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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两个论点谈起。强调意图的论点大家已经熟悉。作者意图传统上是了解文学意义的学术或教学标准。复原作者意图是或者曾长期是解释文本的主要乃至唯一的追求。根据一般偏见，文本的意义就是文本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偏见不一定全无道理，然而，视文本意义等同于作者意图，其主要好处就是消弭了文学阐释的麻烦：如果我们知道作者心中所想，或者通过努力探知他心中所想——不知是否因为努力不够——我们还有必要阐释文本吗？既然可以用意图来解释文本，那么文学批评还有何用（此乃文学史梦想之境）？除此之外，文学理论也成为多余物：如果意义是作者意图，是客观的、历史的，那我们还要批评干吗？更不用说评判批评的批评之批评了。要想得到答案，只需多做些努力。

19世纪以来一直充当文学解释之尺度的意图，以及作者本身，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新派（新批评）大战旧派（文学史）的首选突破口。1969年，福柯发表著名演讲，名为《何谓作者？》；1968年，巴特提笔撰文，其标题“作者之死”令天下大哗，无论在其拥戴者还是在其反对者的眼里，该标题后来都成为文本科学反人本主义的口号。关于文学和文本的论战，集中围绕作者展开，我们可以对其做一个漫画式的勾勒。所有传统文学概念都离不开作者意图，或者是它演绎的结果。同理，所有文学理论的反概念都脱胎于作者之死。巴特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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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很可能是我们社会生造的一个现代人物。走出中世纪的社会，在英国经验主义、法国理性主义和宗教改革个人信仰的影响下，发现了个人的魅力，或者用一句更高雅的话来说，发现了“人性的光辉”。（barthes, 1984, p.61-62）

这就是新批评的出发点：作者实际上就是布尔乔亚，资本主义意识精髓的化身。据巴特看来，整个文学教育和所有文学教材均以他为中心，“人们始终去作者处寻找对作品的‘解释’”（ibid., p.62），仿佛作品乃人的心声，其形式可以不同，其实质永远是作者的倾诉。

对作者——文学的生产者和解释者，巴特用无人称的、匿名的语言来取代之。马拉美，瓦雷里，普鲁斯特，超现实主义，最后还有语言学，都曾先后言及语言乃文学的唯一材料。语言学认为“作者，书写之人而已；‘我’，口中言‘我’之人而已”（barthes, 1984, p.63）。马拉美则主张“诗人隐，无言，让词汇自行创作”（mallarmé, p.366）。将作者比为第一人称，该比喻让人想到埃米尔·本维尼斯特（mile benveniste【6】）在《代词的性质》（1956）一文里所做的思考，这篇文章对新批评学派的影响可谓极大。从此，作者将舞台的前台让给了书写、文本，或曰书写者。书写者仅仅是一个语法或语言学意义上的“主语”而已，是纸上存在，而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人”：它是陈述主体，不可能先陈述而在，主体随陈述发生，此地当下（ici et maintenant）。因此，文字无法“再现”、“描绘”任何先于陈述行为发生的东西，它的源头与语言的源头并无二致。被剥离了作者这一源头，“文本成为用引语编织出来的网络”：互文性概念也出自作者之死。于是解释也随作者销声匿迹，因为文本深层的、原则上的、原初的单一含义不复存在。最后一环，完全脱胎于作者之死的这个新体系的最后一环，即读者：是读者而不是作者成为文本统一性的生成之地，文本流向的终点取代了文本诞生的起点。不过，与失却肉身的作者一样，读者也不是真人，仅被当作一个功能：是“那个在同一场地收齐了构成书写作品的所有印迹的家伙”（barthes, 1984,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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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大家所见，这一切都能站住脚：整个文学理论都能与作者之死这一前提相关联，当然也与巴特其他文章有关系，但首当其冲的便是《作者之死》，因为它旨在推翻文学史的第一要义。巴特师出有名：“我们现在深知一个文本……”；且义正词严：“今后我们再也不会上当……”一如预期，理论必然伴随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书写或文本“解放了一种行动，名为反神学的行动，具有革命意义的行动，因为拒绝意义的终止就是拒绝上帝及其终极义，就是拒绝理性，拒绝科学，拒绝法则”（ibid., p.66）。那是1968年，春天的反权威浪潮风起云涌，与之相呼应，打倒作者标志了系统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之解构的过渡。为了最终灭掉作者，我们还必须将作者视同为资产阶级个体，有心理之人，尔后将作者问题简化为用生平和传记解说文本的问题。文学史的确表现出上述的局限，但如此简化毕竟无法涵盖整个意图问题，更不用说解决该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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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谓作者？》中，福柯的论据似乎也建立在当时文学史与实证主义的对垒上。为此，有人批评他在《词与物》中处理专有名词和作者姓名的方式，因为他在其中找到了比某人（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作品还要宽泛、含糊的“话语构形”。从“赞同不在书上署名”（mallarmé, p. 378）的马拉美到贝克特（beckett【7】）、莫里斯·布朗肖（maur blanchot【8】），现代文学一步步见证了作者的退隐。有鉴于此，福柯将“作者功能”界定为意识形态的历史建构，一种在处理文本过程中或多或少会产生的心理投射。显然，作者之死造成了文本的多义，提升了读者的地位，并给予评论前所未有的自由，但如果我们不对意图和解读之关系性质进行真正的思考，那岂不是拿读者取代作者？作者总是有的，不是塞万提斯，就是皮埃尔·梅纳尔。

为了让后理论不步前理论之旧尘，我们必须摆脱新批评和文学史的思辨。此类思辨充斥了争论，并将作者贬为简单的起因或草人进而灭之。一旦离开了这一莫名其妙、纯属虚幻的争论，就很难把作者打入冷宫。其实，不谈作者的意图不等于没意图。即便就社会学意义而言作者是一位现代人，作者意图问题依然不能算是一个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与资本主义时代的问题。它是一个古已有之、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在作者之死的论点中，人们把在社会学意义上拥有生平的、在历史经典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作者与作为阐释标准的作者意图或本意混为一谈：福柯的“功能作者”就充分地反映了这种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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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顾修辞学如何对待意图之后，大家将发现该问题因现象学和阐释学而有了深刻的新意。作者死了的说法之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的批评界引起极大反响，很可能是因为有人偷换了概念，用文学史的术语取代关于意图的阐释问题，前者显然过于简化，值得商榷。

【1】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其著作有《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等。

【2】拉伯雷（1494？—1553）：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家。其著作有讽刺小说《巨人传》，讲述两个巨人国王卡冈都亚及其儿子庞大固埃的神奇事迹。

【3】荷马（推测其生活年代为公元前800年以前）：希腊传说人物、诗人，一般认为他是希腊最古老的叙事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作者。

【4】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前17？）：罗马诗人，出生于富裕家庭，在罗马学法律、修辞学，著作有《变形记》等。

【5】博尔赫斯（1899—1986）：阿根廷诗人、小说家、翻译家。其主要著作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面前的月亮》、《圣马丁手册》、《恶棍列传》、《小径分岔的花园》、《博尔赫斯谈诗论艺》等。

【6】埃米尔·本维尼斯特（1902—1976）：法国语言学家。其著作有《普通语言学问题》等。

【7】塞缪尔·贝克特（1906—1989）：法国剧作家。其剧作有《等待戈多》、《摩洛瓦》等。

【8】莫里斯·布朗肖（1907—2003）：法国作家、思想家。其著作有《文学空间》、《未来作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