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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斯·凯利，新闻界称之为“预科强奸犯”（preppy rapist）的那个人。1986年，凯利强奸了一位康涅狄格州达里恩市的同学，因此被判强奸罪。希拉·韦勒于1997年出版的《圣徒出状况》（saint of cir-cumstance）一书曾对他有过细致入微的描写。凯利之所以引发媒体关注的原因在于，他是个英俊儒雅、出身中上阶层、取得社会成功的运动员，他在保释后逃之夭夭，在欧洲以滑雪迷的身份潜逃几乎十年之久，最终才回来面临审讯。凯利在他圈子里最知名的事迹就是总能约到最漂亮的女孩，他的许多运动员同行都对“他可能强奸了某人”这个说法嘲笑不已。“亚历克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韦勒报道了他们的疑问。尽管韦勒在撰写《圣徒出状况》一书时并不知道朗尼·阿森斯的研究，但她对这位达里恩强奸犯童年的详尽描写，还是给我提供了颇具说服力的证据：凯利经历了完整的“暴力化”过程。【1】

凯利生于1967年5月，是乔伊·凯利和梅兰妮·凯利三个儿子之中的次子。乔伊·凯利是个成功的达里恩水管工、房地产开发商，梅兰妮·凯利则是宾夕法尼亚州的社会名流。外表严厉而英俊的乔伊·凯利出身于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市的贫民区，对其家庭有所了解的人还记得其父殴打乔伊的事情，乔伊也将这一传统延续到了自己的儿子身上。“人们都在私下里说乔伊·凯利的脾气。”韦勒评述说。一名达里恩律师告诉韦勒，乔伊可是出了名的“苛严的纪律主义者。”根据亚历克斯·凯利哥哥克里斯的朋友“杰伊·布什”【2】的证词，这句“纪律主义者”的修饰词代表着全方位的暴力镇压：“乔伊辛劳工作一天之后回家，三个孩子若是调皮捣蛋，爬墙胡闹的话——他就会摘下自己的皮带，或者，他会将克里斯狠狠往墙上撞。我见过这个。因为在一起长大，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孩子们无时无刻不在挨乔伊的打。皮带是个常见的方式。还有拳头或者把他们往墙上撞，当着朋友们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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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迹象显示，乔伊也暴力地镇压了梅兰妮·凯利，这给儿子们的“暴力化”添上了“个人恐惧”一环。韦勒报道说，亚历克斯的朋友布什“为一些迹象大受困扰：克里斯对他的女友们暴力相向。亚历克斯似曾试图掐住一个女人的脖子，并将上一任女友揍了个乌眼青。”【3】布什说，“我说过，‘亚历克斯，你怎么能打女孩呢？’亚历克斯则说，‘我知道这不好，但这像是个条件反射。我爸爸总是这么打我妈妈。’”（乔伊·凯利争辩说，他从来没对妻子施暴。）亚历克斯·凯利因强奸被捕之后，他的父母分居了一段时间；据韦勒的报道，梅兰妮曾对租给她房子的房地产经纪人说，“她再也无法忍受乔伊带来的‘生理和心理虐待’。”

韦勒并没有找到“暴力规训”的证据，但是乔伊对妻子所谓的暴虐倾向看上去确实为克里斯立下了榜样，也与克里斯本人对女性的虐待有所联系。亚历克斯对强奸的“专注”也表明，他与乔伊有着类似的联系。乔伊·凯利与住在达里恩这座繁荣城市里的企业主管们之间在社会背景上有着巨大鸿沟，也许正是这一鸿沟让乔伊变得愤世嫉俗，对儿子的行为几乎笃定会是怒火中烧。后来，凯利夫妇对他们最暴力的孩子展现出了牺牲般的保护精神——他们掏出数万美元补偿亚历克斯犯下的入室盗窃罪，鼓励并资助亚历克斯飞赴欧洲逃脱起诉，损失了数十万美元的保释金——种种行为也昭示着，他们将儿子的行径大事化小或是小事化了，这可是“暴力规训”的重要形式。

克里斯成了个小霸王兼社会弃儿，而亚历克斯一开始是将他的愤恨与恼怒倾注到了体育运动之中，他也在那里初步尝到了微不足道的暴力表现的甜头。九岁那年的亚历克斯就成了少年橄榄球队的恐怖分子。“其他家长都担心不已，”一位邻居告诉韦勒，“小孩子们都被亚历克斯打得满地找牙。他不能控制自己。他从不认输。”亚历克斯还是对父亲极度恐惧。

十二岁那年，初中生亚历克斯仍然在父亲威胁他的时候手足无措。韦勒记述了一次事件：亚历克斯扭伤了脚踝，打着石膏拄着拐杖，在一位邻居的房外与朋友们高谈阔论。此时，他的父亲驾驶着跑车呼啸而来，赶亚历克斯回家。“‘亚历克斯很惊惶，’（一位朋友）回忆说，‘他惊慌失措，吓得说不出话，哭了起来。’”这个吓坏了的孩子一瘸一拐地回家。“紧接着：‘凯利先生紧随其后进入家中室内，朝着亚历克斯大吼大叫，骂骂咧咧。他抄起一本百科全书那么大的书籍砸了过去——亚历克斯一声尖叫——书砸到了他的脚踝：恰好砸在石膏上，恰好砸在伤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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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亚历克斯的“暴力化”于家中持续进行的同时，亚历克斯在家以外的地方发现他的英俊外表和勇武作风让自己很有吸引力。一个朋友写信告诉韦勒，“（他）注意到亚历克斯在维德海滩抓挠女孩们的胸脯，紧紧盯着她们的上衣领口……”“‘他开始争取在男孩之中的影响力，这影响力带到了高中里，’一名同龄女生说，‘因为他可以得到任何他想要的女孩。他确实是在猎艳。’”显然，亚历克斯也跨越了“暴力化”的“交战状态”阶段。12岁那年，他邀请一个刚搬到这个城里的女孩来玩（韦勒给这名12岁女生起了个“杰米”的化名），加入他在自己房子后面树林里举办的野餐会。“我们正在吃得饱饱地亲热，”杰米告诉韦勒，“我还是个处女，以前从未很认真的亲热过，他想要继续下去。我让他停下。但他没有停。刹那之间我就大为担忧。于是我再次告诉他，停下。于是他立刻停了下来，这还好。”

但在九年级14岁那年，亚历克斯明白无误地跨越“交战状态”进入了“暴力表现”阶段。对体育运动的接触对他的转变有所作用。一个曾与他一起玩橄榄球的男孩回忆说，“他总是富有侵略性，尽管他的调门比他的实际作为要高……他的击打会格外有力。他喜欢狠狠冲撞别人。这种事情会让他兴奋。”还有人回忆说，“他曾经在比赛中对别人吐口水。他一度狂吼大叫。”他是个格外狠毒的摔跤手，曾用剪刀腿和锁喉拳把对手弄到极度痛苦：“一名摔跤迷回忆，‘亚历克斯会降伏对手，一直到他们认输的地步。但是，他本人却不会放手。他只是望向观众，微笑示人，同时那些倒地的孩子们却在痛苦地哀号。’”

同样是在九年级那年的一次秋季派对里，据称亚历克斯犯下了他人生之中第一次为人所知的强奸恶行，他平白无故地对一名豆蔻少女下了手，这也奠立了他标志性的行为模式。

强奸事件过后不久，玛格丽特就把这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一个姐姐。她们害怕自己遭遇报复，于是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此事。

尽管强奸一名豆蔻少女从这名少女的视角来看是极恶的暴力行径，但它并未招致所谓的暴力恶名或是社会恐惧，因此似乎也并未给亚历克斯造成“持久而重大的冲击”。阿森斯曾断定，这种冲击对于将一名“交战状态”的新手送入“暴力化”的“恨意”阶段是必需的。玛格丽特并未在亚历克斯的学校就读，因此不可能当着他的面展现恐惧。而且很显然，亚历克斯也对这次袭击守口如瓶。不过，即便这次行动“缺乏影响”否掉了他一次干脆利落的胜利，但这场强奸也并非是亚历克斯的失败。因为玛格丽特没有透露过此事，这次强奸也就没有被惩罚。

据受害者的说法，亚历克斯下一次为人所知的强奸企图发生于整整六个月之后的1982年春天，那时他刚过完15岁生日。在一场啤酒派对上，（这一回他在早上九点就出来闲逛了）亚历克斯劝某位老友“茱莉娅”跟着他进入树林。茱莉娅告诉韦勒：

“他抓住了我的肩膀，把我扭倒在地，将我拖到树丛里，撕破了我的泳衣。暴力相向！撕破衣服！……我吓坏了，开始尖叫：‘你在做什么？！’他说，‘闭嘴！’他并没有企图亲吻我或是怎么着，他在制伏我。然后接着——不要问我是什么力量支配着我——我往他脸上打了一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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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确定这一拳并未伤到他，但却镇住了他。而且让他完全目瞪口呆。他坐了回去。就体格而言，他完全可以接着做他已经开始做的事情。但是，我拳打他的勇气，我认识一些呼风唤雨的高年级男生——一定是这些事实让他罢手了。我的出手足够让他的施暴难以为继。他说——以一种痴魔癫狂、语带恐惧的声音——‘我为什么要对你做这些？我不敢相信对你做了这些。我认识你这么久了。’……他双眼凝泪，几乎已是泪眼蒙胧。他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那么对你。’我记得当时我的想法：为什么他一直说‘对你’？瞬间我就知道答案了。我就是知道了：他已经对别的女孩做过这个了。这也全都是预谋的套路：在派对上靠近，接着走进树林。”

韦勒并未找到亚历克斯·凯利在这次“完败”之后一段时间里的其他强奸或是强奸未遂事件，直到他即将年满18岁的时候。不过在这两年的“空档期”里，他曾入室盗窃，并且追求与一个女朋友建立暴力虐待关系。他将这段关系上升到砸桌子扔椅子、重拳击穿玻璃窗（手臂因此被严重割伤）。1984年6月，17岁的亚历克斯因入室行窃和盗窃罪被捕。据韦勒估计，乔伊和梅兰妮夫妇支付了约10万美元，以补偿儿子从邻居家里偷来并在纽约销赃的银器等其他财物；这笔补偿将亚历克斯为期三年的刑期减少到了区区两个月。

回到高中的亚历克斯成了一名黑暗英雄（dark hero）。现在，同学们给了他“社会恐惧”，阿森斯认为对当事人进入“恨意”阶段至关重要的“恐惧”。“‘他，就像一段传说，’当时的大一新生埃德·奥尼尔说，‘我记得各式各样的人都语带敬畏地说，“他是个糟糕的人，糟糕透顶了”以及“哇，就是那个因为入室行窃而入狱的孩子”。’”亚历克斯开始与达里恩高中最漂亮的女孩约会——艾米·莫丽托（后来她在亚历克斯受审时再次支持他）。第二年，也就是1985年【4】春天，亚历克斯带着复仇情绪再次犯案强奸。

那年冬天圣诞假期在佛蒙特滑雪胜地度假的时候，据说亚历克斯·凯利强奸了一名17岁的处女。他在一家酒吧认识了这位少女，陪她一起去了她居住的屋子，但却遭遇了反抗。强奸事件发生后，少女在一家医院急诊室接受了治疗。1995年3月凯利从瑞士返美之后，少女将此事公之于众。不过，一位律师劝她不要寻求起诉，凯利案的主审法官也驳回了有关他之前所谓性侵犯事件的证词。

那年冬天的稍晚时候，凯利家乡的报纸将他褒扬为一名已经“洗心革面”“重振声望”的年轻人。亚历克斯成了“模范学生-运动员，”他的一位同学告诉记者。1986年2月10日，这位模范学生-运动员将16岁的阿德里安妮·巴克（这是她的真实姓名，凯利案庭审之后由她主动披露）掳进了艾米·莫丽托父母的瓦格纳吉普车后座里，扼住她的脖颈，强奸了她。这一回除了掐住受害者脖颈不让她尖叫之外，亚历克斯还出言威胁：“他说，我得和他做爱，否则他就会杀了我。”之后载她回家的时候，他再次威胁，“他不停地说：‘如果你告诉任何人，我就会再次强奸你，然后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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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一威胁，巴克的家人虽然向达里恩警察局报告了袭击事件，但却推迟了起诉，他们还在评估考量相关后果。不过仅仅三天之后他的胆量就壮了起来：凯利性侵了另一名高中女生。一场派对之后，女孩接受了他开车载她回家的请求。性侵事毕，亚历克斯·凯利威胁说，如果她胆敢告诉任何人的话，就杀了（她）。这名女生回家之后就立即告诉了母亲，她的母亲叫了警察。第二天早晨也就是2月14日，凯利被捕。

本年八月，保释期间的凯利据称又强奸了一名13岁的女孩，当时他正与家人在巴哈马的一处胜地度假。在两起发生在2月的强奸案的预定庭审开始前夜，凯利乘飞机逃离了美国，直至1995年才回来受审。他的律师得到许可，将两起指控分开审理。第一起案子的陪审团听取了阿德里安妮·巴克的控告，却未能达成一致裁决（unanimous verdict）。第二起案子的陪审团考虑了八个小时，最后裁定凯利有罪。1997年6月，凯利被判20年监禁，缓期为17年【5】，但还附有为期10年的假释观察期。服刑期间的凯利为自己长期逍遥法外而向受害者及其家人道歉，但他指出自己并不是为强奸她而道歉。1998年年末，亚历克斯对第二起案子放弃辩护（他强奸了高中女生，被她指控犯有威胁杀人等罪行）。作为辩诉交易（plea bargain）的交换条件，法官判决将他第二起强奸案的10年监禁与之前的刑期合并执行。亚历克斯的受害者在法庭上作证说，她希望对他的惩罚可以“帮助拯救另一名女孩免于那台大铁球机（wrecking ball）的摧残，这台机器名叫亚历克斯·凯利。”

佩里·史密斯是杜鲁门·卡波特那闻名于世的叙事著作《冷血》一书的中心人物，相较于亚历克斯·凯利，他可是一名传统得多的暴力罪犯。史密斯和他的从犯迪克·希科克在1959年11月15日夜间的一次意图盗窃中，杀害了与他们素昧平生的堪萨斯州霍尔科姆农户克拉特一家四口人。史密斯后来坚称他一人对此次凶杀负责，但他和希科克还是被定罪，最终以绞刑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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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都给w.米切尔·琼斯写了一篇自传式的陈述。琼斯是一名精神科医生，受法庭之委托，前来判定他们二人是不是有能力在犯罪的时候分辨是非。受堪萨斯州法律（要求得出“是或不是”的结论）的限定，琼斯作证说，希科克有能力做出这种分辨；不过琼斯尚不清楚史密斯是不是也有。（卡波特说，事实上琼斯相信，史密斯已经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卡波特详尽细致地再现了二人的陈述：史密斯的陈述表明了他的“暴力化”；希科克则不然。

“我于1928年10月27日生于内华达州埃尔克县的亨廷顿市，全名叫佩里·爱德华·史密斯。”这是史密斯的开场白。他的家人——竞技牛仔出身的父亲，切洛基族的母亲，两个妹妹，一个哥哥——两年之后举家迁往阿拉斯加。

在朱诺市，我的父亲制酿私酒。我相信正是在这一时期我的母亲开始酗酒，父母之间也开始有争吵。我记得在父亲离家的时候，母亲曾经“愉悦”某些水手。而在父亲归家之后，打斗就爆发了。一场暴力打斗之后，我父亲将水手们扔出了家，接着又开始殴打母亲。我吓得要命，事实上我家的所有孩子们都吓坏了。哭声此起彼伏。我惊惧不已是因为我相信父亲会来伤害我，也因为他正在殴打母亲。我的确不清楚为什么他在打她，但我觉得，母亲一定是做了什么大错特错的事情。

史密斯还回忆了另一起发生于加州布拉格堡市的“暴虐化”事件（他的家庭已经搬迁到了此地）。当时，哥哥“掏出了一把bb气枪，打了一只蜂鸟。”佩里求哥哥也让他开一枪，哥哥却将他推到一旁，说他年龄太小了。“这让我非常抓狂，以至于号啕大哭。哭声止息之后，我的怒气又上来了。当晚，这把bb气枪就放在哥哥座椅的后面。我将这把枪掏出，拿着它在哥哥的耳边比画，还大叫一声‘砰’！我父亲（或者是母亲）打了我，还让我道歉。”

史密斯的父母于1935年左右分居，当时他年仅七岁。母亲带着孩子们迁居旧金山。

在旧金山的我依旧麻烦不断。我开始与一个黑帮混迹在一起，里面所有人都要比我本人年长。我的母亲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身体状况从未达到可以从容照料我们、关心我们的地步。我就像一头荒原狼一样狂野不羁。没有条条框框，没有规矩，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率性而为，飘来荡去——直到我第一次碰上麻烦。因为离家出走在外行窃，我也反反复复地多次进出拘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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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在这里呼应了“权威人物”的谜之自负：失足的暴力儿童缺少纪律，无法明辨是非。阿森斯的研究结果则截然相反，他指出暴力行为者有时也极度自律，他们总是过度热忱地分辨是非，以冲天怒火和道德狂热来揣摩受害者的态度，并主张由全能的上帝本人做出评判——暴力行为者从他们的暴虐之中习得了技艺。

史密斯告诉卡波特，在拘留所之前，他母亲还将他送到了一家天主教孤儿院，他在那里也经受了修女们的虐待。“黑寡妇们总是针对我，殴打我，因为我尿床。这也是我对修女心生反感的一大原因。上帝亦然，宗教亦然。但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有的人甚至比修女还可恶。”史密斯在他的自传式陈述里追忆了这段故事。

在精神科主治医生的敦促之下，史密斯将他的自传式陈述快速跳进到青春期阶段，依照时间顺序叙述了他从“交战状态”进入“暴力表现”和“恨意”的过程。

16岁那年（1944）我加入了美国商船队，1948年又参了军——征兵官手下留情，放我过了陆军测试。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意识到接受教育的重要性，这也恰恰使我对他人心怀的怨望和恨意火上浇油。我开始介入打斗之中。我将一名日本警察从桥上扔下了河；我因为捣毁一家日本咖啡馆而遭军事审判；因为偷窃一辆出租车，我在日本京都再度被送上军事法庭。我在军队待了差不多四年时间，在日韩服役期间我多次怒气冲天、诉诸暴力……（回到美国之后，从军队除役的我犯了入室行窃罪）我因巨额盗窃、入室行窃和越狱被判了五到十年徒刑。我觉得自己遭遇了非常不公的对待，狱中的我变得非常躁烈……（这招致了）堪萨斯的事情，我一路狂飙走到今天。

卡波特引用了琼斯博士对史密斯的评估，而堪萨斯州法律并不允许博士在法庭上陈述这些评估。尽管是用心理学的术语表达，但琼斯的评估还是不经意间印证了史密斯的“暴力化”。琼斯写道，史密斯的童年“打上了暴虐的标记，缺少来自父母双方的关爱”。而作为成人，他“对待世界的方式”则是“偏执狂”（paranoid）式的。照琼斯的解释，这意味着“他对别人满腹狐疑、不加信任，容易觉得别人歧视他，认为别人对他不公，也不理解他。”琼斯接着说，结果就是，史密斯“对他人的批评过度敏感，无法容忍被人取乐。他快速地体察别人话语之中的蔑视或侮辱，常常会误解善意的沟通”。上述句子里，“过度”“快速”“误解”和“善意”这些词语反映了琼斯的职业偏见和个人偏见：他以个人视角而非史密斯本人的视角评断史密斯的处世态度。史密斯的过往经历给了他充分的理由“满腹狐疑”“不加信任”，尽管，他以暴力回应的决策确是出于自己。

但至少，琼斯博士精准地描述了史密斯的决策过程：“就在史密斯揣摩他人所思所感的同时，他将真实情境（real situation）与自身心理投影（mental projection）相区分的能力却是极为贫弱。”其实，“真实情境”也是我们“心理投影”的产物之一——不用“心理投影”的话，我们又将如何体味“真实情境”呢？——琼斯这句话也可以套用到我们所有人身上。如果把琼斯的解读当证据的话，某人同样也可以得出结论：此人将史密斯的“真实情境”与此人本身“心理投影”相区别的能力也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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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报告说，史密斯“经常将所有人都一股脑地分成伪善、敌对的类别，所有人都理应受到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随意处置”。这句评述证实了史密斯的“恨意”，而就克拉特谋杀案而言，他又是极端暴力的。“同第一条人物特性紧密相连的是第二条，”琼斯补充说，“一股无所不在、难以控制的怒火——这股怒火轻而易举就会由他所感受到的一切来自他人的捉弄、轻蔑，或是‘低人一等’的标签所点燃。史密斯过往的怒火多半是冲着‘权威人物’来的——父亲、哥哥、陆军中士、州保释官——这些怒火驱使着他在一些场合做出了暴力攻击行为。”

而就克拉特谋杀案本身而言，卡波特报道说，史密斯曾对一名前去探监的军中老友——唐**·考利文袒露了心声。“唐**，你看——我杀了他们，”史密斯说，“……迪克（希科克）帮我犯了案，他打着手电筒帮我装子弹，这也是他的主意。但是迪克并未开枪杀人，他从没有。”史密斯否认了“他杀死克拉特一家是为了防止他们认出自己”的说法。根据卡波特的报道，他告诉考利文，“并不是……害怕被认出来。我心甘情愿地打这个赌。（杀人）也并不是因为克拉特一家做了什么。他们从未伤害我。不像其他人，不像我一生之中的其他人（伤害过我）。也许，克拉特一家只不过正好是那些必须要为此买单的人罢了。”

阿森斯拒绝相信这些神秘主义的声言。阿森斯指出，希科克和史密斯一路驾车从堪萨斯州的奥拉西跑到了霍尔科姆，这段距离足足有400英里左右。他们从一个曾为哈罗德·克拉特工作的狱友那里听说，这位农场主的家中藏有大笔现金。他们折磨、最终枪杀了克拉特，试图强迫他说出现金的藏身之处——愤怒和失落支配了他们的行为——接着，他们又面临一个尴尬的事实，正在现场的其他三位克拉特的家人目睹、听到了行凶过程，足以辨认出史密斯和希科克。阿森斯访谈过一大批暴力罪犯，听过他们不加掩饰的叙述，他对史密斯式的浪漫化解释深表怀疑。照阿森斯的判断，不存在“无动机凶杀”这回事。

获悉史密斯对杀害克拉特一家毫无悔意的考利文非常震惊。史密斯（接着又）大幅修正了那种天真的说法，给我们上了有关“真实情境”和“心理投影”的珍贵一课：

“我是否对此感到抱歉？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那么我不是。我对此没什么感觉。我倒希望我有。但这件事可一点也没碍着我。凶杀发生半小时后，迪克还说着笑话，我也取笑他们。也许我们不是人类。但我有足够的人性，为我自己感到遗憾。遗憾的是，你走出这儿的时候，我却不能出去。不过就这样吧。”考利文很难置信会有如此疏离的人生态度；佩里是如此的思维混乱、误入歧途，任何人都不大可能如此缺少良知和同情心。佩里说，“为什么？士兵们可没有睡不好觉。他们杀人，并因此获颁奖章。堪萨斯州的良善之人想杀死我——一些绞刑吏也许会很高兴得到这份工作。杀人很容易——这比开一张假支票容易多了。只需记住一点：我认识克拉特一家也许只有一小时的时间。如果我真的了解他们，我觉得我的感受会不一样。我不认为自己会心安理得。但我却如此行事了，这就像是在射击场打靶命中目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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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暴力者有基因缺陷或是精神疾病的话，我们或许还能向他们的苦恼抱以几分同情。阿森斯的研究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暴力罪犯和我们其他人一样，也会斟酌是非，做出决断。与我们有所不同的是，他们接下来会将私人暴力贯彻到底。

还有一个恰如其分的例证：前重量级拳击冠军迈克·泰森。拳击是一项极具争议的体育运动，其贬损者和热情粉丝都有很多（我是个拳击粉丝，特别是重量级职业拳击的粉丝）。拳击运动的拥护者坚称，这项运动意在展现运动技巧；其贬损者则怀疑（并不是没有证据）拳击运动的吸引之处在于，它在一个全面禁止暴力的社会展现了“某人将另一人打得失去知觉”的场景。所有体育运动都带有某些严重受伤的风险，但是拳击在制造伤害（乃至死亡）时独树一帜：它可以是有意为之，而非无心之失。如果说哪怕致命伤害的加害者也都遵守了规则，那么他就不会被法律认定为虐打了对手；鉴于受害者都是自愿对打，因此双方运动员都能以自卫的名义得到法律保护。要求运动员佩戴保护头盔可以减少拳击的伤亡，奥运会比赛也是这么做的。职业拳击赛并不要求佩戴这种头盔，这也是贬损者怀疑这项运动宗旨之纯度的一大原因。

鉴于拳击运动如此紧密地遵守私人暴力法则，它也因此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危险的暴力竞逐者，其中一些人还大获成功。当然了，要想如此，他们也必须将他们的暴力行为限制在体育规则可容忍的范围之内。泰森并未觉得这些条条框框有那么容易遵守，1997年6月在拉斯维加斯的拳王争霸赛时，他对伊万德·霍利菲尔德的咬耳虐行就是一个恶名昭彰的例证，足以得出“拳击导致主要暴力表现”的诠释，这种诠释也在评论家、专家和粉丝之间引发了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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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杰拉德·泰森于1966年6月30日生于纽约布鲁克林，他是家中次子，排行第三。母亲是未婚的注册护士，父亲则是一位42岁的建筑工人。泰森两岁那年父亲离家出走，这次遗弃迫使洛娜·泰森（母亲）举家搬到布鲁克林的边缘地带——充斥暴力的布朗斯维尔区。孩童时代的泰森块头很小，说话轻声细语、吞吞吐吐；布朗斯维尔的刺头无分男女都定期抢劫他、殴打他，喊他“小屁孩”。在家中，哥哥罗德尼也继续对泰森施加他在街头巷尾已经遭遇的“暴虐化”。

布朗斯维尔的一年已经足够让泰森进入暴力化的“交战状态”阶段。11岁那年，泰森出手实施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暴力表现”：一个小混混在一栋废弃的建筑物屋顶与他狭路相逢，把弄着泰森养的鸽子，故意扭下了其中一只的头。狂怒之下的泰森出手攻击了这个混混，将他打倒在地。“许多年之后他也承认，他热爱这种感觉，”泰森的传记作者彼得·海勒写道，“他仍然对这段记忆津津乐道，这可是他第一次通过拳头成为胜利者。”

更多的“成功的暴力表现”接踵而至。借助这些行为，泰森也稳定拓展了他的暴力决心，进入了“恨意”阶段。他加入了一个名叫“乔利·斯通佩斯”（jolly stompers）的街头帮派。泰森成了一名手法高超的扒手、精于锁喉功的窃贼，同伙持械抢劫的时候他也是那个收赃款的人。他“协助”被抢的醉鬼和客户们服服帖帖地兑现支票。海勒写道，泰森的邻居们回忆他是个“混蛋小子”。一位与泰森一起长大的同龄女士形容他“是个魔鬼。你可以在他的眼睛里看到魔鬼……我不管他挣了多少钱，他就是个魔鬼，永远是个魔鬼”。泰森清楚，作奸犯科是他自己的选择。“我不是被任何人吸收进来的，”他有一次对记者说，“是我自己想这样的。”

12岁那年泰森开始持枪。在抢劫时挥舞枪支的行为将他送进了布朗克斯的斯波福德拘留中心，他也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拳击冠军穆罕默德·阿里。阿里的造访也让泰森第一次萌生了“用拳击逃离贫民区”的想法。泰森从斯波福德被转移到一家少年劳教所，这家名叫“特里昂男孩学校”（tryon school for boys）的机构位于约翰斯顿的北边。泰森在那里威胁教师，与别的男孩干架，猛烈地殴打某位同学，两个大块头警卫费了老劲才把他制服。13岁的泰森已经不再是小块头，尽管他只有5英尺8英寸高，但体重却超过了200磅，足以举着250磅的杠铃完成连续十次仰卧推举。特里昂有一位指导老师名叫博比·斯特瓦特，他是之前全美金手套轻量级拳击冠军。斯特瓦特负责指导这位身材暴增的“小大人”，将他推荐给了一位半退休状态的职业拳击经理人库斯·达马托。达马托发现了泰森的潜力，并着手培养他。1986年11月22日，泰森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击倒特雷沃·伯比克，赢得了他的第一个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那一年他只有20岁。八个月之后，泰森在拉斯维加斯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他用了12个回合打败了托尼·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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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是在声望名利与日俱增的成功岁月里，泰森也不愿将他的暴力表现局限在拳击台里。他在酒吧对女人上下其手，用粗鲁的性爱压服她们。他打架斗殴，虐打罗宾·吉文斯（他曾与这名女演员结婚，并于1980年代末离婚），将宾馆房间掀个底朝天，还对别人出言恫吓。1990年，泰森在东京输给巴斯特·道格拉斯，丢掉了重量级拳王。1991年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泰森的暴力给他带来了麻烦：他强奸了年轻的美国黑人小姐大赛参赛者蒂西尔·华盛顿。事毕，泰森直接逃回市区，她却直接去了一家医院急诊室，并接着提交了指控。在起诉和审判期间，泰森“成功地”让自己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对一名随员说的话录进了录音带，“我应该杀了这个婊子。”泰森被判强奸罪，获刑六年。哪怕在监狱里，他也恐吓警卫。

1995年，服刑三年的泰森假释出狱，重回拳击台。1996年11月，重量级冠军霍利菲尔德在一场头衔争夺战的第12回合中打败了他。泰森本人坚信，霍利菲尔德是靠作弊才赢的——钻头战术。这让泰森眼角开了个口子——裁判却选择忽略这次攻击。1997年6月，泰森在复赛中再遇霍利菲尔德，他准备好了要复仇。在第一回合两名拳手就头颅对撞，霍利菲尔德又一次撞伤了泰森。在第二回合，就在霍利菲尔德一波猛烈出拳之后，他们的头颅再次对撞。泰森表示抗议，但裁判置之不理。之后，泰森便行动了。两人紧紧抱住的时候，泰森策略性地张开他的大嘴，对着对手的耳朵，咬下了一块肉，接着吐到了拳台地面上。霍利菲尔德的反应介于惊骇和厌恶之间，他一把推开泰森，双手捂着流血的耳朵，接着在泰森走过的时候向裁判打手势，此时的泰森却露出自鸣得意的假笑。人群中一阵喧嚣，裁判席与台上裁判交换了意见，判泰森扣除两分，并在霍利菲尔德的伤口处理员为他止血之后恢复了比赛，这位拳击冠军也准备好了在第三回合惩罚他的袭击者。泰森继续用他的牙齿咬向霍利菲尔德的另一只耳朵。本回合结束后，裁判组取消了泰森的比赛资格，判霍利菲尔德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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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森熟悉暴力行为的惯常借口。比赛结束第二天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泰森表态说：他是在裁判忽视自己抗议之后才“猛咬”。不过在比赛刚刚结束那会，泰森在接受体育记者吉姆·格雷走廊访谈的时候为自己的袭击行为做了一番详尽的说明，证实这是一次算计之后的蓄意之举。“你咬了他，”格雷问泰森，“这是不是复仇？”

“不管我做了什么，”泰森回答说。他的拳击服还在出汗，脖子上围着毛巾，眼角的伤口依然绽开，

在前两回合比赛中他都用头顶我。他在第一回合用头顶我，接着又在第二回合用头顶我。紧接着，就在他再次顶我的时候，我紧紧盯着他看，于是我们四目相对。我从他的眼神中得知，他又要再度顶我。他一直往我身上靠，用头顶我。没有人警告他，也没有人罚他的分。我能做什么呢？这可是我的职业生涯。我可不能一直被这么顶来顶去。我还有孩子要抚养。然而这家伙却不依不饶地顶我，试图让我负伤挂彩、退出比赛。于是我出手报复。看着我！看着我！我会昂首挺胸回家，孩子们都会畏惧我。

“不过你说一下，”格雷一脸困惑地追问，“你为什么要咬他？”

“我在拳击台上说过了。”泰森的回应足够诚实。

就在泰森袭击霍利菲尔德之后，比赛解说员史蒂夫·艾伯特立即说了一段后来成为对泰森行为“标准解释”的话：“迈克·泰森显然丧失了他的理性，丢掉了他的理智。现在他似乎已是走火入魔。”讽刺的是，只要泰森在拳击规则之内殴击对手，他就被认为表现得合乎理智——的确，他是以卓绝过人的敏锐和技巧在行动。然而，如果他的殴击逾越了拳击规则，那么，像艾伯特这样的人就会将他的行为归类为“不理智冲动”，甚至是（心魔）附体——这也许是因为，破坏比赛规则让他输掉了比赛。但是泰森相信，霍利菲尔德的行为已经是在挑战他进入另一种不同类型的比赛，一种拥有截然不同规则的街头打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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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场新闻发布会上，声明自己“猛咬”之后的泰森还说了很多话。他解释说，就在裁判对他的抗议置之不理之后，他觉得这场比赛已不再是一场职业拳击赛了，而是一次街头打斗。昨天晚上我们重看这场比赛的时候，阿森斯准确精当地解构了泰森的逻辑。“在泰森看来，”阿森斯推测说，“如果霍利菲尔德以破坏规则的方式赢得了比赛，而泰森在遵守规则的情况之下输掉比赛的话，那么泰森看上去就会像个废物一样。泰森认为，霍利菲尔德已经转回到了街头规则——运用多多益善的暴力只求一胜——因此，他泰森也得转回到街头规则。泰森也许输掉了拳击比赛，但依照街头规则他是大获全胜——他在拳击台之外震慑了霍利菲尔德。”

阿森斯补充说，“将暴力的家伙们弄到拳击台上，企盼他们将暴力限制在规则之内，这才是不理智。”

泰森犯规的代价沉重：内华达州竞技委员会吊销了他的拳击执照。为了赢回执照，泰森更换了他的经营团队，接受了乔治城大学医学院精神科医生理查德·戈德伯格的治疗。医生为泰森开出了治疗“慢性抑郁”（chronic depression）的药方，得出了“人格性病症”（issues related to personality）的诊断。一年之后，泰森向竞技委员会申请恢复执照。竞技委员会要求对泰森进行一次精神鉴定。1998年9月末，一个由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组成的六人团队，在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州总医院主导了这次为期五天的鉴定。

对泰森精神状况的鉴定由团队中的两位精神病专家完成，他们是大卫·亨德森和罗纳德·斯豪滕。他们的鉴定展现了阿森斯在《危险暴力罪犯的诞生》一书里所讨论的困惑，那就是与暴力行为相关联的心理特征。两位精神病专家在报告中写道，鉴定工作一开始，泰森就“表达了他对斯豪滕博士书架上专业书籍的兴趣，以及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兴趣：特别是穷人的困境、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泰森表达了帮助无权无势者和受苦受难者的愿望”。接着，泰森用一句简明扼要的话，为他的行为和自我意识一并作了惯常的解释：“我没什么自尊（self-es-teem），却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自我（ego）。”

阿森斯证实，暴力新手确实会受低自尊的折磨：“在（暴力化的）早期阶段里，”不过，“一旦他们之后进入终极阶段——恨意，那么他们就将受困于截然相反的难题，不切实际的超高自尊会膨胀到傲慢自大的地步。”然而，两位精神病专家不仅接受泰森本人的证词，而且坚持认为泰森认可了他们理论的优越。泰森的职业生涯仰赖这次鉴定，因此这位失去执照的前世界冠军配合了他们神秘兮兮的结论。“经过深入探讨，”他们解读泰森说，“他意识到，自己膨胀的自我是对贫乏自尊的心理防御（原文如此）。他还说，自己的名人身份让他感到很不舒服，指出‘我不想要超级明星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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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了神经医学等系列检查之后，鉴定团队全体人员得出了一致结论，认为泰森“应当接受一段时间的定期心理治疗，目标在于建立信任关系，控制他在特定情境下的情绪反应，习得愤怒管理的技巧”。泰森在“控制自己上有所缺失”，心理疗法可以帮他补偏救弊。鉴定团队并不认为泰森需要药物治疗。他的咬耳行为“乃是几大因素的产物：沮丧消沉，以及沮丧消沉恶化了的‘冲动控制’难题，这是一种无人维护他利益的感觉。此外，还有种类各异的社会和财政难题。”泰森“在心智上适合重返拳击赛场”。

泰森的鉴定员们非常清楚，就在波士顿鉴定的一个月前，泰森曾经以乘客的身份在马里兰州盖瑟斯堡乘敞篷车出行，驾驶员是他的妻子（医生莫妮卡·特纳，泰森出狱之后娶了她），后座上还坐着一名保安。拥堵的交通逼停了泰森的车子，侧后方驶来的一辆车结结实实地撞了上去。这辆车的驾驶者名叫理查德·哈迪克，他被第三辆车追尾，后坐力让他撞上了泰森的车。第三辆车的驾驶者叫阿布米埃莱克·萨乌塞多。

据两天之后哈迪克提交给马里兰州联邦地方法院的控告文书说，就在他走出车门查看损失的时候，泰森质问他“为什么撞上他的车。我说了一些解释撞车的话：我后面那个人开车撞了我。”妻子和保安尽力拉拽之下，泰森还是逼近萨乌塞多。“尽管有人劝阻他，”哈迪克声言，“泰森先生还是出拳打了此人的脸。我记不清，此人是不是倒在了地上。就在那一瞬间我回到了自己的车子里，因为我担心泰森接下来的行为。”哈迪克关上自己车窗，锁死了车门。泰森的保安走过来，示意哈迪克出来谈谈。哈迪克降下车窗，然后保安迅速夺走了他的车钥匙，警告他哪也去不了，要他拿出驾驶证。哈迪克乖乖地从降下的车窗递出了他的驾驶证。紧接着，哈迪克犯下了“回归平民规则”的大错：

我此刻的想法是，泰森先生已经冷静了，我们接下来可以交换一下信息……我走出自己的车子……然后站在后车门旁。泰森先生接着开始朝我走来——他还戴着金腰带。还有那个女性驾驶员，还是那位保安，他们像之前一样拉着泰森先生。尽管他们左拉右拽，泰森先生还是继续靠近我。就在他离我很近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双手已经被拽住了），他飞起一脚踢中了我的腹股沟。刹那之间我倍感疼痛，倒在地上。我躺在那儿，直到警察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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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抵达现场的时候，泰森和妻子已经扬长而去多时了。

10月9日，内华达州（竞技委员会）发还了泰森的拳击执照，此时距离他执照吊销已经过了整整15个月。在发还执照之前的听证会上，泰森承认了马里兰州的意外事件，但同时否认自己负有责任。“我愤怒，失控，抓狂，”他对竞技委员会说。“我的确对那些人说了几句丑话。他们害怕我这个黑人大块头嘴里喷着街头巷尾的黑话。这是个极为丑陋的画面。如果他说我那么干了，也许我只是无意识的。对不起。”而在某位委员会成员坚称“他对霍利菲尔德的攻击是一次蓄谋”的时候，泰森也颇为含蓄地承认了他的罪行。“除了我本人之外，没有人犯错，”他告诉这位委员，“有些人不愁没处住，不愁没人保护，生来嘴里就含着银汤匙。他们不知道什么叫饥饿和恐惧，什么叫作必须要有勇气。他们知道他们是谁。我不需要精神分裂镇静剂，也不需要躁狂症镇静剂。我就是我。我代表着大众、皮条客、男妓、妓女。我必须时刻保持强大，因为我永远不知道谁在盯着我。”

1998年冬天，泰森着手准备自输给霍利菲尔德以来的第一场拳击赛，重新确立拳击台统治地位的前景显然振奋了他。12月8日在好莱坞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泰森宣布自己回归拳坛，经理人教他要拿出良好的品行。他无法再抱怨自己的法律处境，于是将自己的言论限制在自吹自擂，这段自吹自擂也清楚地展现了他的“暴力自画像”。“所有人都知道我获得假释，在这里我将努力变得平易近人，”他面带微笑地告诉媒体，“如果我的表现让你们觉得不像你们认识的我，请理解我的处境。”在被问到马里兰州的诉讼时，泰森回应说：“我没什么好说的。你们都知道我做了什么。我把那些家伙装进了尸袋。”记者问到下一场比赛前景的时候，泰森迅速回应说：“如果价钱合适的话，我愿意与一头狮子打斗。”头一天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泰森的回应让人闻之刺耳：“如果我重新入狱的话，那并不是因为我冒犯了谁。我并没做什么足以重新入狱的事。如果他们把我送回监狱的话，我会处理好的。我并不是个懦夫。我不是笨蛋。除了上帝，我谁都不怕。”至于霍利菲尔德，他告诉《纽约时报》，“他在撞我。是的，我咬了他的耳朵。他很幸运，因为我没咬他的喉咙。他是个拳击手。他知道他做的事情是错的。”在泰森的词典里，蒂西尔·华盛顿，伊万德·霍利菲尔德，两名马里兰驾驶员……任何人只要挡住了他的路，都是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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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则优秀学说的检验，便是看看它能不能比其他与之竞争的学说更为有效、更为周延地解释它假定要解释的经历中的已知事实。“暴力化”以及由“暴力幻象社群”推导而出的种种诠释，可以更好地解释上述三人的所作所为——亚历克斯·凯利、佩里·史密斯和迈克·泰森——比那些传统意义上诉诸“低自尊”“不理智”“难以抑制的冲动”或是“控制力缺失”的心理学理论更有解释力。这三个人在付诸暴力行为的时候都很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这么做，正是因为他们相信使用暴力可以保护自己，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表达对他们所认为罪恶之人的蔑视。所有三人都画出了暴力自画像，也都生活在毫不打折的暴力幻象社群里。所有这三个人，也即是说——尽管他们在社会地位、种族、经济状况、教育背景上都不尽相同——但都足以被称为极端暴力罪犯（ultraviolent criminal）。

【1】当然，我对韦勒著作的讨论，乃是我自己对材料的解读。

【2】应受访者要求，韦勒给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安上了化名。

【3】克里斯·凯利于1991年死于海洛因过量。

【4】原文为“1984年”，据上下文应改为“1985年”。——译者注

【5】原文为“16年”，误。——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