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兵之才，不外公、明、勤：不公不明，则兵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赢弱者，过劳则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兵。故吾谓带兵之人，须智深勇沈、文经武纬之才。数月以来，梦想以求之，焚香以祷之，盖无须臾或忘诸怀。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大意】
带兵打仗的人，第一要有治理民众的才能；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功近利；第四要吃苦耐劳。治兵的才能，不外乎公正、严明、勤勉。如果办事不公正、执法不严明，士兵就不会心悦诚服。如果不勤勉，军营中的大小事务，便会积压下来，使军中之事荒废怠惰而难以治理。所以治兵的第一要务正在于此。带兵的人只有不怕死，他才能在战场上身先士卒，这样士兵才会拼死效力。这是第二个重要的条件。为了名利而带兵的人，如果保举不力，升迁得稍微慢一些，就会牢骚满腹；甚至与同僚攀比薪水的高低，与士卒斤斤计较，毫厘不让。所以，不急功近利就是第三个重要的条件。带兵的人，如果身体瘦弱，只要稍微劳累就会生病；精力不济者，在军营的艰苦环境中，精神就容易涣散，无法处理繁重的军务。这是最差的一种状况。所以，身强体壮，能够吃苦耐劳，也是十分重要的。以上这四种条件，看似有些求全责备，但如果欠缺一条，就绝对不能让他带兵。所以，我认为带兵之人，必须是智勇双全、富有文韬武略的能人。近几个月以来，我日思夜想，焚香祈祷，希望上天能保佑我能够求得这样的贤才，我一刻都没有忘记过。如果是忠义血性之人，那么这四个条件往往都能具备；如果不是忠义血性之人，即使看上去这四个条件都具备，但终究还是不能依靠他来带兵的。
【原文】
带兵之道，勤、恕、廉、明，缺一不可。
【大意】
带兵之道，必须具备勤勉、忠恕、廉正、严明这四种品质，缺一不可。
【原文】
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重饷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
【大意】
自古以来，所有的名将都能够得到士卒的真心拥戴，其主要原因也与金钱财物无关，而是在金钱财物之外。然而，后世的一些将领武官，却专门靠多给钱粮等这些小恩小惠来笼络士兵的心，这样做就沦为浅薄了。所以结果往往是，当你给的赏钱很多时，很多人便争先恐后前来投靠你，依附你；但等到没有什么利益可图时，那些人也就树倒猢狲散，各奔东西了。
【原文】
军中须得好统领、营官，统领、营官须得真心实肠，是第一义。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缺乏，算彼己之强弱，是第二义。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虽多，调度虽善，有效有不效，尽人事以听天而已。
【大意】
军队中需要有好的统领和营官。而统领、营官对待士兵一定要有真心实意，以诚相待，这是最重要的。还要算路程的远近，计算粮草的多寡，推测敌我的强弱，这是第二点。这两点如果没能把握好，那么即使有再多再好的办法，而且善于调度，那最终的成败也是很难预料的，不过是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
【原文】
璞山之志，久不乐为吾用。且观其过自矜许，亦似宜于剿土匪，而不宜于当大敌。
【大意】
王璞山的志向很大，很早就不乐意为我效劳了。而且他也太过自以为是，所以他虽然颇有能力，但似乎只适合去剿灭土匪，而不适合率军抗击大的敌人。
【原文】
拣选将材，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辛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
【大意】
挑选将才，必须要找到那些智深略远之人，而且必须号令严明，能够吃苦耐劳，只有这三条都具备了，才是将才的最佳人选。
【原文】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臭，既要精到，又要简捷。
【大意】
行军打仗时千万不要慌张，而是要从容镇定，首先要求得稳当，以确保万无一失。其次，在战术上一定要不断变化，出其不意，迷惑对方。行动时一定要不动声色，有条不紊，既要精到细致，又要干脆利落。
【原文】
俭以养廉，直而能忍。
【大意】
用节俭的品德来培养廉洁的作风，正直而又能够宽容和忍耐。
【原文】
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论合、详思、约守。
【大意】
处理政事的办法，在于获得人才和处理问题，这两者同等重要。获得人才这方面，不外乎四件事：即广收并蓄、谨慎使用、勤于教导、严格管理。处理问题不外乎四点：即仔细分析、综合考查、思考周全、把守简约。
【原文】
蔡按：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西人之论将，辄曰“天才”。析而言之，则曰天所特赋之智与勇。而曾、胡公之所同唱者，则以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探本之论，亦即现身之说法。
咸、同之际，粤寇蹂躏十余省，东南半壁，沦陷殆尽。两公均一介书生，出身词林，一清宦，一僚吏，其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所供之役，所事之事，莫不与兵事背道而驰。乃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遂使其“可能性”发展于绝顶，武功灿然，泽被海内。按其事功言论，足与古今中外名将相颉颃（háng）而毫无逊色，得非精诚所感，金石为开者欤？苟曾、胡之良心血性而无异于常人也，充其所至，不过为一显宦，否则亦不过薄有时誉之著书家，随风尘以殄瘁已耳！复何能崛起行间，削平大难，建不世之伟绩也哉！
【大意】
蔡锷按：古人谈论将帅，一般有五种品德，即机智、诚信、仁爱、勇敢、严明。取义极为精当，要求和期望极为高远。而西方人论将，往往言必称“天才”。分析起来，大概是说上天特别赋予的智慧和勇敢。而曾国藩、胡林翼二公所倡导的为将之道，却不约而同地把良心、血性作为首要的前提，这真是抓住要害、直探本源的高论，同时也是二公的现身说法。
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军席卷东南十余省，半壁江山，沦陷殆尽。曾、胡二公当时皆为翰林出身的一介书生，一个是清官，一个是幕僚，所以他们对于统兵打仗，恐怕连做梦都想不到，平常所服之役，所做之事，都与军事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仅仅是被良心和血性所感召、所驱使，才毅然投身军营，才使他们在军事方面可能具有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立下卓著的功勋，使全国上下都受到他们的恩惠。他们的功业、事迹和言论，完全可以和古今名将相媲美，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一点也不逊色。这难道不是通常所说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吗？假如曾国藩、胡林翼二公的良心和血性，与普通人差不多，那么他们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达官显宦而已，或者也不过是一个小有名气、称誉一时的作家，最后随着风尘起落、寂灭而已，又怎么能够在军营中崛起，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建立不世的丰功伟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