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陈醒民把胡子刮光，梳理一下散乱的头发，多少有几分好奇心地把刚才发给他的那套绿呢中校制服试穿在身上，在穿衣镜前打两个转身，欣赏一下。——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站的中校参谋了。
这种耸肩凸胸的制服，是适宜于那种身体健壮、趾高气扬的人穿的，陈醒民把自己那瘦小的、干瘪的身体穿进去，简直就像小孩玩的那种在竹竿上套上宽大单衣的木偶人一样，显得空荡荡的，轻飘飘的，毫无一点神气了。他那蜡黄的面孔，浮肿的眼皮和迟滞的目光，充分表现出他那内心的空虚和迷惘。这些日子里，他像做了一场噩梦，才醒了过来。他想起他这过去的半生，有说不尽的感慨。他认为，人生就是这样地难以捉摸，一切都是让命运在那里随意摆布，由不得自己。他从一个上帝的门徒，偶然变成一个激烈的抗日分子，进一步又偶然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现在忽然又被人从死囚牢里提了出来，给他挂上中校参谋的牌子，变成为一个三民主义的信徒了。特别使他惊异的是，他的每一次转变，都使他在人生的途程中上升一步，现在已经爬到中校的地位了。他似乎豁然觉悟了，过去对什么事都过于认真，过于执著，真好像世界上有个什么东西，值得自己去为它终生奋斗，为它舍生忘死似的。现在才明白，值得他认真对付的只有自己的幸福和锦绣前程……
陈醒民想到这里，心里马上就宽敞得多了。他把那套制服脱下来，仍然穿上自己的蓝布棉袍，到特务站去听候差遣。昨天陆胜英已经对他说过了，希望他和他们在一起，认真来干一番“事业”。
他明白，他现在既然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就必定要效忠“党国”。他的主子在他的领子上挂上中校牌子，这当然不是无所谓的，他应该努力去做一些和这个官阶相称的事业。因此，他积极地把他过去曾经联系的学生党员和学生进步分子，凡是没有疏散的都提供线索，或暗地指认，叫别的特务去捉了。
只有几个例外，比如在高农专校的黄中经和易师白，还有他教书的那个清江中学的两个学生党员，还没有听说捉进来。他去向陆胜英提过建议：“那高农校的黄中经是党员，那个易师白是‘野草社’的激进分子，这两个人不要放跑了。”
陆胜英看到陈醒民回心转意后，积极效忠“党国”，十分高兴，但还是不同意抓这几个人，他说：“这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得，已经上了网了，什么时候想捉，只要把网拉起来，捉了就是。”但是陈醒民不明白为什么别的学生捉了，这几个学生却不捉呢？管他的呢，不再去想这些了，他现在的职业是毋庸他多动脑筋的了，只要绝对服从，执行命令就是了。
陆胜英似乎不在乎这几条小鱼，而在大鱼。他已经几次三番地来动员陈醒民，要他设法彻底破坏特委，把地下党首脑机关一网打尽。陆胜英告诉过他，假如他帮助完成了这样伟大的“事业”，他的领章上将不只是两朵花变成三朵花，甚至还有全金板子的希望。全金板子，好家伙，不就是准将吗？这自然是很富于诱惑力的，陈醒民决心去碰碰运气看。
陈醒民装作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又回到他教书的教会学校去。只说是病了，在他的哥哥那里休息了个把星期。他去找到他所发展和领导的两个学生党员，很关心有没有“上边”的人来找过他。当他听说没有人来找过，多少有几分失望。等了几天，还是不见柳一清或者贺国威本人来，也不见派别的人来找他。他只好改变主意，偷偷地带两个特务，突然到五峰山背后清江边的那家姓伍的农民家里去。他以为可以突击到特委坐机关的柳一清，但是到了那里，扑了一个空。
他把姓伍的农民叫了出来问话：“任远和柳一清搬到哪里去了？”
伍忠良完全莫名其妙，他不知道任远和柳一清是谁。他反问：“你说的哪一个？”
陈醒民才想起来，任远和柳一清在这里住的时候，是化名姓伍的，于是再问：“就是在这东厢房住过的伍先生和伍太太，他们搬到哪里去了？”
伍忠良说：“哦，你问的是伍先生伍太太，他们搬走了啦，就是给女儿做了满月酒就搬走了呀。”
“搬到哪里去了？”
“听说是在乡下找到一个小学教员差事，他们进城搭汽车走了。”
伍忠良说着，狠狠地看了看陈醒民，这位先生不是伍先生的朋友吗？过去也常来的，那天吃满月酒，他也是来了的，为什么他不知道伍先生和伍太太搬到哪里去了，倒问起我来了呢？伍忠良要问个明白，他说：
“噫，你先生不是伍先生的朋友吗？你都不晓得？”
陈醒民听到这种老话，在他看来，简直像隔了一个世纪的老话，十分厌烦，生气地说：“少说废话，他们到底搬到哪里去了？”
伍忠良还是那一句话：“你都不晓得，我咋个晓得？”
陈醒民恶狠狠地望着伍忠良说：“告诉你，你知道这两个人是什么人？”
伍忠良说：“是教书先生嘛。”
陈醒民说：“哼，教书先生？他们两个都是大共产党。”
共产党？两个都是大共产党？伍忠良还是第一次听说，的确有些惊异，但是他再一想，对了，怪不得他们两个都是这么好呢，就在他们这个乡里，有几个青年农民最近常来和他说闲话，他知道共产党是专为穷人办事的，他也知道共产党的死对头就是穷人痛恨的那号人。伍忠良看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个神气活现的先生，和站在这位先生后面两个凶神恶煞的家伙，他完全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不要说他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能说。他倒反过来问陈醒民：
“你先生不是伍先生伍太太的朋友吗？他们是共产党，你先生是啥子人呢？”
这一句话真正戳到陈醒民的痛处了，何况站在他背后的两个特务在那里奸笑呢？他的脸刷地红了。他为了掩饰自己，恶声恶气地威胁伍忠良：“你要放明白点，你窝藏了共产党，罪已经不小，你再不说，罪上加罪！那天他们搬走，一定是你替他们挑的担子吧，你挑到哪里去了？说了就没有你的事。”
陈醒民想压伍忠良，反倒把伍忠良惹毛了，他从来是一个直筒子，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拐不来弯，他说：“不要说我不晓得，就是晓得了，也不告诉你。哼，你这号子人，真够朋友！”
“混蛋！你说什么？”陈醒民也被激怒了，他简直想伸手揍这个农民一耳刮子。可怪，伍忠良反倒迎了上去，说：
“你打嘛，我看你打，我看你咋个伸得出你那个黑爪爪！”
在这样一个普通农民面前，陈醒民反倒没有办法了。打他一顿又会有什么结果呢？而且他还不能估计站在他后边的这两个特务会不会支持他。他只好虚晃一枪地说：
“你放明白点，有跟你算账的时候。”于是他和那两个特务一块儿回到特务机关去了。
伍忠良等伍大嫂从田里回来就把这件事说了。伍大嫂着急地说：“背时的，他们在到处捉伍先生和伍太太呢，要能报个信就好了。”
伍忠良被伍大嫂这一句话提醒了，但是到哪里去报信呢？
他想了一阵，忽然想起来了，说：“平常肯来找我说话的对山坳坳里那个崔大哥，不晓得他能传个信不？”
伍大嫂说：“你快去跑一趟试一下嘛，救人如救火呀。”
2
陈醒民像往常一样，径直走进清江农场童云家里去。他在橘子树林里留心走着，没有见到童云收拾他那宝贝蜂箱，走进他家里去，还是没有童云的影子，他问章霞：“老童到哪里去了？”
章霞当然不怀疑陈醒民，但是对于他老是不遵守柳一清说的组织纪律，又跑来找童云，很不以为然。章霞回答说：“怎么，你还不知道？他已经疏散出去了呀。”
“什么？”陈醒民大大地吃惊了，他本来早几天尽可以来抓童云的，但是他认为童云反正是捏在手心里的麻雀，什么时候想捉都行，他想最主要是抓柳一清，因此他先去突击特委机关去，谁知扑了一个空。现在赶到童云这里来，万没有想到这只捏在手里的麻雀又飞了。他吃惊地叫了起来，但是他的理智唤醒了他，他马上把自己镇定下来，说：“哦，是呀，我就是来看看他是不是已经疏散了。现在时局的确是很紧，疏散出去是十分必要的。我就是担心他，才来看看他的。他既然已经走了，那就好了。”他故意停了一下，说几句不相干的闲话，装着不在意地随便问章霞：“不知道他到底疏散到哪里去了，那个地方安全不安全？”
章霞当然知道童云是疏散到附近的一个县农场去了。她本待要告诉陈醒民的，陈醒民是她丈夫的朋友，又是她丈夫的老上级，有什么不可告诉的呢？可是话到嘴边，她忽然想起柳一清说的组织纪律的事来，她也亲自听到柳一清批评童云不守纪律，不止一次两次。如果自己把丈夫疏散到哪里的事，告诉陈醒民——她听到柳一清说过，他已经和她丈夫没有组织关系了——这样行吗？她把到了嘴边的话吞回去了。对陈醒民说：
“不知道他疏散到哪里去了。我也很担心，他却生死不肯告诉我，说：党内的事你少管，我也就不敢再问了。”陈醒民听了章霞说的话，虽然十分失望，却不能不相信她说的是真话，这个心思简单的家庭妇女不会对他说拐弯的话的。他只好告辞出来，回特务机关向陆胜英汇报去了。
出乎他的意料，像上次一样，陆胜英仍然一点没有责备他，叫他耐心寻找新的机会。只是叫他不要把“共产党员”的牌子砸烂了。他说：“你不要以我们这里的一个中校行事，中校，我们这里有一大堆，共产党员却只有你一个。”
陈醒民听了相当满意，他知道他在这个机关里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他应该发愤干些效忠“党国”的事，毫无疑问，这对于他是最合算的算盘了。他等待着新的机会。
果然新的机会来了。有一天，陆胜英告诉他说：“那个农场的童云又回来了，你去看看他吧，把他稳住，才好钓鱼。”
是的，童云的确又回到清江农场来了。他出去跑了几天，总是半信半疑的，在外面东混一天，西混一天，也没有什么正经事好做。他想念章霞，想念那才满周岁的小女儿，也想念那些在北风中的蜂箱。他在那个县农场里，见到人们安安生生地在进行工作，唯独他被柳一清疏散出来，凄凄惶惶，在这冬天的山道上游荡着，不知道终点在什么地方。
他游荡了几天，再也不能忍受了，他毅然决然地回到清江农场来了。他看到农场门口大路上，仍然是熙熙攘攘，人来人往，走进清江农场，他看到那橘子还是照老样子越来越红，那腊梅花还是照老样子开着，那蜜蜂在这冬天的阳光中还是照老样子忙忙碌碌地飞进飞出，农场外清江的水，还是照老样子流着，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照着老样子，循着正轨运行着，哪里有什么问题呢？
他才跨进家门，一股温暖的热流迎面扑来，还是家里温暖些。他对章霞说：“我回来了。”
章霞见她丈夫回来了，十分惊异，问他：“你跑回来干什么？”
童云说：“唉，我像个游魂，在外面荡了几天，实在难受，我生活里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孩子，不能没有蜜蜂，我受不了那些凄风苦雨，那些冷落和寂寞，我想回来看看。”
章霞对于自己的丈夫这样体贴自己，是高兴的，可是疏散出去了，这样冒失地跑回来，这多危险呀，她努力劝童云还是出去躲一躲风，童云却怎么也不干。他说：“我看局势不一定像小柳说的那样严重。”
章霞简直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丈夫撵走，可是她总是提心吊胆的，晚上窗外有一点声音，她就惊醒了，再也睡不着了，可是回头听听童云，却一直在那里酣然大睡呢。
陈醒民又匆匆忙忙地到清江农场来了，他穿过橘树林，就看到了童云又在那里忙着观察他的蜜蜂。陈醒民走到童云面前叫：“老童，你回来了？”
童云抬头见是陈醒民，放心了，他最害怕抬头看到柳一清那束责备人时严厉的目光。他说：“老陈，你来了，正想找你说话呢。”
陈醒民高兴地说：“好呀。”
童云收拾一下蜂箱，站起来和陈醒民一块儿走回屋里去。
一面走，他一面问陈醒民：“你不是要到重庆去吗？还没有走？”
陈醒民说：“快要走了，走以前我想来看看你。”
他们两个一进门，章霞就说：“好，老陈来了，你就批评批评他吧。叫他疏散，他却懵懵懂懂地闯回来了。我左劝右劝，总是不听。”
童云说：“你懂得什么？”
童云回过头来招呼陈醒民坐下，说：“老陈，我出去跑了几天，什么事也没有，我不明白，为什么小柳老是这么催着我走？”
陈醒民冷冷地说：“那不是说得很清楚吗？时局不好嘛。”
童云说：“时局不好，那为什么没有听说他们疏散，光疏散你和我呢？”
陈醒民说：“要疏散你，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至于我呢，我的思想不好嘛，不保险啦。”
这一句话就把童云激怒了。他愤愤不平地说：“这明明是对同志不信任呀，时局我看倒未必。我很想找老贺谈谈。”
陈醒民兴奋起来，说：“那好呀，一个党员向组织反映自己的思想情况，是正当的权利呀。”他停了一下问，“你能找得到老贺吗？”
童云说：“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小柳也没有留下地址。你能找到吗？”
陈醒民说：“我是已经决定走的人了，哪里去找？我也正想找他们呢。”
章霞插嘴了，说：“我看不管找到找不到，叫你们走，你们不走，这总不对吧。”
童云说：“你懂得什么？”
陈醒民想起陆胜英叫他要稳住童云，他也附和地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时局哪有什么紧？”
章霞听了这句话，十分奇怪，那天陈醒民来看童云是不是疏散走了，不是说过现在时局很紧的话吗？为什么今天对童云说的完全是另外一个调子呢？章霞问陈醒民：“你那天来，不是说现在时局很紧，怕老童没有走吗？”
陈醒民只想到陆胜英的指示，要稳住童云，却早已忘记那天对章霞说了些什么了，这无疑是一个漏洞。他于是对章霞说：“这正是古话说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时间过了，情况也就变了。现在不紧了。不然我们为什么没有事？”
章霞说：“我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总是悬心吊胆的，出了事……”
童云又申斥她：“你懂得什么？”
陈醒民说：“我的好嫂子，你就放心吧，没有的事。”
陈醒民本来已经确信，童云不会溜掉了，他还补了一句：
“老童，我看这样吧，你再找一找小柳说说，干脆我们一块儿到重庆去，远走高飞算了。”
童云说：“真的，这倒是一个好主意。”
章霞也点一下头，觉得这个主意倒蛮好。
陈醒民起身告辞，说：“我过两三天再来具体研究研究，你就不要瞎跑了。”
从此，童云便留在家里了。一住三四天，一点事也没有，他放心了。他也并不积极去找贺国威和小柳，又沉浸到他的那几箱蜜蜂的研究工作中去了。章霞一面庆幸几天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面却一直心里不宁静，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她这几天得空还是劝他走，他却老是说那一句话：
“你懂得什么？”
3
有一天早晨，天亮不久，童云刚起床，正在穿衣服，章霞已经起来，正打算到厨房去弄早饭，才一开门，忽然有两个人，也不打招呼，冲了进来。章霞这许多天一直为童云担惊受怕，现在看到冲进来的这两个人的势头，知道事情不妙，她在门口拦住特务，大声地叫：“你们要干什么？”
童云听到声音，转身一看，一眼就看出是特务进屋了，他吓得愣住了。章霞看她丈夫还不快跑，她死命拦住那两个冲进来的特务，叫：“快翻窗子跑！”
童云这才醒悟了，下意识地跳上书桌，想从后窗翻出去。
但是忽然被一个什么人在后窗口用力推了回来，把童云推下书桌，摔在地上了。那个人说：“童先生，还是放老实点吧。”跟着跳了进来，倒埋怨起来，“我们等你老半天了，老不起来，这后窗口真他妈够冷的了。”
童云从地上爬起来，知道糟了，但是失悔已经来不及了。
只是无可奈何地问：“你们为什么要捉我？”
还是那个特务，大概是这三个特务中的组长，回答道：“童先生问的真是新鲜，我倒要问你，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来捉你的？你往后窗跑什么？”
这一句话把童云问得再也没有好说的了。章霞在门口拼命拦也拦不住进来的两个特务。特务把她一掌就打开了，把她丈夫在屋里包围起来，就要带走。章霞吓坏了，她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只是死死拉住童云的外衣下摆，哭天抢地地叫：“你们不能把他带走！他犯了什么法呀？”
一个特务又把她一掌推开，骂她：“你这个女人，婆婆妈妈的，滚开吧。”
章霞被推开了，她的手里只捏住从童云的衣衫下摆上扯下来的一块蓝布。
那一个特务组长说：“你的男人犯了最摩登的法，他是共产党。”
说罢，对童云说：“走吧，童先生，知趣一点，我们也不想给你戴‘镯子’了。”
这时孩子被惊醒了，在哇哇大哭，章霞把孩子抱起来，跟着特务撵出屋来，又拉住她丈夫的衣袖，叫：“你们要捉他去，就把我也带去吧，把孩子也带去吧。”
一个特务说：“咳，这个女人才不懂事咧，带你去干什么？带娃娃去干什么？你怕囚粮多了，没有人吃吗？滚开！”
童云看到妻子那样伤心，听到孩子那凄惨的哭声，心里难过极了。只好对章霞说：“霞，是我错了。我走了，你回去吧，你要把孩子好好带大……”他再也说不下去了。章霞更大声地哭起来，仍然在后面跟着。
走到农场门口，那个特务组长问：“常来你这里的那个陈醒民，住在哪里？”
章霞明白，特务不特捉了童云，还要去捉陈醒民，她望着丈夫，给他递眼色。童云当然知道怎么回答，他说：“我不认得哪个陈醒民。”
那个特务笑一笑说：“前几天还到这里来过，他是你的好朋友，还不认得？哼，走吧，不怕你不说。”
特务们带着童云从后面石板路上山去了。章霞看到童云低着脑袋在前面慢吞吞地、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那瘦瘦长长的身子在宽大的棉袍里摇来摆去。走了十几步，他回过头来，望了失魂落魄地站在农场门口的章霞一眼，禁不住也掉下眼泪来了。章霞又哭了起来。
特务们押着童云翻过垭口，顺着一条大路走下去，一直朝清江中学走去了。童云想：坏了，陈醒民的地方，他们也早已弄得一清二楚了。他的脑子很乱，他是多么失悔呀。失悔没有听柳一清的严厉的批评，没有听他的妻子的善意的劝告，却只听进了陈醒民的话，落到这步田地。陈醒民也真是，本来决定到重庆去了，却拖拖拉拉老不动身，惹来这样大一场祸事。
特务把童云带进清江中学，已经九点过了。特务们几乎没有经过什么人指引，就一直走到陈醒民住的寝室外边。特务叫开了门，童云看到陈醒民正在和两个学生说什么。他打开门看见是童云，就打招呼：“老童，你来了。”
童云看到陈醒民这样麻痹，真是着急，他不断用嘴对陈醒民递点子，看样子陈醒民才明白了。他转身往窗口跑，想跳窗子，被一个特务跑上去拉住了，说：“陈先生，你不要给我们开玩笑吧，你跌伤了，我们还不好交差哩。”
那个特务组长冷冷地对陈醒民说：“陈先生，你这地方真不好找，多亏童先生带路，才找来了。”
陈醒民马上生气地走向前一步，用愤怒的眼光盯住童云：“什么？你……”
童云听了，完全莫名其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个特务说：“好吧，我们走吧，你们扯皮的时间有的是。”
于是三个特务押着陈醒民和童云准备走了。有一个特务像忽然想起来似的，马上指着那两个学生问：“这两个是什么人？”
陈醒民连忙支吾说：“学生，这个学校的学生。”
但是当陈醒民从那两个学生身边走过的时候，分明用眉眼做了一个暗示，童云看见了，特务们却没有看见。
当陈醒民走过童云身边的时候，恶狠狠地盯了他一眼，切齿地说：“叛徒！”并且举起手来，想要打童云。
特务马上把陈醒民的手抓住，叫：“陈先生，你的手放规矩一点。”
陈醒民的手并没有打着童云，童云的脑门上却像被什么铁锤猛然砸着了，一阵烟雾在眼前升了起来，在蒙眬中，他忽然看到那几个特务和陈醒民都张开了铜铃般的大眼，血盆般的大口，向他扑了过来。他登时觉得天旋地转，要不是特务拖住他，他会摔倒的。
“唉，”从他的天灵盖上发出这样一声叹气，他不知道是他自己在叹气，还是别人在叹气。
4
章霞看着特务押走了童云，抱着孩子迷迷糊糊地回到屋里，她把孩子放在小床上，坐在桌边发呆。她不相信这是真的，也许不过是她这几天过于为丈夫的安全担心做的一个噩梦吧。或者他一定是一早去弄他的蜂子去了。章霞站起来，走出门去，在橘子树林边望望，没有人，又回到家里，仍然像往常一样，把童云的书桌整理好，等待他回来吃早饭。她在整理的时候，拿起童云日常用的文具，一件一件地看，又拿起童云和她两个人的合影，她发怔了，竟然笑了起来。
忽然，她抬头看到地上的一块蓝布，这是她丈夫穿的蓝布罩衫上的。完了，一切都是真实的呀！她的丈夫的确是被特务逮走了，她刚才被特务推了几把，跌在地上，腰上还疼着呢。
孩子还在床上拼命哭着，声音都哭嘶了。她忽然把孩子拖了起来，冲出门去，喃喃地说：“走，乖乖，找你爸爸去。”
这时，农场的同事和工人都知道了，过来劝住章霞，把她拖了回去。
孩子越发哭得厉害了。章霞呆坐在那里，不想理会。
有一个工人愤愤地说：“这是什么世道！”
章霞好容易平静下来了，她的理智慢慢恢复过来了。她深深痛恨自己，没有听柳一清的话，把童云劝走。“他不走，你撵也要撵他出去！”柳一清的声音还在她的耳边响，她却没有能够这么办。只听信丈夫的话，听信陈醒民的话，也许没有事吧，出去东混西混，吃不好，住不好，也怪辛苦的。他不走，就该设法告诉柳一清，叫柳一清来撵他走，却不忍心这么办，看看丈夫在家住了几天，风平浪静的，也就淡忘了。“唉，我好失悔呀！”她用手狠狠打自己的头。
现在已经出了事了，她想她应该去找柳一清，把这件事告诉她才是。下午，她一个人进城去，她十分注意后面有没有人跟她，没有，既然已经抓了童云，谁还管这个婆婆妈妈的女人呢。她走进清江日报馆去，在广告科登一个遗失图章的启事：
在垭口场菜市遗失图章一枚，文曰“章柳之印”，声明作废。
第二天的早晨，章霞提了一个菜篮子，像往常一样，顺着石板路，走上垭口场去，在垭口边菜摊上，果然看到了柳一清。
章霞想过去打招呼，被柳一清用目光制止了她。柳一清提着菜篮，翻过垭口，向乡下小道走去了。章霞在柳一清后面二三十步远的地方，提着篮子，慢慢尾着走。柳一清在山道上走了一段，证明章霞后面的确没有人跟，才折转来走到章霞身边打招呼：
“霞嫂子。”
章霞还没有说一句话，眼圈就红了，泪花不断在眼角浮动。她好容易才说出：“老童他……”几个字，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柳一清冷静地说：“我都知道了。”
“柳大姐呀。”章霞几乎支持不住，柳一清扶住她，说：“不要难过，我们到那边石头上坐一下吧。”于是两个人走到前面不远路边一块大石头上去坐下，像通常赶场的人坐下歇气一样。
“他是什么时候出的事？”柳一清问。
“就是前天，一大清早。”章霞说。又问柳一清：“你已经知道了？”
“知道了，当天晚上就知道了。”柳一清说。
章霞低下了头说：“柳大姐，都怪我不好，没有听你的话，把他撵走……”
柳一清说：“这怪不得你，责任还是要由童云自己来担负。要说错，我的错恐怕比你还多些。我知道他的思想没有通，没有做更多的思想工作，只是强制他走，结果当时是走了，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跑回来了。”
章霞说：“他出去混了几天，就转回来了。我劝他走，他总是抢白我：‘你懂得什么？’柳大姐，这也怪陈醒民，老童偏偏听他的话。”
“陈醒民？他又去找老童去了？”柳一清问。
“可不是，就是前几天的事。”章霞说。
“陈醒民他说了些什么？”柳一清又问。
“老陈来过两次，第一次来的时候，老童还没回来，他说就是来看看老童是不是已经疏散了。可第二次来他见到了老童，却说时局不紧了，不会出什么事。对于组织上要疏散他们，说了很多不满的话，因此老童也就更不想走了。”章霞回答说。
“哼！老童这个人！……”柳一清生气地说。
章霞喃喃地说：“可怜老童……”“可怜？”柳一清打断章霞的话说，“你不要难过了，老童这个人值不得你可怜了。”
“为什么？”章霞很奇怪地望着柳一清，这一句话听起来，未免太不近情理了。
柳一清不得不告诉她了，说：“童云已经叛变了，已经变成一个可耻的叛徒了。”
章霞听到了，仿佛听到晴天一声霹雳。她的头发晕，眼发花，“不！”她叫了一声。她不相信，她无论如何不能相信，童云，她的丈夫，这样一个好人，把她从死亡中救出来的好人，那样善良、勤恳，怎么会忽然叛变了呢？童云在她的心中，不仅是她终生所爱、相依为命的人，而且是她信赖到一种偶像崇拜地步的好人。但是现在，忽然听到柳一清一句话，就像一股暴风吹过，在她面前一直散发着金光的巨大偶像忽然垮塌下来了，成为一文不值的一堆烂稻草和烂泥巴了。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
“不！”章霞用怀疑和不满的眼光望着柳一清，说：“我不信，你怎么知道呢？”
柳一清心平气和，原谅章霞那样不礼貌的眼光，说：“他是叛变了！根据清江中学的学生党员报告，童云亲自带着特务去抓了陈醒民。”
章霞捉住柳一清的手，像哀告一样地说：“不，柳大姐，你不要这样说，我不相信！”但是她又哭了起来。
柳一清还是那样冷静地说：“说实在的，我从主观上，也很不愿意相信。我总想，应该是陈醒民叛变，而不应该是童云叛变。童云这个人是有缺点，甚至有严重的缺点，他开始以一个爱国者探求祖国的解放，参加了革命，却不好好改造自己，一天到晚迷进他的养蜂里去，只能算一个‘业余革命家’，不过我总觉得他比陈醒民还要好一些……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事实偏偏就是这样，是童云叛变了，是他去抓的陈醒民。据那两个学生党员报告，陈醒民正在房里和他们谈话，明明看到童云带着特务，冲进陈醒民的房里，把陈醒民抓走了，陈醒民还狠狠骂童云是叛徒。事实总是事实。”章霞在这无情的事实面前，不得不冷静下来。她低着头在想，那天早上，特务抓住童云走出农场的时候，果然问过童云，陈醒民住在哪里，当时童云说不知道，但是特务说：“你们是老朋友，还能不知道？好吧，不怕你不说！”是这样的，童云被捕的时候，陈醒民还没有被捕，很有可能，不，一定就是这样，特务把童云抓去后，到底把陈醒民住的地方盘问出来了，并且带着特务去抓了陈醒民了。是这样，一定是这样。
“可耻，真是可耻呀！”章霞抬头叫了起来。她把那天抓童云时的情况，对柳一清说了。柳一清下结论说：
“这已经很明显，无疑是童云叛变了。”
章霞把头摇了几摇，想把一种什么思想从头脑里摇落似的。她说：“实在说，我真难相信，老童这个好人，却……”
“一个好人，不一定就是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要做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要经历过严酷的革命考验，要具有伟大的革命襟怀，要有临危不惧、至死不屈的革命情操才行。好人，不改造，常常反倒成为革命的赘疣。”
章霞听到柳一清这几句话，就像把她的心灵的门打开了，透进来一派阳光。她缓缓说：“算了吧，他不革命，让他去吧，我还要革命，我很想做一个你说的那样的革命战士……”
章霞自己都为自己能够脱口而出说出这样大胆的话，而感觉惊异了。她想把头埋下去。柳一清却把她的头扶了起来，望着她那渴望的眼睛，说：“你说下去，你说下去吧。”
章霞得到柳一清的鼓励，继续说了：“请你相信我吧。仍旧和我谈话，并且……”她不敢提“入党”两个字，迟疑地说：“给我工作吧。”
柳一清十分高兴，她完全能够理解这样一个受尽了压迫屈辱、觉醒过来的劳动妇女的心情。她知道章霞说的并不是一时的感情爆发，而是从自己长期的生活体验中总结出来的，摆在她面前的除开革命，再也没有什么路好走了。柳一清捉住章霞的手，说：
“很好，霞嫂子，是应该继续前进。我们会要给你工作的，并且仍然要约你作入党谈话，举行入党宣誓的。”
章霞的眼里仍然浮动着泪花，但是那已经不是忧伤的泪花了。
柳一清说：“现在你要注意的是，要特别警惕，敌人知道你那里是交通站，假如现在还没有来得及加强监视的话，不久就会这么办的。我们虽然已经发了紧急通知，叫不要再到那里接头，也可能有没有通知到的，跑到你那里来。你要留神，无论如何不要叫同志落进敌人的陷阱里去了。要想办法把他们打发走。”
“嗯。”章霞点一下头。
5
童云和陈醒民被一起抓进监狱里来了。
这不是一所正式的监狱，这是把一座地主的大庄院改建而成的。大概因为国民党的监狱早已人满为患，来不及建造新的，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到处设立他们叫做看守所的监狱，看守所这个牌子叫人一看，还很容易使人和监狱连想起来，于是巧立名目，叫什么特别训练班，或者叫什么集中训练营，据说这是从德国学回来的。假如说，国民党对于勘查修建工厂和抗战防务工事很不在行的话，他们对于勘查修建监狱，倒是蛮有经验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内行的。这话的确不错，这座地主大庄院后靠高山，前临清江，高墙大院，十分坚固，果然是一个关人的牢靠地方。他们用来专门关押政治犯。军统特务站也就设在这里。于是，这里便成为特务活动的巢穴，同时也是革命志士斗争的战场，自然也是钢与渣分离的冶炼场了。但是这个监狱暂时还没有名目，在那黑森森的像老虎嘴一样的大门两边，暂时还没有挂上牌子。
童云和陈醒民被抓进来的时候，已经有不少的人被抓进这个监狱里来。其中青年学生、店员、工人居多数，也有几个陈醒民一看就认出来了的货真价实的共产党人。这是陈醒民过去就认识了的。其中有一个叫石峰，是一个学校的支部负责人。
童云和陈醒民被当作重要政治犯，被推进关押重犯的牢房里去。
那个外号叫石头的石峰，尽力站起来扶住陈醒民和童云，以免被特务推跌了。他和其他难友，都热情地接待新来的战友，就像一个新战士到了战斗最激烈的战壕，大家都把最好的休息地方、最重要的战斗岗位交给他。童云和陈醒民被安置在房子里最避风、离尿桶最远的地方。
一阵亲切的问询之后，石峰问陈醒民：“老陈，怎么搞的，你也进来了？”
陈醒民用眼睛斜看了童云一下，冷冷地说：“别提了，有人出卖了我。”
“谁？”大家顺着陈醒民的眼神看过去，都把目光集中在童云的身上了。童云莫名其妙地微微战栗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脸红了。
“我——我没有……”他想申辩。
“哼！你这个无耻的东西！”石峰第一个骂了起来。
“混蛋，软骨头！”
“你怎么没有出去做官？还想到这里来坑人吗？”
“该死的叛徒！”陈醒民叫的声音最响。
斥骂的声音像暴雨一般淋到童云的头上，特别是陈醒民说的最后那两个字——“叛徒”，像炸雷一样落到童云的头上炸开了。叛徒？这能够随便忍受吗？他恼怒地抬起头来，挣红着脸申辩：“我……我没有出卖谁……”
陈醒民一口咬住童云说：“没有出卖？你们听，他说他没有出卖呢。我问你，是谁带着特务到清江中学去抓我的？”
“你说，是谁？”石峰逼他。
童云真是觉得有口难辩，他自己也不明白这件怪事，只得照实说：“是他们带着我去的……不是我带着他们去的……”
“哈哈……”大家都笑起来。陈醒民笑得最厉害，说：“你们听，你带他们去，他们带你去，这有什么不同呢？反正是你出卖了，和他们一块儿来抓了我，难道不是事实吗？”
石峰站起来，走到童云面前，说：“你，我说，你，”石峰回头问陈醒民：“他叫什么名字？”
陈醒民说：“叫童云。”
石峰转身对童云说：“你，童云，你抬起头来，把眼睛看住我的眼睛，回答这个问题。”
童云抬起头来，用他那无罪的眼睛望着石峰的眼睛，继续地说：“的确是这样……是他们带了我去的……”
“够了！”好几个人同声地说，“这已经够清楚的了。”
石峰说：“从你那一双眼睛，我就看得出来，那是一双叛徒的眼睛。”
“不！”童云还要抗辩，但是被一片斥骂声把他从头到脚淹没了。
他觉得一时再也说不清楚，他只恨那些可恶的特务，为什么要先抓他，然后带他去抓陈醒民，这样一来，嫌疑是很难洗清的了。当然他更恨他自己，为什么疏散出去了，又颠颠倒倒地跑了回去？为什么听陈醒民的话，不听柳一清的话？为什么章霞那样关心自己，再三劝自己躲避，却都当作耳边风？是什么鬼迷了心窍？到如今失悔也来不及了。
童云带着特务去捉了陈醒民的事，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在监狱里传开了。在放风的时候，大家都用手指头向他指着在说什么。谁也不想和他在一起，像避瘟疫一样地避开他，他完全被孤立起来了。
几天的监狱生活就使童云老了许多，似乎头发都白了起来。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他那瘦长的身体，越益像一根竹竿了。他一想起这几天的事，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他老像说梦话似的喃喃不休：“我没有……”他感觉到一个千斤重的石头压到他的头上来，陈醒民站在那块石头上又跳又叫，巴不得一下把他压死。他又觉得在监狱里有一把无形的钳子紧紧夹住他，使他透不过气来，陈醒民正是掌钳的人。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陈醒民，他的老上级，老朋友，竟是这样一口咬住他，不分青红皂白，也不容他分说，那样的无情，也无理。不，他要反抗这种可怕的压力，他要抗辩……
6
晚上，月亮很好，月光从牢房的铁条窗射了下来，落在挤着睡在地板上的人们的身上，难友们的胸部随着鼾声起伏，那铁条的影子就像一根根弯曲的蛇，紧紧缠在他们的身上，在那里蠕动一般，叫人感受一种难堪的痛苦。童云睡不着，在角落里坐起来，贴着潮湿的砖墙。从牢窗望出去，望着月光和天上的微云；听那屋前清江的浪涛声和后面松林沉重的叹息。这种声音他在家里的夜晚，也常常听到，自然，那个时候还同时听到妻子和小孩的鼻息声，是那样的沉静和甜蜜，现在她们怎么样了？
他十分悔恨，由于自己麻痹，落进了敌人的魔掌。更倒霉的是被陈醒民一口咬定他出卖了陈醒民，叫难友们恨透了自己，这真是天大的冤枉，这一辈子难道就这样被人当作叛徒吗？再也洗刷不清了吗？难友们那些愤怒的责骂，轻蔑的目光，特别是陈醒民那种狠毒的眼光，一见就令人寒心。
“唉——”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你没有睡着吗？”在他身边传来陈醒民的声音。陈醒民坐了起来，靠着童云说，“你老叹什么气，叫我睡不着，这月光也太讨厌。”
童云没有理会，陈醒民却执意说下去：“唉，我也是失悔得不行。怪我们自己麻痹大意。同时，也怪你带他们来捉我……你为什么这样对不起人？我们还是老朋友嘛……我劝你，你已经错了，不能再错下去了。”
童云没有答理对于他的这种栽诬，他愤怒得说不出话来。
陈醒民却还是只管说下去：“那天，你说说，你怎么把我的住址告诉了他们的？你不应该，很不应该，你知道这是叛变行为吗？”
童云一听到“叛变”两个字，就更受不住，往常他一辩解，难友们就群起而攻之，现在只有陈醒民一个人，他想把情况说清楚。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平静地说：“我没有叛变，我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们。”
“那么为什么是你带着他们来抓我的呢？”
“是他们带着我，我并没有带着他们。”
“那么为什么他们知道了我住的地方了呢？你真的没有告诉他们吗？”
“没有。”童云肯定地说。
“这就怪了。”陈醒民沉默了一下，好像在作冷静的思考。
过了一会儿，若有所悟地说道：“哦，难道……莫非是这样的吗？莫非他们早跟上我了吗？”
童云忽然想起来了：柳一清来通知他疏散的时候，是说陈醒民已经被特务跟上了。是了，我这几天竟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对陈醒民说：“可能是这样。你一直没有发现后面跟了人吗？小柳那天说老贺看到你后面已经跟了人了。”
“哦，恐怕就是这样了。”陈醒民停了一会儿，用很抱歉的口气说：“这样说来，是我错怪了你了。”
童云的心里马上像一块石头落地了，陈醒民到底比较了解他，没有叫他老挨冤枉，这样就好了。
陈醒民轻轻说：“这几天倒叫你受了许多冤枉气，不过，这件事也太凑巧了，你自己也承认是你和他们一起来抓我的嘛。这件事要对难友们解释一下。不过，一下恐怕还不一定解释得通咧。不要紧，你就委屈一时也不要紧。他们就说你什么，你也别回嘴，免得惹得大家更冒火，整你一顿就吃亏了。反正我明白，我向党组织交代清楚就是了。让我慢慢地解释。”
他们两个人都沉默了。那月光无声地在屋里爬行，已经爬上墙去了。夜风呼呼地吹得更紧了。
“唉，”陈醒民又说开了头，“都怪我自己。组织再不能吃亏了。不知道老贺小柳他们到底怎么样了？外边风声这样紧，天天都有人进来，我老看着，就怕看到老贺他们。不知道他们住的地方安全不安全，你知道不知道？我老担心他们还在城里晃来晃去，这城市小，很危险。他们要早疏散出城才好。”
童云想，陈醒民的担心完全对。他也担心，他看到柳一清每次都是从石板路走上垭口去的，十有九成还住在城边上。
并且柳一清对章霞说过，她满了月还要到医院去检查身体，也是东门外，人来人往的地方，倒是不放心呢。
陈醒民又叹了一口气，说：“但愿他们已经远走高飞了。”
童云说：“谁知道呢？小柳说她还要去医院做产后身体检查呢。大半还没有走。”
“真是这样吗？”陈醒民忽然特别兴奋起来，甚至有些得意忘形。但是他清醒了，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压一压嗓子，改换成忧心忡忡的腔调，说：“哎呀，那才危险呀。但愿他们接受教训，早点离开才好，不能再吃亏了。”
7
第二天一大早晨，才点过名，有两个特务到陈醒民的牢房来，凶神恶煞地对陈醒民叫：“走！搬个地方去，要问你的案子。”
陈醒民和难友们告别，接受了难友们的鼓励，跟特务去了。
陈醒民向陆胜英汇报之后，陆胜英十分高兴，陈醒民不特准确地执行了他所布置的一切，并且还有“创造性”的发现。他说：“好极了，好极了。”这样死心塌地叛变共产党的叛徒，就连见世面比较多的陆胜英也觉得少见，自然是好极了。他不住拍陈醒民的肩头说，“你老弟果真有办法，案破之后，论功行赏。”
陈醒民带着两个特务到医院去埋伏起来，只等柳一清来做产后身体检查。
柳一清生孩子出医院的时候，是曾经约好满月后去做产后检查的。可是她在坐月中身体很好，满月后身体更好，简直用不着去检查，因此就没有去。陈醒民毫无结果地在医院守了好几天。但是他很有耐心，不特因为全金板子在他眼前闪闪发光，十分诱人，他对于柳一清也特别有兴趣，因为这个女人过去一直和他针锋相对，心里积怨不少，今天，报复的机会来了。
陈醒民已经守得有些不耐烦，准备撤回去了。忽然就在这天早晨，他看到省委的贺国威走进医院来了。他怀疑他的眼睛是被金板子闪得发花了，擦了一下眼睛再看，是他，是贺国威，走到门诊部去了。陈醒民真是喜出望外，小鱼不来，大鱼却来了。
原来贺国威从夏天打摆子，一直到冬天都没有好，前几天受凉又发了。他在家里吃了奎宁还不见效，就到医院来打针。他万想不到会在这儿碰到叛徒。最糟糕的是贺国威的眼睛有一点近视，他配得有眼镜，但是不常戴上。因此，他在医院根本没有发现叛徒陈醒民在暗中监视他。
贺国威打完了针，走出医院。陈醒民叫几个特务在后面盯梢，自己怕被发现，远远跟在后面。贺国威按照秘密工作的规定，回家一定要防止“带尾巴”，他就照例到垭口小街上转了一圈。他果然发现身后有两个鬼鬼祟祟的人，他知道已经长了“尾巴”了。这并不要紧，在地下党工作中，长“尾巴”是常事，现在是设法如何丢梢的问题。丢梢的办法很多，全要靠遇事沉着不乱，临机应变，尽量利用在平时就留心到的、“狡兔三窟”的退路。
贺国威走到一家卖香烟的铺子前，若无其事地买了一包香烟，趁划火柴抽烟的工夫，斜眼瞄了一下，见两个特务正站在不远的地方守着，他就大踏步走进香烟铺子里面去了。他穿过走道，进了后院，钻到一个厕所里去。他在厕所里迅速把身上穿的大衣翻转来穿上，就完全变成另外一个颜色的大衣了。
他又用一张随时准备着的白帕子把头包起来，就像个病人了。可这还不行，他知道他的上嘴唇中间有一个白的刀痕，是一个容易被人记住的大记号，他从口袋里摸出平时准备好的假胡子，往上嘴唇上一贴。加上他因为打摆子，脸色本来不好看，这样一化装，俨然就变成一个四五十岁的病人了。他从容地从厕所走出来，开了小便门，穿出另一条小巷走了。在街上，他和陈醒民碰过对面，陈醒民想不到他已经丢掉了“尾巴”，而且化了装，所以没有认出他来。贺国威呢，也没有看清楚陈醒民。
那两个盯梢的特务看见贺国威走进香烟店里去了，以为这里一定是共产党的一个什么机关，就死死地守住。他们想，你总要出来，不会插翅飞到天上去。等了一会儿，没有动静，陈醒民过来一问情况，就吃惊地说：“糟了，你们让他溜走了！”
“溜了？他往哪里溜？”特务不以为然。
“嘿，傻蛋！”叛徒责备起特务来。但是他怎么能责备特务呢？他要不是当过共产党，怎么能识破这其中的机关？
他急忙带了特务冲了进去。香烟铺的老板并不阻拦，因为这里本来是一个人进人出的通道，内院还住着好几家人家哩。他们在内院问有谁看见一个上嘴唇有疤子的人没有，内院的人都说没有看见。他们哪里肯相信，就挨家挨户地搜，费了不少功夫。后来他们发现厕所有小便门，可以通小巷子，陈醒民才明白贺国威早已从这里溜掉了。他们从小巷追到街上，连人影也没有了。
陈醒民赶回特务机关去报告。漏了大鱼，这还了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提前实行梳篦计划。看来地下党的特委机关总不外在东门外五峰山到土桥这一带的乡下。全部戒严，把网子拉得密密实实的，挨家挨户梳下去，要捉一个上嘴唇有块疤子的三十几岁的年轻人。特务站长陆胜英批准了陈醒民的计划，马上全体出动，在东门外近郊乡下实行临时戒严，挨户搜查。
8
贺国威丢了梢，马上回到易家湾家里，对柳一清说：“有问题了，我在医院被人盯了梢。内部一定出了毛病了，这儿不能再住，马上清理东西，立刻撤退！”
他们马上把文件清出来烧了，还有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烧了一会儿，来不及全烧了，就塞在柴堆里去。柳一清又把小窗上的绿绸窗帘扯下来，这是表示这儿已经出了事，不安全，使任远回来看见这个信号，立刻走避，不致贸然落入陷阱。
他们为了避免惊动邻居和房东，什么东西都没有带，贺国威还是扮成病人，柳一清抱着小孩，扶着贺国威走了出去。
但是已经迟了，他们这一带已经落入紧急戒严区，罪恶的网子已经由陈醒民这个该死的叛徒张起来了。他们才走出去，下了一个山坡，走上小路，便发现路口有站岗的特务。特务喝令他们止步，走过来盘问他们：“干什么的？”
“到医院去看病的。”柳一清回答。
“他是你的什么人？”
“丈夫。”
“干什么事的？”
“在教育厅当录事。”贺国威回答。并且装着有病，很吃力地从身上摸出一张证明文书来。上面有名有姓，有职业，还有照片。特务想到上面命令要捉的是一个嘴上有疤子的青年，这个有胡子的病人当然不是。人家去看病，理当放行，就放过去了。贺国威仍然像病人一样，由柳一清扶着，慢吞吞地走向大路去。
陈醒民带着一批特务，分头突击检查到了易家湾。他们发现一户人家锁了门，就去问邻居一个军官太太，这一家住的什么人。她说是住的一对夫妻，还带得有一个小孩。问她那男的嘴上是不是有一个疤子，她说，好像是有一个，不大记得清楚。
“一定是他们。”陈醒民以猎犬特有的警觉性嗅出味道来了。他们马上把那户人家的锁打开。陈醒民一进去就闻到一股烧纸的味道。他那警犬鼻子又发挥作用了。他说：“刚才在这里烧过文件，一定走不远，快追！”
特务们追出来了。在路口碰到那个警戒的特务，陈醒民问他：“你看到过一个嘴唇上有疤的人过去没有？”
“没有。”
“有个女人抱个小孩过去没有？”
“有。送一个病人到医院去看病的。”
“嘿，他一定是化装逃了。快追！”陈醒民说。特务们赶快从小路追了下去。果然，远远就看见贺国威和柳一清不紧不慢地向沟边大路走去。柳一清那矮小精悍的身个儿，贺国威那瘦长个儿，高肩头，陈醒民这只狗是很熟悉的。
“就是他们。你们去捉，我不露面。”陈醒民指挥说。
几个特务追下去，把贺国威和柳一清包围起来。问他们：“什么人？”
“到医院看病的。”还是柳一清回答。
“干什么的？”
“教育厅的录事。”贺国威说罢，又摸出证明来给他们看。
但是有一个特务早上曾经跟过贺国威的梢，仔细看一看贺国威的面孔，认出来了。他伸手把贺国威嘴上贴的假胡子撕下来，那块疤子就露出来了。
“好呀，你给我们唱的一台好戏！装化得不坏。先生，戏已唱完，走吧。到我们的医院去医病吧，我们那个医院设备齐全，正有医生在等着你哩！”说罢，就用手铐把贺国威铐起来，赶到下面大路上去。贺国威和柳一清都知道落到敌人的网子里去了。
当他们走到大路边，在一棵大树下，柳一清忽然蹲了下去，特务问她干什么，她说小孩尿尿了。她一面给小孩撒尿，一面装作无意，把树根下一块白石子踢下坎去。这也是告诉任远的“不安全”信号，特务一点也没有觉察出来。
他们在大路上并肩慢慢走去，沉着，安详。贺国威轻声对柳一清说：“看来我们走上另一个战场了，严重的斗争在等待着我们。”
柳一清平静地回答：“我准备接受任何考验。”
走了一会儿，贺国威又轻声说：“用第一套口供。”按照地下党工作习惯，随时都准备着被捕时应用的口供，并且根据不同情况编有两三套口供。但是他们并不了解，无论哪一套口供，在叛徒陈醒民面前都是没有用的。
“不准说话。”特务呵斥他们，不准他们谈下去。其实他们也没有多少要谈的话了。他们彼此都相信，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语言。
他们在大路上走着，走着，那样坦然地走着，望着这阴霾四伏的天空，望着这北风凛冽的山林。
新的斗争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