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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国威和柳一清被特务逮捕到沙田坝的监狱里来了。他们两个被分别关在两座破旧的谷仓里，谷仓里十分黑暗，只有从木板缝里透进一线光明。黑暗对于一个革命者说来，并不可怕，对于柳一清更其是这样，她甚至对于她被关进这样一个奇怪的地方，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她过去读过许多革命的先驱者坐牢的故事，他们那种大义凛然、襟怀磊落的气概，常使她十分感动，但那还是书本上的事，坐牢的滋味她一次也没有尝过，没有什么体会，也不知道自己在和先辈们一样的环境中，是不是也能怀抱和他们一样高尚的情操。现在她也坐牢来了，而且带着一个才生下不久的孩子来坐牢，而且一来就坐进这样一个黑暗的谷仓里，她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的。
她和她的小女儿在黑暗的谷仓里坐了几天，特务始终没有来提她出去审问。她知道这不过是暴风雨前夕的平静，严重的斗争就要到来。她面对就要到来的斗争毫无一点畏怯的感觉，相反的倒有一种渴望这种斗争的感觉，就像一只矫健的海燕渴望着暴风雨一样。是的，她忽然想起高尔基歌颂海燕的诗篇来了。这篇诗过去曾经给予她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现在更不消说了。她轻声念了起来：
白蒙蒙的海面的上头，风儿在收集着阴云。在阴云和海的中间，得意洋洋地掠过了海燕，好像深黑色的闪电。……它在叫着……这叫喊里面——有的是对于暴风雨的渴望！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对于胜利的确信……
她最后举起手来，在黑暗里激动地叫出声来，念了这一篇诗的最后一句：“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
这几天来，她很少想到她将要面临什么样的斗争，她也想象不出来。但是她却想得很多很多，她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她到这个世界上来才不过二十六年，这不过是在生命长河中短短的一段。但是在她看来，却是多么富于色彩的一段呀！在这一段里，有清澈的平流，也有汹涌的激流；有美丽的浪花，也有轩然的大波……她想到她在短短的五年之中，从一个单纯的工业救国论者转变成为热心的抗日进步分子，然后又在党的教育下，投身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下来，参加了它的先锋队伍，这经历了多么巨大的变化！而现在，却要像她所景仰的革命先辈一样，在监狱里，法庭上，甚至刑场上，和敌人去进行决死的斗争了。
往事像电影一般，在黑暗谷仓的墙壁上，一幕一幕地展现出来了。柳一清生在一个小公务人员的家庭，少年时代在南京上中学。她在下关看到江面上停着许多挂着各种外国旗的军舰，公然把大炮对着堂堂的首都。她又在街上，常常一面看到那些外国人对中国的穷苦同胞拳打脚踢，横行霸道，同时又听到从外国来传教的“救世军”，在那里瞎说关于天堂的鬼话。而那些“高等华人”却是那样对外国人曲意奉承，她的内心感到深深的屈辱，她听信老师的论断，这都是由于中国积弱太久的缘故，所以积弱又是由于中国工业落后，只有振兴工业才能救国。于是她发愤读书，高中毕业后她考进了北平工学院机械系，而且是机械系的两个女生之一。
当她去注册入学的时候，老师劝她不要读工学院，在他们看来，一个女人上大学，不过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以便待价而沽，找一个有地位或者有钱财的阔人，当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太太，在社会交际场合中能够给自己丈夫增加声誉，在家庭中能够用音乐、绘画、诗歌来安慰自己的丈夫，能够很合乎科学地养下孩子，并且亲自教养自己的孩子成为体面的少爷、小姐，也就够了。至于学习制造机械，做枪炮，修铁路，开矿山等等粗重的工作，女人的智慧和体力都是难以胜任的。柳一清却不相信这一套，她一心一意想工业救国，而且以优等成绩在大学学习了两年多。
但是在一次校庆中，机械系迎接返校毕业同学的同乐晚会上，她的幻梦破灭了。在那个晚会上，大家要那些老大哥谈谈毕业后出去为国效劳的情况。他们几乎无例外地表示失望，他们说他们抱着满腔热忱，想在祖国的工业战线上大显身手，结果都被兜头泼了冷水。有的分配到经济领导机关，不过是在办公室里做点抄写工作。政府组织这大大小小的委员会，其实不过是装点门面，向外国佬借钱打内战罢了。另外一些同学说，他们倒是进了工厂，起初也很兴奋，以为可以发挥才干。干了一阵，他们才知道，他们的职业不过是帮资本家当监工，这些国货工厂的老板，其实不过是外国资本的买办，主要的是日本资本的买办。他们的工作就是把日本货弄来改头换面，冒充国货，贴上“完全国货”的商标，去欺骗中国人罢了。
柳一清第一次听到这种骇人听闻的议论，心里想：“男同学还不免去做高级办公室里的必要的‘摆设’，女的呢，肯定要去做受人凌辱的‘花瓶’，至多也不过去替资本家作帮凶，欺压工人，欺骗人民罢了。”她完全失望了，工业救国对于她竟然成为恶毒的嘲笑，她的好梦破灭了，被人无情地引进一条死胡同里，再也找不到出路了。“唉，祖国往何处去？自己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他们开的那个同乐晚会一点欢乐也没有，有的同学悄悄地哭了起来，有的同学如醉如狂地哼起“我的祖国，我的母亲”的悲伤调子，直到深夜，还不散去，柳一清也哭了。
从此以后，柳一清再也不死啃书本了。她开始读一些报纸，上海出版的一些杂志和讨论抗日救亡以及青年修养的小册子，她想从这些书报里去找寻答案。她开始模糊地认识到，现在不是什么工业救国，国货救国，读书救国的时候，更不是那些混账的什么读经救国，做水陆道场救国，以至打太极拳、踢毽子、放风筝救国的时候。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求得民族独立，根本谈不到发展工业。但是这个政府却一直在和日本帝国主义讲“敦睦邦交”，唱“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调子，在国内一直还在叫“要攘外，先安内”，并且内战打得火热，这到底怎么办呢？
这时期，“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爆发了。柳一清也跟着同学上街去了。听到那些热忱的演说，读到那些进步书刊和传单，她开始相信一种真正救国的道理。
在一次学生集会中，警察包围了学校，动手乱打人，柳一清正要逃走，被一大个子警察一把抓住她的头发，拉倒在地，用大皮靴踏在她的胸上，挥动警棍正要打她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男同学从警察身后夺过棍子，顺势狠狠给了警察一棍子，把他打了一个踉跄。他叫柳一清快跑，爬球场的高脚凳子跳墙逃走。柳一清爬上高墙，却不敢跳，后面那个同学一面招架警察，一起爬上高脚凳，翻上墙头，回头使劲用脚一蹬，蹬翻了高脚凳，警察再也没有办法上墙来了。那男同学先跳下墙，叫柳一清顺墙溜下去。
柳一清还没有落地，那男同学用双手接住她，两个人一起从小胡同里跑出去了。
在路上，他们互通姓名，她才知道这个同学名叫任远，也是工学院的同学。他们一面走一面议论起来。柳一清说：“我没有想到他们这样残暴，讲演抗日也有罪了。”
任远说：“哼，你恐怕还不知道他们杀了多少抗日救国分子吧？”
柳一清说：“他们这样残暴无道，对敌人却这样卑躬屈膝，中国非亡不可！”
任远说：“不，中国不会亡。灭亡的只能是他们。人民已经起来抗日，一小撮反动分子是休想拦得住的。”
柳一清从此和任远接近起来了。任远给了她许多新书看，还有油印的秘密小册子。她突然感觉到在她的面前展开一个新的世界。她知道共产党才是坚决抗日救国的，是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的真正救星，她知道已经有了一个抗日中心，革命的圣地——延安。她像一个久久在荒原上彷徨的人，口干舌燥，忽然找到一个甘洌的清泉，她尽情地喝个不止。
柳一清跟着任远热情地参加学生运动，越来越活跃了。她的心情舒畅，老是那样笑容满面，不知道疲倦地跑来跑去，像一团火一样，流到哪里，哪里就能听到她那尖细的嗓子在又说又笑。于是大家给她取个诨名叫“流火”。
不久任远就介绍她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她宣誓入队的那一天晚上，她吃罢晚饭就在任远约好的地方等他，生怕迟到了。她的心里波涛起伏，难以平静，她等了很久也没有见任远的踪影，她简直想埋怨任远。但是当她看一看校园里的大钟，不禁哑然失笑，隔约好的时间还差一个钟头呢。她心神不宁地在校园中走来走去，她期待着她一生中这个庄严的时刻到来。
她随任远走进一个小屋子，那里有几个同学，平时也是认识的。当她照人家告诉她的做法，举起手照一张小纸条念宣誓词的时候，她的声音打颤，全身出汗，握紧的拳头几乎要捏出汗水滴下来了。当那个监誓的同志和她握手，向她道贺，叫她一声“同志”的时候，她的眼泪差一点流了出来。她努力忍耐着，因为她发现任远正大睁着眼睛，兴奋地望着她的眼睛哩。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柳一清已经和任远感情很好了，她觉得在她的感情天地中要没有任远是不能想象的了。所以任远和其他几个“民先”队员决定到西山边一个农村去做抗日宣传的时候，她也怀着满腔热忱，自己背着行李，和他们一同出发了。
这一群青年对于农民群众工作是很陌生的，连自己的生活也是不好对付的。有一次柳一清和任远轮到做饭，他们到井边打水，虽然他们都算得是有知识的人，而且柳一清还是学习机械的，但是把吊桶放进井里去，拉来扯去弄了半天，那吊桶就是不听他们指挥，连一桶水也打不起来，还是一个农民来解救了他们。柳一清对于自己十分失望，她叹气说：
“唉，我们这种知识分子，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柳一清的这种感受在她开始做群众工作的时候，越更强烈。当她和几个同学兴高采烈地拿着漂亮的壁报，戴着草帽，到附近一个采石场去向工人宣传抗日，他们声嘶力竭地讲不抗日要亡国的道理，那些工人却无动于衷，仍旧在那里埋着头，顶着毒太阳捶石子，最多抬起头来怀疑地看他们几眼，大概以为这几个少爷小姐模样的人，是吃饱了饭，没有地方消遣，到采石场里寻开心来了吧。柳一清和大家失望地走回去，一路上叹着气。
黄昏时候，山村是安静的。在西山脚下展开一片金色的平原，村落上空升起了一缕缕直直的炊烟。这时本来可以听到柳一清的嘹亮的歌声的，从那村边小枣树林里，从那村外的田野里。今天却到处都很沉静，柳一清闷坐在窗前，任远无可奈何地陪伴着她。工作队的党员队长金铭回来了，一看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问柳一清：“怎么的？我们的‘流火’，点不着了？”
柳一清突然问道：“我想不通，难道这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吗？”
金铭问任远，任远说明缘由，金铭笑了，说：“他们是无产阶级，却不知道你们是什么阶级，看你们的打扮、腔调，也许是老板派来的吧。你们口口声声说救国，救什么人的国家？救他们的老板的那个国家吗？看你们这样的打扮，他们有理由不相信你们的。要是他们有自己的政府，为了祖国，舍生忘死，他们也肯干。”
晚上，金铭把大家找来，研究怎样接近群众，要紧的是和群众打成一片，休戚相关，同甘共苦，和他们交上知心朋友，千万不要以“救世主”自居，向他们去“施舍”知识的样子。
柳一清又算开了窍，懂到一点自己过去完全没有想过的道理。她按金铭交代的办法去做，果然就逐步地交上朋友了。
柳一清想，与其说是她去向群众宣传抗日，还不如说是这些穷苦工人和农民在教育她还恰当些。
北平沦陷了，他们在这山村打游击的理想没有能实现，接到党的通知，绕道撤退到武汉去。他们两人由金铭带到董老那里去，由董老介绍他们去鄂豫皖边区七里坪的党训班里去学习了一个多月，任远被派到武汉做工人工作，柳一清被介绍到党办的汤池农村工作训练班去学习。柳一清在那里实现了她长久以来渴望的理想，参加了党。
柳一清在训练班毕业后，曾经被分配回她的老家苏北去打游击，她非常高兴有机会去当一个普通的战士，到战场去冲锋陷阵，和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搏斗了。她总觉得她有满腔热血，要找个合适的地方，喷洒出来，才感觉痛快。她写了一封信到武汉去向任远告别。信里说：“我上战场去了，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有可能相见，我们过去相约抗战胜利后就结婚的话，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我这次回到故乡，是抱着把自己的鲜血洒在故乡土地上的决心的。我也许见不到胜利了，只希望你在胜利后，到我的坟头来献一束花，告诉我：我们胜利了……”
但是她回苏北的愿望没有实现，去敌后的通道被敌人暂时切断了。党就把她派到偏僻的山区地带做地下党的工作。
起初，她是不大习惯的，但是她慢慢克服了生活上和语言上的困难，在山里奔走，风里来，雨里去，和那些最穷苦的农民结成生死的朋友，和他们一样吃，一样住，滚一样的草荐，吃一样的玉米糊糊，生一样的疥疮，害一样的疟疾，忍受一样的痛苦，也怀抱一样的希望。在昏晨月夜，在豆棚瓜架下，温习过去红军通过这里的故事。听到农民摆谈豪绅地主的千奇百怪的剥削压迫手段，他们的刻骨仇恨和种种巧妙的斗争方法。许多农民对她说：“那个日子一定要来！”“那个日子”，是大家都明白的，无需解释的，那就是红军来了，打土豪，分田地，穷人翻身做主、扬眉吐气的日子。“那个日子一定要来”，这是山区农民的雷打不垮、火烧不灭的信念，是对于斗争的渴望，也就变成为柳一清的坚强的意志。
她永远不能忘记那些在农民家里给农民举行入党宣誓的夜晚。她看到在暗淡的桐油灯下，那些朴实和毅勇的农民面孔，他们噙着泪水，举起握得紧紧的战栗的拳头，跟着她一起念入党誓词，和她一起低声地唱着：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在农村里工作，这对于她是永远不能忘怀的锻炼。她的坚定的革命到底的意志，对于革命胜利的信心，是在这里才最后地树立起来的。这两三年的工夫，比她过去二十年学到的东西不知道要多上多少倍。
她正干得起劲，她的工作调动了，调回特委“坐机关”和做妇女部长。工作性质有些变动，她起初很不习惯，但是这也是对她的磨炼。……现在，更厉害的磨炼，更严重的考验来了。
柳一清把自己走过的道路作了一个简单的回顾，她认为这几年来党没有把她放在温室里，而是把她放在革命的风暴中，放在群众斗争的烈火中去锻炼，并没有白过，她深深感觉到一股炽热的火焰，一种伟大的力量，正跳跃在她的生命之中。
2
贺国威在监狱里的一个破谷仓里坐了好几天。几天的监狱生活，对于一个普通囚徒说来，仿佛是几年，可是对于贺国威说来，却觉得一晃就过去了。他明白，严重的斗争在等待着他，在没有接火之前，有这么几天时间，让他做战斗的思想准备是很好的，这几天他坐在谷仓里想得很多很多。
他想到他过去的工作，检查自己工作中的成功和失败。
他深自责备，党把这样重大的担子交他来承担，把重大的斗争任务交给他领导，可是才出马不久，就遭受这样重大的挫折，战斗司令部被敌人突然袭击进来了，司令员初战就被捉去了，这是多么惨痛的损失呀。他简直还来不及去细细思索这些问题，他挂念着的是，外面的组织到底怎样了？
他是相信任远和王东明的，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是对党忠诚的，在眼前这一场政治风暴的冲击下，他们也不会张皇失措、迷失方向的。他相信他们在这惊涛骇浪中，会紧紧把舵掌稳，坚定地向前驶去，不至于把党交给他们驾驶的船，开到绝谷深渊里去。这几天来，再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同志被逮捕进来，看来灾祸的漏洞已经被他们堵住了，没有再扩大。
他也想到这监狱里的斗争形势，他知道敌人是凶恶的，十分狡猾的，现在还难以估量将要到来的斗争到底是怎么样，但是他认为并不可怕，他坐牢已经不止一次了，他知道只要勇敢坚决，团结难友，进行韧性的和机智的斗争，一定可以取得胜利。敌人要把这里变成地狱和屠场，变成革命者丧志失节的地方，我们却一定要把它变成一座共产主义的学校，变成革命的第二条战线。牺牲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做到一个人倒下去，却有千百个新的人站起来。贺国威对于牺牲自己已经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他在红旗下举起手来第一次宣誓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种准备了。
但是这第二条战线上的队伍，却并不能使他乐观。在放风的时候，他看了一下，现在在监狱里的除开他和柳一清几个同志以外，剩下来的就是一批很年轻的学生党员和工人店员进步分子，这就是他能聚集起来的全部队伍。在这支队伍里，老战士很少，新兵很多，而且基本上都是知识青年。看来力量是不强的，斗争不会是轻松的。而且他明白，他的活动，由于敌人特别注意，将要受到很大的限制。
他完全相信柳一清，看来她是一个受过比较好的锻炼、自我改造比较好的女战士。她的原则坚定性和斗争尖锐性，党内许多同志都是知道的。当然，她还年轻，缺乏监狱斗争经验，她生孩子不久，带着孩子进来，拖累不小，这是她的弱点。但是他相信柳一清能够经受得住考验，她会锻炼得更为坚强，成为一个有勇有谋的指挥员。看来在这里斗争的主要领导责任势必要落到她的肩头上去了。最使贺国威苦苦思索、不能安心的是，他和柳一清被捕的原因到底在哪里？柳一清曾经告诉他，根据清江中学两个学生党员的报告，眼见着童云带着特务去抓走了陈醒民，并且说章霞也证明先抓走了童云的。他自己出事那天，是在医院被特务跟上的，只有童云才知道柳一清要到医院去检查身体，所以特务埋伏在医院等柳一清，柳一清没有去，他自己却因为去打针被跟上了。这么说来，童云叛变了似乎是无可怀疑的。但是童云是什么时候出的问题呢？为什么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发觉呢？相反的上次开特委会，陈醒民很明显地带了“尾巴”来了，后来在且宜居茶楼上和他见面，肯定陈醒民已经被特务跟住了，还害得他费了好大劲，才丢掉“尾巴”。这样看来，似乎最早出毛病的应该是陈醒民，而不是童云。而且陈醒民这个人，在组织上虽然入了党，在思想上其实并没有入党，他还停留在小资产阶级抗日民主思想水平上，对于共产主义，最多不过是像他所想象的上帝的天堂之类的美丽幻梦而已。他的思想一贯右倾，老是和他那个做神甫的哥哥，还有和那个外国主教、他的教父拉拉扯扯，分不清界限。特别是那次在茶楼上，一方面看出他满不在乎，思想十分麻痹，可是另一方面，当一个酒疯子来胡说两句，他却表现得十分慌张和恐惧。这样的人，是不可能经受得住考验的。所以他坚决想把陈醒民早点疏散到重庆去，消除隐患。谁知他正要动身，就被捕了。可是，他被捕后，从这几天看来，倒反显得很镇定，表现得很不错的样子。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贺国威正在用这种无法回答的难题来折磨自己，谷仓门忽然打开，看守在叫他出去放风。贺国威站起来，才走出仓口，他就听到柳一清的声音了。她从谷仓门口下到土坝里去，生气勃勃的样子，有说有笑地走近人群里活动去了，是那样的坚定和乐观。
他看到柳一清走到陈醒民的身边去，他也走过去，先和柳一清打招呼：“小柳，你好，孩子也好？”
柳一清说：“都好，就是小家伙到了新地方不惯，老喜欢哭。”柳一清反问贺国威：“你的身体好不好？为什么几天不见你出来放风？”
贺国威说：“我没有什么，不叫出来，这是他们‘优待’我，再说，我也想多养一养神。”
柳一清笑着说：“你是在养精蓄锐，准备战斗吧？”
贺国威点一下头，也笑了一下。陈醒民在旁边也跟着笑了一下。不过那算不算是在笑，就很难说，其实不过是脸上的筋肉，在意志的强力压迫之下，勉强凑合着做一点笑的样子罢了。
贺国威转身向陈醒民说：“老陈……”
陈醒民抬头看见贺国威那浓眉毛下的炯炯发光的眼睛，虽然很不自在，但是他不能避开他，相反的，他的上司是要他设法多接近贺国威、柳一清他们，并且有意让他们互相接触，以便从旁侦察他们的活动。何况现在是贺国威和柳一清主动来找他呢？贺国威问他：“老陈，你怎么没有早去重庆，出了毛病了？”
陈醒民心里一惊，但是他还是把自己镇定住了，他知道这不过是一句普通的问话。他还没有想好怎么回答，柳一清却接过去说：“还不是因为童云把他出卖了！”
陈醒民接着说：“是呀，真没有想到，我自己介绍入党的党员出卖了我，这叫做‘咎由自取’呀！”陈醒民说了，很想笑，可是笑不出来，倒反像哭丧着脸了。他向贺国威点一下头，就走——简直可以说是逃——到另外的人群那边去了。贺国威望着陈醒民匆匆走去的背影，在他脑子里的问号突然又长大了。
柳一清却不是这样。她进监狱后，第一次放风就遇见了陈醒民，陈醒民告诉她是童云出卖了他，柳一清完全相信，还告诉陈醒民：“我知道了。清江中学的那两个学生党员报告过了，是童云这个坏家伙带特务去捉你的。章霞也证明是这样。”
陈醒民想笑，却马上约束自己，这种场合是不应该笑的，他皱着眉头，十分痛心地说：“真想不到。”
柳一清说：“有什么想不到，人的思想是变化的。”
陈醒民唔了两声，表示同意，故意问柳一清：“你和老贺，怎么出了事的？”
柳一清说：“谁知道呢？”停一下，她又说，“老贺是在医院被跟上的，多半还是童云这个叛徒出卖了我们。因为只有他才知道我要去检查身体。”
陈醒民心满意足地点了一下头。柳一清过去总是看不惯陈醒民的那副样子，总觉得鼻子不像鼻子，眼睛不像眼睛，连说话的声音和腔调，连吐痰的那种派头，都叫柳一清讨厌，他的右倾思想就更不消说了。所以，过去总是一见面就一个钉子一个眼地干开了。她一直对贺国威和任远反映，这样的人是靠不住的。但是现在陈醒民被童云出卖因而被捕进来以后，却一直表现得不错。柳一清的脑子里虽然老是有一个问号，她却努力想改变自己的印象，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才是考验人的地方，是金子，是杂铜，是烂铁，在这里的烈火中一烧，就现出原形来了。陈醒民过去在外边虽然表现不好，也许自从那次大家帮助他作了深刻反省后，现在到这里边来就表现得好了。自己过去对他老是抱一种凝固的看法真是不应该，现在一想起来还老是疙疙瘩瘩的……应该有勇于改过的气魄，让我们重新团结起来，和敌人进行决死的斗争吧。
这几天放风的时候，柳一清用坚强的理智控制自己，努力抛弃过去那些对陈醒民的先入为主的印象。她主动找寻机会，向陈醒民进行解释。今天，柳一清又赶到陈醒民身边，对他说：
“老陈同志，过去我……”
这种话，在陈醒民听起来，简直就像是骂他，感到很刺耳，但他装得很宽容的样子，对柳一清说：“小柳，不要再提了。过去的事，都让它过去算了。”
柳一清说：“是呀，让我们团结起来，准备战斗吧。”
陈醒民问柳一清：“你有些什么打算呢？譬如说：在狱里的党员不应该清理出来，组织起支部来吗？”
柳一清肯定地点一下头，说：“是应该组织起来，不过，还要问一下老贺才行。”
陈醒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便多问的，他又试探着问：“外面的同志都安全吗？譬如说，老任、老王他们现在在哪里？很安全吗？”
柳一清当然知道任远和王东明现在的下落。但是一种长期秘密工作锻炼出来的习惯，使她只能这样回答：“我想，他们是安全的吧。”
陈醒民发觉，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没有文章可做的了，便知趣地不再问了，只搭讪着说：“但愿如此。”
柳一清转身看到童云还蹲在那里，对陈醒民说：“走，我们去警告一下这个叛徒，叫他不要再干坏事了。”
陈醒民自从上次离开和童云一起住的那间牢房后，他就调到另一间牢房了，始终没有见过面，陈醒民总是规避着和童云再见面。现在柳一清拉他去，他更不想去，他推辞说：
“时候不早了，再说，我根本讨厌他，对他没有一点兴趣！”
柳一清还是走过去了，在角落里蹲着的童云站了起来，想要走回牢房，柳一清止住他：“慢着，童云。”
童云抬头，对柳一清说：“小柳，你们怎么也进来了？”
柳一清一听这话，十分生气，他还要装蒜哩。柳一清狠狠地说：“这要问你自己才明白。出卖了同志，还装蒜！”
童云两眼直直地看着柳一清，着急地为自己申辩：“没有呀！小柳，我实在没有啊！”
“进去咯，进去咯，收风啦。”看守提着一大串大钥匙，在丁丁当当响。大家都向各自的牢房走去了。
3
军统特务站的站长陆胜英，坐在为他特制的那个大藤躺椅里，很舒服地架起二郎腿，很得意地轻轻摇摆着，那藤椅就响应着吱吱嘎嘎地为他奏出虽然单调、却很欢乐的曲子。他正在吸一支烟，喷出烟圈，一串一串地在屋里飘飞。他并不是在悠闲地躺着休息，他的脑子却是在那里为精心制造种种折磨人的计划而忙着呢。一个一个的主意像烟圈一般，大的套着小的，小的穿过大的，连绵不断地从他那肥厚的脑袋里涌现出来。他的心境是怡然自得的。
今年他认为是他一生中最为吉利的一年。他正在发愁找不到共产党的线索，屡次受到陈老板的指责的时候，却偶然从他埋伏在高农校进步学生中的148号情报员那里，得到共产党的线索，从这个线索又通到教堂，从教堂的洋和尚和中国神甫那里终于找到了共产党。一战而压垮了陈醒民，再战而破坏了这个地区的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眼见只要把贺国威搞垮，这一带的共产党就可以斩草除根了，那时候，啊哈，岂不是就要加官晋爵了吗？
他想到这里，心里甜滋滋的，不觉笑了起来。他忽然发现，透过眼前的烟雾，挂在对面墙上的那位“衣食父母”，也咧开嘴向他笑了起来。要不是他的身体过于肥胖，坐卧不大灵便，他真想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向“他老人家”立正致敬，希望从那里获得精神上的鼓舞力量哩。
他的直接上司陈老板，到重庆参加国民党的中央全会去了，当然还不知道他这几天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他发了一个详细的密码电报，报告这个好消息。在电报里，他很谨慎地不要把自己的功劳夸耀得太过分，还特别提到是“据钧座面授机宜，兢业以赴”，才获得这样巨大的战功。他还表示很想在陈老板没有回来以前，“乘胜追击，全线突破，毕其功于一役”，把这里的共产党收拾得一干二净。这样，等他的老板回来，他就可以期待着像倾盆大雨一般的奖赏降落到他的头上了。第一招要做的就是把贺国威打垮，要他投降缴械。对于这一点，他是很有自信心的，他想：把我的“十八般武艺”搬出来，不怕他不投降。他对于他自己从德国集中营里学回来的“科学”和中国祖传的“国粹”结合起来的、既“科学”又野蛮的十八般刑法，素来估价很高，多少顶天立地的汉子，都在他的十八般武艺面前被打垮了。贺国威又怎能例外呢？
陆胜英越想越高兴，那腿就更自在地摆了起来，那藤椅也更大声地为它的主人奏出吱吱嘎嘎的欢乐曲来。他叫几个手下进来吩咐一番，叫他们立刻行动。
贺国威被带进一个阴暗的房间里来。一个面目可憎的人坐在一张大桌子的后面。这个人的面孔实在给人留下了不能磨灭的印象：好像是造物主倦于自己的职守、显得粗心大意起来了，或者是他忽然找到了一种简便的造人办法来了，随便摘了一个冬瓜，嵌上两颗黑豆，放在他的颈上，就成为脑袋了；用刀在大概是嘴的地方胡乱砍了一刀，大大的，斜斜的，便算是给了他一个吃饭和说话的工具了；那脸上青中带白，好像是冬瓜皮上的白粉还没有擦净呢。在这样阴暗的地方，出现这样一个阴暗色彩的动物，是不足为怪的，贺国威想。
在冬瓜脑袋的旁边，坐着一个录事，桌子前面两边站着四个彪形大汉。大概他们把所有的营养都集中到四肢上了吧，手脚畸形的大，脑袋却奇怪的小。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刑具，看来他们是想摆出一个排场来，给贺国威一个下马威。
贺国威走到桌子前面，那儿有一张凳子，他若无其事地坐下了，他想爱惜一点体力。
“叫什么名字？”冬瓜发出声音来了。
贺国威默默望着那个奇怪的东西，没有作声。
“叫什么名字？”
还是没有回答。
“啪！”冬瓜生气了，用手在桌子上拍了一下，大叫：“问你叫什么名字？”
“你不知道我的名字，为什么把我抓来？”贺国威响亮地回答。
“这是在问案子，你知道吗？”
“不知道！”贺国威理直气壮地说，“我根本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把我抓来，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些什么东西，我以为是被什么土匪绑了票了。”
“胡说！”冬瓜脑袋摇起来，生气了，“我们是政府，是国民政府依法逮捕你的。”
贺国威问：“什么政府？依的什么法？你们那个政府有什么法律根据把我逮来？履行了正当的法律手续了吗？我连拘票也没有看到一张！”
一连串义正词严的反问，使这个冬瓜脑袋应付不过来了，他愣了一下，然后强词夺理地叫道：“呵哈！你问我为什么要捉你？我修了监狱，就是要捉人来装的，我就捉到了你的名下又怎的？你要拘票，这个不难，难道我修得成监狱，还写不成拘票吗？得，给他写一张。”冬瓜对录事说。
“什么罪名？”贺国威问。
“共产党危害民国，破坏抗战。”
“什么事实？”
“你是共产党，这就是事实。”
“你怎么证明我是共产党？共产党又在哪里危害民国，破坏抗战？”
“算了吧，贺先生，贺同志，你不要跟我们装糊涂了，早有你们的人检举你了。”
“谁？”
“这个……这个……总之是你们的人，你们的亲信。……哦……啊……就是你们的交通站长……你们那个童云。”
贺国威想，看来敌人已经知道自己的真姓名和身份了。
但是他仍然说道：“敢把你说的人叫出来和我对证吗？”
“他病了，不能出庭。算了吧，贺先生，老实告诉你说，你再也不要姓什么文了，你也从来不是教育厅的什么录事，你是大名鼎鼎的贺国威先生，我们几年前在武汉就和你打过交道。你现在在共产党的省委负责，我们还是亮开来谈谈吧。”冬瓜脑袋摇来晃去，很是得意。
事情非常明白，叛徒已经把他的什么情况都出卖了。现在已经走到短兵相接的地步了，贺国威严肃地说：“我是共产党，又怎么样？”
“好极了，好极了！是好汉子，好汉做事好汉当。”冬瓜脑袋忘乎其形，又回过头去对录事说，“记上记上，他已经正式承认他是共产党了。”然后他转过头来对贺国威说：“贺先生，你是明白人，又是共产党里有身份的人，我们请你来，没有别的，说不上犯不犯罪，我们想和你谈判谈判。”
“谈判？为什么你们把共产党人捉起来谈判？”贺国威质问。
“请你不到，没有办法呀！”冬瓜脑袋摇一摇。
“那么，你们放我出去，我们正式谈判。”贺国威当然没有幻想他们这些刽子手会把他放出去，也没有想可以和这种野兽谈判什么，这样说，不过是“将”这个特务的“军”。
“哟，原来你这个人并不识相，给你说几句客气话，你倒以为真有那么一回事了。老实告诉你吧，我们这是在审案子，要你供出你们共产党的组织来。”冬瓜脑袋不摇了，很严厉的样子。
贺国威义正词严地说：
“共产党的组织我当然清楚，但是要我说出来是办不到的。我倒先要问你们，把我抓来，到底我犯了什么罪？”
“你的罪就在是共产党。”
“共产党有什么罪？”
“跟你说过了，危害民国，破坏抗战。”
贺国威疾颜厉色地反驳他：“共产党在哪里危害了民国？在哪里破坏了抗战？你们不抵抗，失地千里，我们共产党突入敌后，收复失地；你们大敌当前不顾团结，专闹摩擦，皖南事变，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伤了中国元气；你们走私贩毒，囤积居奇，弄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到底是谁在危害民国，谁在破坏抗战？”
“好了，好了。我也说不来你那样多的道理，不跟你辩。今天我是奉命来办案子的，就照办案子的规矩……”冬瓜脑袋对付不来了，两颗鼠眼忽闪忽闪地，只好招架。
贺国威不等他说完，插进去说：“你们建立特务机关，专门打杀共产党人和抗日人士，一心想搞分裂，又暗地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准备卖国投降！你们……”
“嘿，你倒说个不完了！到底是我在审判你，还是你在审判我？”冬瓜脑袋打断了贺国威的话，居然提出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
“是我在审判你们。我代表中国人民在审判你们！审判你们这些鄙夫、国贼！”贺国威愤慨地说。
“好呀，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看到底是谁在审判谁。”冬瓜脑袋狼狈极了，却还强打起精神冷冷一笑。“走着瞧吧。最后你们总逃不脱人民的审判，你们逃到天涯海角，也逃不脱人民的审判。”贺国威以人民法官、历史裁判者般庄严的口吻向冬瓜脑袋宣布。
“哼！”冬瓜脑袋恼羞成怒了，冬瓜皮上的白粉中现出了红色，大声叫道，“你这个人，狗坐轿子，不识抬举。不拆了你的架子，你是不服输的。来人哪！”那四个彪形大汉像机器一样准确地拥上去把贺国威架起来。
“放开！”贺国威严厉地命令架着他的四个特务，那四个大汉被贺国威的声音吓住了，放开了手。贺国威昂起头来对冬瓜脑袋说：
“这并不表示你们有本事，只表示你们理屈词穷了。你休要在一个共产党员面前摆你们那些刑法的威风，共产党员是压不垮、砸不碎、咬不烂的！”
“哼！你就是钢板，我也要把你烧化，化成水。把他拉进去！”冬瓜脑袋往后面的刑讯室一摆。
特务又想上前架他，贺国威用威严的眼光望了特务一眼，特务不敢架他，贺国威斩钉截铁地说：
“让开，我自己会走！共产党是真金子，不怕火烧！”贺国威说罢，自己大踏步走进刑讯室里去了。
陆胜英的部下想必使出了十八般武艺，起初听到贺国威痛骂的声音，后来就听不到声音了；一会儿又听到贺国威模糊不清的、还是在痛骂的声音，一会儿又听不到声音了。
冬瓜脑袋正在为难，不知道要怎样才好的时候，陆胜英忽然到法庭上来了，他的手里拿着一张纸，有几分着急的样子，问：“怎么样了？”
冬瓜脑袋站起来，毕恭毕敬向他的上司报告：“这家伙硬得很，啃不动。”
陆胜英说：“快不要这样干了，把他架出来。陈老板打急电回来打招呼来了。这个人来头大，共产党的重庆办事处都向中央政府提抗议了。陈老板来电不准动刑，动他一根汗毛都要唯我们是问，要我们严密看守，一切都要等他回来，听候办理。你看嘛……”
冬瓜脑袋把那张电报接在手里看了一遍，不觉吃惊地叫了起来：“啊！”他真有些着急了，不要说汗毛，连筋骨也已经动了。他赶快向刑讯室里叫道：“把他架出来。”
那四个大汉把贺国威架出来了。贺国威用力从特务手里摆脱，他打了一个踉跄，到底用力站定了。他用喷出火焰的眼睛望着走到面前的陆胜英。
“哎呀，这是怎么搞起的？”陆胜英装作很惊异的样子，走到贺国威的面前，面向冬瓜脑袋说，“我不准你们这样胡搞，怎么你们这样对待贺先生？岂有此理！”他又转过来面带笑容地向贺国威说，“真是对不起，我有事出去了一下，他们就乱来了。贺先生大概也是火气太大，把他们惹毛了。对不起。”又转身呵斥那四个大汉，“还不给我把贺先生送回房去，找医生好生看看。”这个家伙，跑出来装好人，贺国威根本不理会，当他踉跄着走出去的时候，恶狠狠地瞪了陆胜英一眼：“哼！”
4
柳一清听说特务把贺国威提出去审讯后，就一直站在谷仓门边，从木板缝里向外边张望，可是外面一点动静都没有，院坝里还是那样沉寂、干燥和寒冷，只有干枯的柳枝在北风中摇动，到底是什么命运将要落到贺国威的头上呢？柳一清望了一会儿，又在仓库地板上走过来走过去，自言自语地说道：“怎么还没有回来？”
“怎么还没有回来？”从仓库顶上的阁楼上也发出同样的叹息声。
柳一清住的谷仓顶上有一个矮小的阁楼，特务捉进来的人越来越多，牢房早已挤得不可开交，连侧着身体睡觉也只有轮班了，于是把这间连头也伸不起、脚也伸不开的阁楼利用起来了。在这上面现在已经关了两个“政治犯”，是两个青年学生。
这个谷仓已经很破旧了，楼顶上的木板和仓墙上的木板一样，有许多手指宽的缝子。这两个学生关在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好奇心驱使他们从木板缝往下望去，光线虽然不很好，但是从那仓墙上的许多缝子透进来微弱的光线，也足以看到一个大概。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女难友抱着一个小孩，在那里不声不响地陷入沉思，他们不知道她是什么人，也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一个人关在黑仓里，还带着孩子，也许在为自己的不幸遭遇难过吧？但是，在这几天的放风中，他们发现自己的估计是错误的。这个身材矮小、穿着粗布短棉袄的女难友，毫无一点恐惧和忧虑的神色，眼睛总是那样炯炯发光，转动有神，嘴角总是挂着谨慎的笑影。每一次放风，她都争取出来，在小坝子里活动活动身体，特别喜欢和年轻的难友们打堆，问长道短，鼓励他们不要害怕。阁楼上的一个青年难友叫乐以明的很快和她认识了，他虽然不了解柳一清是什么人，却从看守特务口中知道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犯”，那也就是说，是一个党的重要负责同志了。乐以明很以自己能和这样的同志住在楼上楼下感到幸运。柳一清一听说他叫乐以明，也很高兴，因为她知道这是一个中学的支部书记，过去没有见过面，名字却是熟悉的，有这么一个党员在她附近，将来会有许多方便之处。另外一个和乐以明关在一起的叫吴茂荪，是一个进步分子。
乐以明听说提审贺国威，也是趴在阁楼上小木窗边望着，眼见贺国威老没有回来，也和柳一清一样，同样焦急起来。过了一会儿，柳一清忽然听到铁镣丁当的声音，她靠近门板缝望出去，是贺国威受审回来了。啊，一身血污，被两个特务架着回来。贺国威努力想摆脱那两个特务的挟持，可是不行，一挣脱就要倒下去，还是特务把他拉拉扯扯地弄进谷仓里去了。
“不行，这要斗争！”柳一清在窄狭的仓里来回走着，恨恨地说。
“不行，这要斗争！”一连几天，柳一清放风回来，都不安地在仓里走来走去，这样恨恨地说。她看到贺国威再也没有出来放风，特务也不准人走拢去看。到底怎样了？他的刑伤是好是坏？有医生医治没有？不能忍耐对贺国威这样折磨，因为他在外面本来身体不好，还害着疟疾。他应该换一个好一点的房子，要有医生医治刑伤……怎么办呢？是的，要斗争，但是怎样斗争法呢？狱里的支部并没有组织起来，群众也没有教育和发动，大家也不了解贺国威是什么人，怎样斗争法呢？
“绝食斗争！”楼上的乐以明在楼板缝里向她这样提议。
绝食斗争当然是最好的斗争方法，然而也是最高的斗争手段，要全部难友发动起来才行。全部难友能够发动起来吗？
“能够。”乐以明说，“许多同志都对这里的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不满，大家有很多议论。把大家鼓动起来，绝食！一定能胜利！”
柳一清和乐以明分头了解一下，看来是有发动斗争的条件的。各个牢房都挤得不可开交，吃的囚粮实在粗糙得难以下咽，这还罢了，为什么一定要在霉米饭里混上一些沙子和稗子呢？为什么不吃到老鼠屎便算是稀罕的事呢？为什么到处又脏又臭，从不打扫呢？为什么难友病了，总不派人来诊治呢？这些青年被抓进来后，既不准家里送东西进来，又不准看书报，对这些非人待遇难道就这样沉默下去吗？
看来已经有一股愤懑之情在牢房里暗自酝酿着，可以鼓动起来斗争，从改善生活条件开始，同时抗议对贺国威的虐待。
经过几天的活动，大家在牢房里，特别是在放风的时候，公开议论牢房太拥挤、饭食太粗劣、卫生条件太坏、害病的太多，情绪越来越大了，就像干柴一样，只等待一颗火星落上去。果然有一颗火星落上去了。有一个难友进来的时候本来有病，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没有得到治疗而病死了，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愤慨，斗争的烈火在监狱里燃烧起来了，而且那蔓延之快，那激昂的程度，是柳一清也没有估计到的。柳一清毅然决定，把这个斗争领导起来。
她已经和乐以明研究过了，她又找到石峰和陈醒民，石峰早就想发动这样的斗争了，向敌人冲锋向来是他最高兴的事。陈醒民起初听到，有些吃惊，有点半信半疑的样子：“能行吗？”
当柳一清把条件说出来以后，陈醒民马上表示支持：“赞成，我早说过该把狱中的党员都清理出来，组织支部，参加斗争。”
柳一清说：“现在来不及去办那件事了，还是我们几个把斗争领导起来再说吧。”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各个牢房的难友都为恶劣的生活条件向看守特务提出了抗议。这些小特务赶忙去向看守长黄银报告。黄银是个专门以吃酒和杀人为职业的刽子手，他曾经在许多监狱当过牢头，调到这个监狱来当看守长还是不久以前的事。他觉得他的职业就是把外面送进来的犯人，像装沙丁鱼一样，胡乱地塞到牢房里去；把这些犯人看守好，不要叫跑了；上司要叫他把哪一个犯人提出去杀掉，他就把哪一个犯人拉出去杀掉；叫砍头就砍头，叫枪毙就枪毙，叫活埋就活埋。他这样过日子用不着费脑筋，一天吃吃喝喝，倒也自在。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犯人还会提什么抗议。那些小特务向他报告了，他还觉得奇怪，他到牢房里去了。他要去看看，莫非这些“政治犯”多长了一个脑袋不成。
他才一走进牢房的小院子，大家纷纷向他提抗议，人声嘈杂，简直听不出来在叫些什么。他听到有一句话：“为什么不给贺国威治伤？”他觉得这些青年叫得真怪，贺国威的伤是受刑的缘故，刑伤要治好，何必弄去受刑？那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本来，对于他的上司陆胜英叫他给贺国威治伤，他已经想不通了，这些娃娃还这样叫，真奇怪！另外有一句话他也听真切了：“为什么人病死了你不管？”黄银听了更觉得莫名其妙。人嘛，总是要病，病了嘛，总是要死，死了嘛，总是要拖出去挖一个坑埋了的。埋了以后，就省下一份囚粮，还没有报销以前，照例就落到他的口袋里去了。这里的事情本来就是这么简单嘛，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他冷冷地回答这个抗议说：
“人总是要死的嘛！”
他这一句话有如火上浇油，抗议的烈火猛烈地燃烧起来了，几乎听不出谁在叫什么。只有一句口号十分响亮：
“我们抗议！我们绝食抗议！”
绝食抗议？黄银在过去管监狱的时候，这个名词倒是听到过的。却从来也没有亲眼得见过。这有什么了不起！你不爱吃，就不吃得了，碍着我什么事？我乐得省一份囚粮。他带着看守特务理也不理地走了。
“这个混蛋，一点也不理会，非绝食抗议不可！”大家都气得大叫起来。
“怎么办呢？”乐以明向柳一清汇报情况后，柳一清想：看来改善生活条件这个题目能够动员全部难友，又遇到这个刺儿头的看守长，无异乎来“帮助”做了一场鼓动工作，把大家的斗争情绪都激发起来了。这个斗争是合理的，有希望获得胜利。但是应该充分做好准备工作，才开始绝食。
首先是提什么要求条件。经过酝酿，一致同意这么三条：
第一，改善卫生条件，牢房疏散，实行消毒；第二，改善伙食，不得克扣和调换囚粮；第三，要阅读书报。有的牢房还提出第四条，要求准许亲友探监。而乐以明他们几个人则坚持要提出新的一条：改善贺国威和柳一清的居住条件，搬地方或者给谷仓开窗子，马上给贺国威治刑伤，准许柳一清给她的小孩买饼干和藕粉。柳一清考虑了一下，前三条是可行的。第四条呢，因为敌人过去一直是不准未判决的“政治犯”和外界联系的，恐怕一时难以实现，留待以后再提。至于改善贺国威的居住条件和治刑伤，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把改善她自己的居住条件和小孩的待遇，加在关于贺国威的那一条里去，是不好的，这样会影响贺国威，她考虑还是去掉好。
但是当乐以明把这些意见传出去后，几乎一致提出，探监的事，可以不提，改善柳一清的居住条件和让小孩买东西吃，还是非提不可。这不是什么非分的要求，而是起码的人道待遇。柳一清听到乐以明的汇报后，心里想：她现在住的谷仓里，光线暗淡，空气污浊，将来夏天来了就像闷在蒸笼里一样，她自己还不要紧，她的小女儿却是难以支持的。特别使她不安的是谷仓没有窗子，光线暗淡，小女儿到仓里来后，一直见不到阳光，似乎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光明存在。据难友告诉她，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时间久了小女儿的眼睛将要失去作用，一见光亮就睁不开，等于是瞎子。这怎么可以呢？一定要叫这个孩子活出去，一定要让她看到革命的先辈为她们缔造的光明世界；一定要叫她能够看到烟囱如林，铁路如网，一个又一个神话般建造起来的工业城市；一定要叫她能够看到那太阳明丽、百花满径、果实累累的田野。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让她亲身去参加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工作，替妈妈也尽一分心力。假如她的眼睛不管用了，怎么好呢？她觉得要求把仓库开一个窗子，和让小女儿买到吃的东西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她还是怕影响对于贺国威的生活条件的改善，宁肯自己和自己的女儿忍受痛苦，不能叫贺国威受一点委屈。她再三说服乐以明，把第四条的内容改了。
提的条件酝酿定了，跟着要求大家做好思想准备，坚持到底，绝不动摇。同时，组织起互助组来，互相帮助，要求绝食的时候安静，不要使力气，特别要照顾体弱的难友。还要防止破坏分子捣乱。
第二天早上，早饭送到每一个牢房的门口，没有一个人走近饭桶，都沉默着，等候黄银来，要向他提出条件。看守特务知道出了事了，马上报告黄银。黄银才起来，还迷糊着眼，他听了看守特务报告后，满不在乎地说：
“不吃？好，给我抬回去。不信他们的肚子不饿。”
看守特务劝黄银还是去看看，他大大咧咧地去了。他才走近牢房，那些要求就像暴雨一样向他满头满脸打过来。他费了好大功夫才算从那些愤慨的声音中找出大家提的意见来，把它塞到自己的脑子里去，在脑子里作了一阵简单的反应后，他的脑子才指挥他的嘴巴，发出声音来：
“你们是到这里来坐牢的，不是叫你们来住旅馆的，坐牢有坐牢的规矩，坐什么样的牢，坐多久，这是牢里的事，没有你们七嘴八舌乱出主张的道理。给不给那个姓贺的治伤，给他搬不搬房子，你们也管不着，我高兴，就给他治，不高兴，死了也不治。他来吃官司要住什么好房子？这是他守法的地方，这是监狱，不是他的公馆，懂吗？”
他换了一口气，又说：“你们说不吃饭了，不吃就不吃，关我毬事！”
这个家伙说罢，就命令特务把饭桶抬回去，他若无其事地喝他的早酒去了，他也不准备把这件小事向陆胜英报告。陈醒民在牢房门口叫得最响，同时也给黄银使了许多眼色，可恨这家伙糊里糊涂，竟然一点也没有看出来。
另外的看守，到底还是把绝食的事反映到陆胜英那里去了。陆胜英听到了，有些吃惊，嗬！我还没有动手呢，他们倒先动起手来了。但是当他了解到提出的那些条件，他觉得也没有什么过分。黄银这个醉鬼糊里糊涂，反倒去火上加油，叫事情反倒闹得大起来了。至于阅读书报，他本来就有些打算，是要把“本党”的那些报纸和杂志弄一些来，叫这些青年读一读，感化感化他们。这一条也可以答应。说到贺国威，更不用说，这样一个有来头的人，陈老板都十分重视，要是招降了，说不定就要和自己平起平坐，不能小看，刑伤不但要治得叫陈老板回来看不出痕迹，还要大大改善他的生活条件才是。
但是，他能在这些“政治犯”的政治攻势面前屈服吗？不能，他还要斗一斗，然后转个弯下台。
他把黄银叫来，问他：“犯人绝食的事，你知道吗？”
黄银迷迷糊糊地回答：“他们不吃饭，我有什么办法？莫非把他们每一个人砍一个口口往里倒？”
陆胜英为这个糊涂的看守长有点生气，但还是按住火气，问他：“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黄银还是乘着酒兴说：“他们不爱吃，就不吃呗。”
“老弟，那可不行。”陆胜英只好教训起黄银来了，“这台事都是你克扣囚粮，不打扫牢房引来的。你要明白，政治犯最厉害的一手就是集体绝食，这些犯人都还没有结案，要是你马马虎虎，无缘无故死了一些人，你可不大好交账哟。”
黄银听他的上司这样教训他，心里好生不舒服，这能怪我吗？只有这么几间房子，一批一批尽管往里头送，不塞进去怎么办，莫非打几排钉子把他们都挂起来吗？说到囚粮，上面发的本来不多，给你们七扣八扣，落到我这里就剩不下好多了，我有什么办法？但是黄银不想和他的上司去申辩，和顶头上司去顶杠子，总没有好处，还是顺着说算了。他说：
“那么就答应他们算了，我看那些都不过是小事情。”他又倒到另外一边去了。
陆胜英说：“不行，要求是不高，但是现在还不能答应，他们越是不肯吃，你越是拿好吃的给他们吃，特别是那个姓柳的。只要他们吃起来，就失败了。”
黄银没有想到还要这么麻烦，这样一来，不特落不下囚粮，还要倒赔好菜、好饭，真不合算。但是，他只好照他的上司的命令办事。
中午时候，饭菜又抬到各个牢房门口，又是谁也没有动一下。柳一清从微弱的光线中，看到她的小桌上放着一碗大米饭，饭上面还有两片金黄色的炒蛋，另外还有一碗冲好了的藕粉。这是她进牢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虽然蛋和饭正冒着热气，散发出香味来，但是对于柳一清一点诱惑力也没有。她倒不经意地对那碗藕粉看了一眼，要是每一餐有一碗藕粉给小女儿吃，那就太好了。但是她马上绝了这个念头，安静地躺下了。
贺国威虽然因为受了刑，一直起不来，他仍然听到了牢房的叫声，他不知道这是在进行一场什么斗争。他偶然抬起头来从仓板缝望出去，看到特务把沉重的饭桶抬回去了，他知道这是展开绝食斗争了。绝食，这是一种严重的斗争，到底是为什么展开的？是不是有了充分的准备，能不能够坚持到胜利？
但是他相信柳一清，相信这牢里的党员和进步群众，他必须无例外地立刻响应。
在中午，特务给他送饭进来的时候，他把饭碗一推，说：“我绝食了。”
“你绝食了，为了什么？”
真的，为了什么呢？他们提的是什么要求呢？但是他毫不含糊地回答：“他们要求什么，我也要求什么。”
绝食两天了，每一个难友都坚持下来了。连大家很看不起的童云，也跟着绝食，和别人一样坚持下来了。陈醒民咬紧牙挺着，他知道这种痛苦代价是不可避免的。比较困难的是柳一清，她的身体本来不够好，现在更差了，但是她不能叫她的小女儿跟她一起绝食，她的小女儿还不懂这个，她必须坚持给小女儿喂奶。奶水越是淡了，越是少了，小女儿就越是用力地吸，每吸一口，她的心似乎都要被吸出来了。她用意志的力量忍受这种痛苦。她明白，绝食越到后来，越要坚持，才能获得胜利，像两个人进行生死的搏斗一样，两方面都已经精疲力竭了，谁能坚持这最后五分钟，谁就胜利。她必须准备至死不屈，和大家一起取得胜利。
到第三天，当小女儿吮吸她那淡而无味的奶汁，她的头发昏，眼发黑，在黑暗的谷仓里，突然到处飞舞着金星，她昏过去了。
“大姐，大姐！”乐以明和吴茂荪在楼上眼见着这一切，心痛极了，极力想把柳一清叫醒。柳一清的神志还清楚，她听到有人在叫她，可是她想睁开眼，那眼皮竟像千斤那么重，再也抬不起来，她想说话：“同志们，坚持呀。”但是她没有叫出声音来，那两片嘴皮竟像是凝结起来的两片生铁。
“大姐，大姐呀！”楼上还在叫着。
陆胜英没有料到绝食可以坚持下来，更没有想到贺国威也卷进绝食斗争中去。当看守特务报告说柳一清昏过去不止一次，贺国威也开始发昏，牢房里昏倒的不是一个两个的时候，陆胜英实在有些沉不住气了。要是他们有个三长两短，特别是贺国威和柳一清要有个什么，他怎么到陈老板面前回话呀？何况他们提的要求本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怎么办呢？
他终于下决心接受这些条件了。他不准备把这件事情向他的老板报告，也严厉禁止下面的特务传出去，因为对于他来说，这并不是什么体面的记录。
5
贺国威从黑暗的谷仓里搬出来了，挪到一排平房的一间小屋里去，房子当然还是阴暗和潮湿的，然而这已经是在监狱里能找到的头等房屋了。比起谷仓来，的确算是受到特别“优待”了。何况在屋里还摆着一张木板床，一张摇晃的小桌子，两个独凳，还有一个洗脸的架子和一个面盆呢。这是陆胜英亲自下命令安排的，一种思想在顽固地打扰着他：陈老板这样重视这个大共产党，看来迟早要和他平起平坐的，甚至变成他的上级。对于这个未来的同事和上司，是不可以怠慢的。
然而使贺国威特别感觉不同的是这里比那谷仓有了光亮，向东还有一个小窗，这面小窗上虽然钉着严密的木条，但因为它是向东开的，冬天的太阳，顽强地突破那木条的阻拦，仍然把温暖和光明送到小牢房里来，落在贺国威的板床上。更叫贺国威高兴的是可以从这一面的木条缝中看到那个小坝，这是难友们经常放风的地方，他可以看到难友们的各种活动，这间屋子向西开着一个窄小的门，在门外有一个两丈见方的天井。从天井望上去，可以看到高墙外一棵古老的苍松，傲然挺立在那里。
贺国威知道他之所以能够搬到这里来，并不是特务忽然发了善心，而是难友们绝食斗争的结果。他对于难友们，特别是柳一清和别的同志们这样关心他，他是很感激的。但是，不知道柳一清现在从她那个谷仓里搬到哪里去了？
贺国威问那个给他送饭的，自然也是专门看守他的小特务：“那谷仓里关的那个女的，现在搬到哪里去了？”——贺国威有一些日子没有见到柳一清了，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受过审，不知道她是供的什么身份，只好说“那个女的”。
那个小特务说：“你说的是那个带娃娃的女人吗？”
贺国威说：“是的。”
小特务说：“还是在那里，老地方。”
贺国威问：“她没有挪出来吗？那么给她的谷仓开了窗子没有？”
小特务说：“没有。”
贺国威才知道柳一清并没有在这一场严酷的斗争中改善她的生活处境，她和她的小女儿仍然住在那个黑暗而潮湿的破仓里。他不能忍受这个，他忽然站了起来，抱起他的被卷，对那个小特务说：“走！我还是搬回老地方去。”
小特务简直莫名其妙了，为什么好地方不住，偏要搬回破谷仓里去呢？他没有理会贺国威。
“走，给我带路，搬回去！”
小特务问他：“为什么？”
贺国威说：“人家带着娃娃，你们把她还放在黑屋里，不如我回去，我们调换一下，这间屋子让她来住。”
小特务说：“叫你搬到这里来，是看得起你。她该住谷仓就让她去住，哪能由得你？”
贺国威坚定地说：“你们不改善她的条件，我坚决不住这里。走，走走！”
小特务没有办法，只好去向陆胜英汇报去。陆胜英没有想到节外又生枝，但是他现在不想和贺国威找麻烦，一切等陈老板回来了再说，便答应给柳一清住的谷仓开一个小窗子。
当放风的时候，特务把柳一清住的谷仓门打开，贺国威看到谷仓里有一片光明。他很高兴。
贺国威勉强起来，走出小门，到那个小天井里站了一会。
从那个小天井里望上去，可以看到一小块天空，在那棵挺拔的老松树的背后，有一块透明的蓝天，小块白云在自由自在地飞翔。这是这个多雾的山城的一个稀有的晴天，一片阳光从天井射了下来，落到贺国威的身上，是如此的灿烂，如此的温暖宜人。没有坐过监狱的人，很难理解阳光、空气——更不要说自由了——对于一个人是多么宝贵。在这里，为了获得这一片阳光，难友们曾经付出多么高昂的代价。
冬天的阳光是短暂的，一会就消逝了，贺国威望着从檐口忽然逝去的阳光，望着蓝天和白云，望着那棵古松，听前面清江的水哗哗奔流和屋后松林的呼呼叫啸，引起无穷的感慨。
由于自己工作的疏忽和组织的不纯，使党遭受到这样巨大的损失。个人落到这样一个小天井里来倒还是其次的事情，那些生龙活虎的革命青年和忠实的同志，还没有来得及去向敌人冲锋，就被俘虏了，和他一起关在这个黑暗的小天地里，这真是革命的重大损失。
“个人生死等闲事，革命成败总牵心……”他不禁沉吟起来。
“啊，他们怎么样了？”贺国威忽然想到远在重庆的爱人小徐和他那尚未见过面的儿子。他们到底怎样了？她已经知道我被捕的消息了吗？为了共同的理想，我们到处为家，结婚一年多，没有好好地相处过几天，有多少话想要告诉她，却总不得机会。
贺国威想到这里，马上警觉起来，他把头狠狠地摇了几下，似乎想从自己的头脑中摇落这些个人的感情，尽力不要去想这些。他知道横在他的面前的是极其严重的斗争，个人感情的牵扯，一瞬间的疏忽，都可以带来严重的恶果。
他努力集中自己的思想，去考虑这监狱里的现实斗争。
这监狱里的党员并不多，但是从这次绝食斗争看来，这些革命青年的斗志却是十分昂扬的。柳一清和石峰也算得是勇猛的战将。但是，敌人还没有发动进攻，斗争绝不会是轻松的。要把这个黑暗的监狱变成一个共产主义的学校，还要赶快作艰苦的组织工作。现在最要紧的是把狱中的党支部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战斗的堡垒，同时要赶快对这些青年难友进行监狱斗争的教育，特别是革命气节道德教育。
革命气节道德教育在外面时曾经在党内进行过，有一个从南方局传来的《革命气节道德教育提纲》，那真是字字如珠玉，是我们党二十年来地下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写成的。这无疑是监狱斗争的锋利武器。这个教育提纲贺国威虽然记不完全了，但主要的内容和精辟的字句他是记得的。他决定把这个提纲默写出来，传给柳一清他们，散到各个牢房去。可惜他身边没有纸，也没有笔，写不下来。怎么办呢？
贺国威走回自己的小牢房，睡在板床上，一直不安。他想了一夜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来。他一早起来，就把他带来的一管牙膏取出来，用牙膏皮在他睡的木板上一划。“好极了！”他不禁叫了起来，这不是很好的铅笔吗？
但是纸呢？纸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也把大便用的草纸拿一张来试写一下，不行，铅皮太硬，草纸太软，一划就破，写几个大字还行，要抄一篇提纲就不行了，那样要写一大捆，怎么好传递出去呢？有了，看来还要在特务头上想办法。
看守贺国威的特务叫常来顺，是一个自作聪明又喜欢饶舌的家伙，他总是在贺国威面前尽力表现，他并不是一个随随便便侍候人的角色，而是一个很有本事、有过功绩而没有被特务头子提拔的人。贺国威和柳一清就是被他逮住并且带到牢里来的。他自己在贺国威面前吹嘘说，他曾经抓过什么重要的共产党人，曾经怎样叫人在他的威力下屈服了，又曾经活埋过什么重要的共产党人。这一点贺国威并不怀疑，这样的人手上总是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的。这种人又喜欢为自己未被上司器重而不满。他在贺国威面前常发些牢骚，同时又生怕贺国威小看了他，竭力把自己装扮成这个监狱中消息最灵通的权威人士。贺国威从他长期坐牢的经验中知道，这样的特务虽然是凶恶的，但是却有许多可以利用的弱点。现在贺国威就利用常来顺喜欢以消息最灵通人士自居的特性，略加撩拨，他就会像一架拨准了机关的留声机，把贺国威想了解的消息唱了出来。贺国威为什么受到这样好的待遇，陈老板有电报回来的事，就是从这个特务口里探听到的。这个特务听说陆胜英都不敢把贺国威怎样，一切要听陈老板回来发落的消息后，对贺国威表示肃然起敬了。假如对陆胜英说来，贺国威有可能成为“新同事”的话，对常来顺这个特务说来，就有可能成为“新上司”了。贺国威看出这点，他就想利用这一点，纸的问题就要从这个特务头上想办法。但是，直截了当向这个特务讨纸是不可以的，不但这个特务不敢给，反会惹起他的注意，要写也写不成了。得另外打主意。
这一天，常来顺又来向贺国威唠叨来了，贺国威趁他对自己表示毫无意义的关心的时候，对他说：
“常先生，我们有缘，碰到一起来了，你要肯照顾着我一点，将来我贺某有些什么办法了，是懂得怎样对得起你的。”
这个常来顺一听话头，就明白了话尾。看样子这位犯人是要出去的了，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只要出得去，少不了他的高官厚禄，说不定就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还是留神着一点的好。他笑一笑说：
“贺先生，好说，高攀了。”
他们东说西说，贺国威却只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说在这里面实在无聊，要想抽烟，要这个特务给买几包烟进来抽。这种事过去常来顺看守犯人时是常常办的，没有什么，还可以落几个钱在自己腰包里，他一口答应了。
贺国威拿出几张对他说来毫无用处的钞票，交给常来顺，常来顺买了几包香烟和两盒火柴进来，交给贺国威，按起码三倍的价钱算了账，然后把剩的钱也做过场地交出来，贺国威一推说：“这你就小看我贺某了。”常来顺一笑，把钱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去了。
贺国威从此就有笔也有纸了。《革命气节道德教育提纲》也暗地里默写起来了，虽然写得很慢，但总有一天写完。
6
柳一清住的谷仓的后壁开了一个窗子，在牢门上也开了一个小出气洞。窗子虽然不大，而且钉上手指般粗的铁条，但是破谷仓一下就大放光明了。甚至还有一片阳光照进来。在小窗外边隔几尺远的地方就是高墙，墙脚的野草早已枯黄，有几根不知道名字的野藤却顽强地爬了上去，爬到墙头，不理睬北风的猖狂，尽量想去接受阳光和雨露。甚至有一些野藤毫不考虑监狱里森严的戒条，居然爬出墙外去了。还有几株野藤伸展过来，爬在谷仓壁上，爬向新开的小窗边，似乎想要偷看是什么人住在这间奇怪的房子里。
柳一清高兴极了，她迎着从小窗吹进来的凉风，尽情地呼吸了一阵，并不感到寒冷，倒是十分清爽。谷仓里的霉气一下就给新鲜空气驱逐出去了。忽然有一片阳光从小窗透进来，落到她的板床上，她用手轻轻抚摸着，像抚摸一片无比珍贵的闪闪发光的锦缎，生怕摸坏了。她抬头望见那小窗口铁条边爬着的野藤。已经是深冬了，却并没有脱尽叶子，甚至在败叶中还留着许多绿叶，在顽强地和冬天进行斗争呢。小窗外是一段高墙，墙上的草已经完全枯黄了，在风中摇动。枯草后面却能望见一片松林的顶子，听到那古松在山风中发出苍劲的长啸，令人感到沉凝和稳定……
这一切对于柳一清是这样地新鲜和亲切，好像这是她这一生第一次看到的景物，她的心里突然感觉开阔起来。她站了起来，从板床上抱起正睡着了的小女儿，走近小窗前，把小女儿雪白的脸放在阳光下，让温暖的阳光抚弄。小女儿吃惊地醒过来了，第一次把眼睛睁开。大概由于阳光过于耀眼，她又闭起眼睛来。但是她第一眼看到的烜赫的光明景象是太富于诱惑力了，她又努力睁开眼睛来，而且睁得大大地，奇怪地望着太阳，又望着她妈妈瘦削的脸。柳一清很高兴，看着小女儿那对大眼睛。这一双大眼睛对于她是太熟悉了。它是那么光亮，那么动人，那么稚气可爱。
这种快乐的景象被阁楼上的乐以明和吴茂荪从楼板缝里看到了。因为光线比较亮，看得很真切。他们两个看到柳一清也因为难友们的绝食斗争而得到光明，看到柳一清和她的小女儿那样欢乐地享受这种光明，十分高兴，不禁笑了起来。柳一清听到笑声，抬起头来，望着嵌在楼板缝里的两对亮晶晶的眼睛，也无声地笑了。
“大姐，向你祝贺。”楼上的声音说。
“也向你们祝贺，向大家祝贺，祝贺我们第一次斗争获得胜利。”柳一清低声说。
陆胜英对于大家提出要看书报的要求也兑现了，向各个牢房送进一些报纸、杂志和一些书籍。但是这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呢？报纸只有国民党官方的《中央日报》和《扫荡报》，刊物只限于国民党的《中央周刊》和一个大叛徒主办的《时代批判》，至于书籍，除开汉奸周佛海著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和当今“圣经”——《西安半月记》、《总裁言论集》之外，便是学校的物理、化学和数学之类的教科书。当然，英文在他们看来也是不可少的。
陆胜英为了考查大家，他还给每一个人发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铅笔，指定大家要写读书心得。只是没有给贺国威发，因为他的读书心得叫陆胜英看了，只能引起头痛病。
大家一看是这种反动透顶的杂志，臭气熏天的报纸，和一些一看就恶心的***的言论，十分不满。这种书籍特务们从来不看，据说连***自己也从来不看别人替他写的言论。
现在却拿来塞给难友们看，并且还希望这些东西可以感化青年。至于理工科的书籍和英文书籍，谁也没有兴趣去啃它，谁还想在监狱里来攻读科学呢？
于是几乎每一个牢房都闹嚷嚷地：
“谁看这种报纸？尽是放屁。”
“这是放毒，不要中毒了。”
“有什么心情去啃数理化？”
有人就提议来一次“卫生大扫除”，把这些肮脏东西清除出去。有的人却不声不响，废物利用，拿来当大便纸用了。
柳一清也收到几本古老的理科和英文书籍。陆胜英决定不让她读报纸，因为这些报纸是绝不可能感化她的，理科书籍当然可以，甚至陆胜英对理科书籍还存一点渺茫的幻想，也许这些科学书籍可以把柳一清从政治的狂热中拉回来。柳一清倒是本想认真读一读的，因为她从来不悲观失望，她准备十年二十年在这里坐下去，也准备着如果能出去的话，还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因此她必须充分利用这十年二十年，努力学习知识。就是永远不能出去也罢，她仍然不能放弃学习的机会，一个革命者总是不断地斗争、学习和希望的。
柳一清拿起书本来正想要翻开阅读，她忽然想起来，她是作为一个无知无识的家庭妇女而被捕的，在敌人没有提出公开证据以前她不能轻易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所以，她将这些书、笔记本和铅笔推在一边，表示自己读不懂。
贺国威什么也没有捞到读，陆胜英不打算让他读任何东西。经他再三抗议，陆胜英忽然异想天开，准贺国威读《资治通鉴》。于是，一部古色古香的线装书送到贺国威的床头来了。
贺国威过去曾经随便翻过这一部书，早就知道这是一部维护道统、法统，为巩固封建王朝而说教的书。但是他现在并不拒绝读这一部古书。这一部古书里有历代王朝兴衰存亡的记述，他是可以从这一大堆被歪曲了的资料中看出一些道理，总结出一些历史发展的趋向来的。贺国威就这样每天坐在床上，捧着一本线装书，津津有味地读起来。
柳一清从楼上乐以明的口中得知难友们不肯读反动书报，又是高兴，又是吃惊。难道大家竟然想在这里读到进步的书刊吗？读他们的报刊，并不可怕，只要知道这些东西是坏的就不要紧了。从这些反动报刊中还可以看到国民党的假把戏和真面目。读这些反面东西，组织大家讨论，也是可以起思想教育作用的。
柳一清把这个道理告诉了乐以明，要他传话出去，她还提到要读英文和理科书籍。她说：
“我们革命本来是为了建设，要建设没有科学知识是不行的。至于英文，那不过是一种工具，可以为他们反革命服务，也可以为我们革命服务，许多先辈坐牢，都把学外国文当作重要工作呢。”
乐以明把这些话传开以后，牢房的情况马上变了，连那些看守也莫名其妙。这些青年原来大喊大叫不看，有的在撕报纸，有的在踢杂志，现在却不嚷不叫了，有些人规矩地读起来了，他们以为这些反动书报真有那么灵验似的：“哼，不怕你们吵呀闹的，你们到底读起来了。不给你大鱼大肉吃，草根树皮你还是要啃的，啃久了也就习惯了。”
看守贺国威的常来顺，看到贺国威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也读起陆胜英给他安排的《资治通鉴》来，他没有想到书竟有这么大的力量。在送水的时候，他以情报权威的身份把难友们读书的事告诉了贺国威，他说：
“真是莫名其妙，一会儿绝食，要读书报，一会儿叫喊不读书报，现在却规规矩矩地读起来了。”
贺国威听了，没有说什么，满意地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