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任远到南路几个县去传达特委的决定，跑了一个多月，和贺国威约好的见面时间已经快到了，他赶着回去。他在日晒雨淋中跑了几天，终于回来了。他本来可以头一天晚上赶到城里的，但是因为城里晚上检查很严，他就在离城三十多里的一个镇上住下了。第二天一早他吃罢早饭，从容地走进城去。当他走过一家理发店时，偶然从镜子里看到自己须发蓬乱的样子。这种不修边幅的样子，不特容易引起在街上游荡的特务们的注意，而且也是很不受小柳欢迎的。于是他走进去理了一下头发，原来那样苍老而疲乏的样子一下就变了，显得神采奕奕。
他快出城的时候，看到路边有卖橘子的地摊，他才猛然想起来，应该给小柳和小女儿带一点礼物回去，橘子是大人、小孩都喜欢吃的东西，于是他买了一小筐橘子提在手里，出城走向渡口去。
许多人站在渡口，等待检查站的盘查。任远心情平静，毫无畏惧地走到特务的面前。特务向他打量一下，是个小学教员模样的人，老老实实的样子，连问也不问，向他挥一下手，就叫他上渡船去了。
任远过了渡，顺着一条石板大路上山。翻过垭口，就望得见易家湾了。任远越是走近自己的“家”，越是感觉紧张，不是因为恐惧，而是为一种喜悦所淹没了。小柳在干什么呢？现在已近中午，她大概在动手做午饭了。也许已经吃过午饭，她又开始正规的阅读了。小柳是十分用功的，她不放弃她产后休息的时间，已经读了好几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了。小女儿现在又怎样了？也许正在床上熟睡，或者对于自己吃的午饭和妈妈有不同的看法，正在床上哇哇地用哭声来和妈妈争论呢。
任远想到这里，不禁笑了起来。他很快向易家湾走去。
他走近那棵大树，要从这里岔到小路上去了。他忽然想起他出差的那天早上，小柳送他到这棵大树边的时候，和他约过的安全信号。任远装作走乏了，在大树根上坐下来歇气，又装作无意地伸手到树根下摸了一下——不好，那一颗圆圆的白石子不见了。
任远马上警惕起来，再伸手进去摸，还是没有。眼睛一溜，在树根边的小沟里发现了那一颗白石子。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真的出了事吗？他不大肯信。他想，这也许是哪一个放牛割草的娃儿无意中从树根下取出来，扔在沟里的吧？
但是不管怎样，他必须警惕，这已经成了他的一种职业习惯了。
他决定兜圈子慢慢接近贺国威和柳一清住屋的附近去亲自观察一下。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随随便便地从小路走了上去，从隔柳一清住屋不远的一条田埂走过去。屋子周围清清静静的没有一个人影。但是当他抬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小窗上的绿绸窗帘不见了，柳一清绝不会随便扯下安全信号的，一定是出了事了。
任远的头脑突然感觉沉重和昏眩起来，就像把烧熔的铅灌进他的头里去一样。他万没有想到兴冲冲跑回来，碰到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他简直难以置信，他很想走到屋子前面去看一个究竟，他很盼望这不过是出于小柳的一时疏忽，引来一场虚惊罢了。但是他的政治责任感和组织纪律性不允许他这样任性。假如贺国威和小柳真的出了问题，这屋子就成为敌人设下的陷阱，只要他再走近前去几步，就会落入陷阱。
他再向那没有绿色绸窗帘的小窗望了一眼，他看到窗前的一株腊梅花树还是那样有生气地开着透明的黄花，在寒冷的北风中摇动。他忍住难堪的痛苦，决然离开了。
任远无目的地走上大路，走向垭口。他的脑子像煮开了的一锅水，翻滚不停。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贺国威和柳一清已经出了事了，他不相信贺国威这样一位精明强悍的人，轻易地落入敌人的手中了。假如真是如此，该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呀！任远想：还假如假如干什么？那残酷的事实——拉掉了的绿绸窗帘——不是明明摆在自己眼前吗？他又想到，难道小柳和他的女儿就这样好端端地给敌人抓走了吗？从此就再也没有希望见到她们了吗？她们现在在哪里？也许在受苦刑，也许根本不在人世了。无辜的小生命到世界上来还不过两个月，可是，也许被斩草除根地杀掉了。
仇恨像野火一般在任远的心头燃烧起来，越烧越旺，把他的悲伤的眼泪蒸发起来，简直要充塞天地了。任远感觉到，他现在没有权利去想别的任何事情，有许多紧急事情要他马上冷静地去处理。
任远走上垭口，站在垭口向前看去。只见五峰山顶，依旧浮云霭霭，清江曲处，白浪滔滔。他决定从石板路走下山去，试着到清江农场里的交通站去看看，那里是第一个需要堵塞的漏洞。
他走到农场门口了。他有一点迟疑，特委机关既然出了事，交通站会是安全的吗？但是他没有别的选择，这是他能最迅速地了解和判断情况的地方。他要设法混进去看一看。好在农场正在卖橘子，很多人进进出出，只要留心点就是了。任远走进农场，先经过卖橘子的地方。他手里正提着一小篓橘子，像才买过橘子的人。他站在那里留心观看童云住的房子的周围。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冷清清的。不多一会儿，童云的妻子章霞出来了，在门口竹竿上晾衣服。他看到晾的衣服中有一件蓝布长袍，这是童云穿过的，看来这儿没有出什么事。任远觉得有些放心，他留着神，慢慢地走向童云的房子。
他正要开口叫“嫂子”的时候，章霞发现任远了，猛然一惊，迅速向四下一看，喊了起来：
“喂，喂，你是买橘子的吧？大门在那边，你走错路了！”说罢，眨一下眼睛，走进屋里去了。马上有一个不认识的男子从屋里走出来，很注意地望着任远。
任远明白，他已经走到陷阱的边缘了，他很平静和机智地把那一小篓橘子提得高一点，表示果然是来买橘子的，抱歉地说：“这农场大得很，把人走得晕头转向的了。”说罢，很自然地走回买橘子的地方，再从那里走出农场。一出农场，立刻用小跑的步子很快走到清江渡口，顺利地跳上正要开渡的渡船。
他知道那个守陷阱的特务等一会儿清醒过来，一定会来追赶他，那就麻烦了。
果然，当渡船在对岸刚靠岸，任远夹在人群中，并没有引起检查站的注意和留难，让他走过去了，他快进城时，回头看看，正看见两个特务匆匆地从农场跑到渡口。一边跑，一边喊：
“把他抓住！把那个提橘子的抓住！”
任远并不慌乱，还是很沉着地夹在人群中走。他知道隔了一个清江渡，特务是追不上他的了。至于清江这一边检查站的人听到了对岸的叫喊，也很难“把他抓住”，因为，提橘子的人实在太多了，谁知道这个“他”是谁呢？
任远迅速从小巷穿过城，走出南门，一直沿公路走去。走了二十几里路，天慢慢黑下来了，他歇在一个不知道名字的小镇上。
2
这一晚，任远完全没有睡着，无数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但是有一点他看得很清楚，敌人已经开始了新的进攻，而且突破了我们的防线。他只是不能明白，为什么敌人一下就攻入了我们的心脏。特委机关遭到破坏了，贺国威和小柳被捕了，交通站看来也出了事了。这的确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另外还有什么人被捕了呢？老王和他一样，到外县去巡视和布置工作去了，而且他并不知道贺国威和小柳住的地方，回来以后不可能陷进那个预设的陷阱里去。但是他是不是知道特委机关已经出了事情呢？老王为人虽然比较粗，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性从来是很高的。
任远想了很久，想不出特委机关出事故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他们在原来住的地方开特委会的时候，忽然出现两个可疑人物来看房子，这当然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可能陈醒民已经被敌人盯住了。但是当天下午他们就搬了家，陈醒民根本不知道易家湾贺国威的住地，为什么事故出在易家湾呢？但是不管怎样，陈醒民总是一条可以怀疑的线索，因为陈醒民长期以来都被贺国威和特委其他同志认为是一个大弱点。因此任远确定，在未弄清楚他的情况前，绝对不可贸然到陈醒民的清江中学里去找他。
这一整晚上，柳一清和小女儿的影子总是不断闯到任远的脑子里来，他努力不去想念她们。现在正是严重关头，有更多更重大的事情需要他去考虑，一定要临危不乱，很沉着地作善后措施，把已经被敌人打开了的缺口堵好。
摆在他的面前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应该疏散的同志坚决疏散出去。虽然他完全相信贺国威和小柳同志对党的忠诚，他们绝不会动摇变节，但是他必须严格地遵照党所规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办事，不能把工作决定寄托在个人的主观分析和善良的愿望上。因此他决定把贺国威和柳一清所知道的党的关系都加以切断。各县县委的同志首先要作调整，转移阵地。这真是一件极其繁杂和艰巨的组织工作，既要当机立断，又要有条不紊。
要完成这样的疏散任务，任远虽然明知自己有危险，但是他必须继续留在这个城市里或城市附近，以便指挥。好在他的姓名已经改过，他也严格依照秘密工作原则，没有在哪儿留下任何一张照片或笔迹，要没有叛徒公开指证，敌人是找不到他的。今天在交通站和一个特务打过一个照面，但是特务并没有看清楚他。任远觉得他还是可以坚持下来。即使有危险，即使要牺牲，自己也要留下。
任远想到要完成这样多的任务，首先要和组织部长王东明接上关系。原来和他约的交通站不能用了，他只好使用原先和他约好的第二套接头办法。他决定明天一早回到城里去。
说是明天，实际上已经是今天了，任远从小栈房的破烂墙壁望出去，已经天色微明。在这个小栈房里寄住的小商贩和以背脚为生的苦力，已经起身收拾东西，准备又背上他们的生活重担，披星戴月，踏着严霜，迎着刺骨的寒风，迈上漫长的旅途了。任远再也不能合眼，他翻身起来，从包袱里取出一件蓝布旧长衫，把昨天穿过的灰布长衫换了，把昨天戴过的黑毡帽翻过来，变成一顶灰毡帽。这样，就完全改变了装束了。
任远等到天光大亮，马上出发到城里去。虽然城门口似乎加了岗，但是任远毫不迟疑地走进去，并且大模大样在大街上穿过去。他知道这样早的时候，那些特务正在床上做他们的荒唐梦哩。这些习惯于在黑暗里活动的人，夜晚对于他们是非常富于诱惑力的，各种各样荒淫无耻的夜生活往往成为他们生活下去和干坏事情的动力之源。他们哪里会一大清早就到街上来执行看家狗的任务呢？
任远一直从大街走去，走进清江日报馆的广告科去，在柜台上他付了钱，写了一个广告交《清江日报》刊登。广告登在“寻人栏”里，内容是：
王西光夫：自你从军后，家遭变故，父母双亡，弱妻幼儿，家计实难维持，特登报寻你。如登报半年仍不来信，妻将自谋生理。王任氏。
任远登了广告，径直走出北门去。过北大街的时候，他简直想拐进水巷子去找县委老张同志，这样就容易弄清情况了。
但是他不能这样做，因为这个县委最近特委分工交给王东明去领导，他不能违反规定，随便去打通横的关系。而且，谁知道老张的情况又怎样呢？他决定走出北门，暂时在附近的乡场上兜几个圈子，等待王东明的回音。
果然，在任远登过寻人启事的第三天，《清江日报》上又登出一则小小的寻人启事：
在十里铺茶铺走失五岁小孩一名，穿粗蓝布棉袄，灰布罩衫，着蓝边黑布旧鞋，灰毡帽，左耳前有黑痣一颗，小名任小驹，如有寻获者送至十里铺正街任宅，备有厚酬。
任远看到这条广告，知道王东明平安无事，并且约他在五天内到十里铺正街茶铺去会一个人，这个人的特征和启事登的一样。来人口号是“任小驹”。
第二天，任远就到十里铺去了。他在正街上转了一圈，果然发现有一个半大不小的茶铺。他走进去，选一个既不当道也不太偏的茶座坐下。刚好今天逢场，一会儿街上就热闹起来了，到茶铺来喝茶的人着实不少。他一面听五颜六色的人摆各种各样的奇闻趣事，一面暗地留心进来喝茶的人。
过不多久，进来一个小贩模样的十几岁的农民青年，耳朵前面有一颗黑痣，穿一身粗蓝布短棉袄，外套灰布长衫，戴一顶半新不旧的灰毡帽，脚上穿一双蓝边黑布旧鞋。毫无疑问这就是王东明派来接头的人了。
任远等那个青年找好座位坐下后，走过去，和他亲热地打招呼：“任小驹，今天赶场来了？”那个青年也装作很熟的样子让座，说：“王任氏老师，你也来赶场呀。”
口号对合了，他们坐下喝茶。任远问他：“你王叔叔为什么没有来赶场？”那青年乖巧得很，回答说：“这里有人办丧事，要请他去点主，不能来。”哦，从这种隐语中任远马上懂得，在这一带敌人正在注意王东明，想要抓他，他不能到热闹的场合来。他们又喝了一会儿茶，一起站起来走出茶馆，由这个青年带任远到乡下去。
3
任远在一个农家里会到了王东明。王东明把他了解到的情况向任远说了。他说他去北路传达回来，贺国威和柳一清还没有出事情，他们还见过面的，但是听柳一清说，童云和陈醒民却已经出了事了。
哦，是了，任远想，一定是陈醒民坏了，牵连到贺国威和柳一清了，只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然，敌人不可能一下就突击到我们司令部里来。他问：
“是陈醒民叛变了吧？”
王东明说：“不，是童云叛变了。”
“那是怎么一回事？”
“童云本来是疏散出去了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又跑回来了。他回来以后不几天，就遭特务突击逮住了。后来，他带着几个特务去清江中学把陈醒民逮走了。”
任远问：“怎么知道是童云带着特务去抓走了陈醒民呢？”
王东明说：“小柳告诉我，清江中学的两个学生党员亲眼得见的，去抓陈醒民的时候，是早晨吃过早饭后，陈醒民正趁休息的这个时候，和他们谈话，陈醒民被抓走的时候，还为他们打了掩护。”
“哦，原来是这样。”任远不能不相信了。他又问：“老贺和小柳出事，又是因为什么？”
王东明说：“听说是老贺在医院被跟住了的。”
任远说：“哦，这也说明是童云叛变了，因为只有他才知道小柳要到医院去做产后身体检查。”
王东明还补充说：“小柳说，她后来见到章霞，章霞也说特务逮童云的时候，还问陈醒民住在哪里。这更证明是童云叛变了。小柳还说，童云叛变的通知已经发了，她担心你在旅途中不能收到，该不会冒失地闯到童云家里去吧。”
任远听到这几句话，他沉默了，他望着窗外，望着那沉默的冬天的山林，望着那冻僵了的不知道通到哪里去的山路，寒冷的风无情地飞卷着满路的残枝败叶。他忽然希望这风拼命地刮起来，吹折树木，吹倒房屋，让冰雪把山盖起来，让暴风雪毁掉这一切吧。他忽然站了起来，用拳头在桌上狠狠擂了一下，从牙齿缝里爆发出话来：
“什么抗日？什么合作？他们叫的全是鬼话！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总是免不了的，他们已经开刀了，倒不如拉开来和他们痛痛快快地干一场！”
“我老早就主张这样，”王东明马上接过话去说，“什么统一战线？拉开来干一场，搞他一个暴动！他们能杀我们的人，莫非我们的枪就是吃素的？”任远心血来潮，简直像一个点着了引线的炸弹，就要爆炸了。但是当他听到王东明说的这一番话，他马上清醒起来。贺国威被捕了，这整个地区地下党的领导责任都落到他的头上来了，他必须对党负责，必须严肃冷静地思考和对待一切问题，必须坚决照上级的指示办事。绝不可以个人感情用事。于是他用手拍拍自己的前额，努力使自己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他说：
“不，不，不能这样说。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我们还要坚持。现在我们还是来研究一下工作吧。”
王东明点一下头，谈起北路的情况来。他说，他已经把城里和学校里应该疏散的党员和进步群众都送到农村去了，他们原来在城市里简直没有办法活动，一到山沟里和农民结合起来，如鱼得水，要做的事情很多。那里地主恶霸和保甲长的统治虽然极其野蛮，国民党的特务却不敢到那些地方活动。我们的同志下去以后，有的当乡村小学的教员，有的变成游乡货郎，有的索性改扮成农民，就住在农民同志家里，一块儿劳动。他们正在发动农民和组织农民，建立新的支部。反对乱拉壮丁，乱派粮款。利用国民党有钱出钱的口号，搞合理负担。农民很高兴，他们说到底找到带路的人了。
“但是，”王东明强调说，“青年农民，特别是那些秘密地抓到了枪杆子的农民，并不满意这种斗争，他们说搞得不痛不痒的。他们主张上山去干，打不打旗号都不要紧。他们说：‘拉壮丁整得鸡飞狗跳，别人在拿刀杀我们，你们却叫我们拿根打狗棍去抵挡，有什么用。我们也要拿刀干！’你听，他们要拿刀了。听说有些青年逼得没法，成群跑进深山老林去开荒过日子，保甲长去惹他们，他们就跟保甲长干起来了，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办？”
任远听得入了神，他在南路去巡视工作，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国民党统治的农村，实际上像一堆干柴，只要有一粒火星飞上去，就会着了。这是好事，但是现在上级并没有要他们发动武装暴动，现在只能进行一些秘密的组织活动，暗地抓枪杆子，努力搞两面政权，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所谓时机，便是等日本鬼子打过来，国民党跑掉了，在这里放手开展游击战争。任远正在思考，王东明却提出他的主张来了。他说：
“现在老贺、小柳无故被捕，他们动起手来了，我们为什么要客气？你给我一刀，我不能还你一枪吗？不如索性把我们的枪杆子提出来，给他一个突然袭击，打破监狱，杀死特务，把人救出来，上山插起红旗干起来。”
劫狱？这个主意像一颗火星在任远的头脑里亮了一下，这太令人鼓舞了，这恐怕是老贺、小柳和别的同志能够出来的唯一办法了。他真想亲自带着武装，冲进沙田坝监狱里去，把监狱打得稀巴烂，把老贺和小柳救出来，哪怕要他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行。
但是劫狱的主意行不行呢？任远用询问的眼光望着王东明。
王东明积极地说服任远：“国民党反动派不想抗战，掀起了反共高潮，在华北和我们闹摩擦，和日本鬼子里勾外连，想吃掉我们，在皖南搞突然袭击，杀了我们那么多人。在这里又搞到我们的头上来了。他们早就是汉奸、反革命。为什么你整得我，我就整不得你？前年在鄂南，国民党勾结地方恶霸，活埋了我们十几个同志，我们后来还不是冲进恶霸家里去杀了那个恶霸，为民除了害吗？你来文的，我陪你来文的；你来武的，我陪你来武的，不斗争，哪有什么团结？”
从道理上说来，任远是完全同意王东明的这番话的。老贺传达***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说得明明白白，对国民党里的反共投降派，必须坚决斗争。特务拿我们开刀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以血还血呢？农民同志说得多好，人家拿刀杀我们，我们能够只拿打狗棍去还手吗？对，对，敌人拿刀了，我们也该拿刀。但是任远想，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力量。他对王东明说：
“是要斗争，但是我们有这样一支武装力量吗？”
“大有希望。”王东明十分高兴，任远和他的观点一致。他马上解释说：“我们现在可以集合起来行动的大概有一百多人。劫狱我想不用这么多人，因为人多了容易暴露。精精干干的三五十个人，分成三五人或七八人一组的武工队，可以活动到沙田坝。”
任远摇头说：“沙田坝新近调来了保安团，监狱里武装特务怕也不止三五十个呢。”“这没有什么了不得。”王东明轻蔑地一笑，说，“对保安团可以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只要我们弄二三十个人装成‘土匪’，在附近山里找地主老财的麻烦，保安团调去‘剿匪’，把他们带到远山里去转，我们就可以乘虚而入了。”
任远完全相信王东明的话，他知道王东明在苏维埃时代搞武装斗争就很有经验。但是还有一大堆问题没有解决，比如里应外合的问题，比如要向老贺和上级请示的问题……
“感情！”任远忽然想起贺国威告诫过他的话，“感情有时候像一匹劣性的马，只要你稍为放纵一下，它就会脱缰而去，把你的脑子当作跑马场，狂奔怒驰，一发而不可收拾。要经常拉紧缰绳，这缰绳就是理智，就是党的最高利益。”
任远想，他今天是不是因为自己最亲密的战友老贺和自己最亲的亲人被捕了，就叫自己的脑子变成感情的劣马奔驰的跑马场了呢？他的心里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他现在像站在一条船上，船上的主要舵手贺国威不在了，他必须把掌舵的责任担当起来。这正是河上波涛汹涌，暗礁时隐时现的关头，他不能不慎重。
任远终于说：“劫狱的事，现在不作决定。这样重大的行动，不请示贺国威不行，没有里应外合也不保险。”
“这倒是，里应外合很要紧。要设法和老贺挂上钩才好。”王东明也同意。
他们又讨论了一些如何紧急疏散的问题。末了，王东明起身要走了，忽然想起来，他还有一件重大的事要告诉任远。他对任远说：
“前几天这里县委老张同志告诉我，说有一个姓伍的农民，拐了几道弯，传话到县委，要找原来在他那里住过的伍先生和伍太太。问他什么事，他说：‘有一个瘦瘦长长的白面书生，是伍先生和伍太太的朋友，常常来的，忽然带了两个歪人，来找伍先生、伍太太，看样子是来抓人的。叫伍先生、伍太太留神点。’县委根本不知道伍先生、伍太太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传的话是什么意思。那天我偶然听到，一猜就知道是你和小柳的房东伍大哥传的话。不知道他传话的意思是什么，这白面书生又是哪一个，大概是童云带人去你们住的老地方抓你们去了吧。”
“白面书生？”任远十分奇怪了。他想童云虽说也是一个瘦瘦长长的人，也是一个书生模样，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住的地方，伍大哥并没见过呀。常常来的朋友，倒好像是指的陈醒民了。任远说：“这白面书生恐怕不是童云，十有九成却是陈醒民。”
“为什么？”
“童云不知道我们住的地方，只有陈醒民才常去，他倒是一个白面书生。”
王东明奇怪地问：“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谁知道呢？”任远一时也想不清楚。
王东明问：“是不是小柳已经把你们住的地方告诉童云了？”
任远马上否认：“不，我不这样想，我十分相信小柳，她从来是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纪律，不差分毫的。她绝不会把特委机关住地告诉交通站的。况且伍大哥明明说那是常常来的人，这绝不会是童云。”
“那么难道说，陈醒民已经叛变了不成？”王东明在猜测。
陈醒民叛变？这像一颗火星落到任远的心上，一下把他的心点亮了。到底是谁叛变了？要照童云和陈醒民这两个人来比较，任远从来和柳一清的看法一样，说童云叛变，还不如说陈醒民叛变更容易叫他们相信一些。但是事实却是相反的，童云是千真万确地叛变了，小柳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过王东明了。至于陈醒民，不过就是才听说的这样一个不可靠的传话。这个传话是不是中途转了几道，走了样呢？也许不过是陈醒民被捕前有紧急事要找自己，因此到老地方去找了一下。什么歪人，什么要抓人，不过都是伍大哥猜想的吧。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真是把人弄得糊涂了。任远说：“到底是谁叛变了，我实在想不透。”
王东明说：“不管怎样，无风不起浪，这件事总是值得我们留心。”
任远点头说：“是的，这件怪事总要把它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才好。我想亲自到伍大哥那里去一下，把问题搞清楚。”他停一下，问王东明：“陈醒民是哪一天被捕的，童云又是哪天被捕的？伍大哥说这个白面书生又是什么时候到伍大哥家去的？”
这却把王东明问住了。他说：“童云是什么时候被捕的，什么时候到伍大哥家去的，我不知道，陈醒民是这月十七号早晨被捕的。童云被捕的时间要问章霞才知道，想必总在陈醒民被捕前几天吧。你到伍大哥那里去，要十分留神才好。”
任远点一点头，说：“不要紧，我总有办法找到伍大哥的。我还要设法找到章霞问一下童云被捕的情况。”
王东明说：“上次你差一点落进陷阱里去了，不能再去了吧。”
任远说：“上次冒冒失失闯进去，不是章霞机灵，我就遭了。这一回我就学乖了，我找我们埋在农场工人里的同志去通知章霞出来相会。”
王东明说：“那样不是又要在章霞面前暴露一个同志吗？”
任远说：“不会，我有办法。”
4
任远在五峰山后的半山横路上走着，这是他过去常常走的一条路，每一条岔道，每一个崖坎，每一块石头，路旁的竹篱茅舍，以及远山近树，都十分熟悉。只是景色已经大不如前了，现在已是深冬，路旁草叶枯黄，山林树木凋零。任远在这堆满枯草败叶的小路上走着，在北风呼啸声中走着，望着那清江边一座隐在竹林深处的农家院子，真有说不出的滋味。
那农家院子是他和柳一清曾经同住过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曾经在如豆的青灯下，读着闪射着真理光辉的典籍和文件，翻译那些比天书还难读的各地寄来的秘写报告，为一点一滴的胜利高兴，为一人一事的失败惋惜。他们也曾为人生的理想争论得面红耳赤，也曾为女儿的平安降生而祝福，也曾在那些风雨的夜晚，用盆子罐子接着满屋的漏雨，好不容易找寻一块比较干的地方，相依相偎在一把伞下，听那丁丁冬冬的音乐，盼望着第二天晴朗的黎明。这条小路更不消说，是柳一清每天走过的地方，他和柳一清两个一块儿也走过不止十次二十次。在春天的早晨走过，在秋天的月夜走过，在这条路上他们曾经为初升的太阳惊叹，也曾经趁无人时，放开歌喉唱过革命歌曲……这一切都好像不过是昨天的事，然而……任远想到这里，他的心思如潮，他只是紧紧地握住拳头，咬着牙齿。
他已经走近那座熟悉的竹林了。他的理智告诫他不能贸然走近去，他停住脚步了。他在那里仔细地观察，又像一个过路人一样，从竹篱外小路走过，小院里一点声息都听不到。他忽然看到了，伍大哥正在下面一块菜地里拔菜。四周围能看到的地方没有一个人，他走到地边，像一个普通人一样问：
“老乡，你这菜卖不卖？”
伍大哥抬起头来了，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眨了几下又看，不错，他惊叫道：“伍先生……”
任远用眼睛回头看一看那座小院子，若无其事地问：“你家里没有客人？”
伍大哥说：“我屋里啥人都没有。”他走过来亲热地拉着任远，说：“走，走，回屋里说去。”
任远说：“不，你拔你的菜吧，我也来帮你拔，好说话。”任远蹲下就动起手来。伍大哥说：“你们搬到哪里去了？我带的口信收到没有？”
任远说：“收到了，所以才来看你。”
伍大哥完全没有必要地低声说：“哎呀，有人在找你呀。就是那个，那个白白净净的、穿得体体面面的人，你们那个常来的朋友，你们吃满月酒的时候他也来过。还提来一块腊肉。”
任远完全可以判断是陈醒民了。他还是不当一回事地问：“他找我干什么？”
伍大哥说：“哎呀，你还不知道呀？哪里是找你，我看是来捉你的。他身边还带来两个凶神恶煞的带枪的人。”
任远装成略微有些吃惊的样子说：“哟，他这样不够朋友，不会吧？”
伍大哥反倒为任远的不相信着急起来，说：“咋个不会？他吓唬我，定要我说出你们搬到哪里去了。”
“你怎么回答？”
“我说不晓得，本来是不晓得嘛。只晓得你们进城坐汽车走了。他就说我胡说，一口咬定我晓得，并且说你们是……”伍大哥向四面看一下，悄悄地说：“说你们是共产党，大共产党。”
任远还是不在乎地说：“嗬，好大的罪名。你看呢？”
伍大哥不说话，眨了几下眼睛，望着任远，然后略微显出有几分狡猾地笑了一下，说：“我看，就是的。只有共产党才像你们这样子。”
任远笑着说：“哟，共产党还专门有个什么样子吗？”
伍大哥说：“不是样子，是人好，心好。”
任远说：“那么你怎么对他们说呢？”
伍大哥说：“我只说，不要说不晓得，就是晓得了也不告诉你这位‘朋友’。他想打我，我送上去，他倒不敢打了，夹起尾巴就跑了。”说罢，笑了起来。
从伍大哥说的情况，任远完全可以判断陈醒民叛变了，并且带特务到这里来抓过任远。但是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童云被捕叛变，捉了陈醒民，陈醒民又叛变了，才来捉自己和小柳的吧。他问伍大哥：“他们是什么时候来找我的？”
伍大哥说：“让我想想，”他默算了一下，说，“算来怕有半月多，二十来往天了。”
噫，任远想，童云在这月的十七号才被捕的，陈醒民为什么在童云被捕以前半月的样子，就到这里来捉他和小柳呢？
这就怪了，莫非是伍大哥算错了，他问：“你没有算错吗？”
伍大哥又想一下，扳一下指头，肯定地说：“没有错，那天是赶场的头一天，我在屋里收拾菜担子，明天又逢场，算起来有八个场期，总有二十三天了。”
哦，这就是说，陈醒民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曾经到伍大哥这里来想捉人。在任远面前突然出现一个新的问题：陈醒民在清江中学被捕明明在童云被捕之后，为什么他叛变后来这里捉人，却在童云被捕以前呢？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了。
但是在这里他实在没有工夫来仔细想这个问题了。他决定向伍大哥告辞了。
可是伍大哥却不放他走，他说：“过去就不晓得你们是这样的好人，晓得的时候，你们已经搬走了，今天好容易又碰上了，吃一顿菜饭都不肯干，就走了？以后到哪里请你们去。”
任远解释说：“不是不领情，今天实在是有事。再说，他们要是今天又来这里碰运气，撞住了我，岂不就发财了？我还是走开的好。”
伍大哥不能不相信这个道理了，他们又闯来了，咋个好呢？他只好放任远走了。他要送任远，任远不叫送，伍大哥却是依依不舍，想说什么，又没有说，任远回头说：“伍大哥，不要送了，你要找的好人这世上多得很，只要你肯找，一定会找得到的。”
伍大哥止步不送，点一下头。任远在前边回头说：“帮我问伍大嫂好呀。”
任远决定走另外一条路回去，他直上五峰山顶，穿过松林和茶山，从悬崖边走过去，他站在悬崖高处，望着下面那滚滚的清江，就想起贺国威做的那一首《清江壮歌》。他似乎听到了贺国威和柳一清就站在这里，在他的身边唱这首歌：
……金瓯重收拾，
人民齐欢笑，
新日月，
红旗飘！
他抬头看清江对面，远远的那一片地主庄院不就是关贺国威和柳一清的监狱吗？他的心血被愤怒激荡起来了，他暗地发誓说：“总有一天，我们要粉碎那片罪恶的房子，我们将要打破那污黑的门，老贺、小柳，还有别的难友们，我们将要欢迎你们出来，为你们擦干血迹，敲掉镣铐，交还你们战斗的剑……”
5
任远回到乡下他临时居住的地方，心里一直不能平静。
到底是谁叛变了？或者说到底是谁先叛变了？
任远去找了王东明，研究了一阵，还是弄不清楚。他决定去找章霞，把童云被捕的情况弄清楚再说。
任远没有直接去找章霞，他通过清江农场中一个工人同志暗地通知了她。
章霞自从上次和柳一清分手后，一直想念着柳一清，她希望柳一清能够早一点通知她谈话。她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几乎就是翻《清江日报》，看看有没有她盼望着的“遗失启事”。但是，过了这么多天了，一点消息也没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昨天晚上，她到农场场部去领“平价米”，在黑地里突然有一个农场工人挨到她的身边来，在她手里放一个搓成一团的纸条，悄悄地说：“老任有事找你。”这个工人说罢，就隐没在黑暗里了，连脸面也没有看清。
她把平价米领了回来，在她的屋里监守的特务已经走了，或者说，已经撤到外边去，更阴险地埋伏起来了。不过也说不一定，近来特务守了这样久，什么也没有捞到，连那天有一个买橘子的嫌疑分子也没有抓到，慢慢就松懈下来了。这样冷的天，未必有那样忠实的走狗，肯在橘子树林里挨冻，说不定已经到哪个暖和的酒馆或者妓院里混账去了。
章霞等到深夜，起来点上桐油灯，在怀里摸出那个纸团子来打开看。她虽然不认识任远的字迹，可是条子是落的一个“远”字的下款。她不知道为什么柳一清不按约好的办法来通知她，却是由任远用他自己的名字来通知她，这个条子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坏人来诓她的呢？但是这个想法只在她的脑子里打了一个转身，便被她抛弃了。她相信这张条子是真的，因为她太想见到柳一清了，柳一清不来，任远来找她，当然也是可以的。不管怎样，她一定要去约定的地方看看，好在任远她是认识的。
第二天一早，天亮不久，章霞就起来了，提着一个菜筐子就走出农场去了，她留心看前后，并没有特务跟她，那个特务可能还在哪个窑子里睡觉，还没有到她家里来“上班”呢。
在约定的地方她看到任远了。任远在前面转弯抹角地走了一程，证明章霞没有“尾巴”，才和她打招呼。
章霞一见任远就问：“柳大姐呢？”
任远的脸色顿时有些不自在，章霞却没有看出来。任远支吾一句说：“她……等一会儿再说吧。我找你是想问你……”
章霞从任远的这一句话里听出问题来了，柳大姐怎么样了？章霞打断任远的话，问：“柳大姐到底怎么样了？为什么不是她登报找我？”
任远不能逃避回答这个他最不愿意接触的问题，只好吞吞吐吐地回答：“她……她……已经被捕了。”
“什么？”章霞像谁在她的头上打了一棒似的，晕了一下。
她不相信，这怎么可能呢？她是那样一个精明能干的人，怎么也会像童云一样，落进敌人的魔掌里去呢？她说：“我不多几天前，最多不过十天以前，我还见到她的，她还答应过几天就找我去谈话。还要为我……”章霞再也说不下去了。她十分难过，就要为她举行入党宣誓的人，怎么忽然就被抓走了，再也见不着了。童云才被抓走，柳大姐又被抓走，为什么灾难总是一串一串地落到她的头上来？
任远冷静地说：“事实就是事实，她是被捕了，我上次到你那里来，她就已经被捕了。”
章霞自从她的丈夫被捕后，她认为她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后来柳一清告诉她说童云已经叛变了，她虽然很失望，慢慢也就看开了。现在任远失去了一个好的妻子和同志，比她更不幸。她却连一句安慰话也没有对任远说，她想说两句，却怎么也搜索不到合适的话。她想了好一阵，才想起一句话，她问任远：“柳大姐是怎样被捕的呢？”
章霞问了这一句话后，她忽然想起来了，莫非……莫非又是他……她简直不愿意想到他，但是她又强烈地希望不是因为他。
任远回答说：“很有可能和童云有关，因为出事的根子在医院，只有童云才知道小柳要到医院去检查身体。”
章霞听到这个回答，不觉打了一个寒噤，她听到了最不希望听到的结论。她恨恨地说：“哼，又是他！”
任远说：“不过还说不一定，我找你来，就是想弄清楚这个问题。你把童云被捕的情况告诉我一下。”章霞说了童云被捕的情况，她特别提到敌人问过童云，陈醒民住在哪里，证明柳一清对她说过的判断，是童云出卖了陈醒民了。
任远忽然插话：“不，你说清楚一点，童云到底是什么时候被捕的？”
章霞说：“就是在这个月十七号，快吃早饭的时候。”
“什么？你没有记错，是十七号吗？是在早上吗？”
章霞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任远这样问她。她肯定地回答：
“是的。”这个日子，这个时辰，她一辈子也忘记不了的。
任远沉默了，低下头去。章霞完全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她自然更无法知道任远的脑子里的思潮正在高速地翻卷。任远忽然抬起头来说：
“这真是太奇怪了。”
章霞问：“什么太奇怪？”
任远说：“很有可能，并不是童云叛变了。”
这一句话简直又像一个晴天霹雳落在章霞的头上。这怎么可能呢？柳一清不是对她分析得清清楚楚的，而且证据确凿，是童云带着特务抓的陈醒民吗？他怎么会没有叛变呢？……但是章霞的脑子里忽然透过一片亮光，就像漆黑的大海上忽然升起一片太阳光一样。要是他没有叛变，该多好呀。
任远忽然用肯定的口气说：“不是童云叛变了，倒是陈醒民叛变了！”
章霞心里高兴，但是又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差了。
她说：“我简直不明白你说的话。”
任远还只管在那里自言自语：“是的，是陈醒民叛变了，童云没有叛变。”
章霞还是莫名其妙地望着任远，期待他的回答。任远似乎现在才看到在他面前还坐着章霞，而且正用那样殷切期待的眼神望着他。他像才打了一个胜仗一样，开朗地笑了，对章霞说：
“可以肯定，你的童云并没有叛变。你不是说，童云是十七号早上快吃早饭的时候被捕的吗？我们知道陈醒民在清江中学是十七号吃过早饭后就被捕的，两个人被捕相隔不过一个钟点，从你们农场走到清江中学就大概要一个钟点，这就是说，童云一被捕，马上就供出陈醒民，并且马上带特务去捉陈醒民，才有可能。你想童云被捕，怎么能不被带回特务机关，经过审讯，便在几分钟内叛变了呢？”
章霞听神了，大睁着眼睛，连嘴也合不住了。任远说：“这还不说，我们就暂且假定童云是被捕后在半路上就叛变了，但是我前天才得到确实证据，早在童云被捕的许多天前，陈醒民就曾经带领特务，到我们原来的特委机关去捉过我和小柳了，只是我们搬了家，没有捉到罢了。那么陈醒民还没有在清江中学被捕，倒已经成为特务，并且带人去捉我和小柳了。”
章霞笑起来了，笑得那样高兴，简直说不出话来，只是“呵！呵”地惊叹，佩服任远分析的精细和正确。
任远最后下结论说：“大阴谋！大阴谋，这是一个大阴谋！”
章霞问：“什么大阴谋？”
任远把这个疑案的关键打开后，思路就变得非常活跃了，他几乎没有怎么思索就说：“这样一来，陈醒民在监狱里和监狱外都在冒充好人，童云却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都不是人了。”
章霞着急地说：“这怎么可以呢？这怎么可以呢？老童倒是受了老大的冤枉了。没有想到陈醒民这家伙这样阴险。”
任远说：“陈醒民自然是坏透了，可是在他的后面，一定是有特务机关在指挥。他不过是一条卑劣的走狗。”
章霞说：“可是柳大姐只知道是童云叛变了，陈醒民却是被童云害了的人，谁知道陈醒民才是真正的害人精，老童却是受害的人。”说吧，她忧伤地摇一摇头，喃喃地说，“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
任远点一下头，说：“是呀，问题看来是弄清楚了。在这外面，陈醒民也害不着人了，可是在监狱里，他却用童云来顶了他的罪，可以欺骗人，可以害同志。这倒怎么办才好呢？”
章霞只知道着急，为她的丈夫受了不白之冤难过，却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任远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他自言自语：
“要能给监狱里的同志通个消息就好了。”
章霞也说：“怎么能和他们通消息呢？”她不知道是在问她自己，还是在问别人。
任远说：“一定要想法通个消息。再不能叫陈醒民在监狱里害人了。同时，我们还想告诉他们，我们要准备劫狱，打进去救他们出来，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打进去救他们出来？那太好了。”章霞笑了起来。
“但是监狱的一道铁门，隔开两个世界，谁能送得进消息呢？”
章霞想了一下，忽然问：“监狱在哪里？”
任远说：“你问它有什么用？”
章霞说：“我想去试试。”
任远笑一笑说：“你怎么能去试试呢？”
章霞说：“我给老童送衣服去，我要去看看他，能叫进就进，不叫进，能把衣服带进去也好。”
任远不相信这个办法，但是目前实在也找不出别的办法。
他对章霞说：“这个办法试一试倒不要紧，不过十有九成是行不通的。”任远又说：“这样吧，你无妨先送一件两件衣服去试试，假如行，我们再设法夹带密写给小柳。”
章霞说：“好，监狱在哪里？”
任远说：“就在沙田坝，清江边上那座大地主庄院里。”
章霞说：“我知道了，是不是那一色白粉墙的大院子？”任远点一下头，章霞又问，“我要送得成，怎么告诉你呢？”
任远正在考虑，章霞继续说：“还是像柳大姐和我约的那样，在报上登一个遗失图章启事，我就到这里来等你吧。”
任远说：“不，你去登报比较麻烦，并且这样约见也容易被敌人盯梢，你还是写一封信，写‘本城高级农业专科学校交章远收’，章远当作是你的弟弟。我有办法收到。”
6
章霞回来，一整晚上没有合眼，这些日子来，她晚上睡不好觉，是常事了，可是没有这一晚上那样翻来覆去，十分不自在。
过去，她从柳一清那里知道她的丈夫叛变了，她虽然也难过了一阵，可是后来她努力想从自己的记忆中抹掉童云，抹不掉，她就尽力不去想他。她总想用柳一清的那一句话来说服自己：“老童这个人不值得你可怜了。”
可是今天从任远那里知道，她的丈夫并没有叛变，真正叛变的却是陈醒民，她回来后激动得不得了。到底还是一个好丈夫，而且受了天大的冤枉，而且直到现在，他还被柳一清，被监狱里一切难友，当作叛徒看待，却几乎没有办法来辩白，他是多么的痛苦呀。被自己最亲近的人，被同志们误解，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痛苦的呢？自己要能到监狱里去，把这个消息送进去，该是多好呀，但是……章霞忽然想起来，难道她就是只想到给自己的丈夫伸冤吗？不，不，那天任远给她说，不能叫陈醒民在监狱里再害人，对了，这才是最主要的。自己是一个被批准入党的人了，为什么只想到给自己的丈夫伸冤，却不更多想到党的事情呢？特别要把老任他们准备劫狱，搭救他们出来的消息告诉他们，这才是更其重要的嘛。她有几分责备自己，她想来想去，她觉得她应该努力设法进去，给党办好这一件事情……
章霞在床上睡不着，连躺在床上都觉得是一种莫大的痛苦，她一定要赶快去监狱闯一闯试试看，能见到他当然好，不能见到，能送东西进去，就赶快叫任远夹密写进去。任远和柳一清都是搞密写的能手，她丈夫过去告诉过她，一定能把消息带进去。
第二天天亮不久，章霞起来，草草吃罢早饭，托邻居照顾一下小女儿，说她要给童云送冬衣去，她就夹一件棉袄出发了。
她找到这个监狱并不困难，在沙田坝这一带再也没有比这个地主庄院更大的了。她想象一定有非常高的墙和一块大铁门。其实不是，这不过是一座八字朝门，朝门上还有一块金字大匾。朝门的正门是紧紧关着的，只有旁边的小门开着，门上什么牌子都没有，门口有两个兵背着枪守着，看来也并不怎么精神。从门口望进去，只见有一些凋零的花木，冷清清的，这哪里像一个监狱？
章霞抱着衣包走近前去，向那个站岗的兵说：“老总，我找个人。”
那个兵误会了，以为她是要找哪个特务人员，因为他从来还没有遇到什么人要来见关押的犯人的。他问：“你找哪一个？”
章霞说：“我找童云。住在这里面的。”
那个兵真就把她带进八字朝门，到一个接待室里找传达去了。章霞很高兴，觉得进门还算顺当。
传达问章霞：“你找哪一个？”
章霞说：“童云。”
那个传达想了一下子，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
章霞说：“他们说是在这里嘛。”
传达又问：“他是在这里做什么的？”
章霞说：“我也不知道。”
那个传达只好叫她在传达室里等着，他到上面去问一下。
章霞从传达室的窗口望出去，上面有一排大瓦房，两边有厢房，在上房和厢房交界处各有一个垂花圆门，圆门外有一道铁栅子门，死死关着，铁栅子门里是木板门，也死死关着，看不到里面。她想童云他们一定是关在这里面了。
她正想着，有一个人随着传达下来了，并不是童云。那个人很惊诧地问章霞：“你找哪一个？”章霞照说了，那个人断然地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但是却又问，“你是他的什么人？”
章霞说：“我是他屋里人。”
那人摇头说：“你走错了地方了，我们这里没有。”
章霞有点奇怪，任远不是明明白白说的这里吗？这沙田坝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大房子了。她对那人说：“他明明被你们逮来关在这里，怎么不在这里？我给他送衣服来的嘛。”
那个人吃惊而且生气了，叫：“你胡说！哪个逮了你丈夫？哪个告诉你的？我们这里是机关，给我滚出去！”
章霞还想申述，那个人凶恶地喊：“卫兵！给我轰出去！”
马上有个卫兵进来，生拉活拖地把章霞拉出去了。那个人还在训斥那两个卫兵：“混蛋，怎么许她进来的？”
章霞没有办法了，她也不敢肯定是不是这里，只好走到沙田坝去了。
她在沙田坝小场上一个小茶馆里坐下歇气，这时还早，从这里过往的客商和背脚子都不多。章霞问那个来添开水的堂倌：“那个大院子是什么机关？”
那个堂倌顺着章霞的手指远远望去，又细细地看了章霞一眼，连忙摇手说：“嘿，问不得，问不得！”
章霞说：“是关人的地方吧？”
那个堂倌狡猾地笑一下，摇几下手走开了。
这就非常明显了，是这个院子，没有错。章霞马上付了茶钱，又向那个大院子走去了，那堂倌奇怪地望着章霞的背影。
章霞又走近八字朝门，走到卫兵面前去，这一回那两个卫兵明白了，迎着章霞，把她挡住，对她说：“你又来了，捣什么乱，滚！滚！”
那一个刚才带她进传达室的卫兵骂：“妈的，你刚才不说清楚，就说找个人，找个人，我以为你找哪个当官的呢，原来是来找他妈的犯人的，哼！”
章霞从这一句话完全肯定是这里了。她向卫兵求情：“老总，费心，他们把他逮来了，衣服没有带够，这么冷的天……”
“滚！这个婆娘才不识好歹呢，你晓得你到了什么地方了？”还是那一个卫兵威胁她说。
章霞说：“我送件衣服来，犯了王法了？”
“少说废话，再不滚，老子用这个启发你！”另一个卫兵用枪筒比了一下。章霞坐在田埂上，装哭起来：“我的男人犯了什么法，你们捉了来？不让见，连衣服也不准送，什么衙门都没有这样狠。”
头一个卫兵冷笑说：“哼，你男人没有犯法，还能到这种地方？你晓得这是啥子衙门？你来……”
第二个卫兵感觉他的伙计已经说漏了，再叫他说下去，有失体统了，马上鼓了他一眼，打断他的话说：“少跟她废话。快滚！”
说着，那个卫兵拉章霞起来，就往来路上推，把章霞跌跌撞撞地推着走开了。
章霞失望了，她虽然肯定了这个地方是特务机关，却没有办法进去，连送东西也不行，她只好无精打采地走回去，在过沙田坝小场的那个茶馆的时候，那个堂倌奇怪地望了章霞几眼。
章霞回到家里，突然感到筋疲力尽了。连小孩在床上哭，都不想去抱。失败了，消息送不进去了。
邻居几个女的过来安慰她，也愤愤不平地发了一阵议论，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这个世道，哪里有说理的地方！
这晚上章霞更是通夜不安，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睡了。她听到前面清江那咆哮的声音，后面松林在北风中呼呼叫啸。章霞想得很多，却始终找不出一个主意来。她无论如何要完成这个任务，她一定要进去，她要向柳一清告发，陈醒民是一个大叛徒。不，她要亲自当着柳一清，当着她的丈夫，当面撕破陈醒民的假面具，她要当面痛骂他一场……
章霞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忽然她起来走出去，走到那座监狱门口，没有见到守门的卫兵，她毫无阻拦地走进那座八字朝门，穿过花园，走近铁栅子门，那圆门就呀的一声自己打开了，她走进去，那是一排一排的，像她在城里衙门口看到的那样的牢房，漆黑无光。她走进一间里，在那里，她看到了她的丈夫，她欢喜地叫了起来：“老童，告诉柳大姐，是陈醒民叛变了，你……”“滚出去！谁叫你来的？”一个兵举起枪给她一枪筒子。“哎呀！”章霞醒过来了，冰冷的月光在她丈夫经常办事的书桌上凝然不动，原来是一个梦。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章霞反复地念叨。
突然，在章霞的脑子里有一粒火星亮了一下，是那样明亮，一下把她前面的道路照得通亮。她非常高兴，几乎要大笑起来：
“好了，我到底找到了办法。”她自言自语地坐了起来，她看到窗外橘子树的模糊的轮廓，她知道不久就要天亮了。她匆匆地爬了起来，点亮桌子上的桐油灯，她找出一张信纸来铺在桌子上，拿起笔就写了起来。她对于捏笔杆子，平常很不习惯，今晚上却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神力，帮助她像流水般写下去了。
她写完后也不看一遍，就封进一个信封里，在信封上写着：“本城高级农业专科学校交章远收启”。下款落的是：“本城章寄”。然后她又从抽屉里找出几张白纸来，裁成纸条，用毛笔在上面写起大字来。当她写完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她把小孩穿上厚厚的棉衣，又放回小床上去，小孩居然睡得很熟，没有弄醒。章霞俯下身去，很想把自己的女儿摇醒，她望着女儿那睡意很浓的眼睛，细声地说：
“孩子，我的乖乖，你好好呆在家里吧……唉，乖乖呀，妈妈有事要出去了。妈妈，还要回来……”
她的眼泪成串地滴在小孩的脸上。孩子对于妈妈要去完成一项庄严的使命，却似乎并不了解，只把眼睛睁开一下，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章霞擦干掉在孩子脸上的眼泪，亲了几下，喃喃地说：
“孩子，我的乖乖。”
章霞洗了脸，随便吃了一点东西，她去找平素和她很要好的一个工人的妻子，叫她过来，对她说：
“我还是要去试一试，我一定要去见见孩子的爸爸，把衣服送给他，我可能有两天耽搁，请你看一看我的孩子，吃的东西放在小橱里，穿的东西已经穿在她的身上了。假如……”
章霞迟疑了一下，她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么说，想了一下，还是说了：“假如我过两天还没有回来，我写了一封信，要我的一个弟弟来把小孩接去，我过几天回来，再接转来。”
章霞把钥匙交给那个朋友，拿起一个衣包，就要出门，她忽然又转过头来，一个巨大的力量，把她重新推向在屋角的那张小床，她俯下身，望着还沉睡着的孩子的脸，她不忍心把孩子弄醒，不由自主地轻轻在孩子脸上亲了几下，低声地说：“睡吧，乖乖，等着妈妈，妈妈还要回来……要回来……乖乖……”
她抬起头来，拿起衣包，走出门外以后，才用毛巾蒙住她的眼睛，擦掉眼泪，决然地走出农场大门去了。
过了两天以后，任远从高农专科学校的同志那里得到一封信，那封信是放在学校门房外边的木头信插里的，所有投递不到的信，都放在那里，等候它的主人。
任远一看信封，就知道是章霞写来的。他打开信封，抽出信纸，读了起来：
远弟：
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去看你姐夫和柳妹。我一定要把你的心事告诉你姐夫和柳妹。
我不知道我还能回来不，假如不能回来，弟弟，请你照顾我的孩子。将来告诉她，妈妈丢下她，实在也是莫奈何呀！
弟弟，我没有先告诉你就去了，姐姐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原谅她吧。
霞姐
任远看完了信，十分激动，他没有想到，章霞为了完成任务，竟丢了自己的孩子，不顾一切地去了。没有想到她没有和他商量，就自己贸然行动，又多一个同志落到敌人手里去了。任远叹了一口气，走了出去，叫人赶快去把章霞的孩子抱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