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下大环境。

历史发展到东汉末年，出现了群雄割据的局面，群雄割据的原因是因为围剿黄巾军产生的，而黄巾起义又与汉末的政治格局息息相关。

先秦时期，中原王朝的统治阶层主要由贵族组成。秦灭六国之后，贵族被彻底消灭，世袭制遭到瓦解，但国家还需要官员来管理，可官员从哪里来却是个问题，战国时期那种毛遂自荐的方式终归不是常态，在科举制还没有问世之前，汉朝发明了察举制，察就是考察，举就是推荐，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举孝廉。

孝，即孝顺；廉，即廉正。汉武帝创立孝廉制的初衷是让地方推举孝顺廉正的人去做官，用这种方式来达到国家选拔人才的目的。但孝廉制考察的是一个人的品行，品行是无法量化的，也就无法保障公平，就像我们现在某些地方推行素质教育一样，实际为搞关系走后门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孝廉制成了一些世家大族培植自家势力的利器。当然，这里面也确实选拔出了一些人才，比如曹操，就是通过举孝廉进入仕途的。

举孝廉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一些人为了当官拼命作秀。作秀的主要内容是孝（因为还没当上官，所以谈不上廉），特别是父母的葬礼，成了各大秀场，于是乎厚葬成风，一些人就算平日节衣缩食，也要在父母的葬礼上大秀一场，因为这时围观的人多，一旦传开了，说某某很孝顺啦，把家里宝贝都给父母陪葬了，就可能被举孝廉的人知道了，也就有可能被推荐去做官。所以后来的盗墓者最喜欢的就是汉墓，因为陪葬品多。这一风气直到曹操下令整治后才有所好转。

孝廉只是做一些基层官员，真正位高权重的人往往是一些外戚。所谓外戚，就是皇帝的外姓亲戚，如果某个妃子得宠，那么她的父亲或兄弟就有可能做大官，而且一般都是宰相级的人物。外戚一旦把控朝政，等到下一代皇帝（通常是宰相的外甥）登基，皇帝就会被架空，比如霍光专权；弄不好还有可能被篡位，比如王莽建立新朝。

有了历史的教训，皇帝当然也要想办法自保，于是重用太监，与外戚抗衡。太监没什么文化，不懂得管理国家，而且作为六根不全的人，通常心理比较扭曲，他们一旦掌权，就会弄得国家乌烟瘴气。但太监是皇帝的家奴，主子在他们心里的位置比谁都重要，而且太监通常也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对皇帝来说，用他们最放心，贪点钱财真不算什么事。

于是我们看到，到了东汉末年，以何进为代表的外戚被杀，而以十常侍为代表的太监（确切的称呼应该是宦官）把控了朝廷，也就不足为怪了。

外戚和宦官轮番争斗，各种腐败问题层出不穷，官员们忙着结党营私，就没有人管老百姓的死活了，再加上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天下大旱，农民颗粒无收，而朝廷一点儿税赋都不减，老百姓被逼得没有活路，于是就起来造反了。

领头的人叫张角，河北冀州巨鹿郡人，他和两个弟弟张宝、张梁创立了太平道，以太平道组织灾民，揭竿而起，头扎黄巾，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所以称为黄巾起义。

太平道属于道教的一支。道教形成于战国，以老子的道家思想为理论根据，又加入了一些鬼神元素，最终成为一种宗教。

张角以太平道聚拢人心，纠集了几十万民众，对东汉的根基冲击很大。在现代的历史课本里，我们称之为“黄巾起义”，但是在《三国演义》里，我们经常看到“黄巾暴乱”这个词，这是因为所站的立场不同，课本里把农民起义基本都定义为正义的，但对于当时的朝廷来说，这是暴乱无疑。以前我看三国时，也觉得这些黄巾军都是一些乌合之众，没折腾几下就全挂了。可如果我们把它放到历史长河里看，就发现这次起义意义重大。

先不说黄巾起义直接导致了东汉末年的乱世，单说这次农民起义，它是自秦朝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农民起义（第二次是西汉末的绿林赤眉起义）。俗话说，事不过三，如果说陈胜、吴广的起义还有偶然性的话，那么黄巾起义直接坐实了中国底层人民的反抗精神。农民起义不同于军阀造反，军阀造反更多的是为了个人权力，而农民起义是不堪压迫之后的反击。这一点，并不是每个民族都具有的，相反的例子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邻居印度。

印度的地理位置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印度次大陆深入印度洋，东西两侧是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无疑是天然屏障。北部是平均海拔高达7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东部为平均海拔2000米的若开山，整个东部都是少有人烟的热带原始森林；西北地区有兴都库什山阻隔，该山脉全长1600公里，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西部地区则有苏莱曼山，平均海拔在2000米左右。除了西北角有一个开伯尔山口外，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单元，这种地形有利于文明古国的孕育。而开伯尔山口最窄处只有600米，在中国人眼里完全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比防守万里长城容易得多。

但印度人显然没有这个意识，一次又一次的外族入侵正是从这个山口突破。最早是雅利安人，然后是波斯人、马其顿人、希腊人、塞种人、大月氏人、白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大大小小的入侵达300多次。印度的历史就是一部被征服的历史，所有的征服者都成为这里的统治者，而原先的土著却沦为最低的种姓，他们不但没有反抗，反而认为这是应该的，把外来统治者强加给他们的宗教当作信仰，认为今生受苦是为了来世修福。如果在中国，早就有人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所以一直到今天，印度的种姓制度依然强大，因为底层人不反抗，上层人当然不会主动放弃这种特权。

补充一点，这里所说的印度是地理概念上的印度，泛指整个印度次大陆，也叫南亚次大陆，并非单指今天印度这个国家。

所以说，正是因为中国人具有这种反抗精神，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在统治期间，都不得不考虑一下民众的感受，如果做得太过，就有被推翻的危险。黄巾起义算是给后世的帝王敲响了警钟——不能太作威作福，要顾虑底层民众的感受。

黄巾起义冲击了东汉王朝的地方组织，中央政府派兵清剿，经常是顾此失彼，往往这里刚清剿完，那里又冒出来。于是中央采取一项政策，改刺史为州牧，让各个地方自行派兵清剿。正是这一政策，最终导致了群雄割据的局面。

刺史，原本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监察官：“刺”是检核问事的意思，即监察之职；“史”为“御史”之意。而州牧，却是一州之长，“牧”是管理的意思。改刺史为州牧，就是中央把军政大权下放到地方，这直接导致中央王权的衰落，地方政权的崛起。

本来，从秦始皇设郡县开始，汉朝也一直秉承秦制，全国行政区划只有两级：郡和县。到这时（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全国行政区划就变成了实打实的三级了：州、郡、县。虽然县下面还有乡，乡下面还有里，但乡和里都属于乡民自治机构，不属于中央直接管辖。

当时，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州：兖州、豫州、青州、徐州、荆州、扬州、冀州、益州、幽州、并州、凉州、交州，还有首都洛阳所在的司隶校尉部，后来也习惯称司州。三国时期，曹操从司隶校尉部剥离出关中，又从凉州里剥离陇右，合并为雍州。所以三国时期比东汉多了一个州。

各州的划分在战乱时期略有变动，但大体如图所示。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各路英雄开始登场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