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九世纪初至今，在美国就言论自由问题发生的法律与宪法辩论中，从道德和宗教角度对性表达的担心，占据了核心地位。然而，在古代的剧本、诗歌、艺术和雕塑中，色情内容并不会被视为冒犯、耻辱和伤害。虽然希腊和罗马会惩罚煽动暴乱、亵渎神明和离经叛道的表达，但他们并不会以“淫秽”为由施以惩罚。

基督教兴起之后，基于宗教理由的审查日渐盛行，但在上千年时间里，无论是教会还是政府，都没有将性表达视为淫秽而加以审查。直到十六世纪，英语中甚至还没有明确的词语来形容冒犯他人的性表达，即使是在此之后，“bawdy”（淫秽）这个词也不具有贬义。淫秽的民歌、诗歌和戏剧，或许冒犯了一些人，但是，人们不会认为这种作品属于需要政府介入的问题。

在中世纪，人们在酒馆中、篝火旁、城堡里兴高采烈地分享各种对性事直言不讳的寓言和韵文诗。这些韵文诗都是简短的故事，朗朗上口，性不离口。它们讲述的都是没有婚姻关系的男女，女子的丈夫被戴了绿帽子，“往往活该如此”。未婚的男子常常是一位贪欲熏心的神职人员或者地位低下之人，女子往往被描述成肆无忌惮、牢骚满腹、不知廉耻的骗子。这些韵文诗的目的是娱乐大众，性事越荒唐，娱乐效果越好。诗里面用的净是些脏话、色情描写和下流话。

玛丽·德·法兰西创作于十二世纪末期的韵文诗《女人及其情人的另一个故事》，就是一则很好的例子。农民“看到妻子和她的情人朝树林走去”。她回家时，他“破口大骂”。妻子假装作出震惊的样子，痛哭道：“我要死了！我明天就会死，或者可能是今天！这种事在我奶奶和妈妈的身上也发生过。”她接着眼泪汪汪地告诉丈夫，在奶奶和妈妈的例子中，“她们马上就要断气的时候”，“有人看到一名年轻男人引导着她们，实际上她们身边并没有人”。傻乎乎的农民吓坏了，指天发誓说，他从来没有看到妻子的身边有个男人，“对这件事情再也……不会说一个字”。这则寓言的寓意是“女人的花招比魔鬼还要多”。

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和杰弗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均出版于十四世纪末，诸如此类相对严肃的著作，也都包含了大量与性有关的故事。薄伽丘撰写《十日谈》时，适逢黑死病在欧洲肆虐，在1348年至1351年间，三分之一的人口因之丧生。此书开篇对佛罗伦萨爆发瘟疫的描写令人不寒而栗，佛罗伦萨因此失去了几乎百分之八十的市民。对瘟疫起源（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了这场瘟疫）的无知，加深了公众的恐惧。对大多数人而言，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神的愤怒，正如那场灭世洪水一样，似乎上帝想要再次灭绝人类。

在这样的背景下，薄伽丘描述了一个轻松愉快的小团体，七名女子和三名年轻男子，他们在那不勒斯郊外的一座雅致别墅中相会，整日里无所事事，等待着（也希冀着）瘟疫散去。在这十天中的每一天，每一名成员都要讲一个故事。因此，《十日谈》也就包含了整整一百个故事，或风趣诙谐，或令人唏嘘，或英雄气概，或常常又是放荡不羁的，涉及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故事是淫秽不堪的，提到了通奸、乱伦、三角家庭、鸡奸、错认他人、同性性行为、手淫，以及这个时代十分普遍的教士和修女在性方面的不幸遭遇。

比如，在《第九日，第二个故事》中，年轻漂亮的修女伊莎贝达与一名年轻男子堕入情网，二人相约在她的房间幽会，“共度快乐时光”。修道院中的其他修女发现了偷偷溜进伊莎贝达房间的年轻男子，她们用力敲打院长的房门，想让她将伊莎贝达抓个现行。修女们却不知道，院长的房内还有一名教士，“她常常用箱子将他带进自己的卧室”。

门外的人声喧哗，让院长十分慌张，她匆忙穿好衣服，但戴到头上的却不是修女头巾，而是那名教士的衬裤。但是，修女们和院长赶到伊莎贝达的房间时如此匆忙，没有人注意到院长的头巾。院长发现伊莎贝达与情人“紧紧相拥”，于是指控伊莎贝达损害了修道院享有的美名，威胁要处以严厉的惩罚。

然而，伊莎贝达看到了院长“戴在头上的”物什，“吊带垂挂在两侧”。她礼貌地提醒大家注意这幅景象，院长马上改口宣布：“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应在任何可能的时候享受快乐，只是要做到……小心谨慎。”于是，“院长返回房间与她的教士共眠，伊莎贝达自然与情人继续在一起；……没有情人的其他修女，以她们所知的最佳方式秘密地寻求自己的慰藉”。

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乔叟根据自己的目的融合了法国韵文诗和《十日谈》。作为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史诗级作品，《坎特伯雷故事集》讲述的是三十名朝圣者离开伦敦，赴坎特伯雷参观圣托马斯·贝克特的圣殿。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用讲故事来打发时间，这些故事幽默、精明、洞察人心。它们揭示出了人性，却也常常十分淫秽。

例如，在《商人的故事》中，一对情人在梨树上做爱，而女子的多疑却眼盲的丈夫正站在树下，等着她从树上扔梨子给他。在《里夫的故事》中，两名剑桥的学生在同一个房间内与一对母女“性交”。《磨坊主的故事》通常被视为史上最佳淫秽喜剧之一，在这个故事中，聪慧过人的年轻学者尼古拉斯哄骗“有钱的蠢材”约翰，得以与后者的妻子做爱。

两个世纪以后，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涌现出了它所特有的色情题材文学。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色情作家是意大利诗人、讽刺作家皮埃特罗·阿雷蒂诺，他也是十六世纪最具才情的作家之一。1535年前后，阿雷蒂诺在威尼斯创作了《对话》，这是一部严肃的喜剧作品，嘲弄了文艺复兴时代社会上的虚荣风气。

《对话》中有一章题为《卖淫学校》，描写的是经验丰富的妓女南娜向急不可耐的年轻女儿皮帕传授皮肉生意的窍门。她教导皮帕说，她们选择的职业是一门艺术，应当熟练掌握相关技艺。其中一幕是，南娜向皮帕解释，为什么恩客“会开始爱抚你的乳房，将整张脸都埋进去，就像是在吸奶，接着，他的手会沿着你的身体慢慢滑落，伸到你小小的下体。在轻轻抚摸一阵子后，他会开始摸你的大腿，因为你的屁股就像是磁铁一样，很快会吸引住他的手”。最后一课是传授肛交的快乐，恩客会急不可待地额外支付一笔嫖资。

十六世纪时，英国开始担心出版物不受控制带来的危险，约翰尼斯·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机使之成为可能。1557年，政府成立英国出版同业公会，“以保护读者”。设立公会的皇家特许令宣布未获特许的印刷厂属于非法，并授权出版同业公会收缴和烧毁未获特许的出版物，还下令监禁未获出版许可而出版图书者。不过，此时的政府对淫秽作品仍然毫无兴趣。它授权拒绝颁发许可的对象，仅仅是煽动暴乱、亵渎上帝、宣扬异端的图书。

这种对色情题材作品漠不关心的态度，反映了当时的普遍标准。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喜欢“低俗粗鲁的笑料”。然而，伊丽莎白时代行将结束，清教徒开始要求更加严格的性标准。1580年，清教徒领袖威廉·兰巴德起草了一部限制“淫乱”出版物的法案，禁止出版意在促进“挑起淫荡的邪恶爱情的艺术”的“图书、小册子、歌曲等作品”。兰巴德主张，此类出版物会令“上帝极为不悦”，还会鼓励“世俗生活和风俗的堕落”。这部法案反映了道德家对色情读物快速传播的忧虑日益增长。但是，兰巴德的法案遭到了伊丽莎白时代议会的拒绝。

直到1708年，英国才首次对淫秽作品提出指控。出版业者詹姆斯·里德被控出版长诗《处女膜的第十五次灾难》，讲述的是一名极度渴望失去童贞的处女的沮丧之情：

哦！轻抚我的酥胸，这带来欢乐的双峰，

你的触摸会点燃一位隐士【1】；

接着，让你的手掌稍稍迂回，

用你的手指探寻我的幽径，让我欲仙欲死，

爱的号角吹响，凡人皆有所享……

可怜的囚犯，或许还有获得宽宥之日；

遭遇海难的水手，偶尔还会有幸见到令人绝望的暴风雨停歇之时；

但我这可怜的处女，却永不能享鱼水之欢。

王座法庭裁定，此书“没有违反普通法”。法庭解释道：“本案处理的是出版淫秽内容……这些内容不适合公开提及……（但是）法律没有对此加以惩处……它确实会腐蚀善良风俗，但是，仅此不能加以惩处。”法庭驳回了起诉，裁定“创作淫秽书籍……不应对之提起指控，只能由宗教法庭施以惩处”。

【1】在中世纪的欧洲，隐士指的是选择避世独居禁欲的神秘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