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入文坛以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清江壮歌》。1960年的5月，在我的身上发生了一件使我终生难忘的事，那就是我找到了我那散失了达二十年之久的女儿。1941年年初，我的女儿在湖北的恩施生下来才一个月，就随她妈妈刘惠馨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这年的冬天，她妈妈牺牲了，孩子下落不明。我找了二十年，没有找到，多亏党的关怀和公安部门的努力，组成专案组，找了一年半，几乎跑遍全国，才在武汉找到我的女儿。她是被一对好心的工人夫妇捡回去收养了，才活出来的。她现名吴翠兰，在北京工业学院学习。我好不容易找到女儿的事，在四川传为美谈，也特富于传奇色彩。沙汀等文学界的同志极力鼓动我就此事作为引子写部长篇小说；我的朋友和家人也鼓励我，把当时地下斗争中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和烈士们在狱中英勇战斗、慷慨牺牲的事迹写出来。无疑，这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是大有好处的。于是，我在沙汀的具体指导下，真的写起长篇小说来。这就是解放后我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但《清江壮歌》却是我一生写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第一部长篇小说是1942年我在西南联大时写的描述抗战生活的《第一年》，王士菁曾经帮我修改过，可惜后来在流亡中散失了。
我那时正担负着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不可能脱产写作品。而且害怕受到“追名求利，不务正业”的批评。事实上，我已经听到“马识途在搞自留地，搞小自由”的窃窃私语。那个时候，这种话的含义就是在搞“资本主义自发”，这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一种危险的罪名。我真的有些害怕，不想写了。可是，我已经从感情上“进入角色”，那些一块儿战斗过的烈士，特别是我尊敬的何功伟和我的爱人刘惠馨烈士在呼唤我，要把他们的事迹写出来。我们常常在梦中相见，他们和我谈笑风生。一种感情、一种责任感在催促我，欲罢不能。就是冒受讥讽、受批评的危险，我也要义不容辞地拿起笔写下去。因此可以说，我是在偷偷摸摸的状态中来写这本书的，也可以说是怀着一种悲愤的情怀来写这本书的。
当时我的工作虽然很忙，我仍然白天照样上班，工作量一点也不减，只有晚上回去开夜车。每晚上我几乎都熬到半夜以后。我那时的老伴王放一直支持我写，却又可怜我这么伤神。
她虽然也是一直做地下工作的，且是大学毕业生，可是在写作上，却无力帮助我，她只好陪我熬夜。她把孩子们安排睡觉后，便来陪我。她的工作也很忙，而且身体不好，营养又差，她坐在一旁，不断打盹。猛然醒来，便来给我的茶杯添水，有时给我煮两个荷包蛋来提精神。
须知那个时期，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连饭都吃不饱，每人一个月十九斤粮食，还得多照顾三个孩子，两个鸡蛋岂是容易的事？夏天晚上蚊子很多，那时的房子没有纱窗，把我叮咬得受不了，妨碍思路。我老伴便为我安一张小桌在床上，挂上电灯，放下帐子，让我坐在帐子里写作。但是帐子里闷热，又为我安一个小电扇，这样总算有了一个开夜车写文章的环境。
不过那时电扇的质量不好，那嗡嗡的叫声也怪烦人的，我不想用。这就给我的老伴添了麻烦，她不时进帐来给我扇扇子，真难为她了。我就这样一连开了一百八十多个夜车，加上所有的节假日，才算是拉出了初稿。有时真是筋疲力尽，到晚上一见到摆在桌面前的方格稿纸，头就痛起来。然而我终于在英烈们的精神感召下，坚持写了出来。而且写完后感到从来没有的痛快，真是如释重负。
沙汀把初稿拿去看了一下，觉得不错，决定马上在《四川文学》上连载，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同时，成都市委书记决定在《成都晚报》上连载，那影响就更大了。据说《成都晚报》因此增加了发行量。我认识的四川大学教授告诉我，他每天一到晚饭前，就是去拿晚报，看我的连载《清江壮歌》，他说许多教师和同学都如此。后来《武汉晚报》也开始连载，据总编写信告诉我，因为故事发生在湖北，写的又是湖北的烈士，一连载就引起轰动，反应强烈。因此之故，我就进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视野。
据说自从《清江壮歌》在报刊上连载，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开始注意。不久，四川人民出版社印成征求意见本后，他们找我要去了一本，经过审读，有意出版。尤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韦君宜，特别关注。一则是抗战初期，她和我一块儿在黄安党训班学习过，算是老相识了。
她和《清江壮歌》中的女主人公的原型刘惠馨烈士，又是在那个训练班里同学，和她也熟。因此她对这部稿子更有兴趣。她通读以后，情有独钟，更为书中的革命英雄人物所感动。在这以前，她早已认可我的写作能力，曾在《文艺报》上写文章，评介我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所以，虽然四川人民出版社已决定出版《清江壮歌》，她还是力主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她派了王仰晨同志到成都来，找了沙汀和我，提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意愿。
我想，由全国最有权威的文学出版社出版，当然更好，沙汀也赞成。于是，由沙汀出面和四川人民出版社交涉，最后达成了由两个出版社同时出版的协议，稿子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修改和审定。事情就这么定了。
此前，这部文稿，已经由沙汀同志在四川省作协组织过两次讨论会。大家一致肯定这部作品，以为不仅歌颂了革命英雄主义，而且着力表现了“父子之情、夫妻之情、母女之情”，很有人情味，令人感动。结构上悬念迭起，扣人心弦。语言上不乏幽默讽刺，耐人寻味。
当然大家也谈到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问题，我决定好好改一改。王仰晨这位老编辑很有眼光，当着沙汀的面，向我传达了他们社里的审读意见和韦君宜的看法，我才知道问题还不少。有两章需砍掉，有两章需改写。前后如何贯通，如何收尾，特别是悲惨牺牲的结尾的调子如何处理，还要斟酌。果然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乏高手，提的修改意见很中肯。同时曾在南方局直接领导鄂西特委的钱瑛同志看了初稿，要我更加强第一主人公何功伟的分量。因此我决定准备用一年时间，从头改写一遍。韦君宜要我抓紧改完，他们等着出版。
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工作的确很忙，我在西南局宣传部和科委担着两份差事，更担任着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的重任，具体事务很多，忙得不可开交。要是只利用业余时间，一年内改写一遍，几乎是不可能的。韦君宜知道这个情况后，她趁我在北京开会时，带我去见了周扬。韦君宜为我说明这个情况，提出请周扬给西南局常务书记李大章打个招呼，给我修改这部作品的时间。周扬慨然同意，他大概真的在中央的什么会上见到李大章，向他打了招呼。
李大章回来，在西南局办公会上对我说了，允许我每天只上半天班，抽时间修改《清江壮歌》。
但是他知道第一书记会有看法，所以加了一句：“工作任务不减，还要完成。”这无非是要我多流点汗水，挤时间办事，我也同意了。但就是这样，还招来有的人不满意，认为我写作是不务正业，干私活。不管他，李大章同意了就行。我就马上把修改的任务紧紧抓住，利用下午和晚上，一章一章地重写，搞了大概一年，重写了一稿。其实不止写一稿，从我女儿现在保留下来的最后一稿稿本标注的字样看，写的是第五稿了。总之，我终于完成任务，把我的定稿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了。他们大概又作了一些小修改，便交付印刷厂排版，打出了清样。王仰晨亲自把清样送到成都来，交给我。要我把清样最后再看一遍，便最后定稿，上机印刷出书了。
这大概是1962年的事。
但是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1962年，中央在北戴河开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会上揭发出一本歌颂革命烈士刘志丹的书《刘志丹》是反党大毒草，还说***说“以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一下株连了一大批中央要人，被批被斗、撤职查办。像国务院副总理***这样的高级领导人也未能幸免，被搞成了一个西北反党集团，***就是头脑。
这书的作者更是被抓起来投进监狱，整得很惨。出这本书的工人出版社也受株连，出版社的领导坐了监狱。
这件事，我已风闻，但知道详情，还是我到北京开会，到我过去的上级、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家里去玩，才得知的。
钱大姐对我说了北戴河会议的情况后，告诫我说：“谁也没有想到，一本歌颂革命烈士刘志丹的书，竟然是反党的大毒草。你写的《清江壮歌》也是歌颂革命烈士的，到底怎么样，你有把握吗？我看还是小心一点的好，不要出版了吧。现在有些事情你是料想不到的，弄到你头上来时，那就悔之晚矣。”她从她的书柜里取出一本小册子来给我，说：“这是我写的一本怀念革命烈士的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已经印出来了，还没有发行，我从北戴河回来以后，马上通知中青社，停止发行，全部销毁。我只留了几本作纪念，这一本是留给你的。”
我看了一下，书名叫《俘虏的生还》，翻看一下，我知道这是她怀念她的在大革命时代牺牲了的爱人谭寿林的。这样的书对于教育青年一代不是很好吗？我们不是提倡革命传统教育吗？
竟然自行销毁，不见天日，实在可惜，也实在不可理解。不理解归不理解，眼前的事实却不能视而不见，悬在我的头顶上的那把看不见的达摩克利斯剑，是可以随时落到我的头上来的。
钱大姐一番好意的劝告，我是不能不理的，我答应回去就和出版社商量，起码目前暂时不出版。不过钱大姐说：“你的书虽然还没有出版，但是已经在几个报刊上连载了，影响很大，如果有问题，你也是想跑也跑不脱的了。中央正在进行全面的检查，但愿《清江壮歌》不会有问题。不过你还是要有思想准备。一有风闻，自己争取主动检讨。”我当然接受了老上级的警告。
不过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一是害怕祸从天上落，一是心里不服气：干吗歌颂烈士的书也会是毒草呢？
我回来以后，马上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系，给韦君宜写了信。她回信说，《刘志丹》一书的事，他们知道了。他们也奉命清理。她说《清江壮歌》一书，她认为是不会有问题的，他们还将继续出版。不过她叫我再认真地检查一遍，可能犯嫌的地方都加以必要的改写。她提到，最后的被屠杀的悲惨局面，一定要把调子提高一些，亮色一些。我同意了她的意见。说实在的，我真希望《清江壮歌》还是能出版，我不希望我的第一部长篇中途夭折。就是要担风险，为了纪念我最怀念的革命烈士，我也准备豁出去了。话虽然如此说，可是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家人也为我担心，因此我决定拖后出版。但是我不想告诉出版社这个主意，只对出版社推说，我正在重看重改。我的工作很忙，能抽出的时间不多，所以一时还不能把清样改好送回去。
事实上也是真如此，我的确很忙。同时我的确接受韦君宜的意见，把结尾的调子改得高昂一些，设计一场劫狱斗争，整个结尾那几章都要重写过。韦君宜同意我拖后一些时间交清样。不过编辑部还是催我赶快，说新华印刷厂的《清江壮歌》排的铅字版，摆了一屋子，等着打纸板后拆板，占了他们的铅字和屋子，是要加收租钱的。我还是稳起，不理会。
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全国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了，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据说农村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夺回来。
于是在全国调了几十万干部下乡搞“四清”。我本来是决定第二年下去的，却因为我因事开罪了某上司，当年就被下放到川北南充县去做县委副书记，专搞“四清”。这一下我完全被卷入十分紧张的阶级斗争里去了，日夜奔忙，心情又不佳，老伴又得了重病，哪有时间来修改《清江壮歌》？干脆就放下了。在这同时，眼见文艺战线上的问题越来越多，山雨欲来风满楼，我慢慢地对于出版这本小说丧失信心了。特别是我曾到北京中宣部去开会，亲耳听到陆定一部长在一个小会上说了一句“作家是危险的职业”的话，印象深刻。我何必去从事这个危险的职业呢？《清江壮歌》不出也罢。不过仍然耐不住韦君宜的催促，而我也有敝帚自珍的心理，我还是把清样带下乡去，有时晚上得空，挑灯夜战。真的是挑灯，那些山区里只点土煤油灯。
但是，这样一暴十寒，进展自然不大。
这样拖了一年多，又出现新问题。文学界展开批判这个，批判那个，人性论、人情味、中间人物，如此等等，都在被批判之列。沙汀从成都写信来告诉我这件事，特别提醒我，《清江壮歌》里正有这样的问题，既富人情味，又有中间人物，要我考虑修改。他甚至提到，书里许多地方有痛哭流泪的场景，凄凄恻恻的，虽是情之所至，可是也可能犯忌讳，要作适当的打磨。在这同时，韦君宜也一番好心，给我写信，说到同样的问题，要我注意。她沉痛地告诫我：
“现在不准流泪，你就暂时不流吧。”于是我就为保安全，遵命不流泪，把那些流泪的描写尽量删去。看看，我的女儿，生下才满一月，就跟着妈妈去坐牢，妈妈牺牲后下落不明，我找了二十年才把她找到，父女一朝相见，自然是涕泪滂沱。我在书稿里写到同样的父女相见的情节，却不准写流泪，这是多么不近人情的事！但是我为了自保，也顾不得了。
《清江壮歌》这部清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催再催，我却一拖再拖，就这么拖了五年，直到1966年初，才把清样送回出版社去。他们在文字上再作些修改，马上付印，印了二十万册。1966年的初夏，我终于收到了样书。然而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是风雨满楼的架势，而我籍列“阎王殿”，已经成为被他人抛出来为“文化大革命”祭旗的牺牲品了。《清江壮歌》的出版，陡然给我这个罪孽深重的人，增加新的罪孽，多一个被批判的对象。就为这本书的出版，我不知挨了多少批斗。所幸的是，因为批斗，这本书竟成为青年们最喜欢偷偷阅读的书。
我坐牢时，常常被点名拉出去到这个学校那个工厂斗争，一到那里，成群结队的青年，像看珍奇动物一样来围看“写《清江壮歌》的马识途”。批判会变成展览会。
1976年，“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终于结束了。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我联系，提出重新出版《清江壮歌》的事。韦君宜和我也恢复了联系，告诉我准备重新出版《清江壮歌》，要我把原书再看看，有什么修改没有。我说，没有什么大的修改了，只是把原来不得不作的某些修改又恢复过来，比如那时不准流泪，现在可以让流了。
我把原书稍作字句的修改，便给了出版社。他们于1978年定稿付印了，还是和第一版一样，开印就是二十万册。据说卖得很快，后来我看到有天津和武汉印刷的版本，不知是不是加印的。1979年天津市广播电台把这本小说进行连播，听说反应不错，电台应听众要求，特来采访我，补播了对我的专访和我怎么写《清江壮歌》的讲话稿。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这本小说进行连播，随后四川广播电台和武汉广播电台也作了连播。应该说，我写这部长篇小说所想起的作用，已经如愿以偿。过去为此书的创作所受的一切惊恐和磨难，都算不得什么了。
200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