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苏格拉底，唯有一个自我管束的精灵；而我的精灵是一个自强自信的精灵，一个行动的精灵，战斗的精灵。【1】

——波德莱尔（baudelaire【2】）《把穷人打昏吧》

戏用一句名言：“法国人的脑袋不适合搞理论。”这一说法至少符合20世纪六七十年代理论大兴之前的情况。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学理论在法国走向辉煌，仿佛信仰一变，转瞬间法国便消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落伍。要知道在此前，法国文学研究既没经历过俄国的形式主义，也没滋养出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学派”或英、美的新批评学派，更不用提利奥·斯皮策（leo spitzer【3】）的风格学、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4】）的拓扑学、贝内代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5】）的反实证主义、吉安弗朗科·孔蒂尼（gianfranco contini【6】）的变体考证学、“日内瓦学派”、“意识流”、f.r.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7】）及其剑桥弟子推出的“反理论主义”了。相对于20世纪上半叶风行于欧洲、北美的标新立异且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法国值得一提的只有瓦雷里（valéry【8】）的《诗学》与让·包兰（jean paulhan【9】）的《塔布城辞藻》。《诗学》是瓦雷里在法兰西学院（1936）所开设的公共课的名称，可惜昙花一现，先是二战爆发，继而诗人去世，遂使该课半途而废。《塔布城辞藻》（1941）可能至今依然过于玄奥，含含糊糊地尝试着界定语言的——非工具性的——普遍修辞法：所谓“一切皆修辞”，即解构方法于1968年前后在尼采遗著中的新发现。1949年，勒内·韦勒克（rené wellek）与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合著的教程《文学理论》在美国出版，到60年代末，该书的西班牙语、日语、意大利语、德语、朝鲜语、葡萄牙语、丹麦语、芬兰语等译本均已问世，唯独没有法译本。直到1971年，其法文译本才以《文学理论》为名出现在瑟益出版社（dition du seuil）的《诗学》丛书中，但未出简装版。1960年，斯皮策临去世前曾把法国人的这一闭塞落伍的状态归因为三点：首先，基于该民族传承不息、辉煌卓绝的文学和思想传统，法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其次，19世纪以来，探索因果的科学实证主义精神在文学研究中成为主流；最后，学校以讲解文本为主，这种对文学形式深入浅出的描述妨碍了更为明晰缜密的研究方法的形成。依我看还有两个因素不容忽略：一个是缺乏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指导，自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10】）、罗素（bertrand russel【11】）、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2】）、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3】）以来，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已经占领了英、德高校的讲堂；另一个是阐释学传统十分薄弱，虽说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14】）、海德格尔（heidegger）在德国已经先后对这一传统进行了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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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在斯皮策发表上述尖锐言论时，局面已是大为改观，可谓是耐人寻味的大起大落，法国理论一时间跃居世界文学理论研究的前沿。神奇的60年代（时间跨度实为1963年阿尔及利亚战争至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昨日的沉寂似乎成就了今朝的跨越，狂热单纯，烟花满天，但愿这种一蹴而就并非镜花水月。1970年前后，文学理论如日中天，令我们那一代年轻人为之癫狂。新的理论争奇斗艳：“新批评”、“诗学”、“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不一而足。经历过那段流光溢彩岁月的人无不对之无限缅怀。但凡新流派强势登场，人人趋之若鹜。在那些日子里，有理论撑腰，文学研究盛极一时，令人倾倒，令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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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情况颇为不同。理论已被制度化、条理化，蜕变为一种刻板僵化的教学小技巧，与干巴巴的文本讲解无异，而当年理论所穷追猛打的正是此种干巴巴的讲解。将理论纳入教学，其命运似乎就只能是僵化。作为19世纪末志存高远、极具魅力的年轻学科，文学史有着同样的悲惨经历，新批评亦未能幸免。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对于国外这方面的研究而言，法国文学研究尽管在形式主义和文本性方面迎头赶上，甚至后来居上，但六七十年代的狂飙过后，理论研究并未在法国取得重大进展。这是否应归咎于新批评:它没能从深层撼动，只是暂时地屏蔽了文学史在研究中的垄断地位？解释——热拉尔·热奈特（jérard genette【15】）的解释——显得比较简短，尽管新批评没能推倒索邦大学的高墙，但它在国家教育，尤其是中学教育中站稳了脚跟。或许，这正是它变得僵化教条的原因。时至今日，学生没有掌握叙述学的说法及其微妙的切分，就不可能通过会考。如果考生说不出考卷中的那段文本是“同质”还是“异质”，具有“单一性”还是“重复性”，属于“内聚焦”还是“外聚焦”，肯定会被拒之门外。这就像以前的考生必须要弄清换置中的错格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的生日一样。要了解法国高等教育及其科研的特色，就不能不提及一个事实，即大学长期以来依赖考试从中学教师中选拔招聘师资。仿佛1980年以前我们便已经拥有了足够的理论，可以对教学进行革新了：来点诗学，再来点叙述学，就能解释诗歌和散文了。与几代以前居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17】）的文学史的下场一样，新批评理论很快沦为在考卷上显示才华的偏方、窍门和捷径。一旦理论开始向无比神圣的文本讲解提供某种辅助科学时，理论的冲动就冻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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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在法国乃昨日昙花，1969年，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8】）曾表达过以下心愿：“‘新批评’应该很快地成为推陈出新的沃土。”（barthes, 1971, p. 186）这一心愿看来尚未实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理论工作者没有找到接班人，就连巴特本人的理论最后也被奉为圣典，这自然不是保持某一著作生命活力的最佳做法。有人改弦更张，远离初衷，投向别的领域；另一些人，例如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19】）和热奈特，则转向伦理学视角或美学视角。很多人回归传统文学史，正如时髦的所谓发生学评论所显示的那样，他们特别关注新发现的前人手稿。勉力支撑的《诗学》杂志，其内容大多是些拙劣的模仿；同样，《文学》——1968年学潮后的另一名刊，则变得更加兼容并蓄，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精神分析学统统来者不拒。浪子回头之后的理论早已今非昔比：它被归入文学史的长河，与大学里其他分门别类的著作比肩而立。理论被摆进书架，失去了攻击精神，只能在固定时段等待学子们的光临，除了与流连于各个学科书册之间的大学生外，跟其他学科和外界不再有任何交流。文学理论一旦不再申明为何以及如何研究文学，不再点出什么是文学研究当下的相关性与危险性，也就失去了超越前人的盎然生机。文学理论的角色固然无可替代，然而人们已经不太热衷于文学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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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生生不息，理论将卷土重来。当人们陷于无知的泥潭不能自拔而徒生烦恼时，就会发现问题之症结。”早在1980年，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20】）在其《集合论》的再版前言中就宣告了这种复兴。雄心勃勃的《集合论》初版于五月风潮之后的1968年秋，书名源于数学术语，书中收录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21】）、罗兰·巴特、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22】）、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23】）以及《原样》杂志创作阵营的作品。借用上述理论家的盛名，它多少有点“学术霸权”（sollers, p.7）的味道，索莱尔斯本人事后对此也供认不讳。那一阵子，理论研究乘风破浪，让人觉得活得滋润。列宁有言：“发展理论以免落后于生活。”于是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24】）便以列宁的名义将自己在马斯普罗出版社主编的论文汇编命名为《理论》。在结构主义大行其道的1966年，皮埃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25】）出版了《构建文学生产理论》一书。以文学为背景，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识形态批判和科学观的确立）与形式主义（语言学分析方法）在书中成为佳配。理论是批评，是论战，是战斗，鲍里斯·艾亨鲍姆（boris eikhenbaum【26】）1927年出版的书的书名就是这么咄咄逼人：《文学·理论·批评·论战》（茨维坦·托多洛夫在其1966年介绍俄罗斯形式主义的文集《文学理论》中对此有节译）。另一方面，理论还雄心勃勃要建立一门关于文学的科学。热奈特在1972年写道：“理论的对象不单单是唯一的‘现实’，还应该是文学虚构之全部的‘可能’。”（genette, p.11）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他的两大理论支柱，被用来证实他关于探求文学不变元素或普遍元素的研究。他宁愿将一部部个人作品看作种种创作之可能而非真实作品，看作体现潜在文学系统的实例，因为它们比那些尚未实现的潜在的作品更容易操作，有助于我们进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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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糅合了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理论在1980年已经过时，那么今天我们谈什么？我们是否已经无知、浮躁到了这一步，又开始期盼理论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