五世继承了一个健康的王国，而由欧洲最强大君主“太阳王”路易十四支持的费利佩五世代表了一个悲惨衰落国家的最后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应过多抱怨旧宫殿里的繁复事务，也不应过分在意某些法国官员像在被征服国家里表现出的过分的傲慢。
在路易十四对他孙子的指示中预见了这种心理不适：“不要对你看到的不常见的人、事、物感到震惊，也不要取笑他们”，路易十四写信给费利佩五世说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你很快就会对最初让你惊讶的事感到习惯。”
同时，路易十四让费利佩赶快和随从们保持距离。本着同样的精神，他告诉哈科特公爵自己无意干涉西班牙的内政：“如果波托卡雷罗红衣主教和整个国家（对我）有任何不信任的话，一定要相信，我只会按照西班牙人自己的意愿，为了人民的福祉，以及我的王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关系永远融洽而参与西班牙事务……我的臣民不会去西班牙的机构做什么事！”
虽然路易十四的意图崇高且明智，并配有具体指示（如削弱神职人员和异端裁判所的权力），但这无法掩盖他的冒失鲁莽。不过如果路易十四表现得不那么傲慢，那就不是他自己了。总之是他的天性使然。至少他并没有掺杂着西班牙人难以忍受的法国人的民族优越感。
他的孙子费利佩五世缺乏经验，在他的治下西班牙王国内到处都存在管理不善的问题，战争有可能蔓延到西班牙，这也迫使路易十四不得不（比他所希望的）插手更多。错误和摩擦在所难免。管理国王法国事务的卢维尔侯爵对安茹公爵很有好感，但他长期不遗余力地讽刺着西班牙人。国王费利佩五世的告解神父、耶稣会士道本顿也是这样。官员让·奥里是伟大的科尔伯特的门徒，他于6月被派往马德里整理王国和西印度群岛的财务状况，给人留下了称职、能干但极傲慢的印象。
路易十四为帮助年轻的国王费利佩五世做出的其他选择基本上是明智的。在做出所有重要决策的王家内阁（despacho）中，他安排了他的大使哈科特公爵，还有温和的波托卡雷罗红衣主教，以及另外两名西班牙人安东尼奥·德·乌比拉和卡斯蒂利亚第一国务大臣曼努埃尔·阿里亚斯。虽然，后两人不太突出。后来哈科特病得很重，马辛伯爵代替了他；再后来另一位伟大的领主、埃斯特雷斯枢机主教代替了马辛伯爵。在法国的保护下，消沉但迷人的西班牙苏醒了。
两位女性和受其影响的国王
“太阳王”最令人高兴的安排则是选择女性来辅佐他脆弱的孙子：他为费利佩五世选择妻子，并为她配了一个顾问，作为卡马雷拉市长（camarera mayor）。
萨伏伊的玛丽-路易丝·加布里埃拉当时只有13岁，有着她这个年龄的清新纯真和魅力。她在都灵与费利佩五世的代理人举办婚礼。她金发披肩、身材娇小，有一张从小就贪吃的微肿嘴唇，是“易变卦的狐狸”萨伏伊公爵维托里奥·阿梅迪奥的次女（他梦想得到一个真正的王位，但路易十四只想着联姻）。
玛丽-安妮·特雷莫莱-诺尔穆蒂埃两次丧偶，先是是塔列朗-查莱亲王，后来又是奥尔西尼亲王的遗孀。到西班牙时，她已经将近60岁了，作为年轻王后的随从，在这之前她一直是联盟里能干的主导者。她一直往返于罗马和巴黎之间，自第二次婚姻以来她一直在意大利为法国的利益服务，担任路易十四的高级间谍。她的年龄并没有减少深蓝色眼睛和棕色头发散发的迷人魅力，更没有改变她与生俱来对人和对政治的敏锐直觉。圣西蒙用他独一无二的风格写道：“她是世界上心思最细腻的人，也是最有智慧的人，她了解自己的世界，知道从哪里获得她想要的，也知道走向哪里。高傲的她不需要太在意手段就会达到自己的目的。”玛丽-安妮·特雷莫莱-诺尔穆蒂埃在双重角色中——在不干扰夫妻和谐的情况下，巧妙地管理这对年轻的国王夫妇。她还同时悄悄替“太阳王”在西班牙事务上发声，并向其传递消息可以说她长期专注且高效地完成着她的使命。不过，她最大的成就是得到了年轻王后的信任和友谊。尽管王后强烈的个性和她的性格有些冲撞，但玛丽-路易丝足够聪明，能感受到这个长辈的存在就像一个守护者。按照圣西蒙的说法，三人密切的关系中，这位爱着妻子的国王“故意让自己被关起来，由较公平的异性来管理”，而在等待着新波旁君主的考验中，这是一个有力的武器。
小王后途经法国抵达皮埃蒙特。费利佩五世和玛丽-路易丝第一次见面是在加泰罗尼亚的小城菲格拉斯，他们的婚礼于1701年11月3日在此地举行。王后难过地离开了她的萨瓦护卫队，之后还有一个滑稽的小插曲：他们本想举办“法国-西班牙”风格的宴会，但并不适合每个人的口味，于是两人关于食物争吵了起来。这让刚和女孩接触不久不耐烦的小伙子有点恼火，以至于夫妻俩在头两三个晚上互相怄气。
乌尔辛亲王妃玛丽-安妮·特雷莫莱-诺尔穆蒂埃从尼斯起已陪在国王夫妇身边，此时能够充分发挥她的才能：安慰一个人，并和另一个人讲道理。很快，当费利佩五世远在凡尔赛的祖父路易十四在一场重要战役之余得知这些闺中之事时，夫妇两个人已经相处得很融洽了。路易给费利佩五世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孙子尊重妻子，但也需要坚定，不过他白费功夫，在这个家里总是玛丽-路易丝做主。她很快就要开始第一次摄政了。
“热情的费利佩”的战火洗礼
1701年，新国王终在阿拉贡王国度过，他在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的议会上相继宣誓。1702年4月初，这对夫妇不得不分居。战争在意大利北部开始，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皇帝效力的萨伏伊的欧根亲王刚刚打败了法国人，甚至俘获了维勒鲁瓦元帅。旺多姆公爵才开始重新建立局面，路易十四决定让孙子加入，作为初次战斗体验一下。他不仅统治着那不勒斯这个他还没有进入的王国，还统治着激烈斗争的米兰人。
费利佩五世从巴塞罗那出发到那不勒斯时并不是不害怕。他抵达伦巴第与法国将领们并肩作战，在远方妻子玛丽-路易丝的鼓励下表现得很英勇，因为他不是懦夫，甚至在8月的卢扎拉战役中受了伤，并在西班牙赢得了“热情的费利佩”（felipe el animoso）的绰号。比起面对公众时的胆怯，他更善于在激烈的战斗中表现出勇气和胆量。在与路易十四的通信中，他非常谦虚地把自己的缺点归因于“缺乏自信和政治事务经验”。
当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五世在意大利摘取他的第一个桂冠时，他的王国周围危机四伏。在乔治·鲁克爵士的指挥下，一支由50艘舰艇组成的英荷舰队攻击了防守完善的加的斯。这激起了小摄政王后的强烈反应，她已经准备走上前线，参与法国舰队的联合行动。但1702年10月，同一支前往加利西亚的敌军舰队在维戈湾意外遇到并击沉了由法军战舰沙托雷诺号护送的从西印度群岛运来金银的船只。也许比满载财富的几艘船被俘或被击沉更严重的是卡斯蒂利亚海军上将意外叛逃。他是第34个，也是最后一个投敌的人。他逃往里斯本，表明了自己的背叛立场。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迹象，体现了西班牙大贵族正在波旁国王和敌人之间做选择。这些大领主在宫廷中大部分影响力被剥夺，被法国人取代，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快加入了奥地利大公的阵营。
1703年1月，费利佩五世轻松地回到了他的首都马德里，只因在意大利的功绩受到百姓热烈欢迎。但这只是落入政治-协议阴谋巢穴的开始，每个人都要负责：埃斯特雷斯枢机主教和他的侄子、野心勃勃但背信弃义的埃斯特雷斯修道院长波托卡雷罗红衣主教，他因为法国君王的到来害怕得脸色苍白，卢维尔和道本顿成了敌人……凡尔赛的牵连太多，往往自相矛盾，更增加了混乱。
乌尔辛亲王妃是这种情况的第一个受害者。1704年6月，她被召回凡尔赛宫，这让玛丽-路易丝非常生气，从而使这对王室夫妇更加抗拒“太阳王”的指示。王后大喊不公平，发誓她会迅速纠正它，并且“不惜代价”，她嘲讽地向格拉蒙特公爵保证，这位法国国王派遣的新大使打算牺牲两位女士的利益来建立自己对费利佩的影响力。
一年之后，路易十四终于放弃了。他把亲爱的乌尔辛亲王妃玛丽-安妮还给了王室夫妇。1705年8月，和她一起抵达马德里的还有一位法国大使，他的视野不像前任局限于获得最高爵位和金羊毛。无私而精力充沛的让-米歇尔·阿梅洛特·德·古尔奈迅速成为费利佩五世的优秀的国务大臣，与王后和乌尔辛亲王妃相处得都很好。虽然他起初也忍不住批评西班牙人，但被路易十四训斥了之后，阿梅洛特很快克服了偏见，受到西班牙同僚的重视。让·奥里在短暂离开后又回来掌管财务，他进行了紧急的行政和军事重组——西班牙受到的威胁越来越逼近了。
对费利佩五世发动全面战争
一年多来，萨伏伊公爵女儿玛丽-路易丝的爱国精神始终没有改变，而萨伏伊公爵维托里奥·阿梅迪奥自己却反水了。他追随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就像已经加入战争、梦想成为普鲁士国王的勃兰登堡选帝侯一样打算获得国王的头衔。两个新的王国——维托里奥·阿梅迪奥建立的撒丁岛-皮埃蒙特王国和勃兰登堡-普鲁士，出现在欧洲版图上。佩德罗二世的葡萄牙也刚刚通过所谓的《梅尔特胡恩条约》与英国结成了紧密的商业军事联盟。
1703年9月20日，维拉尔元帅在德国南部霍斯塔特的胜利解救了路易十四的盟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伊曼纽尔的巴伐利亚。但为时已晚，现已无法通过武力的方式获得和平：他本应趁匈牙利人对抗皇帝时进军维也纳。然而，巴伐利亚的选帝侯宁愿入侵蒂罗尔，也不愿遵循路易十四和维拉尔元帅的计划。这次错失的机会代价高昂。这使盟国的立场更加强硬，他们承认查理大公是西班牙唯一的国王，并决定把战争带到西班牙的中心，驱逐国王费利佩五世。伊比利亚半岛正在开辟一条新的战线，除了欧洲战争，还有爆发内战的风险。
1704年5月，当盟军在巴塞罗那的第一次登陆尝试失败时，英国舰队带着前加泰罗尼亚总督黑森-达姆施塔特（伯国）亲王转向直布罗陀，攻破了只有100名驻军的脆弱防线，并于8月初占领了此地。在贝莱斯-马拉加战役之前，路易十四的私生子图卢兹伯爵指挥的土伦舰队和鲁克的舰队作战中，没有让比利亚达里亚斯侯爵带领的西班牙人夺回这块战略要地。路易十四派遣的泰瑟元帅，在用尽了整整一年的兵力后，解除了对直布罗陀的包围。
1705年夏末，一支新的盟军舰队到达巴塞罗那，奥地利的查理大公带领着8000人下船。他以卡洛斯三世之名给自己加冕，受到加泰罗尼亚人民的热烈欢迎。12月，在瓦伦西亚发生了下层神职人员领导的农民起义。在阿拉贡的一些城市和村庄也发起暴动，民众封锁了西班牙王家军队收复巴塞罗那的必经之路，并切断了他们撤退到卡斯蒂利亚的通道。费利佩五世经由法国和忠诚于其的纳瓦拉返回马德里，把泰瑟留在了埃布罗，后者非常窘迫，他写信给路易十四的外交部长托尔基侯爵：“在我面前是崇敬自立君主的加泰罗尼亚，在我右边的瓦伦西亚王国完全处于暴乱中，而在两者中间的阿拉贡只想要独立。”
阿拉贡的统治权交给大公
阿拉贡王国叛乱的原因有很多，并非总是一致的。在瓦伦西亚和阿拉贡又一次出现的反领主农民暴动中，大多数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普遍忠于合法国王。他们担心以中央集权闻名的波旁政权会取缔以前的制度，这些制度使其领土上的人民免于兵役，提高了增税的难度，在阿拉贡的联邦制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加泰罗尼亚，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
加泰罗尼亚这个伯国十分珍惜它在中世纪所扮演的领导角色，它还没有从奥利瓦雷斯伯-公爵时代卡斯蒂利亚中央政权对其施加的恶劣待遇中恢复过来，并且对最近的叛乱和“收获者之歌”【3】记忆犹新。此外，加泰罗尼亚人长期以来对法国人都没有好的印象，法国人曾经一再蹂躏、分割他们的领土，现在又在马德里统治。不管是不是费利佩四世的统治让他们失望，加泰罗尼亚人觉得他们的特殊性会得到像奥地利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更好的尊重，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查理大公在登陆巴塞罗那之前给了加泰罗尼亚人民非常有诱惑力的保证，他们的市政官员们才决定向他敞开大门。
上个世纪末出现的新经济形势也加强了这些政治考量。尽管西班牙在哈布斯堡国王的统治下日益黯淡，又遭受几场瘟疫和军事流血事件的蹂躏，然而灾难结束后，西班牙重新焕发光彩。甚至在费利佩五世到来之前，它成功地以严重的通货紧缩为代价稳定了货币。不过在人口重新增长的支持下，经济活动的复苏在西班牙周边地区比在卡斯蒂利亚的中心地区更为明显。地中海地区，特别是加泰罗尼亚正得益于这种新的活力。它就像“另一个西班牙”，或多或少地处于权力的边缘，越来越公开要求其在商业活动中分得一杯羹。它反对人口和财富缺乏的卡斯蒂利亚，反对表现出和他祖父“太阳王”同样专制主义的波旁国王。然而，费利佩五世也没有吝惜给巴塞罗那恩惠，他参加了加泰罗尼亚的议会，开放了其港口与西印度群岛之间的部分交通往来，并更新了君主的传统誓言，尊重伯国的特权，就像他赋予阿拉贡其他伯国的权利一样。然而，现在还没有预兆他对反叛省份采取统一的惩罚措施。但毫无疑问，尽管加泰罗尼亚站在对立面，有卡斯蒂利亚给予费利佩五世热情支持就足够了！
因此，不断涌出的民族分裂的毒液持续渗透到了西班牙身体里，天主教双王和哈布斯堡家族没能完美地实现统一，他们没有选择其他的解决办法，这确实不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更不符合高度结构化的民族国家的形成。
卡斯蒂利亚：经得起考验的忠诚
刚刚回到马德里的费利佩五世又前往西部，加入了由年轻的摄政王后匆匆组织的民兵大军，并委任贝里克领导——他是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的儿子，入籍法国，是路易十四最好的将军之一。
现在最严重的威胁来自葡萄牙，查理大公在强大的盟军陪同下奔赴此地，重新举办了他在巴塞罗那举办过的加冕典礼。那个时代经常发生的讽刺现象是，一个天主教英国人为西班牙和法国服务，而法国胡格诺派教徒成了英国的新臣民——鲁维尼侯爵、现在的戈尔韦勋爵指挥盟军轻松向卡斯蒂利亚推进，夺取了萨拉曼卡，并在1706年6月25日与葡萄牙将领达斯米纳斯侯爵和奥地利人施塔伦贝格伯爵一起进入了马德里。面对明显的实力差距，费利佩和贝里克已经撤退，留下首都向敌人敞开。王后玛丽-路易丝在乌尔辛亲王妃和阿梅洛特的协助下，以她惯用的镇定选择同政府撤到了布尔戈斯，尽可能接近前线。
新的卡洛斯三世再次宣布即位，这次是在王国的首都。但他几乎没有时间在那里建立营地。民众似乎不理睬他，用恶言恶语骚扰他的葡萄牙随从。法国-西班牙的反攻迫使入侵者撤离，8月5日，费利佩五世回来了。
卡洛斯二世的遗孀、王后诺伊堡的玛丽亚娜仍住在托莱多，她因很快承认了查理大公为统治者而被武力驱逐，流亡巴约讷。波托卡雷罗红衣主教也表现出同样的软弱，考虑到他过去的尽忠职守，国王费利佩五世很快原谅了他。最终，宫廷叛逃行为便不怎么发生了。但最重要的是由于卡斯蒂利亚人民的支持及其妻子获得的民心，费利佩五世得以保住了他的王冠。
像他遥远的后代胡安·卡洛斯国王在1981年未遂的佛朗哥主义军事政变后受到了整个国家的尊敬，费利佩五世从此可以在他的王朝合法性上增加一个真正的民众合法性，即使这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民主合法性。
从毗邻北大西洋的省份到安达卢西亚，费利佩五世在可怕的境遇中彻底获得了国家绝大部分地区的支持。“卡斯蒂利亚人让我看到了赤胆忠心，我无需再证实他们的善意，只需全心全意相信他们，投入他们的怀里”，他历经磨难前在写给祖父的信中如是说。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没有让他失望。
一位在很早以前研究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杰出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鲍德里亚特总结道：“有一天安达卢西亚、塞维利亚、格拉纳达、科尔多瓦和哈恩等主要城市约定成立一支15000人的队伍守城到最后一刻；还有一次，阿尔哈拉的居民在逃亡中抓住了莱莫斯伯爵和他的妻子，威胁要用石头砸他们，来惩罚他们的背叛；科尔梅纳尔人打算烧毁富恩萨利达伯爵的房子，卡洛斯二世统治结束时，伯爵的父亲曾拒绝宣布支持安茹公爵的继承权；在萨拉曼卡，妇女和儿童反抗大公的士兵；在马德里，一些高喊”卡洛斯三世万岁“的瓦伦西亚人和加泰罗尼亚人被普通民众打倒；在农村，农民在教士的带领下袭击了军队，让入侵者几乎无法生活。”
1707年4月25日，贝里克在瓦伦西亚腹地阿尔曼萨战胜反法同盟【4】，取得了重要胜利。8月，一位王位继承人在圣路易日诞生（这也是他在不冒犯西班牙传统的情况下被命名为路易斯的原因），进一步鼓舞了卡斯蒂利亚人的士气。他们在面对外国人支持仅在加泰罗尼亚受欢迎的王位争夺者时，自然产生了保护国家、抵御侵略的爱国感情，他们认为至少英国人是异端。而且，对手的阵营中鲜有西班牙人。
继阿尔曼萨战役之后，法国那些最伟大的名将在西班牙收获了属于他们的军事荣耀。第一位是路易十四的侄子奥尔良公爵，他也有自己的政治考量，在贝里克获胜24小时后，法国未来的摄政王至少能够利用此大捷轻而易举进入瓦伦西亚，并通过致命围攻夺取了萨拉戈萨和加泰罗尼亚的莱里达。
1709年：最危险的一年
但在其他地区，意大利、莱茵河和法国北部，优势并没有转向路易十四。
后者似乎准备让步，以获得光荣的和平。实际上费利佩五世被命令接受分割他的部分领地。首先是米兰，法国军队不得不从中撤出。1707年7月，奥地利人进入那不勒斯，撒丁岛和梅诺卡于1708年底落入反法同盟手中。
当然，费利佩五世一直顽强地领导着西班牙，他写信给祖父时表明他“将捍卫西班牙，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1709年，连续的战败、可怕的冬天、严重的饥荒，接连的不幸进入了法国人的记忆，成为法国历史上最悲惨的年份之一。马德里也深陷危险之中。路易十四是否会如曼特农夫人向他建议的那样放弃计划、牺牲他孙子的王权，尽管这让他的朋友乌尔辛亲王妃非常不满。
幸运的是，在尼德兰开始的和平谈判期间反法同盟要求太多，法国不仅被要求退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定下的边界以东和以北，割让斯特拉斯堡和里尔（已经失去），而且要迫使费利佩五世在两个月内离开西班牙，后者将整个遗产让给了查理大公……于是，路易十四选择停止谈判。
“太阳王”随后写信给他的人民，信的内容在王国的所有城镇宣读，他呼吁“以法兰西之名的荣耀”，尽管继续敌对行动意味着痛苦。这位赫赫有名的老国王不惜自我毁灭：“宁愿与敌人战斗，也不愿与子孙战斗。”回响立即显现出来：1709年9月，马尔普拉凯战役让敌人损失惨重，这证实了国家的强劲势头。
然而在西班牙，路易十四不得不在与反法同盟的谈判中丢卒保车，确定将法西两个国家分开，并结束被认为是“杰出和有效”工具的阿梅洛特政府。更为严重是，尽管半岛的军事局势发生逆转，他还是同意从西班牙撤出大部分军队，使马德里再次成为敌人的囊中之物。
王室、宫廷和政府没有恐慌，他们再次撤退到巴利亚多利德，让查理大公占领了一个冷清甚至敌对的首府。从9月底到11月底，他只在那里待了两个月，只因担心自己在敌人的领土上会被切断与加泰罗尼亚大本营的联系。旺多姆公爵刚刚带着新的部队与费利佩五世会合，便开始重新组织进攻。
12月3日，费利佩五世在喜悦中返回了马德里，国王和旺多姆公爵在布里胡埃击败了英国人，接着迫使斯坦厄普投降，后又在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边界击败了从施塔伦贝格到比利亚维西奥萨的奥地利人。1710年12月10日的最后一次胜利是为终局。大约12000名敌军士兵中，3000人阵亡，6000人投降。
在这次对抗中，西班牙军队，包括瓦尔德卡纳的无畏骑兵首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711年1月，诺艾勒斯元帅占领了巴塞罗那以北的赫罗纳。不过，还要再过3年8个月，加泰罗尼亚的首府才会沦陷。
和平的苦果
西班牙已经获胜，战争拖至其他战场，从此形势有利于法国。维拉尔元帅在1712年7月战胜了欧根亲王指挥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德纳因战役的胜利使法国解除了北方敌人入侵的危机。而另外两个事件将巩固费利佩五世在西班牙的王权。
第一个事件是1711年4月奥地利的约瑟夫一世意外去世，6年前他继承了其父利奥波德的皇位。约瑟夫一世去世时没有继承人，皇冠必然回到查理大公头上。后者没有放弃西班牙王位，他在***登上了一艘英国船，从那里出发前往维也纳，并让他的妻子在巴塞罗那摄政。自我加冕为“卡洛斯三世”的查理大公在10月12日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六世，获得了一个更稳当的皇冠。第二个事件，也是由是第一个事件引起的，即英国退出反法联盟。随着西班牙王位竞争者成为皇帝，欧洲的天平重心改变了：英国不想看到查理五世的帝国在欧洲重建。安妮女王已经疏远了马尔伯勒夫妇，在议会新的多数派托利党的推动下实现了和平。在夏季，她加快与法国已经开始进行的谈判：除了直布罗陀和梅诺卡，费利佩五世可以保留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的统治权，但要放弃法国王位的继承权。
这个要求并非无意义。此时，路易十四的后代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批死亡的事件。1711年4月至1714年5月，作为王位继承人的王太子一个接一个地去世，接着是费利佩五世的两个兄弟，首先是最年长的勃艮第公爵，其次很快便轮到了最年轻的贝瑞公爵。尽管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五世很伤心，但从此以后，法国王位对他而言就近在咫尺了。不过王位很快会被一个非常年轻、身体不太健康的孩子占有，他就是未来的路易十五。如果费利佩五世颁布法令，申明放弃西班牙的王冠，并以此为名，继续要求法国王位的继承权，他就有可能实现长期怀抱的梦想：接替他的祖父成为法国国王。而如果不行，他就在他祖父去世后摄政【5】。
1713年，在次年导致贝瑞公爵丧生的坠马事故之前，鉴于英国的和平协议条件，这样的选择意味着费利佩五世将放弃他的西班牙王冠回到凡尔赛，争取一个不太可靠的继承权。如果他这么做，既背弃荣誉，背叛了西班牙人民对他展现的忠诚，又让自开战以来为确保西班牙王位继承所做的努力付诸东流。尽管路易十四本人急于结束敌对状态，有时差点抛弃了他的孙子，但他能心甘情愿同意这样的放弃吗？
在凡尔赛宫的支持和和平谈判的极端混乱中，反法同盟于1712年5月（在维拉维西奥萨胜利之后，德纳因胜利之前两年）向费利佩五世提出用萨伏依公爵维托里奥·阿梅迪奥的统治权交换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的统治权，如果有一日费利佩五世统治法国，萨伏伊公国就留给他。他得知反法同盟的条件后，以高尚的态度拒绝了，在给路易十四的信里解释了他的坚定立场，然后向他的人民宣布道：“这一切只会加强我的计划，并使我能够推动和完成这件事，以便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和我亲爱、忠诚的西班牙人民同生共死。”
两个波旁君主之间已经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利益和观点分歧。虽然马德里政府仍然依赖法国的外交，但有时会在凡尔赛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反法同盟进行会谈。
1713年4月11日，法国、英国、尼德兰联合省、普鲁士、葡萄牙和萨伏伊之间缔结了和平协议，但西班牙在几个月之后才签署了条约，这显示出西班牙对已达成的条款明显不满。仅仅一年后的1714年3月6日，通过《拉什塔特和约》，西班牙结束了与奥地利的战争。
在后一个条约里，费利佩五世明确被承认为西班牙和海外领地的国王，但仍不能要求继承法国王位，还要被迫放弃所有的意大利领地：萨伏伊公爵赢得了西西里岛的王位；西属尼德兰、那不勒斯王国、米兰和撒丁岛归奥地利皇帝。根据《乌特勒支条约》的规定，英格兰仍然控制着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并在西属美洲获得了黑奴贸易（lasiento）的垄断权，以及每年向那里派遣一艘500吨级商业“特许船”的权利。
面对损害西班牙利益的和平协议，费利佩五世只能妥协，但他的良心因为土地被分割而饱受折磨，他本来承诺要保护卡洛斯二世遗产的完整性，并使他在西班牙的权力合法化。同时，费利佩五世也失去了他忠实勇敢的妻子。2月14日，萨伏伊的玛丽-路易丝·加布里埃拉突然病倒了，她掉了头发，优雅的面庞因痛苦而扭曲，最终在25岁时去世了。她的丈夫在她生命垂危时没有离开她，直到最后一刻都与她同床共枕。西班牙人像哀悼真正的女英雄一样哀悼她。在如此珍惜独立性的西班牙百姓中间，新的波旁君主会受欢迎有时让人难以理解。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王后的光环，她在人民心中点燃的火焰会持续燃烧很长时间。
1714年9月11日：巴塞罗那之夜【6】
在这场让国王费利佩五世苦恼抑郁的继承战争结束之后，一个严重的国家问题仍有待解决：加泰罗尼亚，特别是巴塞罗那的抵抗。
1713年3月，奥地利“摄政者”离开。6月22日，法西两军首脑与奥地利将军施塔伦贝格在巴塞罗那附近的洛布雷加签署了停战协定。在加泰罗尼亚首府召开的所谓“三臂（tres brazos【7】）”大会，是为了确定他们面对新形势的立场。加泰罗尼亚里不是没有犹豫的声音，但在资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的推动下，大部分人要求继续抵抗。7月9日，在紧张的气氛中，加泰罗尼亚宣布拒绝承认费利佩五世，而继续选择效忠查理大公（而这位大公已戴上皇冠，早在《拉什塔特条约》之前就决定不要求西班牙王位了）。
同一天，最后一批奥地利军队乘坐载有数名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士兵的英国船只离开了巴塞罗那，未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皇帝）曾承诺将这些士兵永久纳入他的军队。剩下只有1500名士兵留在岸上，其中350名是外国人。
在签署停战协定和“三臂”会议提出激进决议之间至少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军政府不知道做什么，只是用微不足道的军事手段进行英勇却徒劳的抵抗。
它仍然希望前盟友对路易十四施加足够大的压力，以保证伯国的特权。但他们不知道路易十四的孙子有他自己的权力。
1707年，阿尔曼萨战役胜利后，费利佩五世毫不犹豫地废除了保证瓦伦西亚和阿拉贡王国特权的法律。他打算惩罚反叛省份，而不是在行政上统一他的国家。但他并没有触及忠诚的纳瓦拉和巴斯克地区的特权。阿梅洛特和奥里不断向他说明杂乱的法规、过时的边界、内部的海关权利以及选择性税收对他的王国复兴多么有害。由于采取正面反对态度，加泰罗尼亚人失去了对他们传统上的“自由”的谈判权利。
因此，在激昂的氛围中，最坚决的人影响了最冷淡或者最理性的人，顽强的小集团控制了普通民众。他们应该是选择了绝望的抵抗。这个选择是以对自己未来的清晰愿景为指导的吗？他们是为了加泰罗尼亚的独立？确实，有些人已经开始谈论在英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保护下建立加泰罗尼亚共和国的可能性。但他们中肯定很少有人明确希望与西班牙分离。
约瑟夫·佩雷指出，在几年前支持奥地利查理大公的阿拉贡王国派别内部，“从没有一刻希望利用形势与卡斯蒂利亚分离。他们为整个西班牙未来的政权而战，而不是为各自的命运而战”。
1713年和1714年抵抗到最后的加泰罗尼亚可能不是这样的。波旁君主给瓦伦西亚和阿拉贡自治的前途使得他们的立场变得强硬。在纳西斯·费利·德拉佩尼亚等理论家和一批领袖——萨尔瓦多·费利·德拉佩尼亚、马丁·皮莱、格拉斯·伊·格拉，这些有革新精神的商人的推动下，加泰罗尼亚的雄心已经觉醒了。然而，即使在巴塞罗那受到围困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有出现分离主义宣言。相反，直到最后一刻他们还是“为了拯救伯国和全西班牙的自由，不接受在法国统治下的加泰罗尼亚人和其他西班牙人的奴隶地位”。不属于极端主义者的起义军领导人安东尼奥·德·比利亚罗尔坚称：“为了我们和整个西班牙战斗。”如果这样的宣言不是虚伪的，也许能让研究加泰罗尼亚的历史学家匆忙得出结论：“继承战争的性质既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分裂主义，它只是继承和反法性质。”然而在圣乔治和圣厄拉利的旗帜下，一个加泰罗尼亚抗争组织形成了。它的领导者是一些贵族军官，如比利亚罗尔，还有大学教授，以及起义顾问（consellers de la diputació）和首席行政官拉斐尔·卡萨诺瓦。资产阶级、学生、工匠和工人组成科罗内拉（coronela）民兵，以飞蛾扑火的勇气战斗着。
1713年7月至1714年7月，在费利佩五世的那不勒斯将军波普利公爵颇为懒散的围困后，贝里克元帅率领的4万士兵（大部分是西班牙人）的增援部队到达，事情变得严重起来。巴塞罗那叛军最多只能抵抗5000人，而且弹药不足。他们在城墙的废墟下奋力拼搏，拒绝贝里克提出的所有投降条件，然而贝里克和起义发动者一样难对付。
9月2日，巴塞罗那这座城市被占领。整个街区在数周的炮击中被摧毁，饥荒和流行病甚至比战争更让人口减少到极致。几天后，法国元帅接受了巴塞罗那以及加泰罗尼亚其他地区由地方官员和贵族组织的游击队的投降。在整个围困过程中近9000名抵抗者被杀害，这还不包括平民死亡。2万枚炸弹落在了这座城市。进攻者也伤亡惨重，估计有14000人丧生。
贝里克曾承诺不会让巴塞罗那遭受劫掠。镇压的力度还算温和，叛乱的主要领导人获罪，其中一些本可以逃到国外的领导人如维拉罗埃尔被监禁十多年。只有一名将领何塞·莫拉加斯被处决，他曾试图仍在盟军控制之下的马略卡岛继续斗争。起义顾问拉斐尔·卡萨诺瓦曾下令动员所有14岁以上的年轻人，5年后的1719年，他得以不受干扰地回到了巴塞罗那从事律师职业。
在一位非常了解当地实际情况的文官、未来的大臣何塞·帕蒂尼奥的管理下，加泰罗尼亚即将拥有新法规，即所谓的“新计划”（nueva planta，也译作“新基本法令”）。与1707年对瓦伦西亚和阿拉贡采取的政策不同，该法规更为宽松。它废除了加泰罗尼亚以前的机构——议会、维持秩序的军事组织（somaten）和加泰罗尼亚总督府（generalitat），但没有废除加泰罗尼亚法律的某些惯例和习俗，也没有废除管理其海上贸易的领馆（consulat del mar）。它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明文表达“根据卡斯蒂利亚法律统一西班牙所有王国”的王室意志。
这次抵抗运动中，加泰罗尼亚也失去了17世纪最后一些年经济复苏带来的希望。受灾的首府重建为一座“小城”，并建造了宏伟的堡垒，以防止新的叛乱。许多城镇和乡村遭到破坏。这个伯国要等到18世纪中叶才能重新获得工商业的飞跃，而那一次飞跃是决定性的。正如皮埃尔·维拉尔所说：“它的爱国主义不仅是属于加泰罗尼亚人的，而且是属于西班牙人的，只是对西班牙的结构和利益有不同的、更广泛的、更去中心化的看法”，因此混乱是显而易见的。
【1】费利佩五世（1683—1746年）：18世纪的西班牙国王，1700年至1746年在位，其中1726年曾短暂退位。他是西班牙波旁王朝的第一位国王。费利佩五世是法国路易王储之子，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之孙，因此他还有安茹公爵的头衔。
【2】这里的帝国是指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大公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奥地利当时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
【3】收获者之歌：指代1640年6月7日爆发的加泰罗尼亚大起义，又称“收割者起义”。
【4】反法同盟：18世纪初，英国不能容忍法国独霸欧洲，因而与尼德兰结成反法联盟支持奥地利的查理大公继承西班牙王位。先后加盟的还有普鲁士王国和大部分邦国，以及葡萄牙和意大利地区的萨伏依等。
【5】1707年至1716年，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五世颁布了一系列加强西班牙中央集权的法令，这些法令被称为“新基本法令”，他的祖父路易十四以高度集权法国为模板，教导费利佩五世如何实现中央集权。费利佩五世对路易十四言听计从，其目的之一就是继承法国的王位。
【6】巴塞罗那之夜：1714年9月11日，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的巴塞罗那包围战中，经过14个月的围困，巴塞罗那落入波旁王朝的贝里克公爵所率领的军队之手。加泰罗尼亚自此遭到西班牙的清算，大部分行政机构和法律体系被废除，加泰罗尼亚语的官方语言地位亦被取消。这一天可说是加泰罗尼亚的国难日。
【7】tres brazos：类似于法国的三级会议，由代表加泰罗尼亚贵族的brazo militar，代表神职人员的brazo eclesial，以及代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brazo real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