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一死，以仁义著称的刘备自然不会忍气吞声，只是蜀汉刚刚经历了一场长达两年的汉中之战，损耗巨大，需要休养生息。不说别的，汉中之战历时两年，仅粮食消耗就是个天文数字，即使是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要支撑起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也需要几年的粮食储备。所以，出兵东吴替关羽报仇，还需要等待下一个秋收的粮食。

正在这时，也就是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曹操从长安到洛阳，本来是为了亲临前线对付关羽的，却没想到紧跟着关羽的脚步也去了，终年六十五岁，葬于邺城西郊的高陵。

曹操死后，曹丕继位。同年十月，魏王曹丕取代汉朝，自立为皇帝，国号“魏”，定都洛阳，并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为了与战国时的魏国区别，我们称之为曹魏。

从此，东汉王朝正式结束，三国时代开始。

曹丕在代汉之前，让献帝搞个了禅让的仪式，假模假样，推让了三次才接受，虽然明眼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这样一来，从法理上讲，魏就是汉的合法继承者。汉献帝被降为公爵，封地在河内郡山阳邑（今河南焦作东），因此人称山阳公。

古代的交通不发达，再加上蜀地偏远，路不好走，第二年，当这个消息传到成都时，却说献帝死了。刘备悲愤交加，为了表示汉贼不两立，刘备也在成都称帝，国号“汉”，表示继承了大汉的正统。同样，为了与前面的两汉区别，我们称之为蜀汉，有时也简称为蜀。这里正好说一下，为什么不简称为“汉”，刘备的国号里根本没有“蜀”字，这样简称是不是不合理？其实还是为了方便我们后人区分，按当时的情况，刘备的国人当然是自称为汉人，其军队也自称为汉军，但为了不让我们混淆，还是称“蜀”比较方便，因为从法理上讲，在曹丕称帝之前，三国都是汉人，他们的军队也是打着汉军的旗子，如果我们把蜀汉简称为汉，就很容易混淆，二者离得太近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经常把曹魏简称为曹或魏，因为这个魏和战国时的魏国离得远，不容易混淆。其实在曹丕称帝前，他们才是正儿八经的汉军，因为他们是打着献帝的旗号行事。当然，他们也会打魏的旗号，因为曹操在213年就封为魏国公了。至于东吴，虽然孙权还没有称帝，但早在198年，曹操就上表封孙策为吴侯，一般人认为孙权接管了他大哥的地盘，自然也继承了他大哥的爵位，也称他为吴侯。实际上，当时孙策已经平定了江东，曹操以朝廷的名义封的这个爵位是县侯，封地就是吴县（今苏州），但孙策实际控制的地盘已经相当于春秋时吴国的地盘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就习惯称之为东吴。曹丕称帝后，孙权一面遣使讨好，自称藩属，一面派人把原来关羽抓获后关押在江陵的于禁等魏军的俘虏交还给曹丕，曹丕封孙权为吴王，称他们为东吴就更没有问题了。

刘备登基后不久，就调集兵马，顺江而下杀向东吴。

这个时机应该说不错，曹丕刚刚篡汉登基，人心不稳，毕竟朝廷内部还有很多忠于汉室的人，而刘备又是打着恢复汉家天下的旗子，或明或暗地刘备还是会得到魏国内部很多人的支持，曹丕忙于稳定内部，无暇出兵。而荆州呢，丢失才两年，还有很多人心向归附，更重要的是，刘备的核心成员都是从荆州过来的，如今老家丢了，打回老家去是顺理成章的事，也不用担心他们不卖力。刘备替关羽报仇是一方面，夺回荆州更重要，不然这些荆州人士会怎么看待刘备？

张飞一直驻守巴西郡（治所阆中），也整顿好了兵马，原打算沿嘉陵江而下，在江州（今重庆）与刘备会合，结果在出发前被部将所杀。这两名部下带着张飞的首级投奔了东吴，这仇愈发深了，刘备更是铁了心要和东吴血拼到底。给我们的感觉是，蜀汉从立国一开始就是各种不顺心。

221年7月，刘备兵临三峡，孙权遣使求和，刘备不许，于是大战拉开帷幕。

孙权在占领荆州后，也顺势占领了三峡东部，把边境线西推到了巫县。刘备从上游顺江而下，先攻占了巫县和秭归，同时为了防止曹魏趁火打劫，派黄权驻扎长江北岸，又派马良到武陵地区，争取当地部族首领沙摩柯的协助。

从长江三峡南岸开始，一直到云贵高原，这一带都属于武陵山区。在当时，这里主要是一些少数民族的聚集地，称五陵蛮或五溪蛮。这其实是个笼统的称呼，如果要究其根源的话，这个武溪蛮不是别人，正是蚩尤所率领的九黎部落的后人。蚩尤在中原被黄帝打败后，族人一部分融入华夏，一部分南逃到江汉一带，建立了三苗国。三苗后来在与楚人的战斗中，又失败了，一部分融入楚国，另一部分三苗人继续南逃，进入荆楚西南的山区，也就是武陵山一带。到了汉朝，汉人并不知道这些人的来历，因为他们居住在武陵山区，所以称其为武陵蛮；又因为这里（沅水中上游）有五条溪，所以也称五溪蛮。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五溪蛮就是苗、瑶人的祖先。苗族人尊蚩尤为先祖，瑶族人尊盘古为先祖，而九黎族人大部分都融入了华夏，所以汉人和苗瑶之间的关系，真是千丝万缕，割舍不断。

当时武溪蛮的首领便是沙摩柯。沙摩柯后来在夷陵之战中战死，毛宗岗评价他：“番将能为汉死节，死为汉之忠臣。”

孙权方面，为避免两线作战，一面派使向曹魏称臣，一面任陆逊为大都督，前往三峡迎敌。要说孙权虽然自己打仗不行，但在用人方面堪称典范，他总能在一众后生当中挑中那个最优秀的。当年他任用周瑜，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这一次用陆逊，又将开创一个奇迹。

陆逊见蜀汉军队来势汹汹，为避其锋芒，主动退却，一直退到猇[xiāo]亭、夷道一带，才停止脚步，令大军驻扎在猇亭东岸，同时令水军控制长江水道，又令孙桓守夷道。然后严防死守，不肯退却半步。

从地形上我们可以看出，猇亭、夷道已经到了丘陵地带，身后就是平原，而北部的夷陵还属于山区，等于是陆逊把平地留给自己，把刘备的五万大军全部堵在山地当中。单从交通方面讲，从猇亭到江陵，不管是走水路还是陆路，只有一百来公里，而从夷陵到成都，长达一千多公里，我们只作个简单的计算，刘备从成都运一趟粮食到前线的时间，陆逊可以运十趟。更何况，从猇亭到江陵是宽阔的水道，而从夷陵到成都要经过长长的峡谷，这前后的效率又不知差了多少倍。在古代战争中，粮道是关键，如果照这样下去，刘备必败无疑。

另一方面，山地难以展开兵力，刘备带来的人再多也发挥不了作用。

刘备当然知道陆逊的算盘，蜀军远道而来，打持久战肯定吃亏，所以刘备求战心切。

刘备要突破陆逊的防线，只有三个方向：一个是猇亭的东面，那是吴军的大本营，但陆逊固寨坚守，无论蜀军怎么挑战，陆逊就是不出来；另一个，长江水道，东吴的水军素来勇猛，守护严密，同样难以突破；最后一个，就是长江南岸的夷道（今宜都）了。夷道相对其他吴军固守的要点来说，相当于孤悬江南，和江北的联系也弱一些，也许是个突破口。

刘备派张南率部围攻夷道其实有两个目的：一是如果真能拿下夷道，就在江南多了一个据点，虽然夷道仍处于山地环绕之中，附近长江又有吴军的水师控制，一时还难以把大军开到平原地区，但好歹算前进了一步，于军心士气有好处；另一个更重要，就是诱使陆逊出兵救援夷道，围城打援，寻找突破口。

但陆逊没有上当，孙桓是孙权的侄子，投降的可能性极小，夷道又城池坚固，钱粮充足，完全可以挺住，所以坚持不派救兵，以免兵力分散和过早地消耗。

从222年正月到六月，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无论刘备用什么方法——挑战、辱骂、各种挑衅、耍小计谋，陆逊就是坚守不战。刘备无可奈何，蜀军的斗志也日渐消解。不凑巧的是，又赶上酷暑难耐的夏季。

之前讲赤壁之战的时候介绍过季风，也提到过信风，这里要重提一下信风。信风的产生是因为大气环流，大气环流在地球上形成不同的气压带，其中有个著名的副热带高气压带，简称副高压。在全球范围内，副高压制造了一系列的热带沙漠，从印度，到伊朗高原，到阿拉伯半岛，再到撒哈拉，全是它的杰作；在美洲，美国和墨西哥交界处的大沙漠同样离不开它的关照；在南半球，从智利，到纳米比亚，到澳大利亚，大片的沙漠地带同样和它有关。但在中国是个例外，副高压位于南北纬30°附近，在中国正好处于长江沿线，副高压在向东推进的时候，受到青藏高原的阻挡，脚步被打乱了，于是长江沿线幸免于难，不但没有成为沙漠，反而变成了鱼米之乡。青藏高原让大气环流在这里止步，于是中国的气候主要受季风影响，而不是受信风影响。如果在信风作用下，副热带高气压带就是个无风带，没有风，就不能产生雨，常年无风就是常年不下雨，沙漠因此而生。

但如果我们留意一下中国冬夏两季的气温分布规律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夏季南北温差小，冬季南北温差大。这个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体会，夏天的时候，海南岛烈日炎炎，北京同样是骄阳似火，如果一天之内往返于这两地之间，你感觉不到差异；但如果是在冬天，在北京漫天大雪的时候，海南岛仍是和夏天一样炎热，如果一天之内往返这两个地方，单是换衣服就很麻烦，行李箱里必须同时塞上短袖和羽绒服这两种完全不同季节的衣服。

从气候上说，温差小的时候，季风活动弱；温差大的时候，季风活动强。在生活中，冬天刮六七级的北风很常见，但你很少听说夏天也有六七级的大风。除非是台风，但台风是另一种气候现象，不在季风之列，这里就不讨论了。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一年之中最热的时候，东亚的季风活动也是最弱的时候；当季风活动弱的时候，大气环流的作用就明显了。

生活在长江一带的人都有体会，梅雨季节过后，每当七、八月间，大概持续半个月吧，天气湿热，没有一丝风，长久不下雨，这时的天地就像一口大蒸笼，人待在里面极其难受，如果在水边，水中热气蒸腾，更令人窒息难熬。这其中的原因，正是每到这个时候，季风减弱，副高压在这一带占据了主导地位。

刘备正是遇到了这样的天气。

六月（农历，正好是阳历的七月）的长江沿线，暑气逼人。相较于东吴那些长年生活在水边的人来说，从蜀地来的人更难以忍受这种天气的折磨，纷纷要求到山林里扎营避暑。刘备求战无望，也就答应了，让水军也上岸扎营。于是从夷陵往西，几百里的长江，在两岸的山林里，都有蜀军的营帐，而刘备的主力就驻扎在猇亭隔江对岸的一带山林里。

当曹丕听说刘备连营七百里时都说：“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xí]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此兵忌也。”

苞，即苞草，意思是长草的地方；原，平原，平地；隰，低湿的地方，沼泽地；险阻，险要有阻隔的地方，主要是山地。苞原隰险阻就代表了各种地形。禽同擒。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把兵力分散在各种复杂的地形里，万一有突发情况，难以集结，调动不便，很容易被敌人擒获，是兵家大忌！

陆逊也正是从这一点看到了战机。刘备结营的材料都是就地取材，砍伐山中的树木做成栅栏，又地处山林之中，一旦着火逃无可逃。陆逊发现这一点之后，打算用火攻。我们看三国时三大战役，无一例外都和火有关：官渡之战曹操在乌巢放了一把火，赤壁之战时黄盖借东南风朝曹营放了一把火，刘备连江七百里设营，陆逊也打算放一把火。可以说，火是冷兵器时代的热兵器，其威力不用多说。

陆逊令吴军士兵各执茅草，趁夜突袭到蜀营，顺风（山谷风）放火，然后派朱然、韩当猛插到蜀军的后部（今宜昌隔江西岸），切断蜀军的退路，自率主力攻击蜀军的正面，驻守夷道的孙桓也主动出击，同时派水军切断蜀军两岸的联系。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火烧连营，蜀军一片混乱，仓皇而逃，烧死、战死的不计其数。其中张南、冯习和沙摩柯战死，杜路、刘宁投降，驻守夷陵一带的黄权被吴军切断了退路，不得已北上向曹魏投降，马良（马谡的哥哥）往西南撤退时也被步骘[zhì]所杀。刘备以全军覆没的代价，只身逃往永安城（也叫白帝城，今奉节东），从此一病不起。

这一战，蜀汉全军覆没，吴军本来打算乘胜追击，不料赵云的援军已赶到永安，再加上陆逊担心曹魏攻其后路，于是撤兵。

赵云的援兵只有两万人，刘备的五万大军都化为灰烬，吴军刚刚大胜，士气正旺，应该不会惧怕这两万人，只是三峡的地形特殊，陆逊要攻打白帝城，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我们常说的长江三峡，正是从白帝城这里开始算起，一直到夷陵。这一段河谷非常狭窄。通常大江大河在穿山越岭的时候，都会留下一个宽阔的河滩地，我们的古人最早在开辟山路的时候，就是沿着这些河滩地前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夹江两岸的山路。比如黄河，在经过陕西和山西交界的地方，算是河谷最深的地方了，也留下了两岸的山路。但三峡这里不行，很多地方的河谷十分陡峭，特别是三个峡口（瞿塘峡、巫峡、西陵峡）这里，两岸的山石都是从水底升起直插云霄，完全不具备开辟山路的条件。我们看古人打仗，常用的一个词就是“水陆并进”，水军前进的时候，附近要有陆军的配合，水陆两个兵种互相配合，发挥各自的优势，才能所向披靡。刘备从成都出发，也是到了平坦地带才将两个兵种分开，水路并进，吴军也害怕。后来刘备让水军上岸扎营，把长江水道的控制权完全交给了吴军，才导致蜀军溃败时无路可逃的惨状，毕竟在古代，水路是最便捷的通道，即使是逆流而上，也比走陆路方便，何况是那么难走的三峡山地。

陆逊没敢打白帝城，正是顾忌到了三峡水路的情况。瞿塘峡的峡口十分狭窄（我们今天从卫星影像上看已经宽了不少，是因为三峡水库的修建抬高了水位所致），绵延十数里，如果逆水而上，好不容易出了峡口，迎头就是防守严密的白帝城，城头有守军相迎，江面有水军策应，两岸还有伏兵抄后路，想全身而退几无可能。所以，像陆逊这么能忍的人，自然不会冒这个风险，还是退兵的好。

刘备一直驻扎在白帝城不走，让孙权很害怕。夷陵之战后，曹丕发觉孙权并不是真心归附，于是兵分三路南下东吴，孙权担心刘备趁机卷土重来，和曹魏两面夹击，那东吴就完了，于是又派使者前来求和。这一回，刘备答应了，因为夷陵之战不仅伤了蜀汉的元气，也耗尽了刘备的心力。

在夷陵之战的第二年四月，刘备病逝于白帝城，临终前托孤于诸葛亮。从此，蜀汉的军政大权转移到诸葛亮手上了。

诸葛亮一上来，就先和东吴修好，不是不想报仇，是形势所迫，不结好孙吴就不足以抗击曹魏。更闹心的是，南中地区也趁机叛乱，诸葛亮知道蜀汉经历这一连串的变故后，不仅元气大伤，而且人心不稳，当前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所以一直到三年后，才开始对南中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