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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中争议最大的一点，就是给予作者何种地位的问题。这方面的争论十分激烈，令人很难诉说分明（所以这一章在本书最长）。通常，以“意图”的名义，人们关注作者的地位，他与文本的关系，他对文本含义和意义的责任。我们可以从两个固有观念——传统的和现代的——着手，或者让二者对立，相互论战；或者平等视之，以期找到一个折中的结论。传统的固有观念认为作品意义等同于作者意图；在语文学、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这一观念十分盛行。但是，当代固有观念（也不见得太新）否认作者意图对于描写作品意义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观念因俄国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学派和法国结构主义而得到普及。新批评学派认为，在文学研究中使用意图这一概念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有害无益，他们将其斥为intentional fallacy，即“意图幻觉”（illusion intentionnelle）或“意图谬误”（erreur intentionnelle）。争议还可被描述为文学“解读”论者与“阐释”论者之间的冲突，“解读”即探寻作者意图（在文本中找出作者想表达的意思），“阐释”则是描写作品意义（脱离作者意图探寻文本所含之意）。为了避开这种非此即彼的窘境，调和二者的敌对关系，今日人们开始推崇第三条道路，即以读者为主，视读者为文学意义的标准。对于这一现当代才有的固有观念，我暂时尽量回避，等到了第4章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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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文学理论，可以限于挖掘有数的几个概念，即那几个备受文学理论（形式主义及其后代）非难的概念：作者显然是形形色色新批评的主要替罪羊，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代表了文学理论竭力要从文学研究中抹去的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文学理论的一系列反概念皆以打倒作者为前提。因此，重视文学文本的价值（文学性）还是承认作者意图的作用，实乃两条背道而驰的道路。比如，在俄国形式主义与美国新批评学派那里，为了确保文学研究相对于历史与心理的独立性，他们采取强调文本价值的做法，作者地位无关宏旨。反之，另一类理论视作者为核心参照，虽说它们在作者意识（文章乃有意之作）的程度上和如何把握这种（异化）意识——弗洛伊德（freud【1】）派视为个人意识，马克思主义者视为集体意识——的方式上有所分歧，但文本从来就是与作者心灵相通的途径。讨论作者意图以及针对意图的无休止争论，是一个很好的引子，后边我们将逐个审查其他一些概念。

为了引导大家进入这一扑朔迷离的论战，我认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引用名言。我将列举三个文本。首先是大家熟知的《巨人传》前言。文中的拉伯雷（rabelais【2】）似乎在鼓励读者根据传统寓意影射法去探寻《巨人传》的隐含意（“最高意”，altior sensus），此思路曾让人在荷马（homère【3】）、维吉尔、奥维德（ovide【4】）的作品中读出基督教含义，可当我们真要相信这个中世纪的法子时拉伯雷似乎又开始嘲笑我们。他莫不是在要求读者自己负责，有权对手中的书进行种种哪怕是颠覆性的阐释？关于这个谈论意图的文本的意图，至今没有统一说法，这证明上述问题无解。第二个文本是普鲁斯特的《驳圣勃夫》，该标题成为法国讨论意识问题的现代名称：普鲁斯特在文中驳圣勃夫说，传记这个“文学肖像”解释不了作品，作品生于另一个自我，一个与其社会形象有别的更深刻的自我，这个自我不可能被简化为一个有意识的意图。在讨论读者的第4章里大家将会见到，普鲁斯特的论据动摇了朗松，导致后者对其文本解释体系进行了适当的修改。第三个文本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5】）的短小寓言《皮埃尔·梅纳尔：〈堂吉诃德〉的作者》，收于理论性寓言集《虚构》：同一题材出现在两个相隔数世纪的作者笔下，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本，其意甚至相悖，因为它们的语境和意图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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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揭露了传统文学研究中过分看重作者的做法，但它本身也有令人齿冷之处。然而，为文本意义而对作者不闻不问，这在逻辑上是否有点过分，即为了陶醉于一个美丽的反论而牺牲理性呢？这样会不会弄错了靶子？再说，阐释一个文本，难道不是对行为中人的意图做出种种揣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