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早晨的微明中，贺国威像往常一样，又用他那豪壮的声音唱起他的晨歌来了。他现在唱的是另外一支歌，他新近在狱中作的歌，是表现他在狱中的坚贞不屈的意志的，大家仍然把它叫做《清江壮歌》。
清江之水浪滔滔，
壮士横眉歌且啸。
为使人民求解放，
拼将热血洒荒郊。
东看雨花英魂远，
北望长城云梦遥。
雾散霞开天欲曙，
红旗满地迎风飘。
这声音穿过牢墙、铁窗，传到每一间牢房里去，大家也跟着唱了起来：
……
雾散霞开天欲曙，
红旗满地迎风飘，
迎风飘……
唱着唱着，天就亮了，那山城特有的浓雾慢慢散去。在天边，霞光万道，一片朝阳乘着歌声，笼盖着整个监狱。大家真的觉得那面鲜丽的红旗，在监狱外的田野上，在监狱后的高山顶，在监狱前的清江畔，飘动起来了，哗啦啦地响。
贺国威今天唱得特别带劲，他从隔壁这两位女学生那里，知道了昨天在监狱里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果然像他一直怀疑的那样，发亮的不一定是金子，易师白是一个“红旗”特务。
这的确是陆胜英精心设计的一个大阴谋，这个阴谋要是实现了，不特在狱中的党员会完全暴露，被一网打尽，而且很可能他们把这一杆“红旗”和那些青年学生一起放出去，去破坏外面的组织。现在总算把这个阴谋打破了，“红旗”特务被揭穿了，而且被消灭了。使他又悲痛又激动的是童云的牺牲。童云这个同志，他在参加革命以后，不管他有多少严重的弱点和缺点，不管带着多么长的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到党内来，但是他到底在监狱里的斗争中，在敌人软硬兼施的阴谋诡计中，得到了锻炼，最后变得坚强起来，到死没有玷污共产党员的称号。这是狱中党支部对他进行教育的胜利。
看守特务送早饭来了。他才放下送来的饭，就喜滋滋地站在一旁，似乎有什么话要说，又不想说。贺国威想，你无非是想说昨天的事吧？他没有理会这个看守特务，只顾自己端起稀饭来喝。
那个特务到底还是忍不住，笑着说了：“贺先生，你就要出去了。”
“什么？我要出去了？”贺国威听到这样一句话，心里暗自吃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狱中对一个重要的“政治犯”说“要出去了”，这就意味着坐牢已经坐到头，牺牲的日子到来了。贺国威想，难道自己的最后的日子已经快来了吗？这当然是可能的，陆胜英的两张王牌，陈醒民和易师白都打出来了，结果还是输了，他没有别的骗得过人的花招儿，只好动刀了。他若无其事地问：
“什么意思？”
“去接你的老太爷来保你出去，你不是就快出去了吗？”
哦，贺国威万没有想到敌人在一切花招都使完，没有办法的时候，竟想出这样的诡计来。敌人用严刑和死亡来威胁过他，用名誉地位来诱惑过他，用阴谋诡计来欺骗过他，还派说客来和他辩论过，他都全无畏惧，从容地对付过去了。但是他没有料想到敌人会千里迢迢地从武汉去把他年迈力衰的老父亲拉来，当作武器，参加斗争。
贺国威相信这一关他也有把握闯过去。但是他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难关。他的父亲是一个正直而慈祥的老人，但是并不理解革命。他的父亲最疼爱他，他从小就被父亲用全副心力来抚养，对他寄了很大希望，一旦他的父亲到这监狱里来看到自己心爱的儿子遭受过毒刑，并且就要被人杀死，这对于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将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打击呀！贺国威相信自己就是在他的老父面前，也绝不会动摇，不会改变自己坚贞不屈、不惜一死以报革命的崇高气节。但是正因为这样，会给自己的老父带来多大的痛苦呢？
怎么办呢？贺国威不安起来。他忽然想到他的父亲现在在日本人侵占的武汉，特务怎么能够穿过前线去武汉接他的父亲来呢？于是他问那个看守特务：
“你们怎么能到日本人侵占的地方去把他弄过来呢？”
“嗐，贺先生，你是明白人，这是用不着使什么神通的。”
哦，原来是这样，国民党对共产党有壁垒森严的界限，对日本人却无所谓界限，他们早和日本人里勾外连，打成一片了。
这样说来，他们是能够把他的老父亲找来的。不行，应该通知外面的党，马上派人兼程赶往武汉去，阻止他的老父亲到这里来。他决心写一封绝笔信带去和他的老父亲告别。
贺国威花了一整天，躲避着看守的特务，按着他的父亲所能理解的文气和语汇，写好了一封给他父亲的绝笔信。第二天一大早，特务还没有来送早饭的时候，他把写好的信卷成一个小卷从秘密的板缝送到隔壁去，要许淑赶快转交给柳一清，设法送出去。
柳一清收到贺国威写的绝笔信，展开读了一遍，大大地为这一封悲壮的信所感动了。这种大义凛然的正气，真是如长虹贯日。一个人有了这样的革命胸怀，就变成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大无畏的人了。她觉得这是一份很好的狱中教材，她决定传抄几份给同狱的难友们学习。楼上的三位难友知道了这件事，急不可耐，他们用耳朵贴在板缝上，要柳一清念贺国威的绝笔信。柳一清念起来了：
父亲大人：
儿以革命有“罪”，被捕入狱，自分除慷慨就义外，别无他途。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杀身取义，此正其时。行见汨罗江中，水声悲咽，风波亭上，冤气冲天。儿死何足惜，唯见革命未成，难以瞑目耳。微闻此间已派人召大人来此，意在挟大人以屈儿，用心诡毒。然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妻儿环泣于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夺，盖家国不能兼顾，忠奸难以并存也。大人若果应召来此，非以爱儿，实乃害儿。此时千里跋涉，怀满腔忧虑而来；他日携儿尸骸，抱无穷悲痛以去。徒劳往返，情何以堪？万望大人止步，不以儿死为念。胜利之路，纵极曲折，然终必导入新中国之乐园，将来红旗飞卷，大人晚景堪慰。今日虽怀失子之痛，苟瞻念光明前景，亦大可破涕为笑也。
临刑绝笔，务请节哀！
儿国威于狱中
“呜呜……”吴茂荪再也忍不住了，双手抱住头，哭了起来。伍忠良却是大张着眼睛，紧握着拳头，嘴唇在动，却叫不出声音来。
“唉，民族精英，都被他们斩尽杀绝了。”吴茂荪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不，他们是斩不尽，杀不绝的。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个人会站起来，我们没有理由悲观。”乐以明坚决地说。
“嘿，老子和他们拼了！”伍忠良用手狠狠捶打楼板。
乐以明说：“需要我们牺牲的时候，我们不惜去牺牲，贺国威同志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不去和他们拼命。那太不值得了。我们是革命者，他们是特务；我们是金子，他们却是历史垃圾；我们是真正的人，他们却是披着人皮的豺狼，怎么值得和他们拼命？我们一定要设法保全自己，消灭敌人。总有那么一天，只要我们的手指头动一下，就会把他们全部压得粉碎。”
2
贺国威想用他的绝笔信去阻止他的年老的父亲到这里来，没有成功。因为任远和王东明收到柳一清送出来的信，已经很晚了。他们还来不及派人把信送到武汉去，贺老先生已经被特务不远千里地骗来，安顿在一个旅馆里了。
贺老先生是六十岁开外的人了，头发已经全白，像顶着一头霜雪。由于他是一名普通的中医生，收入微薄，一直过着清苦的生活，六十岁的人看来比七十岁的老人还要衰老，要不是自己是医生，同时，常常得到同行的帮助，恐怕早已卧床不起了。这次特务派人去武汉找到他，告诉他贺国威被捕入狱，非常想念他，要他赶快去设法营救。他听到这个消息，受了很大的刺激，几乎病倒。但是他为一种力量所支持，挣扎着，不计千里跋涉来看看自己心疼的儿子。
但是特务把他骗来了，却不准他马上去看自己的儿子，把他冷落在旅馆里已经有两天了。
这两天晚上，贺老先生一直没有睡着，他变得精神恍惚起来，许多往事，涌向他的心头……
贺国威在七岁的时候就死了母亲，由他的父亲把一个母亲的责任担当起来，一手一脚把他抚养长大。他的父亲是一个乡村中医生，收入很少，维持两父子的生活已经比较困难了，可是他的父亲还是省吃俭用，积下几文钱来，送儿子到一个私塾去读古书。老人家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学成，将来去做一个安邦治国的人才，只想叫他认得一些字，跟着他学习中医，在乡村做一个安分守己、治病救人的医生就行了。
贺国威在私塾学习了几年，老师告诉贺老先生说，这孩子很聪明，不特能够流利地背诵那些“圣贤之言”，而且能够出口成章、吟诗作对，他说这孩子要早生二十年，一定可以做一个好秀才呢。
贺老先生听到这话，只有苦笑一下，他再也没有钱供孩子读下去了，为了糊口，只好把儿子送到省城一家他熟识的中药铺去学徒弟了。学徒弟是一种卑贱和痛苦的生活，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铺面，挑水煮饭，侍候师父（就是这家药铺的老板）、师娘以及那些师兄师妹吃完早饭，才能喝到一口冷稀饭。白天的活儿就更不用说，忙得屁股都挨不着凳子，跑前跑后，拣菜、洗菜、切菜，还要向顾客送茶送烟。到了晚上，要给师娘倒尿罐子，夜里要等师父抽够了鸦片烟，侍候他吃了宵夜，自己才敢蜷到破棉絮里睡去。他挨了几年打，师父却什么也没有教他，他只是偷偷记那些中药的名字。有一回，他的老父亲到省城来看他来了，见他那样清瘦和失魂落魄的样子，真是伤心极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在走的时候，儿子送出门口，才敢偷偷地拉着儿子那枯瘦的手，流起眼泪来，叹口气说：“苦命的儿呀！”
后来贺老先生想方设法搬到省城来挂牌子行医，他的医道本来不坏，可是因为他没有钱去登广告，也没有钱去四下里打点，来上门求医的并不多，生活仍然十分困难。他幻想叫儿子跟自己学医的梦想一时仍然不能实现，只有一点使他高兴，他可以常常看到自己的儿子了。
这时候，大革命的风暴卷起来了，这个省城首当其冲，这城里的工人、店员都像发了狂似的卷到大革命的漩涡里去了。
贺国威再也不想去死记那些黄连甘草、红花白芷、生姜熟地、川芎当归之类的药名了，他忽然像着了魔似的得空就走出药铺，和那些工人伙伴们一块儿上街游行开会，还日夜读着有五颜六色封面的新书和杂七杂八的报纸、刊物。他还约上一些熟识的工人和店员到他的父亲家里来高谈阔论，说些老人家无法理解的话。
贺国威的师父不能照老样子使唤这个徒弟了，很不满意，可是又没有什么办法治他，想开革他，又怕工人、店员成群结队地找他闹事，他只好去找贺老先生，要他管教自己的儿子。
贺老先生有一天晚上细声细语地劝自己的儿子：
“你一天到晚不学抓药，东奔西跑干什么？”
“抓药？抓药能有什么用？”儿子回答。
“你的师父不高兴了，你端了人家的碗，就要服人家的管……”
“端他的碗？到底是谁养活了谁，还难说呢！他剥削了我这许多年，什么也没有学到，我还没有找他算账哩。”
父亲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的儿子，只好叫他辞去药铺的事，回来跟自己苦挣，他说：“那么回来跟老子学点医道吧，将来治病救人也是好事呀。”
“治病救人当然是好事，”儿子回答说，“可是当前最要紧的是救国，救了国才能救人。我们国家的病更需要医治。这个病就是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两个恶魔缠住，敲骨吸髓，虚弱不堪，真正是病入膏肓，快要不可救药了。治这个病才是第一件大事。”
贺老先生听儿子说出这样一篇大道理，无法再说什么。他虽然还不大能理解，但是他为儿子小小年纪却有这等志气，感到高兴。
大革命转入低潮，反革命得势了。贺老先生看见儿子再不是那么邀约三朋四友在家里进进出出，高谈阔论了。儿子变得沉默寡言，在圆润而稚气的脸上显出不相称的老练和沉着，在额上开始出现不应该出现的细细的皱纹，穿着普通工人衣服，不声不响地早出晚归。贺老先生明白自己的儿子正在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但是他并不想去阻止他。只有在听说国民党在清党，白天黑夜到处抓人，城外边杀人如麻的时候，他才不能不为自己儿子的安全担心。
他每天晚上睡得很晚，也很难睡着，常常一整夜合不上眼，静听街上的动静。他一听到巷子里有人走动就胆战心惊，生怕有人来敲门。他不能忍耐地爬起来，点上煤油灯，到儿子的卧室里去。看到儿子一天奔波劳累后，沉沉地睡了，他才放心了。但是他看见儿子的脸上堆积着过多的忧患，他又心疼极了。有时，他走进儿子的房里，发现儿子也没有合眼，大概和他一样在谛听门外边的动静，便非常不安地问儿子：
“儿呀，很危险吗？你老实告诉爸爸吧。”
“爸爸，是很危险。但是不要怕。”
有一天晚上，夜已很深，他还不见儿子回来，便忧心如焚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一会儿打开门看一下，又赶快把门紧关起来，生怕有什么人会钻进来。他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开门出去，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地在小巷中走来走去，东张西望地希望看到自己的儿子。但是没有看到，只好走回家里去，坐在儿子的房里发呆。他觉得他的儿子已经被那凶神恶煞般的侦探抓走了，而且不分青红皂白地绑出城外去枪杀了。听，砰砰地一阵枪响，这不是在杀人吗……贺老先生神经质地跳了起来，冲出门去。
在门口，他和自己的儿子撞了一个满怀，几乎跌倒。儿子赶忙把他扶住，奇怪地问：
“爸爸，你怎么了？”
“你没有被他们抓去吗？”他双手紧紧把儿子的两个肩头抓住，摇了又摇，在儿子的脸上看了又看，好像要弄清楚这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儿子，儿子是不是还结结实实地活着。
“没有呀，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唉，儿呀，你把老子吓坏了。这个世道，怎么得了？”贺老先生有气无力地说。
“我在家里待不住了，我要走了。”儿子说。
“到哪里去？这个世道……”
“总有去处，我先到上海再说。”
贺老先生也觉得与其留儿子在家，一天担惊受怕，还不如让他去躲避的好，于是他同意儿子到上海去。
儿子到上海去后，一直没有音信，几年一混就过去了。他没有地方去打听儿子的下落，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忽然，在一天傍晚，有人来叩他的门。他打开门看，一个清瘦的汉子微笑着，站在门口。这人年不过三十，却满脸爬着细小的皱纹。只是精神良好，目光炯炯，显得很老练和沉着。
“爸爸，你的儿子回来了！”他忽然听到来人这样说。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他擦了擦他昏花的眼睛再看，可不是自己的儿子吗？
他欢喜得热泪横流，他还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地拉着儿子在椅子上坐下来，捧着儿子的脸东看西看。然后笑了起来说：
“儿子，我的儿子。”眼泪滴得儿子满头满脸都是。
“爸爸。”儿子也端详自己的爸爸：头发白了，脸上皱纹越来越深了。
“这几年到哪里去了？怎么连信也不来一封？”
“我到上海不久就被捕了，在苏州坐了几年牢，怎么能给您写信呢？”
他明白了儿子这几年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头。但是不管怎样，儿子现在总算平安地回到自己的身边来了。他想，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又合作了，担惊受怕的日子该有一个尽头了。
起初还好，他的儿子在武汉乡村促进会做抗日救亡工作，每天在家里大大方方地进出，没有什么。只是过于忙碌，好像一天二十四小时还不够他用似的，常常整夜不睡。于是本来不好的身体越发变得清瘦了。有时会无缘无故地发起高烧来，身上冒冷汗。贺老先生明白，这都是由于操劳过度，身体虚弱的缘故。他担心他的儿子这样下去会拖垮身体。但是他从来不在他的儿子面前摆出父亲的威严架子，总是轻言细语地，像和儿子商量一样地劝他：
“儿呀，你这样要累垮的。一个人能挑多重的担子，自己应该明白。”
“爸爸，我何尝不想休息？工作太多呀。国民党不抗日，我们共产党不得不把抗日的担子挑起来。这担子确实不轻呵。”
“看你那个样子，你不特要把抗日的担子挑起来，你简直想把整个世界放在你的肩上扛起来。”
“我一个人怎么能扛得起呢？我们共产党是把世界的担子扛起来走，我不过是其中的一分子罢了。”
“你们共产党总是这样痴，吃亏的总是你们，别人却尽拣便宜。”
儿子笑了一下，没有回答。
过不多久，儿子向他告别了。儿子要到一个遥远的农村去工作，但是不告诉他到底是去什么地方。贺老先生明白，他的儿子再不是一只小雏儿，让他紧紧搂在怀里温存了，儿子现在已经是一只矫健的鹰，习惯于到暴风雨里去飞翔了。家庭的温暖，绝对留不住这个儿子了，他只好让他走。
儿子一去几年，一直没有消息。他只好默默地为他祝福，希望他平安无事，盼望着有一天抗战胜利了，儿子会像上次一样，一个黄昏，突然来叩开他的门，还是那样神采奕奕地站在门口……
谁知道晴天一声霹雳，国民党的特务来告诉他，他的儿子被捕了。
3
第三天早晨，陆胜英亲自跑到旅馆来看贺老先生。贺老先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看他身上的那一堆肥肉，和许多人前呼后拥的样子，猜想是一个什么头儿。
陆胜英一进贺老先生的屋子里，便煞有介事地发号施令：
“怎么搞的？把老板叫来，贺老先生的屋子这样闷人和潮湿还行？换一个上等房间！”
这一下整个旅馆都忙起来了，有的帮助搬屋子，有的来送茶递烟。不过与其说是要故意显出对贺老先生的殷勤，还不如说是故意在贺老先生的面前摆威风。可是陆胜英却装出十分谦恭的样子说：
“贺老先生，这一趟长途跋涉，山高路远，真把你辛苦了。”
贺老先生从来就讨厌官场客套，何况明显看到来人的虚伪，他没有理会，也没有说一句话。
“到了这个小地方，又叫你老先生受屈了，你要多包涵点。”陆胜英还想努力在贺老先生面前树立一个好印象。贺老先生却不体谅陆胜英这一点，仍然很冷淡。他很想知道的是到底什么时候能去看自己的儿子。于是他问：
“我的儿子在哪里？什么时候去看他？”
“好说，我正是为你们父子团聚的事来找贺老先生商量的。”陆胜英还是那样很谦恭的样子，“想必你也知道，你的儿子被这里当局关押起来了，但是这是小事，案子不大，好办。我们特意派人千里迢迢请贺老先生来，是想找你商量……”
贺老先生很奇怪，来武汉找他的人明明说的是自己的儿子要看自己，怎么现在他们说是他们特意派人找他来的呢？他不禁插嘴问：
“你们不是说是我的儿子要我来看他的吗？怎么是你们……”
陆胜英这才发觉自己说漏了嘴，赶忙改口说：“是呀，你的儿子想要你来营救他，我们也想找你来保他出去。”
“怎么保法？”贺老先生问。
“说实在的，你的儿子是一个人才，可惜误入歧途，中了共产党的魔道。想必你也知道，省主席是有名的青年导师，爱才如命，他也很有抱负，想要推行新县制，建立模范省。你的儿子青年有为，他很赏识，很想叫他出去做县长，或者到三青团里去负责。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
贺老先生对于升官发财毫无兴趣，没有反应。陆胜英却只顾讲下去：
“可是你的儿子执迷不悟，令人惋惜，所以请你老先生来劝导他一下，动以父子之情，促其自新转变。”
贺老先生完全明白了，这次他们把他找来，是要他来劝他的儿子投降。他先不准备表示态度，要紧的是看到自己的儿子。于是他说：
“让我和他见了面再说吧。”
“行。明天你老先生就可以屈驾到敝看守所来看他。”陆胜英说罢，假情假意地告辞出去。贺老先生才知道这个人便是关押他的儿子的刽子手。
第二天上午，看守贺国威的小特务匆匆忙忙地跑到贺国威的牢房里来，对贺国威说：
“你的老太爷来了。”
“什么？”贺国威不禁有点惊异。
“你的老太爷来保你来了。马上要来看你。”
贺国威最不愿意看到的事要出现了，他最不愿意参加的斗争要展开了。看来小柳没有能够及时地把他写的信送出去，或者狱外党组织没有来得及阻止他的父亲到这里来。他的父亲的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衰弱，经历了长途跋涉之苦，还要来忍受精神上的极大折磨，怎么受得了呢？让他那瘦骨嶙峋的身体拖着沉重的脚镣，出现在风烛残年的老人面前，这实在是太难堪了。最好是不出去见他老人家，但是能办得到吗？敌人既然已经把他老人家骗了来，一定要把他拉出去见面。再说他老人家既然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看不到自己的儿子也是不会走的。他估计敌人一定要动员他的父亲来劝他投降。他的父亲是一个秉性正直的人，从来讲求道德骨气，也许不肯答应他们。但是假使他们威胁他要杀死自己呢？他是非常爱儿子的，他能忍见亲生儿子被杀而无动于衷吗？这一次要给自己带来比以往任何一次更为严峻的考验是无疑的了，贺国威相信自己能够承受住考验。只是他知道他的白发苍苍的老父将要忍受失去儿子的痛苦，这对于他老人家实在是太大的精神打击，但是也说不得了。贺国威的心里虽然难过，但是他不能在处理这件个人私事中失去清醒的头脑。他马上坐下来，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把自己从感情的激流中拉出来，恢复自己的坚强理智。他想，自己应当有信心说服父亲，父亲是一个懂得大义的人。应当努力争取他同情革命。
正在这个时候，陆胜英亲自来看贺国威了。陆胜英微微地笑着，很有几分得意的神色，他对贺国威说：
“你的老太爷来了。他听说你在这里守法，十分难过，要求看你。我们准他来了，你马上出去见见他。”
贺国威听见这话，十分反感，明明是他们玩的把戏，把他的老父亲强拉来，却反说是他的父亲的要求，这是对他的父亲的侮辱。但是他不想去和他们辩论这个，他知道反正是要见面的了。他站起身来，冷冷地说：
“要见就见吧。”说罢就移动自己的沉重的脚步。
“别忙。”陆胜英听到贺国威移步时丁当的脚镣声，觉得这样出去见那个老头儿不好。他掉头叫道：“来人哪，把贺先生的脚镣下了。”
“不，就这样去。”贺国威并不停止走动，毅然抬起脚来，迈过小门，跟特务走向陆胜英的办公室去。
贺国威拖着沉重的脚镣，丁丁当当地在走道里慢慢地走着，一步一步地走近特务的办公室。
他振作起精神来，用坚毅的步伐走向那个办公室的门。一个特务为他把门打开了，他立刻看见，满头白发、呆坐在那里的正是自己一别几年的老父亲。他才吃力地把大镣提起来跨过门槛，他的父亲像突然惊醒过来似地跳了起来，几步跨到他的身边，搂着他的消瘦的肩头，喃喃地说：
“我的儿呀，我的儿呀，看你给折磨成什么样子了！”他的父亲老泪横流，浑身发抖。贺国威似乎觉得自己的眼睛有点什么，但是一抬头看见陆胜英站在旁边微笑，很有兴趣地看着他们，像一个导演在看自己的演员的出色表演，他迅速站定，尽量把脸色变得冷漠一些，两眼闪闪发光地说：
“爸爸，谁叫您到这个地方来的？”
“他们说是你要我来看你的呀！”他的父亲噙着眼泪说。
“谁说的？”贺国威横眉怒目，扫射陆胜英。陆胜英没有回答，还是那样奸笑着。
“难道不是吗？他们说你日夜盼望着我来保你出去。”
“这是他们胡说！”贺国威又横了陆胜英一眼。陆胜英却满不在乎地说：
“是贺老先生自己要来的，还是你贺先生要他来的，或者是我们去请来的，没有什么争论的价值。要紧的是贺老先生已经来了，你们父子已经见面了，我们正可以来一个三头谈判，解决贺先生的问题。”他说罢，用手一摆，很客气的样子说：
“坐吧，坐吧，坐下来好说话。”
“爸爸，您怎么听他们的鬼话呢？”贺国威不理睬陆胜英，很惋惜地对父亲说。
“怎么？我们让你的老太爷免费旅行这样远，看到了儿子，还错了不成？”陆胜英辩解。
“看来，你请我爸爸免费旅行，请我住你们这种免费旅馆，要感激你们才对吧？”贺国威讽刺地说。
陆胜英知道，和贺国威舌战，是没有取胜的希望的，他转身对坐下来的贺老先生说：
“贺老先生，你亲眼看到了，你的儿子就是这样桀骜不驯。你要好好教训他，及早改悔；不然……哼！”
贺老先生一辈子没有遇到这样尖锐和复杂的情况，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知道对自己的儿子该说些什么，对特务该说些什么。
“爸爸，您不该来。”贺国威又开口了。
“我的儿呀，我怎么能不来？我只要还有一口气，爬着也要来看你。”贺老先生又流下老泪，继续断断续续地说，“你的妈死得早，她就生了你一个。我好容易把你一把屎一把尿地拖大了，只说像我一样，做个本分人，过个清苦日子，一辈子相依为命，谁知……在这里……”
贺国威听了他的父亲的话，感到心里很痛，但是他的理智顽强地告诉他，是不能追随父亲的感情的野马走向危险的崖边的。他说：
“爸爸，您不要说了吧。”
“儿哪，我的心痛，我怎么能不说呀。”老父亲全身抽搐，泣不成声。
贺国威还是那样凛然不动，冷静地说：“爸爸，您看到儿子了，您就回去吧，您的儿子向您老人家告别了。”贺国威不愿意望着爸爸那突然变得非常苍老的脸，他扭过头去，继续说：“爸爸……从今天起，您就算……没有生我这个儿子吧……”
贺老先生没有说话，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陆胜英在旁边插嘴：“贺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好像在交代后事了。我看还不至于那么悲观，事情还有挽救余地，只要你……”
贺国威听到这里，霍地转身站定了，直挺挺地，横眉立眼地望着陆胜英，用坚定的声音命令他：
“送我回牢房！”
贺国威说罢，头也不回地离开他的父亲，很坚定地跨出门槛。他是想回头再看看他的老父亲的，但是他没有回头，横着心走了。他听到他的老父亲追到门口，痛苦地在叫：
“儿呀！……我的儿呀！……”
4
贺老先生回到旅馆的第二天，陆胜英又来看他了。他又给贺老先生讲了许多好听的话，好像他们什么都好说，问题都在于贺国威太固执，一点也不懂通权达变的道理，还要贺老先生再去开导开导。他说：
“贺老先生，说老实话，我们对他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我们一不要他自首，二不要他投降。假如他肯改弦更张，出来帮助我们做些服务桑梓的事，要做县长也行，要当三青团的总干事也行。他实在不愿意帮我们的忙，愿意到延安，我们就送他去延安。他要到敌后抗日，我们也送他到敌后抗日去。只要他声明不在这里干共产党就行。”
这些话听起来很甜，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打动贺老先生，贺老先生沉默着。
“若其不然，”陆胜英忽然用威胁的口吻说，“那恐怕就……”陆胜英把手一挥，像一把刀砍了下去。“当然，我们还是想有挽救余地，我们主席很赏识他这一表人才，不忍见死不救。所以你老先生还是再去劝劝他，动以父子之情，晓以利害。”
贺老先生没有回答，陆胜英就翻来覆去讲他那几句老话。
贺老先生已经听得厌烦了，陆胜英还一点也不觉得，继续劝贺老先生。贺老先生最后终于答应再进狱里去一次。这不是由于陆胜英把他说服了，而是他想再去看一看自己的儿子。
贺国威回到自己的牢房后，努力排除脑子里的杂念，并且认真地检查自己的行为，有没有不妥当的地方。第二天早晨起来，心里就平静下来，几乎完全不想昨天的事了。他像往常一样，引吭高歌起来：
……我热血似潮水的奔腾，
心志似铁石的坚贞……
陆胜英忽然出现在他的牢房门口，嬉皮笑脸地说：“怎么？共产党真是这样绝情寡义，不认父母吗？”
贺国威还不知道陆胜英又来干什么，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忽然看到他的老父亲弓着身子出现在牢房门口，他的心里不免又翻腾起来。他的老父亲又来看他来了。他从床上翻身坐起，想要下床来迎接他的父亲。但是他的脚上钉着一副大镣，要很快下床来是不可能的。他还没有下得床来，他的老父亲已经走近他的床前，用慈爱的眼光望着他，把他按在床上，叫他不要起来。
“好吧，你们父子叙一叙吧。”陆胜英说罢，退出去了。他知道前天的僵局也许主要是由于他在场才造成的，今天应该换换方式。
小屋里只剩下贺国威和他的父亲了，贺国威反而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他脱口说出这样一句话：“爸爸，你近来身体好吗？”他立刻觉得在最亲近的人面前，说出这样一句最没有味道的普通寒暄话，很是别扭。
父亲没有回答，只用手抚摸着儿子的瘦削的脸。过了一会儿，很难过地说：“你看你自己的身体……你到底犯了什么罪，他们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
“我的‘罪名’就是共产党。***说，不杀尽共产党，死不瞑目。”贺国威说。
贺老先生听到自己的儿子这样说，心里越发不安。要杀尽共产党，岂不是儿子就没有出去的希望了吗？但是他想起那个特务头子昨天对他说的话，好像他们并不要过分为难贺国威似的。他当然更相信自己的儿子说的话是真的。但是他又很不愿意相信特务头子说的话是假的。也许这里面真还有什么通权达变之处呢，也许儿子还可以从这里找出挽救自己的办法呢。于是他试着问儿子：
“他们对我说，你是一个人才，不想过分为难你。这里，再也没有折中的余地吗？”
贺国威一听，就知道特务一定是在自己的父亲面前下了一些工夫，说了一些什么好听的话，因而在他父亲的头脑中唤起某些幻想。这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这种幻想。他说：“爸爸，您是个大好人，听了他们的花言巧语了。这正是他们不远千里把您接来的原因，想要您来替他们当说客，做他们的舌头。他们的花招总是这样，威胁不成，就用利诱，看来宽大得很，只要你有万分之一的动摇，对他们存一分幻想，他们就可以牵住你的鼻子，叫你一步一步跟他们走上罪恶的道路，残害革命。一个正直的人贵在名节，共产党人尤其重视革命气节。您愿意我失去名节，做千古罪人，为万世唾骂吗？”
贺老先生想，名节当然是第一要紧的。但是他们答应让儿子到延安去，到敌后去，对名节又有什么损害呢？他问儿子：
“他们对我说，只要你答应不在这里干共产党，就可以让你到延安去，到敌后去，只要脱掉他们的羁绊，成为自由的人，或去延安，或到敌后，一样革命，于你的名节有什么妨碍呢？”
“唉！我的好爸爸，您总是用好心眼看恶人，您总是对他们抱着幻想。您知道他们是什么东西？是披着人皮的豺狼。不管豺狼装得怎么善良，它总是想吃掉你。您想想看，他们若能轻易放我走，又何必把我抓起来呢？分明是想把我拖下水去，失了名节，再放我出去。这样，他们手里就有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把你拴住，你就只好做一只卑贱的猴子，由他们用棍子指挥，在他们的面前跳加官儿，翻筋斗儿了。您愿意看到您的儿子落到这种卑贱的命运里去吗？”
贺老先生把头摇了几下，表示不愿意。但是这将给自己的儿子带来怎样的结局呢？他想，为什么自己的儿子一参加革命，碰到的总是吃苦、受罪、流落、苦刑，不过三十岁的年纪，却在牢里住了许多年；现在正是雄姿英发、青年有为的时候，却被死亡像影子一样追逐着。为什么这样多灾难和不幸总是落到自己儿子的头上来呢？他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
“唉，你的命运为什么……”
“爸爸，这不是命运，这是革命。”贺国威决心要冷静地对父亲讲讲道理，把他的父亲争取过来。不然，父亲老是纠缠在父子之情中，便会不自觉地被敌人利用起来向他进攻。他说：
“革命总是难免要遇到艰难困苦，难免要颠沛流离，有时要坐牢，甚至有时还要付出生命。但是革命并不是为了吃苦受罪，却是为了去找寻人民的幸福和快乐。革命有时候是要失败，但是我们却是为了胜利才革命的。也许有一些人来不及看到胜利就倒下去了，但是有更多的人会看到。就是倒下去的人，在他倒下去以前，也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也已经看到在他的面前展现出红旗如云的瑰丽景象了。”贺国威说到这里，抬起头来，从小窗望出去。他看到蓝天上红云飞动，好像那就是不停地飘动的红旗，他的脸上焕发出不可比拟的光彩，那么庄严，那么动人。他微笑着肯定地说：
“是的，他的确已经看到了。”
贺老先生不愿意相信儿子说的这种断头话，但是又不能不相信儿子讲的是道理。他分明已经看到摆在儿子面前的将是什么结局了。他不说一句话，默默地望着儿子的苍白而冷静的脸和一头坚硬而蓬乱的头发。他情不自禁地试着用手去理顺儿子头上挺立的头发，像他的儿子小时候那样。
贺国威忽然想起来，问他的父亲：
“爸爸，您没有收到我写给你的信吗？”
“没有。什么信？”
“我劝您不要来的信。”贺国威马上坐起身来，用手指甲在板床的木板缝里挑出来一张草纸，交给他的父亲，说：“这就是那封信的底稿。”
贺老先生把纸片才展开，看到信末写着“儿国威绝笔”几个字，心里立刻凉了，他一句一句默读起来，才读了几句，脸色变了，手发抖了，他再也读不下去。只是喃喃地说：“儿呀，儿呀……”
“爸爸，您真不该到这里来。现在看到儿子了，就回去吧。”贺国威正色地说。
父亲流着眼泪，沉默着。
“爸爸，不要难过了。您要为儿子高兴，儿总算没有辱没您的教诲，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气节。”贺国威继续说，“爸爸，我记得小的时候，您给我摆古，讲过多少古代的英雄豪杰，家国不能兼顾，忠奸不得并存的故事。我现在也正是这样。不，我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比那些人还要生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得多。”
父亲点一下头，承认儿子说的是对的，可是……
贺国威又安慰了一阵，贺老先生才止住眼泪。他心里很悲痛，他看清楚了，摆在儿子面前的道路是：或者威武不屈，为后世人景仰；或者委身事敌，为天下人笑骂。再也没有两全之策了，他还能有什么话说呢？他喃喃地像是对自己在说，又像是对儿子在说：“唉，名节是要保持的，名节……”
贺国威又对他的父亲劝说了好一阵。贺老先生也为自己儿子这种凛然正气所感动了，他虽然难过，却以有这样一个儿子而得到安慰。他沉默了好久，最后对儿子说：“你的爸爸年老驽钝了，但是，你看我还能替你们做点什么事吗？”
这一句话使贺国威大为高兴，他终于把爸爸争取过来了。
他本来有这样的想法，的确可以叫他的父亲为他们做一点事。
他应该把狱中斗争的情况和党员的表现写一个报告，请父亲带出去交给党组织。可惜上次他的父亲进来，还没有准备到这一件事。不过现在还来得及。于是他对父亲低声说：
“我有秘密信要带出去。您可以对他们说，还想来看我一下，再劝劝我，争取再进来一次。您明白吗？”
父亲认真地点了一下头。
5
贺老先生第二次去会见自己的儿子回来后，特务们看见他的精神比上一次好得多了。陆胜英以为是他劝说儿子发生了效果，特地又跑来看他。所以当他对陆胜英说，还想去看儿子，再劝他一下，陆胜英高兴得像心里开了花，马上答应贺老先生第三次探监；并且命令旅馆好好照顾这位老先生。现在，陆胜英看来，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个老头子的身上了。
贺国威等他的父亲走后，马上设法通知柳一清，要她把狱中的组织情况和党员的表现作一个机密报告，送给外面的党组织备查。这份材料柳一清很快就办好了，用拉丁化新文字抄好，送给贺国威。柳一清想，以后能够趁敌人不防备，带出东西去的机会不会很多了。她估计她和贺国威的“最后时刻”快要来了，她决定给任远写一封诀别信。
柳一清给任远写诀别信的这两天，感情激动，写着写着，有时竟热泪满眶。亲爱的人啊，永别了。你现在在哪里？……
我以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走完自己的一生的途程而感觉骄傲，我没有什么可以失悔的。只是小女儿的命运，这根共产党的幼芽会怎么样呢……她想到这里禁不住滴落了几颗眼泪在信纸上。她急忙用手指把信纸上的眼泪揩去，她不愿意叫任远在她的诀别信上发现泪痕。
贺国威向党写了一份报告，他没有来得及给他的妻子小徐写信，可是附上了他在狱中写的诗：《狱中歌声》。
三天之后，贺老先生又来探监。这一次仍然和上次一样，得到陆胜英的特许，没有特务在场监视，容许他们父子俩单独谈话。
贺国威把他的密写信揉成绿豆大一颗纸团藏在耳朵里，他当他的父亲面，偷偷用一根竹签子从自己的耳朵里拨出来，交给他的父亲。也叫他的父亲藏在耳朵里，什么检查也觉察不到。贺国威又把柳一清用几张薄纸密密麻麻写的符号和密写，以及柳一清给任远写的诀别信交给他的父亲，这个比较大一些，贺国威把这几张纸叠好压小，叫他的父亲压在腰皮带的铜扣后边，然后向他交代出去接头的办法和注意之点。他的父亲像一个小学生一样，恭恭敬敬地听着儿子的小声交代，对于这一套秘密工作感到十分惊奇。
贺老先生又出来了，他主动向等在监狱办公室外的特务说：“有希望，我还要来劝劝他。”陆胜英当然同意这老先生再进来劝说，只要能说得贺国威心回意转，哪怕贺老先生搬进来住都可以。陆胜英以自己终于找到打垮贺国威这一着软办法而自鸣得意。
贺老先生回到旅馆，早早地休息了。第二天清早，他吃了一点东西，对旅馆老板说要到土桥去走走，拜访他原来在武汉的一个中医同行。他走出旅馆，在朝土桥去的大路上走了几里路，他照他的儿子教他的那样，看清楚自己身后的确没有人盯梢，便从一条小路转到走向巴斗场的大路上去。“盯梢”、“接头”这些生疏的字眼，都是他昨天才第一次听到的，可是他却认真地照着规定的办，做得很机警，很准确，倒像一个老做秘密工作的。
贺老先生走了小半天，才走到了巴斗场。他进小场里去以前，又回头看了好久，断定的确没有人跟着，才进场到指定的交通站，按照严格的规定，通过交通站接头，要和任远见面。
任远感觉很奇怪，为什么贺国威的父亲会到这里来，并且按照和贺国威约好的接头办法来和他接头。任远和贺老先生见了面，一切证明无误了，他才像接待自己的父亲一样接待贺老先生，把他安顿在一个可靠的同志家里。任远总想，这个老人一生受过多少忧患，到老却还受到这样重的精神打击，真是够他受的了。他感到找不出可以安慰老人的话，他更不敢在老人面前提起贺国威三个字。他只好向他说最一般的安慰话：
“贺老伯，你要好好保重身体。”
但是贺老先生从找到任远后，却变得分外的有精神，一点也看不出他曾经遭受过重大的变故，忍受巨大的痛苦。相反的，倒像变得年轻一些了，更富于活力了。当任远接受了他从狱中带出来的密件时，看他那样神秘而认真地从耳朵里挖出小纸团和从皮带扣里取出密件，倒像一个老练的地下工作者一样，不能不感到惊奇。
任远把贺老先生安排在一个可靠的同志家里住好，马上就拿着狱里送出来的密件找老方和王东明去了。
任远在老方那里把小纸团照样从自己的耳朵里挖出来，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前事如何？”原来是贺国威问劫狱的事怎么样了。
老方说：“我们发动上层统战关系来营救他们，还是没有成功。反动派是下了决心了，合法斗争无效了，我们只好用非法斗争，武装劫狱！还是通过贺老先生，再进去告诉老贺和狱中的同志们，准备里应外合。”
“但是时间现在还不能确定呀！”王东明说，“一方面我们的武装力量还要训练一下，一方面分散和隐蔽地运动到这一带来，还需要相当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这监狱外边还有保安团的一二百人，不想法调开，打响了对我们是不利的。”
“这样说来，只有临时约信号通知他们才行。”任远说，“但是临时没有人能进去，信号怎么约法？”
这的确是一个困难问题，大家想了一阵，任远倒想起章霞入狱的办法来，到时有一个同志有意叫他们捉去，就通了消息了。任远说出这个办法，老方觉得也很巧妙，但是捉进去的时间会那么如理想吗？一定会捉进这个监狱里去吗？临时又有变动，该怎么办？不能再叫人给捉进去了。还是王东明想出一个办法来，他说：
“这样吧，关他们的大院子后边是树林和草坡，到时候我们派一个放牛娃儿在后山上高声唱山歌，歌声和歌词里约上我们的暗号，当晚行动怎么唱，第二天、第三天晚上行动怎么唱，临时不能行动了，又怎么唱。这里乡下放牛娃儿唱山歌的多得很，这山唱，那山应，到处都听得到，敌人绝不会怀疑。”
“妙极了！”老方说，“我们三个臭皮匠，真倒凑成一个诸葛亮了。这样吧，老王去找一个同志的娃儿充当送信号的放牛娃儿，歌词也由你想几句告诉老任，老任赶快去告诉贺老先生，叫他快进去告诉老贺，迟了怕敌人警觉，再也进不去了。”
他们又研究一下贺老先生送信进监狱里去回来以后，怎么安顿。王东明说：“他老人家年纪大了，我们这里要进行激烈的斗争，很不安定，还是派人送他老人家回武汉去吧。”
任远说：“恐怕不行，他老人家一和我见了面，交了贺国威的信以后，老是给我说：‘你们还叫我替你们办点什么事吧。’恐怕不肯走，特别是当他知道要劫狱，更不肯走。”
老方考虑了一下说：“我倒有个主意，我们打仗的时候，不要让他老人家留在这里，叫他到重庆去一趟，替我们当一回交通。现在路上检查得特别严，老贺他们送出来的狱中情况应该报告上级，这个老中医走起路来，倒是不会引人注意，只是恐怕他老人家太劳累了。”
任远说：“这个办法好，我问他老人家一下，他愿意回武汉，就回武汉，愿意到重庆一趟，就去一趟重庆，只是不能留在这里。”
6
任远回到巴斗场自己住的地方，已经很晚了，他才从口袋取出小柳给他写的信来读。这封信已经在他的口袋里放了一整天了，他不时用手摸一下那一张感觉有些温暖的信纸。
过去他也收到过小柳送出来的密写，可都是她代表狱中党组织，以极其简短的文字写的通知，他没有收到过小柳给他个人的信。他是多么渴念着读到这样的信呀。现在果然收到了。
他才读几句，就看出这是小柳的诀别信。他竭力抑制着那激荡得无法抑制的心，细读这一封用生命、鲜血和崇高的革命激情写成的诀别信：
亲爱的远：
看来我的“最后的时刻”已经快要来了，我必须向亲爱的党、向你告别了。我很高兴终于找到机会给你写这一封信。
也许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把我的最后一滴血流在祖国的土地上，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这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世界，到处充满着灾难和不幸，但是正因为这样，我才想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改造这个世界！父母给我身体，党给我灵魂，那些普通的工人、农民兄弟给我斗争的意志和力量，你给我珍贵的爱情。可惜我没来得及利用这些做更多的事情，扫除更多的敌人，享受更多的战斗的快乐，就要离开你们而去了。二十六个年头在生命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是我并不失悔我生活得太短了，因为我是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来的，像真正的共产党人一样地生活过来的。在这短促的二十六年中，我并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但是我到底做了一件事，把我的鲜血洒在我们的红旗上，使我们的旗帜变得更为鲜艳。我只要做了这样一件事，我就引为我一生最大的光荣。我最觉遗憾的是我没有来得及和你并肩看到我们向往的“那个日子”的到来。啊！“那个日子”到来了将是一幅怎样奇瑰的景象呢？
红旗如云，鲜花似锦，丽日当空，欢歌满地，每一个普通劳动人民都站出来，为胜利而欢呼，都卷起袖子来工作，来劳动，献身于美好生活的建设……
这一切是多美呀，我是看不到了，但是我相信“那个日子”不久就要到来。你大概还记得雪莱的两句诗吧：“如果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正是这样，不要看现在风雪交加，狂风怒吼，祖国的春天的确已经快来了。在我这牢房的铁窗外，有几株枯藤，它们蔑视这里的严寒，蔑视冬天，顽强地爬上铁窗，用它们那蕴藏着无限生命力的幼芽，来向我报告：春天又来了！
那个时候，我希望你不要忘记抱一束鲜花，走向我的墓地，告诉我：“那个日子到来了。”你会听到墓木萧萧，你会看到墓草青青，也许你会坐在我的墓旁哭我吧，不，同志，你没有权利在我的墓前流眼泪，你应该站起来，向我告别。马上去工作，去战斗，去给我们的新世界增加色彩。
当然，我想你不会忘记继续拿起你的剑去追击敌人，从天涯海角把他们追回来，送他们到断头台上去，一个也不要留情！过去，我们比较多地学习去爱人民，却太少地学习去憎恨敌人。我们一定要学会憎恨，不然所谓爱就成为可笑的嘲弄。在这死亡的深谷里，我终于悟出这个道理来了，这是敌人教会我的。请记住我的话：“能恨才能爱，敢杀才敢生，能恨能爱，敢杀敢生，才能革命，才敢革命！”
我们的女儿在错误的时刻来到这个世界上。她受尽困苦，居然挣扎着活出来了。在难友们的关怀下，甚至长得很漂亮。现在她开始在咿呀学语了。奇怪得很，她第一声叫出来的竟是“爸爸”。
但是她未必懂得这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正在战斗着的爸爸在什么地方。我曾经对她说：“女儿，你一定要活出去，找你的爸爸去，跟他去革命，为妈妈报仇。”她似乎真同意了，又叫了一声“爸爸”，并且笑了起来。她笑得多甜呀，又多像你在笑呀。她在这黑暗的谷仓里生长，却偏偏喜欢光明，她总是想到小小的监牢窗口去，惊奇地望着透明的碧蓝天空悠然飘过的几片白云，看墙上几朵小红花在微风中得意地摇摆，听墙脚蟋蟀唧唧的叫声……看来她是很喜欢生活的，但是，她还不知道摆在她前面的生活道路是怎么样的呢。
亲爱的人，我们相处不长，却相处得很好，总算并肩战斗过一场。现在我们隔着生和死的门限，可是我总觉得我还是在你的身边。我总觉得你还是那样无所畏惧地举起呼啦啦响着的红旗，奋勇前进。亲爱的，更奋勇地前进吧，但是你要好好保重自己呀！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
一清
任远读了柳一清写出来的诀别信，十分激动，看来柳一清还不知道外边正在计划劫狱的事。亲爱的同志呀，你们等着吧，我们就要打进这个吃人的地狱，把你们救出来。我们一定要战斗着活下去，我们还要一起走很长的革命道路，还有许多革命的担子要我们一起来挑，还有许多胜利和欢乐在等着我们呀！任远想，应该赶快叫贺老先生把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送进去，应该给小柳写一张条子，告诉她，我们就要见面了。任远用一小块纸，用拉丁化新文字写上普希金的那几句诗：
沉重的锁链将被打掉，
牢墙将要一下子崩塌，
自由将在黎明中向你问好，
兄弟们交还你的宝剑。
天慢慢地亮了，东方的太阳从高山的松林后边，射出第一道金箭，满天光明灿烂，黑暗逃进深谷里去了；山林中雾气腾腾，一派新生景象。任远吹灭了桐油灯，站了起来，伸一伸懒腰，就开门出去，去迎接新的一天的战斗。他从崎岖不平的山间小路走下山去，找贺老先生去了。
7
任远找到了贺老先生，把他写了那几句诗的一块小纸揉成一个小纸团，交给贺老先生。贺老先生并不要人教他，就塞进自己那长满绒毛的耳孔里去。任远说：“请老伯快点把这个纸团送进去交给老贺，并请他转给一个叫小柳的女同志，告诉老贺，我们准备劫狱了……”
“什么，什么？”贺老先生打断了任远的话问。
“我们要劫狱，要打进去救老贺他们出来。”
贺老先生简直笑得咧开了嘴，问：“你们能行吗？”
“能行，只要老贺他们能里应外合。”
“怎么里应外合？”
“你偷偷告诉老贺，赶快准备起来，我们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把保安团调开后，就要行动。信号是在监狱后面的山上有一个放牛娃儿在唱山歌，他唱的是：
山下那个好人哟……听我说！
今夜晚你要上山哟……来找我！
……
他们在里边听到这个山歌，就是通知当天晚上半夜要打进来，假如把‘今夜晚’改成‘明夜晚’，就是第二天晚上，假如改成‘过两天’，就是第三天晚上，您懂吗？”
贺老先生又惊又喜，笑嘻嘻地不住点头，说：“我懂，我懂。”
“假如通知以后，临时又有变化，还是这放牛娃儿来唱，唱的是：
山下那个好人哟……听我说！
我的那个爹妈哟……不放我！
……
如果听到这个山歌，他们就不要动了。”
贺老先生不住点头说：“好，好。”显得兴奋得很。贺老先生又问：“还有什么吗？”
任远拿出大概有三寸长、半寸宽的一个钢锯片，还有一束绳子，交给贺老先生，说：“这都是里面的同志需要的越狱工具，老伯能想办法带进去吗？”
贺老先生毫不迟疑地说：“一定要想办法带进去，特务还没有怀疑我，带得进去。”说罢把锯片和绳子都揣在怀里。
任远又对贺老先生说：“老伯送信回来后，我们打算派人送您回武汉去，我们这里要起事，恐怕照顾不过来呀。”
贺老先生那欢乐的眉头忽然皱起来了，他不高兴地说：
“不，我不想走！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叫我做的，就给我做，没有事情，我也不会碍你们的手脚。”
看来他是不愿意回武汉的了，在这里实在又没有什么事情好叫他做，不如先叫他当一回“交通”到重庆去，回来以后再安排到边远乡场上去开业行医，给我们建立联络站。任远把要他去重庆一趟的意思对贺老先生说了，贺老先生马上高兴地回答：“行。”
“不过，”任远又说，“这路程可不近呀，千数来里哩，就是坐汽车，也要走十天八天，路上还常常遇到汽车‘抛锚’，一等就不知道等多久，有时候只好索性开步走了。我们怕您……”
“怕我怎么样？怕我完不成任务？你们放心，我这老骨头爬也要爬到重庆去。”贺老先生说。
“不是怕您完不成任务，是怕您的身体……”
“身体怎样？我还死不了。”贺老先生说话的神情十分严肃，“我还想活着哩，我要活着亲眼看他们的现世报应，我要活着做点叫他们讨厌的事情！”
任远完全能够理解贺老先生的心情，看样子他是想以年迈之身，补上自己儿子缺下来的战斗岗位哩。
贺老先生临着要分手，他还向任远提出要求：“我从重庆回来了，还要给我找点事情干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