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掀起来了。
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刮起一股黑风，到处变得天昏地暗，这个作为一个省的临时首府的山城自然也不例外。报纸上满纸的反共叫嚣早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最叫人惊异的是居然有一个国民党的有名官员在报纸上大发议论，说就是因为共产党发动抗战，才使他们失地千里，破坏了他们的幸福生活，共产党因此就是十恶不赦的“罪魁”了。他们提出来的唯一“救国之道”，就是“毁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代之以东亚反共战线”，他们并不因为他们唱的调子和东京、南京的一模一样而感觉不好意思。这算什么呢？在这个山城里正在谣传日本的代表作为“蒋委员长”的贵宾到了重庆呢。
在这个不大的山城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埋藏了这样多牛鬼蛇神，现在都从它们那黑暗肮脏的角落里爬到光天化日之下活动起来了。城里的进步书店早已被查封，经理和店员都失踪了。各种抗日群众团体都被查封了。邮政局里进行公开的信件检查，连学校图书馆里稍微讲点抗日道理的书，都被认为是危险品，加以销毁了。最严重的是在城门口和渡口新设立了检查站，随便检查行人，自然他们也就可以随便逮捕一切他们认为应该逮捕的人。半夜三更突击检查户口，把人抓走的事，更是不少。
陈醒民也听到了这些风声，但他还是满不在乎，这不是因为他比别的同志更勇敢些，更沉着些，而是他有他自己的看法。不管怎样，国共合作还是大家公认的，党中央的代表也一直住在重庆，这些隔重庆远的地方，有时起一点小小风浪，并不要紧，过一些时候就会平息的。即或捉住了他，又怎么样呢？不过和前两年他在农村办合作社的时候一样，被当作“不受欢迎的人”押送出境就罢了。何况他认为在这个城市里，他有得力的掩护，这阵黑风根本不会卷到他的头上来呢！
是的，在这个山城里，他有一个做神甫的哥哥，在哥哥的背后还站着外国的主教。他的哥哥和外国主教是在省政府流亡到这个山城来以后，也跟着搬到这个山城来的。他们在武汉就是以能拯救人们的灵魂出名的，经常在省政府走动，到了这个山城，自然也算得这个山城的头面人物了。这个外国主教名叫汉福莱，就是陈醒民的教父，曾经把一个精美的金十字架亲自挂在陈醒民的颈上，为他祝福过。这个十字架，陈醒民为了掩护，最近还找出来挂在身上。因此陈醒民便觉得很放心了。这个主教也的确认为，他的教子虽然曾经离经叛教过，但是他认为，上帝还会承认陈醒民将来可以随着他的一家搬进天国里去居住，圣经上不是有“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吗？
陈醒民一家人都是教徒。他的爸爸是一个极其虔诚的教徒，他的哥哥曾经被主教送到外国学过神学，回来后就进教堂做神甫。他自己是他的哥哥一手培养，从教会小学一直读到教会大学的。过去他一直很感激他的哥哥，并且曾经认为他的哥哥的道路就是他自己将来的道路。
但是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抗日救亡的风暴卷起来了，上帝也没有办法阻止教会大学的学生要爱自己的祖国，陈醒民在北平辅仁大学也卷进抗日救亡的怒潮中来了。起初他参加了一些学生进步活动，废寝忘食地阅读一些救亡小册子，这些书远远比圣经更富于吸引力。他又进一步读了一些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虽然他还不很理解，但是那上面描绘的新社会，似乎也比天国更可以接近一些。而且由于他有点小聪明，能够背诵书中的一些警辟词句，其熟练程度虽然不如他的哥哥背诵圣经那样滚瓜烂熟，但是也能够引经据典而不必去翻书了。
他的样子文雅，在清瘦的面孔上配上一双聪慧灵活的眼睛，嘴皮很薄，从那里随时准备发出令人愉快的语言。他的服饰体面，头发平顺，胡子刮光，具有文明人的一切卫生习惯，连吐痰都是吐在自己的小白手绢里，藏在西服裤兜里。他经常笑容满面，随时准备向任何人提供头等的服务，特别是对于女同学。因此他在学校里很快赢得许多人的好印象，成为活跃分子。
在“一二·九”那些激烈的斗争日子里，假如他算不得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的话，可是从来也没有落在最后；在街头上和警察的水龙进行搏斗中，他虽然没有被浇成冰棍，可也淋了一些冷水；他虽然没有挨过警棍，可也在警棍下逃脱过不止一回。他因此变得更为愤激了，并且在运动以后毅然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寒假期间他回到武汉他的家里，他再也不愿意恭恭敬敬地听他的哥哥讲上帝的训诫了，也不到教堂去做礼拜了。他开始怀疑他的哥哥投靠外国人爬上去的道路未必是很好的道路，他感觉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一条新的道路，可能比他的哥哥走的更其辉煌的道路。他眼见他的哥哥在外国主教面前那样卑躬屈膝而感觉恶心。有时他就和哥哥顶撞几句。但是，他的哥哥是一个颇得上帝之道的人，不管他的弟弟怎么骂他，他总是那样不生气，微笑着，口中念念有词：“上帝会宽恕你的。”
抗日战争爆发前两个月，他报名参加了由“民先”队员组织的农村工作队，到西山边一个村子里去宣传抗日。在那个农村工作队里他碰到了任远、柳一清，还有他的一个很漂亮的女同学，叫华芝君。有的人背地说他是被华芝君吸引去参加的，这并不确实，他的确是自愿报名参加的。不过华芝君同时参加了这个工作队，或者确切地说，华芝君比他早一点报名参加罢了。陈醒民一向对华芝君有好感，他早已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华芝君，而同时把华芝君变成他的“灵魂的俘虏”，因此到工作队后，他以华芝君的当然保护人自居，于是引出这种似是而非的议论，他是不在乎的。
陈醒民对于农村工作十分陌生，而且兴趣不大，但是他没有像另外一个同学那样随便溜掉，他仍然坚持留下了，因为他“俘虏”华芝君的工作还没有获得显著成效，甚至还倒退了，华芝君似乎隔他更远了。他们起初到这里来的时候，还常常在清晨或黄昏，一同在田边小路上闲游，望着瑰丽的朝阳和落日，谈着各种各样美丽的梦想。现在华芝君却简直像着了迷似的整天和柳一清在一起跑来跑去，对于那些烦琐的平凡的工作津津有味，简直忘掉了他向她谈的那些高尚而有趣的事情了。他知道这都是柳一清勾引的结果。
他对于柳一清特别反感。她老像一把野火，东烧西烧；老是那样发狂一样地又跑又跳，说话很憨，笑得粗野，哪里像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有教养的人呢？哪里像一个女人呢？更叫他难堪的是柳一清常常把他的善意和礼貌，横加贬斥。有一次，他们几个人走一个独木小桥，他搀扶了华芝君过去以后，又去搀扶柳一清。柳一清摔开他的手，大踏步地从独木桥上走过去了，回头对他说：
“少来你那一套臭规矩吧，难道我要你搀扶着去革命吗？”
陈醒民简直不能理解，说：“这打哪儿说起？什么臭规矩？lady first，英语，女士优先。难道你不懂吗？这是礼貌嘛。”
“得了吧，”柳一清马上就顶了回来，“收起你那些礼貌吧。这是侮辱，这是对于女人的侮辱！那些资产阶级的老爷们在家里，在舞场上，在咖啡店里，在娼妓院里玩弄女人，把她们当作贱物，痛骂她们，毒打她们，践踏她们，出卖她们。但是这些老爷们在公共场合里，还要虚伪地向人们表示，他们对于女人是多么尊敬和爱护呀，为女人开车门，走路搀扶女人，在戏院的大厅里为女人脱大衣穿大衣，让她上车上船走在头里，lady first嘛。看来这是多么漂亮的君子风度呀。但是他们一回到家里，关起门来，就要女人给老爷们脱衣服，拔靴子，打水，端饭，并且照样毒打她们，糟蹋她们。这叫什么礼貌？这是侮辱，还加上欺骗！”
陈醒民只好摇着头叹气：“唉，唉。”对这种女人你有什么办法呢？
时局越来越紧了，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日本正在忙着运兵入关，在北平附近活动得很厉害，战云密布。陈醒民接到他的哥哥来信，告诉他从外国人那里得到的可靠消息，要他赶快离开北平回到武汉去，迟了就走不通了。陈醒民考虑了一下，决定回去，这倒不是由于家命不可违，而是他早就不想留在这个工作队里了。他觉得队里的这些人，都是一些过于认真而又不讲求实际的人，特别是柳一清，简直像一个狂人。看样子他们是自不量力，存心要等日本人打过来，留在这山里打游击的了。这是陈醒民无法同意的，他认为在他的生活前面还有着光辉的途程，还有许多伟大的事业等着他去做，留在这个山沟里无声无息地做一名游击队员死去，是太不值得了。
他立志要保护华芝君，不忍见这一枝花被人错误地引向狂风暴雨中去，遭到摧折。因此他鼓起勇气去说服华芝君和他一块儿到武汉去。他说：
“我觉得你和他们一块儿留下，是很欠考虑的。许多人都往大后方撤退，我们为什么非留下不可？大后方不是一样要我们去唤醒民众吗？而且还有学业，不能半途而废。”
华芝君对于陈醒民说的这番道理，虽然不能反驳，但是要她离开柳一清他们，她却不愿意。她越来越觉得这些人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富于朝气和理想，在他们的身上有一种她所不能捉摸，但是她热烈追求的东西，现在要把她拉走，就像把她从一个向她开着大门的花园门口拉走，这是她难以接受的。
但是华芝君是以温良端淑出名的，不愿给陈醒民难堪，只回答一句：“让我考虑考虑吧。”
谁知第二天陈醒民却遇着一个十分难堪的局面。柳一清把华芝君拉到陈醒民的面前来，催着华芝君说话，华芝君迟疑一下，终于说出一句话：“我考虑……我留下了，你走吧。”
“对了。”柳一清不客气地接过话去说，“你逃命去吧，我们并不稀罕。但是华芝君你是拉不走的。好了，你走你的阳关道——不，应该说：你走你的独木桥，我们走我们的阳关大道。从此咱们就good ye英语，再见。了。”
陈醒民面红耳赤，勉强辩解：“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笑话，离开这里，就不能革命吗？”
“你革你的命去吧。”柳一清说。
陈醒民怒冲冲地走了。柳一清指着他的背影对华芝君说，“这是革命长流中的一个小泡沫，从历史垃圾堆里冲出来的小泡沫，看来亮晶晶的，只要风浪一起，就破灭了，还要发出臭气。”
2
陈醒民回到武汉后，没有多久，又和他的哥哥、爸爸顶撞起来了。他认定他们的事业并不能救中国。当人们的肉体在被敌人无情地杀戮和践踏的时候，所谓拯救灵魂，便成为一种荒唐的欺骗。这时抗日战争爆发了，武汉掀起了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他身上具有的政治敏感的本能，促使他下决心走出家门，投入到抗日救国的事业中去。他是很擅长于讲话的，他在大学里学到的革命道理，并没有从他的脑子里跑掉，他用他那富于煽动性的语言，赢得了多少人的赞叹，他的工作很有成绩，重新成为抗日宣传中的活跃分子，并且因此被吸收入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活。为了纪念他这一生的这个重大转变，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陈醒民，立意要去唤醒民众，起来革命。他在入党的时候，并没有把他从农村工作队逃走的事向组织作交代，他认为这样的鸡毛蒜皮，没有必要交代。
陈醒民入党后，被介绍到党举办的汤池训练班去学习。他到了那里才知道这是专门培养到农村去做党的工作的干部的，名义上是到农村去给农民办合作事业。对于下农村，陈醒民是缺乏思想准备的，但是自己才入了党，应该约束自己，服从组织决定才是，于是他打起精神来学习。
他在这个训练班里又碰到了柳一清，他问起任远，知道他在武汉做工人工作，自然也问起了华芝君，知道她已经到延安去了。陈醒民并没有在柳一清面前夸耀他的先见之明，也没有讽刺柳一清他们打游击的理想落了空。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知道应当怎样宽恕别人。
他在训练班学习得很好，还是那样谈笑风生，还是那样引经据典而无须查书，还是那样有礼貌地微笑着，随时向你提供头等的服务，自然还是那样在雪白手绢里吐痰。他在作思想总结时，痛切地批判了自己不愿搞农村工作的错误思想。他在全班作了示范的思想总结，得到许多同志的赏识。只有一个人抿着嘴，不相信地听着，这个人就是柳一清。
训练班结业后，陈醒民请假回到武汉家里去辞行，他的爸爸留不住他，可是他终于对他的老年爸爸让了一点步，答应和他爸爸看中的一个很漂亮的女教徒结婚，而且答应随和一下，到他哥哥的教堂按宗教的仪式举行婚礼。
陈醒民又回到训练班，他被派到山区去做农民工作，并且担任组长，柳一清就编在他这一个组里。和柳一清同组，并不能使他感到愉快。这个柳一清老是在工作中不顾组长的威信，提出许多反对意见。甚至批评他摆起“救世主”的架子，拿着合作基金，去向农民“布施”。就像城里那些“基督教救世军”到贫民窟里施舍稀粥一样。陈醒民当然认为自己不是这样的，他认为他们的身份既然是合作指导员，就要发放贷款，而不要在农民中去偷偷摸摸地做秘密组织活动，至少目前不应该这样做。他知道这是当地官绅绝对不容许的。这些人，了得！一手遮天，杀人比吐口痰还随便。陈醒民是组长，他要对全组同志的安全负责的，因此并没有把柳一清的批评当一回事。并且在工作中“创造性”地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一切争取合法”的理论。
后来这个地区党的特委会建立起来了，陈醒民被调到特委担任秘书，专门负责学生工作。从此他就专门做地下党工作了。地下党的清贫生活，使他的身体变得瘦弱起来，不幸染了轻度的肺病。特别使他苦恼的是他没有职业掩护，活动很不方便。
由于他到本地教会医院去看病的偶然机会，听到说他的哥哥和那个外国的主教在武汉沦陷后就搬到这个山城来了，哥哥在本地天主堂做神甫。这使他十分高兴，没有来得及向组织请示，他就到教堂去看他的哥哥去了。
他在教堂里，见到了他的哥哥、爸爸，还有那个外国主教。更使他高兴的是他的妻子也搬来了。他在教堂里住了两天，他看到哥哥家里那种安静的环境，那种舒适的生活，和自己过的这种寒碜的生活，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何况还有妻子的温存，爸爸的爱抚，哥哥的劝勉和外国主教的亲切训诲呢？
当他说他到这里来不久，还没有找到职业，他的哥哥马上答应介绍他到这里的一个教会学校——清江中学去教英文。从此他就有一个可靠的职业掩护了。他和他的妻子搬到学校里去，从此结束他那没有职业的、东奔西窜的生活。他的哥哥常来看望他，他也有时候到他的哥哥家里去。他的哥哥不念旧恶，仍然对他很好，问他的冷暖，怜惜他的身体，给他炖番茄牛尾汤喝，临别还常常给他一点钱或者一两瓶鱼肝油之类的滋补品。当然，他绝不会因为这样就不干他的革命工作了，他仍然努力工作，就在他教书的学校里也开展了学生工作，组织学生读《大众哲学》，出版壁报，呼吁抗日救国。学校的训导主任虽然恼火，也把他莫奈何，因为他是教会介绍来的，牌子顶硬。当这些活动传到他的哥哥和爸爸的耳朵里去后，他的爸爸很生气，训他：“你干那些不三不四的事，我看是中了魔道了，再不回头，上帝不能宽恕你，看你怎么去受‘末日审判’！”
他的哥哥却和他的爸爸大不相同，很了解自己的弟弟，自从陈醒民答应到教会学校教书，他就放心多了。他知道他终归能感化自己的弟弟，重新做上帝的奴仆。因此他心平气和地说：“不要紧，弟弟，我相信你会得到主的宽恕、民主世界主张信仰自由，你爱信什么就信什么吧。只是，你要略微注意一下你的环境，不能做得过分了。我劝你，你尽可以信仰什么抗日呀，救国呀，甚至共产呀，但是你现在在教会学校教书，宗教的法事，你总应该随和一点才好。并且你似乎应该留心现在的政治气候。”
陈醒民认为他的哥哥真是一个好人，一个道地的民主自由主义分子，是这样的开明和容忍。他想，哥哥劝他的是对的，为了职业掩护，是要随和一些才好。他回到学校，果然把他的活动收敛了一些。有时也逢场作戏去教堂坐一会儿，会到外国教徒也用“god bless you”来打招呼了。甚至把压在箱底几年的金十字架也找出来。这个金十字架上刻着一个极其精致的耶稣受难像。他把这个金十字架重新挂在贴肉的汗衫内面。当然，他想这不过是为了掩护罢了，同时他也实在爱这件神圣而精美的艺术品。
现在反共高潮眼见得掀起来了，他更觉得他的哥哥叫他注意政治气候，真是有先见之明。他更放心，在他的哥哥以及他哥哥背后站着的他的教父，那位有势力的外国主教的掩护之下，不管政治气候变得多么恶劣，他是连伤风感冒之类的小毛病也不会害的。
但是，贺国威却老是要他撤退到重庆去。这样明摆着的好掩护，不加以利用，真是叫人想不通。很可能这里面有另外的原因吧？他想。
3
快半上午了，山城的雾完全散尽了，冬天的太阳明晃晃地照着大街。从雾里醒过来的山城又热闹起来了。
这个本来十分偏僻和冷落的山城，由于国民党搬来一个流亡省政府和一个战区司令长官部，就变得热闹起来了。特别是因为近来前线事实上已经休战，日本货通过平静的前线，公开走私，像潮水般涌过来，这个山城就更显得畸形繁荣起来了，不要说大街上摆满了走私的洋货摊，在两旁的铺子也有很多正在刷洗和油漆，有的还把低矮的屋檐锯掉，装修成假洋房子，准备迎接这些“下江人”。特别兴盛的是那些饭菜馆子，茶楼酒肆。各种各样的人，得意的政客，发洋财的走私商，从前线逃下来的耀武扬威的军官，他们不理睬老百姓说他们“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讽刺话，心安理得地进进出出。那茶房挺精神的吆喝声，菜刀剁在砧板上的声音，临街楼上人们吃着喝着喊着笑着的声音，还有夹杂着那卖唱的歌女凄凉的歌声，杂凑成一支奇异而热闹的交响曲。看来真是一片升平景象，哪里像一个临近前线指挥战斗的中心呢？
真正点缀一点抗战气氛的，或者说，能够令人想起战争的，是那一串串用绳子穿着、被鞭子赶着从大街上穿过去的“壮丁”；还有那些不愿做亡国奴、跋山涉水逃到这里来的难民，弄得走投无路，偏又不愿意寻短见，跳进现成的清江里去，便在这大街旁边，用粉笔在地上，或者用一张土纸写着自己的苦况——“告地状”，希望那些从他们面前踏过去的脚停下来，同情他们，给一两个小钱，买块烧饼过日子的人。
在这条大街上，也还有越来越冷落的，那便是卖书报的“战时文化服务处”。这个书店也曾经繁荣过一阵子，原来是一个三开间的铺面，后来不知怎的，慢慢地就不行了，书店由三开间缩成两开间，再由两开间又缩成单开间。现在，索性连“文化”的存在也是多余的了。干脆被人在门上交叉地贴着两张大封条，盖着不知什么机关的大红印。那门板哭丧着脸，终日站在那里。相反的，就在隔壁的“且宜居”酒楼却展劲地膨胀起来。这个酒楼起初不过是一个小饭馆，接着扩大为备办“江汉大菜、南北正味”的酒楼，接着又适应需要，扩大为中西大菜，外带茶楼和书场。已经把书店的两开间吞并了，现在正在向这被查封了的单开间发展，装修门面，准备迎接更多的到这个山城来的客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新来的山城主人。
上午十点钟，陈醒民准确地按照贺国威通知他的时间，到东大街“且宜居”茶楼去接头。他才走到茶楼下，已经看到贺国威站在楼上栏杆边，像无意之中碰到一个熟人似的，向他打招呼：
“陈先生，进城来办事呀，来来来，上来喝杯茶再去吧，时间还早得很呢。”
陈醒民顺着贺国威的话，也打了招呼，走上楼来了。贺国威已经选了一个最嘈杂的茶座坐下，隔壁是大菜间，一间一间的包房正在热闹地进行着酒宴。他们两个人落了座，泡好了茶，贺国威轻声地问陈醒民：
“你留心后面长了尾巴没有？”
说实在的，这一点陈醒民倒真没有留心，他一路走来并没有往后看一眼，因为他根本不相信真有什么人会跟他。但是他知道在这种场合应该说什么，才免得自己被动，他随便回答一声：“留心了，没有。”
于是贺国威就放心地和他谈起来了。
谈的还是老题目，要陈醒民赶快撤退到重庆的事。贺国威问他：“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陈醒民一听到这话，心里就隐隐有些不愉快，但是又不好发作，他说：“我还没有打定主意呢。你说的是老问题，我可还有一个老想法。”
贺国威问：“什么老想法？”
陈醒民说：“还不到时候，老这么张皇失措，对工作未必有什么好处。”
贺国威实在没有想到陈醒民还是这样麻痹，他提醒说：
“难道你没有看报纸，江南发生了大事变吗？”
陈醒民说，“那是在敌后，并且为的是枪杆子的事。”
贺国威说：“无论在哪里，无论为什么，万变不离其宗，他们想要消灭我们。”贺国威停了一下，严肃地说：“我看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了，现在是执行决定的时候了。”
陈醒民说：“决定我服从，但是我的思想疙瘩，也希望有解开的时候。”
贺国威喝了一口茶，把自己的气顺一顺，说：“好吧，你谈谈也好。”
陈醒民也端起茶碗来，喝了一口茶润一润喉头，说：“上次开会批判我的思想右倾，我接受，并且努力在工作中纠正错误，我现在在学校工作刚才做得有点起色，重新聚集一些进步力量，在学校里是蛮有把握打退三青团掀起的逆流的，现在却要我放弃，落荒而走了。假如……”陈醒民迟疑一下，到底还是说了：“假如上次批判我是正确的话，那么，现在似乎尽有够多的东西值得批判了。”
贺国威没有想到，陈醒民上次那样沉痛的检讨，竟是言不由衷的，现在借题目翻案来了。他更没有想到，陈醒民近来在学校竟然还在搞什么打退逆流的活动，这和中央方针是不合的，而且也从来没有向组织报告过。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去批评他了，而且这个地方也不宜谈得太久，只好斩钉截铁地说：“别谈了，执行组织决定吧。你有什么意见……”正说着，贺国威看到一个不三不四的人，从他们的茶桌边走过，贺国威马上改口说：“你们学校这个月发薪水是按几折？我们是按八折发的哩。”
陈醒民也敏捷地改口回答：“我们教会学校好一点，按的九折。”
等那个人走远后，贺国威继续说：“你到重庆，马上来信，以便把你的关系转过去。”
陈醒民看到贺国威这样的严厉态度，想来去重庆的决定是无可更改的了。嗬，竟然是这样的，没有他讲理的机会了，也好吧，看来在贺国威的领导之下，特别是和任远、柳一清这班人共事，他是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的，到重庆换个环境也好。于是他肯定地回答：“好吧，我等学校一放寒假，马上辞职走路。”
“你不能马上就走吗？”
“离放寒假不过十几二十天了，现在忽然丢了就跑，不是反而惹人注意吗？我看我有我的哥哥作掩护，条件不坏，一二十天总混得过去的。”
“你以为从你哥哥那里能够得到可靠的掩护吗？”
陈醒民蛮有把握地说：“能够，我哥哥是一个民主自由主义分子，比较开明，从来不干涉我的信仰，对我从来是很好的。他那里不行，还有外国主教，那是我小时的教父，对我也好。他在这里是很有面子的人物，难道他们还能看着我有三长两短，不给掩护吗？”
贺国威的确吃惊，万没有想到陈醒民竟是这样的糊涂，看来柳一清对他的看法是不错的。这样的糊涂思想，现在再危险不过了。贺国威不住摇头，说：
“不对，不对。你在他们身上寄予幻想，是危险的。”他轻轻对陈醒民说，“你知道，上帝和共产主义从来是不相容的。你还是快走吧，也不要告诉你的哥哥和那个外国人。”
“你是共产党！哈哈……杀呀……”
陈醒民正要想解释，忽然从隔壁包房里，冲出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手里举着酒杯，喝得大醉，一摇一晃地冲到陈醒民的面前，大声叫喊。陈醒民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冷战，以为出了什么事了。
那个酒疯子又把杯子转向贺国威：“哈哈，干一杯！”又转向大家，大叫：“干！在皖南把共产党军队全部消灭了，兄弟们，干一杯呀……”
贺国威看到陈醒民平常满不在乎，在这一场虚惊中，却那样神色仓皇，几乎要露馅。贺国威连忙站起来，对那个醉汉说：“老乡，你喝你的酒，跑到这里来捣什么乱？”
“你是什么玩意儿？……嘻嘻，干一杯！”
“你原来到这里逃酒来了。走走走。”从隔壁包房里又走出几个军官，拉着那个醉汉进包房里去了。
陈醒民心里还在怦怦地跳，他对自己也很不满意，在贺国威的面前，竟然作了这么不漂亮的表演。他想马上走了，说：
“好吧，我走了。”
“不忙。”贺国威示意叫他坐下，“沉着一些，坐一会儿，说几句应酬话再走。”
陈醒民马上恢复自己的笑容，喝了几口茶，随便说几句应酬话，才站起大声告辞：“好，我有事，先走一步了。”
说罢，他就下楼走了。
“噫！”贺国威暗自吃惊，当陈醒民下楼以后，刚才那个不三不四的人，也跟着下楼去了。怎么回事？难道陈醒民真的已经被盯住了吗？他若无其事地喝了一口茶，站起来靠近栏杆，向街上随便望去，他看到陈醒民在前面走，那个不三不四的人尾在后面，远远的。陈醒民完全没有注意，连头也没有回过来看一次，逍遥自在地走出东门去了。
“糟了！”贺国威明白，他自己也一定被盯住了。但是这算不了什么。他又喝一会儿茶，从容地站起来，付了茶钱，走下楼去。他在街上走了一程，他发觉有一个特务跟上了。他在热闹的人群里和大街小巷转了几圈，终于丢掉了这条讨厌的“尾巴”。
4
贺国威回到家里，马上告诉柳一清：“坏了，陈醒民已经被盯住了。”
柳一清听了，十分着急。她说：“那就坏了，陈醒民这个人要有三长两短，保不住……”
贺国威说：“现在我们还不作这样的估计。最要紧的是赶快设法通知他马上溜掉，敌人才开始跟他，大概还弄不实在，不到动手捉他的时候，还有办法溜掉。只要他一去重庆，漏洞就堵住了。其次要赶快通知切断和陈醒民的一切关系。”
柳一清说：“第一个要通知的就是童云，他们过去往来多。”
贺国威说：“好，你去通知童云马上疏散，马上！坚决走，不走就停止他的关系！我去看老王回来没有，要他注意。”
柳一清快走出门了，贺国威又赶出来对她说：“你去的时候，进出要看好风色，不要随便回来。”
“嗯。”柳一清马上下山到清江农场找童云去了。
柳一清在农场外面作了仔细的观察，看不出有什么动静，她慢慢地走进橘子树林。那绿叶中挂满了金色的橘子，香气袭人，冷清清的，到处是一片恬静的景象，住在这里面的人，真是可以忘掉外面那些尘世的嚣烦、忧虑和恐惧呢。
柳一清穿过橘子树林，在童云的小屋外边找到了童云。
他还是那样一心一意地在收拾蜜蜂箱子，正在给那些蜜蜂安排温暖舒服的过冬的房子。
童云看到柳一清来了，并不那么热烈地打了招呼，把她引进小屋里去。章霞一听到是柳一清的声音，就赶到房门口来迎接柳一清，她拉着柳一清的手说：
“到底把你盼来了。”
童云以为柳一清是专门来和章霞进行入党谈话的，他把柳一清引进屋里来，便以为他的任务完成了，转身又想回到他的蜜蜂箱那里去。
“老童，你不要走，专门有事找你来的。”柳一清说罢，回过头来对章霞说：“霞嫂子，今天还不能谈话，还要等一些日子。”
章霞无可奈何地笑了一下。
童云还是那样冷淡地说：“什么事？”
柳一清说：“特委决定，要你马上疏散，马上，现在就走。”
这一句话不仅使童云吃惊，章霞也十分不安地望着柳一清。
童云问：“为什么？”
柳一清说：“老贺发现陈醒民已经被特务盯梢了，随时有可能发生突然事件。他是知道你这个地方的，这个人嘛……”
柳一清没有继续说下去，她知道童云和陈醒民一向要好，这一句话一定是不中听的。
童云不大相信柳一清的话，说：“哪里的事，他刚才还来这里坐了一阵，才走了的。”
是这样，陈醒民在“且宜居”茶楼和贺国威分手出来，心里很不痛快，他过了渡一抬腿就拐进清江农场找童云来了。现在似乎只有童云还可以谈一谈了。他一进门坐定，就对童云说：
“不行了，我们这号子人吃不开了，要叫滚蛋了。”
童云听了这么一句很不是味的话，吃惊地望着陈醒民。
陈醒民把刚才和贺国威相见，贺国威劝他，不，是命令他到重庆去的事，对童云说了，当然不是按贺国威的原话来说的，而是按他自己的理解来说的。说了以后，他又长吁短叹地说：“从上次挨了批判，我在他们面前就不像个人样了，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动辄得咎。”他停了一下，感慨地说：“我明白，这不过是柳一清在我的身上下了烂药，在老贺面前，她不定一天要奏我几本哩。”
童云听了，感觉陈醒民的话里夹杂一些对柳一清的成见，不对头。而且童云认为，作为组织纪律，他不应该接待陈醒民了。但是碍于情面，又见陈醒民正在气头上，他没有把上次柳一清严格约束他不要和陈醒民往来的事告诉陈醒民，因此，他也就不好拒绝陈醒民来坐坐，只是并不附和陈醒民的牢骚话。
陈醒民坐了几分钟，感觉无聊，最后愤愤地站起来说：
“唉，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撵走。他们对我到底是怎么一个看法？我看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罢了。过去批判我右倾，我看现在倒有尽多的右倾够批判的了。”说罢，大大咧咧地走了。
“什么？”柳一清听说陈醒民刚才还到这里来过，大吃一惊，站了起来，她问：“什么时候他来过？”
“刚才，走了还不到两点钟。”章霞说。
“糟了，说不定你们这里也给特务盯住了。”柳一清说，“霞嫂子，你出去看看，是不是在农场里外，有什么不三不四的人。”
章霞出去了，柳一清回头严厉地批评童云：“老童，怎么搞的？还让老陈来找你？上次不是给你交代了吗？怎么你老是对他碍不过情面？”
童云一听柳一清的批评，虽说有几分不自在，心里还是接受柳一清的原则性批评的，但是柳一清忽然来动员他马上疏散，他也不禁有感触了。到底贺国威和柳一清对陈醒民和他自己是怎样一个看法呢？
“柳一清同志，”童云平时叫柳一清为小柳，今天他改口叫柳一清，并且加上同志两个字，可见其严肃了。童云说：“你们对陈醒民同志是怎样一个看法，我不管，我只问你们对我到底是怎么一个看法？”
“对你有什么看法？”柳一清莫名其妙，问童云：“老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童云说：“为什么专要疏散我？”
柳一清说：“陈醒民既然已经被盯住了，又冒冒失失到你这里来过，你这里是很危险的……”
正说着，章霞进来了，她说：“我前后左右都看了，看不出什么来。”
“你看，你看，”童云马上就找到证据了，说：“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嘛。”
柳一清说：“不，我是相信老贺那双眼睛的，他看问题比我们深远得多了。他分明看到陈醒民被盯住了。很有可能是这样，盯陈醒民的只有一个特务，他从你这里走了以后，特务又盯着他走了，所以你这里就没有事。现在正是时候，你还是马上离开的好。”
童云听了柳一清的这个分析，觉得也是道理。但是要马上走，未免太仓促了。他问：“真有那么严重吗？连一两天都蹲不得了？”
柳一清看到童云的思想这么麻痹，有些不耐烦，但是她又不想把老贺说的，童云要不走，就切断组织关系的话告诉他，只是严厉地说：“不行，组织决定，必须马上走。”
章霞劝道：“你还是走吧，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柳大姐说的总是为你好嘛。”
童云无可奈何，只好说：“好，我服从组织决定。”
章霞送柳一清出来，说道：“慢点，让我先去看看。”章霞在农场内外又看了一阵，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才叫柳一清出来。
在门口章霞问柳一清：“柳大姐，你什么时候再来？”
柳一清说：“时局紧了，工作忙，一时还说不准什么时候能来。”
章霞说：“越是紧了，我越想帮忙做点事情。”
柳一清很高兴，在这样紧张形势下，章霞没有退缩，反倒想多做点事，是好样的。柳一清说：“好吧，我尽快来。这样吧，这一阵你有什么事要找我，你就去《清江日报》登个广告，照这样登。”柳一清从提篮子旧报纸上撕下一块来，在上面写了两行字，交给章霞，说：“见报的一天开始，三天内，每天早上你到垭口场菜摊子边等我，我会来找你。我想找你，也是一样，你留神报纸广告。但是注意，你不能告诉任何人。来的时候，还要留神后边。”
章霞点了一下头。
柳一清要走了，又停住再对章霞说：“你回去马上打发老童上路，就先到附近几个农场打个圈圈，过些日子再说。你一定要劝他走，他不走，你撵也要撵他走。”
章霞送了柳一清回转来，马上给童云收拾几件换洗衣服和日用小东西，劝他快出去躲一下。好说歹说，总算把丈夫打发上路去了。
5
陈醒民从童云那里出来后，到哪里去，他犹豫起来。看来到重庆去是肯定的了，难道走以前，不去向他的爸爸和哥哥告别，就偷偷溜了吗？这成什么话呢？他不知道贺国威为什么不主张他再去看他哥哥，他们对于宗教未免有太多的偏见了，对于他的哥哥更是估计错误，其实他是一个民主自由主义分子，是很通情达理的人，而且对自己的弟弟一直很好，这次去重庆的路费也还要向他的哥哥多要几个，宽绰一点总要好一些。
陈醒民正这样想着，实际上他的脚已经把他带到走向天主堂的道路上去了。
天主堂坐落在城边不远的地方，风景十分优美，那教堂高高的尖顶上有一个发黑的十字架，陈醒民看到那个十字架，心里有一种恬静的感觉。几个月来，工作上、思想上都不痛快，一种退出是非地的感情，使他走近十字架，感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愉快。
他走进天主堂的小花园，看到那腊梅花开得正好，香气四溢，他的烦恼、不平，也一扫而尽了。他走向他的爸爸的房里去请了安以后，就直接到他的哥哥的房里去了。他的哥哥正在和那个外国主教研究什么问题，想来无非是关于拯救凡人的灵魂的问题吧。
是的，他们正在研究如何拯救一个人的灵魂。
“哦，弟弟，你来了。”他的哥哥分外亲热地打招呼。
那个汉福莱主教也站起来拉住陈醒民的手，说：“孩子，我的可怜的孩子，你看，你比过去瘦得多了。”
陈醒民在那舒适的摇椅上坐下来，他的哥哥给他倒了一杯清茶，还送来一盘子橘子。屋子里生着洋炉子，陈醒民才从外面进来，感觉特别暖和。那窗台上一盆水仙花，开得正好。
这种生活，陈醒民过去是过惯了的，那时并不感觉怎样，现在从那外面的冷风中走进来，从他那人世的嚣烦、争斗、忧患中走进来，他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这种生活，隔他是如此的远，却又是如此的近。
他喝了一口茶，对他哥哥直截了当地说：“哥哥，我想到重庆去了。”
哥哥并不吃惊，用眼睛向主教无声地说了什么，主教点了一下头。哥哥问他：“为什么？”
“我想重庆地方大些，又是抗战中心，到那里去，比在这山角落里更有出息一些。”陈醒民说。
哥哥说：“学校还没有放寒假呀。”
陈醒民根本没有想在他的哥哥面前多作掩饰，因而也一直没有精心研究如何说得更圆活一些，哥哥这样一问，倒把他一时难住了。但他是一个乖觉的人，总可以随机应变的，他说：“学校的功课已经上完了，找人代看一下考卷就完了。我想早一点去，好找事情一些。”
这个理由也算说得过去，主教问：“打算什么时候走？”
“马上。”
哥哥和主教暗地又交换了一下眼色。可是陈醒民正坐在那张摇椅上舒服地轻轻摇着，正低着头欣赏手里拿的那只古色古香的宜兴陶茶杯，并没有理会哥哥和主教的神色。
哥哥用很沉静的声调说：“弟弟，你到哪里去，我们都会同意，到重庆去更不用说了。不过，我和你的教父很久以来就想找你好好谈一谈，你现在要走了，我不能不说了，弟弟。”
哥哥拉一把椅子到他的身边，很亲切地继续说：“我和你的教父，还有许多教友，都曾经在你的身上寄托过很大希望，但是事实上你使我们很失望。这也罢了，我们并不要勉强一个人去信仰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自由。但是这几个月来，时局变了，外边风声很紧，我们就很替你担心。在这个世界上，除开你的教父、你的爸爸、你的妻子和我以外，未必有什么人对你的安全、前程和幸福更关心一些。我想坦率地问你：你的走是和时局有关系吗？”
陈醒民抬起头来，看他的哥哥那样诚恳的样子，看到他那开始发白的两鬓，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可以这么说。”
主教拉了一把椅子，正对着陈醒民，用双手轻轻捧起陈醒民的头，用很流利的中国话对他说：“孩子，我的孩子，望着我，用眼睛望着我的眼睛。”
陈醒民张眼望着教父那双碧绿的眼睛，他觉得它们是那样的温柔、慈和。教父说了：“孩子，我的可怜的孩子，这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总是从你的眼睛里看出一种疲乏、恐惧和不安。你就对我说说吧，难道你在生活中感受到什么危险吗？你说吧，我们将尽力来庇护你，要拯救你的灵魂，我将天天为你向慈爱的主祷告，乞求赐给你平安。”
陈醒民迟疑了一下，到底还是说了：“这怎么说好呢？当然……但是，一到重庆就好了。”
“不，不，孩子。”教父更亲切地捉住陈醒民的两个肩头说，“不能这样，应该对主忠实，我们都是他的忠实的奴仆。来吧，孩子，跟我来吧。”
主教站了起来，想拉陈醒民到那黑暗的忏悔室里去“办告解”。
每一个天主堂里都有这么一间黑暗的密室。据说教徒在这间密室里，可以把自己一切不可告人的秘密，哪怕是心中偶然一闪的邪恶的思想，对神甫讲出来，神甫绝对保守秘密，并且可以替他们向上帝祈求转祸为福的办法。因此，除开上帝和它的信使——神甫以外，再也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了。
陈醒民对于这一套玩意儿，自然是熟悉的，小的时候，不止一次，也是在这个教父面前，在黑屋里向冥冥中不可知的上帝祷告，把自己拿了人家一个小玩具，或者在背地咒骂了老师的事向神甫“告解”。但是现在，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早已不信这一套骗人的把戏了。陈醒民迟疑着，思虑着，没有站起来跟教父走去。
哥哥催他说：“弟弟，去吧，你快去向主忏悔吧。你不向主表白你的真情，我们怎么帮助你呢？”
陈醒民想，去向冥冥中莫须有的上帝“告解”，有什么用？
对哥哥说出自己的真实处境，才能真正得到切实的掩护和帮助。他对哥哥说：“要说，什么地方不可以说呢！”
“那好，你就说吧，弟弟。”哥哥不放弃这种有利的时机，只好免除神圣的宗教仪式了。
于是陈醒民把他真实的困难处境，把横在他面前的可能危险，说了出来，要求哥哥和教父援助他。但是他还没有把他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告诉他们。就是这样，他的哥哥已经祷告起来：
“啊，我的主呀，降给我们力量吧。让我们拯救你的一个仆人免于堕入魔障吧。主呀……”
前些日子，国民党保安司令部的一位高级军官叫陆胜英的，来教堂拜访过他和外国主教。陆胜英提供了一个情况：根据调查，有一个来历不明的青年到高等农业专科学校去鼓动学生秘密结社，很可能是“异党分子”。经过侦察，这个人叫陈醒民，是清江中学的教员，天主堂神甫的令弟。陆胜英要求外国主教和神甫帮助他们弄清楚这个情况。
外国主教和陈神甫听到这个消息，很是不安，他们原以为陈醒民不过是年轻好胜，在农村办过几个月不切实际的农村合作，后来到这里来就到清江中学教书去了，虽然也有一些偏激行为，在学校宣传抗日，慢慢都纠正了。最多不过是一个激烈的抗日分子罢了。
那个陆胜英却作出十分奇怪的论断：“一切激烈的抗日分子都是异党分子。”
外国主教说：“但是他近来大有进步，常常到教堂来做弥撒了。”
那个陆胜英却说：“这样看来，更是一个我们有兴趣的人物。”
于是陆胜英说服外国主教和神甫，和他合作，弄明陈醒民的身份，共同来把这个向地狱走去的“上帝的浪子”挽救回来，使他免于沉沦之苦。他保证陈醒民的生命安全。
今天虽然还没有弄清楚陈醒民是一个“异党分子”，但是可以证实他已经中了魔道了，他的灵魂必须拯救了，陈神甫不住地念着：“主呀，主呀……”用手划着十字。
还是外国主教比较冷静一些。他说：“这样吧，孩子，你就准备到重庆去吧，求主保佑。”
陈醒民说：“好的，哥哥，你给我准备路费吧。我过两天就动身了。”
陈醒民走了以后，外国主教和陈醒民的哥哥商量了好一阵，还是外国主教见识广一些，提出了拯救陈醒民的灵魂的切实办法。陈醒民的哥哥马上打电话给保安司令部：
“喂，请陆胜英先生屈驾到敝堂来一下，有要紧的事要商量……嗯，是的，是的，是关于拯救灵魂的事……”
6
过了两天，正是礼拜天，陈醒民的哥哥通知他到教堂去。
陈醒民想，大概是叫他去拿路费吧。他这两天的确听到风声比较紧，他听说有的学校的进步学生又被逮捕了一批，其中也有他认识的。他感觉恐慌了，这两天他老觉得有一个什么恐怖的阴影在身后跟着。原来他总以为是特委神经过敏，惊慌失措，或者故意要撵走他，现在他自己在小小的风浪面前，却真正惊慌失措了。他有几分失悔，没有早几天走，他接到他哥哥的通知，马上就去，他越走近教堂，越增加了几分安全感。
他走到教堂门口，听到教堂唱圣诗的声音，教徒们都已经进去做弥撒去了。他忽然发现三四个不三不四的人，在教堂门外闲溜达，显然他们不是做弥撒来的，陈醒民似乎发现这几个人在注意看他，他略微有些惊诧，但是马上又镇定了，这可能是自己的神经过敏罢了。他昂然走进教堂去，坐在前排。
他的哥哥在上面讲道，用温和的眼睛扫了他一眼。一本正经地继续向下面坐在长凳子上的、无精打采的善男信女，描绘天堂的美丽。他讲得活龙活现的，真好像他才在那里游历回来似的。他还大讲只有天上的主，才能挽救那些为魔鬼所诱惑的灵魂，免于沉沦地狱之苦。
教堂的气氛十分庄严肃穆，陈醒民感觉从外面的种种忧患、猜疑和人世风波中陡然走到这里来，心境平静多了。他忽然觉得教堂真是一个好地方。他的哥哥那样平静的声调，那样慈和发光的面孔，那样温柔的目光，使他感觉十分亲切。
弥撒完了，他的哥哥亲热地走到他的面前，用手摸一下他的头，默默为他祝福。
“peter（彼得），来吧。”他的哥哥忽然亲切地唤起他的教名来了。接着，把他引进自己的读经房间，斯文有礼地请他在沙发上坐下，然后很平和地对他说：“peter，你祈求主的恩典吧。我和爸爸已经为你向天上的神祷告过不知多少次了。你大概还不知道，上帝的惩罚在等待着你这个中了魔道、离经叛教的人哩。”
陈醒民不明白地问他哥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报应。老弟，报应。他们在门口等你哩。”
“什么？”陈醒民一下就变得清醒了，他想起了他在教堂门口看到的几个不三不四的人一定是特务。他不觉战栗起来。
他总以为他的哥哥和外国主教是两个善良的人，是和那些魔鬼样的特务绝不相同的。他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哥哥和那个外国主教为了决心挽救他的灵魂，早已和国民党的特务挂了钩，并且在他的脚边设下了圈套。可是就在这时，陈醒民还在幻想他的哥哥可以救他，他说：“哥哥，你救救我吧，让我从后门逃走吧！”
他的哥哥还是那样慈和地说：“你放心吧，老弟，我们是一定要救你的。上帝是仁慈的，绝不会让你落到魔鬼的手里去。”
正说着，旁边一个门开了，穿着黑色教袍的外国主教走了进来。他微笑着，手里拿着挂在胸前的、闪闪发光的十字架。
他径直走到陈醒民的面前，用十字架在他的头上画了一下，用手摸着他的头，像一个慈爱的爸爸摸着自己儿子的头一样，用流利的中国话说：“我的孩子，向主忏悔吧。你受了魔鬼的愚弄，只有求主的恩典，才能拯救你的灵魂。他们把什么都对我说了。可怜的孩子，回头吧！忏悔吧！”外国主教的声音简直有些发抖了，他举起他的十字架，等待着陈醒民跪下去，向天主告罪。陈醒民呆呆地望着那发光的十字架。
“是浪子回头的时候了，老弟，外面那几个人正是来救你的，免得你再堕落，他们已经跟踪你好多天了。”
陈醒民一下全都明白了，这不是明摆着的圈套吗？他万没有想到那样慈祥的上帝的使徒，竟是这样的。他感觉有些气愤，猛然站起来说：“不行，我要走！”
“你要走？那么你戴上这个和我们一块儿走吧！”通礼拜堂的门忽然开了，就是在教堂门口看到的那三个特务一拥而入。
为首的一个的手里，举起一副和外国主教的十字架一样发亮的手铐，气势汹汹地走到陈醒民的面前，想要套在他的手上。
陈醒民吓得脸色惨白，顿时跌坐在沙发里去了。
另外一个特务走上前来，对他说：“我们打开窗子说亮话吧，你到底要怎么样？悔过书，我们昨天就送来给你哥哥了，你是在上面签个字交我们拿走呢，还是戴着这副洋手镯子跟我们走？”
“是呀，是呀，老弟，在天主的面前，你就选择吧。”陈醒民的哥哥在经桌上拿过一张纸来放在他的面前，并且把墨水瓶和古典式的鹅毛蘸水笔拿过来放在他的面前，劝他道：“老弟，签一个名字是轻而易举的事，你有什么必要去替魔鬼受罪呢？”
陈醒民的头要炸裂了，他失悔事先没有防备，以致落进这样一个陷阱。他昏昏沉沉地抬头一看，看到凶神恶煞的特务和那举起的发亮的手铐；看到外国主教还是那样慈祥地微笑着，举起发亮的十字架。他低头一看，看到面前小桌上的那一张纸，上面端正地印着：“……年幼无知，误入歧途，志愿即日起脱离奸党，服膺三民主义……”他只要在这上面签一个字，便什么事也没有了……他的眼睛发花了，在他面前闪现出贺国威的严肃的面孔，还有柳一清那双讥笑的眼睛……
“不，我不能……”他忽然叫了起来。
“不能，就戴上走吧。”特务抖动着手铐更走近一步。陈醒民把手猛缩到身后，大叫：“不，不，你们凭什么要抓我走！”
“陈先生，你就不要和我们再打哈哈了。我们跟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的哥哥和这位外国主教，为了拯救你的灵魂，早已把你的情况告诉给我们了。况且你的部下和你的上级都把你供出来了，你还装什么糊涂？”
“怎么？他们都……”
“孩子！可怜的孩子！赶快忏悔吧。”外国主教摸着他的头，又回过身来对特务们讲，“先生们，请到外面去坐一会吧，让他好好地想一想。可怜的孩子。”
陈醒民的哥哥把三个特务带到外屋里来了。他说：“先生们，请你们回去报告吧，我和主教负完全责任，今天下午就把悔过书送过去。”
“那也好，您和外国主教，难道我们还信不过吗？听您的好信就是了。不过，”为首那个特务进一步讲，“他知道的共产党想必不少，我们在这里正发愁找不到线索呢。所以他写了悔过书，恐怕也还结不了案呢。”
“这个，你们放心吧。只要他走了这第一步，还怕他不走第二步、第三步吗？”
“好极了，神甫说得透彻，真是透彻极了。”特务们满意地退出去了。
神甫再回到他的小房里，他看到他的弟弟不知道为什么伏在悔过书上痛哭。小桌上，乱扔着那管蘸过墨水的鹅毛笔，墨水洒满一桌。外国主教仍然微笑着，手里举着发亮的十字架，站在那里。
7
陈醒民写了悔过书后，心里混乱极了。幸好特务大概是看在他的哥哥的面子上，并没有进一步来麻烦他，也许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他想，还是赶快跳出这个是非坑，远走高飞到重庆去吧。
他不知道就在他住的房间的隔壁，他的哥哥，还有那个老是微笑着的外国主教，正在悄悄地和一个特务精心设计一幕好戏。最后，那个特务站起来说：“就这么办吧。他要不肯说，就只好照这第二方案来办。第二方案还是不行，就照这第三方案来办。但是请主教和神甫放心，只叫他稍微受一点皮肉之苦，对他绝不会怎样的。”
“是呀，这一点很要紧，千万不要伤了他的筋骨。我们只要把他的灵魂拯救过来了，在我们教会中，他还不失为一个俊杰之才哩。”外国主教微笑着说。
“也许，他还要和我们在一个锅里舀饭吃，在我们队伍里面，也不失为一个栋梁之材哩。”那个特务哈哈大笑之后，告辞回去了。
当天晚上，哥哥主动来催陈醒民快去重庆，他说：“老弟，快走吧，跳出这个是非地吧。”并且马上拿出一卷钞票来，给他作路费。
第二天一早，他向他的父亲、妻子、哥哥，还有主教告辞了，他的哥哥专门送他到汽车站，看着他上车，向他挥手，说：“上帝保佑你一路平安。”
陈醒民长叹了一口气，总算脱离这一场灾难了，到重庆谁也不知道他自首，革命仍然是可以干的。他举手向他的哥哥告别。
但是谁知道呢？汽车走出城去，在大桥边检查站停下来。
陈醒民忽然发现就是前几天来教堂要捉他的三个人又来了，上汽车把陈醒民请了下去，一个特务对他说：
“嘿，陈先生，你到重庆去，怎么不给我们说一声？你在这里还有一些事情没有了，了清了再去重庆吧。”于是陈醒民不得不跟着他们到特务机关里去了。
按照他们的计划，特务首先带他去参观了刑讯室。那里是暗无天日的、阴森森的黑地狱，陈醒民看了，毛骨悚然。然后带他到一间阴暗的屋子里去，在一个看来还斯文的法官面前坐下。那法官很客气地说：“陈先生，我们欢迎你自新。但是我们还想请你用事实来证明你的诚意。”
“你们要怎样？”
“说明白点，交出你的组织来。”
这句话像一把锤子，狠狠地敲在陈醒民的头上，他发懵了。他没有想到自新之后，也还是不看他哥哥的面子，还没有个完。他这几天思前想后，也许特务说的他的上级和下级都供出他来，根本就没有那么一回事。但是，既然已经在悔过书上签了字，也没有办法了，只要早点跳出是非坑，也就罢了。谁知没有走成，又陷进来了，而且越陷越深，还要他进一步叛变党，交出组织。他想，特务未必知道自己的底细吧，于是他回答：“我是教书的，我没有什么组织。”
“哼！既然是共产党，却没有组织，你这是在和我们打哈哈。”
“你们既然已经捉到我的上级和下级了，你们去问他们，何必再来问我？”陈醒民说。
看来斯文的法官，变起脸来却像个凶神，哇哇地叫：
“嘿！我看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不动大刑，你哪里肯说。来呀！大刑侍候！”立刻像从墙壁上冒出来的一样，四个彪形大汉像提小鸡一样把他提到一间黑屋里去了。法官对昨天到教堂去研究的那个特务交代：“照第二个方案办，叫他尝一点味道就行了。”
陈醒民在刑讯室里被他们剥去衣服，用夹棍夹了起来。
那个黑脸大汉给了他一顿鞭子，可是举得重，下得轻，陈醒民觉得还吃得住。夹棍又夹了几下，陈醒民觉得有一点疼，但是也不是不可忍受的。他现在想，在悔过书上签了字，已经是自首了，如果再往前走一步，交出了组织，党纪森严，将来不会有好下场的。也许现在熬过这皮肉之苦，他们不知底细，会看在外国主教和他的哥哥的面子上，放过了他。他决心挺一挺看看。于是他真的咬住牙齿挺住了。
这倒把法官弄得不好办了，动轻刑，他挺住不肯说；动重刑，又有约在先，不能伤了筋骨。怎么办呢？好容易掉在嘴里的一块自来食，岂能轻易放过？况且这一带的共产党组织始终没有破坏成功，还要指望从这个人的身上找线索呢。于是法官和几个特务研究一下，决定采取第三个方案。他吩咐今天暂时把他押下去关起来。
第二天晚上，陈醒民又被押到法官面前来了。虽然这个法官今天的脸色很不好看，一股杀气，但是陈醒民似乎反倒镇定一些。他庆幸他闯过了第一关，也许今天对付过去了，他们就会放他回去。那个法官问他了：“陈醒民，你考虑一天，怎么样？你的组织是交出来还是不交出来？”
陈醒民小声地回答：“我说过我不过是一个教书的，是个单线普通党员，没有组织可交。”
“混蛋！”那法官把桌子一拍，大叫起来，“你自首了，却没有诚意。哼，你不交出来，我就杀你的头！不要说杀你是杀的真共产党，就是错杀三千，也没有什么。你是要死要活？”
陈醒民说：“我硬是没有可交的嘛。要是有交的我还不说吗？”
“你在讨死！好吧。来人呀！给我绑出去黑打了！”
几个特务跳了出来，把他绑得结结实实的，架往后面小山去了。陈醒民被押进了刑场，心里慌起来了。他恍恍惚惚地看见地上已经躺着一个血肉模糊的人。特务把他拖到血迹里站起来。特务才把手一放，他就吓得倒下去了。
“把他拉起来！”一个特务喊。
另一个特务就把他拉起来勉强站住。那个特务用手枪瞄着他的前额，问他：“你还有什么话说？”
陈醒民几乎昏过去了。难道这一生就这样完了？我还有温柔的妻子，还有那白发苍苍的老爸爸，自己还有锦绣前程……一连串问题在他脑中迅速闪过。眼前还忽然闪动着他的哥哥那凄苦的面影，那老是微笑着的外国主教，和他胸前那发光的十字架。那个十字架变得越来越大了，站在地上了，好像是立在他的坟头上……
“啊！不……”他忽然哭喊起来。
“怎么样？你说不说？”揪着他的特务问他。
“到底说不说？”那个举枪的特务用枪对着他的眼睛大叫：
“我给你三秒钟：一！二！……”
陈醒民望到枪筒的那个黑洞洞在眼前扩大了，里面是一个黑暗的无底洞，有一只手伸来要把他拉进去。他忽然瘫在地上，完全垮了，像泥塑的偶像被暴雨冲垮了，只剩下一堆烂泥。从这堆烂泥里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
“我说……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