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从经同志认为，我国儿童文学在晚清时期就如同繁星璀璨的夜空，呈现了一片绚烂多彩的景象，其主要依据是梁启超、黄遵宪、曾志忞等对儿童诗歌、儿童小说、儿童音乐的提倡，以及鲁迅早期对儿童艺术和童话等的意见。对此，我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我国的儿童文学当是产生于“五四”时期。

一、对儿童的了解是儿童文学产生的先决条件。只有当儿童的地位提高到其精神需求得到重视时，儿童文学才有可能产生，而在我国，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发现却是近代的事。这也正是我国古代没有儿童文学的缘故，正如日本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上笙一郎所说的：“在这样一个儿童的基本人权惨遭剥夺的社会里，关怀儿童，使儿童得到欢乐，将儿童培育成为健全的社会的人的儿童文学，又怎么能够产生呢？”只是到了晚清时期，由于近代社会接受了包括文艺复兴在内的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受了作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反封建利器——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先进的中国人”才发现了儿童，开始重视儿童，呼吁给儿童以精神上的食粮。但是，客观上，由于几千年来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凭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是不能置其于死地的，儿童的地位最终还是没有得到提高。到了“五四”时期，由于有了晚清时期的启蒙运动做基础，此时，可谓是一呼百应，有识之士纷纷投书报刊，呼吁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儿童，让他们从长辈的“附属品”变为“组成社会的重要分子”，同时强调儿童应有自己的文学，主张“将儿童的文学给予儿童”。这样，在命名“平民文学”“白话文学”的同时，“儿童文学”专词也应运而生（见周作人在北京孔德学校所作《儿童的文学》的讲演）。直至这时，产生儿童文学的社会、思想条件才完全成熟。

二、儿童文学作品不等于作为文学一个独立门类的儿童文学，这不仅是量的不同，更有质的区别。晚清时期对儿童文学各种体裁的提倡只是为“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诞生做了必不可少的文学上的准备。因为，每一时代的文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必须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为出发的特定的文学资料作为前提。毫无疑问，有个性才有共性，先有儿童小说、儿童诗歌、童话等这些个别的、具体的儿童文学样式的客观存在，然后才有儿童文学这一概括的抽象的理论反映，这是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观点。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晚清时期是儿童文学的胚芽时期，而“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脱颖而出，除了它特定的历史环境外，更是晚清时期“儿童文学活动”的必然结果，是“十月怀胎”后的“一朝分娩”。

三、“五四”时期，出现了一批专门为儿童创作的作家。茅盾早在1918年就开始为孩子们写作童话，到1921年10月就先后发表了27篇童话。叶圣陶从1921年起就致力于童话创作，到1923年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童话集《稻草人》。《稻草人》的出现，“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标志着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儿童文学作品的诞生。此外还有郑振铎、郭沫若、周作人、王统照、许地山、赵景深、冰心、刘半农、老舍、严既澄、谢六逸、耿济之等，都在各自的写作岗位上为儿童文学做出了可喜的成绩。1922年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两种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商务印书馆）和《小朋友》（中华书局）。当时的四大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都时而发表儿童文学作品。《晨报》辟有《儿童世界》，《京报》附有《儿童周刊》，《学灯》则开辟了“儿童文学”专栏，1921年商务印书馆还编辑出版了十种《儿童文学丛书》。此外创造社的《创造周报》《洪水》以及浅草社的《浅草》、沉钟社的《沉钟》周刊、进社文艺研究会的《白露》等新文学团体创办的刊物，也都有儿童文学作品披载。随着创作实践的深入，研究儿童文学的专著也纷纷问世，有魏寿镛、周侯予合编的《儿童文学概论》、朱鼎元的《儿童文学概论》、赵景深的《童话评论》等，这些专著对儿童文学的实质、来源、分类和儿童年龄阶段，甚至教学法和版本形式都有了论述。我们从《童话评论》的短序里，还能看出当时的中等师范学校，已经有“儿童文学”这一科目了。以上这些都是晚清时期所不可比拟的，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出现，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儿童文学“独立国”的正式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