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
在中国灿烂的文学星河里,儿童文学作为一颗璀璨的新星,萌芽于晚清的“儿童文学活动”,自觉于20世纪初叶“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运动”,而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一百年前,也就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这是中国历史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儿童文学从古代“自发的自然状态”走向现代“自觉的文学时代”所不可或缺的转型期。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像严复、黄遵宪、梁启超、周作人、鲁迅、陈**、胡适等,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当时中国文化启蒙的利器,在进化论的视野里发现了代表民族未来与人类希望的“幼小者”——儿童,接受了“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鲁迅)的“幼者本位”思想,反叛的矛头直指千古不变的中国传统的旧道德——“父为子纲”的“长者本位”思想,从儿童观上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萌生做了特别重要的思想准备。这一“幼者本位”的进化论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文学”精神相整合,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
1897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其中所揭示的自然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给国人敲响了不自强就要亡国灭种的警钟;但同时也给人们以希望,寄希望于未来的一代,在当时思想界发生了巨大影响,所谓“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风为之一变”(章炳麟)。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连载《卢梭学案》,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主张的“主权在民”“人人平等”的《民约论》详细介绍过来,告诉国人: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即使父子间也无权予以剥夺,所谓“彼儿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权,而此权,当躬自左右之,非为人父者所能强夺也”。1903年,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尔》也被翻译过来,在这部闻名世界的经典作品里,第一次出现了值得用大字来书写的话:“要尊重儿童!”并且宣称:“儿童不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成人”,“儿童在心理和生理上都与成人很不相同”。上述新论的传播,昭示了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新动向,即是后来被人们称为“儿童的发现”的开始。
虽然在进化论与民权论那里已经看到了人类新文明的曙光——儿童,但中国“儿童的发现”却还要经历大约此后20年的准备期,比西方大约迟了一个世纪,却又与一位西方的大教育家息息相关。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三天来华讲学,宣传他的“以儿童为本位”的现代儿童观,主张一切为儿童的设施,都必须以儿童为起点、为中心、为目的,而不是以成人、以教师、以教材为中心。杜威在华讲学长达两年,足迹遍及京、沪等大城市及十余省,又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影响非常广泛而强大,“五四”时期中国凡对儿童及儿童文学感兴趣的人几乎全接受了杜威的观点,为中国儿童文学奠基的几位巨人——鲁迅、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等,也无一例外。先进的儿童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人的发现”相整合,就萌生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儿童文学。所以说,1919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五四”文学革命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摇篮。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里写道:“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这“个人”中除了“成人”与“妇女”外,自然也包括“儿童”,正如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开创者叶圣陶所说的:“我们最当注意的还要数到儿童。”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周作人也明确指出:“人类只有一个,里面却分作男女及小孩三种;他们各是人种之一,但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小孩是小孩,他们身心上仍各有差别,不能强为统一。”所以,鲁迅呼吁:“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儿童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可以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件。《大英百科全书·儿童文学》写道:“儿童一旦被认为是独立的人,一种适于他们的文学便应运而生。”因此,到了20世纪初叶,中国的儿童文学才开始发展起来,不仅在理论上有周作人《儿童的文学》来倡导,在读物上,“也有一种趋势,就是‘儿童文学’——童话、神话、故事——的提倡”。魏寿镛、周侯予在《儿童文学概论》中描绘了这样的情景:儿童文学成为当时的教育界、文学界、出版界“最时髦、最新鲜,兴高采烈,提倡鼓吹”的新生事物——“教师教,教儿童文学;儿童读,读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讲演儿童文学,编辑儿童文学,这种蓬蓬勃勃、勇往直前的精神,令人可惊可喜”。所以,茅盾后来回忆说:“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
综上所述,人们先从达尔文的进化论里发现了作为“自然人”的儿童在人类进化历程中的重要地位与特殊意义,继而在近代资产阶级民权论那里发现了作为“社会人”的儿童具有与成人一样的独立人格与独立精神,进而在现代儿童教育观念的传播中接受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教育观。与此同时,又在摧枯拉朽的“五四”文学革命中发现了作为“精神人”的儿童应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与文学世界。四重视野的融合说明,儿童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实在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必然。
二、史学视野里的儿童文学
有一句名言,说的是:“有儿童的地方就有儿童的文学,有儿童的时候就有儿童的文学。”因为儿童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生命存在,不管你有没有发现他,他都有生理与心理两个方面的成长需求。发现他并重视他的精神需求,社会就会自觉主动地为他们提供适合他们接受的文学读物;没有发现,他们就会毫不客气地从成人的书架上捏起其中适合他们自己的文学读物并占为己有,或从民间的口头文学中汲取营养,或在创造性的阅读中将成人提供给他们的训诫读物内化为自己的文学需求。
发现与未被发现,意识到与没有意识到,重视与不重视,这个差别可是太大了。即便是同一部作品,如《西游记》,在它产生的那个时代就被孩子们占为己有,是我国传统儿童文学读物的重要遗产,但那时它在本质上还不是作为儿童文学作品来存在的,因为这部作品不仅不是为儿童而创作,也不是以儿童为主要读者的;因为那时社会还没有为儿童提供文学读物的意识。如果现在有人将《西游记》从传统文学读物中挑选出来,作为一部主要以儿童为读者对象的读物来出版,甚至对小说做适当的改编以适合今天儿童读者的阅读水平,那么这个《西游记》就是一部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品。同样一部作品,为什么在文学性质上有如此大的差别呢?关键就在于提供这部作品的动机之于儿童是有意还是无意,是有为还是无为。有意与无意、有为与无为是文学史上判断儿童文学是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现象出现的最本质也是最为重要的依据。
在社会意识还不是“有意”与“有为”时,那个时期产生的所有适合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在儿童文学史上都称之为“自发的儿童文学”;在社会意识“有意”与“有为”时产生的所有适合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都称之为“自觉的儿童文学”。而在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儿童文学时代,并不排斥有个别的情况存在,即在“自发的儿童文学”时代出现极个别“有为”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自觉的儿童文学”时代出现极个别“无为”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以,对儿童文学现象的理解与解释,应该以儿童文学史的发展眼光来看问题,因为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经历了由“自发”走向“自觉”两大阶段。我们今天所说的儿童文学,主要是指“自觉”以后的儿童文学,也就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这段历史,从孕育、产生到发展,至今已经有一百年了。
从文学史的眼光看,今天的“儿童文学”一词,其含义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儿童文学作品、儿童文学样式与儿童文学学科,由此生发出一个较为庞大与复杂的儿童文学系统、儿童文学现象及从事儿童文学的社会群体。儿童文学史作为儿童文学学科的一个分支,又是以所有的儿童文学现象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即图一、图二所示的所有内容,都是儿童文学史所研究的范畴。但儿童文学史研究的核心却是儿童文学作品,这在图一、图二中也都明显地标示出来了,儿童文学作品是一切儿童文学现象的基础,所以儿童文学史应该是儿童文学作品的发展史,也就是要研究由彼时彼地所有的儿童文学作品所组成的那个文学世界对儿童世界的意义。研究作品必然要研究创作作品的作家,所以作家作品以及由此生发的儿童文学现象,便成为儿童文学史的主体。儿童文学史家的任务就是在纷繁芜杂的儿童文学现象中,善于发现、善于抓住那些在儿童文学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儿童文学本质的事件,真实地记录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既是总结过去,更是面向未来。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儿童文学”是取广泛意义上的,“儿童”的概念与“成人”相对应,依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有关规定,指0—18岁的未成年人。狭义的“儿童”指的是小学校里的学生,为6—12岁。所以,从年龄阶段来分,儿童文学又包括既相互联系又呈阶梯式演进的三个子系统:婴幼儿文学、童年文学(儿童文学)、少年文学。在图二中处于三个不同阶段的“儿童文学作品”形态,也是既相互联系又完全不同的文学概念,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并且是对前者的创造性的发展,也就是说,作者、出版者与读者心中的儿童文学,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却又有着不完全相同的内涵。儿童文学作品在创作、出版与阅读过程中的复杂性,给人们对儿童文学现象的理解与儿童文学本质的认识增加了许多变数,值得仔细思考与认真研究。
三、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阶段
回首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可以分属三大时期:史前期、自觉期和发展期。史前期即晚清以前的儿童文学自发时期。自觉期指晚清儿童文学活动到“五四”儿童文学运动。发展期从20世纪30年代初至今近80年的时间,又分作五个发展阶段:30年代至40年代的战争儿童文学;50年代至60年代的新儿童文学运动;60年代至70年代的儿童文学荒芜期;80年代至20世纪末的新时期儿童文学;21世纪的新世纪儿童文学多元发展期。
(一)儿童文学的自发时代(史前期儿童文学性读物)
儿童文学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中国不过一百年的历史。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有其深厚的民族文化渊源和优秀的文学传统。在中国,儿童文学萌芽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叶,才第一次以一种明显和独立的文学形式出现于“五四”文坛,而在此前漫长的人类文明长河里,它还处于潜伏和萌芽状态,以文学史的眼光看,叫作史前期。儿童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历史存在,不仅有吃与穿的基本物质需求,也必然有心理与精神上的饥渴。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学以及古代文人笔下那些适合儿童听读的文学作品就被儿童自觉与不自觉地据为己有,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两条最为鲜活的源头。
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诞生于摧枯拉朽的“五四”思想大解放时代,但在此之前的儿童,并非没有得到文学的滋养,虽然没有供给儿童的文学,但具有儿童文学某些性质、自发的儿童文学作品还是存在的,史前期儿童主要从以下四个渠道满足心灵的饥渴:一是民族民间文学;二是启蒙读物中的文学读物;三是儿童占为己有的成人文学作品;四是某些具有儿童文学性质的作品。
民间文学是儿童文学的摇篮。“语言艺术的开端是在民间文学中”,民间文学不仅是民族文学的宝库,而且还是它的土壤,具有“永久的魅力”,是一切文学的源头。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所谓“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凡是有儿童的地方就有儿童文学”,指的就是千百年来流传在儿童口耳之间的民族民间文学,诸如歌谣、神话、传说、童话与故事等,这些典型的民间文学就具有鲜明的现代儿童文学的文体特质,也在中国文学发展的进程中被自然而稳固地纳入到儿童文学这一“自主共和国”,成为事实中的“儿童的”文学。
民间文学最重要的文学形式是歌谣与民间故事。歌谣包括民歌和童谣等韵文作品,民间故事包括神话、传说、童话、寓言、故事等散文作品。歌谣中的童谣与几乎所有的民间故事样式在长期口耳传承中,逐渐演进为儿童文学最基本的文体形式。
古代儿童文学性读物的两大部类。相对民间口头文学而言,儿童的文学读物是书面的、供儿童“读”的文学作品。这必须得有两个前提:一是以文字的形式来记录或创作文学作品;二是儿童必须识字,有初步的文学阅读能力。启蒙读物是儿童最早接触到的书面读物。儿童通过启蒙,识字渐多,知识渐长,待到具备一定阅读能力时,便会有搜读课外读物的欲望,而传统的教育“以为儿童只应该念那经书的,以外并不给预备一点东西,让他们自己去挣扎,止那精神上的饥饿”(周作人),其结果是儿童在大人指定的读物之外,又主动地从成人的书架上猎取,将那些能看懂的成人读物不分精华糟粕地占为己有,从而在启蒙读物之外,还有一个儿童自己开辟的一小块可以暂作逍遥的儿童精神的花园——从古典文学作品中摄取营养。由此形成了我国古代儿童文学读物的两大部类:一是古代启蒙读物中的文学读物;二是儿童占为己有的古典文学作品。
(二)儿童文学的自觉时代(具有现代意识的儿童文学时代)
1.晚清儿童文学活动——萌芽期(从1875年《小孩月报》创刊到1915年《新青年》创刊,大约40年的时间)。
随着西学渐进与近代民主思想的开放,儿童问题日益得到社会关注,同时适应新教育制度改革的教材需要,开始出现以儿童为服务对象的刊物与儿童读物。儿童报刊主要的就有十多种,如《小孩月报》(1875)、《蒙学报》(1897)、《寓言报》(1901)、《童子世界》(1903)、《少年报》(1907)、《蒙学画报》(1908)、《少年丛刊》(1908)、《儿童教育画报》(1909)、《童话丛刊》(1909)、《少年杂志》(1911)、《中华童子界》(1914)、《儿童画报》(1914)。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后,选用儿童喜爱的文学读物进入教材几成共识。同年,中国最早的儿童报纸《童子世界》在上海出版。同年,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尔》在中国出版。翻译小说自1893年至1924年,共170余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西方经典儿童文学作品。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儿童作为“小国民”“未来国民”被发现。一批人开始为培养健康国民倡导儿童文艺,如儿童诗歌方面有梁启超、黄遵宪倡导并亲自实践的学堂乐歌;儿童小说方面有梁启超、徐念慈等人的提倡,以及林琴南、包笑天等人的译述;童话方面有孙毓修的编述和周作人的研究;理论方面有梁启超、徐念慈、周作人、鲁迅等的拓荒与大力提倡,重要文献有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童子世界》发表的《论〈童子世界〉之缘起并办法》(1903),徐念慈的《余之小说观》(1908),孙毓修的《童话·序》(1909),鲁迅的《月界旅行·辨言》(1903)、《人之历史》(1907)、《儿童艺术展览会旨趣书》(1915)、《儿童之好奇心》(译述,1913)和《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译述,1914),周作人的《儿童研究导言》(1913)、《童话研究》(1913)、《童话略论》(1913)、《古童话释义》(1914)、《儿歌之研究》(1914)、《成绩展览会意见书》(1914)和《征求绍兴儿歌童话启》(1914)等。
2.“五四”儿童文学运动——自觉期(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23年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出版,大约十年的时间)。
中国儿童文学实现了由“儿童的发现”到“儿童文学”的历史转变。在《新青年》倡导下发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儿童文学的摇篮。鲁迅、周作人、胡适、赵景深、郭沫若以及茅盾、郑振铎、叶圣陶、俞平伯、冰心等“文学研究会”成员发起了一场有声有色的“儿童文学运动”。
创建的重要报刊或儿童文学园地有《儿童世界》(1921)、《小说月报·儿童文学》(1921)、《小朋友》(1922)、《儿童文学》(1923)、《晨报副刊·儿童世界》(1923)。重要作品有童话《稻草人》、散文《寄小读者》、歌舞剧《葡萄仙子》(均为1923)等。重要文献有鲁迅的《救救孩子》(1918)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周作人的《人的文学》(1918)、《儿童的文学》(1920)和《关于儿童的书》(1923),胡适的《国语运动与文学》(1921),严既澄的《儿童文学泛论》(1920),郭沫若的《儿童文学之管见》(1922),魏寿镛、周侯予的《儿童文学概论》(1924),凌冰的《儿童学概论》(1924)。
(三)儿童文学的发展时代(社会主义性质的儿童文学)
1.战争儿童文学——发展一期(从1923年《先驱》发表《儿童共产主义组织运动决议案》开始至1948年《小英雄雨来》出版,大约25年的时间)。
这一时期重要的作品有:老舍的《小坡的生日》(1929),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1931),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1932),《奇怪的地方》(1936),高士其的《菌儿自传》(1936),严文井的《南南和胡子伯伯》(1941),华山的《鸡毛信》(1945),管桦的《小英雄雨来》(1948),黄谷柳的《虾球传》(1947),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1947)等。儿童文学理论著作有张圣瑜的《儿童文学研究》(1928),周作人的《儿童文学小论》(1932),陈伯吹的《儿童故事研究》(1932),王人路的《儿童读物的研究》(1933),仇重、金近、贺宜等合著的《儿童读物研究》(1948)。
2.新儿童文学运动——发展二期(从1949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至1966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停止出书,大约17年的时间)。又称作新中国儿童文学第一个黄金期。
1949年,团中央主办的《中国少年儿童报》创刊。1952年,第一家少儿出版社在上海成立。1956年,第二家专业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北京成立。1954年起,中国作协开始主办儿童文学评奖。1957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内部刊物《儿童文学研究》创刊。1960年,开展了对陈伯吹“童心论”的批判。台湾地区、港澳地区的儿童文学这里暂不涉及。
重要作品有:秦兆阳的《小燕子万里飞行记》(1950),高士其的《揭穿小人国的秘密》(1951)、《我们的土壤妈妈》(1951),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1952)、《宝葫芦的秘密》(1957),阮章竟的《金色的海螺》(1955),柯岩的《“小兵”的故事》(1956),洪汛涛的《神笔马良》(1956),徐光耀的《小兵张嘎》(1962),严文井的《小溪流的歌》(1959),冰心的《小橘灯》(1960),孙幼军的《小布头奇遇记》(1961),刘厚明的《小雁齐飞》(1962)等。重要理论著作有: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简论》(1957),蒋风的《中国儿童文学讲话》(1959),贺宜的《散论儿童文学》(1960)等。
3.儿童文学荒芜期——发展三期(从上海、北京两家少年儿童出版社停业开始到1977年《儿童文学》《少年文艺》分别在北京、上海复刊,大约十年的时间)。
这是儿童文学的荒芜期。重要作品有: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1972)、徐瑛的《向阳院的故事》(1973)、高士其的《生命进行曲》(1973)等。
4.新时期儿童文学——发展四期(从1977年一批儿童文学类刊物纷纷复刊至20世纪末)。儿童文学的复苏期,又称重建期。
1978年,中宣部、文化部等国家八部委在庐山开会,部署儿童读物的创作与出版,拉开儿童文学复苏的序幕。1979年,中国作协设立儿童文学委员会,同年,浙江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开始招收儿童文学研究生,至今招收儿童文学研究生的院校已近十家。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开始招收儿童文学博士生。1980年,除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恢复外,又成立了三家少儿出版社,至今少儿专业社已达38家。同年,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和文化部少年儿童艺术委员会成立。
1984年,文化部召开全国儿童文学理论座谈会,中国作协成立儿童文学组。1986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参加了第25届至第28届年会,并将承办2006年第30届年会。1988年,全国儿童文学发展趋势研讨会召开。1996年,***总书记发出抓好“少儿文学、长篇小说、影视文学”的指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评选的国家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三大奖)等国家级图书大奖,都设有儿童读物组。此外,还有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专业奖。
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有:刘心武的《班主任》(1976),金近的《小白杨要接班》(1977),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1978),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1979),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1979),刘先平的《云海探奇》(1980)、《千鸟谷追踪》(1985),董宏猷的《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1989),张之路的《第三军团》(1991),金曾豪的《青春口哨》,秦文君的《女生贾梅》(1993),曹文轩的《草房子》(1997)等。重要理论著作有:贺宜的《小百花园丁杂说》(1979),蒋风的《儿童文学概论》(1982),胡从经的《晚清儿童文学钩沉》(1982),鲁兵的《教育儿童的文学》(1982),陈子君的《儿童文学论》(1985),韦苇的《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1986),蒋风主编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1986),洪汛涛的《童话学》(1986),王泉根的《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1987),洪汛涛主编的《中国儿童文学十年(1976—1986)》(1988),希望出版社版《中国儿童文学大系》(1988),张香还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现代部分)》(1988),王泉根评选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1902—1949)》(1989),汤锐的《比较儿童文学初探》(1990),马力的《世界童话史》(1990),蒋风主编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1991),陈子君主编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1991),四川少儿版《儿童文学辞典》(1991),重庆版《中国幼儿文学集成》(1991),薛贤荣的《寓言学概论》(1991),蒋风主编的《世界儿童文学事典》(1992),金燕玉的《中国童话史》(1992),吴其南的《中国童话史》(1992),张之伟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1993),方卫平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1993),孙建江的《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1995),浦漫汀的《浦漫汀儿童文学评论集》(1996),张美妮、巢扬主编的《中国新时期幼儿文学大系》(1996),王泉根评选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文论选(1949—1994)》(1996),吴其南的《转型期少儿文学思潮史》(1997),蒋风、韩进的《中国儿童文学史》(1998),韩进的《中国儿童文学源流》(1999),樊发稼的《追求儿童文学的永恒》(2000),朱自强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2000)等。
5.新世纪儿童文学——发展五期(从2001年至今)。
进入新世纪,儿童文学多元化发展趋势明显,艺术的儿童文学与大众的儿童文学日益成为两大潮流,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个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充分发挥,儿童文学心理学派、教育学派、社会学派、幻想学派、未来学派等艺术形式都得到了充分展现。创作空前自由,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也日益明显。重要作品有:曹文轩的《细米》(2003)、《青铜葵花》(2005),杨红樱的《漂亮老师和坏小子》(2003)、《男生日记》(2004)、《女生日记》(2000)、“淘气包马小跳系列”,金波的《乌丢丢的奇遇》(2007),冰波的《阿笨猫全传》(2005),王一梅的《鼹鼠的月亮河》(2002),三三的《舞蹈课》(2005),马昇嘉的《多一点,少一点》(2006)等。
四、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经验教训
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有一个基本估价,就是起点高但发展曲折,依赖性强但潜力无限,成就突出但与世界儿童文学的发展水平差距明显。进入新世纪的儿童文学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而百年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正可以作为今天的借鉴,提醒人们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创造条件,与时俱进,为新世纪的儿童文学创造更为良好的发展环境。
(一)国运兴则儿童文学兴,儿童文学与国家的关系十分密切,小小文学折射大千世界
纵观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其道路是很不平坦的,经历了三起三落,目前仍然处于不很稳定的发展状态。一般认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有四个“黄金时代”:一是20世纪初叶的“五四”儿童文学运动,集中展现在1920年到1925年;二是50年代的新中国儿童文学实践,集中展现在1950年到1960年的10年间;三是80年代初期的新时期儿童文学复兴,集中展现在1978年到1985年;四是90年代中期以后,集中展现在1996年***同志发出抓好“儿童文学”等“三大件”至今。这四个时期都是我国国家比较稳定,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尤其是1949年以后,儿童文学的每一步发展,与文艺政策及儿童文学政策密切相关。
(二)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最大特点是与儿童教育不可分,不仅中国儿童文学发源于儿童教育的需要,而且它的发展至今没有也永远不可能远离儿童教育
在中国,儿童文学的提倡从来都是与儿童教育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从事儿童文学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儿童教育者,在对儿童文学的学科归属上,也都不约而同地归属于师范教育。可以说,儿童教育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根,是流淌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躯体里的血液,也是中国儿童文学今后发展的基础。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了的,至少是与今天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相适应的一种文学阶段。儿童文学的发展也应该有它的阶段,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阶段,一个渐次的发展过程。有的阶段与过程是不能跳过的,就像有人想彻底否定中国儿童文学的教育性那样,在一个有四亿儿童的大国,其中还有四分之三的儿童在农村,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儿童连温饱与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都不能得到完全保证的时候,以娱乐来排斥教育的做法,也许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危险行为。儿童文学应该成为儿童心灵逍遥的乐园,但儿童文学不应该仅仅成为有闲有钱阶层的儿童的消遣品,更不应该成为作者、出版者追逐名利的一种快捷的致富工具。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发挥儿童文艺的教育功能,以济儿童教育力量之不济呢?可以主张儿童文学有多种属性,但不能借此否定儿童文学的教育属性,而且它永远应该是儿童文学最基本的属性之一,根本没有教育性的儿童文学作品是不存在的,但在这里对“教育”一词的理解应该是多元的广泛意义上的,即使是那些被认为是最没有教育性的作品,也许正可以归入现在所提倡的“素质教育”,不是吗?
(三)儿童大国不等于儿童文学大国
中国自古就是儿童大国,也自然是儿童教育大国,但却还不是儿童文学大国,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儿童文学在儿童健全成长过程中的文学价值还没有得到社会最广泛的认同与重视;二是儿童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认为是儿童教育的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过于狭隘地理解了儿童文学之于儿童成长的价值。但两者在本质上都没有给儿童文学一个应该有的独立的文学地位,也正如长期以来人们还不曾真正给过儿童一个独立的人的地位一样。儿童观与文学观共同决定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特殊命运。三是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严重滞后,还没有真正形成完整的富有现代特征的儿童文学学科体系。关于学科建设的理论研究还很薄弱,发展儿童文学批评的学术环境还不尽如人意,甚至连“什么是儿童文学”这一最基本的学科命题,理论界至今也没有做出权威的令人信服的解说。目前儿童文学的发展,既处在世纪之交,又是一个儿童文学非常热闹、非常时髦、非常繁荣的时代,此所谓“三面大旗”(大幻想文学、幽默儿童文学、大自然文学)迎风招展,“三大评奖”(国家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中国图书奖)连年获奖,一批童星(上海17岁的男孩韩寒有《三重门》、北京16岁女孩金今有《再造地狱之门》、湖北12岁的女孩蒋方舟有《正在发育》、江苏6岁男孩窦蔻有《窦蔻流浪记》等)闪亮登场……好一派繁花似锦、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说到作家队伍,虽然号称“五代同堂”,但现在孩子们能数得出的著名作家又有多少?恐怕没有一百人,就算一百人吧;再看孩子们耳熟能详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又有多少?恐怕也数不出上千篇,就算一千篇吧;我们再看看儿童读者,全国有近四亿的少年儿童。四亿儿童与作家作品的数字之比,这个差别太大了。而就在这些作家作品中,又有多少是面向近三亿农村孩子的呢?能够走向国际的作家作品又有多少呢?仅此而言,我们就知道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对内对外都还远远不够充分,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还需要有志于儿童文学的人们继续努力,还需要更多的儿童文学的热心人与殉道者为之奔走呼号与默默奉献。
儿童文学作家的队伍仍在发生分化,儿童文学的读者也在不断流失,影视文化、网络文化等对儿童读者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加之经济环境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外围文化的冲击,原创作品出版艰难,文学新人步履维艰,而外国奇幻作品却大行其道,魔怪文学、智商文学、情商文学、财商文学等来势汹涌,传统的、民族的东西反而没有受到重视。凡此种种,都是不甚正常的儿童文学现象,需要得到关注与采取应对的措施,以确保儿童文学的先进文化方向与娱乐儿童心灵的文学精神。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走过了一条“光辉的荆棘路”,每一位儿童文学家就是照亮这条荆棘小道上的一盏微不足道的“小橘灯”,但许多盏小橘灯在一起,就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盏盏不灭的“神灯”,不仅引导儿童健康成长,还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之火”,昭示着人类的未来与希望。回顾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的儿童文学家与时代一同前进,与祖国风雨同舟,与人民同甘共苦,与儿童休戚与共,写下了不朽的辉煌篇章,为儿童个体的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迈入新的世纪,儿童文学工作者备感任重道远,时不我待,必须克服困难,加倍努力,与时俱进,把自己的今天奉献给人类最光明、最灿烂的朝阳事业——神圣的儿童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