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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阴谋论者一度声言，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是个无用的软蛋，他没能力产生足够的暴力恶意，去设想并执行对约翰·费茨杰拉德·肯尼迪的暗杀。很少有被指控的凶手像奥斯瓦尔德这样被详细地调查。如果说，暴虐化、交战状态、暴力表现和恨意都是成就一名暴力罪犯的必备要素的话，那么，奥斯瓦尔德的人生履历也应当提供这样的证据：他经受了类似的暴力化进程。“暴力化”的相关证据将至少证实奥斯瓦尔德有能力刺杀肯尼迪总统，也将支持朗尼·阿森斯的学说。就算我们没办法证明奥斯瓦尔德是不是真的刺杀了肯尼迪（或是他究竟是不是独自行动），这些证据也将推翻所谓“奥斯瓦尔德并未行凶”的论调。

奥斯瓦尔德于1939年10月生于新奥尔良，父亲罗伯特·爱德华·奥斯瓦尔德在他出生前两个月就已去世。老奥斯瓦尔德给妻子玛格丽特（奥斯瓦尔德的母亲）留下了一万美元的人寿保险金，这相当于今天的五万美元。不过尽管有这笔钱做保障，玛格丽特还是将她的两个儿子约翰（皮克）和罗伯特送进了一家孤儿院，雇用保姆照料她的孩子，自己则去工作。“她总是提醒我们都是孤儿，”约翰略带苦涩地回忆说，“她没钱抚养我们。”约翰和兄弟们会告诉我们，玛格丽特·奥斯瓦尔德对金钱的执念到了何种地步：她几个儿子的回忆里常常写满了挨饿经历。三个儿子都早早就参军服役，只是为了逃离她的“雷霆之怒”（罗伯特语）和“漠不关心”（李的说法）。

在那段长于保姆之手的早年岁月里，玛格丽特的妹妹莉莉安·穆雷（自己也有五个孩子）常常照顾奥斯瓦尔德。莉莉安的女儿玛丽莲告诉沃伦委员会，这个小男孩“可爱讨喜……如果你和他在街上并肩而行的话……所有人都会停下来称赞他。他是个非常可爱的孩子，非常乐天，非常可爱……他生机勃勃……观察敏锐……并不是那种没顺着自己就会大吵大叫的孩子——从未有过。他是个非常悦人的孩子”。有一对夫妇曾在奥斯瓦尔德两岁时照料了他几个星期，他们的说法有所不同。“有一天母亲下班回家，”罗伯特·奥斯瓦尔德说道，“发现李正在哭泣，腿上有大块的深红色伤痕。一位邻居告诉母亲，她雇用的保姆常常虐待李，用鞭子抽打他，让他保持安静。玛格丽特当场解雇了这对夫妇。夫妇二人告诉玛格丽特，李是一个‘不好管的坏孩子’。但母亲说，一个两岁的孩子不会坏到哪儿去。莉莉安姨妈后来回忆说，母亲极为心烦意乱。她得上班挣钱抚养孩子，但是她说，自己就是辞掉工作，也不能把李再交到陌生人手中了。”当然了，之前玛格丽特就已将另两个儿子交给了陌生人。莉莉安是个和蔼可亲的女人，她同意在白天照顾李，玛格丽特也搬到了附近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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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总是一个不易相处的人。“在母亲的一生里……我总是听到她谈论他人的阴谋诡计，隐藏动机和邪曲恶行，”罗伯特·奥斯瓦尔德回忆说，“我和约翰住在伯利恒之家（孤儿院）的时候，只有周末和假期才能见到母亲，因此没什么机会见识她的雷霆之怒。不过后来，我们可就见怪不怪了。我认为，李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母亲在自己不顺心的时候，绝不是个容易相处的人。”就连长期吃苦耐劳的莉莉安姨妈也作证说，“你就是没法与她相处得来。”1942年圣诞节次日，李三岁生日两个月后，姐妹二人闹翻了。玛格丽特将奥斯瓦尔德送到孤儿院，与两个哥哥重聚。

一年之后玛格丽特从孤儿院接回奥斯瓦尔德，然后迁往达拉斯，与一名身材高大的成功人士订婚。他叫埃德温·a.艾克达尔，哈佛毕业的电气工程师，比玛格丽特大几岁。“他的月工资超过1000美元。”莉莉安说玛格丽特曾告诉她，他有“一颗糟糕的心脏；我相信她的说法，非常糟糕”。事实上就在玛格丽特一家迁往达拉斯时，艾克达尔正在从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中康复。约翰和罗伯特在学年年末离开孤儿院，加入了这个“重组家庭”。玛格丽特撕毁了婚约，买了栋房子，将孩子们送进公立学校，接着又重新答应结婚——“部分原因在于，他可观的收入打动了她”，《沃伦报告》如是说——玛格丽特试图将两个大儿子送回孤儿院，但没有成功。最终她于1945年5月与艾克达尔完婚。【1】

李很爱他的新任继父。“他头发灰白，戴着眼镜，非常不错的人，”约翰证实道，“我认为，李在艾克达尔身上找到了他从未有过的父亲体验。艾克达尔……对待（李）真的好极了，我敢确信，李（罗伯特和我）也感受到了，我知道李也爱艾克达尔……因为艾克达尔先生对我们都是视如己出。”艾克达尔常常要为一家公用事业公司出差。夏末时分，玛格丽特送约翰和罗伯特去了一家军事学院，他们也喜欢那里。玛格丽特也开始带着奥斯瓦尔德陪伴艾克达尔出差。艾克达尔常常出差，然后又迁到沃斯堡市，结果就是李错过了绝大多数的一年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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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不久，玛格丽特就开始与新任丈夫大打出手。“她总是想要从他那里拿到更多的钱，”约翰认为，“这是两人一切争论的根源所在。”争吵打架在两人为期三年的婚姻里不断升级，以至于最后约翰觉得，“他们每一天都要干一场，然后艾克达尔总是去而复返。”据约翰回忆，就在1947年夏天他们一次长时间分居之后，母亲和她丈夫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拦住了他，“告诉我，他们今天晚上不准备回家了。他们要去市区的沃斯宾馆，这是他们的一次重归于好……我回家告诉了李和罗伯特，这个消息真的让李很高兴，他们的重归于好让李真的开心不已。”那年夏末，艾克达尔在与另一个女人缠缠绵绵的时候，被玛格丽特抓个正着，玛格丽特随即将他扫地出门。第二年也就是1948年3月，艾克达尔请求诉讼离婚。他指控自己的妻子一刻不停地向他要钱，总是陷入“难以控制的暴怒”，向他扔饼干罐、镜片和瓶子，危及他本已受损的健康。她那“越轨、粗糙且残忍的待人方式和其残暴”都让他们不可能再一起生活。玛格丽特的证词表示艾克达尔打了她，但陪审团却认为她要为自己无缘无故的“越轨、粗糙且残忍的待人方式和其残暴”负起责任。陪审团同意了艾克达尔的离婚请求，只给了玛格丽特区区1500美元的安置费。“她输了，”约翰总结说，“他赢了。”

如果玛格丽特有能力在婚姻期间以“难以控制的”暴怒袭击一位心脏不好的丈夫的话，那么她也有能力“暴力镇压”自己年幼的儿子。她是个一等一的话痨。没有人证明玛格丽特体罚过奥斯瓦尔德，但她对继父的攻击肯定会制造“个人恐惧”。正如阿森斯从他访谈的暴力罪犯那里了解到的那样，同一位“权威人物”在“个人恐惧”之后的体罚威胁足够成为“暴力镇压”，这种镇压哪怕没有身体伤害也有可能成立。至于这一点，罗伯特相信，“对于他们之间的冲突，李比我们都要苦恼得多。毕竟我们隔着几英里，而他就在那儿听他们吵架。此外我认为，那时候李的敏感程度要超出我们所有人的认知。他将自己的感受深藏内心，并从未表现出他有多么担心自己会失去有生以来所知的唯一一位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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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直接证实了“暴力规训”——暴虐化三要素的最后一个。1965年在与作家珍·斯塔福德的会谈中，玛格丽特说：

有言在先，我一向直言无忌，我有侵略性，我不是笨蛋。让我们正视这一点，如果你冒犯于我的话，我就会还以颜色，而且不会为此致歉，这可是我和李的父亲在一起的时候练出来的……我大儿子（罗伯特）刚开始上学的时候，有一天他哭着放学回家，因为别的孩子抢走了他几美分。老奥斯瓦尔德先生抓住罗伯特的小手，开始教他怎么还手。我在一旁静静倾听，觉得这事美妙极了。我还记得他说的话，“如果你挑事的话，你可能会被打；但如果他们挑事而你没有还手的话，那么我就得打你了。”让我举一个小的例子：李和隔壁的邻家男孩。他们差不多是同龄人，就算不是的话也是同等个头。李有一只狗，他喜欢这只柯利牧羊犬，给它起名叫“桑尼”。李常常带着他的狗在后院里玩耍，无论去哪儿，都带着它。隔壁这个小男孩就隔着篱笆朝李的牧羊犬扔石块。是的，我从厨房窗户正好能看到后院子里的情况。于是我就看到，我的儿子李·奥斯瓦尔德大概连续三天都在隔着篱笆告诉那个小男孩，让他最好不要对他的狗狗扔石块。好吧，这让我忍俊不禁，我只是等着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最后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隔壁的父亲打电话找我。似乎，他儿子被揍得够呛——以孩子的方式。我儿子李最后自己做主，忍无可忍之下出了手。我觉得，李已经忍了这个小男孩足够久，也该出手打人了，但这位父亲并不这么认为。我把事情原委告诉了他：既然孩子们大概处于同一年龄、同一身高，那么就让他们自行打斗好了。

玛格丽特并未透露这场“以孩子的方式”发生的极严重打斗的发生时间，但是奥斯瓦尔德在沃思堡市克莱顿小学的同学则给出了“他八岁那年”的印象，这在二年级可是超龄学童。这位名叫菲利普·文森的小学同学回忆说，在操场上，“就在我们刚刚解散、被允许自由活动的时候，我们会分成几个小组。我还记得，同学们管这些小组叫‘帮派’……那里有……也许三到四个男孩……担任着这些帮派领袖的角色……我印象尤深的是，李·奥斯瓦尔德便是其中一位领袖……别的男孩似乎都仰视着他，因为他的体格如此强壮、结实有力……他比绝大多数孩子都要年长一点，几乎大了一岁。在那个学龄段，年纪要比之后的学龄段略微更重要一些……他被视为是那种硬汉类型的人，尽管并不能算是小霸王。”文森还回忆说，李在上课的时候“显得颇为安静……他并不自吹自擂，也不怎么说话”。曾有一名男生问李，“为什么你如此高大强壮”，他回答道，“我像大力水手一样，‘我吃菠菜。’”可是，文森了解班里绝大多数的男孩，“据我所知，他们之中没有人同他玩，或是在课后去他家。”李在操场上的领袖地位证明他并非是所谓的孤僻之人；他不邀请任何人去家里玩，这是因为玛格丽特拒绝一切来访者。玛格丽特要将他孤立，以便自己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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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与埃德温·艾克达尔婚姻的破裂似乎加速了李进入“恨意”阶段的进程。从1949年到1952年——也就是10岁到13岁——他变了。罗伯特还记得，在这段岁月的初期，玛格丽特的“长篇大论”曾经让李“感到心烦意乱。他会生气噘嘴，但从不顶嘴回话。我能看得出来他什么时候又心烦意乱了，因为他总是会一个人出去，遛遛狗或是看看电视。有时他会沉默不语几个小时，上床睡觉的时候依旧生着闷气。不过，他常常会在第二天早晨恢复正常”。后来，一位名叫奥蒂斯·卡尔顿的邻居回忆说，某天晚上他在奥斯瓦尔德家串门时颇为惊愕地看到李正在手持一把切肉刀，穿过客厅追打约翰，他冲着约翰掷出了刀；刀子没有打中约翰，打到了墙上。“他们总是这样小打小斗，对此也是毫不介怀”，玛格丽特将这次攻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正如他将李痛打邻家男孩的行为淡化为“孩子的方式”一样。（将暴力行为淡化处理，这也是一种暴力规训的方式：为暴力背书。）希拉姆·康威，玛格丽特家另一位邻居，他曾教约翰下象棋，约翰也曾与他女儿约会，他也证实了李在这段前青春期岁月里的个人转变，“那幅画面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曾看到他与自己的同母异父哥哥打架，与他的亲哥哥打架。他还会猛攻两个哥哥。两个哥哥会挡着他，避免他惹上麻烦，他却试图踢打他们的胫骨。”不过在康威的印象里，李逐渐展现出了更为强烈的“交战状态”，这与玛丽莲·穆雷口中那个乐天、可爱的小男孩形成了强烈对比：

（李）容易发怒。我敢说，他天性顽劣——他在生气的时候卑鄙自私，脾气很臭——是个歹毒的人，你可以说，这几乎是我能找到最好的形容词了……约翰有着非常真诚的品性，是个不错的男孩……罗伯特比约翰要嚣张得多，但罗伯特并不总是惹上许多麻烦……他并不会像李一样在大街小巷里来回闲逛，找上几个孩子就投掷石块。（李）是个坏孩子……他会生（邻家小孩的）气，但是……那些小孩并没有向他挑衅，大家都躲着李走。他们会躲起来或是赶紧走开。很难看到李跟人打架，因为他很难抓到邻居小孩中的任何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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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强迫两个大儿子从高中辍学，去工作以补贴家用。做了一年鞋架管理员之后，约翰反抗了。他找到一份兼职，并回到高中就学，违抗母命自己给成绩单签字。不过对约翰而言，逃离母亲比完成高中学业更为重要。1950年1月约翰成年，很快便加入了海岸警卫队。两年半之后，读完高三的罗伯特也逃离家庭加入了海军陆战队。第二个月，也就是1952年8月，玛格丽特和李来到约翰所在的纽约市。约翰已经娶了一名纽约姑娘，驻防在斯塔滕岛。约翰·皮克夫妇生了一个婴儿，他们与玛尔吉·皮克（约翰的妻子）的母亲一起住在玛尔吉母亲在上曼哈顿的公寓里；为了给来访的玛格丽特腾出房间，约翰的岳母只得搬出去和朋友住。

李最新的“交战状态”让约翰大为震惊。“李快13岁了，”罗伯特·奥斯瓦尔德讲述道，“这是一个绝大多数男孩都在某种程度上反叛父母的年纪，但是李对母亲的反叛似乎是全方位的。据约翰回忆，他常常生气，不止一次扇母亲的耳光。我们全家还在沃斯堡市的时候，他可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李的交战状态还延伸开来，远远超出对付母亲。“李享受（在婴儿面前）做叔叔的感觉，”罗伯特继续说道，“玛尔吉说，他对婴儿非常温柔，和婴儿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真诚地乐于助人，在屋子里忙里忙外。不过，李对母亲的蛮横无理吓到了玛尔吉。有一天玛尔吉在李面前提到此事，李的回应很尖锐。从此之后，李对待玛尔吉也满是蔑视。”

这次来访为期数周之久，给玛尔吉的母亲带来了严重不便。玛格丽特说过找一间公寓再找个工作的事情，但并未付诸实践；她也没提为自己和李的生活用品付费的事。每当约翰提到费用的时候，她总是喋喋不休地回呛。玛尔吉接过了取悦她那搭便车亲戚的重担。“每逢争执出现的时候，”约翰作证说，“……我的母亲就激起李·奥斯瓦尔德对我妻子的敌意。”这种敌意最终爆发为一次极其严重的对抗——约翰称之为“大麻烦”。罗伯特将事件还原如下，“一天下午约翰回到家中，看到整间屋子一片骚动。玛尔吉说，刚才李掏出一把刀子对她挥舞，威胁她。玛尔吉说，他刚刚正在看电视。玛尔吉请他将音量调小一些，李却掏出了一把随身小折刀，打开刀对着她走过来。她吓坏了，掉头就跑。也许她去喊了妈妈。不管怎么说，当妈妈走进来呵斥李扔掉刀子的时候，李却打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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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就此事分别询问了母亲和李。他后来说，玛格丽特“试图将此事轻轻带过，不像我妻子那样把它看得有多严重……纵使心存偏见如我……也更相信我妻子而非我母亲一些”。李·奥斯瓦尔德“对我开始有了敌意……我妻子……告诉他们，不管喜不喜欢都得离开。而且我认为，就在他们一如预期被赶出家门的时候，李在此时此刻对我妻子可谓是恨意绵绵”。玛尔吉的证言比约翰的证词还要严重。就在联邦调查局受沃伦协会之托访问她的时候，玛尔吉将其描述成严重的威胁；照联邦调查局的解释，“皮克夫人表示，就在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用刀子威胁她的事件过后，她告诉奥斯瓦尔德夫人，要么滚出公寓，要么就等着她的兄弟们把她扔出去。皮克夫人的这一做法立即进一步激化了怨恨，当时奥斯瓦尔德夫人甚至威胁要从窗子跳下去。”约翰站在妻子一边，这也终结了他与弟弟之间的关系。“此事过后，我再也无法接近这个孩子了，”约翰回忆说，“他对我跟他讲过的话都毫不关心。”一名社工后来转述了李对约翰妻子的评论：“那时候李还觉得约翰乐于见到他们，而他的嫂子（约翰妻子）……却对他们挤进公寓很不高兴，直到他们找到自己住的地方。嫂子让他们觉得不受欢迎。尽管这套公寓有五个房间，但李却只能睡在客厅。李承认，这让他体会到了那种始终同成人相处的感受——那里没有他的空间。”李没有告诉这位社工的是，他曾用一把刀子威胁他的嫂子。

玛格丽特在布朗克斯区找到了一间地下室单身公寓，并去做了一名售货员。李讨厌自己同母亲共处一间单身卧室；1953年1月时，他劝母亲搬家了。在布朗克斯117号中学，说话土里土气、裤脚耷拉的同班同学还嘲笑李的路易斯安纳口音和粗棉布衣服，弄得李开始逃学逃课。“李觉得，他们一点也不需要他，”一位假释官转述李的感受说，“李也一点都不需要他们……他认为自己在学校什么也学不到，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学习和完成。”在那之后，李就在布朗克斯动物园晃荡。一名训导员将他逮个正着，李喊他“该死的扬基佬”；一位教师到公寓里好言好语劝他回学校，李的回应是“他会考虑”。

早在1953年，李就遭遇了逃学指控。玛格丽特孤身一人出现在少年法庭预定时间的听证会上，她告诉法官，自己的儿子拒绝出席。如此早熟的“公民不服从”行为让法官也吃惊得够呛，他签发了一张将李重新收押进少年拘留所的拘票，以鉴定他是不是有精神疾病。先后有一位精神科医生和一名社工在这家少年感化院里与他面谈，他们的报告证实，李在纽约生活的这段时间里一直在苦苦挣扎，阿森斯称之为“所思所感上的天人交战”，所谓“同他的暴虐化经历握手言和”，以及“在高渺理念和人们真实交往方式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些都标志着暴力化的“恨意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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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感化院的首席精神科医生雷纳图斯·哈托格斯博士告诉沃伦委员会，他得出的诊断是“受精神分裂症候和被动进攻倾向影响的类型人格”，暗示李是个潜在暴力者，但他并未找到这个男孩是精神病的证据。哈托格斯当时递交的报告也收入了李本人对自身状况的诠释：

他是个紧张、孤僻、逃避型的男孩，厌恶过多地讨论他自己和他的感受。他喜欢留给世人一种“他不关心其他人，他更喜欢自己待着，这样就不会受到困扰，也不必费力与人交流”的印象。很难穿透他躲藏于其后的那面情感之墙——不过他给了我们足够的线索，让我们得以看到使他的孤僻倾向和喜欢一个人待着的主要原因：强烈的焦虑、害羞、不安和尴尬之情。李告诉我们：“我不想要朋友，我也不喜欢与人们交谈。”他自命为顽固不化，自称自己喜欢说“不”。因此我们注意到了他强烈的抵抗和否定习性——但我们否定了他有精神疾病的说法，也没有得出他发生精神心智剧变的结论……李对他现下的生活方式极为不满，但他觉得自己避免“太不愉快”的唯一方式，就是拒绝自己与其他孩子的竞争，或是不再表达他的需求和意愿。李声称，他可以对母亲大发雷霆，有时他还会打她，特别是在她回家却没买做晚饭的食材的时候。每到这种时候，她都将任务丢给李，让他在厨房里找点食材准备食物。李觉得母亲是在拒斥他，也从未真正地关心他。李在谈到他两个哥哥的时候也表达了类似情绪：他们过自己的生活，对李没有展现多少兄弟情谊。李有一个浓墨重彩的幻想人生，话题从“全能”到“权力”翻来绕去，他试图以此补偿自己当下的缺憾和失落。他并不喜欢与其他孩子在一起玩，当被问到他是选择和“一堆男孩子”还是“女生中的一位”玩的时候，李的回答是，“我讨厌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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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者艾芙琳·斯特里克曼从李那里得来了一段相似的故事。李对艾芙琳似乎戒备心更少，他在艾芙琳的鉴定报告里展现了更多的“交战状态”。“他……觉得他的母亲‘从未关心’过他，”艾芙琳写道，“……尽管李的两个哥哥并不像母亲一样疏离他，但李还是在他们那里尝过被拒之于千里之外的滋味，而当李试图与哥哥们结伙的时候，他们也常常将李一把推开。他们从未满足过他的任何需求。他说他必须得成为‘我自己的父亲’，因为没有任何人照料他。”李告诉艾芙琳，他觉得“差不多就像有一道纱幕横亘在他与其他人之间，旁人因此接触不到他，但他宁愿这层纱幕保持完好”。而在李表示“同意回答那些他愿意回答的问题，拒斥那些让他困扰的问题”之后，他“承认自己有变成强者的幻想，有时还幻想可以伤害或是杀死别人”。李强调说，这些幻想从未牵涉他母亲，但他“拒绝（对这些幻想）详加说明”。（斯特里克曼也采访了玛格丽特，发现她是一位完完全全的自恋者：“老实说，我认为玛格丽特根本就没把李当成一个人看，在她眼中，李只是她本人的延伸。”）

阿森斯写道，“暴力化”的“交战状态”阶段将会“以一种方式结束，那就是当事人下了坚定决心，要在未来与他人相处时诉诸暴力”。这种个人决心“仍将是门槛极高的；当事人准备诉诸可能是致命的暴力。但唯有在他认为暴力对他的身心健康绝对有必要，且唯有他相信他至少有一些成功机会的时候（他才会下定决心）”。1954年1月回到新奥尔良的时候，奥斯瓦尔德的暴力决心有所减弱，之后发生的暴力表现就是明证。

在李和母亲从纽约回到新奥尔良之后的这段时间里，那次公车打斗是人们所能回想起有关他的几次事件之一。（重回南方之后）玛格丽特迅速将儿子送进博勒加德初中，这个麻烦不断的学校坐落在玛格丽特妹妹莉莉安·穆雷家附近。据莉莉安的证词，博勒加德的教学质量是如此之低，以至于她从未考虑过将自己的孩子送到那儿学习：“去博勒加德上学的有一群极坏的男孩，他们总是拉帮结派，与别人斗殴。我认为李没有加入他们，所以惹上了一些麻烦。”所谓李“没有加入他们”的说法，也为他近来“减弱的暴力决心”提供了进一步证据。正如一名女同学的证词所说（她对李的记忆很深），“因为他总是被卷入打架之中”——他在之前总是避免冲突。至于那场公车打斗，罗伯特·奥斯瓦尔德写道：“几个男孩扑向李，开始拳脚相加。观看这场打斗的人们说，李显得毫不畏惧。他的拳头向西面八方挥舞，但他却是寡不敌众，被结结实实地痛打一顿。”玛丽莲·穆雷特别指出，那些男孩“打他的嘴，弄松了他的门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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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又一次斗殴的是又一场大败——这一回发生在博勒加德——这促使奥斯瓦尔德考虑，来一次意义深远的“暴力升级”。爱德华·沃贝尔是一位与李关系友好的同学，他也是一名目击者：

李与一对男孩干了一架……纽梅叶家的两兄弟，约翰和迈克。（迈克）也许比李要低上一到两个年级，李与约翰先动的手……这场斗殴……始于学校操场，又逐渐晃荡到了街道上……斗殴持续进行，穿过草坪和人行道，人们都躲着他们，他们于是就跑到下一个地点接着打，从一个街区到另一个街区……在我回家的路上，继续打斗……我认为奥斯瓦尔德打得过约翰，而小迈克跟着他哥哥。于是约翰也加入打斗，局面就成了两个打一个。奥斯瓦尔德似乎出了一记重拳击中了小迈克的下巴，然后小迈克的嘴巴就开始流血……这时，人群的全部同情心都没有向着奥斯瓦尔德，这一点让我费解不已，因为这可是二打一，奥斯瓦尔德有自卫的权利。（但是）人群的全部同情心在那时都不向着奥斯瓦尔德，因为他挥拳打中了小迈克的嘴巴，让他血流不止……

第二天（或是几天之后），晚上我们正在走出学校，奥斯瓦尔德走在我和某个大块头家伙前面——这个大块头家伙大概来自一所高中——他看起来像是个身材高大的橄榄球运动员——挥拳将李的嘴唇打个正着，李甚至都不知道或是看到究竟是谁干的……这家伙将李扔给下一个人……此时又有人走上前来挥拳猛击……他们在接力痛打李……我认为这是为纽梅叶兄弟的某种复仇之举……我觉得，李甚至因此掉了一颗牙。我觉得他的嘴唇破了，一颗牙也被打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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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贝尔觉得自己“因为类似此类事件的发生，对李的同情油然而生”，他开始与这位同学交好，与奥斯瓦尔德由生渐熟。沃贝尔告诉沃伦委员会，李“不会挑起任何争斗，但若是你想开衅于他，或是真的想要与他打斗的话，他一定会奉陪到底，因为他不会向任何人屈服”——这恰恰是阿森斯对（当事人）“人身防卫型解读”的定义。

沃贝尔喜欢李。当时奥斯瓦尔德母子住在一间台球房上面，沃贝尔有时会在上完钢琴课回家的路上去这间台球房与李见面。沃贝尔给李展示了一圈他叔叔的军事武器藏品，并得知李“想要一把手枪……我已经（从李）那里听到了太多有关抢劫和偷盗的议论……不过那真的没怎么困扰我，直到有一天他讲出了一整套方案，那确实让我大吃一惊……那是个入室行窃计划……他详细解释了这个从兰帕特大街某地盗出一把手枪的计划……他已经在兰帕特大街的这扇橱窗看到了一把手枪，他的计划就是将其窃为己有”。李计划用一把玻璃刀割开橱窗，偷出手枪，再换上一把他自己的点45口径塑料手枪。沃贝尔与李一同去看了展示台，希望劝他的朋友远离犯罪。沃贝尔提到了装在橱窗上的防盗自动警铃，让李确信：割开玻璃就会铃声大作。为什么李想要一把手枪？不久之前刚刚经受了两场“惨败”的李大概已经得出结论，他的策略尽属无效——用阿森斯的话说，他所需要的是“诉诸更致命的暴力，比之前更为迅捷的暴力……”

不过他还是打消了偷窃手枪的念头，尽管遇到很多的挑衅，但此后的十年里他没有诉诸致命的暴力。为什么？就在李很明显考虑“升级”到更致命策略的时候，他也让自己沉浸于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去——他在公共图书馆找到了《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书刊。他对共产主义革命意识形态产生“逐步深化的认同”，似乎也促使他在应对日常生活挑战的时候做出了“约束性判断”（restraining judgment）。也即是说，尽管他不欺负任何人，但他也不会挑起事端；他对身边的小资文化不屑一顾，他也找不出任何理由要他冒着失去自由或是生命的风险，去追求那些远不及他所认为的至高理想的事物。（在这个有关时间地点的理智选择里，李印证了阿森斯的洞见，“约束性判断驱散了旧有（但依然惊人般流行）的信念：暴力犯罪乃是全无理性的‘激情之举’……个体所认知的长期利益也许会永久中止，或仅仅是暂时延缓他对某项特定暴力行动计划的执行。”）但革命暴力则是另一回事。很快，奥斯瓦尔德就会最大限度地展现他那“业已减缓”的暴力决心，这种对暴力的“分层投资”（stratified investment）也与奥斯瓦尔德对间谍活动的认知相一致，他曾在纽约社工艾芙琳·斯特里克曼面前清楚阐释了这一理念。当时李告诉艾芙琳，他觉得“差不多就像有一道纱幕横亘在他与其他人之间。旁人因此接触不到他，但他宁愿这层纱幕保持完好”。多年之后，在奥斯瓦尔德从苏联返回美国之后写的一本日记里，他振振有词地描述了他本人“分层次的暴力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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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足智多谋而又耐心细致地朝着既定目标努力，而不是大声嚷嚷却又毫无用处地抗议示威。但是，现在这些首选策略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被证明是太过有限，它们也不应当与缓慢迟疑、优柔寡断和畏手畏尾混为一谈。甚至于，唯有这种“理智无畏”才可远远地博得我们（共产）主义的青睐。不过，我们的主义也需要最大可能的克制，这是一种本身就有至高力量的状态。【2】

在校期间的奥斯瓦尔德对暴力的克制方法就是退学。1955年10月，16岁生日刚过不久的奥斯瓦尔德从学校退学，他试图加入海军陆战队。募兵士官认定奥斯瓦尔德未达年龄，尽管玛格丽特提供了一份证明他年满17岁的伪造宣誓书，士官还是拒绝征募奥斯瓦尔德。一个月之后，奥斯瓦尔德买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把枪：点22口径马林栓动步枪。

奥斯瓦尔德并未放弃他业已减缓的暴力决心，1955年12月他在对政治议题的关注中展现的决心就是明证。当时他在一家牙医技工室找到了一份信使的工作，并与同为信使的帕尔默·麦克布莱德交好。八年之后，麦克布莱德在接受联调局调查时说了下面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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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二人酷爱古典音乐，因此我请他来我家玩……后来他来了我家两到三次。那时候我与父母住在一起，他来访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我的房间里听唱片。在他第一次来我家做客期间……话题转向了政治，以及战争的可能性。这时候我做了一番论述，大意是以德怀特·***总统的年龄和背景，他的工作干得非常好……奥斯瓦尔德非常讨厌***，他说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在剥削劳动人民。接着他也来了一番论述，大意是他会杀了***总统，因为他正在剥削工人阶级。这番言论可不是开玩笑，奥斯瓦尔德在说话的时候神情严肃，一本正经。

的确，就是***，那个曾经拒绝暂缓执行尤利乌斯·罗森堡和埃塞尔·罗森堡夫妇死刑的人。

1956年10月，刚刚届满17岁的奥斯瓦尔德就加入了海军陆战队，个人暴力可是那里的标配。在圣迭戈的新兵营，奥斯瓦尔德成了一名合格的神枪手，他能在200码之外站立射击10英寸靶心，取得80%的命中率。在日本做雷达操作员的时候，一开始奥斯瓦尔德忍受了很多的挑衅行为——恐同嘲讽、强迫冷水澡、口头挑衅——他使出了最大限度的“无上克制”，默默走开而不是出手报复。最终他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合群”——社交、饮酒、嫖妓、自卫。他开始得心应手地捉弄那些在世界大事的知识水平上远不如他的军官们，一名陆战队战友证实，“这为他赢得了其他穿制服者的拥戴。”或许是为了躲避在菲律宾的哨兵勤务（李认为这是帝国主义），也许恰好是试着震慑一伙一直捉弄他的陆战队士兵，他成功地用一把走私得来的点22德林格手枪射了自己胳膊一枪。他被军事法庭控以私自拥有未注册枪支，此时的他也开始考虑叛投苏联。某天晚上在一间酒吧里，他把饮料泼到了某位士官身上（正是此人在走火事件之后，罚李去做长时间的帮厨兵），向这位士官挑衅。不过宪兵队阻止了这次争斗，奥斯瓦尔德也第二次被送上军事法庭。在禁闭室待了数周之后，奥斯瓦尔德息交绝游，开始学习俄语。

1958年年初，重新分配到加州某基地的奥斯瓦尔德开始追随那场革命：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反叛军与古巴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之间的战斗。前美国陆军中士威廉·摩根也因加入卡斯特罗军队，成为陆军少校而闻名于世。奥斯瓦尔德与海军陆战队里的波多黎各战友纳尔逊·德尔加多交好，他也与德尔加多谈到了追随摩根步伐的想法——“进行一场去到其他一些岛屿的远征，”德尔加多记得李的说法，“也解放他们。”就在德尔加多意识到奥斯瓦尔德并没有开玩笑的时候，他“开始恐惧不已”，并打了退堂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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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9月，奥斯瓦尔德结束了他的现役生涯，并几乎立即就投奔了苏联。他的叛逃和失败而归的事实一样人所共知。除了一开始略为做作的自杀企图之外（当时俄国人似乎并不会接纳他），这次叛逃是非暴力的。从奥斯瓦尔德的视角来看，这可是一次理想主义之举，也是他有生以来做出的最强姿态，不顾身后的暴力也要一往无前。他实在是太过天真了。俄国人没有欢迎他，甚至都不信任他。他们将奥斯瓦尔德送到明斯克的一家电子工厂工作，还在他的公寓里装窃听器。奥斯瓦尔德得出结论（就像他之前在博勒加德初中、位居更小舞台时的结论一样），他的决心足够，但是策略无效。

1962年6月中旬回到美国的奥斯瓦尔德已是满腔怒火，他准备好了要更新、扩展自己对暴力的身体力行。他的新俄国妻子玛丽娜证实了他的这一转变。“总体而言，”玛丽娜在刺杀事件之后写道，“我们的家庭生活在抵达美国之后开始恶化。李常常是脾气火爆，而他的这一人格特性现在愈发影响我们一家人的和谐共处。李变得非常暴戾，有时一些完全微不足道的琐碎小事也会让他大为光火。”玛丽娜告诉沃伦委员会，“我在俄国的时候他不这样。”但之后，李开始虐打玛丽娜。他常常粗暴地来回掌掴她，就像之前掌掴他母亲一样。10月份在达拉斯的时候，玛格丽特注意到了（玛丽娜的）的黑眼眶。就在奥斯瓦尔德一家居住的公寓楼里，四邻八舍都听到了玛丽娜撞在地板上的声音，也看到了她的黑眼眶和瘀青的面颊。玛丽娜对一位俄国朋友表示，李逮到她吸烟会打她，没为李放洗澡水，也会揍她，还威胁要杀了她。李不止一次对玛丽娜发出了死亡威胁，还开始强奸她。玛丽娜开始害怕他了。

在这个世界的初级政治场域里，也即是说——一段亲密关系的私人场域——奥斯瓦尔德第一次在暴力表现上大获成功，他也看到了“作为真正的暴力个体而声名大噪”那不道德的回报。不仅玛丽娜开始畏惧他；她的朋友亦然。【3】奥斯瓦尔德高估了上述暴力恶名和社会恐惧的经历，现在的他下了一个彻底的暴力决心，而且信念坚定。用阿森斯的话说，“无论是最轻微的挑衅还是根本没有挑衅，他都郑重其事地要重伤甚至杀死他们。”1963年1月末，就在奥斯瓦尔德一丝不苟地将欠美国国务院的款项（国务院借给他这笔钱让他从苏联回到美国）偿还完毕之后两天，他订购了最终用于刺杀总统的两件武器中的第一件——点38口径的史密斯韦森左轮手枪，他将用这把手枪杀死达拉斯警官j.d.蒂皮特。从事后来看，他肯定想着将这件武器用于政治暴力，但他也许还没决定他的目标是谁。据普里希拉·麦克米兰的判断，奥斯瓦尔德内定的目标是梅杰·根·埃德温·a.沃克，极端保守团体“约翰·博奇协会”的达拉斯发言人，之前他曾听说，沃克会于2月13日出席一场与俄国侨民的晚宴派对。此后不久，奥斯瓦尔德就强迫玛丽娜给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写信要求把她遣返回国，这大概也是为了“处理掉”她。在本月稍晚时候的一次夫妇争执中，玛丽莲心里一横，将一只珠宝盒向他扔去，奥斯瓦尔德为此扼住了她的脖子，差一点就掐死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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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让奥斯瓦尔德大为意外的是，沃克离开了达拉斯。麦克米兰估计，这次预料之外的离开给了奥斯瓦尔德喘息的空间，他得以拿出更周密的计划，写成一份“历史的辩护书”。他放任玛丽娜自生自灭。3月10日，他勘察了沃克的房屋，拍了几张照片。这些照片确证了狙击战法的有利之处。3月12日，奥斯瓦尔德订购了一枝6.5毫米口径的曼利舍-卡尔卡诺意大利军用卡宾枪。这款步枪装有4倍率狙击镜、后坐力低且装填快速，后来联调局定调为“一件极为精准的武器”。步枪和手枪在3月末几乎同期到货，也正是在月末，奥斯瓦尔德让玛丽娜给他和新武器拍了合影。他身着黑色的杀手服，手中拿着两份他订阅的写有日期的共产党期刊——这些照片记录了他的准备工作。

沃克回到达拉斯的4月10日晚上，奥斯瓦尔德就尝试刺杀这位右翼将军。他开枪打破房屋玻璃，子弹射入了沃克室内，此时将军正坐着整理个人税务。沃克活了下来，只有几块子弹碎片打中了他的右前臂，因为奥斯瓦尔德所用的狙击镜的视野深度还不足以搞定他的木质窗玻璃结构；看不到的横木让他的精准射击偏离了目标，子弹仅仅擦过了沃克的头发，然后直接打到了墙壁上。当天晚上11:30分奥斯瓦尔德回到家中，玛丽娜问他发生了什么。并不知道自己没打中目标的奥斯瓦尔德向妻子宣称：他已经击毙了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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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他，他没有在和平时期杀人的权利，”玛丽娜作证说，“他没有权利取走他们的性命，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与他观点相同。人们不可能都一个样。他说这位沃克是个非常糟糕的人，是个法西斯主义者，也是一个法西斯组织的领袖。我说，就算你说的这些都是对的，你还是无权夺走他的性命。他说，如果有人及时杀死希特勒的话，那就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玛丽娜回忆说，当奥斯瓦尔德得知沃克依然活着的时候，“他只是说他开了漂亮的一枪，只是因为运气原因才放过了沃克。他非常遗憾没有打中他。”用阿森斯的话说，奥斯瓦尔德对沃克的刺杀尝试堪称是“悬而未决”——这是一种过渡之中的状态，既不代表证明了他最新的决心力量，也不代表是一种反证。为了成就一场干脆利落的胜利，他得再次出手；而为了让胜利世所公认，他势必得出手更重。“他已经枪击了达拉斯最有名的人，”麦克米兰评论说，“他的子弹离沃克不到一英寸，而唯一的报纸版面刊登了……三篇报道——却没有哪怕一篇提到他的姓名。”

然而，奥斯瓦尔德曾出手试过这么一次激进而又遭禁的行为——然后又侥幸逃脱惩罚的事实——也为他壮了胆。玛丽娜注意到了这次事件让他变得如何自高自大，她也知道这是为什么。之后在4月，玛丽娜也目睹了一次莫名其妙的事件：她还记得，李正在准备刺杀理查德·***。

那天一大早我丈夫就出去拿了份报纸，然后进来坐下读。我根本没注意他，因为我的身心都被家务占据。很快我就看到他一身西装革履地穿好了衣服，手里还拿着一把手枪。我问他要去哪里，又问为什么穿得如此一本正经。他回答说：“***来了，我想去看看。”我说：“我知道你会怎么‘看’”……因为我看到了他随身带着手枪……我不知所措。我想阻止他出门……我把他叫进了浴室，（在他背后）关上了门，我想阻止他，接着我便开始哭泣。我告诉他，他不应该这么做，他也曾向我许诺过……我将他关了起来（在浴室里）。事实上我们扭打了好几分钟，之后他才消停。我还记得当时我说的话：如果他要出门的话，那就杀了我也总比出门好……也许他只是在试图测试我罢了，他是那种会尝试这么做的人，也会以此来伤害别人。可能他根本就不想出门，做这一切只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为了让我伤心难过……一开始他怒不可遏地说，“你总是这么挡我的路。”但他很快就放弃了，这对他而言可是颇不寻常……我告诉他，“你曾向我承诺再也不搞这种事。”……他接着说，“我正要出去看个究竟，看看是不是有合适的机会。如果有的话，我就会用这把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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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发生时，玛丽娜恰在孕期；她告诉麦克米兰，李之所以软化下来，是因为她威胁他，要打掉这个孩子。如果她这么做的话，“你将杀死你自己的孩子。”

***并没有当天前往达拉斯的计划，但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却到了达拉斯。奥斯瓦尔德当天早晨阅读的那份《达拉斯晨报》有关于***的大字标题，不过却是《***呼吁做出决策，将赤色分子逐出古巴》。是不是奥斯瓦尔德的阅读困难症发作了？他是不是在戏弄妻子？是不是玛丽娜把约翰逊和***的名字搞混了？也许只有奥斯瓦尔德本人才能回答这些问题。但尽管如此，这次事件也颇为重要。原因有二：它显示，奥斯瓦尔德做好了在轻微的挑衅下也动用致命的暴力的准备；它也显示了他对古巴重新的全情关注。

这种关注之情在4月底将奥斯瓦尔德带到了新奥尔良，他也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并以a.j.希德尔（a.j.hidell）的假名租下了一个邮政信箱：“a”代表他的俄国名字“埃里克”（alik）；“j”代表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他的榜样人物；“海德尔”（hiddel）用一个英语长音节“i”表达了其意图，那就是隐藏（hide）他的真实身份；“希德尔”（hidell）则用一个西班牙语短音节“i”与“菲德尔”（fi-del）谐音。（麦克米兰做了这一番破译，但她读出俄语短音节“i”要拜玛丽娜的刺探所致。）玛丽娜在五月中旬与她的丈夫在新奥尔良会合，发现他天黑以后在租住公寓的遮蔽门廊拿着步枪空射。“我问他为什么，”玛丽娜的证词说，“……他说他要去古巴。”奥斯瓦尔德告诉她，“菲德尔·卡斯特罗需要守卫者。我要加入他的志愿军。我要成为一位革命者。”

7月1日，他从公共图书馆借来了威廉·曼彻斯特撰写的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传记《总统肖像》（portrait of a president）。那个夏天，奥斯瓦尔德也读了《休伊·朗谋杀案》（the huey long murder case）一书。读完曼彻斯特的总统传记之后，他开始向玛丽娜夸夸其谈，说他要在20年之内成为总统或是首相——麦克米兰指出，那一年他就是43岁，这正是肯尼迪参选总统的年龄。他也在那个夏天接着读了肯尼迪的《当仁不让》（profiles in courage）一书，肯尼迪广为人知的句子给了他莫大鼓励，“一个男人行其所当行——不计个人后果，勿论艰难险阻，就算重重压力——这便是人类全部德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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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奥斯瓦尔德为“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fair play for cu-ba committee）策动的莽撞之举（散发传单，与反对者冲突）是他在新奥尔良活动的重要一页，似乎是在向卡斯特罗示好投诚。第二周他向玛丽娜建议，夫妻二人劫一架飞机叛逃古巴。那一周的奥斯瓦尔德还接受了一家当地电台节目“拉丁情报站”（latin listening post）的采访，他说他相信古巴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革命的国家。

9月初，奥斯瓦尔德在《新奥尔良时代花絮报》（new orleans times-picayune）上读到了一篇对卡斯特罗的即兴采访报道。卡斯特罗在采访中断言，中情局正在密谋刺杀他。卡斯特罗还宣称：“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与他们作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美国领导层应该想一想，如果他们赞助恐怖分子清除古巴领导人的计划的话，那么他们自己也不会安全。”

9月末，奥斯瓦尔德坐上一辆长途大巴去了墨西哥城，去那里申请古巴签证。据《沃伦报告》的说法，“他与（古巴）领事陷入了一场不快的争辩，领事最终告诉奥斯瓦尔德，‘就他而言，他不会给他签证。’原因在于，‘像他这样的人与其说是在援助古巴革命，还不如说是在搞破坏。’”奥斯瓦尔德说了什么，以至于这位领事得出了“他正在伤害革命”的结论？有两个各自独立的信息源——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写给沃伦委员会的一封密信；1967年一名英国记者对卡斯特罗的即兴采访——都证实，奥斯瓦尔德曾告诉古巴领事，他正在考虑刺杀肯尼迪。【4】英国记者科默·克拉克直接引用了卡斯特罗的说法，胡佛信件也间接证实了这个说法：“第一次（奥斯瓦尔德在墨西哥城旅行期间访问古巴领事馆）——我就被告知——他想要为我们干活。他被要求解释为什么，但他没有。他没有详细说明。第二次（他在同一趟旅行中访问领事馆）他说，他想要‘将古巴从美帝国主义手中解救出来’。然后他又说了类似这样的话，‘有人理当枪杀那个肯尼迪总统。’接着奥斯瓦尔德还说——这可是我听到的如实汇报——‘也许我会试着干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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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1月22日，奥斯瓦尔德尝试了，也成功了。古巴一度拒绝给他签证，因为他像是个狂暴不羁的人，或者是个中情局的特工奸细。古巴的拒绝让奥斯瓦尔德失落不已，肯尼迪对古巴持续的敌意也让他懊丧难当。奥斯瓦尔德仇恨肯尼迪对古巴的敌意，仇恨他的财富、声望和权力，他发现自己恰好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在达拉斯的得州教科书仓库大楼上班，这里正好是肯尼迪车队的必经之路——他在这里进行了一次“挫败-恶意型”的谋杀。同一天他在逃跑时还杀死了巡警j.d.蒂皮特，当时蒂皮特正在追击他。奥斯瓦尔德被捕之后，哥哥罗伯特观察到“他显得放松得如此之彻底，好像达拉斯监狱和全美境内一切狂暴举动都与他毫不相干似的”。恰恰相反，准确地说奥斯瓦尔德正是因为这事成了才放松——因为他最终真正确立了他本人在历史维度上的“暴力个体”地位。达拉斯警探j.r.利维尔对此心领神会：“他震撼了我。他竟是这样一位极为享受当下状况、也正在享受公众知名度以及发生在他身上一切事情的一个人。”

达拉斯警长j.维尔·弗里茨曾在刺杀事件之后与奥斯瓦尔德深谈，他对奥斯瓦尔德的状况明察秋毫：

我的印象是，他做这件事是因为他对古巴革命的感受。我认为……他对这场革命感触颇深。我认为这是症结所在。我还注意到另一件事。我不久之前注意到，就在沃克遇刺（原文如此）的时候，（沃克）曾经发表了一些有关古巴和卡斯特罗的言论；如果你用心回忆的话，还有很多事情：总统在遇刺身亡的几个星期之前也对古巴和卡斯特罗做了几段评点……我很难相信这些事情之间没有某种关联……我知道有不少人总是喊他（奥斯瓦尔德）“疯子”（nut），但他的谈吐可不像是疯子。他知道顾左右而言他的确切时机。

说来古怪，在如此之多写过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历史学家和自命不凡的阴谋论专家之中，没有一个人提到肯尼迪和古巴之间最大规模的关联——1962年10月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那时奥斯瓦尔德的23岁生日刚刚过去几天，他也正在开始对自己的私人暴力加码，筹谋暴力政治行动。那个星期我们的视线都只顾盯着电视了；奥斯瓦尔德有没有可能成为另一个人？以及，如果那场有如末世的核对抗（nuclear confron-tation）并未唤醒他早年对革命的狂热许诺、对朱利叶斯·罗森堡和艾瑟尔·罗森堡夫妇的记忆，从而引发复仇、升级其暴虐化的话，又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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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瓦尔德并没有为他骤然而兴的恐怖行径预留任何退路。他对罪行的矢口否认、他的冷静自信，以及他小心翼翼地不给弗里茨警长留下不利信息都表明他期待受到审判，在全世界的瞩目下受审，其中就包括菲德尔·卡斯特罗和那些拒绝给他签证的古巴官员。他曾经在第二次被海军陆战队军事法庭审判时充当自己的律师，为自己辩护；他大概期待着再来这么一次，将审判变成他发表激进政治观点的讲坛。

然而，奥斯瓦尔德却未能料到杰克·鲁比的偏好——这可是一位恨意满满的暴力行为者。在1963年11月24日这个星期日早晨，杰克在总统遇刺身亡两天之后，开枪射杀了这个被控射杀总统的人，当时达拉斯警方正押着奥斯瓦尔德转去地下停车库，以将他从市监狱移拘到县监狱。

作为个案的鲁比远远没有奥斯瓦尔德的经历奇异。1911年出生在芝加哥的鲁比是一对赤贫犹太移民夫妇八个子女中的第五个，他遭受了暴力父母之一或是两人的虐待：根据《沃伦报告》，他那酗酒成性的父亲“常常因为无法无天的行径、袭击和虐打他人被捕”；他的母亲“对她的孩子严苛峻急”——1937年，她的一名女儿曾经报告说，“她自私自利，多嫉多疑，（而且）暴躁乖戾。”11岁那年，鲁比被认定“在家抚养已是不可救药”，于是接受了迁居寄养家庭的面试。一位精神科医生发现，鲁比“性情急躁”且“桀骜不驯”。《沃伦报告》总结了这位精神科医生的发现：“他常常公开与母亲大唱反调，他认为母亲是个下等之人，他根本没必要遵守她的规矩。杰克告诉（收养）机构的会见者，他之所以离家出走，乃是因为母亲向他说谎，还殴打他。”这位精神科医生报告说，鲁比号称“他可以打败任何人，也可以驱使任何人做他想要的任何事”。他热衷于街头帮派，也已经有性生活。

换句话说，11岁的鲁比已经跨过了“暴虐化”和“恨意”的阶段，他此后的生计主要仰赖街头江湖，靠着倒卖黄牛票等欺诈行为养活自己和兄弟姐妹。成年之前的鲁比只会在人身防卫的场合诉诸暴力，但他的急性子也为他赢得了“火花”（sparky）的外号。鲁比以早熟而闻名遐迩，他是那个会在听闻辱犹言论时出手狂暴的人，或是那个在保护其他受辱者和被骚扰者时拔刀相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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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试图在“二战”期间躲避兵役，但最终还是被征入空军。战后他迁居达拉斯，妹妹在那里运营一家夜店。鲁比将夜店的生意接管过来，也是从那时开始，他的暴力超越了人身防卫之外。1950年，他用一根金属棍棒揍了一名雇员。1951年，就在他的吉他手骂他的时候，鲁比一拳将这位吉他手击倒在地，将他抵到一面墙上，踢他的腹股沟（吉他手的回应是咬下了鲁比左手食指的前两个指节）。1955年，鲁比用手指虎揍了手下一位音乐家，伤者的伤口缝了许多针。1960年，在一次工资纠纷中他狠狠打了一名艺人，出手之重以至于弄掉了艺人的一颗牙。1962年鲁比将自己的杂务工揍得够呛，以至于得送去急救室。1963年年初，他威胁着要把手下一名卖烟女孩扔下夜店楼梯。鲁比多次被捕，却从未被定罪，他是一名达拉斯警察的朋友，这名警察在为警察遗孀筹措好处。鲁比也热爱他养的狗，他是他自己的保镖；“1950年以来的约14次场合里，”《沃伦报告》说道，“他用拳头、枪托和金属棍棒打那些蛮不讲理的顾客。有的时候，他无须出手就赶走了那些惹是生非的顾客……可许多人都指出他过多地滥用了暴力，特别是常常会以将受害者扔下（他夜店）楼梯的方式结束一场争吵。”1958年，鲁比在自己的一家俱乐部里缴了一名对他拔枪相向的家伙的械，“将他几乎殴打致死，把他的枪放回了兜里，然后又把他扔下了楼梯。”鲁比还曾打倒了一个比他高6英寸、重50磅的家伙，让这个大块头连滚带爬地滚出了他的俱乐部。他还曾“重重殴打了一个曾经威胁他的重量级拳击手”。他还至少有一次挥舞手枪追打别人。

他对悲痛满怀者的处境反应激烈。总统遇刺之后，鲁比认为杰奎琳·肯尼迪和孩子们已是极尽哀伤，他表达了自己特别的关切之意：对奥斯瓦尔德的审判将迫使总统的未亡人重返达拉斯。就在他扣动点38口径左轮手枪，近距离将子弹平射进入奥斯瓦尔德腹腔，重伤了他的肠动脉和主动脉，并打碎其右肾的时候，鲁比大喊说：“你这个卑鄙小人！你杀了我的总统！”杰克·鲁比颇为歹毒地杀死了李·奥斯瓦尔德，他痛恨李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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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竟有能力组织、执行对约翰·f.肯尼迪的刺杀。我认为，他行凶刺杀的证据不胜枚举；本书可不是重温这一争论的场合。不过，从其暴虐化的童年到罗森堡夫妇被处决的残酷现场，再到约翰·f.肯尼迪和j.d.蒂皮特的遇害，奥斯瓦尔德一步步致其死命的人生轨迹足以否定一切所谓“他有精神病”的观点。朗尼·阿森斯在《危险暴力罪犯的诞生》一书开篇中的警示值得在这里重复一遍。

当人们观察一个危险的暴力罪犯时，如果不看结果，而着眼发展阶段早期时，就可能出乎预料地发现，这个危险暴力犯罪分子起初可能是一个相对善良的人，更能让他们产生同情而不是憎恶。也许更重要的是人们会得出结论：危险暴力罪犯的养成是大可防止的。与许多人类屠杀事件一样，它们都是从无到有一环扣一环产生的。因此，如果社会不能采取任何重要举措阻止危险暴力罪犯诞生的“背后进程”的话，那么社会就会默默地成为培养他们的帮凶。

我们都对这些杀人犯负有罪责。一只伸向那个快乐、阳光、敏锐、可爱孩子的援手，也许就能让我们免受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恐怖利剑。

【1】艾克达尔是玛格丽特第三任丈夫。她的第一任丈夫是爱德华·皮克，一名运务员。她与皮克生下了约翰·皮克，李和罗伯特的同母异父长兄。这场婚姻以离婚告终，玛格丽特将责任怪到了约翰头上。

【2】我已经纠正了奥斯瓦尔德令人讨厌的拼写。他的原文如下：“resoufualniss and patient working towards the aforesaid goal's are prefered rather than loud and useless manifestation's of protest. but these prefered tactics now，may prove to be too limited in the near future，they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slowness，indesision or fear，only the intellec-tualy fearless could even be remotly attracted too our doctrine，and yet this doctrine requirers the utmost restraint，a state of being in itself majustic in power.”

【3】1962年11月，亚历克斯·克莱因勒雷尔在帮助奥斯瓦尔德一家搬家的时候观察到，李正在羞辱、殴打他的妻子（原因仅仅是她没有完全拉上裙子拉链）。克莱因勒雷尔告诉沃伦委员会，“我非常尴尬也颇为生气，但我对奥斯瓦尔德畏惧已久，因此我也是敢怒不敢言。”在与奥斯瓦尔德讨论苏联与美国之间的“优点比较”时，克莱因勒雷尔也作证说，“我不与他争辩，因为他本人似乎比他的思维还要危险，我对此战战兢兢。”

【4】胡佛的信息来自一位联邦调查局线人。这位线人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他与卡斯特罗有过私人谈话。记者丹尼尔·肖尔披露了这封信；卡斯特罗后来否认自己有过这些论述。他的否认并不意味这些说法是假的，这两个彼此独立的信息源、刺杀事件本身都支持了他们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