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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岁的赫伯特·布鲁默个子很高，肩膀宽阔，举止高贵。眉毛花白，抽着烟斗，金发已现灰白，向后梳成背头，露出一张方脸。在朗尼·阿森斯看来，他长得像英国名记者阿里斯泰尔·库克。他是土生土长的密苏里人，老家在圣路易斯，曾作为橄榄球运动员参加过全美橄榄球联赛。1921年，他从密苏里大学毕业后，留在该校社会学系任教，同时还继续作为职业球员为芝加哥红衣主教队效力。当时，三k党势力在密苏里非常猖獗，任教没多久，布鲁默因为试图阻止一次私刑，不得不终止在本州的任教。尽管当时暴徒们控制住了他并实施了谋杀，但是布鲁默在他的社会学课程中加上了群体行为的一节，严厉抨击了三k党，因此被施压要求辞职。他申请休假，利用这一机会去攻读了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并与罗伯特·帕克合作，为乔治·赫伯特·米德担任助教，并在1927年取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此后在芝加哥大学和密歇根大学任教多年。他的专长在方法论，在那些较为艰涩和有争议的领域，例如如何进行科学权威的社会学研究之类——这正是阿森斯一心探索并必须了解的。

布鲁默的报告非常成功，他讲授了自己基于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发展而来的定性社会学理论，并将其命名为“符号交互作用论”。他非常直率和善辩，既像一个教授，也像一位牧师，有力但却优雅，坚信自己所讲授的一切。系里那些定量社会学家原本打算纠正他，这下也闭口不提。

阿森斯喜欢考验他人。当布鲁默来客座出席克利纳德的偏差行为课时，这位鲁莽的年轻研究生对他提出挑战：“我一直在试图理解米德关于‘i’和‘me’的概念——他用这两个词，分别代表我们的个体性和我们的社会从众性，但我不能理解。于是我对布鲁默说，我认为这里存在矛盾。我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多数教授不喜欢学生提出反驳，但布鲁默则欢迎质疑，甚至还鼓励质疑多多益善。”布鲁默甚至借用了一间办公室安排和阿森斯的私人会面，继续进行讨论。当晚两人也都出席了在克利纳德家举办的晚宴，在晚宴上克利纳德和布鲁默这两位资深学者共同缅怀了芝加哥学派的黄金时代，让阿森斯听得入迷。布鲁默对阿森斯的表现予以充分认可，他离开之前对克利纳德说，阿森斯是他至今为止见过思想最深刻的学生之一。当克利纳德转述这一赞赏时，阿森斯一边感到受宠若惊，一边发现自己已经找到了一直寻觅的学术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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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默来威斯康星客座授课之前，阿森斯即和他有过书信往来，之后他们继续保持联系。在一封信中，布鲁默为阿森斯草拟了一条暴力行为研究方法论的路径：“如果我来写你的论文课题，”布鲁默写道：

我想我会这样规划我的研究方向：我会去观察一个人究竟如何对待自己进行暴力伤害或谋杀的倾向。这才是与米德的“i”和“me”思想真正相关的，也是通过实证研究可以实现的。在一段时间内关注一个特定主体，看他是如何对待自己的暴力倾向的；这等同于用这些倾向重现他的生活经历，这种研究可能非常有启发性，也非常有价值。

克利纳德建议阿森斯找个简单的方向来完成硕士论文，这样就能尽快去攻读博士学位。当时，美国最有名的犯罪学家是马尔文·沃尔夫冈，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坚定的实证主义者。沃尔夫冈最有名的著作是《刑事杀人的模式》，一份基于警方报告所做的统计研究，将谋杀根据以下进行分类：年龄、性别、种族、职业、犯罪记录、时间和地点、武器种类、暴力程度、动机。克利纳德认识麦迪逊市的警察局长，他建议阿森斯也效仿沃尔夫冈，利用麦迪逊的警方记录做一份研究——收集数据，用电脑计算处理、分类，一两个月就能写完，也很有可能完成作品发表。阿森斯对此没有兴趣，他有其他的想法。克利纳德将他引荐给了布鲁默，后者告诉他要将自己沉浸在环境（milieu）里，但在警察记录中找不到环境。阿森斯决定采访一些暴力罪犯，克利纳德认为对一个研究生而言，他的计划过于雄心勃勃，但阿森斯坚持己见。最终，克利纳德同意了，代表自己的学生给威斯康星监狱系统写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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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康星监狱系统的临床心理学家组成专家组，为阿森斯举行了一次听证会，阿森斯以w.i.托马斯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和内尔斯·安德森的《流浪汉》为例，介绍了那些深入调查并汇报研究对象的生活并提供大量细节的著作。他告诉专家组，自己也想对暴力罪犯进行同样细致的研究，专家组认为他简直是疯了。他回忆道：“他们问，‘你的调查问卷在哪里？’我说：‘没有问卷，问题在我脑子里，我记住了。这种访谈就好像强尼·卡森的《今夜秀》，我先在心里准备10到12个规范问题，然后依据采访对象不同，选择不同时机提出问题。’专家们面面相觑，然后其中一人说：‘你连问卷这种基本工具都不准备吗？’我说：‘我不需要工具，这是符号互动论，我们不相信工具，工具会预判情势，是有破坏性的。’”专家组组长叫停了讨论，将阿森斯送出大厅。之后专家组又召开会议，叫来了阿森斯，组长对他说：“听着，小子，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工具，是50个问题。我们认为你可以去好好做访谈，所以我们打算让你这么做。但是你必须运用我们的工具，你自己可以加五个问题。”阿森斯感到十分愤怒，他抗议道：“请您原谅，但我不能背离自己的研究，让我在你们的基础之上继续进行研究，那会一无所成。得让那些罪犯们认为我是中立的，我不能显得自己是在为监狱工作，否则他们怎么能充分信任我，对我敞开心扉？我甚至不能与你们有任何关系。不好意思。”这场讨论就这么不欢而散，克利纳德只好出来收拾残局，他告诉阿森斯，威斯康星这边没什么指望了。

顽强如阿森斯，又给伊利诺伊和艾奥瓦州的监狱写了信，令他惊喜的是，艾奥瓦欢迎他去。他从全国心理健康研究所领取了一笔不多的赞助费用，和妻子一起前往艾奥瓦最南端的密西西比河沿岸小镇麦迪逊堡。艾奥瓦州立监狱就坐落在河岸边，仿佛是一座城堡，这是密西西比西岸历史最悠久的监狱了——“一个非常原始的地方，好像一座地牢。”阿森斯说。监狱长迎接了他，将他转介给一位助理人员，后者为他找了一间办公室，并安排他和罪犯一起吃饭。“有一个警卫，”阿森斯回忆道，“他递给我一个餐盘，我就跟着他去排队取餐，他先打完饭，就前往警卫桌子那边，我也离开队伍向那桌走去。所有囚犯都开始吹口哨，是那种挑逗性的口哨。”阿森斯那时还是“小鲜肉”，才23岁。但是他没有表现出害怕，而是镇定自若地予以回应——搁下餐盘，面向这群观众，露齿一笑，然后深深地鞠了三四个躬。囚犯们接受了这种致敬，不再吹口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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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森斯调阅了艾奥瓦监狱的囚犯记录，挑选了30个访谈对象。其中3人拒绝参与访谈，因为案子还在上诉之中，两人声称自己遭遇了不公判决，其余25人接受了采访，每人平均花了四小时，并留下了文字记录，同时玛丽莲查阅了他们的案卷记录。之前没有任何人能收集到如此之多、如此翔实的口述：暴力罪犯们细致地描述了自己在进行谋杀、强奸和暴力伤害时的所思所想。在书中，阿森斯根据自己的笔记和回忆，艰难地将这些特殊独白尽可能还原到最真实的状态，简直让人不忍卒读——这是刻意为之。他解释道：“我……认为读者需要直面暴力犯罪的全部丑恶真相，这不仅是为了加深他们对暴力犯罪的理解，也是为了防止他们对加害者做任何浪漫化设定。”他向受访对象承诺，会隐去他们的姓名，发布的所有采访记录只标注案件编码，以下便是其中一名受访者记录：

案例2：刑事杀人

x和我已经一起旅行一个多月了，矛盾越来越多。我开始厌烦他的大嗓门，他喜欢夸夸其谈，还老是摆出一副强者姿态。我想早晚有一天我会受够他的。

我们在一处铁路调车场停下来，开始嗑药，他又像往常一样开始吹起牛来，说着他和多少女人上过床，他多会开车，他教训过多少男人。他想让我听他的话，但我能看出来，他其实没那么厉害：不过是在撒谎罢了。他还端着那副强势的架子，用风流浪子的口气，说着这个妞儿那个妞儿。我开始厌恶他的声音，他说话这么响，震得我后背发麻。他开始表现出一副随时能把我打趴下的样子，把我的沉默误当作懦弱，然后他抓住我，我说：“你跟人说话时，能不能不动手抓人？”但他还继续这么做，我不知道他之后又说了什么，因为我已经没在听了，在想着我最好向他证明，他其实没那么厉害。我讨厌他。他老把我当作一个懦夫，这让我很恼火。我要打消他的气焰，于是我说：“你再动我一指头，我就开枪打你。”他说：“你才不会开枪打我。”我不喜欢他质疑我，我知道他还要来碰我。当他再来碰我时，我就快速朝他开了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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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森斯夫妇用完了研究经费，开车回威斯康星新申请了一笔经费，然后又回到麦迪逊堡，如此往返数次。在访谈中，25个受访者中有两人对他说了谎，他们给他的犯罪描述和他们案卷记录里的截然不同。他把这两人的访谈笔记撕掉，留下了其余23个案例。他认为自己与这些人建立了高度密切的联系，有3个人在庭审中否认自己的罪行，但却在访谈时承认了。案例9是关于一起强奸罪的，赤裸裸地揭示了丑恶现实：

我想起来几周之前遇到的那个小妞儿，她尽管瘦，也还算有几斤肉。她从没表现出对我有半点兴趣，但我听说她和同住的那个老女人一样，随便跟人上床。我喝醉了，满脑子想的都是女人，所以我去了她们的住处。我冲过大厅直接到那个小妞儿的房间，把门踹开。她问我想干什么，我脱口而出：“老子就想和你上床。”她说：“滚，快滚出去。”我气急败坏，抓住她的衣领，但她开始尖叫：“有人强奸！有人强奸！有人强奸！”我开始掐她的脖子，说：“闭嘴，闭嘴！老子不想伤害你。”她挣脱我，跑进厨房，拿起一把刀来砍我，我最后把刀从她手里夺走，但她躲过我，冲出门去。当我听见她跑出房子到大街上，用最高的声音大喊“强奸！强奸！有人强奸！”我想，这回老子真有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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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森斯指出，这些罪行之所以如此令人发指，除了赤裸裸的残暴之外，还由于“它们的诱发因素相对不足……与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相比不成比例……相对于其他犯罪，多数人都更害怕成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他认为，暴力犯罪的实施者“是我们社会中最危险的暴力动物”。

但是，阿森斯不仅请求犯罪者们回忆自己的罪行，也询问了他们的过往经历，一直追溯到童年。他由此发现，除了有些罪犯似乎就是天性如此之外，他们的童年时代都有共同表现特征：惊惧、易怒。

案例9

有天晚上，我被父母卧室传来的巨大响声吵醒，我想先去洗手间喝杯水，再搞清楚发生了什么。我走去洗手间的路上，听到我母亲说：“不要，我告诉过你不要这么做，我不喜欢这样。”我自己思忖，他能对她做什么？我开始努力想要听清楚。我母亲说：“请不要再对我这样了，很痛。”他却说：“老子可不管你痛不痛。”接着我母亲尖叫起来：“快停下来，痛，太痛了，马上停呀，别再继续了，停，停。”她哭了一会儿，痛得尖叫出来，接着又开始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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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自己房间，知道他一定把她弄得很痛，才让她叫成这样。我感到暴怒，简直想杀了他。我想过要进去，把他从她身上拽下来，狠狠揍他一顿，但他对我来说太高大了，我根本打不过。我知道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希望他住手，但他没有。我躺在床上，听着她哭泣，感觉很糟，因为自己什么都帮不了她。我想把他弄下来，揍他，但我太胆小了。我不断告诉自己，我就是一个小孬种，然后我试着继续睡觉，假装这一切只是一场噩梦。

“当人们观察一个危险的暴力罪犯时，如果不看结果，而着眼发展阶段早期时，”阿森斯写道，“就可能出乎预料地发现，这个危险暴力犯罪分子起初可能是一个相对善良的人，更能让他们产生同情而不是憎恶。”案例9就惊人地证明了阿森斯的观点：这个人童年时假装自己母亲遭受的性虐待只是一场噩梦，长大后却成为一个暴力强奸犯，还实施了多次犯罪。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能让受惊吓的孩子长大变成暴力罪犯。这道谜题还等待他去解答。

阿森斯完成了全部23个访谈后，在案例分析上遇到一点困难。威斯康星没有定性分析方法论的专家，他虽然有了访谈记录，但该用这些记录做什么呢？一位教授抱怨案例材料内容令人不快，不适合放进论文。阿森斯感到愤怒，反驳道：“您说‘令人不快’是什么意思？这是事实剖析，就好像在医学院里要去解剖尸体一样。”因此，他的硕士论文非常不成功，他知道自己在麦迪逊待不下去了，想要去找布鲁默共事，于是将目光投向伯克利。

他再一次面临了学期衔接不上的问题，他1月硕士毕业，但伯克利的社会学系研究生太多，只在9月招收新的申请者。这次布鲁默为他开了后门，在布鲁默推荐下，伯克利同意让阿森斯年中插班，就读犯罪学专业。于是，阿森斯夫妇租了辆卡车，装上所有行李，将自家的旧车送给一位研究生朋友，在严冬时节踏上了北去加州的旅途，一路驶过了山岭和茫茫雪原。他们在伯克利找了一间公寓，玛丽莲在法学院找了个秘书工作。由于他们没有车，就买了辆孩子的推车，来搬运杂物。第一次穿过校园时，阿森斯涌起一种胜利的感觉。从希腊佬彼得家里，到伯克利的博士，他已经走了一条很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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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成就感相伴而行的，还有生活浓浓的讽刺意味。他们动身前往伯克利之前回了一趟里士满，参加姐姐的婚礼。婚礼前夜，彼得还和里科打了一架，带着破裂的嘴唇和黑眼圈出现在仪式上。在之后的招待会上，彼得气势汹汹地做了一番高谈阔论。“他说，自己没有好儿子，”阿森斯回忆道，“一个敢打老子的儿子不是好东西，老子就有权利宰了自家的不孝子，因为他把他带到了这个世界上，所以也能让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然后，彼得又把矛头对准自己的老丈人：“你原来让我在你那该死的破饭馆里，一干活就干一整天，一周才付我35块钱，你对我太不公平了。”外祖父已经老了，他不怕去跟彼得对抗，但他是一个骄傲的人，这次只是摆出一副严厉的表情。阿森斯很担心外祖父会心脏病发作，就对彼得说：“别去烦他，他是个老人。”彼得还继续滔滔不绝，阿森斯大吼一声：“闭嘴，别去烦他。”彼得咆哮起来：“你凭什么让我闭嘴？我是你老子。”阿森斯看到外祖父在颤抖，就跳起来，一拳朝正坐着的彼得的脸上打去。彼得赶紧从椅子上站起来，但阿森斯还是把他打倒在地，骑在他身上，开始挥拳狠狠捶他。人们把他拉了下来，彼得爬起来又开始骂人。阿森斯拿起一盏灯就冲他砸过去。彼得挥手挡开灯，跑去取枪，要射杀自己的儿子。家里人把朗尼夫妇从屋内拉进院子，里科将他们送到迈克·马科维茨家——马科维茨那时在医学院上学，留他们住在他那儿，直到他们买到了汽车票。“彼得伤得不重，”阿森斯说，“都不用去医院，但他感到颜面扫地，因为整个大家族都看到了这次殴斗。他老在家族聚会上挑衅别人，大家都会忍让，所以这次他感到非常丢脸。他放话说，只要见到我，就要宰了我。我觉得自己只能搬家，最好永远不回来。”之后，他在分析自己的案例时，意识到其中存在和他的研究对象相似的转折点，他给他在里士满婚礼那天的行为起了个名字，他称之为“暴力个体反抗”——受暴者对施暴者的暴力行为。他知道，幸好那天自己没能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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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和赫伯特·布鲁默合作了，布鲁默帮他修改了硕士论文，让其稍微能让人接受。他在研究生毕业前，从艾奥瓦那次调研的23个案例中提炼了关于暴力行为的观点，写成一篇题为《自我和暴力罪行》的论文，这是开拓新疆界之前的一次早期探究。插班就读让他跳过了一些常规课程，反而能够自由独立地进行学习，阅读大量社会学经典著作：米德、杜威、托马斯、查尔斯·霍顿·库里以及罗伯特·卡特——这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暑假期间，布鲁默将自己的办公室借给他，他写完了自己的弗吉尼亚监狱研究并发表。那时，伯克利的多数学生思想都很激进，让他感到格格不入，有时还很孤独。“你为什么不研究越战？”他们质问他。“因为我不研究战争，”阿森斯回答说，“我研究人与人之间的暴力。”美国人在街头杀死美国人，美国人杀死越南人，哪个更糟？在越战这些年间，死于街头暴力的美国人要远远多于死于战争的美国人。

他热切希望进行更多访谈，师从布鲁默之后，他有很多问题想问，都是之前没想过的问题。“要进监狱很困难，”他回忆道，“他们让你去走那套官僚主义流程，试图一直拖着你，拖到你放弃。但我没有放弃。布鲁默帮了我，他不停写信，打电话。最后，我从加州监狱劳教部获得批准，但还需要获得其他几个监狱的许可。圣昆汀监狱正好就在伯克利对面，但他们不让我进去，让我去找瓦卡维尔的加州精神病医疗所。这时已是1974年夏天，瓦卡维尔的心理医生试图阻止我，他说我不能采访谋杀犯，不会给我犯人名单，我不能做太长时间的访谈，因为这会干扰他们的项目。我就去找他吃午餐，商讨这件事，他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发火了：‘如果你们心理医生懂得这么多，为什么这些人都还在这儿？如果你们这些人什么都懂，为什么他们从这出去后，还会回来？’然后我们开始大声争吵，我说：‘你不是这些囚犯的主人，我有权研究他们。我觉得应该让他们自己决定由谁研究他们，跟谁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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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往常一样，阿森斯还是有一个问题，他看上去实在不怎么像一个搞学术的研究生。他留着一头及肩长发，绑着一个发带，穿条纹t恤、牛仔裤、瑞士登山靴——看上去和囚犯们穿得几无差别。这次争吵之后，典狱长否决了心理医生的质疑，允许阿森斯进去采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争吵反而拉近了阿森斯和囚犯之间的距离。一些囚犯在监狱食堂里担任厨师、服务生、杂工，他们正好听到了这场争吵，认为阿森斯是站在他们一边的。

除了瓦卡维尔外，阿森斯还争取到进入位于特雷西的加州男子监狱——当时美国最暴力的监狱、科罗娜的加州女子监狱，以及圣塔丽塔的阿拉米达县监狱。他买了一辆米白色的二手大众甲壳虫汽车。圣塔丽塔就在附近，在奥克兰市南边；特雷西在斯托克顿市附近，离伯克利五十英里，瓦卡维尔在纳帕郡东边，伯克利北上四十英里；科罗娜在洛杉矶西南，要开上一天一夜的车，还要付汽车旅馆费。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进入了这几家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