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爲了便於閱讀起見，我把《鹽鐵論》標點了，定名爲《鹽鐵論讀本》。對於難解或者經過校改的字句，我加了一些簡單的注釋。但書中依然還有一些難解和有訛誤的地方，且留待學者們作進一步的探討。

書名叫《鹽鐵論》，只是鹽鐵會議的意思，它并不是經濟論文，雖然它包含著很豐富的西漢中葉的經濟思想史料。原書分爲十卷六十篇，自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是寫鹽鐵會議的正式辯論，自第四十二篇至第五十九篇是寫會議後的餘談，最後一篇《雜論第六十》是全書的後序。古人寫序，照例是寫在書的末尾的。

我在這《讀本》里面把卷數取消了，只在目錄里面注出，保留著它的痕跡。事實上分篇也是多餘的，但我沒有改動。古人的書有的是寫在竹簡上，有的是寫在紙上或者帛上。寫在竹簡上的寫滿了一定分量成爲一册，卽稱爲“册”或稱爲“編”（篇）。册字的形象就是竹簡的匯集，編是用繩子編聯起來的意思。寫在紙上或者帛上的，寫滿了一定分量成爲一卷，便名之爲“卷”，卷者捲也。寫在竹簡上用繩子編聯起來的當然也可以捲起來。故在實際上分篇分卷的辦法有時候并沒有一定的必然性。本書就是一個例證。

各人的對話，我把它們分列了。有些簡單的描寫和敘述文字，我也把它們分列了。這樣可以使眉目清醒一些。

（二）

鹽鐵會議是怎么一回事呢？

這是在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八十一年）二月，當時的朝廷所召開的一次會議。當時的朝廷把天下的讀書人，有功名的和沒有功名的，一共六十多人，召集到京師，和政府的負責人討論鹽鐵國營和酒類專賣等問題。這些本是自漢武帝以來政府所奉行著的最高國策，因爲有人反對，故召集會議來討論。

政府方面參加討論的有丞相田千秋卽書中的“丞相”，有御史大夫桑弘羊卽書中的“大夫”，有丞相的下屬“丞相史”、御史大夫的下屬“御史”。

民間來的代表就是“文學”卽讀書人和“賢良”卽讀書人已經被選爲了“賢良方正”的。選讀書人爲“賢良方正”是漢朝的制度，始於漢文帝二年。這種人是有了功名，但還沒有一定的官職。

鹽鐵國營、酒類專賣以及平准均輸等財政政策是漢武帝一代的文治武功的經濟基礎。桑弘羊是制定和推行這些政策的一位主腦人物。這些中央集權的高級政策對於國家事業是有利的，但從民間的商人和地主階級的立場看來，便感覺著很不利。因此從民間來的代表“賢良”與“文學”便極端反對這種國策，辯論得非常激烈。

“賢良”與“文學”以儒家思想爲武器，講道德，説仁義，在我們今天看來，講説得有時候非常迂腐可笑。桑弘羊和他的下屬們基本上是站在法家的立場，議論都從現實出發，有時也很尖銳地批評儒家和孔子。因此這一次的會議事實上是一場思想上的大斗争。這在表面上雖然是朝廷與民間的明争，而在事實上是大將軍霍光與桑弘羊的暗斗。

霍光、田千秋、桑弘羊是在漢武帝死時同受遺詔扶持幼主的人（見《漢書·車千秋傳》等）。從種種史實看來，霍光和桑弘羊是對立的。霍光很顯然就是代表地主商人階級利益而反對國營和專賣政策的人。他爲了擴大自己的勢力，所以要利用民間的力量來反對，賢良和文學那一批人就是霍光所利用的人。鹽鐵會議假使沒有霍光的主動支持，毫無疑問，是不可能召開的。

會議的結果，朝廷是讓了一步，便是把酒類專賣廢止了，那是在始元六年七月見諸實施的。但是霍光和桑弘羊之間的斗争卻不久就明朗化了。那就是在鹽鐵會議後的一年（元鳳元年），因燕王之變（這只是上述的思想鬥争的擴大表現），桑弘羊和他的一家都被霍光處死了。

（三）

班固在《漢書·車千秋傳贊》裏提到鹽鐵會議的梗概和桓寬寫出這部《鹽鐵論》的經過。

“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争利，然後教化可興。

御史大夫桑弘羊以爲此乃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

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

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爲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

（接下去把本書後序《雜論第六十》幾乎全錄了）。

據此可知，鹽鐵會議在當時是有紀錄的（“頗有其議文”），桓寬利用了那些紀錄把它組織了一番，卽“推衍”和“增廣”。所以這部《鹽鐵論》并不等於鹽鐵會議的紀錄文件。

這部《鹽鐵論》，在我認爲是一部處理歷史題材的對話體小説。它不僅保留了許多西漢中葉的經濟思想史料和風俗習慣，在文體的創造性上也是值得重視的。它雖然主要是對話體，但也有一些描述文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桓寬創造了人物的典型。他用了概括的手法把六十幾位民間代表概括成爲了“賢良”與“文學”兩人，把丞相和御史大夫的寮屬也只概括成了“丞相史”與“御史”兩人。這四種人物都各有一定的立場，有時更簡單地寫出了他們的感情和動態。

田千秋，綽號“車千秋”，因爲他年紀老，受到優遇，“朝見得乘小車入官殿中”，所以又叫作車千秋。他是一位有名的鄉願，不説話、不得罪人的濫好人。霍光相當喜歡他。本書中寫田千秋就只無關痛癢地問了兩句話。桓寬在後序里稱贊他道：“車丞相卽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可見桓寬寫丞相，并不是不肯多費筆墨，而是有意塑造一個“括囊不言”的活寶貝。

桑弘羊寫得最好，不僅顯示出了他的智慧，也顯示出了他的大政治家的風度。

（四）

桑弘羊在中國歷史上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本來是洛陽商人的兒子，是一位數學天才，在十三歲的時候就被漢武帝賞識，提拔到身邊做自己的助手（“侍中”）。他是一位理財的專家。在前面已經説過，鹽鐵國營、酒類專賣、平准均輸等國策的訂立和推行，他都是參預了的，而且是主要腳色。漢武帝一代的文治武功就是以這些高級的國家財經政策爲基礎的。兩千多年前就有桑弘羊這樣有魄力的偉大財政家，應該説是值得驚異的。

桑弘羊是很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研究的歷史人物，但要研究桑弘羊，這部《鹽鐵論》就是絕好的材料。本書《貧富第十七篇》中桑弘羊自己説“余結發束修，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相之位，獲禄受賜六十有餘年矣”，十三加上六十幾，可以知道他死時已經在七十歲以上。桑弘羊與上官桀爲一派，他們擁戴漢昭帝的哥哥燕王旦，打算除掉霍光，廢掉在霍光掌握中的十四歲的小兒皇帝，但因機事不密，泄露了，遭了失敗。史書稱這次事變爲“争權”，其實是包含著了一個在思想和政策上不同意見的大鬥争的。燕王旦之變，我認爲可以看作是鹽鐵會議的擴大。

桓寬本人也是代表地主階級和商人利益的人，他服膺儒家思想，反對法家，因而很不滿意桑弘羊。在《雜論篇》里他的批評是“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恧然不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准繩以道化下，放於末利，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殞其身，以及厥宗”。桓寬，對於桑弘羊之死是在幸災樂禍的。因此，書中關於桑弘羊的言論，我們可以斷定，必然是根據實錄，不會是由桓寬所“推衍”或“增廣”。有桓寬這一部書，把桑弘羊這樣一位歷史人物的思想、言論和風度，相當完整地保留了下來，是值得慶幸的。這里也提出一個例證，便是作家思想雖然保守，但他如果采取了現實主義的方法，他也可以出色地反映出歷史的真實。

從書中的描寫看來，桑弘羊是很聰明犀利的人。他差不多一個人在那里舌戰羣儒。他站在實際政治家的立場，基本上祖述法家，而反對儒家；主張切合實際，而反對不切實際的空論。盡管以儒家思想爲武器的賢良和文學執扭地圍攻他，有時甚至是當面罵他，他雖然也每每使用了好些相當尖銳的話來回敬，但他并沒有鬧到翻臉的地步。在收場的時候，桑弘羊所説的一句話非常有趣。那便是“膠車倐逢雨，請與諸生解”。膠起來的車子，忽然遇到雨就分解了，上句取的就是一個“解”字。這有點像現代的歇後語之類。在四川話里面，這種語法很多，一般叫作“展諺子”。可見這種習慣，在兩千多年前的西漢就已經有了。用了這句話來結束會議，充分表現了桑弘羊的幽默感。

（五）

班固稱贊桓寬“博通、善屬文”是可以同意的。本書所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的確表示了作者的“博通”。拿文字來講，書中有好些形象化的語句，例如，“順風承意之士（指御史和丞相史）如編鐘，口張而不歙，舌舉而不下，闇然如懷重負而見責”。也有好些特創的語法，例如“若夫劍客論，博奕辯，盛色而相蘇秦”，把蘇秦這個固有名詞轉化而爲了動詞。又如“有詔公卿與斯議，而空戰口也”，“空戰口”也是很奇特的創語。根據這些，也可以看出桓寬的確是“善屬文”。

本來漢賦就是對話體的文字，但一般只有兩個人或頂多三個人，往往就像兩扇大門一樣，一開一合。《鹽鐵論》是把這種體裁發展了，書中有六種人物，而問答也相當生動，并不那么呆板。這可以説是走向戲劇文學的發展，但可惜這一發展在漢代沒有得到繼承。

如果呆板的漢賦都可以看成文學作品，而《鹽鐵論》卻不把它看成文學作品，這是很值得詫異的。

因此我要再説一遍，《鹽鐵論》是處理經濟題材的對話體的歷史小説。它要求我們的文學史家應該予以適當的地位。

郭沫若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