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夏天，上官在上海问了一个比较感兴趣的问题，1946年谢壮吾在重庆待了这么多日子，直到1947年年初才离开，中间他跟上级保持联系，也没有脱离组织，但既然跟陶含玉见面了，为什么没有被识破，他是怎么瞒过她的？

虽然不太容易说清楚，谢壮吾仍作了说明：

到重庆之后，他认为自己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找到裘宝儿，跟他接触，等待机会，拿回他手里的东西，并且，尽最大努力，把他本人带回去，带不回去，也会按照组织的命令，坚决处置他，说：“这是我真正的使命。”

裘宝儿于8月份被国民政府军委会重庆行营二处的余无兴带走了，后来的情况表明，他很快就被放出来了。

裘宝儿在教堂婚礼上被带走的前一天，毛人凤就离开了重庆。他临走之时，把端木秀的检举材料交给了余无兴，但没有特别的叮嘱，只是由他随机判断，是否有价值深入一步。

余无兴马上采取了行动。

后来一些见过国民党高级特务余无兴的人，都评价此人不简单，因为他年纪轻轻就得到机遇，尤其西藏之行，使他年少成名，得了一个“西藏通”的称号。1934年年底，国民政府组建护送九世***回藏行署，戴笠指派年仅二十岁的余无兴到行署任政治指导员和军事参谋，护送***回藏行署从北平出发，经陕西、甘肃、青海、西康进藏。由于达*根本不愿意***回藏，经常派出藏军化装成马匪沿途阻碍骚扰，直到两年后，***才到达青海玉树的藏民区。***因回藏受阻，气病交加，在青海玉树逝世，中央政府的进藏计划也就此破灭。

余无兴虽然没有完成护送***回藏任务，但他在路途的几年中，学会了藏民礼仪习俗和藏语，二十五岁不到的余无兴，被派任军统西昌站中校站长兼西昌行辕情报处长，后又兼任西昌行辕禁烟督察专员。经过艰苦条件和复杂环境下的历练，余无兴不仅积累了资本，实际才干和能力也得到大大提升。1946年5月中旬国民政府回迁南京后，在重庆设置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何应钦挂名主任，代理主任职务的张群指名调人在北平的余无兴任重庆行营第二处处长，专门负责情报以及宪兵调度，同时还兼管国防部保密局在重庆、四川及西康的特务工作。其时的重点，是监视中共在重庆的代表、新华日报社及各界民主人士的活动。

余无兴也是7月刚刚到任，当毛人凤交给他端木秀的信件和材料时，他精神一振，因为自己在北平时已经有所耳闻，断定内情不单纯，当时只是碍于与中统的关系，没有介入，既然今天碰上了，他决定亲自调查、处置此事。

正因为此人不简单，谢壮吾算是遇到了对手。

尽管比尔努力阻止，还叫嚷着拿左轮手枪朝天开了数枪，但余无兴还是坚定地带走了裘宝儿。

裘宝儿没有反抗，面对荷枪实弹，他认为展露自己的拳脚功夫不仅无用，而且会给自己带来生命危险。临走前，在余无兴眼皮底下，他把卡其布风衣交给了父亲，然后安慰了新娘谢赛娇，说过不了几天，我们还是要去美国。

谢壮吾趁乱离开了。

作为新一军的中校军需官，面对如此场面，本来也做不了什么，但作为陶文的女婿，作为谢公馆的二少爷，至少应该交涉一番，不让余无兴那么容易就把裘宝儿带走，但他没有那么做，因为他是冒牌的谢壮尔。

但他是谢赛娇哥哥这一点是真的。

他发现了让他惊讶的情形。当他看到妹妹心思恍惚，神情游离，好像眼前突然发生的事情跟她有些距离，好像她是一个旁观者，最多像是一个伴娘的角色，他忽然觉得，婚礼戛然而止也许是件好事。

无论如何，妹妹有可能被吓着了，作为哥哥应该做些什么。谢壮吾刚想上前安慰可怜的妹妹，却发现教堂对面的马路上走来一位女宾客，他连忙又退了回去。

他走到几位身材高大的宪兵后面，从他们的缝隙间细细观察之后，急忙转身，寻思脱身的办法。

他断定，这位迟到的女宾客一定是陶含玉。

之前在上海谢公馆，陶含玉跟裘宝儿并无多少交往，因此印象模糊。但她得知即将被带走的人是新郎时，拦了上去，并跟宪兵争吵起来。余无兴从车里钻出来，非常有礼貌地向她解释，此举不过是核实一些情况，并不是什么抓人。陶含玉不肯罢休，并试图阻止他们，但在余无兴果断的命令下，裘宝儿还是被推上了吉普车。

混乱结束之后，陶含玉转过来开始劝慰谢赛娇，但谢赛娇却四处张望着，寻找着，说：“人呢？刚才还在。”

陶含玉知道她要找的是谁，说：“他不会被吓跑了吧。”

谢赛娇微微点点头，说：“他一定以为在抓逃兵。”

陶含玉其实更急，四处张望着，说：“我爹爹让他回来的，他又不是逃兵。”

在重庆，当街抓人的事不断发生，以前抓帮会抓土匪，后来抓间谍抓汉奸，现在抓异党抓帮会，市民们见怪不怪，围观者包括宾客很快就各自散去。教堂的门关上了，连做礼拜的人都不让进去。

陶含玉随谢赛娇一起回到了谢公馆，等着谢壮尔的出现。到了晚上，还是不见人影，到了半夜，大家都急了，担心会不会连谢壮尔也一起被抓走了。陶含玉沉不住气了，不知从哪里借了一辆车，跑到警察局找人，吵醒了什么都不清楚的局长，又赶到了警备司令部，刚好一个热情的副司令在值班，并愿意帮助查询，因此陶含玉才知道负责教堂行动的是重庆行辕二处的人，于是求军委会一位留守长官亲自出面交涉。

余无兴在电话中确认他们没有抓过谢壮尔。

陶含玉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一直折腾到天亮，仍然没有谢壮尔的消息。

谢壮吾自认为当时身处困境，匆匆离开教堂之后，就回到了范公馆。范召土刚好不在，但给他留了一个地址：曾家岩50号。

那位袍哥告诉他，说：“就是周公馆。”

1938年冬天，中共代表团由武汉迁至重庆，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以个人名义租下了曾家岩50号一楼和三楼，作为起居和办公地点。当时，左侧49号是重庆市警察局，右侧51号是军统局局长戴笠寓所，显然是陪都的一个重要地段。也因此在一年后，这一带遭到日军飞机的多次轰炸，曾家岩几次毁后重建。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曾家岩50号成为外界了解和接触中共的重要场所。重庆谈判期间，***在一楼会议室举行过记者会。谢壮吾到重庆的时候，尽管国共谈判实际上已经破裂，双方大战在即，但这里仍然是中共代表团的驻地。

只不过，前往曾家岩50号的人都会受到最严格的监视。

那位袍哥开着范召土的专车送谢壮吾进入曾家岩50号。

范召土与进入川内的各路神仙都有来往，他与中共代表团的来往几年前就有了，也不是什么秘密。作为四川地方将领，作为重庆袍哥前辈，不过是尽地主之谊，显好客之道，时不时送一些江鲜山珍之类，何况，国共还没有完全撕破脸。

接待谢壮吾的是一位穿着朴素，戴着一副宽边眼镜的女子，虽然年轻，皮肤晒得有点黑，像是陕北人。一见面，她居然哼起了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歌《毕业歌》：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

同学们！同学们！

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谢壮吾听到她唱歌，想起弟弟有一段时间经常哼这首歌，不禁特别注意了一下，觉得她有些面熟，但一时又不好判断。

“怎么？我江北扬州口音不难听了？”

谢壮吾愣了愣，不知道她说这话的意思，可能因为自己在苏北待过几年，所以她故意这样唱的，于是连忙说：“怎么难听呢，很亲切。”

她哼了一声，带他上了一间小阁楼，并用自己的茶缸给他倒了一杯水，一板一眼地问了几个问题之后，说：“新一军军需官？”

谢壮吾点点头，又看了看她。

她神情有些平淡，甚至冷漠，说：“上官授权我与你联系。”

谢壮吾仔细听她说话，问了一句，说：“你是上海人？”

“明知故问，我是江北扬州人。”

她不再多说别的，就一字一句地传达了上官的指示：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谢壮吾面露难色，表示自己不怕困难，最怕的是怎么跟陶含玉见面，又怎么解释。

她脸上掠过神秘的笑容，正面打量了他一下，她并不想知道更多，也没有追问什么，好像对此无能为力，只是笼统地鼓励了他几句，表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一定会得到组织上的支持和帮助的，说：“你应该能把握得好。”

见面十分钟不到，茶缸里的水还没有凉下来，她陪谢壮吾下了楼，领取了几样不同的身份证件和一些钱，低着头递给他，说：“省着点。”

谢壮吾没有拿钱，钱自己有办法解决，不如留下来交党费，表明自己还跟组织保持联系，至于在证明各种身份的证件中，他只取了其中的伤员证，证明自己在东北攻占四平街时负过伤。

她表示了送客的意思，去忙别的事去了。

“我真想听你们跟我讲讲形势。”谢壮吾说着跟了几步，停下来，在门口木椅上坐下来，依依不舍。里面的人都忙着各自的事情，没有谁注意到他，连过道上和门口的警卫也没有来问他。快到吃晚饭时，他不得不准备离开。

想不到她拿着饭盒出来送他，但没有留饭的意思，解释周公馆都是集体食堂吃饭，一人一份，说：“你一个大少爷，外面吃吧。”

谢壮吾本想驳回几句，自己革命多少年了，过惯了艰苦日子，喜欢的就是集体生活，但想想她也只有一份饭，自己不能占她便宜，于是闭了嘴，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她看到他不肯再说什么，好像不高兴，也不愿意再理会他了，说：“我很忙。”

“我将就吃点。”他多想再留一会儿啊，于是看着她手里的饭盒，说：“我吃不了这么多，一口就够。”

她忍不住想笑，把饭盒给他，说：“我听到你饥肠辘辘了。以后照价还我。”

于是两个人面对面坐下，她看着他吃，原本不想多讲话，在他的要求下，还是讲了很多。

谢壮吾带着周公馆送给范召土的一大袋延安苹果，离开了曾家岩50号。

上车前，她跑出来，原来根据上官要求，留给他一个紧急联系方式，这时，她原来的口齿伶俐突然变得有点语无伦次，告诉他周公馆的同志们可能随时离开重庆，说：“这个电话号码也许用不着。”

谢壮吾一听，不免感动，表示真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回去，说：“真想到延安看看。”

她眼圈湿润了，伸出手来，说：“那我们延安见。”

谢壮吾跟她紧紧握了握手，也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眼前的她突然变成了另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就是裘小越。

小越，你在哪里？你在延安吗？

她显然发现他走神了，问：“你在想什么？”

谢壮吾没有马上从自己的思绪中回来，说：“我在想念我的一个战友。”

她看着别处，轻轻追问，说：“女孩子？”

此时，裘小越的身影在他脑子里跳跃着，他相信，裘小越已经回到延安了，正在自己的岗位上紧张工作着，她也正时时刻刻思念着自己，盼望着中国革命早一天取得胜利，彼此能早一天相见。想着想着，谢壮吾的内心再次积聚起强劲动力，那就是竭尽全力，尽快完成任务，然后离开重庆，回到组织，回到自己的队伍里，尽快见到自己的亲人，见到小越。

谢壮吾镇定下来，没有再跟她说更多，但她意犹未尽，挡着车门，说：“她很特别吧？”

谢壮吾点了点头。

她好像要摘下眼镜但又没有摘，说：“她也在延安？”

谢壮吾沉默片刻，说：“现在，我不知道她在哪儿。”

她感到了他语气里的沉重，没有再问，帮他开车门，说：“别忘了联系方式。”

谢壮吾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上海的情景，而在这情景里出现的居然是货场工头龙阿大的太太，一个小脚女人，还有他们那位年纪与裘小越相仿的女儿。

他想起来，在苏州河边曾经见过他们的女儿，只不过当时炮火连天，场面混乱，自己可能忽略了她。中间听谢壮尔说过，后来他们居然还去看了电影，路上还一块唱过歌，唱的正是《毕业歌》。

谢壮吾上了车，又想下来，说：“贵姓？”

“免贵，姓龙。”

谢壮吾一愣，刚想再问什么，她已经把车门关上，说：“谢少爷再见。”

他依稀想起，原来她有点像年轻时的龙太太，不过自己最后见到龙太太抱着女儿来谢公馆，已经过去二十年，这么久远，这么模糊，让他觉得自己的联想有些可笑，有些突兀。

唯一清晰的是，龙太太把谢家赠送的红花小棉袄给女儿穿上的情景。细算一下，她女儿已经二十五六岁年纪，不知是否婚嫁如意郎君，过上了自己满意的生活？

谢壮吾看着车窗外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等，看着一队队经过的军警，感到危险将至，对于龙阿大一家的追念，对于当年弟弟关于他们一起唱《毕业歌》的描述，对于周公馆遇到她的联想和猜测，特别是龙阿大女儿穿上红花小棉袄的记忆，只好暂时放在心里了。

他要尽快完成任务。

由于陶含玉到处询问丈夫的去向，引起了余无兴的关注。他详细研究了端木秀提供的材料的每个细节，试图找出其中的关联，于是拿着《北平日报》向裘宝儿求证，照片中跟他打斗的人到底是谁。

裘宝儿想了想，一时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但很快发现自己不能说真话，说真话会引来麻烦，会害了自己，于是他骗了余无兴。

他看了看照片，不假思索，说：“他是新一军的，叫谢壮尔。”

余无兴似乎相信了他的话，说：“陶文的女婿。”

不等余无兴再问，裘宝儿继续回答，说：“我们是闹着玩的。”

余无兴指着照片上的裘宝儿，盯着他，声音柔和，语速缓慢，说：“那么，你又是谁呢？”

裘宝儿尽力回避余无兴的问题，延迟暴露自己的身份，因此，表现出不配合，说：“我没有什么好告诉你的。”

余无兴审视着一身新郎服装的裘宝儿，一时不敢有结论性的判断，不得不从可以确认的方面开始，然后徐徐推进，说：“你是个军人。”

裘宝儿承认自己当过兵，说：“我参加了抗战。”

余无兴沿着自己设计好的程序继续盘问，说：“也是新一军的？”

裘宝儿心里打了一个嗝，但迅速感到意外和惊喜，认为这个问题就会这样过去了，随口就答，说：“还能是八路军的？”

余无兴也没有深究的意思，态度有所缓和，为了表示友好，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会得到优待的。”

裘宝儿本来以为轻易躲过了余无兴的审查，因为之前跟每个有关的人都统一了口径，自己是新一军的人。

裘继祖上门要人的时候，也是这样跟余无兴说的：“如果不相信，可以派人到东北问问。”

要向正在打仗的新一军问清楚，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难度极大，余无兴本事再大，一时半会儿都难以证实。

但想不到的是，没有等到余无兴展开新一轮侦讯，比尔已经出面交涉，同时以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将裘宝儿真实身份和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全部告诉了余无兴：裘宝儿已经脱离共产党，是个平民，不应该受到追究。

比尔给了余无兴一个大大的收获，不过以他的经验，裘宝儿既然是共产党资深军官，以其家人背景，加上有美国人撑腰，一定不那么容易对付。但让他惊愕的是，裘宝儿得知比尔前来交涉过，马上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但坚持认为自己是一个主动复员、回归社会、支持政府的前抗战军人。

因为类似的情况并不多，其复杂性更是出乎余无兴的意料，随后他马上质疑裘宝儿所交代的一切，产生了一系列疑问。

裘宝儿脱离共产党，以平民身份，大摇大摆从剑拔弩张、烽火正起的东北跑到重庆，而且公开举行婚礼，岂不令人费解？他了解中国共产党，这是世界上最严密、最坚实、最讲纪律规矩的组织，不是随随便便说脱离就脱离的，况且国共对决随时爆发，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在如此敏感的时间节点，中共方面能这么容易任凭他离开？万一裘宝儿负有特别使命呢？他长期在中共首脑所在的延安，又到即将成为主战场的东北，靠近中枢机要，万一他是一条大鱼呢？

不等余无兴施展手段，再费周折，比尔已经鼓动准备启程回国的马歇尔出面，向国民党高层施压，迫使人在重庆的张群亲自打电话，命令余无兴马上释放裘宝儿。

余无兴答应马上放人，但条件只有一个，裘宝儿必须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说：“我也好向上峰交代。”

根据他的长期研究，中共对叛徒绝不饶恕，尤其是对公开叛党的人，无论地位多高，资历多深，功劳多大，都会被坚决抛弃。即使是身负重大使命，以这样的苦肉之计，潜入敌方阵营，一旦公开叛离，告示天下，其中的风险无法控制，因为任何一级中共组织或个人，都可以实施除奸行动，而不必对其中的什么隐情、什么机密负责。

这绝不是中共的做派。

在余无兴看来，这种与自己的组织脱离的决绝方法，是对裘宝儿最可靠的检验。声明一经发表，裘宝儿名节既失，就是隐姓埋名，远走他国，也难以逃避危险，终其一生都必须死心塌地依赖于党国保护，受到党国掌控。

裘宝儿不仅没有马上签字，而且愤怒地把声明撕成了两片，大声进行了抗议，说：“没有必要！”

余无兴反而踏实了许多，在他看来，裘宝儿的反应是比较真实，符合逻辑的。裘宝儿要是痛痛快快就把声明签了，或许其中有诈，而他怀有恐惧的激动，多半证明，他确实是脱离共产党了。

在又一次得到比尔尽快帮助他到美国的保证之后，裘宝儿在次日报纸排印之前，在脱党声明的文稿上签上了名字。

次日一早，余无兴把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放到裘宝儿面前，希望他看看，说：“一个字都没有改。”

裘宝儿目光避开，手臂一扫，报纸飞到了很远的地方，说：“我永远不会看。”

余无兴捡起报纸，说：“所有的报纸都登了。”

“重庆所有的报纸？”

“上海、南京、北平，所有的报纸。”

裘宝儿捂着脸，抽泣起来。

中饭是余无兴宴请，裘宝儿吃了几口饭，便再也吃不下了。然后余无兴亲自驾车，把裘宝儿送回了谢公馆。

裘继祖早就等在路口，看见余无兴把车停在有坡度的地方，车往后滑了一段，他急奔几步，挡住了车，用石头垫住车胎，然后一把拽住余无兴伸过来的手，把他从车里拎了出来，责问：“为什么要登报？”

裘宝儿摇下半个车窗，说：“我自己同意登报的。”

余无兴顾不上检查车轮，赶紧解释，说：“现在夫妇离婚、父子脱离关系都要登报的。”

裘继祖放开手，但马上又捏紧拳头，神情极其不安，说：“你们要保证我儿子人身安全。”

余无兴称赞裘继祖刚才的举动功夫了得，称赞有其父必有其子，说：“在重庆，谁敢伤害你们。”

“你们能。”

“我会派人保护的。”

裘继祖看看四周，发现周围多了几个拿枪的警察，哼了一声，表示不满，拉着裘宝儿下车，说：“别人靠不住。”

走进谢公馆，谢赛娇在房间里等他，先是送上热毛巾让他擦了擦汗，接着从棉被里拿出一样东西，递给他，说：“快吃吧。”

是一块冰激凌。

裘宝儿没有吭声，咬下一口，含在嘴里，舍不得嚼碎，一丝冰流渗进了身体，他的眼圈红红的，差点落泪。

谢赛娇也没有说话，走出去，引着陶含玉一起进来看他。

陶含玉也不问候，直接就问谢壮尔的下落，说：“怎么回事呀？他人呢？”

这一问，裘宝儿顿时想到了谢壮吾，全身感到一阵寒意，不禁一个又一个地打冷战。

谢赛娇看到，问：“怎么怕冰呀？”

裘宝儿脑子里想着人在重庆的谢壮吾，没有听到谢赛娇的话，怔怔的，呆了好一会儿，直到手中的冰激凌化开，奶油滴湿了一大块地毯，他都没有回答陶含玉的问题。

陶含玉又问了一遍，说：“谢壮尔人呢？”

裘宝儿摇摇头。

谢壮吾在范公馆。

他翻着当天的报纸，没有留意到广告栏中的声明。

范召土端着茶壶进来，给他倒了一大碗茶，开始摆龙门阵，先提了话题，还用抑扬顿挫的川音读了一遍，说：“一个共产党声明脱党了。”

这时，谢壮吾才拿起报纸细看，不禁震惊。但范召土认为可能是造谣，是国民党特务使的离间计，共产党得民心，得天下，现在谁都这么看，说：“只有傻人才会在这个时候脱离。”

谢壮吾没有跟范召土多讨论，他在惊愕失望之余，紧急联系周公馆，接电话的人答应转告，并同意晚上在范公馆见面，但见他的人却是那位袍哥。

“她离开了。”

谢壮吾略显失望，说：“组织决定怎么处置他？”

但那位袍哥似乎一无所知，只是转达东北方面上官的意见，根据目前的形势和掌握到的情况，不宜马上惩处。

谢壮吾沉浸在痛苦和气愤之中，说：“他这是叛党呀！”

那位袍哥好像受人之托，只是奉命而来，向他简要转达了两点：一、对方没有暴露在东北取走的财物一事；二、没有说出谢壮吾的行踪，说明留有余地。

“当务之急是逼他交回财物，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置。”

谢壮吾明白所谓财物，主要指的是那幅古画，因为这是高度机密，那位袍哥当然不知情。

那位袍哥说完就立刻回到麻将桌上了。

第二天，谢壮吾在学校门口找到了谢赛娇，直截了当，希望她转告裘宝儿，归还属于别人的东西。

谢赛娇因为怀疑得到了证实，大哭起来，抱住谢壮吾，说：“你是大阿哥！”

谢壮吾给妹妹擦了擦眼泪，说：“你还能认出你大阿哥。”

“你真是大阿哥啊！”

“哪能骗自家的亲妹妹。”

谢赛娇哭了一阵，不由担心起他的安危，说：“重庆太危险了。”

“我拿到东西就离开。”

谢赛娇点点头，说：“我马上叫他还回来。”

看到妹妹天真的神情，谢壮吾感到了不安。妹妹当初爱上裘宝儿，包括爷爷谢富光在内的谢家人虽然没有任何反对，但都心有忐忑，只是没有人说出来。现在真的要嫁给他了，也没有人表示异议，更没有人出面阻止，尤其是自己，明明知道这桩婚姻充满了危险，却没有任何作为来拯救妹妹。

他伸手帮妹妹整了整衣服，认真起来，说：“阿哥有话要跟你说说。”

谢赛娇望着他，点点头，说：“我听着呢。”

谢壮吾多半是劝阻，多半是警告，希望妹妹慎重，说：“毕竟他有债要还，能不能还，说不好。”

“不就是一幅画嘛。”

谢壮吾摇摇头，说：“岂止是画。”

谢赛娇呼了呼气，说：“他都已经离开了，还了东西，就两清了。”

谢壮吾耐着性子解释，说：“清不了。再说，现在战争状态，你们结婚真不是时候。”

“又不是我们想打仗的。他不想，所以要离开，到清静的地方去，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谢壮吾有些激动，对着妹妹提高了声响，说：“国民党、***点燃的战火，很快会蔓延到全国，哪里有清净的地方？他们发动的内战，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必然会失败。不用多久，一定到处是红旗飘扬，那时，他躲到哪里？你难道要做什么患难夫妻，一起毁灭吗？”

“毁灭？”谢赛娇听得呆呆的，眼睛红红的。大阿哥说了重话，就是不想她嫁给裘宝儿，但是自己做得到吗？她想着，心里凄凄的，说：“小辰光，爷爷教背唐诗说，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就是不叫我嫁给当兵的人，现在他脱离军队，少了更多的危险，我嫁给他，有什么不好的。”

听到妹妹提到了爷爷，谢壮吾更慎重了，不得不把话再说重一些，说：“他是逆势而行，玩的是更危险的游戏！我怎么能看到你后悔，看到爷爷为你难过……”

“唐诗还说，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你当阿哥的，把我嫁出去了，嫁给我自己喜欢的人，也算帮帮我了。放心好了，我不会让爷爷看到后悔的一天。”说着，谢赛娇眼泪流了下来，说：“大阿哥，我晓得你为我好，你就成全我吧。”

听了这番话，谢壮吾鼻子酸酸的，正难过时，妹妹却平静下来，开出了条件，说：“让我们离开，去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