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是回到大航海时代。

达·伽马到达印度的时候，正是德里苏丹时期，半岛上邦国林立。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德里苏丹国占据了印度半岛从恒河到印度河上游的土地，这是半岛上最肥沃的土地。这时北部的拉达克已归属西藏地方政府管辖，有些人会说，明朝政府并没有向西藏派遣军队，所以西藏在当时并不算明朝的土地。这种说法有一定根据，但并不合理。明朝对西藏实行羁縻政策，不像对汉人腹地那样直接统治。中央王朝在每打下一块新地的时候，面对当地强大的传统势力，一开始都会采用羁縻政策，这是一种策略，是中央向地方的妥协，如果一上来就采用和中原地区一样的中央集权，势必会引起当地反抗。类比其他封建手段，比如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国王也不能在领主土地上驻兵，但我们不能说国王没有这片土地的主权。

德里苏丹国在当时的印度半岛上实力最强、影响最大。与此同时，印度半岛上还有众多的苏丹国，特别是阿拉伯海沿海地区，几乎没有穆斯林到达不了的地方。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后来的英国人进入，印度半岛可能被彻底伊斯兰化。和后来的莫卧儿一样，这些伊斯兰苏丹国上层是穆斯林，底层是印度教徒。作为半岛上唯一战斗民族的拉杰普特，此时被挤压在印度大沙漠的边缘地带。在南方，由达罗毗荼人为主的毗奢耶那伽罗王朝是印度教徒最后的坚守地。面对伊斯兰教徒的步步紧逼，印度教徒们退守到土地贫瘠的德干高原南部顽强抵抗，为传统的印度文化保留了一块避难所和栖息地。

另外，在半岛的东北角有个阿萨姆王国（也称阿洪王国，现印度阿萨姆邦），它的臣民比较特殊。他们既不是印度半岛传统深色皮肤的达罗毗荼人，也不是属于白种人的雅利安人，他们是黄种人，确切地说是傣族人。13世纪初，也就是南宋时期，生活在伊洛瓦底江、怒江一带的傣族人因人口增长、资源有限，于是向周边拓展生存空间。这时南边的缅人已经兴起，东边又有个大理国，于是他们只能向西，一路跋涉到达雅鲁藏布江的下游，也就是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并逐步与当地原住民融合，最终形成阿萨姆王国，前后长达近六百年。

毗奢耶那伽罗王朝虽是印度教徒建立的国家，但并不是没有穆斯林，特别是沿海地带。穆斯林靠着经商发家，在任何港口城市都能很快建立自己的势力。卡利卡特就是这样的一个港口城市，这里税率很低，但外贸和商业都掌握在穆斯林手里。达·伽马一行上岸的时候，当地的拉甲（印度教的首领，类似伊斯兰教的苏丹）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达·伽马也呈上了国书和礼品。但葡萄牙人的货物在印度卖得并不好，欧洲人的一些手工艺品在非洲人和印第安人眼里是稀罕物，在印度人眼里却毫无吸引力。这是因为此时的印度文明程度并不比欧洲差，欧洲人有的，印度人都有；欧洲人没有的，印度人也有，比如香料，印度人的咖喱就是由各种香料调制而成的，这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简直太奢侈了。

而且，基督徒的到来很快引起了穆斯林的注意，他们把达·伽马一行给扣留了，只是一不留神又让他们给跑掉了。随后，一名突尼斯人告诉达·伽马，穆斯林计划暗杀他们，于是达·伽马计划逃离这里。

1498年8月上旬，达·伽马准备离开卡利卡特，当地拉甲让他们交税。交税？这是葡萄牙人没想到的，从欧洲到非洲，一路经历生生死死，葡萄牙人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卖什么就卖什么，他们从来只向自己的国王交税，还没有听说要向当地政府交税的，于是拒绝。当地拉甲就扣押了一些货物和几名船员。作为报复，达·伽马也抓了十几个当地人。经过几番交涉，8月底，拉甲放了葡萄牙人，也归还了货物，但达·伽马仍扣留了5名人质上船跑了。拉甲派舰队追击，双方在海上交火。凭借着强大的火力，达·伽马最终逃离了卡利卡特，随后停靠在坎努尔。坎努尔的人对达·伽马一行比较友好，贸易进行得也还算顺利。

卡利卡特在中国古籍中称为古里。它是印度半岛南部最发达繁荣的港口，这里不仅有阿拉伯商人，也有中国商人。百年前，郑和下西洋时就到达过这里，后来六下西洋，郑和每一次都会在这里停留，把这里当成远洋的基地。说起郑和，很多中国人都会惋惜——为什么大航海时代不是中国人引领的？当然也有一些人，把郑和作为大航海的开拓者，这未免牵强。

当时的中国人有没有实力开创大航海？答案是当然有。郑和首次下西洋，240艘船，20000名将士；哥伦布首航是3条小船，人数90；达·伽马这次，4艘船，人数170。先不说船的大小，单是数量就完全不在一个等级，而且郑和还早了近百年，所以说论实力中国人的航海能力远在欧洲人之上，就连阿拉伯人也比欧洲人强。但关键的是，我们说大航海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是因为欧洲人的航海探险，走的全是荒无人烟的蛮荒地带，让那些孤立原始的陆地从此进入世界的视野。主观上，欧洲人是为了抢夺资源，给当地人带来了灾难；客观上，新航路的开辟促进了这些地方的发展，让它们从此跟上世界文明的脚步。而郑和呢，他的目的不是去探险，也不是去开荒，而是出海宣扬国威，让当地土著国王俯首称臣，给朝廷进贡，再领些赏赐回来。这里面虽然也有贸易活动，但只是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那些穷得掉渣的小国经常拿一些土特产来朝贡，换回一些真金白银的赏赐，实在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对中原王朝来说，为了面子，实际在干赔本的买卖。正因为这个，郑和所经之地都是商业发达、文明开化之地，如果去那些蛮荒之地，碰到一群光屁股的土著，大明皇帝的圣旨该宣给谁听？所以，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的确伟大，不仅向沿途传播了中华文明，在中国的航海史上也是前无古人，但他的行为和大航海时代不沾边，并没有引领一个时代。

郑和第二次来的时候，带来了永乐皇帝的诏书，册封卡利卡特首领为古里王，国王也多次派遣使者到北京朝贡。郑和在卡利卡特留下了一个石碑，上面刻着：“此去中国，十万余程。民物咸若，熙皞同情。永示万世，地平天成。”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时在卡利卡特去世。巧合的是，达·伽马最后也是死在卡利卡特。不过，和达·伽马不同的是，郑和背后不仅有强大的明帝国作支撑，更重要的是郑和也是回民，跟当地穆斯林不但没有矛盾，还相处得很好。

面对印度半岛上穆斯林的强大势力，按基督徒一贯的做法，达·伽马只能用武力解决，只不过以他现在的情况，还不是这些穆斯林的对手，所以他需要回去搬救兵。

但这回达·伽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等到东北季风就出发了。9月份的印度洋上刮的还是西南季风，东北季风最快也要等到10月以后。一行人在海上漂了三个多月后才到达东非沿岸的摩加迪沙。这是一次“死亡之旅”，百多天的航程，仅船员就死了一半。

摩加迪沙也是穆斯林控制的港口，达·伽马没敢停留，朝港口放了几炮就走了。1499年1月9日，船队回到了友好的马林迪。在这里休整几日后，达·伽马一行继续南下，绕过了蒙巴萨之后，因为船员减少，再加上物资消耗严重，为了减轻负担，达·伽马舍弃了一条船。按习惯，为了弃船不被敌人利用，葡萄牙人一把火把船烧了。

接着，船队绕过莫桑比克，3月20日绕过好望角。船队不敢靠港，一路风餐露宿，只是偶尔在野地里登陆歇脚。

4月下旬，因遭遇暴风雨，一只船走散，船队只剩下两只船。好在此时船队已进入大西洋，彻底绕开了穆斯林的势力范围。但又有一个不好的消息是，达·伽马的哥哥也生病了。情况很不妙，因为船上有很多人就是病死的。为了快速回到里斯本，达·伽马改变航向，不再沿海岸航行，直接朝亚速尔群岛驶去。这样一是可以让船走直线，比沿海岸航行减少行程；二是可以绕开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避免麻烦。

船在亚速尔群岛的特塞拉岛靠岸，第二天达·伽马的哥哥就死了。达·伽马让另一艘船先行回国，自己留下料理后事。

1499年7月10日，与船队走散的那艘船率先返回里斯本。8月底，另一艘船驶进里斯本港。9月9日，达·伽马乘快艇也抵达里斯本。至此，人类有史以来最远的一次航行胜利结束，去的时候170人，回来的时候只剩55人。达·伽马回到里斯本后，受到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和国人的热烈欢迎。9月18日，达·伽马在城里举行凯旋仪式，曼努埃尔一世下令各重要城市举行圣像游行和庆祝活动，并为此铸造发行纪念金币，还在塔古斯河口兴建大教堂以示纪念。曼努埃尔一世一改以往的保密政策，大肆宣传这次远航，并授予达·伽马“唐”的贵族头衔、“印度洋元帅”的封号、一千克鲁塞多金币的年金和大片地产。

而此时的哥伦布还在寻找印度大陆，他不知道达·伽马已经到达了真正的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