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大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将帅，犹东家之银钱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大君之名器，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视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介之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功乎？”余则略改之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颓风，深为愧惭。
【大意】
皇上把生杀予夺的大权，授予将帅，犹如东家把金钱货物，都托付给店中的伙计。如果举荐将帅不加选择，太过泛滥，那么他们看待皇上所给予的官爵和名位，就不会很珍惜。这和经营商店，一味把财货廉价出卖、随意浪费一样。那么，店中的伙计也就不爱惜东家的财物了，这是同样的道理。介之推曾说过：“窃取别人的钱财，尚且称为盗贼，更何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功呢？”我则把这句话略加修改：窃取别人的钱财，尚且称为盗贼，何况借皇上的官爵和名位，来收买一己之私利和恩惠呢？我虽身居高位，却不能挽救此种颓废不振的风气，心里想想，实在感到非常惭愧。
【原文】
窃观古今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屈原之所以愤激沉身而不悔者，亦以当日是非淆乱为至痛。故曰：“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又曰：“固时俗之从流，又孰能无变化？”伤是非之日移日淆，而几不能自主也。后世如汉、晋、唐、宋之末造，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后小人得志，君子有皇皇无依之象。推而至于一省之中，一军之内，亦必其是非不揆于正，而后其政绩少有可观。赏罚之任视乎权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于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有不可辞之责。顾亭林先生所谓“匹夫与有责焉”者也。
【大意】
据我观察，自古以来，每次遇到天下大乱的时代，一定是先颠倒是非，然后再颠倒政治，于是灾害便接踵而至了。屈原之所以在激愤中，自沉于汨罗江而毫不后悔，也正是因为对当时是非混淆的局面深感痛苦。所以他说：“兰芷已经不再芳香，荃蕙也都变成了茅草！”又说：“本来世俗就是随波逐流，又怎么能没有变化？”他感伤是非越来越混淆，几乎到了正直的人难以立足的地步。后世如汉朝、晋朝、唐朝、宋朝的末期，也由于朝政混乱，是非颠倒，而后才有小人得志，君子惶惶不安、无所依托的乱象。由此推及一省之中，一军之内，也一定是先有是非颠倒、准则无依的乱象，然后才会导致政绩不佳、无可称道的结果。执行赏罚之事，一定要由位高权重的人来负责，因为他们知道哪些可以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哪些不可以执行，为什么不可以执行。至于维持是非的公道，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匹夫与有责焉”吧！
【原文】
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
【大意】
一般而言，处理事以“明”字最为重要。“明”有两层含义：一是高明，一是精明。同一个环境，只有登山的人才能看到辽阔的远方，只有登上城楼的人才能看到空旷的四野。这就是所谓的高明。同一物体，心里的揣度不如用秤称量得精审，目光的锐利不如用尺量得准确。这就是所谓的精明。凡是高明的人，想把他过高的心志降下来，让他很快趋于平实，那是很不容易的。如果能够做到事事求得精确，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就会渐渐变得务实了；能够踏实，也就能渐渐达到平稳了。
【原文】
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黾勉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以冀和衷。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重以不知人，则终古相背而驰，决非和协之理。故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亦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晻暧，则为小人。故群毁群誉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能附和。
【大意】
凡是有利可图的地方，应当和别人同分；凡是有名可求的地方，也应当与别人共享。处于高位者，应当以知人、明白事理这两者作为自己的本职工作。知人的确不容易学到，至于明白事理，则可以通过增加阅历来努力求得。只要能够做到明白事理，那么无论别人的观点与自己的观点相同或不同，都可以慢慢开导，使之达到意见统一。如果不明白事理，那就是偏私的做法不会，秉公办事也不对；小人固然不对，君子也不对；圆滑者固然不对，狂狷者也不对。再加上不能知人，则一辈子做事都会背道而驰，因为他不懂得团结合作的道理。所以常言都以分辨君子和小人为头等大事，而我的观点是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君子，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小人。今天能知人和明白事理，那么今天就是君子；明天不能知人和明白事理，那么明天就是小人。寅时公正光明，那么寅时就是君子；卯时存有阴暗私心，那么卯时就是小人。因此，对于众人所赞誉或诋毁的人和事，我常常进行严肃和深刻思考，不敢随意附和。
【原文】
营哨官之权过轻，则不得各行其志。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者，则无其事也。此中消息，应默察之，而默挽之，总揽则不无偏蔽，分寄则多所维系。
【大意】
军营中哨官的权力过轻，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在危难的关头，出于爱戴而跟从的人，或许有一两个；出于惧怕而跟随的人，则一个也没有。这当中的道理，只有在暗中进行观察，并在暗中挽回。在权力的使用上，不可总揽一切，如果总揽一切权力，必然会出现偏蔽的弊病；如果能够适当分散权力，那才是有益的。
【原文】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学问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
【大意】
知道天下存在的时间之长，而我所经历的时间却很短，所以每次遇到坎坷不顺的事情时，就应该学会忍耐，等待事情出现转机；知道大地的无限广阔，而我所居住的地方却很小，所以在遇到争名夺利的时候，就应该学会退让，保持谦虚；知道学问的广博精微，而我所见到的却很少，就不敢因为有一点点的领悟而沾沾自喜，而是要考虑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去传承；知道世事纷纭，复杂变化，而我的能力却有限，就不敢居功自傲，以功名自夸，而应当考虑如何推举贤能，去共同解决。只有这样，心中那些自私自满的念头才可以逐渐消除。
【原文】
蔡按：文正公谓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为职，且以能知人、晓事与否，判别其为君子为小人。虽属有感而发，持论至为正当，并非愤激之说。用人之当否，视乎知人之明昧；办事之才不才，视乎晓事之透不透。不知人，则不能用人；不晓事，何能办事？君子、小人之别，以能否利人济物为断。苟所用之人，不能称职，所办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贻误大局，纵日其心无他，究难为之宽恕者也。
昔贤于用人一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其宅心之正大，足以矜式百世。曾公之荐左中堂，而劾李次青，不以恩怨而废举动，名臣胸襟，自足千古。
用人讲资格，固足以屈抑人才；今之不讲资格，尤未足以激扬清浊。赏不必功，惠不必劳，举不必才，劾不必劣。或今贤而昨劣，或今辱而昨荣。扬之则举之九天之上，抑之则置之九渊之下。得之者不为喜，失之者不为歉。所称为操纵人才、策励士气之具，其效力竟以全失。欲图挽回补救，其权操之自上，非吾侪所得与闻。惟吾人职居将校，在一小部分内，于用人一端，亦非绝无几希之权力。既有此权，则应于用人惟贤、循名核实之义，特加注意。能于一小部分有所裨补，亦为心安理得。
【大意】
蔡锷按：曾文正先生认为，身居高位者应该以知人、晓事为职责，而且应当以能否知人晓事，作为辨别君子和小人的标准。虽然是有感而发，但这种观点还是很正确的，并非一时的愤激之言。用人是否得当，取决于知人明达与否；办事是否得力，取决于晓事通透与否。不知人就不能用人，不晓事又如何能办好事呢？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正在于能否成人之美，济人之事。如果所用之人，不能称职，所办之事，处理失当，以致贻误大局，就算你心里并无私心杂念，也终究难以得到宽恕啊。
以前的贤人在举荐人才方面，能够做到“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可谓是宅心仁厚，光明正大，所以能够成为后世的楷模。曾国藩先生举荐左宗棠，弹劾李元度，不因个人恩怨而影响正当的推荐和弹劾，一代名臣的宽广胸怀，自足以流芳千古。
在用人方面，如果论资排辈，固然容易压抑委屈真正的人才，但今天完全不论资排辈，也未必就能够真正激浊扬清。赏赐不须有功，恩惠不必有劳，举荐的不一定是有才能的人，弹劾的也不一定是犯有过错的人。有的人今天虽贤良，但过去却很卑劣；有的人今天受到侮辱，而昨天却很荣耀。要表彰某个人时，恨不得将他捧到天上去；要贬抑某个人，又恨不得将其置于深渊之下。这样就会导致得到奖赏的人并不觉得欢喜，得不到的人也不觉得有什么缺憾。称扬表彰，本是激励人才、鼓舞士气的方法，但现在这个方法的功效却已经丧失殆尽。要想挽回和补救这种局面，其权力掌握在中央政府，这不是我们可以过问的。不过，因为我们身居将校之职，在一部分范围之内，特别是在用人方面，也绝不是一点权力也没有。既然有这个权力，就应该在贯彻用人惟贤、循名责实的原则上，特加注意。即使只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能有所补救，也足以让我们心安理得、问心无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