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世纪的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发现的西塞罗信件，常被公认为开启了文艺复兴的大幕。彼特拉克颇有远见地预言，罗马帝国覆灭之后的一千年，仅仅是“暂时的”黑暗时代，并将很快终结。他希望，“遗忘所带来的此种麻木状态”将立即终结，人们会再次“步入历史上那种纯洁的光芒之中”。

在十五和十六世纪，欧洲经历了一个新的时代，人口迅速膨胀，城市生机勃勃，从新世界涌入大量财富，各国实行中央集权制。这些发展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古典科学和文化的再发现，以及艺术、政治、文学等领域创造力的复兴。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十分唾弃经院派神学，对中世纪教会关于人类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发起了挑战。培根、笛卡尔、伽利略、哥白尼、牛顿等人阐明了科学与神学之间的截然不同之处，打开了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新世界，却并不符合传统的基督教教义。

这场变革将人类想象力的新生与宗教改革联系在了一起，而这正是文艺复兴的自然结果。马丁·路德领导的新教改革者，拥有着同样的质疑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在推动文艺复兴。这场变革为社会、文化、宗教和法律等领域的性观念带来了重大变化，粉碎了中世纪唯一“真正的”教会所拥有的权威。

路德是德国的修士、牧师，并担任威滕伯格大学神学教授，“在抗议的声音越来越响之时”挺身谴责教会的所作所为。路德提出的诸多批评，源自他所挑战的传统最深处。对路德及其新教同道而言，宗教改革倡议的是回归早期基督教的真实面目，反对的是他们视为已严重扭曲却又主导着教会的那些教义。这场改革始于1517年，它试图复兴早期基督教的个人宗教体验，抛弃“拘泥形式和墨守成规的人为添加”，新教改革家认为，几个世纪以来，这种人为添加扭曲了教会的教义和活动。

关于神职人员独身的教义，是新教改革家攻击的一个主要目标。路德本人曾是一名恪守独身的牧师，他宣称，婚姻不仅仅是与人性弱点之间的困难妥协，而且是一种神圣的启示人心的习俗。他认为，神职人员独身的教义“源自邪恶”，呼吁将之废止。

路德劝告说，当符合上帝的诫令时，性可以、也应当成为正面经验：“正如同金杯在斟满贵腐酒时变得尊贵、在盛满粪便和污秽时污浊不堪一样，我们的身体（就此而言）注定可以拥有尊贵的婚姻。”上帝赐婚姻以荣耀，“以上帝之能……点燃和保持对女性所怀有的自然、热切之欲望的热情。”路德坚称，节欲才是违逆自然的，禁欲是“危险的”，性“与饮食一样，是人类天性所必需的”。

路德强调的重点是性与婚姻之间的联系。虽然性欲是自然的，但它只能在婚姻之中才能得到正当的满足。与其他新教改革家一样，路德在谴责非婚性行为时，立场十分坚定。就此而言，新教改革家仍然坚守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不过，在婚姻之中，如果性是因想要“拥有孩子的渴望、不愿陷入私通的境地、减轻家务带来的烦恼和忧伤、取悦彼此”而发生，就是应当允许的。

但是，考虑到人们本就可以结婚，新教改革家们认为，私通、通奸、卖淫没有任何理由可言。婚姻是“上帝赋予”性欲的“补偿机制”。路德向刚刚结婚的尼古拉斯·格贝尔送上如下祝词：“你如此幸运，拥有高贵的婚姻，战胜邪恶的独身，独身应受谴责，它所引发的，不是持续的欲火燃烧就是邪恶的堕落之举。”他为格贝尔欢呼，为他躲开了“悲惨至极的独身”，它“每天都会引发此种巨大的恐惧”。因为婚姻能让“年轻异性”表露自然的冲动，它就是“天堂”。

对于中世纪教会对避孕所持的观点，新教改革家也提出了反对。因为新教神学家承认更为广泛的婚内性行为的价值，不仅包括为了生育，还包括促进健康和快乐，他们认为体外射精和其他方式的避孕措施是符合道德的正当之举。

天主教与新教尽管存在教义上的分歧，但在激烈抨击同性性行为时却并无二致。针对鸡奸行为的迫害心态，即为此种激烈之情的先兆，而它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更是有所发展。比如，在威尼斯这座“意大利最严厉的城市”之中，鸡奸者经常被活活烧死。威尼斯绝不容忍鸡奸行为，其中既包括男性之间、也包括异性之间的肛交行为，此种做法的依据，就是援引圣经中记载的所多玛故事。威尼斯于1458年正式宣布，上帝“因为此种可怕的罪恶，摧毁了整个世界”，所以，必须“将我们的城市从此种危险的神圣审判中解救出来”。当时，瘟疫多次侵袭正在经历文艺复兴的城市，人们处于恐惧之中，害怕受到所多玛式的惩罚。

一个世纪之后，天主教与新教引用所多玛被摧毁的故事，构建了肛交的“主要社会形象”。十六世纪，西班牙天主教徒安东尼奥·德·科罗为了躲避宗教法庭逃离西班牙，他称此种行为如此“污秽”，会引来“至高无上的上帝”最为“恐怖的裁决”。广受尊崇的圣彼得·卡尼修斯是天主教耶稣会的神父，他将鸡奸描述成恶行：它如此邪恶，“怎么谴责都永不为过”。新教徒同样将鸡奸描述为“令人作呕的罪恶”，“令罚入地狱的人感到恐惧”。路德将之描述为人类“对自然激情”的“令人憎恶”的悖逆之举，“完全违逆自然”。鸡奸被视为一种罪恶，它如此邪恶，“不属于上帝的创造”。它是“黑暗”世界的一部分。

因为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均猛烈抨击鸡奸行为，在他们针对彼此展开的辩论中，指控对方鸡奸成了首选的武器。比如，1520年，路德致信教宗利奥十世：“我确实十分鄙视您治下的天主教廷……无论是您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教廷比……所多玛还要腐朽。”在《反对天主教廷：一座邪恶的机构》中，他将天主教会的统治机构描述为“娈童”的集中地。英国新教主教约翰·贝尔指控说，天主教徒“纵情于彼此之间的肉欲……也就是说，修士之间、修女之间、托钵修士之间、神父之间，极尽污秽之能事”。新教改革家不断提出此种指控。在新教徒眼中，天主教会注定要与所多玛走向相同的命运。

宗教改革还引发了宗教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重大转变。在宗教改革之前，教会在强制推行遵守教会教义上承担着主要责任。中世纪教会利用忏悔、赎罪、教会法和宗教法庭，强势搜捕和惩罚犯有性罪恶的人，以此迫使人们遵守基督教教义。在这些事项上不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或许会被罚入地狱，但在大多数问题上，他们有随心所欲的自由，除非是诸如鸡奸之类的最为严重的罪行。

此种局面的改变，也可以说是宗教改革的结果之一。路德相信，获得拯救的关键在于信仰，而非正确的行为。他坚称，真正的基督教徒因此必须自愿服从基督的教诲。强迫并不能制造信仰，因恐惧受到惩罚而被迫作出的正确行为，并非出自道德心，无法获得拯救。所以，路德反对新教教会应当尝试强制人们遵守基督教教义的理念。他提出，此种强制就属灵而言并无意义。

就此而言，路德强调的是世俗领域与宗教信仰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国家可以立法惩治违反法律的人，以保护社会和平与良好秩序。但是，教会不得立法强制人们遵守教会的戒律。尽管路德相信，强迫不能让人们获得拯救，但他鼓励国家禁止和惩治卖淫、通奸、私通以及其他的淫邪行为，他解释说，如果国家“希望具有基督徒的品格”，就应当惩罚此种行为，以维持有序的社会。

此后，宗教改革运动思想的这一组成部分，在合法利用国家权力强迫人们遵守宗教教义时，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果国家“希望具有基督徒的品格”，就应当向所有的个人贯彻基督教价值观，无论他们是否追随信仰，并非为了确保他们获得拯救，而是要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于是，由中世纪教会对教众施加惩罚的罪恶，因宗教改革运动转变成由国家加以惩治的犯罪，甚至还针对并不持有共同信仰之人。

这标志着西方法律史上的一次根本转变，并为许多法律争议和宪法争议奠定了基础，而它们既十分复杂又往往观点分裂。在美国历史进程中，这些争议也引起了美国人民和联邦最高法院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