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伦布探索和经营西印度群岛的时候，我们再把视线放回到葡萄牙身上。

葡萄牙国王若奥二世晚年身体虚弱，患有浮肿病。在他患病期间，葡萄牙的航海事业一度停滞。从1488年迪亚士从好望角返回里斯本开始，有将近十年的时间，葡萄牙人在远洋探索上毫无建树。

1495年底，当哥伦布准备从西印度群岛回国时，葡萄牙国王若奥二世病逝，新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 of portugal）继位。曼努埃尔一世继位后，立即把开辟新航路的事提上日程。

哥伦布给葡萄牙人的刺激很大，本来葡萄牙是第一个冲出欧洲前往远洋探险的国家，而且葡萄牙人也知道，绕过好望角后，船队已经在印度洋上，离印度也就不远了，谁知让西班牙人抢了先，在欧洲大出风头。所以这一次，葡萄牙人的目标是，尽快往东开辟一条到达印度的新航线。按葡萄牙临阵换将的传统，这次换达·伽马挂帅。

1497年7月8日，葡萄牙著名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奉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之命，从里斯本启航，前往东印度。

达·伽马的船队共有4艘船，旗舰的载重也才120吨，和哥伦布首航“西印度”的旗舰相当。

船队先在迪亚士的陪同下到达圣乔治，然后迪亚士留在当地，因为他要担任圣乔治的总督，这次是来赴任的。在迪亚士的建议下，同时也是受哥伦布远航的启发，葡萄牙的船队这次不再贴着海岸线前行，而是有目的地在大西洋上走直线，这样能节省很多时间。

按迪亚士的建议，达·伽马从里斯本出发，直接到达非洲最西端的佛得角，从佛得角到达圣乔治后，就直接往好望角出发。11月上旬，船队到达好望角以北的圣赫勒拿湾，靠岸登陆，与那里的科伊桑人发生冲突，达·伽马中箭受伤。然后，船队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在好望角东部的摩塞尔湾停泊，与当地科伊桑人进行了货物交换，还好这次没发生大的意外。11月25日，达·伽马在摩塞尔湾竖立纪念石柱，象征着对这一带的占领。但这个时候发生了点小意外，补给船在航行过程中受损。由于补给船上的物资已经消耗殆尽，再加上有船员患病，按照通常的做法，为了不给潜在的敌人利用，葡萄牙人把船员转移出来后，就把补给船烧了。

在15世纪的远洋航行中，水手们最怕的就是两种情况，一是补给断了，二是患坏血病。补给断了不用说，人是铁饭是钢，没有食物和淡水就会死人，这个问题在船队出发前如果计划得好还可以避免，但坏血病让每一个船员闻之色变。今天我们知道，坏血病是因为缺乏维生素c造成的。在大航海时代，船员们的日常饮食就是面包、肉干、腌豆、腌鱼之类的东西，没有新鲜蔬菜，也就无法摄取维生素c，所以时间一长，就很容易得坏血病。在达·伽马时期，人们还不知道坏血病的原理，得了坏血病几乎就是死路一条，其恐怖之处可想而知。在后来的航海实践中，有些得病的水手上岸后，吃了些橘子或柠檬后病情有所好转，于是航海家们以为水果对治疗坏血病有效，号召水手们多吃水果。但水果不好保存，在船上几天就坏。

说到坏血病，很多人都会疑惑，为什么郑和下西洋却没有船员得这种病？有一种说法是因为郑和的船只很大，可以在上面种菜，所以没有发生这种情况。这种说法不靠谱，郑和的船再大，相应地船员也就多，船上能腾出来种菜的地方极小，能种出的菜还不够全体船员吃一顿；况且蔬菜的生长需要时间，不可能源源不断地供船员们食用。根本原因是郑和所经之地全是文明发达的地方，有成熟的港口，补给蔬菜很容易。而欧洲探险者们前往的地方全是蛮荒之地，土著大都还处在茹毛饮血的阶段，根本不知道蔬菜为何物，就算有钱也买不到。

所以，在补给断绝、不幸染上疾病后，船员们的情绪就很不稳定。不久之后，达·伽马的船上就发生了以囚犯为首的叛乱。叛乱者企图夺船回国，但被达·伽马给迅速镇压下去了。接着，船队继续往东，越过了大鱼河口。大鱼河口是上次迪亚士到达的最远点。从这里开始，达·伽马的航程就没有了地图指引。当然，这并不是说达·伽马对前方的事物一无所知。为了获取目的地的相关信息，也为了给船队寻找合适的补给站，葡萄牙王国在派遣船队往非洲大陆南部探险的同时，也派遣了情报人员从陆地偷偷前往印度和东非。这些人获取相关信息后，把情报传回国内，国王再派人把情报传给前方的船队。因此，达·伽马的手上虽然没地图指引，但并非两眼一抹黑。

12月25日，达·伽马的船队到达了非洲的东南角，今纳塔尔地区海岸一带，然后沿海岸继续向前探索。

1498年1月，船队到达札沃拉河，在这里他们与当地土著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了交换。因为这一带产铜，于是他们把这条河命名为铜河。随后，1月25日，他们发现了一条很大的河，这就是奎利曼河（今赞比西河），于是在这里休整，和土著做易物交换。在这次交换中，他们从这些班图人手中得到了一些亚洲产的东西，于是达·伽马认为他们离印度不远了。

在奎利曼河河口立完石柱后，达·伽马率领船队继续沿非洲大陆北上。3月2日，他们来到了南纬15°的莫桑比克港。

从地图上看会发现达·伽马漏掉了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索法拉。这不是达·伽马的失误，而是葡萄牙情报人员的失误。葡萄牙的情报人员的确在事前到达过索法拉，但情报里并没有给出索法拉的精确位置，而索法拉恰好位于一个海湾处，以至于达·伽马一不留神就错过了，直接到了奎利曼河河口，然后又去了莫桑比克。直到1501年，葡萄牙的第二支远征队前往印度时，才发现索法拉的存在。

到了莫桑比克，达·伽马惊奇地发现，这里出现了穆斯林！

其实不只是莫桑比克，整个东非沿岸都有穆斯林的身影。

自从7世纪阿拉伯人兴起后，伊斯兰势力迅速向世界各地蔓延。伊斯兰势力扩张主要靠贸易。相比战争，贸易的扩展范围更大，影响更深。在陆地上，穆斯林的贸易主要靠骆驼，在海上，则是靠阿拉伯三角帆船。

如果把当时的帆船分个类的话，主要有4种：欧洲帆船、阿拉伯帆船、印度帆船和中国帆船。其中印度和阿拉伯人共享着印度洋，受阿拉伯影响很大，几乎难以单独归类，所以实际上只有3种。

欧洲早期的帆船都是横帆。所谓横帆，就是在桅杆上固定一根或几根横木，在这些横木上挂上长方形或梯形的船帆，所以横帆也称四角帆。

由于挂横帆的横木是固定的，所以这种帆只能顺风时用，逆风时需要把帆降下来，换人力划。所以这种船又称桨帆船。桨帆船是地中海中普遍使用的帆船，因为地中海夏季无风，冬季也只有西风，没有人力几乎寸步难行。

而阿拉伯人的三角帆却不一样。三角帆的角度是可以调的，也就是可以逆风航行（实际是走“之”字线）。这种船速度快，转向灵活，阿拉伯人凭此纵横印度洋。后来欧洲人就把阿拉伯的三角帆引入自己的船上，与横帆结合，这样既能顺风快跑，又能顶风逆行，彻底摆脱了对人力的依赖，远洋探险才成为可能。当然，远洋探险船中少不了中国人发明的舵——没有舵，以风力为主的帆船很难控制方向。

中国的帆是硬帆，和阿拉伯及欧洲的软帆不同。硬帆的操控性很好，逆风航行也不是问题，但由于硬帆本身的特质，不可能做得像三角帆那么大，所以速度上受限制。相比欧洲和阿拉伯船只，中国帆船很早就使用了隔水舱，优点是不容易沉船，缺点是船舱较小，装载不了那么多的货物。

10世纪的时候，阿拉伯人凭借着三角帆船已经把足迹深入到了东非沿岸，并在马坦杜河口建立了穆斯林贸易城，这就是基卢瓦。基卢瓦建有华丽的宫殿和雄伟的清真寺，以及坚固的城墙，吸引了更多的穆斯林前来贸易。14世纪，基卢瓦逐步控制了沿海的索法拉、莫桑比克、蒙巴萨、马林迪、摩加迪沙等众多的港口贸易城市，成为一个穆斯林城邦联盟。

达·伽马一行到达莫桑比克后，雇请了两名阿拉伯籍的引水员。引水员就是水上的向导，现在也叫引航员。但很快，他们基督徒的身份暴露，引来当地穆斯林的敌视。

莫桑比克显然不是久留之地。3月29日，达·伽马一行上船后，朝莫桑比克放了几炮，然后扬帆北上。4月7日，到达南纬4°的蒙巴萨。这里也是郑和七下西洋到达过的最远的地方，当时中国人把这里翻译为“慢八撒”。

在蒙巴萨，达·伽马一行依然遭到穆斯林的敌视和攻击，两名引水员也趁机逃走了。在蒙巴萨的附近，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山——乞力马扎罗山。乞力马扎罗山山体并不大，却是非洲海拔最高的山，这是因为它坐落在东非高原上的缘故。乞力马扎罗山既是火山，也是雪山。火山的山体都不大，这好理解。但乞力马扎罗山靠近赤道，山顶却终年积雪，让人不得不称奇，尤其对非洲人来说，雪是极其罕见的。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海拔，乞力马扎罗山的中央火山海拔5895米，我们按海拔每升高100米气温下降0.6℃计算，山顶相对于海平面气温会低35℃，基本处于冰点以下，有雪很正常。乞力马扎罗山有名，真正的原因倒不是因为它奇特的自然现象，而是因为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一篇小说，名字就叫《乞力马扎罗山的雪》。

4月13日，船队离开蒙巴萨，14日进入马林迪（中国译为麻林地）。在这里，他们遇到一些印度人。从印度人的口中，他们才知道印度的确切方位。更幸运的是，当地的苏丹和穆斯林对葡萄牙人比较友好。在苏丹的帮助下，达·伽马请到了一位阿曼籍的引水员。

达·伽马一行在马林迪待了整整10天，因为他有一个重大的计划。按照葡萄牙人一贯的航海方式，都是沿着海岸线走，这次出航虽然比以前有所突破，那也是在迪亚士的指引下，而且是在已知的海域。在未知的海域离岸远航，只有哥伦布一人做过，葡萄牙人还没有真正尝试过。虽然离岸风险极大，但达·伽马感觉到，非洲的东海岸都是穆斯林，再往前就是阿拉伯海，是阿拉伯人的传统势力范围，那里几乎人人都是穆斯林，更是危险重重。所以，达·伽马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横跨印度洋，直达印度。达·伽马也知道，哥伦布横跨大西洋靠的是信风，但印度洋有没有强劲的信风呢？

答案是没有，但有季风。

受青藏高原的影响，印度主要受季风影响。我在《透过地理看历史：三国篇》中对季风的形成有详细的解说，这里不再赘述，只补充两点。

第一，为什么青藏高原能阻挡信风？前文已经说过，大气环流的活动范围在海拔4000米以内，而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正好是4000米，可以把大气环流的影响降到最低。由于青藏高原的阻挡，源自赤道从西往东运动的暖湿气流对中国的影响微乎其微，却在同处北纬30°副高压带附近的印度河一带形成沙漠。

第二，信风和季风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季风影响的是局部，大气环流影响的是全球，在季风强劲的地区，大气环流并非不存在，只是影响极小。在中国的长江沿线，当季风活动减弱的时候，副高压就显露身影，对那里的气候产生影响。

印度位于青藏高原的西南部，所以印度及印度洋附近的季风和中国有所不同：在夏季，这里刮西南风；冬季，这里刮东北风。远在欧洲人到达之前，无论是印度人还是阿拉伯人，都会利用季风航行于印度洋东西两岸。中国古代的帆船，也会利用冬季的西北季风到东南亚，再利用夏季的东南季风到达印度；来年再利用冬季的西北季风回到东南亚，然后利用夏季的东南季风回国。如此循环往复。郑和七下西洋，也是利用了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季风。

从当地的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口中得知，从马林迪可以利用西南季风到达印度后，达·伽马在马林迪待了10天。原因不仅是要把这些情况了解清楚，而且跨大洋航行，几十天不靠岸，也需要准备足够多的补给。当一切准备妥当的时候，达·伽马准备起航了。

4月24日，达·伽马的船队从南纬4°的马林迪拔锚起航。在阿曼引水员的领航下，顺着西南季风，朝东北方向驶去，开始了横渡印度洋的航行，目标是印度西岸的卡利卡特。

这段航程历时24天，行程3000多公里，最终于5月18日到达印度次大陆。只不过，以当时的测量技术，航向略有偏移，达·伽马一开始是在卡利卡特（kozhikode，又译作科泽科德，英文作calicut）以北约80公里的马拉巴尔海岸（即坎努尔）靠岸登陆，10天后才到达目的地卡利卡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