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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詹姆斯河从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流过。河面水流湍急，在上游瀑布线附近，来自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水流在岩石上撞击出白色浪花，随后波涛汹涌地流经原来南部邦联的要塞，最后慢慢化为涓涓细流。在这片水域，生活即斗争，自原住民时期便不断发生着暴力杀戮，从1607年英国殖民者入侵詹姆斯敦攫取黄金，到南北战争期间的遍地焦土，直至今天因毒品猖獗、谋杀频发而分崩离析的市镇。如果谋杀确实是件疯狂的事，为何影响如此深远？为何有这么多人死于暴力？

相较于中世纪，詹姆斯敦西部地区的谋杀率自殖民时代起已开始下降。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常因争斗而杀人，谋杀率甚至与今天美国最凶险的城市不相上下。在中世纪那个无政府、无管控的年代里，城市和农村的情况恰恰与今天相反：农村暴力猖獗，城市则相对安全。17世纪，新出现的国家垄断开始运用警察和军队压制暴力。谋杀纷争的解决从街头走向法庭，谋杀率也开始大幅下降，到20世纪早期已跌至历史最低点。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城市兴起，谋杀率也开始回升。

每当朗尼·阿森斯忆起里士满那条大河，总会想起曼彻斯特餐馆——那是他外祖父龙布罗·扎哈里亚开的小饭馆，在里士满城南、梅厄桥边，位于林立的造纸作坊和烟厂中勉强开辟出的一块狭窄三角地，专门面向作坊工。母亲用外祖父龙布罗的名字给他命名，但把希腊名“龙布罗”改译为英文名“朗尼”，不让当地那些乡巴佬借此取笑他。在那动荡的童年中，外祖父扎哈里亚是最能让朗尼感到心安的人。

曼彻斯特饭馆具有典型的爱德华·霍普作品风格，作坊工人们叫它“伸缩接头”：大大的玻璃窗，白人黑人有各自的入口和座位区；刺着文身、穿着汗衫的彪形大汉们把胳膊肘撑在大理石台板上，喝着酸奶；黑色座椅上汗渍斑斑点点；还没领到下月薪水的常客们所赊的账被记在一块小黑板上；菜单有热松饼、汉堡、腌鲱鱼、黑咖啡、橙汁、苹果酒、啤酒和外祖父的招牌豌豆汤；吧台里卖着香烟和嚼烟，沃利策自动唱机上播放着汉克·威廉姆斯的《相思布鲁斯》或伍迪·格斯里的《费城律师》；作坊排放的煤烟滚滚，如同云影般笼罩，外祖父栽的花和无花果树只得在饭馆后面的小花园觅得栖身之处。“这里总是有吃不完的便餐、热闹的场景、有趣的故事，没有烦忧，也没有恐惧。”当然，家里也不是不热闹，只是那种热闹总让人隐隐觉得，暴力下一刻就会如风暴般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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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归暴力。或许由于外祖父在曼彻斯特饭馆守住了一角安宁，朗尼·阿森斯最终得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犯罪学博士学位。他矮小结实、相貌英俊，时常开怀大笑，非常谦虚和专注，总能说服最不友好的狱卒，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独自一人进到监狱里采访强奸犯和谋杀犯，尽管这有时意味着以身犯险。于凶残的叙述中寻找人性中的兽性，他会发现这些危险的暴力犯罪源于粗暴、残忍，以及日常普遍的程式。他会第一次确定地发现暴力行为的恶意逻辑，那是精神病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犯罪学领域的几代同僚们曾陆续研究但仍无法理解的事情。他会发表两部极具原创性的精彩著作。然后他会花上二十年时间，苦口婆心地劝说那些顽固的专业人士。那些人不愿接受他所指出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很有可能为犯罪预防提供指引，帮助刑事司法系统识别并收押暴力惯犯。

外祖父守护着自己的女儿艾琳，而艾琳嫁给了野蛮的彼得罗斯·阿森斯，他自称“希腊佬彼得”。“二战”接近尾声的某一天，彼得穿着军队制服，优哉游哉地走进曼彻斯特餐馆，点了一杯啤酒，要求和店主说上几句。外祖父过来后，彼得改用希腊语说道，自己在教堂组织的一次野餐中遇到了艾琳。彼得即将退伍，艾琳觉得自己的父亲或许能雇用他。外祖父认为彼得的言行非常不得体，愤怒并轻蔑地警告彼得，以后不准再和艾琳说话，除非艾琳的母亲也在场。饭馆不需要帮手，但他认为希腊人应该帮助希腊人，所以同意让彼得在前台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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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有一头浓密黑发，梳着大背头，肩宽膀阔，手臂强壮有力，但腿却很短。外祖父觉得他长得像吉姆·朗多斯——人称“希腊金人”的重量级摔跤世界冠军。彼得自己也这么觉得，郎多斯是他的英雄之一，另一个是洛奇·马西亚诺。

彼得娶了艾琳，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但并没在饭馆前台干太久。作坊工人们戏称希腊人为“扁平足妖怪”，嘲笑希腊语的发音：嘎嘎嘎，嘎嘎。“你既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你不过是某个夹在两者之间、被边缘化的古怪外国人。”关于希腊人在当地的地位，朗尼这样解释。外祖父则不以为然，他认为要在这做生意，就得承受这些。早在1920年代，他就开始推着小车贩卖甜甜圈和咖啡，然后发展到有一个小凉棚，直到如今有了自己的饭馆，在伯德公园边上安了家，也在银行里有了些积蓄。

彼得则不太一样，他的处世原则简单粗暴：愿意就放马过来，不愿就拉倒。他在宾夕法尼亚州长大，父亲是砖窑工人和职业摔跤手——一个来自斯巴达的粗暴、强硬、一文不名的乡巴佬。彼得的母亲在一场车祸中惨死，身首异处，死在自己儿子的臂弯里。每当作坊工人来曼彻斯特餐馆作弄彼得时，他都会解下围裙，蹿出柜台，痛打那些人。“有次他把一个人从窗户扔了出去，”朗尼说，“还有一次他差点把一个人打死，但不巧那人正好是标准造纸厂的工头，于是饭馆遭到该厂工人的集体抵制。外祖父训斥彼得：‘我们到这儿不是来打人的，是来赚钱的。我已经听够了关于希腊人骄傲的废话。如果你有钱，就有骄傲。如果你没有钱，就没有所谓的骄傲。你到底在做什么？如果你想摔跤，就去当职业摔跤手好了。’然后他就不让彼得在饭馆干了。”之后，彼得在幸运打铁厂找了份工。

1945年，朗尼的哥哥里科出生，1949年朗尼出生，他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小弟弟，而两个较大的儿子和妈妈是彼得主要的施暴对象。朗尼还记得，彼得总这样教训他们：“不管男人、女人还是孩子，这都无所谓。我没让你对我不敬，是你自己敢对我不敬。如果你连老子都不敬，你简直要反了天。”他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彼得的父亲由于常年在砖窑劳作，手上都是老茧，常把彼得打到嘴唇爆裂直流血。有一年他父亲因为用砖拍了另一个人的脑袋，被砖窑辞退了，一家人差点饿死。最后有一次，当父亲差点用烧火棍打死他后，彼得决定离家出走，先在一家旅馆给人擦鞋，随后入伍，随军南下到里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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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幸运打铁厂解雇后，彼得又去雷纳德金属厂打工。他总是翻来覆去地自说自话，朗尼模仿了一段他父亲的长篇大论：“老子我就是个勤劳杂种，都给老子放尊重点。老子有份正常工作，也能赚个外快。老子天生擅长瞎扯淡，是拉皮条的一把好手，老子能把东西卖给任何人，能到处搞到钱。老子根本不需要啥大学文凭还是工会证书，也不用每周巴巴等着发工资。只要老子愿意，哪天都能搞到钱。说话根本不值钱，钱才是这个世上唯一长嘴的，所以老子总得想，上哪儿去赚上一票。”

***任总统的头几年，那时朗尼只有三四岁，彼得从艾琳的一个叔叔手里买下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小饭馆，并把饭馆的名字从“红星午餐”改成“彼得小吃店”。店面不大，13个座位加上一个柜台，卖些炸鱼饼、热狗、烟草、薯条、派、冰淇淋，有两个大咖啡机，全天供应早餐。饭馆在一层，一家人则住在二层。彼得高中时做过鼓手，有空时也跑去友谊酒馆兼走穴打打鼓，赚些外快。

彼得有一把无证枪支，插在柜台下面收银台旁边的枪套里。照他的设想，如果有歹徒胆敢来强令他打开收银机，他就能拿枪把歹徒吓跑。这是个过渡型社区——朗尼认为这可能是叔叔为什么要把这地方卖给彼得的原因。有一天，两个黑人走进来，要了三十六个全料热狗，朗尼正好在那儿帮忙。“我们裁好包装纸，把热狗从炉子上拿下来，放上配料，一个个包起来。”他们用一个箱子把所有热狗装起来，再把饮料放进去，这套餐一共25美元。那两人没付钱，而是一把夺过箱子。彼得要他们付钱，他们便说：“一毛都不给，告诉你，这就是在这做买卖的代价。”说着就往外走。彼得掏出枪，朝他们头顶放了几枪，说：“哪个狗娘养的敢走出这个门，我让他就着热狗再吃几粒枪子儿。”那两人不敢动了，彼得用枪指着他们，朗尼打电话报了警。警察赶到后，彼得没有起诉这两人，而是要求他们交50美元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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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的暴力倾向在家中也未收敛半分。“他会揪起哥哥和我的头发，把我俩的脑袋撞在一起，撞得我们满脸是血，”朗尼说，“我要是躲在床底下，他会把床抬起来，我就死死抓住床垫下的弹簧，让他碰不到我。他是一个野蛮人，一个希腊乡巴佬，一个极端父权主义者。”彼得认为自己永远正确，随时准备与任何人开战，在朗尼的回忆里，他会经常说：“老子不管你是谁，或你自以为你是谁，你是医生也好，律师也好，随便你是啥，只要惹到我希腊人彼得，我就要把你打趴下，让你再也站不起来。”当然，朗尼也承认：“他并不是每天都会失控——我可不想夸大其词，但当他失控时，那可是真的吓人。”

在朗尼四五岁时的某天晚上，彼得发过一次飚，当时朗尼正因为洗澡的事和母亲吵闹。母亲想给他洗头，他不想洗，母亲就向父亲抱怨了几句。彼得马上大吼着冲进来，一把抓起朗尼，将他倒栽葱式地塞进马桶。“他冲了两三次水，我以为我就要被他溺死在马桶里了。这太屈辱了，水不停地冲，我只觉得脏，而且吓得要死。”

彼得还曾把里科打到住院。在暴力这件事上，里科似乎学到了彼得的陋习。朗尼还是襁褓里的婴儿时，里科就用锤子敲过他，还摔碎了他的奶瓶。甚至有好几次，他都试图用枕头捂死自己这个小弟弟。有次他俩打架时，里科把朗尼推下楼梯，朗尼没有受伤，但被吓得不轻。晚饭时彼得问朗尼，他是怎么从那该死的楼梯上掉下来的，朗尼说是被里科推下去的。艾琳心知不妙，赶紧为里科说话，这让彼得更加雷霆大怒。他拿起一个盘子，照着里科的脑袋砸下去。里科被打成脑震荡住了院，还缝了几针。

华盛顿的街头也充满暴力，朗尼在外面依然逃不脱受害者的命运。在一本书里，他描述过一件事：

我在小学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三个稍大点的男孩，他们叫我“短腿佬”，肆无忌惮地讥笑我的身高。等我自以为他们走得够远了，就开始回骂他们，这是个错误——他们突然开始追我，我横穿一片空旷的停车场想要逃走，这只是徒劳。刚进入停车场，他们就开始向我扔石头和瓶子，开始我还能躲闪，直到被一个空易拉罐绊倒。我刚爬起来，其中一个男孩就追上了我，把一块砖拍到我的脑袋上。我踉踉跄跄地后退，用手去捂脑袋，眼冒金星，血漫过我的手，滴到我的衬衫上，之后我就晕了过去。当我醒来时，已经身在医院了——还好有一个女人看到我躺在地上，好心地出手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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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是在华盛顿时，艾琳要去住院生孩子，就把朗尼留给里科照看。里科在学校惹了麻烦，这次正好趁他母亲不在，就带着子弹满膛的气枪去学校“复仇”。他躲在学校外面，用气枪射窗玻璃，射走出门的孩子们。他还拉上朗尼和他一道，于是两人一块儿被校长赶了出去。他们躲进树林里的小屋，藏了三四天，每天去附近一家超市偷点食物过活。最后，直到有人在超市里出现在他们身后，抓住他们后脖颈，这次冒险才告一段落。兄弟俩以为是这人是超市经理，但却是彼得。像往常一样，彼得又把他们的脑袋狠狠撞了一番。

生活在暴力中，像朗尼这样聪明的孩子很难不去研究暴力。童年遭受虐待的孩子很容易过度警觉，这是必然代价。回溯起自己为何对犯罪学产生兴趣，朗尼会记起被母亲送去里士满外祖父家的暑假。外祖父家住在伯德公园边上的希腊人聚居区，那个公园在里士满市区西边，南部濒临詹姆斯河。从外祖父家前门，能看到公园北门的喷泉和划船的小湖。有一年夏天，一个猥亵儿童的人在公园出没，诱拐儿童。负责案件的联邦调查局需要一个孩子做诱饵，探员就挑中了朗尼，并送他去湖边玩耍，让他不要跟其他人接触，自己一个人待着，探员则带了一些人，待在外祖父家门廊上，用望远镜观察。当时朗尼差不多七八岁，他非常享受这份任务。“我每天都去那儿，”他说，“我一点不害怕，但过了一阵子有些无聊，我甚至开始希望有人来抓我。”猥亵者从未露面，但是朗尼却因此对犯罪学产生了兴趣。

过完暑假回华盛顿后，有一天，朗尼在彼得的小吃店里玩弹子机，见证了一次暴力行为。一个以前曾被彼得轰出去过的男人又进店来挑衅，并和彼得吵了起来。彼得说：“老子警告过你别再来，滚出去。”那个男人说：“你这个混账，我凭什么滚。”他挥起一个空瓶砸向彼得，但没砸中，彼得则掏出手枪，扣动了扳机。朗尼回忆道：“和很多人所想的不同，当你真正激动时，根本很难击中任何东西。”但朗尼几乎就在交火现场，子弹在枪膛里炸响的声音震得他头皮发麻：砰！砰！砰！“我听到子弹打到我身旁的水泥墙上，赶紧蹲下来捂住耳朵。”他吓得尿了裤子。那个男人逃向门口，但右胳膊还是中了一枪。事后，这次枪击被判正当防卫，但彼得因为非法持有武器被罚了一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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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场场枪战和社区动乱中，彼得小吃店愈发不景气。彼得从骨子里喜好四处游荡、一心想发横财。当朗尼多年后在大学里看到费里尼的电影《大路》时，他简直不敢相信安东尼·奎恩那幅马戏团强人形象和茱莉艾塔·玛西娜金发、娇小、长期受难的形象和他父母竟如此相像，以至于他默默把这部电影改名为《彼得和艾琳在意大利的大路上》。1959年夏天，彼得亏本卖掉了小吃店，准备举家搬往佛罗里达。朗尼把这次搬家称为“著名的南迁之旅”，至今还嘲笑此举的疯狂：“南下佛罗里达去淘金，还要寻找不老泉，简直就是白日梦。我们买了一辆该死的旅行车，载上了所有物件。彼得买了一个超大号冰箱，往里面装上冰、香肠、奶酪，还有给我的妹妹康妮和小弟弟比利准备的。我们七月动身，该死的旅行车里没有空调，简直热得要死，我们一整个夏天都在佛罗里达转悠，找着安身的新阵地。”

他们住在旅行车里，睡在旅行车里，在加油站排队上厕所和洗潄。为了赚点旅费，彼得会在路边支起帐篷和桌子，卖些小饰品和纪念品。朗尼和里科则负责把路过的车辆拦下。一家人过得犹如丧家之犬。但至少彼得很开心，在朗尼看来，这正是彼得想要过的生活。他得意扬扬地说：“没有账单，再不用付水费、电费、取暖费还有令人讨厌的按揭贷款了。”他们每天除了香肠，就吃花生酱。彼得曾试着在棕榈滩县的博卡拉顿找份厨师的工作，之后又在一个小加油站里找了份活儿。他是这么计划的：“我们就要这样过日子，不付任何房租。我们可以住在车外，把车停在后院，让里科负责给人加油。”朗尼和母亲负责把放纪念品的小桌支起来，挂上招牌。里科给人加油时，其他人摇着铃，吸引人们注意。

成天不洗澡，吃劣质食物，靠着坑蒙拐骗过活——这种生活令人精疲力竭、毫无颜面，最后艾琳终于受够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朗尼说，“他因为艾琳抱怨而打了她，对我们所有人大打出手。但马上要开学了，于是艾琳向他施压，‘我们不能继续这样过了，我们必须给这些孩子一个家，他们得上学。你简直疯了，这样咱们过不下去的。’于是彼得的态度软下来。一家人北上回到了里士满，这次佛罗里达愚蠢之旅终于告一段落。”

很久以后，朗尼会用轻蔑的笔触写到那些理论型的犯罪学家，这些人以刑事暴力的专家自居，个人却从未有过任何暴力相关的体验，也没接触过暴力罪犯。这些人通常这样回应他的质疑：“人不需要真正患上心脏病或其他重病，才能发现治疗方法。”这种说法没错，但“一个人至少得对那些病患有个望、闻、问、切的过程，才能指望能对其有所了解。”在动荡不安的童年里，朗尼肯定对暴力有了足够的了解。

再次回到里士满安家后，彼得在标准造纸厂找到一份搬运硬纸板的工作，又在最北边郊区租了个房子。工厂的薪水不足以养活全家，所以外祖父定期会来看看孩子们，偷偷塞给艾琳一点钱。外祖父看到他们一家人过得有多糟时，终于看不下去了，对彼得说：“你不能这样养这些孩子，你应该开个餐馆。去找个地方，我来帮你筹备。”于是，彼得在市区找到个叫“乔伊国王餐馆”的地方，这看上去是笔不错买卖，但其实这里还是在一个非常乱的社区。朗尼设计了招牌，上面有个大大的王冠，加上用霓虹灯管拼出的“乔伊国王”字样。他放学后就去这里干活，洗啤酒杯，灌啤酒桶。

有天，朗尼懒洋洋地躺在餐馆座位上，透过前面大玻璃窗往外张望，却目睹了非常可怕的一幕。空旷的街道，下午昏暗的日光，一个女人跑入人们的视线，满脸惊恐。一个男人紧随其后，手持一把匕首追赶着她。她冲入一个门廊，慌忙拉开玻璃外门，抓着把手，用这扇玻璃门紧紧挡住自己，一边尖叫着让人放自己进屋。那个男人砸碎了玻璃前门，自己的胳膊也被划伤了，伤口在午后的日光下喷溅出鲜血。他不顾自己血流如注，高高举起手里的匕首，穿过破碎的门框一刀刀刺向那个女人。朗尼看着这一切已经吓傻了。到处是血——男人的血，女人的血。女人身体瘫软，栽倒在地。男人停了一下，随即转头看向街对面的朗尼，冲过街道，满身是血地闯进餐馆，一边挥舞着匕首，一边大叫着命令彼得包扎他的手臂。朗尼在窗边的座位上瑟瑟发抖，睁大眼睛看着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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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彼得连忙赶过来，他曾经在军队里做过卫生员。他帮男人包扎好，然后那个男人就跑了。警察和救护车赶到现场时，朗尼还在激动地向父亲解释，男人在外面对那个濒死的女人做了什么。这么多年过后，朗尼在向我讲述这个故事时，想起他所看到的一切，依然战栗不已。

乔伊国王餐馆依然生意惨淡，不过是他们又一个难以实现的宏大梦想。一天，当朗尼在店里时，进来了两个黑人，其中一个情绪异常激动，突然掏出枪顶住彼得的脑袋。彼得在柜台中间，够不着尽头收银机边上挂着的手枪。那个人开始逐条历数他对白人的痛恨：“你们这些混账对不起我们。我为什么不打死你这个该死的家伙？打爆你的头，让你脑浆四溅。你们这么多年都在搞我们，让我们做奴隶，把我们当牲口喂，我就是要把你的脑子打开花。”他一边咆哮，一边要扣扳机，彼得开始冒冷汗，双手颤抖。朗尼也吓坏了。

那一天，彼得的嘴皮子功夫终于派上了用场。他说：“伙计，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是本地人，我是希腊人，伙计，我们毫不相干。你说的那些事儿发生时，我们希腊人还没来这个国家呢。我们“一战”以后才来，没对你们黑人做过什么。我只不过想在这做点生意糊个口。”多亏另一个黑人帮他说了几句话：“兄弟，把枪放下，别杀这个人，他什么也没干，饶了他，算了吧。”最后，那个人终于放下枪走了。彼得余悸未消，不得不关张一天。

他们把家搬到了伯德公园的另一边，与艾琳父母家正好隔着一个公园。那是一个破旧的三居室砖砌平房，坐落在枫树林大街边上，正对着大学体育馆，又在一个很乱的社区。左邻是一个壮硕的乡巴佬，名叫麦卡希尔，快三十岁了，文着三k党的文身；右舍是另一个年长几岁名叫西尔的农民。朗尼·阿森斯一家在家里都说希腊语，每次一到饭点，艾琳都会用希腊语招呼全家来吃饭。邻居们注意到这点不同，便开始嘲笑他们。西尔嘲弄朗尼：“你们在说些啥？你们这些混蛋一来，黑鬼们很快也会跟着来。”麦卡希尔也跟着说：“这些混账玩意儿根本都没打过仗，我们去参加‘二战’，可不是让这些人住到这儿。他们甚至都没帮我们打仗，我真不知道这些混账家伙算什么东西。可别告诉我你是个基督徒，我可清楚你绝不是基督徒。”朗尼回答说：“希腊东正教。”麦卡希尔就嗤之以鼻。一来二去，里科就会生气，当时他十六岁，但和朗尼一样，个头相比同龄人矮点。他回骂西尔：“去你妈的，我非要教训你不可。”西尔拿出枪来开了几枪，但没打中里科。里科退回屋去。接着，全面战争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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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三个女邻居来敲门，艾琳刚开门，她们立即扯住她的衬衫，向吐她口水，扇她耳光，还想把她拽到外面。当时里科正好在家，便把母亲拉进屋里，赶走了那些女人。朗尼说：“这是一个底层人向上爬的过渡社区，他们以为自己终于从暗处走到阳光下了，所以才怀有这么大的敌意，他们非常排外，充满仇恨。如果靠近排外的人，你就危险了，他们想要证明自己很强硬，就会来找你麻烦。我觉得我们当时是在那里受私刑。”

阿森斯家的邻居——一边是麦卡希尔，一边是西尔——在前院筑起矮砖墙以表明志向。彼得筑不起一整面墙，只能垒起一排砖，与邻居家连成一行。当麦卡希尔发现受到侵犯时，把彼得的这排砖推倒了。朗尼知道要有麻烦了，他担心的是麦卡希尔比彼得的块头大很多，也年轻十五岁——彼得那时已经四十多了。彼得回家后，一言不发地修好自己的墙，又与麦卡希尔家的墙连成一排。麦卡希尔看到后马上出来对彼得说：“我可不会忍受这坨屎一样的东西，我会叫警察来解决。”彼得回敬道：“我们才不需要什么警察来解决，我现在就跟你解决。”麦卡希尔退缩了。

彼得的战火从家里烧到邻里，让朗尼感到难以承受。彼得取笑他，叫他“该死的小兔崽子”。“我以前老是哭，”朗尼回忆，“我在学校受欺负，在邻居的乡巴佬那里受欺负，在家里受欺负。有一天我甚至不能走路了，这不是假装，我猜可能是某种癔症。就是手脚不听使唤。我告诉家人我没法走路，上洗手间得爬着去。彼得不喜欢花钱看病。当我需要看病时，一般都自己去。我会沿着街找相关的诊所，进去给个假名字和假住址，比如‘朗尼琼斯”和纪念碑大街某处。我这样做从没遇到过麻烦，尽管某些医生肯定能看出来我说了假话。”当医生写处方时，他甚至会厚着脸皮要点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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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癔症性瘫痪持续了一段时间。彼得给他试过芥子膏药，但没什么效果。由于不能走路，朗尼停了一阵子课。由于必须背着朗尼走动，彼得只好求助于医生。朗尼看了一堆专家，说自己感觉背痛。医生们告诉彼得：“我们也不知道，他就是不能走了。我们找不到他的问题，骨头似乎也没问题，一定是神经受损了。”诊疗了三个月后，医生们建议把朗尼送到伯德公园附近一家跛足儿童福利院。“他们带我去那儿看过，”朗尼说，“我只是一个孩子，而那里有很多跛足的孩子。说实话，他们看上去像“科学怪人”一样，把我吓得不轻。于是我又被带回家，决定再找个医生试试。”那个医生做了做检查，然后对彼得悄悄说了什么。彼得看了朗尼一眼，把他扛到车边，扔进后座，开车回家。到家时，彼得扭头说；“你最好自己站起来走下去，否则我就把你的屁股打开花，疼到你他妈都希望自己没有腿。”朗尼立即痊愈了。“我奇迹般地痊愈了，立马站起来走进家。”

连瘫痪都不能成为保护伞，这下朗尼终于明白，他必须自己保护自己。他厌倦了四处受气的境况，决心用武力保卫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