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管子》書號稱難讀，經歷年代久遠，古寫本已不可復見[1]。簡篇錯亂，文字奪誤，不易董理。

唐中宗神龍年間國子博士尹知章曾為之注（見《新唐書·藝文志》丙部及《宋史·藝文志》四），有篳路藍縷之功。其《注》亦有存佚，《文獻通考》引《崇文總目》云“按吳競《書目》凡三十卷，今存十九卷，自《形勢解篇》而下十一卷，亡”。（今本《崇文總目》無此語。）今考諸《解》均無《注》，其《輕重篇》之偶有《注》者，蓋幸存者也。《注》文奪誤甚多，且每被人竄改。其最受人詬病者，如《大匡篇》“兄與我齊國之政”，“兄”本讀為況，而《注》乃謂“召忽稱管仲為兄”。然據劉績《補注》引“別本《注》”，則並無此語[2]。藉此可知今存尹《注》已非尹氏之舊。

顧尹氏之不幸尚不僅此，以其姓名不著，“尹知章”三字自唐以來已被坊間竄改為“房玄齡”矣。晁公武《郡齊讀書志》云“杜佑《管氏指要序》云‘唐房玄齡注’。其書載管仲將沒對桓公之語，疑后人續之。而《注》頗淺陋，恐非玄齡。或云尹知章也”。王應麟《玉海》卷五十三亦云“唐杜佑抄《管子》書為《指略》，《序》稱房喬所注，而舊錄皆作尹知章，文句無復小異”。《唐志》及吳競《書目》均有尹《注》而燕房《注》，則或說得之。

杜佑有《管氏指略》十篇，見《新唐書》及《宋史·藝文志》。丁度亦曾為《管子要略》五篇，見《宋史·藝文志》及王應麟《玉海》。二書均已失傅。然杜佑《指略》既系“抄《管子》書”而成，則丁度《要略》殆亦出於抄纂耳。

（二）

《管子》板本，今所能見者，以宋楊忱本為最古。此書原本今藏北京圖書館，有前清光緒五年張瑛影刻本及涵芬樓影印本傅世。然影刻、影印均不免時有訛誤，蓋前者出於摹寫之誤，而后者則出於修飾之誤也。

宋刻另有墨寶堂蔡潛道本者，清代學者，如孫星衍、黃丕烈、戴望均曾見之，其書已不知去向。

楊忱本載有張嵲《讀管子》，文中有“紹興己未”，卽宋高宗紹興九年（公元一一三九年），而楊忱《序》題記“大宋甲申”。考紹興己未之后，宋孝宗隆興二年（公元一一六四年）為甲申，宋寧宗嘉定十七年（公元一二二四年）為甲申，再次一甲申則為元世祖二十一年，南宋之亡已五年矣。此只題“大宋”而不題年號，當為元世祖二十一年之“甲申”無疑。《序》中特重尊王攘夷之義，正寓有亡國之痛。書蓋開刻於宋亡之前，而序則草成於宋亡之后，仍目為“宋本”，固無不可。

（三）

劉績《補注》，趙用賢稱為“簡明貫穿，多所發明”，頗為公允。然關於劉之年代則大有問題。明刻《管子》，如朱東光“中都四子”本，注者姓名“蘆泉劉績”與“臨菑房玄齡”並列，以為唐人。卷首《管子題辭》云“唐房氏有《注》，劉績為之補；自宋人削去，鮮有刻本”。趙用賢《管韓合刻》，其《管子凡例》亦云“《管子注》出房玄齡，或云出唐國子博士尹知章。蘆泉劉氏績問為補定，第宋本俱不載”。視此可知朱趙均以劉為宋以前人。

考劉績此名，於史可考者共有四人。一在劉宋時，自不在此限。一為遼人，遼圣宗開泰元年，卽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公元一〇一二年）曾官吏部尚書（見《遼史·百官志》）。一為元、明間人，著有《霏雪錄》，《河南通志》（卷六十五）以為元洛陽人，《浙江通志》（卷一百九十三）引《列朝詩集傅》則以為“明山陰人，字孟熙，教授田里，不干仕進，家貧轉徙無常，所至榜賣文榜於門，人稱西江先生”。又其一為明弘治三年進士，為江夏人，其所著《春秋左傅類解》刊於嘉靖年間，書中言明作於弘治年代，然亦標署“蘆泉劉績”。清代學者多認為卽著《管子補注》之劉績，與明人所見不同。

考朱東光《中都四子》本刊行於明神宗萬歷七年己卯（公元一五七九年），上距明孝宗最末一年弘治十八年（公元一五〇五年）相隔僅七十四年。趙用賢《管韓合刻》本刊行於萬歷十年壬午（公元一五八二年），相隔亦僅七十七年。劉績為弘治進士，不必卽死於弘治年間，劉、朱、趙並可能並世。年代如此接近，朱、趙何至如彼無知，竟誤以本朝弘治進士為宋以前人，乃至唐人耶？

又考朱熹《儀禮經傅通解》所收《弟子職》一篇，自言“此《管子》之全篇，今分章句，參以眾說，補其注文”，其所補注文卻往往雜引尹《注》、劉《注》而混合之。荘述祖《弟子職集解序》有見及此，言“朱子所採舊注，間有與世所傅劉績《補注》同者，不能剔出”。如補注《管子》之劉績果為明弘治間人，則南宋之朱熹何由采及其《補注》？由此可見，劉績之注如非剿襲前人，則此一劉績必非弘治年間之彼一劉績。參以朱、趙之說，宜以后解為近是。

余謂補注《管子》者當卽遼人劉績[3]。然所可異者，今所見明刻劉績《補注》本及朱東光《中都四子》本均標署“蘆泉劉績”，趙用賢亦云然，與弘治年間著《春秋左傳類解》者之標署“蘆泉劉績”者全同。蘆泉當是地名，無可考。（《四庫提要》以“蘆泉”為弘治劉績之號，蓋出以臆斷。）弘治劉績為江夏人，則《春秋左傳類解》亦署為“蘆泉劉績”者，蓋出於坊間書賈之誤，誤以遼人劉績籍貫為弘治劉績籍貫也。

日本寬政年間（當前清嘉慶年代）學者豬飼彥博著《管子補正》亦認劉績為明人。其說云“檢唐、宋書目不見劉績增注，近得劉績補注《淮南子》，注中有山東青州府、順天府昌平縣等地名，乃知劉績是明人”。此劉績補注之《淮南子》余所未見，但劉績既有數人，大都能著書立說，則此補注《淮南子》者與補注《管子》者不必卽是一人。

（四）

劉績《補注》，北京圖書館藏有一部，乃海源閣舊藏，經清代陸貽典據楊忱本反復勘校，又經黃丕烈據蔡潛道本覆校。陸校朱書，黃校墨書，唯黃校未竣事，僅畢第五卷而止。此書頗可寶貴，唯惜書前無序錄，不知其刊刻年代。前人或以為“宋本”（書中多有“宋本”二字小形橢圓印章），或以焉元板（見《持靜齊書目》），或以為明成化刊本（見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及《皕宋樓藏書志》）。書用黃棉紙印，刻印頗粗率，多用簡筆字[4]，顯系幾經翻刻，字頗走樣。北京圖書館別藏明抄本劉績《管子補注》一部，卽據黃棉紙本抄錄，原刻錯字間加改正，而書前亦無序錄。據余推測，此黃棉紙本斷非劉氏原刻，蓋如為劉氏原刻，則劉氏著書不致毫無序記。書中有遼諱、金諱、宋諱[5]，蓋因遼人著書入金翻刻，金本入宋再被翻刻，金人或宋人翻刻時出於敵氣而剔去其序記耳。其遼諱、金諱之幸存者當是回改未盡。

朱東光《中都四子》本所根據者卽為黃棉紙劉績《補注》本，其字句奪誤幾於全同。最可注意者，如《心術下篇》“節怒莫若樂”句，“節”字劉本誤刻為小字，混入上句注文，而朱本亦如是。

余曾得一無注古本，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卷首有缺，無題記目錄，不知何時刊印。舉與安井衡《管子纂詁》所據日本昌平學所藏無注古本相校，内容不異。紙質頗佳，乃所謂“麻紙”。莫友芝《宋元舊本經眼錄》有“《管子》無注本，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似元、明間刻”，當卽此本之見諸著錄者。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安正書堂《管子》[6]，乃此本之翻刻，其第二十四卷末葉有“太歲癸巳孟春安正書堂重刊”十二字木牌墨記。舉以相校，僅字畫較細為異。第一卷第五葉中縫下有一“謝”字乃原板刻工姓氏，亦復存在。唯古本有奪字待刻未補，而遺留墨印處，在安正書堂本則為空白，示於刻板中已剜去其字位而無待刻之意，卽此已可見板之先后。

上舉安正書堂本有冒廣生跋語，據云“安正書堂為劉宗器書林之堂名，其家所刻書見箸錄者，最早為弘治甲子之《針灸資生經》七卷，最晚為萬歷辛亥之《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一百二十五卷，蓋世其業者百余年矣。癸巳為嘉靖十二年，前一年壬辰，有安正堂刻劉可達編《璧水羣英待問會元選要》八十二卷。萬歷二十一年亦為癸巳，前一年壬辰，有安正堂刻秦觀《淮海集》四十卷，《后集》六卷。此‘癸巳’不知為嘉靖，為萬歷”。

冒氏對安正書堂之考察頗為詳核。然此“癸巳”尚無法斷言其非弘治前明憲宗成化九年（公元一四七三）之癸巳。（萬歷后之癸巳已為清世祖順治十年，自當除外。）安正書堂既以無墨記本為底本而“重刊”，則此底本在當時必已視為難得之古本，莫友芝以為“似元、明間刻”，不為無據。經仔細校對，發現此本與朱東光本均同出於劉本。三本奪誤既幾於全同，如上舉“節怒莫若樂”句，在此本則“節”字奪去。蓋因削去《注》文，故此誤竄入《注》文中之“節”字亦被削去也。此例尚多，凡劉本中正文誤同《注》文之小字，在此本中均被削去。以此無注本之古樸，亦足證黃棉紙劉績本或其底本不當出於弘治或其后。

要之，此劉本、無注古本、朱本為一系統，所出母本與楊忱本不同。精審處雖不如楊本（楊本乃經張嵲校正者），然亦有所存字句較楊本為優者。

（五）

趙用賢《管韓合刻》本《管子》部分則以楊忱本為其母本者也。其自序云“余行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謹完整，而句字復多糺錯，乃為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而闕其疑不可考者尚十之二”。趙刻確較精核，在明刻本中最為完善。余所搜集明刻本除上述數種外，尚有十余種，均以趙本為其母本。清刻本亦如是。

趙本有清光緒二年浙江書局校刻本，於文字有所改正，此為坊間最通行之本。故楊、趙及其他明刻，又另為一系統。

大抵勘校《管子》，在目前當以上述五本篇不可或缺之底本，卽宋楊忱本、劉績《補注》本，朱東光《中都四子》本、十行無注古本及趙用賢《管韓合刻》本是也。

（六）

《管子》書在漢初頗被重視，其后卽遭閒卻，以宋代為特甚。

宋代言《管子》者以張嵲《讀管子》一文最見功力，其文雖不足四百字，而詁訓精確，洞見閫奧。文中言“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甚眾，其所未解尚十二三。用上下文義及參以經史刑政，頗為改正其訛謬。疑者表而出之，其所未解者置之，不敢以意穿鑿也。……將得善本而卒業焉”。楊忱本末卽附張嵲此文，可知張所“改正”者楊必已照錄，故楊本特精善，則張嵲可謂《管子》之功臣。

晁公武於《管子》書亦曾有所校釋，其《郡齊讀書志》云“因為是正其文字而辨其音訓”。晁氏作《讀書志》卽由校讎井憲孟藏書而成，其於《尹文子》云“謬誤殆不可讀，因為是正其甚者”，於《曾子》云“文字繆誤，乃以《大戴禮》參校之”。惜晁氏所校《管子》失傅，其所是正之文字及所辨之音訓已無可考見矣。

明人嗜好《管子》，但大抵重視其文藻，不脫高頭講章式之惡習，且喜為刪節移易，而於校釋之業甚疎。清人則偏重校釋，如孫星衍、洪頤煊、王念孫、王引之、陳奐、丁士涵、張文虎、俞樾、戴望等，均各有專業，闡發特多。戴望著《管子校正》，曾將諸家業績匯萃於一書，頗便讀者。近年坊間鉛印本，多於《管子》書后附印《管子校正》，誠為善舉。戴望而后，續作者尚不乏人，如孫詒讓、何如璋、張佩綸、陶鴻慶、姚永概、劉師培、章炳麟等，其較著者也。

（七）

日本學者豬飼彥博字文卿，所為《管子補正》刊行於“寬政十年”，卽清嘉慶三年（公元一七九八年），較洪頤煊、王念孫諸氏著述之問世為早[7]，頗能揭發疑竇而予以解答。說解雖甚簡略，時有可取之處。王氏父子及丁士涵之說每有與之不約而同者。以海外學者而能此，殊覺可貴[8]。

豬飼之后，有安井衡字仲平者箸《管子纂詁》，刊行於“元治元年”，卽清同治三年（公元一八六四年），后於豬飼之書六十有六年。然豬飼之與安井其識見有上下床之別。安井書雖亦征引豬飼說，但僅其一小部分，且有拾芥遺珠之嫌。安井說多為戴望《管子校正》所采錄，足征《纂詁》一書早已輸入中國。豬飼之《管子補正》是否為清代學者所曾見，則頗為疑問。

又安井衡《管子纂詁》后附有應寶時長序一篇[9]，署年為同治六年（公元一八六七年），官銜為“江蘇蘇淞太兵備道”。序中於《管子》書有所論列，以關於《侈靡篇》者為多，然其所言與俞樾說全同，有時甚且一字不異。考俞樾《諸子平議》始刻於同治六年，刻成於同治九年，問世較后，初頗致疑。其后考知應與俞同年成進士，且同籍浙江，而同治《上海縣志》卽同治五年應任兵備道時所“為之設局、延禮名賢、分門編纂”而成者，其總纂之一人卽為俞樾。藉此可知，應、俞關系密切，俞書稿本當為應及其幕僚所曾見。應《序》中尚提及一人，謂“嘗舉以質同學生尹鋆惪（子銘），再三商榷，似無以易之”，余疑尹或為應《序》之代肇者。是則剽竊俞說者，如非應寶時本人，則必為此“同學生”也。此一公案不可不為剖白，故附述之於此。

（八）

《管子集校》為已故許維適教授所著手纂集，原名《管子校釋》。許氏以戴望《管子校正》為基礎，而加以擴充。凡在戴望以后諸家校釋為許氏所見及者均為抄錄，戴望以前者亦間有補遺。原稿共十九冊，約四十萬字。稿本均經謄錄，有三四人手筆。許氏所用方法與戴氏無多殊，臚列諸家校釋后，時或以己見評騭增損，亦有諸家未及而己見獨到者，均以案語出之。唯於摘取原文標目時，則每依校釋而逕加改竄，其不同處以注文明之，其增補處以方格限之，此為特異。

稿本三分之一業經聞一多教授參校，卽自《牧民》至《幼官圖》最初九篇及自《匡乘馬》至《輕重己》最后十六篇。聞校於許所遺漏者均親筆錄入，字跡異常工整。聞亦時加案語，對於許說亦每提出不同意見。自《匡乘馬》以下十六篇又曾經孫毓棠氏參校，亦時有案語附列。凡經聞氏參校部分，別有正文錄本，其文字業經校訂，其意殆擬將正文與校釋一並印行也。

稿本眉端，許氏復有所抄補。其所新增資料，凡有成書者則只記“某某人云”數字以待助手補抄，凡無成書者則親筆入錄。唯許氏似喜用破筆焦墨，字跡草率，頗難辨認。稿本系用中國普通土紙，保存狀態不甚良好，有三四冊頗為糜爛，甚至有一二葉糜爛至僅殘存少許文字者。

許氏撰述計劃，其后已有改變，故對此項稿本似不甚重視。許氏另一計劃系就《管子》原書全體施注，曾以光緒五年影刻宋楊忱本為底本而加以剪貼，以諸家校釋及本人案語分注於有關辭句之下，但僅翦貼至《侈靡篇》首，而許氏已於三年前逝世，全書尚未及半。

（九）

許氏余所不識，聞氏生前則曾兩次見面，並曾有文字往還。二氏同系清華大學教授，二氏之合作，其時在抗日戰爭期間，其地在昆明。為物質條件所限，二氏所參考之書籍不多。以《管子》板本而言，除光緒五年影刻宋楊忱本外，陸貽典校劉績《補注》本、十行無注本、明刻朱東光《中都四子》本、明刻趙用賢《管韓合刻》本，均所未見。許所見趙本乃清刻浙江書局本耳。

此一物質限制，卽清代學者亦未能免。博洽如王念孫，宋之楊本在所未見。又如戴望，其所著《管子校正》每引列“中立本”文字異同，卻幾於全部錯誤。蓋“中立本”卽《中都四子》本，亦卽朱東光本，中立乃府名，其故治在今安徽鳳陽縣東，明初設置，后改為鳳陽府。明代定此地為“中都”，故又稱中都。所謂“中都四子”者乃老子、荘子、管子、淮南子，以四子鄉土在此區域，故朱東光與張登云、郭相奎等集而為一業刊。戴望所引“中立本”文字多與朱長春《管子榷》及朱養和花齊本符合，足證戴氏並未見《中都四子》本。戴氏誤文在許氏兩種遺稿中均照錄而未校正。

諸家原書或未刊稿本及民國以來各種述作，許、聞二氏亦多未及見，故其征錄未能該遍，而其案語亦往往已為前人所道。纂述體例不甚嚴密，征引舊說漫無時代先后，因之說解之發展無從追尋，而孰為因襲，孰為雷同，亦無從辨別。標點符號甚不一致，如“某某人云”下原用雙重引號（『』），而“某某案”下則無，因而文中引號便頗參差。又如人名、地名、書名，均無標識，如照樣印行，讀者將大感不便。征引羣書而未經嚴密核對，稿中奪誤，所在多有。

凡上所述，乃原稿之面目及其缺陷。原稿乃一初步草案，離完成階段甚遠，加以整理，頗為困難。整理工夫曾經歷兩個階段。第一步系就原稿之糜爛處加以整補，其征引舊說未錄全文者加以補錄，盡可能翻閱羣書，核對原文，糾正錯誤，其標點符號之參差錯亂者亦為之統一更正。經過第一階段整理之后，原稿非重經謄錄不可，中國科學院編譯局工作同志曾任此勞役。於是又進入第二階段。謄錄后之原稿，曾請許、聞二氏舊友馮友蘭、余冠英、孫毓棠、范寧、馬漢麟諸氏分別校閱其一小部分，余復從而總校。

校閱時凡《侈靡篇》以前諸篇均曾參照許氏翦貼本。翦貼本之撰述較后，所引舊說有所補充或翦裁，后案亦多所修改或刪削，凡此均改從翦貼本。翦貼本談板本文字異同頗詳，以此列為第一項，而《校釋》稿本則甚略，絕大部分甚至一字未提。為求統一，必須增補。此事極瑣碎，雖增加不少麻煩，然亦增加不少知識。為使此項工作能以完備，余曾廣泛收集各種板本，並四處調閱各種稿本，北京、上海、武漠、長沙各地圖書館或專家學者均曾予以協助，而以北京圖書館之協助為最多。此種物質條件為前人所不能具備者，非居今日殊不可得。於是第二階段之整理乃費時更久。

凡在整理過程中，對《管子》原書不能不返復通讀，於諸家校釋亦不能不返復校量，故於原文疑難處之通曉亦得時有弋獲。因此使整理后之稿本增至一百三十萬字以上，比許、聞原稿已增加三倍。

（十）

整理工作費時凡十閱月，中因出國，曾中輟者兩月，其余則大抵集中力量而為之。在工作中，如前所述，曾獲得公私協助，當在此致謝。科學出版社及歷史研究所第一所張德鈞、任林圃同志，北京圖書館戚志芬同志，曾協助檢閱羣書，出力頗多。王廷芳同志曾為征集各種板本稿本，於技術工作上有所協助，如《幼官圓》（《玄宮圓》）之復原翦貼卽出自王手。

此項工作，驟視之實覺亢贅，然欲研究中國古史，非先事資料之整理，卽無從入手。《管子》書乃戰國、秦、漢時代文字之總匯，其中多有關於哲學史、經濟學說史之資料。道家者言、儒家者言、法家者言、名家者言、陰陽家者言、農家者言、輕重家者言，雜盛於一籃，而文字復舛誤歧出，如不加以整理，則此大批資料聽其作為化石而埋沒，殊為可惜。前人已費去不少功力，多所校釋，但復散見羣書，如不為摘要匯集，讀者亦難周覽。有見及此，故不惜時力而為此宂贅之舉。

此乃研究《管子》之初步工作，且此初步工作亦未盡善。如依聞氏計劃，將經校《管子》正文與《集校》一並印行，此一法也。如依許氏計劃，翦貼諸家校說，就《管子》全書施行注釋，此又一法也。如此，似均於讀者較便。聞法尚易為，許法則頗為費事，如有有志者愿促成其事，自亦有益。

然而整理古籍，匯集校釋，非為一般讀者，乃以便於從事研究工作者之獺祭，則不附刊原文，不隨文施注，當亦無妨於事。研究工作有如登山探險，披荊斬棘者縱盡全功，拾級登臨者仍須自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知勤勞，焉能享受？關於《管子》全書之進一步研究，將尚有待。

郭沬若　一九五四年九月廿六日

[1]許國霖《敦煌雜錄》收有北京圖書館藏敦煌殘卷“羽字四〇號”《為政箴言（擬）》二則。其第一則為“審飾小經以示民，時言大事以動上，遠交以越羣，假爵以臨朝，明主之禁也”。其第二則為“野無吏則無畜積，官無常則下訕上，器械不冶則朝無定，賞罰不明則薄其產”。下書“天復二年寫生索奇記”。天復乃唐昭宗年號，二年為公元九〇二年，距今一〇五二年前。此二則均出《管子》。第一則出《法禁篇》，楊忱本“經”作“節”，“越”作“踰”，“臨朝”下有“者”字。第二則出《兵法篇》，楊忱本此處適缺，后補。茲據劉績本檢校，“訕”作“怨”、“冶”作“巧”，“薄”作“輕”。許國霖擬為《為政箴言》，實誤。《管子》文見此鈔錄，至可寶貴。又“冶”字原文頗異，疑是“治”字之誤。又《鳴沙石室佚書》有唐人寫本敦煌殘卷北齊《修文殿御覽》引《管子·霸形篇》文，乃節錄，詳見本書該篇。——作者注

[2]《大匡篇》“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尹《注》“召忽稱管仲為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知政也。今受君令而立子糾，不改所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為臣之義也”。別本《注》“雖許我齊國之政，然受君令而立子糾，若不濟，以死繼之，是為臣之義”。二《注》大相懸殊。——作者注

[3]《地員篇》“赤壤嶅山十七施”。劉績《補注》云“續按：嶅（原誤作施），吾高切，《廣韻》俊健也”。考《廣韻》乃宋代依《切韻》、《集韻》、《唐韻》等所纂修，刊行於宋景德四年，大中祥符元年定名為《大宋重修廣韻》。劉既引及《廣韻》，則說劉為遼圣宗時人似有問題。然查《廣韻》，並無“嶅，吾高切，俊健也”之文。遼人《龍龕手鑒》卷三力部“嶅音毫，俊健也”。音義與此同。《龍龕手鑒》成書於遼統和十五年，宋太宗至道三年（九九七年），在《廣韻》成書定名之前。劉績《補注》之《廣韻》當為《唐韻》之誤。《龍龕手鑒》亦根據《唐韻》立說者也。——作者注

[4]劉績本所用簡筆字（避諱者除外），據余初步統計，有五十四字之多。如以余為余，以谷為谷，以尤為猶，以未為味，號省作號，糴省作糴，聲省作聲，遷省作遷，攝省作挕，聽省作聽等所在皆是。正規書用簡筆字如此多，實所罕見。——作者注

[5]詳見本書附錄任林圃輯《劉績〈管子補注〉本中所見遼金宋諱考》。——作者注

[6]此書之存在，蒙葉玉華同志提示，並蒙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寄閱，俾得解決一重要公案，特此志謝。安正書堂本經借閱后，余曾題記其上，認為重刊本木牌墨記價值連城，自信語非夸誕。——作者注

[7]洪頤煊《管子義證》刻成於嘉慶十七年（公元一八一二年）。王念孫《讀書雜志》脫稿於道光十年（公元一八三〇年），開刻尚在其后。——作者注

[8]豬飼為日本近江（今為滋賀縣）人，別號敬所。余近得其《論孟考文》、《讀禮四考》、《太史公律、歷、天官三書管窺》等著，頗有見地。第三種書中引及錢大昕說。日人稱其年八十余，耳目失靈，猶勤學不倦云。——作者注

[9]應寶時《序》當為安井衡所求，序中云“安井君字仲平者……撰《管子纂詁》以向貽來喆，介其國昌平學儒員中村君以書相示。……故樂為之序”。序至日本在書刻成之后，安井並未重視，僅以附於書末。其自序云“庚午（同治九年）正月清人應寶時《纂詁》之序傅自上海”，並云“應《序》所論取其是而駁其非又十有八”，於應直書姓名而無若何之敬稱，足征安井為人之倨傲。又於應《序》“以向貽來喆”句加一眉批云“向字當在喆下”，適足表曝安井之淺陋，所謂妄作解人者也。——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