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九六〇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前一天，从汉口开往北京的快车，正在华北大平原上奔驰。现在正是黄昏时候，太阳庄严地落到远远的西山背后去了，天边燃烧着的彩霞也慢慢地熄灭了。蜿蜒的西山，在明净的淡青色的天幕上，画上一条柔和的曲线，在曲线上浮动着几片灰色的云和几只归鸦，在曲线下闪动着几点星火和村子里升起来的炊烟。天色慢慢地黑下来了，大地一片寂静。
在软席卧车的走道上，任远默默地站在大玻璃窗前已经很久了。他不是在欣赏北方大平原上特有的落日胜景，而是触景生情，陷入了深沉的回忆……
那是在二十三年前的夏天，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前，任远和他在北平工学院要好的一位叫柳一清的女同学，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所组织的农村工作队，到农村去宣传抗日，他们就被分配在西山脚下一个山村里工作。现在还能从火车上依稀辨认那个山村的方位，那是一段充满着革命激情的生活，到现在任远似乎还能听到那些激昂慷慨的演说，那些农民家里油灯下诉说不完的辛酸历史，那些关于人生哲学、关于人类理想的热烈的争论，特别使他不能忘怀的是柳一清那动人的歌声，正是在这黄昏时候，从那田野上，从那枣树林边升了起来，和那夕阳的金光一样明亮，似乎现在还听得见饱含着感情的《五月的鲜花》：
五月的鲜花，
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
……
后来卢沟桥事变发生了，任远和柳一清奉了党的指示，绕道从平汉铁路南下到武汉去。记得也是这样的黄昏，也是在这大平原上飞驰的火车车厢里，他俩并肩地站在玻璃窗前，观赏平原落日，他们深深为祖国的壮丽河山所激动，又为敌人踏碎祖国的河山而愤慨。他们特别怀念美丽的故都。那为敌人的铁蹄践踏着的古城呀，你等着吧，我们一定要回来，要带着刀剑、乘着风暴，重新回到你的怀抱里来！他们不禁激昂地唱起《打回老家去》的歌子来……
现在，任远向自己的肩旁看了一眼，空无一人，他的眉头紧锁起来。曾经和他在火车上低声倾诉抗日救国的热忱和向往于美丽的革命理想的人，曾经和他并肩站在火车窗前，一同欣赏祖国壮丽河山的人，早已不在人间。她为了祖国，为了革命，十九年前，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献出了她那正像火一样燃烧着的青春。她生下的女儿才满一个月，就随她入了监狱。她牺牲后，女儿下落不明。
任远从敌人的追捕中改名换姓，坚持工作，为了革命，在天南地北奔走。他和群众一起忍受过多少艰难困苦，也享受过多少战斗胜利的欢乐。他曾经多次穿过敌人阴谋设下的罗网，也曾经多次为同志的不幸牺牲而震悼，他和同志们一起，更加忘我地工作起来。为了党的事业，他远行千里，在闭塞的山林茅屋里，和农民兄弟商量过武装暴动；也曾经踡伏在污浊的贫民窟里，和工人同志讨论过罢工斗争。他扮成游乡货郎，在运送布头针线的时候传播革命道理，也曾经站在大学讲坛上，用真理的烈火去点亮青年们的心。他的衣襟上扑满过中原的滚滚黄沙，浸透过江汉的迷雾淫雨，堆积过高原的凛冽霜雪，映照过滇池的湖光云影。他就是在这些群众的革命斗争中，磨炼自己，改造自己，使自己在艰苦的斗争中，逐渐变得坚强起来。一任风云变幻，江河长逝，他总是跟着党走，坚持革命。但是，在回忆那艰苦的岁月时，他不能抑制自己对于英勇牺牲的战友和柳一清的怀念，也不能打消他对于寻访柳一清的遗女的信念。他不止一次梦见过柳一清和同她一起牺牲的战友，也不止一次梦见过他的女儿。
一九五八年的冬天，任远到北京开会，遇到他和柳一清的老上级钱瑛同志，谈到了寻访柳一清遗女的事。他的老上级批评他在这件事情上“孤军奋战”的错误做法，说他也算得是一个老干部了，竟然在这个问题上忘记了向党请示和依靠群众。任远解释说：“这样一件个人私事，怎好去麻烦党呢？”
“这怎么能算是一件个人私事呢？”钱瑛同志严肃地说，“柳一清同志是我们党的好女儿，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了，只留下这一点骨肉，直到现在下落不明，我们能不管吗？要知道，这不仅是在给你找女儿，更重要的是在寻找烈士的后代呀。”
这一句话把任远说开了窍，他回去后报告了省委，省委把他介绍给公安厅，徐厅长亲自接见他，热情地告诉他：“不要说是寻找一位烈士的遗女，就是一件普通的失踪案件，我们也要认真查找。你放心，我们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看起来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一落进它自己发展的正常轨道里去，便显得大有希望了。
但是事情进行得并不是十分顺利的，一年过去了，公安厅的工作组，虽然下了不少功夫，掌握了大量线索，并且找到过几个烈士遗孤，但是柳一清的小孩仍然没有下落。
不久以前，工作组给任远去了一封信，说是又找到了一个女孩子，是民政局收养的一个孤儿，名叫张元青，在工专上学，今年二十一岁，据说她的妈妈就是为革命牺牲的，时间地点和柳一清同志牺牲的时间地点一样，只是这个孩子比要找的孩子大一岁。在来信中还附了一张这个孩子的照片，请任远看看，到底是不是柳一清的女儿。
任远强力抑制自己因兴奋而发抖的手，拿起照片迅速地看了一下，面孔好熟呀！难道真的找到了吗？但是他擦了一下眼睛，再仔细看时，不对，和柳一清的样子完全不同，可以肯定这不是柳一清的女儿。但是，这是谁的孩子呢？怎么面孔这么熟呢？任远冷静地回忆了一阵，哦，想起来了，这个孩子不是跟章霞的样子和风度一模一样吗？对了，这一定是章霞的女儿。
章霞是和柳一清一块儿工作过而又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一同斗争过，后来又一块儿牺牲了的一个女同志。章霞入狱的时候，是有一个一岁左右的女孩子，这个孩子在章霞入狱之后，任远亲自叫人去抱了回来，在自己身边养了一阵，是后来自己调动工作了，才通过组织送回章霞的老家去的。怎么后来变成孤儿了呢？怎么又这么巧，无意之中被找到了呢？
工作组来信说，当他们去查问情况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十分兴奋，她非常想找到自己的亲人，她简直认定她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爸爸了。她还托工作组转来一封信。任远把这张信纸展开，满纸燃烧着炽热的感情。这当然是不奇怪的，当一个孩子忽然有一天发现自己结束了孤儿的命运，怎么能不高兴呢？
她在信里最后说：
爸爸，我相信你就是我的爸爸。妈妈牺牲以后，许多年来，我一直在等待你来找我。现在，果然来了……
任远读罢，心里一阵激动。任远知道，她并没有找到自己的爸爸。她的爸爸名叫童云，也是一位党员，和柳一清前后被捕，他在狱中经过党的教育，同志们的帮助，以及斗争的锻炼，逐渐坚强起来，最后被敌人杀害了。这个女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亲爸爸了。
怎么办呢？任远毫不犹豫地决定，先承认自己就是她的爸爸，而且要认真地把一个爸爸的责任担当起来。找到章霞和童云的孩子，他真的和找到自己的孩子一样地高兴，何况章霞是为了完成党的重大任务，才抛下孩子到监狱里去，而牺牲了自己的呢？何况章霞入狱前曾经把孩子托给他照顾呢？
任远写了一封信，把真情告诉了工作组同志，同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自己新认的女儿。
今年四月，任远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一天晚上，他忽然收到工作组从武汉打来的电报，说他的女儿终于被他们找到了。女儿现在的名字叫伍春兰，在北京工业学院学习。要他会后速去武汉转北京，和自己的女儿团圆……
任远拿着这封电报当然非常高兴，但是马上就怀疑起来，难道这一次是真的找到自己的女儿了吗？上一次以为找到了，结果是找到了章霞的女儿。这一次又是找到了哪一位烈士的后代呢？要知道，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这样的烈士后代是很不少的呀。他把手里的电报翻来覆去地又看了几遍，一点也不错，明明说是找到了他的女儿。他拿着电报到隔壁房里给同来开会的老钟看，高兴得在老钟背上捶了一拳头，笑着说：
“我又找到一个女儿了。”
老钟先是一愣，很快就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紧紧握住任远的手，也兴奋得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2
在上海开完会的第二天，任远就赶到武汉去。他才在招待所落了脚，就马上用电话和公安厅联系上了。
不多一会儿，公安厅工作组的同志来了。几个人都是喜笑颜开的样子，一看就知道，只有打了大胜仗的人，才有这样的神情。他们热烈地向任远道了喜，工作组的燕侠同志把一个卷宗翻开，用他那公安人员惯常使用的、准确而有严格逻辑性的语言，不慌不忙地说道：
“我们是在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奉厅长指示，承办这一件查找柳一清烈士遗女的案子的。我们当时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女孩是在柳一清同志牺牲的时候失踪的，时间已经过去十八年，当时女孩大约才一岁，没有名字，也没有特征。这是一件困难的案子。我们工作了半年，证明有三个人知道小孩的下落。第一个是当时敌军统特务站的站长陆胜英，这个人下落不明。第二个是军统特务站的副站长薛吉武，这个人在一九五一年被镇压了，死无对证。第三个人是看守所长黄银，已经在解放战争中被我军击毙。很明显，要查小孩下落，只有找寻陆胜英的下落。据一些自新特务的坦白，有的说他已经逃到台湾去了，有的说他已经死了，有的说他早就洗手不干，退伍回家了。这些混乱和互相矛盾的证词，使我们很失望，但是在查找过程中，我们听到了有关柳一清烈士的英雄事迹，这些英雄事迹鼓舞了我们，我们……”
燕侠的叙述无疑问是很有条理的，假如任远是在处理自己的日常工作，听到别的同志发言这样有条有理，他一定会很高兴地听下去的。但现在他却缺乏耐心了，因为他最关心的不是查找小孩过程的精确分析，而是查找小孩的结论。他明明知道中途打断燕侠的话是不礼貌的，但他还是忍不住插进去问：
“同志，你可不可以先把结论告诉我，到底小孩找到了没有？是不是真的找到了？”
燕侠和工作组的其他同志都笑了。他们现在才觉察到，在这样一个令人激动的场合，慢吞吞地作这样冷静和客观的分析，是不合时宜的。燕侠有几分抱歉似的转过话头来说：
“结论是肯定的，柳一清烈士的女儿是找到了。我们拥有无可辩驳的充分证据：第一，我们有这个小孩的养父养母签了字的谈话记录；第二，我们有这个孩子的照片，曾经把它送到我们厅里技术处和柳一清同志的照片验对过，没有错误，写有正式的证明；第三，我们还有很多旁证，比如……”
任远又打断了燕侠的逻辑语言，插进去问：“可以先把小孩的照片让我看一下吗？”
“当然可以。”燕侠把一卷装订整齐的卷宗送到任远面前，打开来指给他看：“这就是这个孩子最近的照片，在北京工业学院大门口照的。这前面许多张是她在不同年龄时照的。”
“啊！”任远才看一眼就惊叫起来：“是她，是她，一点也不错，简直像是柳一清同志又复活了！”
任远站起来，笑着走向工作组同志的面前，似乎现在他才想起来，应该对工作组同志表示谢意。他紧紧地一一握过他们的手，说道：
“感谢你们，非常感谢你们，更感激我们的党，要不是有党的关怀和你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我是永远找不到这个孩子的。”
任远坐下来，翻了一下卷宗，笑着对燕侠说：“好吧，现在我能够安静地听你们说查找小孩的过程了，随便怎么详细都行。”
于是燕侠又开始了他那有条有理的叙述。
原来，工作组在研究分析了各种情况之后，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找到陆胜英这个特务头子的下落上。但是提审了许多特务，都说不知道，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不愿意说出陆胜英的下落。后来从一个曾经在陆胜英家里做过佣人的老太婆那里得知，陆胜英的老婆可能是卜溪人，姓什名谁不知道，但是听陆胜英经常叫她老婆“芝兰”。这总算有一点头绪。工作组立刻顺着这个线索到卜溪去，正好赶上县里开五级干部会，在会议结束时由县委宣布要查找一个特务的事。这个特务的老婆名叫芝兰，是本县人，要大家回忆一下。群众路线的力量真是伟大，果然在一个公社里有个老会计回忆起来，说一九四九年快解放的时候，有一个本地女人叫任大妹的，带回来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样子和工作组说的有几分相似，住不几天，他们又走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是她的弟弟任在田是本社五大队的社员。工作组连夜连晚赶到五大队找任在田。果然任在田说他有个姐姐叫任芝兰，嫁给一个叫罗英的国民党军官，可是后来离了婚，他姐姐又改嫁到鄂城去了。才有一点线索，又要断了。
工作组决心去找这个罗英的老婆。自然，不能幻想这个老婆会说出实话来，工作组就充分运用已经掌握到的当时特务活动情况的资料，假冒陆胜英的当时同事去找她，谈了许多当时有关陆胜英的活动情况，果然她信以为真了。她暗示陆胜英已改名罗英，逃到嘉县一个山上隐藏去了。但是由于工作组同志谈话时过于着急，引起这个女人的某些怀疑，她再也不说一句话了。
工作组估计，这个女人一定会去通风报信，便一面发电报到嘉县公安局查找这个叫罗英的人，一面连夜赶到嘉县去。到了嘉县，公安局果然已经在一个人民公社里查到一个叫罗英的饲养员。据公安局了解，这个罗英是在解放前夕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司务长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的，那时兵荒马乱，溃兵很多，罗英和一个本县籍的国民党军队士兵一块儿回来。他住在一个庙子里，卖狗皮膏药混日子。后来他参加了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的斗争，表现十分积极，分了田地。再后来他又积极参加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到参加人民公社，当一名饲养员。一九五八年冬天，交他养的牛冻死了两头，据分析是有意破坏，就把他送到县里管训队去管训。这家伙很狡猾，在管训队里他坦白得最好。当时也曾派人到他的家乡去查对，的确有一个叫罗英的人，二十几年前就出去当兵去了，未见回来。果然是一个老当兵的，因此以为他不过是一个流氓成性的老兵痞子，仍旧把他放回去当饲养员，谁也不知道他是有名的特务头子。
说到这里，燕侠的眼光离开了卷宗，抬起头来对任远说：
“你看，一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在解放前就散布种种空气，为自己掩护，又偷偷到国民党部队去当司务长，然后到农村潜伏下来，达十一年之久。要不是这次找寻烈士遗女，他就会漏网了。这也算我们这次工作的一件有价值的副产品。”
任远听到这里，非常高兴。哦，原来是他！二十年前柳一清立的誓言终于实现了：“从天涯海角把他们追回来，送他们到断头台上去，一个也不要留情。”任远说：
“不能说这是副产品，这正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正产品。这分明告诉我们：还有潜伏的反革命，还有埋得很深的特务没有挖出来，我们不能麻痹……哦，对不起，我打岔了，你说下去吧。”
“这个特务很狡猾，他根本不承认他叫陆胜英，一口咬定叫罗英，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司务长，并且举出一个和他一块儿当兵的本地农民来作证。我们去查证，那个农民证明罗英是一个老兵，在他们连里当过一阵司务长。我们正在怀疑，忽然发现他的老婆任芝兰偷偷通风报信来了，我们采取外松内紧的办法，暗地监视，果然这家伙趁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偷偷逃走了。”
“啊？”任远吃惊了。
“你不用着急，我们早已为他张开了网子，他自己落进这网子里来了。”
“这就好极了。”任远这才感到放心了。
“我们也以为这就好极了，其实不然！我们再三追问他贺国威和柳一清被杀害的事，并且问他把柳一清的小孩弄到哪里去了，他却老是一句话：‘我记不得，反正我没有杀。’我们不追问他小孩的事，他也老说：‘反正我没有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没有把他看管好，他畏罪自杀了。你看，好容易找到的线索，一下又断了。正以为有了希望，忽然又一次陷入‘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
“哎呀，糟糕！”任远也叫起来了。
“更糟糕的是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以为新的线索完全没有了，就进行分析推断：陆胜英越是反复说他没有杀死小孩，这就越更证明小孩的确是他杀死的，因此，我们以为案子走到这步田地算是到了头了，可以结案了。所以我们给你写了一封信，并且报告了厅长。但是我们受到了厅长的严厉批评，他说：‘你们这种结论，是纯粹的主观主义，违反了公安工作人员的根本准则。去认真检查一下吧。’这时我们也收到你的来信，表示不同意……”
“我对于这个结论表示不同意，倒不是出之于理性的判断，却是由于个人在感情上无法接受。”任远说，“我总认为，这个孩子不应该死，因此一定活着。”
“我们把工作认真总结了几天，决定重整旗鼓，认真发动群众，调查研究，果然，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忽然‘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燕侠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任远以为他是讲得口干舌燥了，赶忙给他又倒了一杯水，但是燕侠没有喝，他看了一下表，吃惊地说：
“嘿！只顾说话，差一点误了时间。我们已经给你女儿的养父母说过了，等你一到就去看他们。他们非常希望看到女儿的亲爸爸。这样吧，下面的查找过程，可以看看这个报告上的大概叙述，你留下看一下吧。总之，不管怎么复杂和困难，只要依靠群众，就能够取得胜利。但是，对你说这些干什么，我们还是马上到你女儿的养父母家里去吧。”
“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任远很关切地问。
“很好的人，养父的名字叫伍忠良……”
“什么，什么？伍忠良？”任远问。
“伍忠良，一个工人。”燕侠说。
“真是叫伍忠良吗？真是一个工人，不是一个农民吗？”任远继续追问。
“真是叫伍忠良，真是一个工人。”燕侠说。
可是工作组另一个同志补充说：“我好像听他说，原来他是农民，就是收养了柳一清同志的小孩后，敌人追查得紧，他才带着小孩跑进城里找地方躲起来，后来找到一个看电线杆子的小事。”
“哦，原来是这样，原来就是伍大哥。”任远感动地说。
“你认识他吗？”
“认识，认识。”任远说。
“他怎么说不知道你呢？”
“那时候我们今天姓张，明天姓李，我的真名他当然不知道，可是一见面，他就认识了。”
燕侠说：“原来是这样，伍忠良真是一个好同志，他现在是党员，模范工作者，并且已经提拔成为技师了。这自然是现在的情况。那个时候，收养柳一清女儿的工夫，日子却难过得很。听说那时他两口子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后来又生了一个，加上养女，一家五口人，收入微薄，的确是困难。但是听说伍忠良同志宁肯自己不吃，自己亲生的孩子少吃，也要叫柳一清烈士的女儿吃饱。听这个孩子的养母说，刚把孩子抱回来的时候，脸上白卡卡的，只剩下一把骨头了。她又没有奶，只好煮面糊糊给她吃。哭得凶了，只好把自己没奶的奶头塞在她的嘴里让她吸，以致生出奶疮来。最焦心的是这个孩子的身体很弱，三天两头病，出麻疹的那一回烧得昏死过去了。他们夫妻俩日夜守着，生怕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对得起柳一清烈士呢？他们说，哪怕把他们身上的血抽出来一滴一滴喂她都行，只要她能活出来。还好，总算把这个孩子拉扯长大到六岁了，是该上学的时候了。可是伍忠良同志哪里有钱来供几个孩子上学呢？伍忠良同志毅然把大儿子停了学，跟自己看电线杆子去，腾出钱来叫这个女孩子去上学。他一心一意要把这个孩子教养成为第二个柳一清，继续为她妈妈的事业去奋斗。这个孩子果然不错，在学校里一直品学兼优，现在是一名共青团员，在北京工业学院学习。”
任远听着，早已感动得用手绢偷偷揩眼泪。他感慨地说：
“啊，这是多么好的同志，真是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呢，这就是工人阶级。我真不知道要怎样感激他们才好。让我快点去看望他们吧。”
任远站了起来，准备要走，忽然想起，说道：“现在怎么办呢？难道我就是这样两手空空地去看他们吗？”
“恐怕他们是不肯接受你的礼物的，但是他们曾经提出，他们没有柳一清同志的照片，他们很想有一张，你就给他们带一张去吧，这是最好的礼物了。”燕侠说罢，就带着任远坐车到伍忠良家里去了。
3
任远才跨进伍忠良的家门，抬头一看，暗地叫道：“果然是他们。”他三步当作两步跨进屋里，就叫起来：
“伍大哥，伍大嫂，你们好。”
伍忠良和他的妻子汪贞听到这个声音，也觉得在哪里听过，抬头看去，也似乎在哪里见过。伍忠良把眼睛眨巴两下，忽然想起来了。他走向前去，紧紧握住任远的手，叫道：“啊，原来你就是伍先生呀。”
“是的，那个时候是伍先生，现在我叫任远。”任远也紧紧握住伍忠良的手，欢喜地叫道。
“哦，我说是谁呢，原来是你。”汪贞也高兴地叫了起来。
任远走过去又握住汪贞的手，说：“好嫂子！”又回头抓住伍忠良的手，不住地摇动。原来他在路上准备好了的、热情而得体的感谢话，忽然全都从他的脑子里跑掉了，一句也没有说出来，只老是说一句话：“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
似乎除开这一句话以外，他再也没有别的话好说了。
伍忠良和汪贞也是一样激动，不知道要说什么话才好。
还是燕侠来打破这个僵局，笑着说：“好了，大家都坐下吧，坐下来你们两家亲人谈叙谈叙吧。”
“哦，好，好，请坐，请坐。”伍忠良似乎才找到了话头。
“你看我，连茶沏好了也忘了倒。”汪贞也自己责备，在小桌边倒茶给任远。
任远现在心情才平静了一些，对伍忠良和汪贞说：“大哥，大嫂，幸喜得你们救了这个孩子。二十年来，我总在想，这个孩子在哪里呢？没有想到是你们收养了。这二十年也多亏了你们了。”
伍忠良听到任远这样说，反倒抱歉起来，说道：“真是对不起，那个时候，柳大姐牺牲了，后来听说你也牺牲了，春兰……哦，就是……这孩子成了无父无母的可怜孤儿，烈士后代，我就……却不知道你还健在，害得你找了这二十年。我在解放后入党的时候，曾经向党交代过这个孩子的来历，当时党组织告诉我说：既然她的父母都已经牺牲了，你就代替党把这个孩子养大吧。我就把她当作我的亲生女儿养起来了。我一想起柳一清在监狱里领导我们进行斗争，我一想起柳一清最后和贺国威、章霞三个同志那样英勇坚决地走上刑场，我就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孩子教养成为一个好接班人，要对得起党，对得起柳大姐……”
伍忠良感觉到自己的喉头里塞上了一件什么东西似的，说不下去了。任远急忙劝住：“伍大哥，不要难过了，你很对得起党，对得起柳一清同志。”
“是呀，”伍忠良用手无意识地揩一下眼睛，说道，“现在好了，这个孩子算是无病无痛地长大了，也还算有出息。现在我的责任算是完成了，你们父女也该团圆了，我祝贺你们。你就把孩子带回去吧。名字……”
“不，不，不！……”任远急得不知道一连串说了多少个不字，又不停地摇手：“不！亲爱的伍忠良同志，汪贞同志，我的好大哥好大嫂，我虽然生了她，你们却养了她，你们费了多少心血，冒了多少风险，吃了多少苦头，担了多少惊怕，才把她养大，并且把她教养成人呀！你们是她的重生父母。我已经再三考虑过，今天就是来向你们郑重声明的，你们原来的关系一概不变，名字也不要改，还是叫伍春兰，她仍然是你们的孩子，永远是你们的孩子。”
“那怎么行呢？她是你的亲生女儿嘛。”
“不，伍大哥，你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一定明白，我现在知道她还活着，并且很好地成长起来，不愧为柳一清同志的后代，能做一个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我就心满意足了。她是党的女儿，人民的女儿。我的确很希望到北京去看看她。但是我是想去告诉她，她有一个怎样的妈妈，她的妈妈和无数先烈曾经为了这个新社会流血牺牲，她应该怎样热爱我们这个新社会，应该怎样保住我们的人民江山，应该怎样去为建设共产主义而献身。”
“是呀，这也是她的亲生妈妈的愿望。”伍忠良说着，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个皮夹子，打开了皮夹子，抽出一个小纸卷，那纸卷用油纸结结实实地包裹起来，捆上麻绳。伍忠良一面打开这个纸卷，一面说道：“我把小女儿抱回来的时候，还在她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小纸卷，没有落款，但是我想一定是柳一清烈士写的。”
“什么？什么？”任远吃惊地说，站了起来，“什么小纸卷，让我看看。”
任远从伍忠良手里接过那个小纸卷。纸卷揉得很皱，纸色已经变得很黄了，任远一看就认出是柳一清的笔迹。是用铅笔写的，字迹很潦草，看来是在匆忙中写的。任远的手有些发颤，他费力拿稳纸卷，读了起来：
霞嫂子，我去了，你要好好看顾我的孩子。
在这张纸的下半截，还有一段话，他又念起来：
我的宝贝，你的妈妈去了，去接受一个共产党人的最后考验去了。你的命运到底怎样，我无法知道了。但是我多么希望你能够活出去呀！活出去为我们的理想，为妈妈……
“这张条子没有写完，大概……”任远再也说不下去了。
燕侠在旁边看着，也很激动，他说：“这是柳一清烈士留给她的女儿的遗书，大概是走上刑场以前，匆匆忙忙写的几句。”
伍忠良说：“是柳大姐的遗书，我们保存好了，准备等春兰大学毕业了才给她看的。”
“这前面一张条子是给谁的？谁叫霞嫂子？”燕侠问。
“就是章霞，也在这个监狱里，也被杀害了，就是你们找到的那个张元青的亲妈妈。”任远说。
“我认识，”伍忠良说，“她就住在我住的牢房楼下，和柳大姐住在一起，后来她被判了刑，挪到别的牢房去了。最后还是被特务拉出去，和柳大姐一块儿杀害了。”
“看来柳一清烈士写这张条子的时候，还不知道章霞也要牺牲，她以为可以把孩子托给章霞，谁知道……”任远说。
“章霞恐怕也没有看到这一张条子。”燕侠分析。
“没有看到。”伍忠良回忆说，“那时我已被放出来了，我头一天晚上，听到沙田坝那边到处在打枪，第二天一大早就听说外边的同志打了监狱，我挑个担子去打听消息，一到了那里，啊，就看到贺国威、柳一清和章霞同志被先后押出来了。我看到柳大姐抱着她的孩子。”
“你怎么救出孩子的呢？”燕侠总不忘了要了解一个案子的每一个细节。“看来柳大姐存心抱孩子一块儿去牺牲，可是被特务夺了下来，丢在路边。特务押柳大姐上山的工夫，许多老乡拥过去，把小孩遮住，我就抱起孩子，装在我的菜担子里，用菜盖上，偷偷挑走了。”
“特务没有追查吗？”
“怎么没有，追得好紧，我就是这样才不种田了，搬到城里躲起来，后来当了工人的。”
“啊。”任远陷入了回忆，自言自语，“我相信小柳是看到她的孩子被救走了的。”
“我想她会看到的。”伍忠良点一下头。
“算了吧，不要谈这些过去的事了，孩子是活出来了，长得很好。”汪贞想把大家从这种回忆中唤回来，她想把空气弄得活泼一些，本来这应该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嘛。但是她一时似乎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只有把开水壶提来给任远上开水，但是任远还沉溺于过去生活的回忆中。
她忽然想起一个话题来了。她从抽屉里一个信封里抽出一张照片来，送给任远看，她说：“好，你来看看这张照片吧，这就是你的女儿在天安门前照的照片，刚才寄回来的。”
“不，你应该说：‘这是我的女儿的照片’才对。”任远纠正说，把“我的”两个字说得很重。他接过女儿的照片来看，还是柳一清那么一个样子，站在天安门前照的，在她后面高处，有***的像，那样慈和地望着这个孩子。
“好了，我看你们不要再争论‘所有制’的问题吧。就说‘这是我们的女儿的照片’吧。她是革命的女儿，我们大家的女儿，连我也有一份。”燕侠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对，”任远接着说，“她是我们大家的女儿，现在她被党培养着，将来去为党工作。”
“是呀，春兰这孩子从小就很乖，将来一定能好好为党工作。”汪贞很高兴，终于把大家引到新的话题上来了。“解放那年，她才九岁；她很有志气，才建立少年儿童队，她就参加了，不久还做了队长。说起来也是真巧，有一天中午，春兰回来迟了，我们问她到哪里去了，她说：‘今天去参加革命烈士迁葬纪念会去了。’我们问她哪个革命烈士？她说：‘男烈士姓贺，女烈士姓柳和姓章，听说他们都是老共产党员，过去就在这一带活动，被反革命捉去杀掉了，现在才找到了埋葬他们的地方，政府把他们的坟搬过来埋在五峰山上，还立了纪念碑，今天开了纪念会。’我们一听，她说的不是别人，就是她的亲妈妈。春兰她爸……哦，就是忠良问她……”
“不，你就说‘春兰她爸问她’吧。”任远又纠正养母的话。
“好吧，就是春兰她爸问她吧。春兰她爸问她：‘春兰，你说这三位烈士好不好？’‘当然好，好极啦，我还代表少先队讲了话哩。’‘嗬，你还讲了话了，你讲什么了？’‘我讲贺叔叔，柳姨姨、章姨姨为了我们儿童的幸福牺牲了，我们一定要学习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替他们报仇。’她爸爸说，‘是呀，是呀，要向他们学习，要替他们报仇。特别是那位柳姨姨……’我生怕她爸爸再说下去，说漏了话，一面给她爸爸递眼色，一面用别的话岔开了。”
“最有意思的是她特别爱到五峰山烈士墓园里去玩。”伍忠良也接着说，“她常常带着他们少先队到那里去过队日。还在墓前把柳一清烈士的革命斗争故事讲给队员们听。这是她小的时候我讲给她听的。我最不能忘记的是我们搬到汉口来以前，我们一块儿到五峰山烈士墓园向贺、柳、章三位烈士告别。我最后站在柳一清烈士的墓前，默默地说：‘我们算是把你的亲生女儿带大了，现在她就站在你的面前。我们马上就要把她带走了，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她教养成人，继承你的事业。’那时，春兰在一心一意用野花编织一个花圈，她编好后，放在墓前，还作古正经地举手行了队礼，说：‘贺叔叔、柳姨姨、章姨姨，再见。’你看，她就是这样乖。”
任远听到这些描述，激动得很，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到北京去看一看这个有志气的女儿，并且告诉她：
“柳一清烈士就是你的亲妈妈……”
4
任远回到招待所，就对燕侠说：
“我想看一看我的女儿。”
燕侠说：“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发了电报给北京工业学院党委会，说你马上就去北京团圆。”
任远说：“不，我不是说北京的女儿，我是要看看武汉的女儿。”
“武汉的女儿？……”燕侠起初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是马上想起来了，说：“哦，你是要看我们找错了的、你冒认了的那个女儿吧？”
“不能说找错了，也不是冒认。章霞和童云的女儿应该是我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任远说。
“那好呀，明天上午我们去工专把她接来看你就是。”燕侠说。
“不，今天，就是现在，我就想看到她。”任远固执地要求。
“可以，我们现在就叫车去接她来吧。”燕侠现在才理解到任远的心情了，决定马上去接张元青。
燕侠下楼的时候，任远特别向燕侠打招呼：“千万注意，不要说漏了嘴。”
过了不到一个半钟头，任远听到楼梯在响，有燕侠说话的声音，任远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很紧张，他努力把自己镇定下来，看着房门。
房门突然开了，还没有经过燕侠介绍，任远就看到一个瘦高个儿的女学生从门外边扑了进来，扑向任远的怀抱，叫起来：
“爸爸，爸爸！”
“啊，女儿。”任远搂着女孩子，高兴地笑了。
这女孩子尽力在任远的怀里钻，想贴得更紧一些，想叫自己的亲人好好地搂一搂自己，二十一年来，她从来没有得到这样一种亲人的温暖。她喃喃地叫：
“爸爸，我的爸爸，你到底来了……”女孩子忍不住哭起来了。
“好了，女儿，让爸爸看一看你吧。”任远把女孩子的头扳了起来，用双手捧着，仔细地看。这个孩子在二十年前，从章霞屋里抱回来的时候，曾经和任远住过一段时候，小不丁点的，现在却完全长成一个大人了。除开身材有点像童云外，这眉毛，这脸蛋，这神情，特别是这一双眼睛，和章霞的一模一样，那样诚恳，朴实。这的确是章霞的孩子。
任远用手拍一拍女孩子的脸蛋，说：“不错，一点也不错，就是你。”
“好了。”燕侠也感动得很，他凑过去说，“现在你父女俩该好好谈一谈了，不要再难过了。”燕侠说罢，出门去了。
任远拉女孩子在长沙发上坐了下来，女孩子特别乖，紧紧地偎着爸爸，希冀着爱抚。任远用手臂把她搂着，对她说：“真的，你说说看，你这二十年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
女孩子说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我一到懂事的时候，就被一个老奶奶养着，我就叫她奶奶。后来才知道不是我的亲奶奶。我小时候看到别人都有爸爸妈妈，又有兄弟姊妹，羡慕死了。我问奶奶：‘我的爸爸妈妈呢？’奶奶不说话，只是叹一口气。我问急了，她才说：‘他们出门去了，没有回来。’我心里很不高兴，这个爸爸妈妈不好，出门就不回来，连女儿都不要了。我有时拉着奶奶的手说：‘我要爸爸妈妈。’她被缠得没有办法，只好诓我：‘爸爸妈妈一定会回来的，你等着吧。’到解放的前一年，奶奶忽然病死了，我就没有人照顾了。只有在这一家邻居、那一家熟人家里混日子，后来日子难过，只好在这村那村里讨吃了，混了又快一年，解放了，不久就有民政局的同志来了，说是清查烈士后代，要把我接到武汉去。他说：‘你的妈妈是烈士，被国民党杀害了。’我才知道我的妈妈死了，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是我的爸爸呢？我问来的同志，他说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们把我送进子弟学校学习。可是我不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谁，他们说我的妈妈姓张，就给我取名张元青。”
任远用手抚摸着她的头发，感叹地说：“是呀，你的妈妈牺牲了，她的名字叫章霞，是一个好妈妈……”
“妈妈……”女孩子低下了头，轻声哭起来。
“不要哭吧，你要学你妈妈那样，变得坚强些。你要感谢党，是党养大你的，让你受教育。你应该高兴，因为你现在又找到一个爸爸了……”任远说漏了一个字，马上改口：“是的，现在你找到爸爸了。”
女孩子一点也没察觉，她完全相信搂着她的就是她的亲爸爸。她继续讲她过去的生活：“我在读书的时候，时常一个人在想：爸爸，你在哪里？为什么不回来？有时晚上睡着了，梦见爸爸回来了，提了一个大提包，笑着进来，用手搂我；我也搂上去，搂空了，却是一个梦。但是我想，妈妈既然是烈士，爸爸一定是一个革命者，一定是忙着革命去了，没有工夫来看我。但是我相信，爸爸总有一天要来找我，果然，公安同志来找我来了，我到底找到爸爸了。”
女孩子那还带着泪珠的眼睛忽然绽开出欢乐的笑影。她那样沉醉地用脸贴在爸爸的胸前。
“啊，是呀……你找到爸爸了……”任远沉默地看着这个女孩子，微笑着。过了好一阵，他又重复说：
“你找到爸爸了。”
5
“各位旅客注意，本次列车终点站——北京就要到了。”列车的广播员用清脆的声音报告。
任远从沉思中醒了过来。这时，火车已过丰台，灯火辉煌的北京遥遥在望。他越走近北京，心里越是有说不出来的激动。
从火车上可以隐约地看到由明亮的电灯泡缀成的北京新火车站的轮廓，真是漂亮极了。北京正以盛装迎接明天的五一国际劳动节。
火车慢慢地进站了。任远从车上走下来，穿过漂亮的地下道，走出堂皇的车站大门，有一位穿黑呢制服的同志迎上来问他：“请问，您是不是任远同志？”
“我是任远。请问你是……”
“好极了！我是北京工业学院党委派来迎接你的。我一看就知道是你，你很像你的女儿——不，应该说，你的女儿很像你，只是没有戴眼镜。”
“真的吗？”任远听了这几句话，心里已经是波涛汹涌了。
他梦想近二十年之久的团圆，真的就要在眼前实现了吗？
他跟着这位院党委派来的同志坐进汽车，从东长安街开向天安门。啊，好一派欢乐景象！通街站着十分明亮的灯柱，有如绚烂的千树繁花，耀人眼睛。从灯柱上的喇叭里传来动人的音乐，特别是《东方红》，听起来十分悠扬。欢乐的人们成群结队地走向天安门。
任远的眼睛润湿了。多么美好的夜晚呀。
任远才在北京工业学院的党委办公室里坐下，就感觉很紧张。他在火车上曾经想到，和他的亲生女儿团圆时应该说些什么话，现在似乎一句也想不起来了。他努力镇定自己，并且暗暗约束自己。自己已是近五十之年的人了，也曾经受过许多革命风波，在党委会这样多同志的面前应该保持应有的镇静。
一个同志去叫女儿去了。其余的同志和任远谈了起来。
党委办公室主任向他介绍说：“你的女儿现在名叫伍春兰，是一个很不错的共青团员。去年考进我们学院，学习机械。”
“啊，学习机械？”任远惊叹一声，“她的妈妈也是学的机械，也是在北京。她妈妈想学机械来报效祖国，那时候根本不可能。这个未完成的志愿，不期而然现在由她来完成了。”
党委办公室主任继续介绍：“几天以前，我们接到电话，说伍春兰是烈士的女儿。并且说她的身上有一块黑斑，叫查对一下。我们叫她到校医室去查对了，根本没有。我们和她都以为是弄错了。今天下午我们又接到电话，说伍春兰的确是柳一清烈士的女儿，已在她的养父母那里查对清楚。而且她的亲爸爸今天晚上就要到北京来团圆。我们把这个情况详细告诉了伍春兰。她说她知道柳一清烈士，但是不知道就是她的亲妈妈。更不知道还有一个找了她近二十年的爸爸，而且就要来看她。她哭了一场。”
在这样一个时刻，虽然党委办公室主任的介绍是很生动的，任远也没有心思来听。他老是盯着房门，他想象当门一打开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人出现在他的眼前呢？
门打开了。在门口站着一个身段不高的年轻女孩子，用疑惑的眼光望着屋里的人。任远暗地一惊，这简直是她的妈妈复活了啊：那矮而矫健的身段，晶亮的眼睛，乌黑发光的头发，随时准备发笑的嘴角……
“是她，就是她！一点也不错，她就是我的女儿！”任远猛然站起来，奔到门口，把她拉了进来，抱在自己怀里，用嘴不断地吻她的头发。“女儿！我的女儿！快二十年了，我到底把你找到了……”任远说不下去了，他的眼泪一点也不听他的约束，像泉水一样涌出来，滴落在女儿的头发上，衣襟上，他喃喃地说：
“女儿，我的女儿！”
女儿受不住爸爸的感情激流的冲击，伏在爸爸的怀里也哭了起来：“爸爸！……”
在屋里的几个同志，谁也不想说一句话，谁也不愿意来劝慰。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时刻，难道不应该让他们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吗？这是欢乐的眼泪呀。
过了几分钟，任远用手绢轻轻揩了女儿的眼泪，笑了起来，把女儿的脸捧在双手中，仔细地看。“好了，女儿，不哭了，这是我们应该快乐的时候。让我来看看你，让我来好好看看你。”他把女儿的脸摆过来摆过去地细看，看她的眼睛、鼻子、嘴巴、头发。他忽然在她的额上头发边的绒毛里发现一个不很明显的发漩，他惊喜地说：“不错，一点也不错，你的妈妈也有这样一个发漩。你知道你有一个亲妈妈吗？”
“今天下午党委会的同志才告诉我的，说柳一清烈士是我的亲妈妈。柳一清烈士我从小就知道，但是不知道是我的亲妈妈。”女儿说了。
“是呀，柳一清烈士正是你的亲妈妈，你有一个多么好的亲妈妈呀！”爸爸不胜感慨地说。
党委的同志觉得应该让他们父女俩好好谈谈。办公室主任说：“任远同志，我们向你祝贺。我们在招待所里给你预备了一间房间，你们父女到那儿去痛痛快快地叙一叙吧。”
这样的安排真是再好也没有了。于是任远提起自己的简单行李，准备随他们到招待所去。女儿马上从爸爸的手里抢过手提包来：“爸爸，让我来提。”
“真是我的好女儿。”任远感觉很幸福，他用手抚着女儿的肩头，一块儿到招待所去。
党委的同志告别后，父女俩坐下来，起初，一句话也不说，任远只是凝然不动地呆望着女儿，把女儿也望得不好意思起来了。还是女儿先开了口：
“直到今天下午党委找我谈话，我也还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党委的同志告诉我，说我的爸爸要从武汉来看我，我还以为是因为我许久没有给家里写信了，我的爸爸妈妈……”
女儿忽然停住了，感觉为难起来，她现在有两个爸爸和妈妈了，她现在正坐在她的亲爸爸面前，该怎样称呼她的养父养母呢？她的亲爸爸给她解围说：“你说吧，你说吧，他们是你的爸爸妈妈，你就叫他们爸爸妈妈吧。”女儿才又继续说起来：
“我以为是我的爸爸妈妈想念我，要到北京来看我。他们是很爱我的，如果我十天半月不写信，他们就着急地写信来问。党委同志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说我是烈士的女儿，亲爸爸还在，今天晚上就到北京来看我。我过去是完全不知道您的。”
“女儿，你过去不知道最好，我过去知道你却找不到，那才真叫不好受呢！但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让我们感谢党，感谢人民的公安部门吧。没有党的亲切关怀和公安部门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是不可能团圆的。”
任远把一个小皮夹子打开，取出一张半身照片给了女儿，对女儿说：“这就是你的亲妈妈，你看和你有多像。你要永远记住她，她不但是一个勇敢的革命战士，并且是一个很好的母亲。你不知道她是多么爱你呀。就是在监狱里，在那死亡的深渊里，她一面和凶恶的敌人进行斗争，一面用她的全副心力来养你，希望你能够活出来。她巴不得把她的最后一滴血都挤出来喂你，要你长大，为她，为革命复仇。你知道吗？她在百般的刑罚拷打中昏死过去了，苏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挣扎着爬上床，抱起你来，把她那早已干瘪的奶头塞到你的嘴里。你知道吗？当她走向刑场以前，也坚持着给你喂一阵奶，把她最后的一口奶喂给你，希望你……”
爸爸的喉头哽塞了，他又从小皮夹里拿出一张纸条，交给女儿，对她说：“这就是你妈妈留给你的遗书，这是她走上刑场以前，匆匆忙忙写给你的，没有写完。”
女儿接过纸条一看，脸色陡然变了，她一个字一个字地默默念着妈妈留给她的遗书，忽然伏在爸爸的膝上喃喃地说：
“我的好妈妈……”
女儿想要哭，可是她忽然抬起头来，忍住了，大张开泪眼说：“不！”
爸爸高兴地摩着女儿的头发说：“对，对，你真是你妈妈的好女儿，应该这样坚强，像你的妈妈那样，像她的许多革命战友那样。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以他们为榜样，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战士。你的妈妈和其他许多烈士，前仆后继，为我们创立了这样一个美好的社会，你们努力学习，努力去建设它，努力去保卫它吧。”
女儿听了爸爸这样说，她非常想从自己妈妈的身上吸取力量，她说：“我妈妈的革命斗争事迹，我从小就听到过一些，我一直对她怀着极其崇高的敬意，把她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但是关于她的详细情况，我还不十分清楚。”
爸爸说：“你的英雄的妈妈，还有跟她在一起斗争的许多同志，特别是贺国威和章霞同志，有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事迹。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一些吧。”
女儿兴奋地抬起头来，凝然不动，望着爸爸的脸，眼睫毛上挂的一两颗泪花还在电灯光下闪亮。爸爸用平静的声调开始了：
“那是在一九四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