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丁使早期基督教对性的理解具体化，这也最终帮助形成了一千多年以后美国人对性的传统观点。奥古斯丁于354年出生于塔迦斯特，也就是今天阿尔及利亚的苏格艾赫拉斯。在成为圣奥古斯丁之前，他沉迷于欲望，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他后来形成的神学理论。十八岁时，奥古斯丁与一名迦太基女子交往，并生下私生子。为遵从母命，他抛弃这位忠贞的情人，将她送回非洲，答应迎娶一位尚未达到婚配年龄的女孩。他等待着女孩长大，同时又有了另一位情人。最后，他将她们全都抛弃了。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对这些经历痛心疾首：
爱与情欲在我身上混杂地燃烧着……把我拖到私欲的悬崖，推进罪恶的深渊……我在淫乱之中不停挣扎……疯狂支配了我，我对欲望唯命是从。【1】
次年，奥古斯丁接受了摩尼教。在此后的十多年中，他全心全意信奉此教。摩尼教源于公元三世纪先知摩尼的教诲，他生活在巴比伦王国南部，在公元277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摩尼教导说，当一个人生育后代时，他便是复制邪恶之力，将自己的灵魂与魔鬼锁在一起。获得拯救的唯一方法，是彻底远离性的诱惑与肉体的玷污。最重要的是，性会腐蚀人们，必须远远躲开。从公元三世纪末开始，摩尼教如同一场大风暴，横扫埃及、希腊、小亚细亚、北非和欧洲。
奥古斯丁在摩尼教内一直未能得到升迁，这让他深感沮丧，而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他难以处理好性欲问题。他无法控制欲望，在祷告时，他表达了对于性的矛盾心理：“请你赏赐我纯洁和节制，但不要立即赏赐。”大约在公元383年，奥古斯丁来到罗马，潜心沉浸在新柏拉图哲学之中。这种哲学教导说，人们要将自己从感官知觉的诱惑中解放出来，才能实现最终目标。与斯多葛派、诺斯替派、摩尼教一样，新柏拉图学派强调，人们应戒除一切感官享受。
数年来抵抗肉体诱惑的努力终告失败后，奥古斯丁受洗，成为基督教徒，恪守独身。他回到塔迦斯特，探求“完美的”生活，变卖全部家产，分发给穷人。后来，他接受圣职，成为教士。
奥古斯丁作为学者的名声渐起，影响力日隆，在公元396年，他被任命为希波的主教，在此后的三十四年中，他一直担任此职。奥古斯丁在致力于禁欲之后，著书立说反对性的诱惑。作为自摩尼教改宗而来的信徒，他对性事与罪恶的迷恋，自然会受到个人经验和智识训练的影响。他写道，没有任何事物，比“女子的爱抚”更能将“头脑从高处拉下来”。
奥古斯丁将性欲与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联系在一起，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转变。他提出，在天国时，亚当和夏娃从未经历性欲的堕落。作为更高领域的造物，他们未曾体验兽性世界的任何一种肉体冲动。但在堕落之后，他们饱受粗俗的、兽性的冲动之苦——追求性满足，从不餍足。
这种“丑恶”令奥古斯丁不知所措。他将强烈的性快乐视为人性堕落的明确证据。亚当未能抵抗夏娃的诱惑，才有了人类，人类因此很容易陷入罪恶。撒旦控制着他，迫使他按其意志行事。奥古斯丁论证道，亚当所违反的，并非古希伯来人所认为的不服从神谕，而是性。所以，每一种性行为都源自邪恶，由邪恶所生的每一个孩子都带有原罪。通过性，人类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罪恶。
因此，人类获得拯救的最大希望，在于拒绝性冲动，并以此拒绝源自亚当的罪恶负担。任何形式的性都污秽、不洁、可耻，唯有禁欲，才有望获得伊甸园中曾经拥有的荣耀。奥古斯丁结合他非凡的才智、因个人邪念所受的天罚以及此前摩尼教信仰的影响，将一则讲述不服从神谕的古老希伯来故事，转化成了对人类性行为的神谴。如此一来，他也就深刻影响了未来的西方文化和法律。
婚姻与生育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在耶稣蒙难后不久，使徒们教导说，神国就要降临，人类无须再繁衍。但在奥古斯丁所处时代之前，人们早就知道，等待的时间比预期的要长久。因为，《希伯来圣经》和《新约》都承认婚姻是正当的，奥古斯丁论证道，尽管独身才是理想的，但太过软弱无法持守独身者，可以有以生育下一代基督徒为目的的性行为。但性行为只能发生在夫妻之间，只能以生育为目的，只能用传教士体位，据说这样能使受孕的机会最大。
即便如此，性生活也应当剥离任何激情与快感。身体是不洁的容器，只能用于不含快乐的繁殖。奥古斯丁将任何其他形式的性行为都贬斥为罪恶，包括手淫、口交、肛交、同性性行为、经期性行为、哺乳期性行为、更年期后的性行为，以及任何避孕措施。他宣称，“上帝的旨意，不在于满足欲望”，而在于“人类的繁衍”。奥古斯丁是基督教传统中第一个谴责所有的性欲和性快乐——无论是婚内还是婚外——之人。
绝大多数人无力抵抗追求性快乐的欲望，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用奥古斯丁的话来说，这是加诸人类身上的“因罪恶而生的残酷的必需之事”，上帝的恩泽只有上帝才能赐予，无法通过行善获得，如果人类未能获赐恩泽，“无法仅凭自由意志克服人生中的各种诱惑”。
公元411年，苦行修士贝拉基成为罗马的著名教师，他的人性观点与奥古斯丁相反。贝拉基主张，上帝独立地创造了每一个灵魂，并未受到源自亚当的天生罪恶的污染。奥古斯丁认为，人性堕落，无力遵从上帝的神谕，贝拉基认为这种观点是邪恶的。与此相反，他认为，每一个人生来都有可能宣称，“我没有伤害任何人，我待人以诚”，选择正直、道德的人生，就能获得拯救。
奥古斯丁对性大加谴责，贝拉基教派对此不屑一顾，将之视为摩尼教的变异。他们认为，性冲动完全符合自然，自然的事物不会邪恶。奥古斯丁将性欲和原罪混为一谈，贝拉基教派对此不予认可，并指控他困扰于自身的年少荒淫，“对性心态扭曲，因而诽谤上帝的精美造物”。
贝拉基派的挑战，引发一连串激烈的神学论战。在解决这些论战的过程中，教会最终采纳奥古斯丁的原罪与性不道德说。奥古斯丁指控贝拉基撒谎和传播异教邪说。贝拉基派的教理传播之时，奥古斯丁用一系列极为有力的评论予以回击，捍卫原罪的存在、无罪人生的可能性以及获得拯救的恩典的必要性。
为了阻止贝拉基派学说传播开来“腐蚀人心”，两百名主教于418年召开迦太基会议，将贝拉基斥为异端。教宗佐西玛签发通谕，明文谴责贝拉基派学说。奥古斯丁去世后的第二年，即公元431年，以弗所会议召开，正式声讨贝拉基派学说。奥古斯丁彻底获胜。
如果基督教沿着斯多葛派哲学、新柏拉图派哲学、诺替斯派学说、摩尼教教义的路径发展，这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基督教时代的最初几个世纪之中，罗马人深受基督教徒的学说与煽动性信仰之苦，但这些困扰断断续续，未成大器，还适得其反。公元二世纪末，基督教开始在较高的社会阶层中传播，公元三世纪时，罗马帝国陷入内战和野蛮人的入侵，再也无力阻止基督教的传播。
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是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君士坦丁是罗马军官的儿子，他的军队在公元306年拥戴他成为“凯撒”【2】。在此后的内战中，异教徒君士坦丁预见自己会在十字圣号之下完成大业。在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后，他于公元313年宣布不再继续迫害基督教徒。在押的基督教徒立即获释，受到了教徒们的热烈欢迎。此后，君士坦丁一再地赋予教会种种特权。
讽刺的是，君士坦丁并不是一个信仰坚定的人，他也从未理解基督教教义，直到公元337年弥留之际，他才在病榻前受洗入教。他推崇基督教，既出于宗教考虑，也出于政治考量。不过，作为政治谋略，这一步非常英明。公元四世纪初，罗马帝国陷入内外交困。罗马的军事、司法、财政、经济、交通和贸易一片混乱。上层阶级深陷权力斗争之中，无力实现统治。暗杀司空见惯，相继上台的君主均是疯狂、野蛮、昏庸之徒。
包裹着神秘、巫术、灵性外衣的外来宗教，席卷整个帝国。虽然绝大多数罗马人仍然选择信仰古罗马神明，但他们视之为了无新意的神话和无益于教化的多神论迷信，日益失望。他们逐渐被一神论尤其是基督教整体上所具有的精神信念和道德约束所吸引。
这是一个混乱、危险、异化和充满不祥预感的时代。对君士坦丁而言，“似乎只有基督教——这个在帝国之中传教三百年后显得十分崇高的外国宗教——有望整合广袤的罗马疆土之内庞大、混杂的各种群体”。
君士坦丁的皈依，不仅仅意味着对基督徒迫害的终结。从此以后，政权涉足教会的活动，教会卷入政权的决策，这种发展最后导致美国制宪先贤们批准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基督教持异见者进行迫害的内容，在帝国制定的法律中日渐发挥作用。君士坦丁并未将基督教确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直到四世纪末，西奥德修斯皇帝才完成这项确立。基督教在事实上征服了罗马。
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入罗马城大肆劫掠，西方世界大为震惊。入侵的野蛮人运走宏伟的教堂和宫殿中已烧得漆黑的残余材料，用来搭建粗糙的村庄。时人写道，罗马人流离失所，经受着疏离、恐惧、挫败，感觉不到任何生活目标。神的旨意之类的深层问题，从恐惧和绝望中滋生。基督教宣布，对罗马的劫掠，是上帝在惩罚人类的堕落与腐朽，这是不可否认的神迹，基督教如今应为人类的未来承担起责任。
在这个绝望与幻灭的时刻，教会接受了奥古斯丁的教义。奥古斯丁学说的独特吸引力，在于它宣称完整的人有赖于神的主权。人类缺乏自由意志，别无选择，唯有敬畏造物主。眼看着文明社会岌岌可危，黑暗笼罩四周，人类还有别的选择吗？
在人类对待性的态度上，奥古斯丁获得的胜利并无先例。在奥古斯丁之前，大多数西方社会谴责通奸（至少会谴责妻子们的通奸行为），有一些社会抨击同性性行为，少数社会批评非婚性行为。但是，之前的任何西方文化都没有谴责婚内以生育为唯一目的的性活动之外的所有性行为，此前的每一种西方文化，均认为大多数形式的性行为是自然的，是人生中正当追求的赏心乐事。然而，公元五世纪初时，基督教教义的主要立场无疑却是：性欲及其实现方式的任何一种表现形式，都是罪恶的，应予禁止。
就神学理论角度而言，教会接受奥古斯丁关于人性的阴暗观点，绝非无可避免之举。《希伯来圣经》与《新约》都没有提出这种观点，奥古斯丁的学说在东正教也没有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但在西方，随着罗马帝国的灾难式崩溃，捕捉到当时的黑暗人心的人，正是奥古斯丁，他对自由意志和性的灰暗观点，为中世纪及其后世做好了准备。
【1】本段英译原文引自企鹅出版社的英译本《圣奥古斯丁忏悔录》，译者为r.s.pine-coffin。本段中文翻译参考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周士良先生的中译本《忏悔录》。——译者注
【2】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为了解决罗马帝国疆域过于辽阔带来的管理困境，采用“四头政制”，即将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每一部分各设置一名“奥古斯丁”负责行政管理、一名“凯撒”担任军事统帅。——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