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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就是牛头人弥诺陶洛斯【1】，幸存者会终其一生在它的困扰中穿梭，寻找着出口。现在回头看来，朗尼·阿森斯成为一名犯罪学家并不奇怪，但犯罪学对他而言却是意料之外的。
1967年入读弗吉尼亚理工这座占地面积很大的学校后，他和迈克·马科维茨做了两年室友。他们看上去截然不同，按阿森斯的话说——“一个是精明世故、人情练达的犹太人，一个是固执己见、骁勇好斗的希腊人”，但他们正好形成了互补。让他们两人都吃惊的是，阿森斯的成绩特别好，这让他们的关系短时间内很紧张：马科维茨理应是两人中成绩更好的那个学生。他们一起外出，一起约会，就谁更矮这个问题不时拌嘴，最终一起加入了一个名叫“tau sigma chi”的地下兄弟会。一路上不停讨论着那些让全天下大学生不眠不休所思考的神秘难题。
“我们就男子气概和是非观有不同的见解，”阿森斯回忆道，“以及人生中应该做些什么尝试，我们看法也不同。马科维茨认为我是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因为我非常理想主义。他认为，寻求真理和公正会让一个人成为待宰的羔羊。他会说：‘朗尼，我也希望这个世界是你期待的样子，但它不是。’他要去读医学院，坦率地说就是为了挣钱，他认为生活的底线就是挣钱。‘如果你没钱，人们也就不会理你’，他对我说。‘除非你有钱，他们才会靠近你，然后才能了解你，尊重你。你从来不懂这一点，朗尼。你生活在一个梦想的世界里。’我就会说，那些不追求真理的人，将会在生活中迷失自己。直到今天，我们还会继续这样的辩论。”
阿森斯从政治学起步，然后从一门社会学课程入门，开始接触犯罪学。他承认：“我原先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一门学科存在，我也不知道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工作或政治学之间有什么区别。我就坐在那儿听课，突然灵机一动，心想，哇，我知道这个啊！我有亲身经历，我应该能就此做点什么。”当他告诉马科维茨，他决定从政治学转向社会学，然后专攻犯罪学时，马科维茨以为他疯了，但他心里很清楚。“我总是对暴力感到困惑，”他回忆道，“在我家里，在我的社区，我一直想知道暴力为什么会发生，人们为什么要实施暴力，为什么没有人为此做点什么。”许多富有创造力的人选择职业时，都是基于童年时的关注和兴趣。阿森斯知道，自己充满暴力经历的童年是最翔实、最切题的案例研究，是太宝贵的素材，宝贵到绝不能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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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他曾怀疑过自己突然做出的这一决定，家庭暴力的持续上演也一次次坚定了他的信念。他母亲写信来，说彼得还在打她。有一次母亲打到住院，朗尼就回家看她，看到她头上缠着绷带，一只眼戴着眼罩。“在这一刻，我决定去好好教训他。我长大了，我要去好好教训他。”然而，彼得又一次掏出枪指着他。“他对我说：‘你别插手，朗尼。你最好从那扇门滚出去，然后别再回来，这里没你的事儿，你做什么也无济于事。这不是你的问题，走吧。’我不知该做什么。从某种程度，我也讨厌我母亲。又不是我让她嫁给彼得，我与这些有何关系呢？”马科维茨也劝他不要再插手家事，与家人保持距离，他的理由和彼得的一样：这不是朗尼的问题，他保护不了自己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他只能保护自己。朗尼觉得很沮丧，但也只能离家远远的。
选择一个能够全神贯注的专业，让阿森斯有了个人目标。他退出了兄弟会，他一直和一个在兄弟会很受欢迎的聪明、美丽的女同学约会，她叫玛丽莲·欧鲁尔克，他们结了婚，并搬到一间公寓里。“之后我就开始废寝忘食地学习犯罪学，”阿森斯回忆道，“我完全沉浸其中，已经可谓狂热了。有几位教授非常重视我，我开始经常出入他们办公室。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我加入了美国社会学学会，做了很多统计工作。统计学是社会学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对此深以为然。弗吉尼亚理工的统计学系很强，因为农业需要统计学。因此，为了进一步推进研究，我去学习了高等统计学。我对实证主义心醉神迷，我认为它就是答案，使社会科学像物理学一样可以得到实证。我认为，每一现象背后都有密码，而解密的钥匙就是数学和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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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学，即关于犯罪的研究，是广义社会学范畴之下的一个分支，是一门关于集体行为的研究。社会学希望像自然科学一样成为研究社会的科学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20世纪初的事，它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后保守主义者对社会控制机制的研究。社会学在早期发展的几十年中，主要专注于案例研究——对亚文化和社会构成的细致描述，以及对当下社会丑闻的事实披露。到1960年代后期阿森斯开始学习社会学时，统计学已开始在该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各类错综复杂的图表开始得到运用。对许多社会学家而言，处理或运用好数据，似乎就肯定能获得更具权威性的结论，因为数据的很多作用是仅靠观察所不能达到的。阿森斯作为一个充满激情且追求清楚明晰的初学者，追随了统计学方法。
要研究罪犯，应该去监狱，但有一个障碍就是，如何能够进去。监狱的管理者们不喜欢普通人在自己的地盘上随意进出和提问。要进行第一个社会学调查时，阿森斯决定制作一套简短的问卷，对服刑人员的政治倾向做一个调研。他知道登巴里斯神父曾为服刑人员做过布道，并认识州政府的官员，所以向神父求助，希望能够进入位于里士满市的弗吉尼亚州立监狱。那座监狱历史悠久，坐落在伯德公园东部的贫民区，正是他长大的地方。登巴里斯神父提醒他，监狱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并建议他从不那么危险的地方入手，先试试胆量——比如诺福克附近的萨福克州立劳动改造中心。于是，在登巴里斯神父帮助下，阿森斯获准进入了劳改中心，随机选取了35名服刑者，问了每人三个无关紧要有关其政治倾向的问题。
神父确信自己的这位“门徒”没问题后，又安排他去了弗吉尼亚州立监狱，这里原本是一座古堡，之后被拆除了。1969年12月，阿森斯在监狱的访客中心坐了五天，又将上次的三个问题向84个重刑犯挨个问了一遍，这84人中，有1/3都是暴力犯罪，包括强奸、伤害和谋杀。这是阿森斯第一次在里士满街头以外的地方直接面对暴力罪犯。55个监狱看守也回答了阿森斯的问卷问题。
回到学校后，阿森斯将自己从所有受访者处获得的全部调研数据刻录在ibm打孔卡上，“当时我真觉得自己是个伟大的科学家了，”如今他自嘲当初的天真。“我去哪儿都带着这叠磁卡，按照回答内容对它们做了分类，使用社会学系的计数分类器进行单变量分析和双变量分析。当我把自己的研究带去给系里老师看时，他跟我开玩笑说，我似乎完成了自马克思以来最伟大的研究。”不出所料，阿森斯发现，监狱犯人和看守对政治、种族以及几乎其他一切问题都持不同观点。那时，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向他提供了一个研究生名额，学费全免，每月还拿345美元补助，这是对他的另一个启示：能够在研究生院获资助就读，为什么还要举债去读法学院呢？阿森斯由此确认了自己对犯罪学研究的兴趣。他努力争取将自己对监狱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如果在大学期间就有研究成果发表的话，他可以申请到最好的研究生院，但没能成功。“我只是还不具备能力来进行文献综述和完整的统计学分析。”他哀叹道。但这次失利没让他退缩，他想要尽快读一个博士学位，以便可以开展研究，开启职业生涯。他提前一学期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本科毕业，要赶在1月入读研究生，这在时间上限制了他的目标院校选择，他只申请了几所学校，其中包括威斯康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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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威斯康星的教员中有一位杰出的犯罪学家马歇尔·克利纳德，他曾写过一些关于犯罪和偏差行为的著作。阿森斯直接给克利纳德写信，介绍了自己关于罪犯和监狱看守的调查，并表示：“我了解您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偏差行为，我非常希望能够追随您继续学习。我知道您的时间非常宝贵，许多人都在竞争师从于您的机会，但是我希望您知道，我对该领域充满热情，如能获得您的指导，我将倍感荣幸。”很少人能像这样在申请研究生时直接递交独立的报告，并有礼貌地要求获得指导。克利纳德回复了阿森斯，称他的研究报告“很特别”，他“非常高兴”阿森斯有计划来读研究生，并期待和他共事。1970年，阿森斯拿到了威斯康星大学的录取通知，并获得了一个助教职位，待遇包括学费、奖学金、医疗保险以及一张银行卡。他和玛丽莲开始打包行李，其中有一件是他刚开始对犯罪学产生热情时所立下的誓言，这段誓言被印在一张卡片并贴在个人展板上：
我发誓
我全心全意地保证
将对过去、现在、未来
所有社会中最突出的问题行为
——谋杀——
全职进行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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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太幼稚了，”他如今事后谈起这份誓言，“我当时就是个傻瓜。”但是，有哪个聪明的穷小子在大学时期，不是天真的呢？人有了梦想，才会有责任。
马歇尔·克利纳德神采飞扬，总是头戴一顶藏蓝色贝雷帽，初次会面，立即让阿森斯肃然起敬。阿森斯也让克利纳德吃惊。“他看上去显然很惊讶，”阿森斯回忆说，“他的阅历如此丰富，对我应该一目了然，但当我向他介绍自己时，他似乎有些困惑，仿佛我不可能如自己所介绍的那样。他当时没说什么，但当我们熟悉后，他才对我坦言，我是他所见过的学生中最不修边幅的。”作为一个年轻的研究生，阿森斯身材不高但很健硕，长相英俊，黑色的眼睛，方方的下巴，浑厚的男中音，还带了点弗吉尼亚口音。他留着长长的黑发，穿着牛仔裤和靴子。但是从他非常挑衅甚至带有威胁性的举止中，从他那直截了当、不加修饰的谈吐和不时爆发的大笑中，克利纳德看到了一种原始的野性。
第一学期时，有一次阿森斯在社会学系一角的一排小隔间里坐着等同学，一名女子离开后又疯了一般地跑回来，在附近隔间里找东西，然后怒视着他开始大喊，说他偷了她的钱包。“他不是学生！”她尖叫道，“快去找学校保安！”之后，直到他不得不出示身份证明，学校保安才让他走。不久，阿森斯在克利纳德的一节偏差行为讨论课上做课堂报告，站上了讲台。他从未在整个班级面前公开讲过话，这次他所做的报告是关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自杀论，同学们都开始笑了起来。他疑惑他们在笑些什么。整个教室都充斥着笑声。他意识到，他们这是在笑他。他丢下讲稿质问他们：“你们以为你们在嘲笑谁，一群混蛋！”这时，克利纳德温文尔雅地进行了调停：“时间到，时间到。休息一会儿吧。”然后他把阿森斯拉到一旁：“听着，朗尼，这些学生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人，他们不知道你的为人，他们很无知，但是他们以为你无知。所以如果你能原谅他们，我会很高兴。你只需要给他们一点耐心，再上讲台去吧，把报告做完，一切都会很好。别再骂人了，好么？上去吧，先把报告做完。”他先上了讲台，重新向同学们介绍了他这位不同寻常的研究生：“这份报告令人印象非常深刻，我对这位先生的研究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了解他的背景，非常受他打动，而且这份报告也很精彩。”这番介绍为阿森斯的报告定了基调，再没人笑了。阿森斯做完了他的报告。研究生第一年，克利纳德和他的夫人为阿森斯提供了很多类似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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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纳德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这是全美国第一个独立出来的社会学系，曾傲视群雄。他读书时正好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最辉煌的时候，他也是社会学系第三届毕业生中的风云人物。他的老师里有埃德温·萨瑟兰、赫伯特·布鲁默，曾先后担任过美国社会学学会的会长，而他们又是从社会学先驱那里传承的衣钵，诸如：前报纸主编和种族关系活动家罗伯特·帕克、社会人类学家和理论家威廉·托马斯、哲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米德的同事约翰·杜威曾经是芝加哥大学另一个富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帕克、米德、杜威都曾是威廉·詹姆斯的学生，而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正是扎根于詹姆斯的实用主义理论。
20世纪初，美国的社会学学科还在努力与生物学划清界限，让自己成为一门科学。根据当时的科学观念，人类的社会生活源于生物本能，从根本上遵循着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的进化学说，进行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式演进，因此留给社会学来阐释的余地并不多。社会学家试图证明“行为决定行为”——是有意义的人类活动而非生物学形成了人类文化，从而对“生物学决定行为”这一论点予以反驳。（这一辩论既是基础性的，又很深刻，最终发展成一场关于人类行为是预先注定的，还是后天经由自由意志形成的辩论，一直持续到今天，辩论双方如今称为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
芝加哥学派的先驱及其门徒将案例研究的方法引入社会学，对芝加哥各色边缘群体和移民进行解构，并写成各类著作，诸如：《帮派》《罢工》《犹太人居住区》《城市》《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流浪汉》《职业窃贼》《种植园的阴影》《俄国城的朝圣者》《黄金海岸和贫民窟》。威廉·托马斯参与了《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写作，罗伯特·帕克参与了《城市》的写作，他们都极具学术地位和学术能量，认为相比于海量数据库和问卷调查，直接调研更能揭示集体行为背后的规律。1921年，帕克及其加拿大同事欧内斯特·伯吉斯出版了社会学领域的首部教科书。书中，作为一位前新闻工作者，帕克强调应当进行具体实践，而不是“堆砌一些常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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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们一直梦想着，终有一天，理论和抽象科学可以成功地将各类公式和通用术语套用到生活的各个具体事件中。这是所谓“知识分子”的悲剧性错误，他们的知识来自教科书，而并非来自观察和探索，因此他们以为科学能够解答一切。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自然科学可以涵盖人类所有具体经验。大自然无穷无尽，人类经验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肯定会继续拓展我们的科学学科分类，同时，科学的不断进步，也将进一步带给我们更多新的研究领域。
上述观点虽然不是关于数据的统计学应用，但对于阿森斯也是一个启示。1950年代和1960年代，定量社会学崛起，取代芝加哥学派占据了上风。在阿森斯入读那几年，威斯康星大学特别重视统计学研究，社会学系的规模位居世界第一——这是阿森斯之所以选择该校的原因之一。克利纳德非常重视他称作的“更精确的社会现象关系测量技术”，认为其“有助于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继续发展”。但他也对同僚们蜂拥而上去应用这门新技术持怀疑态度，因为有些人用数据只是为了能够打着科学旗号，对研究成果进行虚假包装。最近他在美国中西部社会学学会说过：“对许多社会学家而言，……建立定量分析专家的名头，用上数学的方法论，或运用好新型电子计算机，都是在当代学界获得尊重的捷径。”他还抱怨道：“在当今研究生教育中，……获得第一手经验的机会没有增加，反而越来越少……研究生在调研中使用了太多二手数据，运用了太多图表之类的形式主义，偶尔才能有机会进行简短的个人访谈或测试……如今的研究生常常不愿意或者羞于通过直接调研获得一手数据或原生的社会现象，这与25年前的芝加哥这里的研究生完全不同。”——克利纳德这里所说的25年前芝加哥研究生，很有可能是指当年阿森斯所做的那份关于囚犯和狱卒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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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鼓励阿森斯拓宽思路，纳入其他可能性，克利纳德鼓励他多看定量社会学的评著。这些方法对于阿森斯颇有裨益，是他在研究暴力犯罪中的必要工具。
科学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发表过一篇论文，评述了两大社会科学学派之间的基础哲学性辩论：社会科学与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是否属于两个世界？定量社会学家认为，两个领域并无本质区别，而芝加哥学派的定性社会学家则认为二者泾渭分明，因此需要不同研究方法。舒茨本人支持后者观点，指出“自然科学家所探索的自然世界，并非仅仅‘意味着’分子、原子、电子相关的一切。”相反，社会现实的内涵则是对应着在其框架中生活、思考和行动的人类——社会学正是要探索这些内涵。为此，舒茨认为需要另一套完全不同的工具，必须考虑主体性。其理论构想必须为“二度构想”，即“社会场景参与者关于构想的构想”。
例如，阿森斯对某些人暴力行为的成因感兴趣。定量社会学所采用的自然科学方法——测量和实验可以揭示有关此类人的许多事实：多数为年轻男性，居住于大城市而不是小乡镇，初次犯罪年龄较小，课业表现不佳，开车鲁莽，看到暴力画面时焦虑水平会上升。但这些都解答不了阿森斯的问题，因为犯罪动机无法通过这些办法来衡量，为了找到犯罪动机，他必须直接观察暴力人群，与其进行互动，向其提出问题并获得答案，寻找共通的模式。
舒茨的学生、社会学家艾伦·西库里尔写了一本关于社会学研究方法和量化分析的书，进一步拓展论述了舒茨的观点。阿森斯为之做了概括：“西库里尔认为，在实数系和社会现象要素之间，并无同构关系或一一对应的关系。你不能测量爱情，不能测量性格，你可以计算东西的数量，看其如何分布，但你不能量化测算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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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德雷克·菲利普斯出版了一本著作《知识来自何处？》（knowledge from what？），给阿森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书中，菲利普斯揭示了社会学家致力于量化社会行为所带来的种种不尽人意的结果——这可以算是社会学的肮脏小秘密了。“尽管社会学文献里没有几百个也有几千个概括，”菲利普斯严厉指出，“但其中绝大多数既不属于实证主义研究，也无助于解释任何观察到的事实。”菲利普斯尤其提及定量社会学的统计方法：测量一个“变量”，对比另一个“变量”，看它们是否相关，即同步变化。如果同步变化，则一个变量就能够“解释”另一个变量。他举了一例：“因此，如果心理健康状况（一个变量）与社会阶层（另一变量）高度相关，则心理健康状况从某种程度上（据说可以）由社会阶层解释。”通过观察这些变量表，菲利普斯发现“‘重要’关系平均能解释10%的变化”。（对照天气预报：如果下雨概率是10%，你还会带雨衣吗？）在所有变量表中，他发现相关程度最高的只能达到13%：“显然，只有10%、13%甚至20%的相关程度，并不是很有说服力，也并不具备太强预测能力。”他还引用了别人的一句话：“在（社会学科研期刊的）编者和读者之间有一条君子协定，就是不问一项研究到底能解释多少变量，这或许是因为变量方法会让所有人都感到尴尬。”
菲利普斯认为，试图寻找变量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动态系统，会让人们忽视其最根本的特征，从而得不到解答。在以下这段话中，他对根本特征做了强调，正好也直接呼应了上文中阿森斯在大学时代所拟定的那份“誓言”：
如果我们想超越堆叠的（变量）清单，去研究一个系统如何运作，就必须更加频繁地进入系统。这种参与程度是必要的，能够帮助我们恰当理解他人的言论和行为。只有更进一步参与到我们的研究事物中，我们才能进一步关注、感知和体验，并获得其“自身信息”和“相关信息”。当然，如果我们这些社会学家真如我们自己经常所说的，对过程和互动抱有真正兴趣，想要研究意义和社会关系的构成，只能通过更加积极地介入和参与来做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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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阿森斯印象深刻的文章出自赫伯特·布鲁默，他是克利纳德的老师和同事，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资深教授。布鲁默认为，变量分析遗漏了生命这一要素：“我认为，我们可以且必须先把人类的生命看作一个庞大的解释体系，人类在其中或独立或集体地通过给自己遇到的物体、事件和情境做定义，从而为自己提供指引。”布鲁默坚持认为，为理解这一进程，科学家必须获得一手知识，这可能包括“直接观察、人物访谈、倾听对话、保存生活史记录、利用书信和日记、查阅公共记录、安排小组讨论，以及在必要时做记录”。查尔斯·达尔文曾经就是这样一位自然主义观察者，布鲁默称其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科学家必须探索、必须检视，必须从行为者本身出发，来观察他所研究的社会行为。
他应当去追溯行为的真正形成方式。这意味着，用行为者的视角看待情况，观察行为者考虑什么问题，以及如何理解这些问题，注意到提前设想的其他替代行为选项，尝试遵循能够挑选和执行预设行为的思路。这种对行为的识别和分析，对于社会行为的实证主义理解至关重要——无论是青少年犯罪、自杀、革命、黑人激进分子行为、右翼反动团体行为等等，都是有用的。
布鲁默的方法正是阿森斯所需要的，在他关于囚犯和狱卒的第一篇文章中，他感觉施展不开。如今他意识到，如果他希望理解自杀，问些提前准备好的问题，然后在答案中进行一些统计学的相互关联其实“毫无价值”——因为在这种狭隘思路中，他无法运用自己关于暴力的第一手经验，而这些经验本应是无价之宝，既可以为他的研究提供指引，又可以用来检验结果。他后来给克利纳德写信说：“读了您推荐的那些论著后，我突然得出了一个结论，定量分析的技巧充其量不过是‘伪科学’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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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观念伊始，阿森斯表现得有点过火。“情况有点失控，我完全醉心于定性社会学，认为我之前所有的学习都是错误的，大错特错，之前所学全部都毫无用处，对我弊大于利。我开始质疑自己在课堂上听到的专家观点，也不会婉转行事，而是直接举手问道：‘您为何对贫困感兴趣？您从未挨过饿，不是吗？’我质疑那些研究女性的男性，研究黑人的白人，研究底层人民的中产阶级，研究暴力犯罪但自己从未实施过暴力犯罪或者遭受过暴力犯罪的人。我也经常问那些犯罪学家，为何不像克利纳德一样去研究白领犯罪。他们的公信力在哪里？他们为什么称得上专家？当时我一概不信，现在也还不信。”
尽管阿森斯的主张从常理看来也并非毫无道理，但可以预见到，他在课堂上的这些质疑让教授们感到恼火。克利纳德夫妇又把他请去家中，就礼仪问题对他进行了指导，阿森斯愿意就礼仪接受指导，但并不愿就逻辑问题接受纠正。他没有放弃继续提问，反而愈战愈勇，并在研究生同学中发起一项请愿，邀请赫伯特·布鲁默来学校。“我的想法是请他做个报告，代表所有实证主义领军人物发言。我去找克利纳德说：‘您认识他？’他说：‘是的。’我又问，‘您认同他的思想？’他答，‘是的。’我说，‘好的，我们发起了一项请愿，已经提交给了系主任，他说系里会支付讲座费用，所以您能邀请布鲁默来做讲座么？’克利纳德说可以。”于是，1972年5月，布鲁默来到麦迪逊做讲座，而阿森斯在等待他。
【1】弥诺陶洛斯（ninotaur）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半人半牛怪，一直被困在克里特岛上的迷宫之中，以被关进迷宫的人为食。——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