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

《马识途文集》终于出版了。我年逾九十，有如风前之烛，瓦上之霜，是随时准备听候召唤而去的人，这时，作为一个作家，我能看到自己一生心血所凝结的文集面世，自然是很高兴的。

其实，我本来不是一个作家，最多也只能算一个半路出家的作家。虽然我在1935年就发表过作品，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曾经接受过一些文学大师们的科班训练，当时还创作过长短篇小说、杂文、诗歌等作品，但是我当时正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我的职业不容许我当一个作家，我也无意于当一个职业作家。解放以后从政，十分忙碌，与文学绝缘，同时看到文坛上雷鸣电闪，雨横风狂，更不敢想去当作家了。

这完全是一次偶然的事，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建国十周年之际，我应老作家沙汀之约，为《四川文学》写了一篇回忆录《老三姐》，在《人民文学》上转载后，便为文坛前辈发现，生生地把我拉进文坛，成为长胡子的文学新兵。他们对我鼓吹说，我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又在政坛上长久沉浮，这就是“生活”。有了生活，又有写作基本功，便能写出作品，甚至写出好作品。并声称，我的脑子里有一个文学创作富矿，是不能拒绝他们来开发的。特别吸引我的是，他们说，这样歌颂革命斗争的作品，对于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大有好处。我想，我从政之余，又挤出时间写作品，一个人干两份差事，岂不是把我的生命延长一倍，多为人民服务吗？好事。便接受他们为我戴上一顶令人羡慕的作家桂冠，走上了一条当作家的不归路。我先是被动应付，写了《找红军》《接关系》等短篇，后来就主动地写了长篇《清江壮歌》和一批中短篇小说。还冒失地开始写大家不敢涉足的讽刺小说《最有办法的人》《挑女婿》等，一时颇受关注。

有时飘飘欲仙，有时如履薄冰，载沉载浮，一日晴，二日阴，三日风和雨，在坎坷泥泞的路上颠踬前行，才知道这文学创作道路，并不是一条日暖风和的康庄大道。

六十年代中，我忽然发现，我和文学前辈们一起被说成是“跌进了修正主义的边沿”的人，才知道那顶桂冠实在是一顶扎头的荆冠。我想猛醒回头，揭下帽子，金盆洗手，却已迟了。“文化大革命”来了，我在四川被第一个抛出来为“文革”祭旗，成了“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从此文斗武斗，拉来扯去，讨伐批判，结果被判定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受够践踏。我想这是咎由自取，还能怪谁？此生休矣！

这时幸得新生的红色政权“省革委会”看上了我，把我从逃遁中追捕回来，送进文明监狱，名之曰“监护”。我没有想到，那三尺牢笼，虽然度日如年，和在外面比较起来，反倒成了洞天福地。

除开早请示晚汇报，偶尔拉出去为大人物陪斗之外，再不受造反派凌辱虐待之苦，终于在监狱里度过了六年，才重见天日。

奇怪的是，这座文明监狱设置在一个近郊古庙之中，丛林翠竹，佛塔森然，十分幽静，真如我写诗说的“高树朝朝歌好鸟，野塘夜夜鼓群蛙”。我和老作家沙汀、艾芜关在一起，放风时以目相询，倒也安然。因为我曾任过建设厅厅长，特任我担任工程劳动的领班，领导一个可以建立一个省委班子的劳动大军，披荆斩棘，修路筑台，后来又获准担水种菜，倒是别有滋味。

这时不知怎的，我忽然文思潮涌，手又发痒，想利用写“认罪书”之余的充足的纸笔，重操旧业。

一个作家走上了创作不归路后，似乎特别健忘，好了伤疤忘了痛，什么劫难也不能阻止他拿起笔杆来。相反的，还似乎真像司马迁说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离骚》”那样，文章“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我越是处于被囚被诬之境，越想“述往事，思来者”，把自己一生所见所闻和所思写出来，即便不能以飨读者，也可以打发多余的时光。何况我在狱中时，过去那些牺牲的战友，往往在梦中来找我述说往事，呼吁他们继续现身文学作品的权利。于是我在六年的狱中生活中，偷偷写了五十多万字的提纲和作品。这便是我出狱后的二十年中陆续写出，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出版的《夜谭十记》《雷神传奇》等长篇在内的十几本书的基础，其中出版的作品的大部分已编入这部文集中。

编入这部文集的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我编辑出版的《讽刺小说集》，还有一百来篇杂文集成的《盛世危言》，那都是我对于现实生活有所感悟而“舒愤懑”的作品。有些人读了也许不愉快，然而这正是我希望的。即使因而得罪，我也不会后悔。如果还能执笔，我仍将写下去。一个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我是半路出家的作家，不能算是一个出色的作家，虽然写了一大堆作品，却都是利用公余之暇或开夜车写的，比较粗疏，无足称述。但是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曾经参加过中国革命，也许算是一个革命家，那时候叫做“职业革命家”，因此我写的作品，如果可以叫做文学作品的话，那算是革命文学作品吧。我是想用我的一支拙笔，从一个侧面来反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生活，表现他们在外受列强侵略，内遭专制压迫的极其困难恶劣的环境中，仍能保持中华民族精神，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革命事迹。让某些号称要“淡化革命，颠覆英雄，否定崇高”的作家知道，中国的确经历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的确出现过许多民族英雄，世界上的确有崇高的事业。这样的民族精神，这样的崇高英雄和他们所从事的神圣事业，是中国人民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我的作品，坚持我所追求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是很不时兴的大众文学。我就是要追求民族的形式、生动的形象、跌宕的情节、通俗的语言，以便凡夫俗子、引车卖浆者流也可以从中得到一点艺术享受，受到一点启发。就是读了便扔掉也罢。我的作品大概难以进入不朽的缪斯殿堂，去博得高雅的欣赏。我绝不为此而感到羞愧。我从来不想追求不朽，也不相信世上有永远不朽的东西。我乐意于让其速朽。让更新更好的作品来代替，发挥更好的作用。现在文集已经编定，在编委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即将出版。这些作品，过去曾经在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中起过一点作用，如果现在对于青少年教育能继续起一点作用，我将引为极大的安慰。如若不能，那就让它到造纸厂去实现其最后的价值吧。

最后，我知道出版文集不是容易的事，我衷心地感谢支持出版这部文集的同志和朋友们，衷心感谢为我的文集作序的王火同志，衷心感谢编委会和负责具体出版工作的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4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