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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江壮歌 第一章

1

一九四〇年的冬天。

柳一清大清早起来,把一串红辣椒挂在窗户外边,这是表示安全的信号。地下党的特委会今天要在这里举行重要的会议,特委的几个负责同志要到这里来,省委新派来兼任特委书记的贺国威同志也要到这里来,他要来传达南方局新的重要指示。这里是特委的秘密机关,坐落在五峰山背后,清江岸边一户姓伍的农民家里。这个地方特别僻静,不当大路,很少有人到这里来。特委的妇女部长柳一清和她的丈夫——特委副书记任远——住在这里,这里就算是特委的机关了。

任远现在的公开身份是一个失了业正在候差的小公务人员。他以失业贫困、在城里租不起房子又害怕日本飞机轰炸为理由,搬到这里来住。为了和这家农民拉一个“家门”关系,他化名伍家驹,于是柳一清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伍太太”了。一年多来,他们和这户贫苦农民相处很好,虽然这户农民仍然尊敬地称呼任远为伍先生,称呼柳一清为伍太太,他们却承认任远和柳一清称呼他们为伍大哥和伍大嫂了。

伍大哥的名字叫伍忠良。他和这个山区地带的许多贫苦农民一样,靠租种地主的几亩田过日子。一年起早歇晚,风里来雨里去,要是天老爷不“扯拐”,落够了透雨,收获的谷子能敷得够地主老爷的铁板租,剩下几颗谷子来,和着瓜瓜菜菜,干的稀的,能够凑合填饱肚子,就算万幸。但是这个山区苦旱,常常在谷子扬花的时候来一个打头旱,那就坏了。缴不上地主老爷的租谷,只好欠租,去换一张上面写着各种奇怪名目的高利贷借约,这就像一根打着活扣的绳子套在颈子上,越挣越紧,一辈子也翻不得身了。这个伍大哥眼下就还欠着租,欠着债。还算好,他们只有一个儿子,再没有老的小的要赡养,同时他们住在城市近郊,可以在田边地角种一点时鲜蔬菜,担到城里去卖,挣几个活钱来敷住地主老爷的利钱。冬天农闲了,还可以去山区当“背脚子”,给那些商人做牛马,在那阎王路上流汗水,挣几个力钱来补贴家用。总算能在自己家里暖和的火塘边安安生生过一个年,不至于临到大年三十,冒着风雪,到深山野地里去“躲年”,也就算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但是听伍大哥讲,近来也不行了,日子更加不好过了。他担到城里去卖的蔬菜,常常碰到那些烂兵,不讲道理,估赊估抢,白送不说,还要你给他们担回营房去。他们说这就叫做“拥护抗日”,叫做“有力出力”。有时候还要碰到那些满脸鸦片烟霉气的师爷,在腋下夹一个什么“公事”本本,拿着算盘,忽然走到你的面前来,二话不说,就给你在本本上挂上一笔,扯下一张收据给你,说是什么“抗日捐”,什么“防空捐”,还有什么“伤兵慰劳费”,名目很多,反正要你出钱。没有钱,你的那个菜担子就靠不住了。出去当“背脚子”吧,更是危险。好多人一出去就杳无音讯,因为到处在拉壮丁。伍大嫂对柳一清说:“哎呀,那才是活造孽呀。他们说啥子有力出力,到处乱拉,拉来就用索子一串串地穿起,像赶猪赶牛一样。一天给你喝两碗稀汤汤,饿得三魂掉了两魂,连枪杆杆都没有摸到一下,就沟死沟埋,路死路埋了。你说造孽不造孽!”就因为这样,伍大嫂生死不叫伍大哥出远门去了。就是现在,晚上睡觉还要放机灵一点,说不定保长半夜三更,带几个保丁,拿根绳子就来找你来了。为这件事,柳一清还特别给来的同志打招呼,最好晚上不来,免得狗一叫,主人又得受一场虚惊。

一年多来,任远和柳一清也对伍大哥做一点政治工作。他们在这一带山区农村做农民工作已经有了一些经验,他们很了解这样的农民,在他们的身上蕴藏着无限的革命潜力,都像干柴一样,只要用革命的火星去点一下,马上就会劈里啪啦地烧起来了。像伍大哥这样的农民,经过他们一年多的教育,本来可以发展成为党员的,但是任远和柳一清必须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在机关所在地的群众面前,绝对不容许暴露自己的身份。只能由柳一清和他们摆摆家常,做些培养工作,准备将来通知本地的农民支部来发展他成为党员。

伍大哥对“伍先生”的困难处境十分同情,看起来是知书识礼、规规矩矩的公务人员,平白无故却失了业;更麻烦的是在失业中,偏偏“伍太太”又怀了孕,日子就更艰难了。总算还好,“伍太太”无病无灾地生下一个胖女儿。今天胖女儿刚好满月。昨天下午,柳一清就对伍大哥和伍大嫂说,头一胎孩子满月,怎么穷也要给孩子做个满月酒,还请了城里的几个朋友来吃满月酒。伍大哥伍大嫂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柳一清挂好安全信号,便提着菜筐子往外走,她要到清江农场去。在那里,一个叫童云的技术员家里设立着特委的交通站,她要到那里问一下任远回来了没有,同时她还要取回书报和各地发来的秘密信件。自然,为了装幌子,她还要到垭口小场上去割点肉,打点酒,买点菜回来。柳一清在门口碰到伍大嫂,伍大嫂问:

“伍太太,你到哪里去?”

柳一清回答:“我到垭口场上去买一点菜去。”

伍大嫂说:“不要去买菜了,我这里给你洗了一筐子菠菜呢。——唉,穷人家没有办法,不能给你那个胖女儿送一个‘红封’,只好将就送一点菠菜,算尽一点心,你就不要见外哟。”

说着,她走进灶房里去,提出一筐绿茵茵的鲜菠菜来,交给柳一清。

柳一清接过来说:“这就领情了,伍大嫂,礼轻人情重嘛,不要说见外的话。”说罢,把菠菜提进屋里去,回头又出门,对伍大嫂说:“我还要去垭口一下,去割点肉,打一点作料,买一瓶酒去。”

伍大嫂问:“伍先生还没有回来吗?”

柳一清回答:“说的是昨天一定赶回城里,大概等一会儿就该到家了。”

柳一清说罢,提起菜筐出门去了。

柳一清匆匆地从半山腰的山路上走过去。这个时候,五峰山顶上的浓雾已经散了,太阳还没有升起来,那明亮的霞光映照着山顶上的青松翠柏,使五峰山在早晨清新的空气中,显得特别秀丽。一条薄薄的雾带在半山上横抹过去,假如那山顶上青得发黑的松柏树林像五峰山的一头秀发的话,那么这条雾带就像一条透明的纱巾,缠在五峰山的颈上,把五峰山打扮得越发漂亮了。清江绕着五峰山脚下流了过去,但是山脚下的浓雾还没有退尽,只听到江水咆哮的声音,却看不见白浪滔滔的景象。江边城楼还只能见到模糊的轮廓,从那上面传来一声两声凄厉的号音,使人感觉冬天山城的雾越发变得滞重而寒冷了。然而那江边山村里的雄鸡,却是那样热烈地叫着,此起彼落,发愤要驱赶尽这一江浓雾,迎来冬天的朝阳。柳一清走到垭口上去,这里有二三十家铺子,都已经开门了;场口的肉架子上也已挂上半边猪,可是买肉的人却很少。物价近来涨得更快了,一般下力的人,还有那些公教人员,都在这物价的重压下啼饥号寒,哪里还敢奢望吃到肉呢!柳一清走拢肉架子,迟疑一下,还是硬着头皮去割了两斤肉,又在附近酒铺里买了一瓶酒,放进篮子,就顺着垭口石板路走下江边去。

她走到场口,迎面来了一队壮丁——叫做“壮”丁,其实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一个一个骨瘦如柴,枯黄的脸,上身穿着草绿色的短单军衣,肚脐眼都露出来了。下身穿一条实在不能再短的短裤,在垭口的冷风中打哆嗦,那风要是再大一点,是完全可以把他们吹倒的。就是这样,那些当官的还怕他们跑了,用一根绳子把他们从头到尾穿成一串。穿得十分特别,这也许可以说是一种“发明”吧,他们把绳子穿在每一个壮丁的短裤里。你要想离开这一串,势必要脱掉短裤,但是脱掉短裤就是赤身露体,在光天化日之下,你就再也莫想走路了。在这一串的最后,倒真是有一个“壮丁”,长得浓眉大眼,吃得肥头大耳的,一手牵着绳子头,一手拿着鞭子,在嘴的这一半边叼着一支烟卷,另一半边正在吐出许多脏话,催大家快走。垭口两边的人都让开了,沉默地望着这种每天见惯了的景象。柳一清却是第一次看到,陡然从心里冒出三丈火来。这些农民兄弟本来都是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他们的双手一动,就可以叫大地变色;现在他们却被饿得半死,被捆着送上前线,去对付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柳一清的愤怒的眼光,并没有引起那个军官的注意,谁把这个穿着褪了色的老蓝布短袄的家庭妇女看在眼里呢!

柳一清按住心火,顺着石板路走下去。快到江边,她发现才不过一个月没有来,景象又有不同了,最显眼的是在原来写着“抗战到底”标语的粉墙上,现在重新刷白,写上“服从军令政令”、“反对封建割据”的时新口号了。在那粉墙下面的渡口上,进城去谋衣食的人们正在等着宪兵检查,他们站在河边的冷风中,望着对面木然立在那里的城楼。柳一清厌恶地吐了一口痰,拐进清江农场里去了。

2

柳一清穿过满满挂着鲜红橘子的橘树林,走向她十分熟悉的坐落在农场角落里的那间小木屋。在半路上她看到了童云。这样早,他就已经起来,在一心一意地侍弄他的蜂箱了。柳一清一直走到他的面前站住了,他还没有发现。童云正在抽出一块一块的蜂巢来仔细观察,用小扫帚轻轻扫着蜜蜂,蜜蜂嗡嗡地飞起来,在他的手上爬着,上下左右飞动,并不螫它们熟悉的主人。但是对于新来的站在旁边的客人却不能容忍,飞来缠绕,柳一清不得不躲开,叫起来:“哎呀——”

童云听到人声,抬头看是柳一清,连忙站起来,说:“哦,是小柳来了。”

柳一清笑着说:“我来了好久了,站在你身边你也不知道。”柳一清本想说,“你对于蜜蜂真是入了迷了。”可是话到嘴边又忍住了,只问一句:“嫂子在家吗?”

“她在家里。”童云把蜂箱的盖子谨慎地盖好,说:“我看一看,天气冷起来了。”说罢,和柳一清一块儿走回小屋去了。

他们走进小屋,章霞已经起来。她那才满周岁不久的小女儿还在小床上沉沉地睡着。柳一清走拢去在那发红的稚气的小脸上摸了一下,向章霞打招呼:“霞嫂子,你好。”章霞也照她自己尊敬柳一清的称呼叫:“柳大姐,你来得好早。”

柳一清走近章霞身边去,章霞正在小窗前的书桌上用手按着一本厚书一本正经地阅读。柳一清把那本书翻过来看,是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问题》。柳一清笑了,对童云说,“这大概又是好心的丈夫给布置的任务吧。”

童云和章霞都笑了,没有说一句话。柳一清却收敛笑容,正经地说:“老童,读这些经典著作是好事,但是你知道,霞嫂子是一个家庭妇女,认得的字很有限,她接近革命的道路和你我是不一样的,你我主要是从书本开始的,她却是从自己的痛苦生活中开始的。要她读这样的大部头书,只能叫她倒胃口。”

童云还是像过去一样,抱歉地笑了一下,没有回答。因为他忽然发现有一只小蜜蜂飞进屋里来,正在玻璃窗上瞎撞,他急忙把玻璃窗打开,把小蜜蜂放了出去,看它飞远了,才满意地关上了窗子。

章霞说:“他就是这样,什么也不给我说。”

童云说:“有小柳给你说,比我强十倍。”

章霞按照过去的老规矩,只要柳一清来了,她就避开,以便于他们接头谈话。她站起来说:“我出去买点橘子去。”

柳一清马上拉住她的手说:“霞嫂子,今天你不忙走,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呢。”

章霞的脸马上兴奋得红了起来,她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好消息,她已经等待这个好消息很久了。她捏着柳一清的手,大张着眼睛,望着柳一清说:“真的吗?”

柳一清笑着点一下头。

童云一时却想不起来,他问:“你两个又在捣什么,当面瞒着我说小话。”

柳一清说:“霞嫂子最关心的事,你都忘了?”

“哦,”童云想起来了,一定是关于章霞入党的事了。他也很高兴,他培养了这几年,总算有一个结果了。他问:“批准了吗?”

柳一清点了一下头。

章霞什么话也没有说,一直笑着。她忽然站起来说:“嗯,我还是要去买一篮橘子去。柳大姐,你等我,千万要等我哟。”说罢,高兴地走出去了。

童云按照过去柳一清来的惯例,从一个秘密的地方取出最近到的书报和各地来的秘密信件,交给柳一清。他站起来打算走出去继续侍弄他的蜜蜂。柳一清阻止他说:“老童,慢点,我们还有正经事没有谈呢。”

童云留下了,但是对于柳一清说的这一句话却感觉很不入耳,照她说来,似乎他去侍弄蜜蜂,就算不得什么正经事了。

柳一清说:“目前形势紧张起来了,你考虑过交通站的工作,要作些什么新的安排吗?”

这一句话却把童云问住了,说实在的,他根本没有考虑,因为他不相信国内的形势真的紧张起来了。他反问柳一清:“现在的形势真的有些紧张吗?”

柳一清听了十分奇怪,难道童云真的被蜜蜂迷住了,一天一天脱离政治了吗?她不回答,反过去再问他:“你说呢?”

童云说:“我说不上来,不过那天陈醒民同志来吹了一阵,听他说来好像还不是那么紧张。大可不必张皇失措……”

“什么?张皇失措?他是这样说的吗?”柳一清一听到陈醒民说这样不负责任的话,已经有些不愉快,听到童云又违反组织纪律,和陈醒民乱拉横的关系,更是生气了。她责备童云说:“你怎么又让他到你这里来瞎吹呢?你是知道的,你的关系从他的手上转到我的手上来了以后,你和他就没有任何组织关系了。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改掉这种危险的自由主义呢?”

童云听到柳一清这样的严厉批评不止一次了。可是他总是碍于情面,不能拒绝陈醒民来拜访他。他怎么好拒绝呢?陈醒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并且过去一直是他的上级领导。老上级要来看望一下老下级,怎么好拒绝?并且他住的这个清江农场,正在城外渡口边,当着大路,陈醒民常在城里办完事,出城过渡,一抬脚就跨进清江农场歇脚来了。他能把人家撵走吗?

过去童云听到柳一清这样的批评只是听着,今天他听了,却不知道为什么有几分反感。他素来是一个不大喜欢和人争论的人,也不能不解释几句,他说:“他是我的老上级,我怎么好赶他?并且他在政治上又没有什么问题嘛。”

柳一清说:“不是有没有政治问题,这是组织原则问题,他来是他犯错误,你接待他,是你犯错误,你为什么一定要跟着他去犯错误呢?”

这一句话可把平时不大肯生气的童云也微微激怒了。他对于柳一清和陈醒民的关系,早就有一些看法。他上一次参加了贺国威主持的批评陈醒民的会,他对柳一清的批评态度特别感觉不舒服,他认为柳一清对陈醒民的成见实在是太大了。

那是在一年以前,南方局有个巡视员到这里来检查工作,发觉这个特委内部有严重的思想斗争,这正是六届六中全会党内反对新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南方局指定在省委负责的贺国威同志来主持特委,兼任特委书记,在传达和讨论六中全会精神的会上,陈醒民的右倾观点受到了严肃的批判。陈醒民是一个在政治风向上有特殊敏感的人,他感到他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便把大家揭发出来的材料全部兜了起来,特别是咬着牙齿把柳一清给他准备的“苦杯”吞下肚去,作了听来相当深刻的检讨。因此,陈醒民虽然不能再担任特委秘书的工作了,贺国威仍然叫他担任一部分学生工作,柳一清也勉强同意了。

柳一清过去到这一带山区来工作,一直和陈醒民在一起,陈醒民并且担任组长,因此对于陈醒民的错误观点了解最多,在那个会上她也揭发最多。甚至对于陈醒民的一些生活作风也作了批评。柳一清是一个烈性人,她看不惯的事,不管是大是小,都像放连珠炮一样地通通通地放出来了。

童云是参加了那次会的,他对于柳一清批判陈醒民的那些右倾思想是同意的,但是对于柳一清批评陈醒民的生活方面的一些作风却总觉得有些过分。特别对柳一清在揭露时那样无情,批判时那样尖锐,觉得有些受不了。他认为柳一清是有些意气用事了。今天柳一清忽然又向他提出批评,要他不再和陈醒民往来,甚至向他提出不要去跟着陈醒民犯错误的警告,他也微微有些生气了,但是他还是按住自己的火气,很委婉地对柳一清说:

“小柳同志,你是我的上级,不知道我可以不可以向你提一点意见?”

柳一清从来是心直口快的,说话不大讲究方式,她没有意识到她今天对童云的批评惹得童云生了气,她还是那样满不在乎地说:

“行啦,谁规定下级不能批评上级?你要批评我,你就痛快地说吧,无论你是机关枪,还是大炮,都一齐开吧,我是不怕的。”

童云还是那样拘谨地说:“我觉得,你对陈醒民同志有相当深的个人成见。”

柳一清听到别的还好说,一听到说她对陈醒民批评不对,特别难以接受,甚至有几分冒火。她不满意童云,为什么他对于他的入党介绍人的错误,似乎根本看不见呢?她正言厉色地说:

“我觉得我对陈醒民同志的批评并没有什么错误,这是在特委会上贺国威同志作了结论的。难道他大加发挥的那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一切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机会主义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吗?难道他那种‘无条件争取合法’的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吗?难道他那种把学生工作放在农民工作之上,过分强调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是对的吗?难道他现在不领导你了,还老跑来拉拉扯扯是对的吗?难道……”

童云插进去说:“你看你,我才说一句话,你倒真的向我开起机关枪和大炮来了。”

柳一清笑了起来,她知道她的老毛病又犯了。她抱歉地说:“哦,对不起,我是有些激动了,还是听你的吧。”

童云说:“你批评的那些原则问题,我是同意的,我是说你批评的态度、批评的方式方法有些问题。我觉得有些事情不要说得那样尖刻,有些事简直可以不提。陈醒民同志对你最有意见的就是在这方面。”

柳一清说:“他向你举过这方面的例子吗?”

童云说:“举过,譬如说,他和一个女教徒结婚,不得不随和一点,到教堂用宗教仪式举行婚礼,这算不得什么原则问题吧;又譬如说,你揭发他信仰马列主义却把外国神父送给他的一个金十字架一直保存着,他对我说,他保留这件东西不过是保留一件精致的艺术品作个纪念罢了,并且他表示愿意交出来,当作党费交给党,你却挖苦说:‘我们不要上帝来交党费!’这未免太尖刻一点吧……”

“这个……”柳一清耐不住又想要插话。

童云打了一个手势,柳一清明白自己又急躁了,她按住自己的火气听下去。童云说:“又譬如说,他欢喜一些文明行为,欢喜保持那种君子风度,不喜欢那种粗俗的态度和不卫生的习惯,这对于一个党员有什么妨碍呢?你却对于他喜欢把痰吐在白手帕里的习惯也看不惯。”

柳一清说:“也许我的批评方式和态度是有问题,从他不能接受我的这些批评就证明我的失败,但是这些生活作风不能说和思想全然无关。而且,也许我真有成见了,我怀疑他向你说这些,是用小问题来表示他对于原则批评的不满意呢。”

童云说:“我想对一个人总应该多从他好的方面去想,少从他坏的方面去猜测才好。”

“你们尽在说些什么?”章霞提着一筐子橘子走进来了,她责备童云说:“看太阳到了哪里了,你都不想一想,她的娃娃在家里不知道哭成什么样子了。”

童云笑着说:“呃,是要女人才想得起女人的事来。”

柳一清也笑起来,说:“真的时候不早了,我这个女人倒把女人的事也忘记了。”她转过身对童云说:“不扯了吧,我们以后还可以再扯。不过,不管怎样,你应该拒绝陈醒民再来找你,这是组织纪律!”

柳一清说得很硬,童云却只笑了一笑,没有说话。

柳一清提起菜篮子准备走出去,章霞把提来的一筐子橘子交给她,说:“柳大姐,你的孩子今天满月,我不能来吃满月酒,送你一筐橘子,拿回去大家吃。”

童云说:“哦,对了,差点忘记了。上回你出院的时候,医生不是说,满月以后,还要你到医院去作一次产后检查吗?你什么时候去?”

柳一清说:“我身体好好的,简直不想去检查了。”

章霞说:“这可不能马虎,还是去检查一下好。”

柳一清说:“好吧,等有工夫了我再去。老童,你还是通过旧关系,帮我在医院打个招呼吧。”

童云点了一下头。

章霞跟着柳一清走出房门口,说:“我送你一下。”

柳一清本来要拒绝她的,但是看到她那一脸兴奋的红光,知道她一定还有话要说,便点了一下头,一同走进橘树林。

真的,章霞再也没有今天这样兴奋的了,射在橘树林上的太阳似乎也比往常明丽一些,那橘树叶似乎也比往常青翠一些,新鲜一些,连那叶子上的露水似乎也比往常晶莹一些,更不消说那挂在橘子树上又红又大的橘子了,是那样的红,像火一样,不,更像在书本上看到的红旗那么红呢。

章霞对她的丈夫童云是很爱的,也很感激他,是他把她从毫无希望的悲惨命运中救了出来,给了她生命,还给了她爱情,还把她引导上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道路。但是她近来越发对柳一清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是柳一清才把她引导上一条真正光明的大道,在她的眼前为她打开一个美丽世界的大门,她是多么向往那个没有剥削,没有欺诈,没有痛苦的幸福世界呀。她愿意为这个世界去献身。但是她不知道她有没有这样的资格。柳一清鼓励了她,教育了她,现在又介绍她入党,而且今天又是柳一清第一个给她带来她一生最快乐的消息:特委已经批准她入党了。她现在就要像她的丈夫那样,像柳一清那样,变成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了。就要去为解放那无数的陷入她过去那样悲惨命运的妇女而献身了。

章霞不自觉地挽着柳一清,并肩在树林里走着,不说一句话。快到农场门口了,柳一清就要和她分手了,章霞终于费了很大力气,从她的嘴里挤出几个字来:

“柳大姐,什么时候……”

柳一清完全理解章霞,甚至比章霞的丈夫童云还要理解她一些。柳一清搂着章霞的肩头,亲热地但是严肃地说:

“这几天我很忙,过几天我来找你进行入党谈话,然后就可以举行入党宣誓了。”

章霞听得入神了,一句话也没有说,听任柳一清和她分开走了,一直等到柳一清走到石板大路上去了,她似乎才想起来了,追上去说:

“柳大姐,你要快来哟!”

3

柳一清提着菜篮子在五峰山上的半山横路上慢慢走着。

寒冷而潮湿的雾向山谷里退去了,有几分血红颜色的太阳挂在东边天空里,温煦拂人。清江曲处的滚滚白浪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了,正在峡谷里奔腾叫啸,向江边的石崖撞去,爆发出愤怒的浪花,卷向前去,后面的浪又跟着闯上来了。在那白崖顶上屹立着一块巨大的红色石壁,那块石壁在太阳光下闪闪发亮,柳一清总把它认作一面永不收卷的红旗。山乡的老鹰是很多的,柳一清一看到有老鹰从五峰山顶的松林上那样傲然地飞了过来,飞向对面的红色石壁去,她就兴奋起来。她几乎每一次从这山路上走过,只要一看到那滔滔的白浪,那红光闪闪的石壁,那雄健的苍鹰,有时候还会在山道上看到飞驰而去的野马,她就兴奋得不得了。她感觉她全身的血都沸腾起来,以飞快的速度在全身回流。她是多么希望变成一只苍鹰,以闪电般的速度,飞腾而去;或者变成一匹野马,在那崎岖不平的山道上狂奔叫啸;至少也要像那片片白浪,不惜粉身碎骨,向阻挡它前进的任何顽石猛烈撞去。——但是她现在呢?

她现在却是以一个家庭妇女的身份,住在前面不远竹林背后静静的农家小院里,守着孩子,在厨房,摇篮边转来转去,忍受着人家叫她“伍太太”,过着人们看来很“幸福”的家庭生活。眼见着贺国威、老任和别的同志为对付已经掀起来的反共高潮,日夜奔忙,自己却没有分,这和她那烈火般性格多么不相称呀。这一年多来,真是把她憋坏了。

一年多以前,柳一清在山区农村里做党的组织工作,她正干得起劲,谁知她接到通知,工作有了调动。党要她和她久已相好的任远结婚,到特委任妇女部长,并且担任“坐机关”的工作。这对于她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她费了好几天工夫进行思想斗争,才下定了决心。她亲自去置买一套成家的锅碗瓢盆,把自己改扮成一个无知无识的家庭妇女,每天买菜做饭,洗衣服,做针线活儿。还要和左邻右舍的家庭妇女去交往,摆些无聊的家常,听些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话,说些米贵柴贱的家务事。只有到了晚上,她才关起门来,补偿白天浪费了的时间,拼命阅读革命书籍,抄写秘密文件,编制密语密码。这些工作,还加上她组织交通站,出去跑跑妇女工作,都耗费不完她那旺盛的精力,还亲自担任交通,远道去重庆,到南方局汇报过工作。

她的心境才安定下来,却遇到一件新的烦恼,她怀孕了。

生下一个白胖的小女儿是令一个母亲高兴的事,但是这却给她的工作带来许多不便。幸喜她已经亲自培养好交通站长童云的爱人章霞,不久就可以入党,入党后就可以替她“坐机关”了,她又可以全力出去“跑工作”了。她看到了那在松林上空疾飞过去的老鹰,十分高兴。她想象不久她就可以像那只老鹰,在那广阔的天空去飞翔,去号召同伴,冲向那一团一团压过来的乌云,准备搏斗。

柳一清的喉头发痒了,自从她改扮成家庭妇女以后,她那嘹亮的歌声,许久听不到了。今天在这无人的山道上,看着这样壮美的景色,她怀着愉快的心情,再也忍不住了。她一面走着,一面轻轻地哼了起来:

快乐的心随着歌声跳荡,

快乐的人们神采飞扬;

我们的歌声唤醒了城镇,

也唤醒偏僻的大小村庄;

这歌声给我们最大的力量,

引导着我们奔向前方,

谁永远能跟着它一路前进,

他一定永远不会灭亡!……

4

柳一清回到家里,才打开门,就听到她的小女儿在床上哇哇地哭得很伤心,大概已经哭了不少时候了。柳一清却并不马上把孩子抱起来,因为她依照科学的方法,给孩子定出严格的生活纪律,不到四小时绝不喂一次奶,她看了一下放在桌子上的旧怀表,时间还不到九点钟呢。孩子的哭声像刀子刮在她心上一样的痛,可是她却忍耐着,到廊檐下锅灶边把肉洗好,放进砂罐里,搁在炉子上炖起来,再回到屋里。她看那块旧怀表慢腾腾地走着,一直等到九点钟了,她才慌忙地把小女儿从床上抱了起来,一面拍她诓她,一面解开上衣把奶头塞进小女儿的小嘴里去,小女儿就不哭了。她用手指头点一点小东西的鼻子,生气地说:“你只知道吃,吃,吃,一点纪律都不懂,你知道吗?要遵守纪律!”

看来小女儿对于妈妈的纪律是没有什么印象的,她的确只知道吃,这就是她现在的唯一任务嘛。大概由于妈妈的手指头点她的鼻子用力过猛,把奶头从小女儿的嘴里拉出来了,于是小女儿很不满意,哇哇大哭起来,向妈妈抗议。妈妈赶忙把奶头又塞进小女儿的嘴里去,诓她说:

“哦哦哦,我的小宝贝,我的小淘气……”

“伍先生你回来了?”柳一清忽然听到门外边伍大嫂在打招呼。

“嗯,回来了。伍大嫂你好。”果然是任远的声音。

伍大嫂说:“伍先生,你出去好久啊,难为了伍太太一个人在屋里。”

任远在解释:“为了生活,也说不得啦。”

“就是的。”伍大嫂同情地说,“唉!这个世道。”

任远问:“伍大哥呢?”

“你问的是我那背时的那一口子?一清早进城卖菜,这个时候还不见回来,兵荒马乱的,唉!”

一会儿,任远就走进屋里来了。

任远这次出差又有十几天了。他是在上次特委开会后,出发到南路几个县巡视工作去的。今天回来开会,恰逢小女儿满月,十分高兴。他一进门就抱起小女儿亲了起来。由于他那长期没有刮掉的胡子刺痛了小女儿的嫩脸,小女儿并不感觉这是爸爸对自己的亲热,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妈妈狠狠地把爸爸推开,责备他:“你这是干什么?”

“你不知道,我在外面跑,多么想念你们……”

“难道我不是一样吗?”柳一清反问任远。真的,自从他出去巡视工作后,哪一天不想念着他呢?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又掀起来了,到处在侦察和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他能躲过那些猎犬的追踪,平安地通过那些关卡吗?他长年累月,背着一个小斗笠,穿着草鞋,在风里雨里,来来去去,现在没有生病吧?……他现在到底在哪里呢?他正在崎岖的小路上奔走吧,或者已经在那荒山野店里住下了……不,也许他为了在那穷乡僻壤埋下革命的火种,正在山村里农民同志家里,参加支部会议呢,他正在用他那锋利的语言,像火一样去燃烧农民的心呢……现在他回来了,平安无事,精神挺好,她是很高兴的。但是她有一种女性固有的矜持,按捺住自己胸中正在沸扬的感情。她把已经吃饱睡熟的小女儿放在床上,轻轻地,庄重地走到丈夫的面前坐下,冷静地望着丈夫那风尘仆仆然而却是神采焕发的脸,无声地笑着。

任远往前靠了一靠,拉住柳一清的手说:“时局这样紧,你一个人在家,又正在坐月,我生怕你病了。”

柳一清双手一摆,笑着说:“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任远情不自禁,伸手捉住柳一清的肩头,仔细看看柳一清的面色,望着她那深沉的发着光芒的大眼睛,凝然不动,过了一会儿才满意地说:

“很好,是很好,”他又补充一句:“哦,我还差点忘了,有人托我问你好呢。”

“谁?”柳一清问。

“就是响水沟的王万年。”任远说,“他说你过去在那里说过,这一辈子就在那里安家落户,闹革命,搞建设,永远和他们在一起,谁知道你走了后,再也不回去望他们一眼,也不带个信去,怕早把他们忘了。”

“啊,我多想念他们,多想念响水沟。就是因为你把我拉回来‘坐机关’,连信也不能带一封去。”柳一清很有几分惋惜的样子,又怀着极大的兴趣问:“他们怎么样了,你告诉我吧。”

“很好,我在那山沟里住了几天,党员比你离开的时候又增加了许多,他们还暗地里抓到十几条枪。他们老是提起你给他们摆的那个好日子,在山林水边,到处插上红旗,游击队神出鬼没,打击敌人,人民又坐了江山,像红军过路的时候一样。他们说,如果日本鬼子打过来,那些刮民党跑了,我们就可以打出旗子来干,该多好呀。”

“那时候我一定要去和他们一块儿干。”柳一清兴奋地说。

“那些农民小伙子、大姑娘真是太好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任远说,“可是他们现在真遭罪,刮民党的保甲长横行霸道,到处拉壮丁,敲竹杠,整得鸡飞狗跳。官府的、地主老爷的这样租那样税,名目都说不清,反正按倒你刮,刮。那些青年气得不行,问还有个什么办法治他们没有。我和他们研究了一下,暂时利用合法,跟他们先斗一下。反对乱拉壮丁,乱要捐款,搞合理负担。他们开始搞起来了,劲头不小。”

“好极了,让我去和他们一起干,至少让我去看看吧。”柳一清要求。

任远点头说:“你向老贺说说看,我想你一从机关解放出来,就可以到那里去,那里本来是你过去开辟的‘老根据地’嘛。”

柳一清满意地笑了起来。并且说:“那时候我再也不叫这该死的‘伍太太’了。”

“伍太太,”外边伍大嫂在叫,“你炖的肉漫出来了。”

“嗯。”柳一清回答。

任远开玩笑地说:“你不是还答应人家叫你太太吗?伍太太。”

柳一清用眼睛“狠”了任远一眼。开门出去,到廊檐下往肉罐里加一碗凉水,回到屋里,把门关好,和任远算账:“浑蛋,你还叫我太太!”她用拳头在任远的胸上擂起来。

任远招架着说:“好了,我再也不敢叫了,太太。”

“你还在叫,你还在叫!”柳一清又擂起来。

“好了,好了,再也不敢叫了,我的部长同志。”

柳一清这才满意地笑了起来。

5

隔了一会儿,贺国威同志来了。他是一个瘦瘦长长的人。由于他的骨架很大,又很瘦,偏又穿在一件宽大的蓝布长袍里,空荡荡的,飘来飘去。长期坐牢,出来一直忙着工作,脸色很不好看。但是精神却很好,在两条浓得不能再浓的眉毛下面,闪动着一双智慧的眼睛。那是一双能够透入肺腑的眼睛,似乎只要你站在他的面前,他就可以把你的五脏六腑全看穿了。他的头发和胡子黑得出奇。短桩桩头发总是不屈不挠地挺立在头上,那胡子却是挑衅地向四面张着。他一进屋来,打了招呼,把他拿来做幌子的“红封”放下,就一直坐在桌边,那样自足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忽然他发现在墙上贴着一幅字,一看就知道那是柳一清的娟秀有力的笔法,写的却是贺国威不久以前作的一首曲词。

那是贺国威刚来的时候,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就暂时寄住在柳一清这里。他对于柳一清他们住的这个地方十分满意,小竹篱笆院子深深埋在竹林里,前临白浪滔滔的清江,后当青松翠柏的五峰山。闲着无事的时候,他喜欢到那江边看清江在峡谷中奔腾叫啸而去,更高兴爬到五峰山顶上去,向四方瞭望。看近处,那江边断崖绝壁上生着古傲的松树,迎风独立,呼呼作响,那种挺拔的雄姿,使贺国威肃然起敬。望远处,那白云缭绕,掩盖住祖国的多少好山好水呀。他极目向东方望去,似乎望到吴头楚尾,望到钟山下的石头城,那里是他蹲过几年牢的地方。望到雨花台,啊,多少自己亲密的战友,在那些风雨的夜晚,被拉到这里,唱着《国际歌》,把他们的鲜血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现在这个城市,连这个雨花台,都落到敌人的铁蹄下去了。那些不屈的英魂在哪里呢?可恨这个小朝廷,从南京逃到武汉,从武汉又逃到重庆,偏安一隅,守着残山剩水,简直把这大片大好河山早忘却了。想到这里,他感到满腔的愤怒。

他又把头转向北方。啊,在那巫山秦岭的北面,就是中原和长城内外了,想象那里烟尘滚滚,当是抗日的兄弟们在纵马驰骋吧。他更极目从西北方一块白云的空隙里望去,那里该是延安了,那抗日的中心,革命的圣地,党中央和***,正在那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咧……

他想到这里,心里像清江的怒涛翻滚起来了,一种莫名的力量在他的心中冲动。他下山回来,马上俯在小桌上写出一首登山望远的曲词来。他取名叫《清江曲》:

清江水,浪滔滔,壮士登山歌且啸。忍看万民陷水火,痛恨虎狼当大道。看那边,金陵春梦暖,认贼作父,沐猴丑戏,唱得正热闹。看这边,峨眉日月长,化敌为友,人肉筵席,摆得兴致高。待何时,猴儿戏打翻,人肉筵推倒,旧河山,收拾好?

清江水,浪滔滔,壮士登山歌且笑。放眼北国烽烟处,抗日英雄意气豪。望华北,铁马挥金戈,风尘薄天,晋冀鲁豫,烽火遍地烧。望江南,战旗卷残云,杀声动地,江淮河汉,樯橹起怒涛。眼见得,金瓯重收拾,人民齐欢笑,新日月,红旗飘!

任远和柳一清读了这首曲词,十分高兴,特别是柳一清,兴奋极了,她说:

“我也常常看这清江的滔滔白浪,我也常常登高远望,我望到东方,我那沦陷了的江南故乡,有说不出的向往;我望着北方,对那烽烟滚滚的长城,有无限的思念。我也有激情,却找不到寄托我的激情的形式,现在好了,你这首曲词可以让我寄托我的感情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柳一清最喜欢唱歌,也能够作曲,虽然不很高明,还可以上口。她花了几个晚上,把贺国威的这首曲词谱成歌,把自己的感情尽情地倾注进去。她低声唱给贺国威听过,贺国威也还满意。柳一清不舒服的是,她现在是一个家庭妇女的身份,被剥夺了歌唱的权利,她多么想放声歌唱一回呀。

现在贺国威看到柳一清把他那一支登山远望的曲词写来贴在墙上,并且把题目改成《清江壮歌》了。

贺国威指着墙上说:“这个题目改得好,只是曲词本身还不够壮罢了。”

任远说:“让我们用革命斗争来写一支壮歌吧。”

柳一清加上一句:“假如有必要,要不惜用鲜血来写这支革命的壮歌哩。”

贺国威说:“不,我们并不希望用自己的鲜血来写,我们要用刀和剑作笔,蘸敌人的鲜血来写革命的史诗。”贺国威指着墙上又问:“你怎么把它写来贴在墙上呢?”

“我喜欢它。”柳一清说。

“你喜欢它,就把它埋在你的心底吧。你知道,就凭这一支‘壮歌’,却真可以叫你流血哩。”贺国威说。

任远接着也说:“我看还是取下来的好,不要给自己做广告了。”

柳一清不高兴,但是又不能不同意,她说:“我多么想再唱一回呀。”

正说着闲话,忽然闯进来一个人,原来是特委组织部长王东明。真的,他是猛然闯进来的,在身后还带进来一阵风。他是一个矮笃笃的结实的人,头上戴一顶毡窝子帽,身上穿的对襟短棉袄,大脚棉裤,倒很像一个小买卖人。但是却没有小买卖人那种油滑的习气和狡黠的眼睛。老是那么无忧无虑地笑着,一看是一个心地明净、一眼就可以看透的人。别看他举止很粗,却对小孩特别喜欢,他在柳一清坐月中来看过两三次了,说是有事,其实来看柳一清的小宝宝,也是重要原因。他一进门就去逗小孩,把他也拿来做幌子的“红封”硬要叫小孩的小手抓住。说:“小布尔什维克,看你也是喜欢红色的,你这样早早赶来,是要来和我们一起打反动派的吧。”

“不,”贺国威说,“但愿我们这一代就把国内一切反动派都打倒,把帝国主义赶出去!让他们好好去建设共产主义。”

大家都来了,唯有陈醒民还没有到。陈醒民现在虽然没有参加特委会,可是还担任一部分青年学生工作,因此今天也吸收他来参加,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到。柳一清说:“过去他是很遵守时刻的,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迟到了。”

正说着,陈醒民就来了。他带来了特别丰盛的礼物,他不只是做样子送来一个“红封”,却在红封里包了几块银元,还提来一块腊肉,还带来一顶漂亮的红丝绒小帽。这不是因为他对于柳一清的小孩有特别的感情,而是因为他素来喜欢交际应酬。而且他的经济状况比谁都好,他和他的妻子在一个叫清江中学的教会学校里教书,收入本来不坏,更不同的是他还有一个“吃教饭”的哥哥,在本城天主堂里当神甫,和外国那个主教很要好,自然属于“高等华人”一流,收入是很可观的。

这个哥哥总嫌他的弟弟在中学教书很清苦,不时给弟弟送点钱呀什么的,陈醒民自然就感觉更宽绰了。

陈醒民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身上穿得干净体面,胡子刮得光光的,态度雍容典雅,嘴角总是挂着微笑,随时准备和任何人打招呼,说体面的寒暄话,马上取得别人的好感。他的人还没有进来,声音却早已进来了:“伍太太,给你道喜呀。”

陈醒民进门来和大家打了招呼:“哟,我倒来迟了。”他把腊肉放下,“红封”交给柳一清,把小红丝绒帽子戴在小女儿的头上,然后高兴地搓一下手,不自觉地举起右手在小女儿戴的红帽子上面似乎要做什么,嘴里还打算说什么。

“你要干什么?老陈,”柳一清笑着对陈醒民说,“你又要来你那老一套吗?”

柳一清说的陈醒民的“老一套”,就是划十字和念“god bless you!”英语,“上帝保佑你!”陈醒民过去曾经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就是参加革命了,他一时还没有丢掉他那一套长期习染的宗教习惯,柳一清过去和他相处最久,是深知的。今天看他高兴得忘形,下意识地又举起手来,因此提醒他。陈醒民放下手来,也笑着说:

“那一套早已还给上帝了,阿门。”

柳一清还是开玩笑地说:“可是有时候你的手和嘴巴不肯听你的大脑的指挥哩。”

陈醒民也有意无意地反攻一句:“那不过是你的主观臆断。”

任远从屋外走进来,收拾桌子,说:“你两个一见面就是一个钉子一个眼的扯些什么。准备开会吧。”

6

特委会议开始了。

在未开会之前,首先进行安全布置,在屋里把方桌拉开,王东明把提来的麻将牌摊开,贺国威、任远、王东明和陈醒民各坐一方,把麻将洗好,装作打牌的样子,柳一清则以一个主妇的身份,里外张罗,大半时间参加在屋里进行的会议,过一会儿到廊檐下的灶上看看煮的米饭,同时负责望风。任远为了可靠,还亲自走出房去巡视一阵。他们住的这个地方虽然僻静,可是最近听说,清江对面隔这里十几里路的河边,新近设立了一个既不是军事机关也不是民政机关的性质不明的单位,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进进出出,最近还开来保安团的一部分部队在附近住着,这是不能大意的。任远走出院坝去看了一下,小院坝和竹篱外没有人,伍大哥进城卖菜去了,还没有回来,伍大嫂正在正屋里洗菜做饭。篱笆边上的腊梅花在阳光下兴致勃勃地开着,小狗躺在篱笆门边晒太阳打盹儿,真是一片宁静景象。

会议开始了,首先由省委贺国威同志传达南方局的指示。

他说:“目前的国内形势是日本的诱降阴谋加紧,国民党的反共逆流高涨。我们的政治方针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贺国威把这个方针作了详尽的解释后,他又说:“我们是在国民党地区进行活动的地下党,我们适应这个方针的组织路线是: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按照这个精神重新加以布置。”于是贺国威对于党组织的一些活动原则,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意见,请大家讨论。

在讨论中,意见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王东明说:“中央的方针我完全拥护,可是这长期隐蔽,隐蔽到哪一年?不把人都憋坏了吗?***要投降,当儿皇帝,就让他投降去,我们去抗日。把我们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搞他娘的一个暴动,杀开一条血路,冲过长江汉水,到大洪山打游击去。”老王素来就是个急性子人。过去在湘鄂西苏区干过赤卫队,就是以猛冲猛打著名。现在来干地下党的农民工作,本来就有些憋不住。过去在特委会里他老是主张组织农民,抓枪杆子,准备武装暴动,每一次都遭到陈醒民的反对,说他只凭老经验办事,完全不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怎么一回事,还给他扣上单纯军事观点和盲动倾向的帽子。他很生气,每次都和陈醒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后来贺国威传达六中全会精神,肯定了他组织农民和武装农民是对的,他高兴了,在四处跑得更勤了,对于搞武装特别热心。他已经暗中抓到了一些枪杆子了,巴不得马上干一场,现在贺国威又传达要长期隐蔽,他一下转不过弯来。

贺国威说服他:“农民武装总有用到的一天,以***为代表的中国大资产阶级,愈来愈害怕我们,反对抗日,只要日本兵一打过来,他们不投降也会溜掉,这边的抗日重担就落到我们肩上了。我们就要开展游击战争,那时候农民武装就用上了,但不是今天。”

陈醒民猛一下听到贺国威的传达,也有一些思想不通。

自从在那次特委会上贺国威传达六中全会精神,他受到批判后,他就努力要纠正自己的右倾观点,因此他在领导学生运动中,放手展开了斗争。虽然学校中的党员因此暴露得太多,不得不撤退一些,但是他认为那是斗争不可避免的事,“打仗哪能不死人呢?”他又重新组织力量,准备反攻,把敌人在学校的那股逆流打退。特别使他高兴的是他又发现了一批新生力量,正在组织团体,出版壁报。最近他在高农专科学校就发现一个“野草社”,很有劲头,他还通过高农校的未暴露的党员黄中经和这些青年见过面,鼓励他们坚持斗争。他特别欣赏“野草社”的那个叫易师白的青年,能说会道,精干有为,不怕天不怕地的。他很高兴他在纠正自己的右倾思想后,工作取得新的进展。他今天本来是想在特委会上汇报他近来在学生工作中取得的进展,让大家可以看到,他以事实纠正了自己的右倾思想。谁知道来会上一听,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中央提出要长期隐蔽了,自己在学生中做的那一套,看来又不对了。他倒忽然想到,过去批判他的右倾是不是正确的?你看中央不是又叫隐蔽吗?现在会上不是在批评老王的想法不对头吗?

但是他现在来不及思考这些问题了,他认为他有必要马上把自己的思想搞通,坚决表示拥护中央的指示,他从各方面考虑都必须这么办,于是他的思想就通了,他没有汇报在学生运动中冲锋陷阵的事,因为他感觉这显然是很不合时宜的。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指示,并且跟着贺国威批评王东明。

他说:“老王同志,你那武装暴动的老一套,完全是儿戏,可以说是盲动主义的残余思想又在作怪了。我坚决拥护中央指示,必须长期隐蔽,再不要搞活动去刺激敌人了……”

“我不同意你这种看法!”柳一清还没有等陈醒民说完,就打断他的话说,“什么武装暴动老一套?什么盲动主义又作怪?中央的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和右倾机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什么刺激不刺激?要革命就难免刺激。***嘛,你刺激他,他要杀你的头,你不刺激他,他还是要杀你的头,除非你不革命。”

“你看你说到哪里去了。”陈醒民受到柳一清的抢白,很不高兴。但是他知道自己是有教养的人,不能和她一样,他按住自己的火气,冷静地说,“我以为讨论问题,不要意气用事。”

任远也觉得陈醒民发言的气味是不对的,但是他同时觉得柳一清说话也未免太冲了,他想约束一下自己的妻子。他说:“老陈的话是有些值得研究的,不够全面,可是小柳,你怎么一说话就是这样刀枪剑戟的?”

“什么?”柳一清不以为然,她把她的锋芒转向任远,“副书记同志,各打五十板,难道这就是你的原则性吗?”

任远没有回话,陈醒民却说了:“难道给人家随便戴上帽子,就是你的原则性吗?”

贺国威不得不说话了,他说:“老陈表示拥护中央长期隐蔽的方针是好的,但是理解得很片面。中央方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不能消极地去理解长期隐蔽,更要注意积蓄力量的一面,不然时机等待到了,我们拿什么去斗争呢?老王主张马上搞武装暴动当然也不行,但是他主张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准备斗争却是必要的,这才是积蓄力量,不能算是盲动主义。”

王东明插话:“这帽儿给我戴过一百次了,我就是不戴!”

贺国威把会议引上正轨,对大家说:“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党的工作的,现在最要紧的是贯彻中央的方针,团结最大多数的人,坚持抗日,反对***投降日本的阴谋。同时我们在组织上必须把力量着重放在城市工人和农村农民的发动上,目前我们一定要把城市的一大批力量逐步转移到农村去,要在农村建立秘密的基地,要抓武装。一旦***投降了,一旦日本帝国主义打到这里来了,我们就要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在这里坚持抗日。但是***是最怕我们发动群众、坚持抗日的,所以他总想发动反共高潮,消灭我们。现在形势一天一天紧张起来了,随时有可能发生突然事变,***是惯于搞这一套的。不能再迁延误事了,我们还是讨论紧急措施吧。”

任远同意贺国威的意见,他说:“我们目前,首先在城市里进行组织疏散,还要在党员中进行一次革命气节道德的教育。同时,现在就检查一次秘密工作,把漏洞堵起来……”

“嘘!——”柳一清听到外面狗叫起来,有人讲话的声音。

她急忙跑到廊檐下的灶边去烧火,看是什么人来了。在屋里,大家就把麻将牌搓得哗哗地响起来。

柳一清看见从篱笆门外进来三个人。开口在问:“主人家在屋里没有?”

“是哪个在问?”伍大嫂从堂屋里走出来,看见三个公务人员模样的人站在阶沿边。

“大嫂子,吃过饭了?我们是来找躲飞机警报的房子的。你这里有空房子没有?”那三个人说着就走上阶沿,向柳一清望了一下,并且往屋里看了一眼。

“我就只剩这两间空房,伍太太住了,再也没有了。”伍大嫂回答。

“哦,没有就算了。这倒是一个躲飞机的好地方。”那三个人说罢,便退了出去。

柳一清机警地到篱笆门边上望一下,看见这三个人往后山坡上去了,一面走一面在指手画脚,又指这所房子。柳一清回到屋里就问:“这几个人来得奇怪,早不来,迟不来。是不是你们哪个带‘尾巴’来了?”

大家都摇头,表示没有。

贺国威问:“往常是不是常有人来问房子?”

柳一清回答:“没有,简直没有。”

任远说:“这就值得注意了。哪个来的时候在一路上发现形迹可疑的人没有?或者在路上碰到过什么人没有?”

大家都说没有。唯独陈醒民说:“形迹可疑的人倒没有,我只是在山垭口碰到我哥哥那个教堂的人。他问我到哪里去。”

贺国威着急地问,“你怎么说?”

“我说有个朋友的小孩满月,我吃满月酒去。”

“他问你在什么地方吗?”任远问。

“问了。我说就在前边不远。”陈醒民说。

“你怎么这样说?”王东明有几分生气。

“他看到我提一块腊肉嘛。”陈醒民解释。

“他看到你往这边来了吗?”贺国威问。

“看到了。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他就是跟我到这里来,我们不是真的在吃满月酒吗?”陈醒民还是那样满不在乎。

贺国威从来是一个最有涵养的人,也几乎不能按住自己的火气,生气地说:“同志呀,这是机关!懂吗?这是特委机关!今天我们是在这里开特委会议,不是在吃满月酒,懂吗?你这才真是儿戏!”

大家都觉得很紧张,又很生气,可是陈醒民还是那样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十分镇定。贺国威皱着眉头想了一下,马上就作出决断:“今天的会就散了,马上做样子吃一点饭,赶快疏散。以后按原定口号分别碰头布置。”

陈醒民还不以为然,冷冷地说:“我真不明白,即使这三个人值得怀疑,为什么和我认识的教堂的熟人联系在一起了,恐怕你们是太神经过敏了吧?”

任远气愤地说:“你认为教堂里你的熟人就是靠得住的吗?我看你是麻痹到家了!”

“大概他以为那是从上帝那里派出来的人,总是可靠的吧。”柳一清补了一句。

陈醒民并不计较柳一清这种不友善的挖苦话,他知道柳一清是一个女人,女人嘛,是难免有些妇人之见的,何况她又是这样一个“泼”的女人呢?他仍然微笑地坐在那里,不说一句话。

7

大家装作猜拳行令很热闹的样子,吃了一下满月酒,马上就要分散了。贺国威向王东明布置任务,要他赶快出发到北路几个县去巡视,传达新的精神,从新布置工作。未出发前,把这个城里已经“红”了的同志都立刻撤退,特别是学生中那些“红”了的要先撤走。王东明告辞走了。

贺国威又对陈醒民说:“你最好不要再教书了,暂时撤退到重庆去,我们把你的关系转到重庆去,派人来找你,看来,你的处境可能不是很好的。”

陈醒民还是不以为然,说:“我还是思想不通,这样惊慌失措,未必是正确的。但是,我服从组织决定,等学校一放寒假,我马上辞职走路。”

贺国威问他:“你不能马上走吗?”

“现在丢了差事就跑,不更是打草惊蛇吗?”

贺国威说:“不,我看还是马上走安全一些,你不要顾你哥哥介绍你的面子了。”贺国威一下就把陈醒民的心事猜着了。

陈醒民迟疑一下,说:“我总觉得……不过,好吧,我回去考虑一下。”

贺国威看得出来,陈醒民的思想并没有弄通,因此决定再和他个别谈一次,让他弄通思想,马上去重庆。因此,贺国威对陈醒民说:“这样吧,我们再谈一次,时间地点我设法通知你。”

陈醒民告辞走了以后,剩下贺国威、任远和柳一清三个人。贺国威说:“看来你们不能住在这里了,应该搬家,而且今天下午就搬走。我想把我住的地方告诉你们,让你们去住。我回去给房东说一下,一定行。你们走以前,要给这个伍大哥、伍大嫂扯一个故,说得‘圆范’一些。无论如何不能叫他们知道你们搬到哪里去了。”

任远说:“好吧,我们马上就搬。只是我们占了你住的地方,你到哪里去安身呢?”

贺国威说:“我现在是单身汉,不要紧,哪儿都可以混一下。”

任远说:“我明天就下乡,到南路几个县去巡视,传达精神,布置工作。还不如你就和小柳扮成假夫妻暂住一时,你就说你的家眷来了,我是送你家眷的朋友,岂不更好说些?我今晚住一夜,明天一早就走了。这样省得你去找新的住处困难。”

柳一清说:“这个主意很好。”

贺国威说:“也好,我们等一会儿一起担起行李走吧。”

任远、柳一清两口子的行李本来不多,不过是一个铺盖卷和一口小书箱,还有一箩筐锅碗瓢盆之类的杂物,一会儿就收拾好了。柳一清特别仔细地从墙上揭下她写的《清江壮歌》。

贺国威说:“算了吧,不要带走,把它烧了。”柳一清看了又看,无可奈何地塞进灶里去了。他们两人去向伍大哥、伍大嫂辞行,说任远在乡下找到一个小学教员的工作,马上要去。伍大哥听了,大吃一惊,说:“你们怎么走得这样忙?怎么没有先给我们打个招呼?”任远解释说:“今天上午朋友来吃满月酒才告诉我的。并且说明天刚好有公共汽车要开,错过机会等汽车不容易,所以今天晚上进城去住,明天天不亮就上汽车走了。”

伍大哥完全相信任远扯的故。他们两夫妻硬是舍不得这个好心的“家门人”,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人家失业这样久,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饭碗,能不让去吗?伍大哥一番好心,坚持要来帮忙挑行李进城。任远当然不能答应,好说歹说才说脱了。任远和贺国威两个人挑起担子,柳一清抱起小孩,向伍大哥和伍大嫂辞行,两夫妻依依不舍地送了好一程,才望着他们走了。

贺国威住在城东郊易家湾的一个老百姓家里,化名文彬,掩护职业名义上是教育厅的录事。贺国威把任远和柳一清带到自己的家,已经是掌灯的时候了。贺国威把编好的一套对房东说了,于是柳一清又变成了“文太太”。

晚上他们研究了一阵工作。谈到了陈醒民,柳一清说:

“我和老陈打的交道不少了,也许是我的胸襟太窄,真的心怀成见吧,我总看他鼻子不像鼻子,眼睛不像眼睛。”

任远说:“老陈是有许多毛病,但是你不应该这样看他,他在上次会上已经作了深刻的检讨了嘛。”

柳一清说:“深刻的检讨,看来也许是那样。但是我总觉得在老陈身上有一种我所感觉得到而不能捉摸的东西,我总闻到一股很不对劲儿的气味。”

贺国威虽然和陈醒民相处不长,却也和柳一清一样感觉到了这股气味,并且已经能够分辨这种气味,不过他还是说:

“像老陈这样一个本来有一切条件变成‘高等华人’的人,居然参加了革命,改造起来本来要比别的同志慢一些。”

柳一清说:“但是我看他总认为自己很聪明,并不诚心去改造自己,不是快一些和慢一些的问题。”

任远说:“越是这样,越要好好帮助他改造才是。”

柳一清说:“帮助他,我根本没有这个信心。”

贺国威说:“帮助是必要的,改造却主要靠自己。不过,现在最要紧的,是赶快把他疏散走,看来他十分麻痹,这里潜伏着一种危险。”

他们继续闲谈了一阵,谈学习,谈思想改造,甚至还谈到文学和音乐。柳一清才发现贺国威是一个十分健谈的人,不仅学识十分渊博,更是一个十分富于感情的人,和她过去的印象简直不一样。过去开起会来,贺国威是不大随便发言的,甚至连笑容都没有一个,只有到了重要关头,他才三言两语地说出很有分量的话来。那些话有严格的逻辑性和高度的原则性,很有说服人的力量,这是那种在严峻的革命斗争中经过长期考验的人惯常使用的一种语言,总是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柳一清过去总是感觉到从这样一位领导同志的身上有吸取不尽的智慧和力量,她不知道这种智慧和力量从哪里来的。她也和任远说过,任远说:“那是从长时期的革命斗争实践里锻炼出来的,是书本上所没有的。”但是,他经历过一些什么样的革命实践呢?过去她曾试探地问过贺国威,贺国威总是不肯说。

今天晚上的机会很好,他们谈到思想改造,谈到世界观的形成等等问题,贺国威谈得很随便,很有风趣。有时也就谈到他过去经历过什么困难,进行过什么斗争,犯过什么错误,取得过什么胜利。柳一清才知道,贺国威看来很温文尔雅,像个学者,写出那样激昂慷慨的《清江壮歌》,又像个诗人,大概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吧。原来却不过读过几年私塾,长时期做过店员工人,在药铺里学徒弟。更不知道他曾经经历过那样艰苦的监狱斗争……

“更艰苦的斗争还在前边,还有更长的路要我们去走。”贺国威最后总结似的说,“但是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党,有了***和他领导的党中央,革命胜利不会是太远了。”

贺国威看了一下自己的表,说:“嗬,快半夜了,今晚上谈得太多,明天一早老任还要出发,该休息了。你们就在里屋歇吧,我在外屋桌子上蜷一下就天亮了。”

“那怎么好呢?”任远和柳一清都不好意思。

“怎么不好?老任今天回来,明天又要走,一整天就是开会搬家,难道不该你两口子叙一叙吗?”贺国威说罢,抱起一个被卷就走出房去,并且把门反扣起来。

任远和柳一清对望一眼,笑了。

他们两个人其实一夜晚都没有睡觉,明天一大早任远要走了。任远今天才回来,他们还来不及叙别,明天却要告别了。

柳一清为任远收拾换洗衣服,忙了好一阵,怕他带多了太累,又怕他带少了着凉,东拣西挑。小包袱收拾好了,又怕草鞋打他的脚,用破布条把草鞋耳子裹了起来,还不忘了要他带着万金油、仁丹之类的时令药品。任远默默地望着自己的妻子为他忙着,他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

柳一清检查了一下,才放心了。她又向任远千叮咛万叮咛:“出门在外,要知道照顾自己,老本钱总要保住才是。工作紧,难免要赶路,但是不要赶得前不挨村,后不靠店,半夜三更还在山里跑。遇着拦路贼,倒不打紧,最多把你的衣服剥掉罢了,要是遇着狼群虎豹,怎么得了呢?你知道有人在担心你吗?你知道她为什么担心你吗?”

任远激动地点一下头,说:“我知道,你不单是为关心自己的亲人,你最担心的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共同的事业。你放心好了。我一定听你的话,正像客店门口纸灯上写的那两句忠言:‘未晚先投店,鸡鸣早看天’,这是几百年来的旅客们总结出来的经验嘛。何况目前的反共政治风暴正紧上来了。”

柳一清说:“正是这样,我最不放心的是时局紧了,你出去在政治风波中奔走,有无数的陷阱埋设在你的周围,只待你偶然不留神,就掉了进去。”

任远说:“其实最值得担心的是你。这个城市是反共政治风暴的漩涡,在这样的环境中,需要我们更坚定,更勇敢,同时还需要更细心,更机智。不用的文件都烧掉,进出门要注意动静。随时要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应付最坏的事情。党要我们学习《革命气节道德的教育提纲》,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是知识分子出身,正在改造之中。”

柳一清没有想到任远想的竟是和自己想的一样。她说:

“是的,近来我也想得很多,什么可能出现的事我都想到了。现在环境很困难了。我想,在顺利的环境中要做一个英雄并不困难,在严重困难的斗争环境中要做一个坚定的普通一兵,却不是容易的。我是准备接受任何考验的。”

任远说:“是呀,有两句诗说:‘岁寒知后凋,时穷节乃见’。就是这个意思。但愿我们永远做一个坚定的普通革命战士,谁也不掉队,不做逃兵,不当俘虏。”

东西已经收拾停当,两人紧挨着坐在床上,在桐油灯下沉默地对看着,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任远终于打破了沉默,说:

“你刚满月,要注意身体。老童不是说医院约好了,满月后要去作一次检查吗?我看还是去检查一下吧。”

柳一清说:“我在月中身体很好,不到二十天就起来到处走动了,我看不一定要去检查。”

“我看还是去的好。”任远这样说了几句,似乎又没有什么可说了。他们又沉默地对看着,不说话,也不想睡。

忽然听到小家伙在脚边翻身,柳一清起来给换了尿片,她又睡熟了。任远望着小女儿那稚气的小圆脸,听她那平静而均匀的呼吸,有说不出的高兴。他说:“我们这一代今天的艰苦奋斗,就是为了换得他们这后一代将来的幸福。”

柳一清笑着说:“你不要说得那样遥远。我想是:我们今天的艰苦奋斗,就能够换得我们明天的幸福。是我们这一代,不要等到下一代。”

任远说:“那样当然更好。”

他们俩又闲谈一阵,实在太困了,才吹熄了灯,打起盹儿来,这时窗外的月亮落进屋后的竹林里去了,天忽然变得十分黑暗,寒风飒飒,远村近村,鸡鸣不已。

任远从窗口望了一下,说:“外面好黑呀。”

柳一清也望了一下,却说:

“但是你看,天快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