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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写过：从本质而言，任何事物都不能被给予，只能被售卖。当得不到别人保护时，老鼠、野兔、麋鹿，甚至是家养宠物都会自我防卫，为何受到欺凌的小孩不能这么做呢？

中学期间，朗尼·阿森斯找了一份在里士满市内送报纸的兼职，送报范围包括他自己家所在的社区和伯德公园西边，再向西走就到了温莎农场，那是富人住宅区，蜿蜒小径一直通向河边，路两侧种满了橡树和木兰，绿树掩映中坐落着一幢幢住宅。温莎农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每当朗尼在晨曦微光中骑着自行车穿过林荫，在一家家门前扔下报纸，密集的树丛和黑黢黢的房子都让他感到害怕。在家附近送报纸时，隔壁邻居麦卡希尔会在他经过时发出恐吓。“他叫我希腊小畜生，还放狗来咬我，嚷着‘抓住那个该死的希腊小畜生！’”那只德国牧羊犬非常凶猛，于是朗尼就做好了防卫措施，他锯下一段扫帚柄，在顶端钉上一根钉子，下次那只狗又来袭击他，他就照头打去，狗惨叫一声趴了下来。麦卡希尔大叫着跑出来：“你把我的狗怎么着了？你这个该死的希腊小畜生！我要好好教训你！”他体型相去甚远的朗尼捡起一块砖自卫，然后奇迹出现了：麦卡希尔退缩了，退得远远的，让他走了。

用砖头吓唬麦卡希尔其实是彼得的建议。“我父亲叫我花生米或爱因斯坦，因为我有一套小显微镜，会尝试在家做点科学实验。”朗尼回忆道。“他会说，‘听着，爱因斯坦，如果你胆敢偷东西或勾搭附近的女孩，我就要给你颜色看。如果你出去打破人家的头，甚至杀了谁，我都会一直支持你。记住，花生米，你是我的儿子，别像里科那样，我看到里科逃跑过，永远别像他那样，只要你不跑，我就会来帮你。我可不管对面是不是小孩，只要你坚持住，我就来帮你揍他，但你绝对不能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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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尼记住了这话。到他八年级时，父子之间的局势变得紧张。有天彼得扼住他的喉咙，让他喘不上气，他举起一把椅子威胁彼得，彼得就松开了手——那算是一次对峙。还有一天，朗尼正在后院玩一张从朋友那儿借来的弓箭，彼得过来叫他把弓箭收起来。他不仅没照做，还搭上一支箭，瞄准了彼得：“别再来惹我，别再对我动手，如果你敢碰我，我就杀了你。”之后，怪事发生了，尽管彼得还是常常暴打里科和艾琳，却不怎么敢碰朗尼了。朗尼也不再怕他，他敢当面骂彼得，然后跑进自己的房间锁上门，等到彼得打开门闯进去时，他就又会从窗子翻出去，口中大骂：“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叫你来惹我，你这个混蛋，早晚我会杀了你！”他这其实是在模仿彼得，彼得总说要杀了他，甚至还拿枪顶过他的脑门。

外祖父扎哈里亚则是朗尼尊敬的人，他希望朗尼能去学医，给他买过一整套显微镜，还出钱让他做实验。他直白地对这个自己最喜爱的外孙说：“你可千万别像你的父亲，他这个人一点也不讲理。”外祖父看不上彼得的暴力，认为那是无知的表现。外祖父原是希腊的一个农民，但他非常精明干练，而且反对大男子主义。“你打架是为了什么？”他会质问彼得。“打架不会给你赚来半分钱，这种行为太蠢了。”外祖父把彼得叫作“一站式销售员”。彼得去南部弗吉尼亚的小村镇里兜售小杂货和成人用品时，一般都带着朗尼一起。“他卖打火石、打火机、太阳镜、开罐器、手帕、口气清新剂，还有兔腿，”朗尼回忆道，“但他也有另一条完全不同的产品线，一般不主动售卖，只有当他感到客户可能有需求时才问——避孕套、按摩棒、裸照、仿真阳具。他会把可口可乐糖浆和液体“不瞌睡”（一种含有咖啡因成分的药）灌入小瓶，告诉人家这是“西班牙苍蝇水”，一瓶10美元。他会跟他们说：‘你知道的，我这里还有点成人的玩意儿。你和你家老婆子现在咋样？需要帮助吗？我能帮忙。’然后就转头跟我说：‘儿子，去把那个箱子给我拿过来。’我就去拿来箱子。‘儿子，我们得聊点大人的事，你最好出去待会儿。’好像我不知道他的勾当似的。他会去白人乡巴佬酒馆里兜售黑人女人的裸照，然后去黑人酒馆里兜售白人女人的裸照，两边各不耽误。他真是很有胆量。”

圣诞期间，彼得会套上一件旧军装夹克，别上一枚紫心勋章，一只眼上蒙上黑眼罩，抓起一根拐杖，到外面假装残废老兵。“巴勒莫，巴勒莫战役中我丢了一片肺，瞎了一只眼。帮帮老兵过圣诞吧，我这里只带了一个儿子，知道我家里还有几个儿子么？”在弗吉尼亚郊区的小路边上，彼得会选一家加油站，他从橱窗里看到站长的名字，进去就叫站长。如果站长正好不在，彼得就会自称他有件订单，来送两盒避孕套，让小工先把货款给他，然后趁站长还没出现，就赶紧溜走。他这么去乡镇上走一趟，能赚来一星期的收入，他开的收据上的地址是假的，别人找不到他。一年以后，他会回到同一个镇上重施故伎，尽管前客户余怒未消，他依然有本事再卖出些东西，但是这位“一站式销售员”还算有头脑，之前骗过的那家加油站，他是不会再上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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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尼的外祖父生于1882年，到朗尼上初中时，已是一个鳏居的老人。尽管艾琳头几年还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教堂，最后她实在为彼得日渐败坏的名声感到羞愧，毕竟这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于是她不再去教堂，但外祖父上教堂时会带上朗尼做伴，这时，另一个非暴力的导师进入了朗尼的人生。康斯坦丁·登巴里斯神父——圣康斯坦丁教宗领袖、里士满希腊东正教大主教——是个饱读诗书、久经世事的人，他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曾在圣公会神学院和南卡罗来纳的哥伦比亚市受训。他提出，在访问教区时必须到阿森斯家去一下。“我会定期拜访他们家，”现已退休的登巴里斯回忆道，“孩子们都会在那儿，我会跟他们聊天。艾琳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她真正地把整个家凝聚在了一起。”

朗尼觉察到，在他和家人去教堂时，其他人都带有一种屈尊俯就的态度。尽管他的外祖父颇受人尊敬，但希腊佬彼得给整个希腊社群抹了黑，把阿森斯一家都拖累成了最低等级的“贱民”。朗尼去质问过登巴里斯神父：“我去找他说，‘我们每次来教堂都坐在最后排，也没人理我们，这是为什么？你对那些医生和律师要比对我们这些人好多了，这儿根本就不是教堂，简直就是个势利的乡村俱乐部。’登巴里斯非常睿智地对我说：‘听着，朗尼，我是罗宾汉，我必须劫富济贫，否则你认为，该由谁来为我们所有的东西付钱？你说的没错，这是上帝之家，你和他们一样有权利待在这儿，如果有任何人说你不配来这儿，就让他们来找我。’从此之后，我开始尊敬他，因为他对我说了实话。”

公共图书馆是朗尼避开家庭的一个庇护所，他读书遇到问题，就会来问登巴里斯。“你可以感觉到，他来我这是需要温暖，”主教回忆道，“那是他在家从父亲那里得不到的。他总是坐在我的书桌旁边，他看书，我继续工作，然后我们会聊上很久。有时他的想法里似乎充斥着不好的事物，眼里带着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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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巴里斯的支持不仅在答疑解惑上。“他认识到钱有多重要，”阿森斯说，“他总是告诉人们：‘向上帝祈祷，但是不要袖手旁观，自己毫不努力。’”遵循希腊东正教的习俗，登巴里斯每年圣诞节期间都会去走访看望教众，用圣水为他们祈福。他会带一个孩子去扮演幼年基督，按传统这个孩子会收到一笔现金作为礼物。有好多年，登巴里斯都带朗尼一起去，让朗尼赚了足足五百美元，从而为一家人的温饱提供了支持。三十年后，朗尼在出第二本书《危险暴力罪犯的诞生》时，在致谢部分专门提及了登巴里斯神父，感谢他和母亲、外祖父、兄长一起“促使他最终成了作家，而不是本书中的主角”。

七年级时，朗尼在课堂上做了一个关于小说《人猿泰山》的耸人听闻的报告，收获了一个毕生挚友，看到了另一种非暴力的家庭生活形式。“当时我在说，泰山把人的胳膊整个拽出来了，老师不断让我‘坐下’，我坚持说‘等等，还有一章。’其他孩子就不断嚷着‘接着说！接着说！’我就告诉他们，泰山把人的脖子拧断，用胳膊夹住他们的脑袋，把脑袋扯下来。老师又说‘坐下’，我还接着说泰山和动物们扭打，掰断它们的下巴，抽出匕首来把它们割得七零八落。”做完这个血腥的报告后，朗尼坐回去对着自己的卷笔刀发呆，一个叫迈克·马科维茨，和朗尼一样个头偏矮的同学走过来鼓励了他。“他对我说：‘你是我认识的最有趣的人。’”于是朗尼开始去马科维茨家一起玩，马科维茨的一个哥哥当时在里士满大学读书。那时，大学对朗尼来说完全是另一个星球，他觉得马科维茨的哥哥太酷了，总是穿着一件大学夹克，拿着一本大学笔记本。马科维茨的父亲在里士满邮局工作，母亲在市政厅工作。“他的父母都有正经工作，各开一辆车，孩子们也有自己的车，他们有个孩子在上大学——这在犹太社区并不少见，”朗尼说道，“但在我们社区，只有成功人士才是这样。他们向我展示了生活的另一面，有年夏天，我们家里大打出手，我就跑到他家去住了。马科维茨和我是学校里最矮的学生，我和他一起上学，实际上他是想让我保护他。”

尽管朗尼身材矮小——身高5.3英尺，体重120磅，却已经有了凶悍的名声，让那些欺负人的孩子不敢靠近。他是那种最顽强的小孩，一旦开打就绝不停手，这么一来如果有人要欺负他，要么做好狠狠打一架的准备，要么就干脆别来挑衅。上八年级时，他用一根棒球棍把所有人打出了体育馆更衣室。上九年级时，有次放学回家路上，一个孩子老是故意踩他脚跟，他就冲上去大打出手，直到那个孩子的姐姐用钱包砸他，划伤了他的眼睛，他才罢手，跑去找急救。十年级时，一家理发店里的客人们跟他打赌，出30块赌他不敢剃个莫西干头，他就剃了，然后被罚停课两周。那年，他的哥哥参军入伍，加入了海军陆战队。“所有公立学校都不接收里科，这让我也很难入学，因为他们对我有了成见，认为我是个小无赖。我不是无赖，里科也不是，但他们就这么看我。当他们说要开除我时，我真不打算回去了。我也想像哥哥那样去参军。但很幸运的是，这时哥哥休假回家，并告诉我，‘别犯傻了，来军队你会死的，他们会让你去送命。就在学校好好待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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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尼的凶悍形象让人们对他充满戒备。“我不会到处挑衅别人，但也不允许任何人挑衅我。但马科维茨不同，他是个聪明人，他不用拳头战斗，他的武器是嘴巴。他在戳人痛处上有不可思议的天赋。比如说脸长的同学‘嘿，马脸’，然后开始大笑，他就像伍迪·艾伦一样。但是这么一来，别人就会去报复他，威胁说放学要来揍他，所以他就选择和我一起出校门。那些人追过来，一看到我，就会走开。”马科维茨用友情和家庭生活，来交换朗尼的保镖服务，这也算一桩公平买卖。

阿森斯一家又搬家了，居住条件更差了，但社区环境比以前好些。彼得做任何他可以找到的奇怪工作：加油站打杂、修剪树木、开乐事薯片货车、开啤酒送货车、砌水泥、砌砖、摊薄饼，等等。里科已经离开了家，朗尼自然升级成了家里最大的孩子。每当彼得打艾琳时，弟弟妹妹们就会去寻求朗尼的保护。“我如果不为我可怜的妈妈做些事，简直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有天晚上他又准备动手，我就下楼对他说：‘你打我试试，你要是想打人，来打我啊。’他拔出一把匕首指着我，当时是深夜两点——他老是在深夜发神经，我感到害怕，因为楼下很黑。于是我冲出前门，捡起一块砖，冲门里喊：‘出来啊，出来啊，拿着你那把破刀出来啊，出来！我就在这儿，我再也不会逃跑了。’他跑到前门，但没出来，可能是看到我拿着砖头。于是，我跑去马科维茨家，在那儿过了一夜。一星期后，彼得找机会扼住我的脖子，说：‘我怎么对你妈，不关你屁事。我是你老子，你是我儿子。我和你妈之间的事跟你没关系，别在中间掺和，否则要了你小命。’他开始用力掐我，我也抓住他的脖子掐他，他才住手。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我住手，对我哥哥里科他从不停手，他只会痛揍里科，打到里科求饶为止。但在我这儿，他居然就这么停手了。第二天，他给我买了块儿表，那是他唯一给我买过的东西。”那次对峙后，父子俩几星期互不理睬，睡觉时会各自把卧室门锁上，这样的日子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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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样的经历里，朗尼渐渐懂得，在用暴力说话的家庭里，镇压是选择性的，他父亲这样暴力的人并不一定在精神上有问题。彼得有一套规矩，无时无刻不在强行适用。“他不是没逻辑，他的暴力有一套逻辑，他有自己的基本准则，自己的十诫，会一次次重复勒令我们：‘不要把警察引来老子家。不要让老师打电话到老子家告你状。不要浪费，拿多少食物必须吃完。不要动老子的车。不要动老子的钱。不要惹老子的女人。’他从来不伤害女孩们，事实上他总是奇怪女孩们为什么要怕他，他会说：‘你们都什么毛病？哭个啥？我又没对你做什么。’因此，我从来都不太相信什么暴力的精神疾病模型。我知道，一个人可能精神有问题，但却并不暴力。我也知道，一个人可能很暴力，但精神没毛病。暴力和精神问题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高中的几年，朗尼在大学体育馆附近的停车场担任管理员。在他1997年出版的《暴力犯罪和暴力罪犯重访》一书中，他专门用一章解释了自己为何对暴力犯罪产生兴趣，其中他描述了在停车场做管理员期间目击的一次暴力场景：

有天晚上比赛结束后，两伙喝醉的人在回停车场的路上爆发了激烈冲突。当一伙人回到车边从车里的冰柜里取啤酒喝时，另一伙中的一员冲上前去大骂。突然，前一伙中的一个人抄起一个开罐器，不停地挖那个骂人者的眼睛。我被那次事件吓坏了，我至今都能记起，那个受害者用手捂着脸尖叫：“天呀，我的眼睛被挖出来了。救救我，救救我，我看不见了，我不看见了，我要瞎了。”在他惊恐的尖叫声中，警察抵达了现场。

另一件没那么可怕却同样难忘的，是一次被朗尼撞破的强奸未遂。由于他自己没车，所以他要谈恋爱时，一般都会和有车的同学们组一个四人约会。有一晚的约会是在汽车电影院，一个同学幻想自己是个情圣，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试图进行进一步亲密举动，但他的约会对象并不太情愿。他们在前座，朗尼则和女朋友互相搂着坐在后座。那个同学被拒绝后，启动车子一路疾驰往乡下开，车沿着泥泞的路，一直开到一个砂石场边上。朗尼让他慢点开，他假装听不见。他停车后，锁上车门，一把抓住约会对象，然后开始用柔道的招式打她。“刚开始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朗尼说，“我以为他不是真在打她——谁会做这样的事？但她开始喊叫了。于是我说：‘你在干什么呢？’我的女朋友让他住手，也被打了一巴掌。我让他别碰她，他就转身过来打我。然后他继续朝他的约会对象施暴，打她，撕下她的衬衫，撕她全身的衣服——他已经疯了。我试着从后座去插手，但阻止不了他。我说：‘听着，你这个混蛋，下车去，我要给你点厉害看看。’我俩都下了车，他抓起威士忌的瓶子，在一块石头上砸开，然后拎起破瓶子来追我。我对我的好朋友大喊，让她锁好车门，我们继续跑啊跑，然后我抓到一截树枝，等他朝我冲来时，我像打棒球一样狠狠猛击他的前胸，他丢下瓶子昏倒在地。女孩们打开车门，我问：‘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她们说：‘打电话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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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样一来我们都会有麻烦的。’我跟他的约会对象说：‘我很遗憾他扯烂了你的衬衫，但是我们还是先把他抬到后座上吧，这样就不至于被指控偷他的车。然后我先把你送到我女朋友家里，让她给你找件衬衫换上。’于是，我们就这么做了。”朗尼把两个女孩送到他女朋友家中，然后开车到那个还在昏迷不醒的同学家，把他丢在车里，自己走了。下周一，学校的教导主任叫朗尼过去，他一开始非常担心，以为有警察来找他。教导主任说她接到一通电话。“她说：‘你上周末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我只好装傻，问：‘您指的是什么？’她答：‘那我们还是不提为妙。’”后来没人再提起这事，这个同学也没被追究责任。

虽然教导主任认为朗尼做了好事，但她对朗尼个人前途的看法并没有因为这次见义勇为而有任何改观。朗尼的高中占地区域很大，从他自家所在社区东面那个监狱及周围贫民窟一直延伸到富人区温莎农场。这个区域覆盖了各个社会阶层——穷人、工薪阶层、中产和富人。“这非常糟糕，”他回忆道，“残酷到难以置信。你得看着别人开着比你家好的车来上学，随便穿一件衣服，都比你爸的任何一件衣服要高档。”高三那年，他去参加毕业规划咨询会，在咨询老师办公室外排队等候时，还想着老师能给他推荐一个提供奖学金的大学。他在外面听着老师让同学们去报考威廉玛丽学院、弗吉尼亚大学等等，知道自己的成绩比那些同学都要好，所以很好奇老师到底会建议他申请什么学校。等到他被叫进去，老师说：“好吧，朗尼，你是个很好动的人，我们知道你的需求，这里有张通行证，拿着吧。明天第六节课时，绿色贝雷帽【1】会来学校挑人，我们选了你去。”他大为震惊，看看老师，看看通行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第二天，他和十二个来自贫民窟的同学一起站到了绿色贝雷帽招聘官面前，招聘官放了一首绿色贝雷帽的军歌，就邀请他们应征入伍。朗尼非常愤怒，跑回家冲母亲发火。“你从来不会为我的事去学校，你从来不去家长会，我跟你说过，你不去家长会，我考试就得不了a。如果你不去见老师，他们知道根本没人在乎我的成绩，就不会给我a。这次你必须做点事，快去给校长打电话，问他为什么不推荐我去上大学，问他为什么要他妈让我去参军。”这一次，艾琳终于做了点事。她给校长打电话质问：“你们为什么要让我儿子去送死？我已经有个孩子在海军陆战队了。你们为什么不送那些富人孩子去当兵，他们为什么不用去越南？”这通电话后，校长告诉朗尼，是咨询老师误解了他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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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没给朗尼的支持，朗尼在马科维茨的母亲那里得到了。马科维茨当时正计划像他一个哥哥一样，去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学医（他如今是一个麻醉师）。“他母亲建议我也去申请那所学校，我去要来了助学金申请表，她帮我一起填好。”彼得也同意在表格里披露自己的财产记录，这让朗尼很惊讶。最后朗尼符合资格，获得了一笔助学金，在1967年秋天和马科维茨一起去上大学了。

“我非常高兴能去上大学，”朗尼回忆道，“我学习很用功，对我来说，能来这儿已经是至高无上的光荣了，而且还有饭票：想吃什么都能吃到。弗吉尼亚理工曾经是一个农学院，所以有自己的大农场。你带上饭卡，递给收银员就好。唯一的限制是用餐有固定时间，早餐是七点到九点，午餐是十一点到十二点。你可以坐着一直吃，最后再吃三四道甜点，一直吃到食堂关门。”

从曼彻斯特小饭馆时期以来，这是朗尼第一次能够无限量地摄入各种有营养的食物，大学第一年，他的体重增加了二十五磅，身高增加了三英寸。他认为，正是自己的矮小身材让他没法成功实施暴力行为——他在日后研究中认为这是暴力犯罪行为发展的关键因素。“我从未有过任何严格意义上的重大胜利，从未真正重伤过任何人。我很幸运，没想到用任何武器，因为我可以打人二十下，但不会真正重伤他们。我身手很快，但没有什么打击力，根本没法把人打趴下。我拿起棒球棒时，没人上来对抗我，这对我是一件幸事。因为如果有人来对抗我，或者指出我就在装样子吓唬人，我就可能真去打他们，然后被学校开除，继而受到审判被送进监狱，最后变成真正的恶性暴力罪犯。有很长时间，我都处于中间地带，尽管人很好斗，但只有一些轻微暴力表现，这样我才有时间在心智上发展成熟。”大学让朗尼远离了暴力的直接危险，他很快便成为系里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当意识到在自己人生的前十八年见过的暴力犯罪行为，比多数人一辈子见过的还要多时，他决定将来要当一名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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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绿色贝雷帽”是美国特种部队的一个分支。——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