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儿童文学的兴起与蓬勃无疑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作为一种文学而言，我们通常将儿童文学看作是崛起于“五四”前后的“新儿童观”的倡导中，以鲁迅为开端，而以“文学研究会”诸君子的“儿童文学实践”为中坚，其流风所被，则可谓时至今日仍方兴未艾，形成了鲜明的“以为人生、重教育性”为特征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鲁迅方向。近年来，随着学术界改革开放后的宏阔视界，在对“儿童文学教育方向性”这一特点的反思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与现代儿童文学观念互通声息的主要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注重娱乐的以儿童为本位”的文学理想。联系到“五四”时期周作人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而鲁迅则侧重于创作实践及社会文化批评，其关于儿童文学的论述在浩如烟海的著述中只不过是“凤毛麟角”这一事实，据而提出应对鲁迅、周作人等在“五四”儿童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所占据的地位予以重新评估，并与文学界“重写文学史”的大潮相呼应，有重写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倾向。我们认为，这一倾向是不正确的，诚然，“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兄弟也曾协同作战，分别从各自的领域催生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但他们在倡导儿童文学之初的动因与目的就不尽相同且因本质上的差异而致有后来的相距千里。因而研究鲁迅、周作人的早期儿童文学思想，厘清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在发生期的思想脉络，不仅对理解中国儿童文学鲁迅方向的必然性及其意义，而且对鲁迅、周作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一、对鲁迅、周作人儿童文学思想的比较，应放置“五四”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考察他们在儿童文学产生的前提条件——儿童观上的异同。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儿童文学观；只有儿童被认为是独立的人时，一种适应于他的文学才应运而生

有着两千年封建文明的中国，人们对儿童的理解如何呢？鲁迅清楚地指出：“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10）周作人也同样指出：“中国向来对儿童，没有正当的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是将他看作不完全的人，说孩子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儿童的文学》1920.12.26）他慨叹：“中国还未曾发见了儿童——其实连个人与女子也还未发见，所以真的为儿童的文学也自然没有。”（《儿童的书》1923.6.21）

对中国社会儿童现状有着清醒认识的周氏兄弟，为了“救救孩子”，又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于家庭这一封建统治最基本的细胞上，主张先从父母解放各自的子女做起，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比较完整地阐述了他的思想：“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1．要保存生命；2．要延续这生命；3．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继而又说，“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基于这样的思想，鲁迅认为：“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1918.12）中也表达了与鲁迅相一致的认识：“照生物现象看来，父母生子，正是自然的意志。有了性的生活，自然有生命的延续，与哺乳的努力，这是动物无不如此。到了人类，对于恋爱的融合，自我的延长，更有意识，所以亲子的关系，尤为深厚。近时识者所说儿童的权利，与父母的义务，便即据这天然的道理推演而出，并非时新的东西，至于世间无知的父母，将子女当作所有品，牛马一般养育，以为养大以后，可以随便吃他骑他，那便是退化的谬误思想。”在《祖先崇拜》（1919.2.23）中，周作人进一步批判了那种过去比现在好的观点，认为现在胜于过去，未来胜于现在，我们不应该“崇拜祖先”，而应该崇拜代表现在的自己，特别应崇拜代表未来的子孙。指出父母有养育子女的义务，子女长大以后，不仅自己要好好做人，而且还要努力培养下一代。

不论是鲁迅主张从亲权尤其父权中解放子女，还是周作人将“崇拜祖先”改为“崇拜子孙”，都是用生物进化的观点论说了人类社会中成年人与儿童的关系，鼓吹“以幼者为本位”的新儿童观。从总体来说，人类的进步是没有止境的，总是前者为后者牺牲，后者比前者更有发展。但是，联系到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那就不是用生物进化的道理所能解释清楚的，中国的社会现实便是如此，鲁迅与周作人对儿童理解的分歧也正在这里：有侧重于社会性与侧重于自然性的区分。

早在1915年的《儿童艺术展览会旨趣书》里，鲁迅就指出：“人自朴野至于文明，其待遇儿童之道，均有三级。最初曰育养。更进，则因审观其动止既久，而眷爱益深，是为审美。更进则知儿童与国家之关系，十余年后，皆为成人，一国盛衰，有系于此。”后来在《随感录二十五》（1918.9.15）中再一次写道：“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继而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由此可见，鲁迅一开始关注儿童问题，就是把儿童看作将来，看作发展，看作希望，把儿童问题从家族关系发展到了人类关系，这在理论上相当深刻。但是，周作人所提倡的“把祖先崇拜”改为“子孙崇拜”的见解中，却缺乏把父母与子女关系转为人类的契机。周作人认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本来已是‘两讫’，但究竟是一体的关系”（《祖先崇拜》）。因而，他所论述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一直局限于家族关系中，父母与子女关系从头到尾都在从祖先到子孙的血缘关系之内，父母与子女的义务和责任只是作为一名家族成员的义务与责任，而没有上升到家族成员也负有作为人类成员的责任，像鲁迅那样注目家族关系，却又摆脱家族关系的范围走上人类关系的高度。因此，鲁迅眼中的儿童是处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历史的人”；处于人际关系中成长的“社会的人”。而周作人眼中的儿童则是处于自然进化中的“生物的人”，是“人与子”，是鲁迅所说的那种“儿媳妇与儿媳之夫”（《随感录四十》）。这是鲁迅与周作人儿童观的最本质的特征与分歧所在。

二、对鲁迅、周作人儿童文学思想的比较，更应从他们当时对儿童文学的理解上来考察，尤其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五四时代的开始注意儿童文学是把‘儿童文学’和‘儿童问题’联系起来看的。”（茅盾《关于“儿童文学”》1935. 2.10）

1918年1月，改组后的《新青年》就开始注意妇女和儿童文学。该刊主编陈**曾明确指出：“‘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教育问题’之一。”事实上，当时对儿童文学的提倡，主要是看重它的文艺形式便于传播思想。鲁迅、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思想也无疑是他们儿童教育思想的重要一翼。由于对儿童教育的不同理解，他们对儿童文学思想又有着各自的内涵。鲁迅儿童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对于一切幼者的爱”（《与幼者》1919.11.1），目的是要把儿童教育成一个“独立的人”“完全的人”“超过祖先的新人”——“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因此，他非常重视发挥具有“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文艺作用，不仅在《故乡》《社戏》等文学作品中塑造了闰土、双喜、阿发等他心目中理想的儿童形象：热情、朴实、正直、善良、勤劳、勇敢、睿智、精干、乐观、向上，这些英伟的宁馨儿，有着健全的精神面貌和纯洁无瑕的心灵，这正是“‘人’的萌芽”。同时，为着这“‘人’的萌芽”的健康成长，还对儿童文学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鲁迅早期（“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思想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三个方面：

1．儿童文学是儿童教育的重要手段。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1913）中，鲁迅提出倡议研究给儿童的文学，目的在于“以辅翼教育”。在《儿童艺术展览会旨趣书》（1915.3）中更具体地指出了儿童文学四个方面的功用，即使儿童“观察渐密，见解渐确，知识渐进，美感渐高”。

2．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特殊性，强调儿童文学的可接受性原则。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指出：“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因而在《华盖集·通讯》（1925.3.12）中提出了儿童文学作品应“浅显而且有趣”。“要brehm的讲动物生活，fabre的讲昆虫故事似的有趣”。还在《二十四孝图》（1926.5. 10）中提出了“真实性”的要求：“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

3．提倡科学文艺，强调科学思想与科学知识对培养少年儿童进取心理的积极意义。早在1903年《月界旅行·辨言》中就强调了科学小说“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

与此同时，周作人也以“儿童本位观”和“儿童是完全的个人”为理论基点，提出了他以符合儿童本性自然发展的儿童教育思想。他指出：“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关于儿童的书》1923.8.17），凡是“违反人性”的虐杀儿童精神的“习惯制度”都应加以“排斥”。“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生活的需要，适如其分地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富。”（《儿童的文学》）所以正当的儿童教育当以卢梭的“回到自然”顺应儿童本性，让他们的身心自由发展为指导思想。周作人反对一切新旧道德教训的训练儿童方式，主张“教育者授与学生知识的根本，启发他们活动的能力，至于政治上的主义，让他们知力完足的时候自己去选择”。（《国荣与国耻》1921.7.23）无论是过去那种以纲常名教封建思想来强行灌输的方式，还是现实的以“国耻教育”“爱国教育”政治内容入于幼儿园、小学校的方式都是不正当的（《敬答郑兆松先生》1923.8.24）。我们所能做的只是以人类科学知识激发儿童正常智力的发达，以艺术、儿童文学去激发儿童创造的幻想的能力，庶几可望培育出“完全的人”。因此，与这一教育思想相通的周作人早期儿童文学思想也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强调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的关系。在《童话略论》（1913.11.15）中，他认为：“童话与儿童教育之关系，近已少少有人论及……今以童话语儿童，既足以厌其喜闻故事之要求，且得顺应自然，助长发达，使各期之儿童得保其自然之本相，按程而进，正蒙养之要义也。”“五四”时期，童话几乎就是“儿童文学”的同义语，两者没有严格的界说。

2．重视儿童的精神世界，强调儿童文学是娱乐的文学。周作人在《童话略论》《童话的讨论》及《关于儿童的书》中都集中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认为儿童与“原始人”相似——“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同序”，因此，“原始人”的文学与儿童相当。儿童文学的任务应该是“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那么儿童即使难得正当的学校，也还有适宜的花园可以逍遥”。

3．强调“儿童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便没有什么标准”。（《儿童的书》）在同一篇文章里，周作人提出：要避免“太教育的，即偏于教训”，“太艺术的，偏于玄美”的两种倾向。最好的儿童文学是那种“无意思之意思”的创作，如安徒生的《丑小鸭》《小意达的花》之类的“非教训的无意思，空灵的幻想与快活的嬉笑”之作。在《关于儿童的书》中，他又一再重申，不论怎样的儿童读物绝对不能灌输“圣经贤儒”等道德观念和政治思想，“群众运动有时在实际上无论怎样重要，但于儿童的文学没有什么价值，不但无益而且还是有害”。

比较上述鲁迅、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思想，结合他们的儿童文学实践，不难看出，鲁迅、周作人都从“儿童本位观”与培养“完全的人”出发，强调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的关系，强调儿童文学必须以尊重儿童接受者的智力水平为前提，这无疑是对几千年来“父为子纲”的以“长者本位”的旧儿童观、旧道德观、旧教育观的有力声讨与抨击，催促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同时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打下最初而又扎实的基础，其功其德必将永载史册。然而，对儿童、儿童教育的不同理解，他们的儿童文学思想在相近的表述上却有着实质性的分野。将儿童看作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的鲁迅，显然吸取了进化论中“斗争”与“发展”的观点，将他的儿童文学思想建立在“儿童本位”与“民族未来”的双支点上，立足现在，放眼未来，将儿童文学作为儿童的知识启蒙、智力启蒙、人生启蒙的利器。尽管鲁迅对儿童文学的功能有夸大之嫌，但儿童文学必须同社会时代一同前进，为人生、为社会、为民族、为未来的思想是正确的，是合乎当时中国的国情与现实要求的。可是周作人，一方面他将儿童视作“自然的人”“理想的人”，要保持儿童纯洁的心灵不受污染，另一方面又十分痛心儿童被污染的悲惨的现实，然而，他没有选择“斗争”的方式，而是从生物进化论中吸收了“顺应自然”的一面，寄希望于儿童文学能为儿童营造一座可以供他们逍遥的花园，这只能说是一种美好而不切实际的幻想。尽管周作人在对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与艺术性的认识上比鲁迅有更近于文学本质的地方，他的排斥政治思想的主张也不失为批评不合理的现实社会的一种积极态度，但他因此排斥了儿童文学与现实生活的根本联系，甚至连有关国家民族尊严与前途的“国耻教育”与“爱国教育”，他也要求坚决摒弃在儿童文学之外，这显然是错误的，不合时务的。可以说，“社会的、民族的、未来的、教育儿童的文学”与“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的、供儿童消遣的文学”是鲁迅与周作人儿童文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与根本分歧。这是两种性质的儿童文学思想的分歧，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之所以沿着鲁迅的方向发展，根本原因也正在这里。

综上所述，鲁迅、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思想在他们共同倡导儿童文学运动的“五四”时期就已经有着性质上的差异与发展趋向的不同。也正是这一分歧所引起的矛盾运动，才进一步推动了人们的探索，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内动力之一。从这一时期他们在儿童文学思想的差异上，人们看到了中国儿童文学自她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存在着两条道路与两个方向的论争，而在第二个十年里，中国儿童文学为什么是沿着鲁迅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沿着周作人的方向发展，这实在也是“进化”的必然，而不能脱离赖以存在的时代，在社会与文学以外去找原因。