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的研究，在新时期以前还是一个空白，笔者接触到的资料表明，只在20世纪30年代，被一些周作人研究者偶然提及。以陶明志先生编《周作人论》为例，仅三处：

1．杨晋豪在《周作人先生》中指出：“他是一个很注意儿童文学的人，像《谈龙集》中的《读各省童谣集》《读童谣大观》。在吕坤的《小儿语》，《谈目连戏》《猥亵的歌谣》及《江阴船歌序》《潮州歌序》等之中，他都有很鲜明地叙述他对于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和意见。我以为他用忠诚的态度和虚心的观察之对于他们的研究，其价值也不下于他的介绍外国文艺的伟功的。”这可以视作20世纪30年代对周作人在儿童文学方面成绩的最高评价。

2．梁永福在谈到周作人的《谈龙集》时也说：“还有把我们素来很隔膜的希腊文艺，和大部分人从来不大注意的儿童文学和民间歌谣，努力地去介绍和提倡，使我们能明白地知道艺术界——其实是文艺界——中还有许多我们忽略了的珍宝。这几点我们可以从周作人的文章里看出。也是应该向著者感谢的一点。”肯定并赞赏了周作人在儿童文学等方面的关注。

3．苏雪林在《周作人先生研究·（b）趣味方面的表现》里，将神话、童话、民歌及童谣、民间故事及野蛮人风俗与迷信等这些含有儿童文学性质的文体纳入“民俗学之偏爱”中给以研究。除《周作人论》外，可以见到的文字，还有王哲甫在其所著的我国第一部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里曾有对周作人提倡歌谣的一段评价，他说：“周氏对于提倡歌谣的收集，尤有特别的功绩。这种向来被文人学士视为林野庸人孺子的歌谣现在居然在文学上被人重视起来，收集、整理、考证、刊行，这不能不说是周氏提倡之功。”顺便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史著的第八章名为《整理国故与儿童文学》，还着重介绍了当时出版界出版儿童文学丛书的情况。

以上可以视作新中国成立前人们对“周作人儿童文学论”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至新时期以前，仍然没有可以被称为“周作人研究”的东西，整个文学界都没有研究周作人的条件，儿童文学自身的建设也因政治诸因素的介入与限制，还无暇顾及也不被许可顾及对周作人儿童文学论做正常的学术上的清理，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十月革命后，儿童文学的发展或多或少是按政治需要而出现的。”中国特殊的社会发展进程也无例外地对儿童文学做如是要求；又因为周作人的汉奸身份，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活动长期以来几乎无人提及，似乎在中国的儿童文学史上，压根儿没有发生过这回事，偶尔能见到的文字，也是口诛笔伐，全盘否定。

二

周作人被重新发现，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思想启蒙运动与改革开放的潮流，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空间。在关于如何提高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水准的思考中，谈论最多的是尊重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在这种思辨气氛中，重新回忆起周作人，便是很自然的了。

首先发难的是一些敢想敢于又有敏锐头脑、有志于儿童文学事业的年轻人，王泉根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在浙江师范大学攻读儿童文学硕士学位时，就极具史家胆识地将目光投向了周氏兄弟。他认为：“早年的周氏兄弟还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十分关心儿童教育与儿童文学，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做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最早篇章，主要是由周氏兄弟书写的……周作人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早期阶段曾经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对于周作人这样的人物，我们不能因人废言，因人废史，而应当严格地从史实与资料出发，反复地分析研究，具体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其人其文，以恢复这类历史人物在文史上的本来面目。”这是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学术精神的一种心声。本着这种精神，他编选了《周作人与儿童文学》（资料本），在《代前言·论周作人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中，对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活动、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都做了有史以来第一次较详细中肯的概观，集中表达了如下重要观点：

1．周作人早在1906年就开始涉猎儿童文学。他不仅是外国儿童文学的热心译介者，还是儿歌童谣与民间故事的热心收集者，而他在儿童文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最有实绩，最有影响。

2．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批判封建的旧儿童观，鼓吹尊重儿童独立人格的新儿童观。（2）强调理解“儿童的世界”，尊重儿童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主张迎合儿童心理供给他们文艺作品。（3）提倡儿童文学文体多样化，肯定它们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

3．周作人是现代中国研究童话理论并取得成绩的第一人，还对儿歌、儿童戏剧等做过较为深入的探讨。

4．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也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受到杜威“儿童本位论”的消极因素的影响，片面强调“顺应儿童”，反对儿童文学的教育方向性与社会作用，对现代儿童文学产生过十分不良的影响。

结论是：周作人应当属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拓荒者的行列，在儿童文学史上应有其一定的地位。

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周作人的儿童文学主张并肯定其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的重要文论，它的出现翻开了周作人研究中被历史尘封已久的厚重的一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王泉根在他毕业论文基础上著就的《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评选本《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及著作《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等著述，更是继承与实践了这一学术精神，积极地介绍与评注周作人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为周作人儿童文学理论的重新发现做出了贡献。

几乎与王泉根同时，在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文学硕士的吴家荣先生，也发表了在当时还十分难得的《周作人在儿童文学上的功过》，该文指出周作人在儿童文学方面的两大贡献：

1．周作人最早为恢复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地位而振臂呐喊；最早肯定儿童文学的地位和作用；最早强调儿童文学应有不同于成人文学的特点，并对儿童文学创作予以积极倡导。

2．周作人积极提倡儿童文学体裁的多样化，并精到而深刻地研究了童话、儿歌、儿童剧的特点。发表了不少独到的、很有价值的见解，从而推动了各种形式的儿童文学的创作。

但作者在这篇文章里的态度是相当谨慎的。文章开篇写道：“20年代的周作人，在文坛上曾有点名气，他不仅以小品文创作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而且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肯定之后，文章又于篇末否定道，“应该指出，周作人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鼓吹儿童文学的，是从资产阶级思想武库中，拿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武器，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对儿童的摧残的。因此，他的关于儿童生理、心理特点的论述是建立在‘返祖说’的反动基点上的，其结果必然导致资产阶级的‘自由教育论’。”这又明显带有那个时期的局限性与犹豫性。无独有偶，在王泉根同一时期执笔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第一编《1917—1927年间的中国儿童文学》中，对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活动与儿童文学观也只用了一页的篇幅叙述，这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曲折的一面。针对周作人研究中出现的这一徘徊现象，曾有人撰文指出“这是思想还不够解放”。显然，用这种做法对待周作人这样一位我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不可多得的人物，是不适当的。因为在周作人身上，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一半，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国儿童文学史，也不可能正确地理解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方向的儿童文学。我们必须把科学的态度和正义的愤怒很好地结合起来，‘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对周作人在中国儿童文学初期所做出的多方面的贡献实事求是地给以肯定。值得欣慰的是稍后出版的张香还先生的个人著作《中国儿童文学史（现代部分）》，著者用专章专节，以翔实生动的历史资料，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周作人做了在那个时期所能达到的高度且全面中肯的评价。周作人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第一次在文学史著作中被确立了。

三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界曾悄然掀起一股“周作人热”，不仅周作人的小品文成为一种普遍的阅读需求，周作人研究也有了令人欣喜的长足发展，这期间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注意到了周作人毕生对儿童问题的关注。譬如，1986年舒芜在《周作人概观》里旗帜鲜明地指出：

在儿童问题方面，周作人多从正面来说，应该对儿童、儿童教育、童话（和神话、传说）有正确的理解。既不应该将儿童当作缩小的成人，也不该当作不完全的小人，等等。“五四”时期的文化战士当中，经常注意这个问题的，也没有人超过他的。

舒芜先生这番言论，发表于思想解放之风初开之时，可谓有振聋发聩之效力，无疑为周作人研究拓展了一个新视野、新领域，尤其他将周作人与鲁迅相比所提出的问题，很给人以思索与启发。此后，本人循着这一思路，做了一番查证后得出：

鲁迅、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冰心，他们都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拓荒者与奠基者——从不同的方面，谁也不是全才。……就说鲁迅吧，他没有写过一篇儿童文学理论文章，没有专为少年儿童创作过一部作品，连自己也一再表白他对于儿童文学是“没有研究过”的：1936年，即他逝世的这年的3月11日，鲁迅在给杨晋豪的信中说：“我向来没有研究儿童文学”，“恰如我说自己不会打拳或做蛋糕一样，是事实”。4月2日，在致颜黎民的信中又说：“现在印给孩子们看的书很多，但因为我不研究儿童文学，所以没有留心……以后我想留心一点。”4月15日，又在给颜黎民的信中强调：“我向来没有留心儿童读物。”这当然可以看作是鲁迅先生的自谦与严于责己，但并非毫无根据。

1987年，“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人们又有机会了解到周作人研究领域外的情况。在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中有日本汤山土美子的《我对鲁迅、周作人儿童观的几点看法》一文，该文认为：“五四”时期周氏兄弟都批判封建旧儿童观，倡导以儿童为本位的现代新儿童观，但在具体认识儿童与对待儿童两个方面，两人又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前者把儿童看作现实的“人”，后者把儿童看作理想的“人”。因此，应该重新评价鲁迅的儿童观，并重新探讨周作人的儿童观。这给刚刚起步的周作人研究照进了一缕新的阳光，提供了新的思路。

也在这一年，另一位日本研究者新村彻写于1982年的《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论——中国儿童文学小议之一》也被介绍过来。该文以周作人儿童文学论集《儿童文学小论》为例，充分肯定这些写于“五四”之前、民国初年的儿童文学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主要论点有：

1．周作人第一次将民俗学的方法引进了儿童文学，以人性与科学性作为评论儿童文学的尺度，使得中国儿童文学第一次具有了“现代”品格。

2．周作人强调将儿童从封建旧儿童观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观点，对当时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有着重要价值，新中国成立后将其作为资产阶级“童心论”与“儿童本位主义”来批判是不正确的，因为他将儿童当作完全的个人，承认他们与大人同等的人格的观点，正是对儿童的全面正确的理解，应该说是走在了同时代其他论者的前面，是值得肯定的。

3．周作人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介绍与研究，实际上开启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时期，他对安徒生与王尔德创作倾向的推崇，反映到了当时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中，形成了“五四”时期占主潮的创作倾向，这些贡献都是不容抹杀的。

4．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论中也有不少缺陷，比如他对“文学的童话”与“童话理想境界”的解说就不能让人明白。

上述两篇日本学者的专论所论及的主题，是当时的国内研究者还未曾给以注意的内容，这让国人在得到启发与借鉴的同时，更看到了自己的差距。这无疑也是一种推动力。

四

20世纪90年代是“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研究取得重大成绩的时期。1990年，倪墨炎先生在其重要著作《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里，有两节讲到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活动：“从事儿童学研究”与“重视儿童文学”。钱理群先生也于1990年、1991年两年分别推出了他的《周作人传》与《周作人论》。这三部著作，都因供不应求，于出版后的次年重印。在《周作人传》里，著者以《寂寞中的默默耕耘》《〈异域文谈〉及其他》《“起怀旧之思”》与《儿童的发现与歌谣的征集》等五个章节，记述了周作人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于绍兴执教时关心儿童教育理论到1920年周作人发表《儿童的文学》演讲这期间约十年的儿童文学活动。在《周作人论》里，又于第八章《儿童学、童话学、神话学研究与传统文化的反思》中，比较系统地介绍并客观评价了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思想，并认为：

1．周作人是“五四”时期儿童文学最热心的倡导者与最有力的推动者之一。

2．周作人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倡导着一种文学新潮流，即着重于“自然人生”的自由表现，追求文学的“真诚”与审美功能，强调尊重艺术思维的客观法则，进行创造性的艺术创造。

3．周作人所倡导的这一文学潮流在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始终未能成为文学的主流，但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对立面而顽强地存活着，它的得与失，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的独特贡献与给人们的经验教训，都值得今天认真总结。

钱理群先生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宏阔视野论述周作人儿童文学论的地位，大大拓宽了研究的空间，同时还为儿童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史实与富有启发的见解。

与文学界同声呼吸的儿童文学研究，这一时期对周作人儿童文学论的关注也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资料收集与概说走向更深层次的比较研究与文化研究。其中代表性的文论有吴其南的《评“复演说”——兼谈儿童文学和原始文学的比较研究》和方卫平的《西方人类学派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吴文认为：

“复演说”是中国人最早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文化、文学的尝试，它第一次将中国儿童学的许多研究放到科学的基点上。特别是在儿童文学领域，周作人等把儿童文学与原始文学等同起来，像强调原始文学与文明后的文学的区别一样强调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区别，终于使中国人承认儿童审美意识与成人审美意识的差异而导致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使中国儿童文学在发展中迈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

方卫平认为，西方人类学派是给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形成以重要影响的外来学说之一，它对周作人儿童文学观念的启示、浸润和影响，使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现代形态得以初步形成。

受到上述两位研究者的启发，本人当时正在浙江师大儿童文学所攻读儿童文学硕士学位，也写下了《鲁迅、周作人早期儿童文学观之比较——兼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鲁迅方向》。该文认为周氏兄弟早期关于儿童与儿童文学的意见，大多是他们兄弟共同思考与相互启发的结果，但又因各人具体的生活环境、性格好恶与对世界、人生的看法不同，在历史观与人生价值观、文化心态与文学价值观这两个方面有着本质的分歧，从而导致了他们在儿童与儿童文学本质认识上的相背离。为了更进一步地理清周氏兄弟的儿童文学思想的脉络，继而又做了更为深入具体的探讨，陆续发表了《周作人的童话研究》《周作人早期儿童观初论——兼述“以儿童为本位”观的提出》《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及其悲剧品格》以及四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从“儿童的发现”到“儿童的文学”——周作人儿童文学思想论纲》等，这些研究对周作人在儿童文学方方面面的意见都给予了充分关注与独到的评析，大大丰富与深化了当代“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人的文中从下述五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思想在史学上的意义与理论上的价值——

1．周作人与中国儿童的被发现；

2．周作人的儿童学研究与儿童观；

3．周作人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

4．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与童话观；

5．周作人儿童文学思想的悲剧品格；

余论：近七十年“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研究综述。

这一时期，还有一篇值得一读的文论是宋其蕤先生的《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主张》，也对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做了较为全面与系统的归纳。此外，在一些儿童文学研究论著中，如金燕玉的《中国童话史》、吴其南的《中国童话史》、方卫平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等，也都在关涉到周作人时给了恰当的评价。

五

新时期以来，周作人儿童文学论被重新发现的事实表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论有它现实（当代）的某种合理性，或者说与当代儿童文学建设的构想有着某种契合；反之，是难以理解的。不论周作人儿童文学论被重新发现的背景因素如何复杂，从儿童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来看，仍然是有迹可循的。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现代中国现实的政治问题过分突出，基本的温饱、生存等民生问题尚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诸如“生存意义”及“精神需求”这类形而上的问题更远远没有提到历史发展的日程上，因而周作人将对儿童文学的理性思考放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与其说是对时代的超越，更不如说是对时代的“逃遁”。

然而，当历史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与和平建设的时代环境已经基本具备了实现周作人在20世纪30年代从形而上痴心构设的让儿童文学成为儿童“可以逍遥的花园”这一理想的社会条件；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又经历了继“五四”之后再一次“收纳新潮，脱离旧套”（鲁迅）的思想大解放运动，这一时期也是又一次中西文化大碰撞与大交融的文学时代，面临着许多类似于“五四”时期的启蒙任务。文坛无主潮与多元格局的形成，更有利于对世界范围内儿童文学论的兼收并蓄，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参照。也正是在这一参照下，人们惊奇地发现了本来就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论有着更多的现代意识与学术品格，有利于构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世界性。这一发现又反过来强调了对过去儿童文学理论进行拨乱反正与正本清源的必要性。在为“童心论”恢复“名誉”的大辩论中，学术界一致认为过分强调儿童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已经给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儿童文学发展有它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是由儿童读者的接受特点而决定的；儿童文学作家必须具有明确的儿童读者意识，要有一颗“童心”；儿童文学作品应该在愉悦儿童心灵与促进人格健全成长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价值；儿童文学是一“独立国”，有它自己的主权与法则，这是成人文学不能代替的，强调儿童文学的主体性。这些结论的获得竟与周作人曾倡导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论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当人们从史学与美学的角度来重建儿童文学这一“独立国”时，史的视野，使人们发现了周作人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动摇的重要历史地位；美学的视野，又发现了周作人的儿童文学不仅可以用来纠正“教育工具论”的偏颇处，还具有它鲜明的现代意识与学术品格。双重视野相结合，周作人的重新发现也就极为自然了。

班马在《直议中国儿童文学的二十世纪意识》里，有一段“重新体认周作人”的文字，这里可以借用来表明儿童文学理论界所一度拥有的一种比较普遍的心态：

从对这个人物（指周作人，韩进按）的深切探寻中，我感到他超乎别人地真正热爱儿童；也感到他那源于童话研究基础的儿童文学主张超乎别人地具有真正的专家性质。我始终想不通的是，为何要将“鲁迅论儿童文学”的地位和应用置于周作人之上？深刻的鲁迅，从未自认儿童文学的专家，对此也进入不深；“救救孩子”本不是一个儿童文学的口号（而是一个社会性的政治性主题）；问题不在鲁迅，而在儿童文学界盲目地搬用原本非文学性质的“鲁迅精神”。搏杀于政治战场和思想战场的鲁迅杂文，是成人社会领域的产物。因而，周作人从童话研究，到原人研究，到原始思维研究，到儿童思维研究，则起码是更具此一专业的真正价值。他所维护的儿童的“空想”“纯美”“荒唐”“野蛮”等权利，是首先具有原本人性的发育阶段之前提的。他反对过早向儿童施加（各种）“社会性”是具有儿童美学根据的，即是更强调少年儿童审美阶段的“感知”而怀疑“认知”的儿童期不确性。周作人被批判了大半个世纪的所谓反对某儿童刊物（指《小朋友》杂志，韩进按）“提倡国货专号”之事，我认为他并不是没有道理，这道理即是儿童期更宜“感知”的非直接社会性的把握。所谓社会性就是此一时彼一时，21世纪中国则更是走马灯式也；比“日货”事件更朝云暮雨的社会“现实”则充满一部中国当代史；然而，对儿童心灵来说持以此道却是十分危险的。一个民族从儿童之心就已丧失“恒定基础”，不正是20世纪中国精神的惶乱与浮躁这沦落格局，以及教育和儿童文学的大失败吗？

正如这一长段文字所表明的那样，对周作人的反思与对周作人儿童文学论的肯定，是建立在批判社会功利价值的儿童文学论基础上的，这也许难免其“矫枉过正”的偏激，然而历史发展的进程往往正是一个“曲线中的直线”，历史的正义感也往往是通过某种偏激或迷乱等非常规形式曲曲折折地体现出来的。就像克罗齐曾指出的：“历史像从事工作的个人一样，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对于当时来不及照顾的问题则加以忽视或临时稍加改进，任其自行前进，但准备在腾出手来的时代给以充分的注意。”从“五四”到当代的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也是这样前行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史将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提到每位儿童文学家的面前。强调儿童文学的社会功利价值，这是时代对儿童文学作家最庄严的召唤，也是作家对那个时代的一份真诚与责任。当代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与发展，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儿童文学在促进儿童生理心理健康发展，推动儿童向理想人格健全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性与娱乐价值，这同样也是时代赋予儿童文学家的神圣使命。两者是中国儿童文学在不同历史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不同时代主题，两者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发展中的不同过程。我们应该总结这两方面的经验，以期能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的研究也正期待着在这一目标下的充实、创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